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企业经营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效益，目前，很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存在道德缺失等问题，因此，企业伦理文化建设势在必行“。企业伦理”概念和学科起源于美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企业伦理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美国学者对企业伦理作出了以下总结：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规范准则，企业职工是道德准则规范的主要对象。但是更多学者认为：企业伦理是企业发展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范，其对象是企业全体职工。企业伦理的德行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伦理可以有效束缚企业职工的日常行为；第二，企业的生产经营受企业伦理的束缚；第三，企业伦理可以正确处理企业各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第四，企业伦理与法律效率具有较大差异，企业伦理的作用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认知以及企业规范进行确立。

2现代企业管理中伦理文化的现状

2.1企业文化认识扭曲企业伦理文化引入到我国企业建设中的时间有限，因此，职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还存在很多问题。企业建设中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利益意识，企业化理文化与企业建设紧密相关，但是其对个人利益却没有太大影响，所以职工通常选择置之不理或者可有可无管的态度，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建设，无形中也影响了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企业职工对企业文化认识的扭曲，将各种危害企业发展建设的思想，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厚黑学扭曲下的“中庸之道”，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在实际的发展建设中，企业中个人最大化的思想很难实现最终受益的最大化，这个观念早在“均衡理论”中就得到了论证。总之，我国企业建设中存在的扭曲思想既不利己，又危害企业的发展建设，某些管理存在问题的企业受其影响更加严重。

2.2企业伦理概念模糊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管理理念逐渐融入到企业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现代管理理念引进了我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企业伦理文化。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以中西方文化管理哲学为出发点，企业伦理逐渐发展起来。目前，我国企业伦理文化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实际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企业伦理概念模糊的问题。由于我国企业伦理从西方企业引进，很多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企业职工对伦理文化概念的认识仍比较模糊。

2.3企业伦理严重滞后我国企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仍处在初级阶段，很多企业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还是会受西方伦理观念的影响。我国企业本身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难题，现在，又面临着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之间的融合问题，企业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经营管理显得尤为困难。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绝对有保障，其“滞后性”主要表现在管理人员对企业伦理文化的认识上，传统的文化思想为企业的发展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企业整体文化处于滞后状态。

3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3.1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伦理文化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企业文化中有一部分内容以哲学观点为主，将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作为企业理论文化的后盾，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载体和源泉。企业理论文化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具有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和有效束缚职工行为的重要作用，也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伦理文化主要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本文对其做了简单介绍。

(1)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内部。企业伦理文化和内部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二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企业伦理文化在内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以及全体职工之间应该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西方国家将其称为劳资双方关系，在中国，由于管理者和员工只是分工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是社会的主人，以西方伦理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依据，中国企业伦理文化就是借助企业管理为手段，发扬中国传统美德，从而促进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职工之间共同发展的、相互协作的关系。

(2)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外部。企业伦理文化对企业外部的影响主要通过正确处理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得到，正确处理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外部之间的关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树立正确的伦理意识，明确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引导政府和企业之间树立正确的合作关系；第二，重视社会利益对企业发展建设的影响，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三，重视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伦理责任；第四，重视双方的共赢，正确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3.2企业伦理文化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以一定形态的企业文化为依据，为了提升企业管理工作的效益，企业必须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创建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在企业的发展建设中，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提升职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企业伦理文化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为主，企业伦理文化不仅具有积极向上、鼓舞人心以及引导职工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的作用，还能促进企业管理的发展。企业伦理文化要求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这就要求企业为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已经落后于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我国企业管理强调人本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伦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借助伦理建设的推动作用，创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同时，从整体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3企业伦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非常多，其中环境道德是现今企业承担的最主要的社会责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各行各业必须把环境伦理融入到企业的伦理文化中，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企业伦理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21世纪企业向可持续发展努力的必然选择。近几年“，企业公民”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的企业建设也因此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企业伦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艰巨。从企业伦理文化的角度出发，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满足环境道德标准，企业发展建设必须遵守以下原则：第一，综合效益原则；第二，公平与正义原则；第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现代企业管理伦理思想要求企业在摒弃传统管理理念的前提下，结合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树立全新的行为准则，使企业管理满足现代市场的发展需求。

