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可以这样来概括，危机与机遇并存、挑战与升华共在。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面对西方强劲的话语霸权，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难以找到与之对话交锋的平台，以至于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弊病的失语。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性何以可能？一方面，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只有放到对现代性的回应框架中才能够得到很好的阐释和彰显，这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所作的深刻批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同时，这一分析框架也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对话的思想平台。[1]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力推进，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的实质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在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是指导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作全面的探讨，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2]本文从我现在所能收集的资料对近年来我国哲学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初步的总结，希望这一总结能为我国哲学界进一步深化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点帮助，而这种深化又能为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有无和缘起的研究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起源于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是在西方现代性过度的历史背景下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阈而开启这一话题的。当前，现代性在我国并未全面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凸显了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有无的研究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找不到现代性这样的名词，由此，有的学者就提出，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仅仅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批判的角度出发，也认为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尽管未曾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是却有丰富的现代性思想”。[3]

第一，这里就存在一个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标准问题。能否以马克思的文本中是否出现现代性这个词为标准来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也能否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为标准来否定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标准，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有没有现代性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4]实际上无论是在马克思早期对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宣判中，或者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批判，还是在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新探索中，现代性问题都以显性的或隐性的方式“出场”。[2]

第二，马克思就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深刻的体悟。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生产。[4]任平教授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就是马克思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现代性对于马克思而言，不是其边缘化的在者，不是碎片化散播的话语，而就是贯穿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变革的核心、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5]贺来教授也指出：“马克思身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6]

第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这种现代性实现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否定的只是资本主义这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但并没有否定现代性合理的精神实质，马克思的批判是其建构新现代性的基础。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他对现代性所作的一种深刻反思，不仅反思其哲学前提也反思现代性本身；不仅反思现代性现象这一“原本”，而且也反思隐藏在“原本”背后的前提预设和根源。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没有使其走向反现代性。就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哲学前提——理性主义的批判来说，他批判抽象的理性主义，但没有抛弃理性本身。马克思一方面激烈而愤怒地批判资本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更不希望人们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可见，马克思虽然批判现代性，但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又并未完全抛弃现代性的特质。[7]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被马克思自觉地确定为解剖现代世界最恰切、最有效的途径。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马克思有无现代性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3]

（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

在解决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问题后，学界马上会遇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缘起于哪里？具体内容有哪些？如何形成发展来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有何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缘起问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缘起的研究，二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缘起的研究。学术界一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的：第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它在不断地扩张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不断地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因而使正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特别是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面临源头失语的威胁。第二，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是发展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更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当代中国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理论层面上追问现代性的内涵，从而需要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第三，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分析，德里达、詹姆逊、德里克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当年马克思后现代思想遗产的“重新发现”，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否弃，以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鲍曼等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科学考察马克思与现代性、后现代的关系中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基点和本真意义，这需要学界积极回应。[5]

现代性是真正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但长期以来，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最为关心同时也颇感困惑的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马克思哲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进一步地向纵深推进？在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时候，人们觉得最困难同时也最要害的问题是：在今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类生活的现实结合点究竟在哪里？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哲学应有的批判力量？在我们看来，面对这些问题，现代性的反省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反省，将为马克思哲学向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途径。[6]

其次，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轨道而形成的，它是在历史和时展的逻辑中形成的。马克思出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其大学毕业后正值资本主义现代性成长的初期，其种种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另外，德国当时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环节中最落后的一环。面对此情此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关于理性和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这种实现现代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和批判，进而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性的理想。

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向度及内容

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向度及内容的研究是当前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一些观点。

（一）二维说

郑元景、余章宝提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二维说。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践特质内在地含有对现代性的批判向度和建设向度。[8]

第一，实践的维度。现代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现代性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自由”为标志的时代精神，它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启蒙时代总是被冠以“理性时代”的标志，现代性就是理性的另一种说法。最早最彻底对启蒙理性进行根本解构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拒斥理性形而上学的产物。马克思已经不是从理性、思想出发说明现实物质利益，而是从现实的物质利益来解释理性、思想。马克思既不承认有脱离现实世界之上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也拒绝脱离开人来抽象地把握世界。在他看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9]（P178）马克思甚至断言，自然（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代活动的结果。这样一来，感性的“自在世界”就借助于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世界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实践的介入使对象世界成了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7]

第二，具体的人的维度。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是一种现代观念。现性主体是从启蒙时代中生发出来的。整个启蒙时代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历史前提。可以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通过凸显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对现性主体进行了批判。从实践的需要出发，马克思将启蒙的先验主体消解在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中。马克思认为，启蒙告诉我们的那个孤立的、理性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抽象和虚构，是非理性的、认识论的、想像的主体。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即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不是通过主观的反思建立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主体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根本上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二）三维说

很多学者都从三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具体内容，如胡颖峰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三个维度。[10]但漆思比较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维度，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维度：[11]

