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是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国家安全问题，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发展阶段的变化总是会带来很多战略性提法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讲的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问题，这个稳定当时主要是指社会稳定，针对的是高发的“群体性事件”。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发展与安全，我们越来越强大，为什么越来越强调安全问题？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安全悖论”，也就是我们的发展并没有必然带来安全，发展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很多安全问题，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很多全新的安全风险。我想国家安全的根本关切是政治安全，其中包括政权安全即党的领导权问题、制度安全即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还有意识形态安全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问题。中国以其巨型的规模发展到今天，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文明的意义，300多年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在支配着世界秩序，中国自身的发展改变了文明意义上的秩序结构，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个意义是制度意义，当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失败以后，社会主义中国依然以她自有的优势发展到今天，从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和优越性，形成了事实性的模式之争。第三个意义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制度和文明的意义使西方深刻感受到以前口头上常说的“中国威胁论”确实到来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加速拓展，美方则在这种“威胁”之下加速合纵连横，反过来又增强了中国的不安全感。这是我们强调发展与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我想从政治学理论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一探讨。国家安全其实是国家权力安全，国家权力的核心是谁统治、如何统治的问题。国家权力由四种权力构成：第一是经济权力；第二是军事权力；第三是意识形态权力；第四是政治权力。四种权力的关系是：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不是原因，它是结果。比如说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他是靠北伐打出来的，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权也是靠意识形态权力与军事权力的组合打出来的。强调政治权力是结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是这些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因此总是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其作为解决问题之道。事实上在逻辑关系上，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力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你把结果当原因去解决问题，中外历史告诉我们问题会恶化得很快，比如说苏联解体、，很快把这个党这个政府搞没了。总书记经常谈到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其实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地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如果对政治制度动手术，中外历史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制度这个盘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稳定的基本盘，政治制度一乱这个国家就没了，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是意识形态权力是其他权力之魂。支撑国家权力的是意识形态，GDP再大也没有用，富人可以为这个党说话也可以为那个党说话，在某种意义上军事权力很强大，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也不管用。我们有深刻的教训，苏联失败当然不是失败在军事上，也不是失败在科技上，甚至不是失败在经济上，它就是失败在意识形态上。从总书记到苏共的宣传部长，完全按照自由民主制定改革路线图，两年左右就把苏共搞没了。我们认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第一个是如何巩固政治制度问题，第二个是如何强化意识形态作为立国之本的权力的问题。

第三，我想谈一点意识形态的现状。为什么谈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说起来像是一个宣传问题，但是它是一个社会科学范畴，意识形态如果落不到社会科学上会是非常空洞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它塑造历史观。我们的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历史观塑造的，那么这个史观往往决定了一个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社会科学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因此，学科建设是历史观的塑造，由其传递的对制度合法性的认识与国家安全关系特别密切，我们在理论工作的一线感受很深。2008年是中西之间的转折点，我们的奥运会办得很漂亮，西方开始金融危机，但是国内却开始谈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谈合法性的标准是是否是竞争性选举。我把政治合法性的相关理论重新梳理了一遍，发现上述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但是被美国当成理论对外传播。合法性是一个国家权力的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学科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这一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就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以政治学为例，10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分别流行的是欧美政治学，欧美政治学强调的是制度主义，关心制度是不是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到1980年恢复政治学以后，开始流行个人权利学说。按照西方政治学来判断中国共产党，就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显然，需要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如何塑造中国治理的社会科学，我研究过美国社会科学史，按照我的理解，二战以后美国把自由主义抽象的政治哲学变成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等等，自由主义的主线真正做到了进教材、进课程、进大脑，全世界很多精英们接受的也是这个东西，自觉不自觉地用那套标准判断本国政治，很多国家的政治被颠覆也正源于此。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深感共产党从革命一路走来自主性非常强大，从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潮的冲击下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我们学科建设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今天需要中国主体性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军事思想解决了，那就是军事思想，但是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安全思想这方面，在学科意义上，任重道远。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长期性政治认知标准问题。

作者:杨光斌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