4结语

伦理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伦理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1研究背景旅游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带动了旅游教育的迅速发展。截止到2013年，在全国高校信息综合查询系统中，查询至少有500多所本科院校(包括独立学院)开设有与旅游管理相关专业，其中属于管理类学科有470多所，而如果将旅游管理专业的高等职业院校中的专科教育院校也计算在内，截止到2012年，全国有1097所开设有与旅游管理相关专业。

1.2研究意义旅游行业的发展，从理论上为旅游管理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其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变化的因素。首先旅游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旅游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旅游专业人才短缺现象在行业中一直存在。而另一方面，旅游专业人才的流失现象严重，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从社会层面讲，我国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扩大，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行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行业自身层面讲，旅游行业对人才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造成了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反过来影响了旅游专业的发展。从以上问题我们发现，旅游管理专业急需从行业、企业的需求出发，准确定位，并不断依据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弹性、动态的不断调整专业定位，为旅游管理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支持。

2定位理论、重新定位与旅游管理专业的再定位

2.1定位理论

2.1.1定位理论的简要发展历程1969年杰克•特劳特首次提出“定位Positioning”概念，用来表述和定义里斯公司(里斯公司:1963年，艾•里斯先生在美国纽约成立)提出的“用一种最简单最清晰的方式”来表述里斯公司的营销哲学。同年，定位理论的第一篇署名文章《定位:今天“ME－TOO”市场中的竞赛》在《工业营销》杂志上正式发表。1970年，菲利普•科特勒最先将Positioning引入到营销之中，作为4P之前最重要的另一个P，以引领企业营销活动的方向。1980年，随着商业竞争日益加强，迈克尔•波特将定位引入到企业战略，作为战略的核心，开创了竞争战略。1994年，杰克•特劳特先生写了《与众不同》、《什么是战略》、《重新定位》等。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定位理论传入我国，1998年，定位理论由原成美(广州)行销广告公司(现成美营销顾问公司)引入中国并运用于企业，创造了江中健胃消食片、王老吉等一系列营销奇迹。2008年，里斯先生在中国权威营销、管理杂志《销售与市场》、《中外管理》上开辟专栏，持续系列文章，极大地推动了定位在中国的传播。2011年，里斯伙伴中国公司出版《品类战略》。同年，鲁建华先生在《管理学家》杂志9月号发表《定位理论的大厦:定位屋》一文，第一次将定位理论变成一个体系，让普通的商业人士学习、传播、交流和实践定位理论成为可能。

2.1.2定位理论的基本含义关于什么是定位，定位之父杰克•特劳特、艾•里斯等人对其从不同角度的进行了解读。在《定位》一书中，杰克•特劳特、艾•里斯解释为:对预期客户要做的事。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一书中，解释为:对供应品形象进行设计使其能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占有一个独特位置的行动。以上定位含义使我们看到，定位的基点不是产品，而是着重于产品和消费心理位置的统一。这也就凸显了定位理论的核心，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以“打造品牌”为中心，二是以“竞争导向”和“消费者心智”为基本点。在此基础上，特劳特系统研究了心智，不断强调和重复定位、新定位、重新定位，不断强调和重复简单、利用常识、寻找显而易见、终结混乱，把定位推进到战略定位时代等。

2.2定位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教育机构管理者逐渐意识到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定位对教育竞争的决定性作用，教育研究者开始注意教育机构的定位问题。1996年，定位理论首次运用到教育中，夏光荣、李星毅首次引入形象定位概念，提出教育定位理论。进入21世纪，菲利普.科特勒在《教育机构的战略营销》一书中，把市场营销的核心理念引入到教育机构中，其中包括了教育机构的定位、课程体系设计等方面的内容。这也为定位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途径。而面对不断变化的旅游行业、企业，旅游管理专业更需要以重新定位的思想为旅游管理专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动力。