第一，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无法实现社会关系的普遍和解与人的自由解放，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统治进行合法化辩护的启蒙现代性理想，只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已。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清理了其中凝结着的启蒙现代性理论，锻造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哲学武器。这一新的哲学观，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内在统一起来，对于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本质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马克思正是用这一武器，对作为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主体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启蒙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批判。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在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之后，现代性的诊断就不仅仅是哲学的任务，而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真实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现的正是这一新的批判取向，异化批判就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命题。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揭示，目的是要使异化意识回到现代性社会的生活背景之中，从社会系统合理化和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如果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启蒙现代性理想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堕落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工具，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则更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带来了人的物化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只有从制度上扬弃资本主义，才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理想。

第三，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理论视阈，现代主义是从肯定的视阈来修正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从否定的视阈来解构现代性的，而马克思则是从扬弃的视阈来分析现代性。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哲学观，不但克服了启蒙现代性的理念局限与制度局限，而且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极端化思维模式，实现了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反映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状况的正反两面。如果说现代社会实现了启蒙倡导的现代性一面，那么它还压抑了作为校正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性的一面，这激起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造反。但这两种立场都局限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框架之中，未能实现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扬弃。马克思把现代性批判置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认为启蒙现代性既充满着矛盾悖论又包含着人类解放意义，那种完全拥抱启蒙现代性的现代主义与马克思的革命批判精神不相吻合，而激进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更与马克思的辩证扬弃观点相去甚远。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

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比较少。从目前我收集的资料来看，主要有两位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任平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和哲学转向的依据时，马克思现代性视阈变革及其资本现代性批判问题被摒弃于视野之外，而对马克思现代性视阈转变和资本现代性批判又忽略哲学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两者完全脱节”。“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与哲学批判都随着两者相互作用的向前运动呈现不同的阶段。学界总是看到交叉点一边的哲学批判序列，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察交叉点另一边的现代性视阈的变革序列，更缺乏将构成互动交叉点的两边做关联性的考察，将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看做是马克思为解决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一历史语境问题的必然结果”。[12]因此，作者试图将马克思哲学革命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研究，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过程如下：（1）批判的神圣——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2）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改变德国现实的现代性哲学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在莱茵报时期写下的一系列论文中。（3）马克思人本学——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文章中。（4）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批判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基点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6）现代性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成熟期的作品，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石敦国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哲学现代性批判到经济学现代性批判的过程。所谓哲学现代性批判就是对以理性主体原则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之根本状况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形式和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应当从哲学现代性批判转向经济学现代性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批判和历史批判。这就是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这是真正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因为它是真正的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它不是局限于对意识现代性的意识批判，尤其是对哲学现代性的哲学批判。它通过经济学批判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之中，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对哲学现代性的批判固然可以由哲学本身来完成，但这只是“在天上”的批判。哲学现代性的基础“在地上”。只有从实践出发，揭示实践的历史本质和批判本质，才能既是对哲学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的总体状况的根本批判。[13]

四、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使然。研究现代化的权威专家钱乘旦认为，现代化肇始于欧洲，从此之后，不论人们喜欢与否，它都将以迅猛的速度前进，这个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它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未开化民族从属于开化民族”。而今天全球化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已是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那么各个民族国家唯一可以变的就是选择一条怎样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我国哲学界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就显得尤为现实。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背景、方式方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角度来进行的。

任平认为，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过许多思考。在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6]

邹广文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为学界所关注。而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与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加快、与思想文化界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对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应从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观照出发，注意把握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注意解决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矛盾和价值冲突，注重实践的人文关怀。[14]

而在2004年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持召开的“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发展”研讨会上，学者就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15]学者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社会生活内部包含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因素，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面临着多维而非一维的历史任务。其次，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来看，现代性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流变的、不断生成的概念。在现代性概念的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对峙；随着启蒙精神内在弊端的逐渐显露，以价值理性重建现代性的呼声日益强烈。再次，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具体方式来看，一方面，需要强化启蒙精神的基本内容，加速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规避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努力吸收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积极成果。[16]

五、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现代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以及中国现代性建构决定了现代性依然是我们当下的实践目标。在现代性和后现代并存的历史境遇中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我们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从方法论上更加自觉地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比如可以从文本学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对马克思的经典的文本，从其《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逐一从现代性这一角度来进行文本的解读。这种文本式的解读一方面能切实弄清楚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也能为我们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误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改变我们与其交流对话的被动局面，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融入国际学术圈，并在国际学术圈展示马克思哲学应有的魅力。

第二，要注意以建构中国现代性为主题和主线，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指导，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贯通起来。近年来，哲学界普遍意识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划界的弊病并呼吁和探索打破这种藩篱从而实现“中西马”融合的可能和途径。在实现中西马的融合中，我们认为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以建构中国现代性为主题和主线可能是实现中西马融合的比较可行的通途。因为，哲学是时代的精神，中国现时代乃至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的时代精神就是构建中国现代性。所以，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以建构中国现代性为主题和主线，可以使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得到真正的融合。同时，还能为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张力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三，应该加强我国哲学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交流对话，改变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中自说自话，进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际学术界应有的地位。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似乎往往居于强势的“在场”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往往“缺场”。这种状况的改变亟需我们加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理论的研究以及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我们要注意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为契机，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同时，激活我国哲学界展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误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