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冠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

从《春秋大义述》看杨树达的伦理观

据《春秋大义述•自序》，该书撰成于1939年秋后至1940年初之间。此书之撰作与杨树达先生当时以《春秋经》设教相应，“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雠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1］(P80－81)。这就与礼义之邦的传统伦理原则大有关系了。全书凡五卷二十九篇，兹举其关乎伦理道德之大要如次:1．以攘夷复民族大雠为荣，捍卫国家而勇于献身为贵，堕落而甘当叛贼为耻。这是《春秋大义述》卷一前四篇的宗旨。遇夫先生写道:《春秋》荣复雠。复国雠者贤之。国雠不可并立于天下，虽百世可复也……《春秋》严夷夏之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行乎夷狄，则亦夷狄之……蔡世子般夺父政，则夷狄之。郑弃其师则夷狄之。卫伐凡伯，则直称为戎。郑大夫欲从楚，则视为夷狄之民。呜呼，可不戒哉!《春秋》贵死义……贵死义，故贱苟生。国君见获不能死位，则绝之……国君失国不能死位，亦绝之……逢丑父代齐顷公之死，可谓能舍身矣，而《春秋》非之者，以其使顷公苟生，置其君于人之所甚贱故也。［3］2．以仁义、修身正己、诚信、礼让为贵，以诈谖、怠慢、骄纵为可讥。这是《春秋大义述》卷一第五篇以及卷二凡七篇的宗旨。遇夫先生写道:《春秋》贵仁义。楚庄仁而佚晋寇。子反仁而矜宋民。曹公子喜时仁而免其君之罪……此皆《春秋》所贵者也。贵仁则恶暴……皆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也。贵义则贱利。无骇入极则贬之;取郜取防，则甚之;伐莒取向，则讥之……固《春秋》之大戒也。《春秋》贵正己。潞子身正，则与之有义。齐桓公不正而套陈袁涛涂，则不能予伯讨……身不正者，不能正人也……《春秋》贵诚信……《春秋》贵让……［3］(P1－43)3．以民为重，以得众为贵。《春秋大义述》卷三有《重民》和《贵得众》两篇，遇夫先生说:《春秋》重民，故齐桓爱民则称之，楚庄恤百姓则与之，鲁僖有志乎民则称之，鲁文无志乎民则讥之。重民力则讥筑作……重民食，故有年则书，告籴则讥。重民命，故公子遂乞师则讥……重民财，故税亩则讥……圣人之意亦大可见矣。《春秋》贵得众……然则国家之于民众也，可不慎哉!［3］(P44－114)4．爱好和平，恶战伐，重守备。《春秋大义述》卷三有《恶战伐》、《重守备》两篇，充分表达了礼义之邦传统的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但也重视正义战争，重视武备的美德。遇夫先生说:《春秋》惟重民也，故恶战伐。灭国者疾之，取邑者疾之，火攻者疾之，伐丧则尤恶之……然宋襄公以竖刁、易牙争权而征齐，则与之;楚灵王以齐庆封乱齐而伐防，则与之;为复雠而兴师者，则荣之……［3］(P141－148)《春秋》重守备……颊谷之会，鲁君以有武备而掩齐;巢之役，吴子以无武备而见弑……为国者可不戒哉!［3］(P160－166)5．尊尊，亲亲。《春秋大义述》卷四《尊尊》、《大受命》、《亲亲》、《重妃匹》，卷五《尚别》以及《言序》诸篇表达了这一类人伦之常。遇夫先生这样写道:分莫尊于天子，故战则王者无敌，盟则王人序首……知《春秋》固不以尊尊没是非善恶之公矣。公子结与齐侯、宋公盟，则曰: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若郑弦高以救郑国之危，矫君命而犒秦师……皆《春秋》所守也。《春秋》亲亲……知亲亲之中，尊固有所统也……盖国重于家，固不以亲害尊、以私妨公也。《春秋》贵男女之别，故宋伯姬守礼则贤之……尚别则贱淫……亦《春秋》之大戒也。《春秋》之立言也有序……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P148－160)遇夫先生解说《春秋》大义，“以《公羊传》为主，以《穀梁传》辅之”，此外援引“董生《繁露》、桓宽《盐铁》”以及左氏等大量文献为证，而《凡例》实已将全书纲领标明，实已对全书立论依据之伦理要道作了简要的概括，譬如:人臣之罪，莫大于叛国。宋鱼石、齐庆封以中原之人，受夷狄之封，凭藉异族之势，以胁父母之邦，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也。故楚灵虽不道，其讨庆封也，《春秋》予之伯讨。而董子亦著封罪之宜死，诚深恶而痛绝之也。倭寇鸱张，不谓今日炎黄之胄，尚有为鱼石、庆封之续，藉外援以叛国者，真人类之枭獍也。故次述《诛叛盗》，明众怒，张天讨也。婚姻之道，昔苦其拘，今患其纵。拘者非也，纵者亦非也……此《重妃匹》、《尚别》二篇之所为述也。《春秋大义述•凡例》这一类议论，既概述了相关各篇大义，又切合当时社会政治伦理以及民风。六十年过去了，今天的读者还可以从中获取教益。