2.3定位理论与旅游管理专业定位体系研究的理论结合点根据定位理论的基本思想，专业定位是在教育机构的宏观战略定位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定位体系中包括:社会需求、学校定位、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构建、学生。(见下图)在这个定位体系中，每个环节的定位都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环环相扣。从学校内部角度出发，专业课程是产品，学生是消费者;从社会人才需求角度出发，学生可以看作学校的“产品”，行业企业是“消费者”。我们首先要明确社会市场，即行业企业的需求，以“消费者”(即行业企业、学生)需求群体为中心，制定策略。即根据旅游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不断变化的要求，教育机构从宏观层面制定学校的基本战略定位，为专业定位提供宏观指导，各专业再根据专业定位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定位，从而实现课程体系的构建，最终完成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思想进行循环往复的动态、弹性的重新定位。基于以上的观点，本文认为，在教育领域引入定位理论的基本思想具有现实、可行、重要的意义。

3吉林省民办旅游管理专业定位现状及问题分析

3.1定位缺乏系统思考如上图所述，旅游管理专业定位是一个系统，应以系统思考的方式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定位进行全面思考。但实际上，民办高校对于专业定位问题，往往只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缺乏从学校定位出发，完成对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构建到学生定位的系统思考。结果则是无法以社会需求为基本点，各个模块之间无法实现为一个社会需求目标服务的目的。

3.2对定位重视程度不够，定位模糊大多民办高校在设置旅游管理专业时缺乏对专业定位问题的思考。定位总体模糊，缺乏具体就业岗位、就业单位的定位，虽然在中观层面的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做了相关阐述，但缺乏具体岗位设计。更多的院校开展旅游教育更多注重的是生存因素，考虑发展的因素少，所在院校为旅游行业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服务操作型人才、基层管理人才、中高层管理人才、还是理论研究人才，目标定位并不十分明确，以致教学计划、课程设置针对性差，“因人设课”的现象较多，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方面难以适应旅游行业相关岗位的任职要求。此外，不少民办院校出于便于管理、确保安全、缺乏资金等方面考虑，关起门来办学，与旅游行业管理部门、旅游企业等联系很少，使得民办旅游教育中本科教育“理论化”的状况较为突出，教学内容与行业实际脱节现象严重，与行业企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3.3定位偏离行业要求，表现为高、宽、同专业定位从高、从宽、从同的现象严重。所谓“高”，是办学目标定得偏高，比如有的民办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开办时间不长，就把专业目标定为具有较强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所谓“宽”，是专业定位宽泛，就业企业、岗位既涉及行政部门，又涉及旅游企业的所有岗位，就业横向跨度过宽;所谓“同”，是专业定位趋同，表现为明显的“共性趋同化”。有相当多的学校不考虑旅游专业自身办学条件、师资结构特点和水平、客观需求及潜在的可能条件，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照搬国办学校或者办得比较成功的其他高校，造成了办学类型、办学模式甚至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趋同。

4基于定位理论的吉林省民办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定位体系的构建

运用定位理论指导专业定位系统的构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水平，什么是消费者，就是要将定位理论的核心问题解决好。在教育、教学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校要面对的“市场”是“学生”，学校通过提供不同的课程产品来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以及行业企业的社会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课程是“产品”，而学生和旅游企业是“消费者”。其次，要理顺定位理论指导专业定位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见上页图。最后，要对定位系统中的每一个模块进行系统思考，准确定位。

4.1学校定位学校定位是专业定位系统中的宏观层面，按照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多数民办院校将学校定位在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技术创新型人才层面。在公众中树立了技术型学校的公众形象。未来，民办院校不仅要继续凸显技术型学校的定位，还要考虑不断加强技术、技能两方面的定位思考。

4.2专业定位专业定位中涉及培养目标定位、就业行业定位、就业岗位群定位、职业能力定位等几个方面。是旅游管理专业定位体系中的关键，它上要与学校定位保持高度的一致，下要为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定位等几个方面提供中观定位指导。对于专业定位，我要考虑到旅游管理专业的外部环境，也要考虑到内部环境，即专业拥有的内部资源。从内外部环境统筹考虑，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就业行业、就业岗位职业、职业能力结构定位。

4.3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旅游管理专业定位体系的核心问题。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式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关键。

4.4课程目标定位根据定位理论的思考，课程是学校的“产品”。课程目标定位直接关系到“产品”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专业定位中也依靠每一门课程的准确定位实现课程体系的构建，所以，在课程目标定位中，要服务于课程体系和专业定位的系统思考，严格课程目标定位的程序和方法，以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基础，设计课程目标定位。

4.5课程体系构建课程体系是指各类课程之间的组织和配合。在课程体系构建中，一是要注意各课程之间的排列、组合;二是要关注各课程教学内容中的协调和配合;三是要关注各课程之间的合理比例。根据定位理论，首先课程设置要满足学生的需要，其次要符合社会需求。而课程目标定位是实现课程体系的一个最初环节。在课程构建时需要关注校内课程、校外课程结合，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共存，并以基础理论课程为基础，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程为核心，特色课程为风格的课程体系的整体构建。采用多种形式、多种师资力量介入的教学实现手段以及课程实现的配套建设等问题，保障课程体系总体目标的实现。

4.6学生定位学生定位主要是就业岗位的定位。依据定位理论，学生要根据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选择恰当的就业岗位定位。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某些课程内容的学习。

5结论

伦理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项目的界定及特征、工程项目管理特点

1.1项目的界定“项目”的提法由来以早,建筑业及军事领域最早运用项目管理的工具和方法。项目的定义有多种,但都围绕着项目的基本概念而归纳的。ISO10006中规定项目为“具有独特的过程,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由一系列相互协调和受控的活动组成。过程的实施是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包括满足时间、费用和资源的约束性条件。”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在MBOOK给出的定义为:“项目是为了完成某一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而作的一次性努力。”德国国家标准DIN69901定义项目为“项目是指总体上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唯一性的任务。(具有预定目标,具体的时间、财务人力和其它限制条件,具有专门的组织)。”

1.2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特点建筑工程项目一般具有下列特点:(1)复杂性程度高,建筑工程造价高,参与人数多,利益相关者多,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都比较大,时间长,所以相对于其它的项目而言,其复杂性程度高。(2)项目进行中不确定性程度大建筑工程项目复杂性高,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如天气、原材料价格、政府法规变化、周边社会关系等较容易影响项目进程;项目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如业主、监理、总包商、分包商、供应商、政府监管机构,变数较大;加之项目自身建设进度也在不断进行,其不确定性程度高,管理过程应牢牢把握渐进明细的特点。(3)建筑工程项目目标较易明确,多实行目标管理,目标相对稳定建筑工程项目较之其它技术开发项目,目标较稳定,建筑工程项目化管理已实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所以项目目标一般明确,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也多数采用目标式的责任承包管理。(4)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方式正由粗放型向现代项目管理转变建筑工程项目实行项目管理多年,但与国外先进的管理尚有一定差距。

2.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2.1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发展1988年我国开始学习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进行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应用试点。在建设工程施工中实施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企业(简称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业主的要求和委托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协议要求,代表业主行使对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组织实施建造过程进行全系统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控制和服务。工程项目的管理企业是不直接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企业签订合同,但可以按合同协定,代表协助业主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和整个工程项目的实施。

2.2我国现阶段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我国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的全新项目管理模式,以及逐渐过渡到项目管理规范化的出台到全新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人才执业资格的配套发展深化,使得项目管理工作在中国从单一到综合、从综合到系统,从系统到全过程,形成自成一体的管理科学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探索、实践、提高和完善,发展到现在无论从理论体系的研究深度还是实践应用的广度看,都已形成固有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决定性地位,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惯例接轨在行业中的体现,是中国建筑业改革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浓缩和升华。(1)“代建制”管理模式代建制,即政府投资项目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建成后交付各使用单位。它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方式在政府投资项目上的一种具体运用和管理制。代建期间,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代行项目建设的投资实施主体职责。(2)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运作模式工程总承包实际上也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施中的一种运作模式。建筑业当前推行工程总承包其目的主要是克服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相互制约和脱节的矛盾,实现从勘察设计到采购施工一体化工作的有机结合,并通过社会人才资源整合,进行整体统筹安排,优化设计方案、合理深度交叉,有效地对质量、成本、进度和安全进行综合控制,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缩短工期,降低投资,保证质量,确保项目投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达到投资者所期望的最佳目标。这也正是项目管理工作所要求的真实内涵。工程总承包的定义,从广义来说,就是下面设有分包的单位。具体讲就是总包企业接受业主或发包方的委托,按合同约定完成某一项工程,并对该项工程的成本、质量、进度、安全等要求和目标实现负全面责任。总包可以将合同中的部分工作分包给分包单位,但对分包所负责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建设部《关于积极培育和发展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我们应当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深化,站在行业规范化管理和前瞻性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理解并认真贯彻落实。(3)工程咨询企业从事建设项目管理服务的运作模式由于我国建设行业的工程咨询管理企业发展缓慢,为了缩短与跨国公司在项目管理上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建设部在2003,年出台《尽快培育和发展一批项目管理企业指导意见》后,又于2004年出台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项目管理企业的资质、业务范围以及具体要求。一方面从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服务与承包的角度规范了企业行为,提出了项目管理必须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