从《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等著作看杨树达的伦理观

《积微翁回忆录》据杨树达先生的日记整理而成，是记述他生平言行、待人处事、治学心得、著述与思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也是研究杨先生伦理思想的可靠依据。《积微居诗文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伦理思想。试举例说明如次。1．日本人上原定清来，请题字。为书数语云:“国与国交，能以忠恕为主，乃可免战祸;否则必生民涂炭。”(1936年6月3日)2．五月廿一日，往东乡拜大父及慈亲墓……六月八日，拜伯兄墓……八月六日，到王宅，参加葵园先生九十六岁公祭。(1937年)3．玄同天资明敏，读书努力，于音韵之学有心得。芦沟桥事变后，以养病居北平，倭人求之，终不出。周作人为其友，钱稻孙为其姪，皆已附逆。玄同独不受污，志节皎然，尤为可敬。然玄同一生大病在于好利……(1939年5月21日)4．撰《读春秋传》。襄公七年郑伯髠原欲从晋，其大夫欲从楚而弑之。二传贤郑伯。襄公二十年，蔡公子燮欲从晋，蔡人杀之。《左传》讥燮不与民同欲。二义正相反，知左氏不明攘夷大义也。(1942年3月22日)［3］(P167－198)5、《人民湖大》编辑来，问朝鲜停战感想。余谓:以战事论，中朝胜而美帝败……近来战事彼来我御而已……此皆和平主旨、国际主义精神之表现也……(1953年7月30日)［3］(P206－236)6．科学社来书，欲去祭梁先生文，余主不去，以时务对中国有历史关系也。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心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1954年9月2日)［3］(P283－286)7．先生孝友敦笃，持节廉介，接人以和;遇有不可，则不少宽假……古今政治制度利弊兴革大要，罗列于胸，而归极于礼。官京师时，尝请立礼学馆，编辑礼义教本颁行天下，使国人习之……(《平江苏厚庵先生墓志铭》［4］(P116，134－137，150，183－184，370－371，389))

以上录出的1、3、4、5段，前三段表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敬重爱国志士的坚定立场，后一段则是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斥责，这四段都表达了和平主旨与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段表现的是亲亲和敬重先贤的人情之常。6、7两段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坚持，也是尊师重道这一传统美德的光辉的显现。梁任公、苏厚庵两先生都曾经是杨树达先生的老师，但他们都不是一代完人;在他们逝世后，杨先生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肯定其功绩，适当地表示怀念之情，这是传统伦理观的实践。对王葵园与钱玄同，杨先生的怀念也表现了同样的伦理精神。中华民族看重爱国主义，爱好和平，尊敬师长，这是我们伦理学的重要内容。王葵园、梁任公(启超)、苏厚庵、钱玄同诸先生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杨树达先生的“大父及慈亲”、“伯兄”恐怕也算不上无产阶级。敬仰这些人，符合我们的伦理道德，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十分强调阶级社会中道德的阶级性，但并不因此而一般地否认道德还同时含有全民性的因素。所谓道德的全民性或全人类性因素，说的是人类有着某些最起码、最简单的共同的生活规则，或者说不同阶级的道德‘具有需许多共同之处’［5］(P86)。这种道德的全民性或全人类性因素，也是由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6］(P133)同时，生活于同一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各阶级之间，在利益问题上除了根本对立的一面之外，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会有着某些相一致的地方。”［6］(P133)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对中华民族而言，孔子的伦理思想具有某些方面的相当高度的全民性即超阶级性。惟其如此，孔子身后的时代以至近代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期间除外)的研究者们几乎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可，遇夫先生也不例外。”［7］(P32)我们认为杨树达先生的伦理观及其实践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杨树达先生出生于正直的知识分子世家，从小接受礼义之邦传统美德的教育与诗礼文化的熏陶。他孜孜不倦地治学，以教书育人与著述为事业，终于成长为顶尖的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是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深刻理解，并且具备儒家传统道德的优秀学者。他的著述，不仅在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方面为学术界贡献了丰厚的遗产，还在文学、哲学、伦理学诸领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读杨先生的书，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做学问，还可以学习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