3.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上的现状

3.1工程项目管理程序中缺乏执行控制所谓在建设程序中的各阶段(包括建设建议书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工作阶段、建设准备阶段、建筑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中,建筑管理执行者通常处于一种非主动性位置,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建设的核心部门核心建设执行者的组织性及主导力量。

3.2工程项目人力资源选择配置欠缺一般在施工阶段是整个项目的建造实施过程,项目管理队伍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关键的建设要素,决定着整个建设项目的建造实施。并且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平台上,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整体水平比较落后、劳动资源模式比较传统,流动性以及各种不定因素造成配置混和。缺乏项目部门的团体学习提升,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实施。

3.3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力不足项目经理在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重要的管理人才,处于中坚地位。他主导整个项目的发展,是项目各种需求的集中交汇点和执行点。但在现阶段的项目经理大多数所执行的管理机制不顺畅,竞争意识淡薄;管理水平低下,模式落后;缺乏国际承包经验、高素质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以及有技术、懂法律、会经营、通外语的复合型管理人缺乏。

4.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创新管理体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变的环境中,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与挑战,有了不同以往的各种发展趋势。同样建设施工项目管理也应该在管理体系上更加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更加能够面对新世纪工程建设新的高潮来临。必须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总结项目施工管理取得的新进展、提出符合建设施工管理的创新体系。超级秘书网

4.1积极建立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管理法人责任制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是可以从源头上有效地控制工程管理执行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是在宏观调控下,先有法人,后进行建设,法人对建设项目筹划、筹资、以及实施管理过程中建设直到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全方位的负责制,按国家规定法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对法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制度和奖惩的制度。

4.2严格控制项目施工阶段的工程投资建设项目施工阶段,是按照设计思想具体组织施工建造的实施阶段,是要把设计付诸实现的执行过程。施工阶段工程投资控制是把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在承包合同价或投资估算内,并力求在规定的工期内生产出质量好、造价低的建筑产品。按照管理要求进行施工、选择承建分包商,优化施工组织设计、选择最佳的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人力资源与使用建设资金,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处理好工程索赔。

5.结束语

工程项目管理在工程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工程项目的成败。作为建设工程的有效管理资源,将成为建设项目的发展途径。通过完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对工程项目的工期、投资等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创造出较好的社会、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龚益鸣.质量写作论文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伦理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当前，虽然已经有大量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针对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展开了研究，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管理会计仍然起着低层次的管理工具的作用，这一情况和当前的主流研究结果并不相同。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基本情况展开分析，梳理我国管理会计实务工作中的焦点问题，然后总结归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会计实务中的热点问题，再将两者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试图找出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具有较高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在理论研究方面，采用了较为常见的文献资料法，以此为基础总结当前研究的热点领域。在资料的获取方面，本研究不仅收集整理了会计类期刊中的相关研究文献，也选取了大量非会计专业的期刊作为资料来源。这些相对较为权威的期刊能够有效揭示当前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方向。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所获得的会计实务焦点具有较好的可比较性，将管理会计研究主题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划分为管理控制、成本会计与管理、决策方法、战略管理会计等大类。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选取了国内一些较为权威的实务调查报告，以此为基础找寻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模式在我国广泛存在，客观上导致我国的管理会计实务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与发达国家的管理会计实务发展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为了保证比较的有效性，本文中选取了一组国外管理会计实务发展报告，以此为数据基础来找寻国外管理会计实务中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选取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TheInstituteofManagementAccountants，简称IMA）2005年和2010年关于管理会计实务的调研报告（Russelleta1.2010），以及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TheCharteredInstituteofManagementAccountants，简称CIMA）管理会计实务调研报告等，通过对这些报告的具体分析和深入研究，找出国内外管理会计实务中的关键问题和研究焦点，并进行相应的对比分析。

二、理论研究与实务焦点分析

（一）理论研究热点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的调用，分析了2005—2010年和2010—2014年管理会计研究主题的基本分布情况。总体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献总数量和时间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比例关系，从2005—2010年的110篇增加到2010—2014年的322篇，充分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从管理会计内部不同研究方向所占比例来说，管理控制所占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始终占据较大的份额；而传统的成本会计以及决策方法方向的研究则日益减少；战略管理会计方面的研究增长速度最快。这些情况实际上是我国市场不断规范的必然结果。从研究主题的文献数量角度来进行分析，责任会计、本量利分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方面的研究则不断增加。

（二）实务焦点

问题根据所搜集的我国管理会计实务调查报告，可以将管理会计实务的焦点问题按照关注程度的不同简单归纳为经营预算、资本预算、责任会计、薪酬激励、业绩评价五个方面。正如上文中所介绍的，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会计领域理论研究较为先进，对于我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以IMA、CIMA的数据为基础，认为国外管理会计实务关注焦点为：（1）产品和顾客盈利性分析；（2）经营预算；（3）业绩衡量；（4）管理信息系统。其中，产品和顾客盈利性分析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包括英美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对顾客盈利性、产品盈利性方面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肯定。在经营与预算方面，IMA2005年的报告显示，其排名在第五位，且在1999年的报告中未曾出现，但是在CIMA的报告中则位居第三位。业绩衡量在不同报告中的排名虽然不尽相同，但是CIMA的报告对其进行了重点分析，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针对管理信息系统的调查资料显示，当前国外就这一领域所展开的研究始终是围绕操作系统建设展开的，在IMA的报告中排名靠前。相对于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来说，我国当前的管理会计实务研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首先，经营预算、业绩评价、薪酬激励、资本预算、责任会计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次，产品和顾客盈利性分析以及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虽然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占有重要比重，但是在国内的应用情况则不尽如人意。从这一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我国当前的管理会计实务中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理论研究与实务问题综合分析

通过CIMA（2006）的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大部分企业管理会计的实务仍然局限于传统预算，虽然有大量企业认识到了作业预算等现金预算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能够成功应用的仍然是少数。在业绩评价方向的研究上，国内的研究2005—2010年只有4篇，2005—2010年间为119篇，呈明显上升趋势。王延等（2011）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当前财务指标饱受诟病，但是在业绩衡量方面的应用仍然非常广泛；而非财务指标虽然被大量企业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较为少见。四、研究结论首先，在实务中，虽然都对产品盈利性分析和顾客盈利性分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强调了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一领域所展开的理论研究尚显不足。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者认为这些方面的研究偏于实务而不具有理论价值；另一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往往需要跨领域的知识储备，对研究者本身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知识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FosterYoung（2009）在其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组建一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将自身的专业知识有效发挥出来。这为我国此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一个参考。其次，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复杂度较高，虽然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在实际管理会计业务中并没有得到运用，因此很难得到认可。如EVA法等，虽然十分先进，但如果缺乏实务的认同，必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尤为常见。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不仅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同样也影响了实务的推进（Scapens，1991）。所以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史为鉴，在创新方式方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实务需求，这是缩小理论和实务之间供求差异的有效途径之一，值得给予必要的关注和重视。同样的，还有部分研究成果和创新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实务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认可度，在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很深的潜力，有必要对其进一步研究。其中较为有代表意义的如价值链分析，虽然提出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在CIMA（2006）报告中多次强调其重要性，有近半数的企业认为其重要。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价值链分析应得到管理会计理论界更多的重视，尽快将其从概念化阶段导入可操作阶段。再次，我国当前很多实务中，诸如责任会计在内的早期、成熟的管理会计方法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理论层面针对这些方式方法所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Ittner&Larcke（r2001）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管理会计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具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创新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原有方法的遗忘。不过应看到，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会计实务方法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如果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对其给予更多的重视，促使其突破瓶颈，必然大有可为。最后，正如FosterYoung（1997）在其研究中所强调的，虽然实务的需求对于进行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对基本的理论构建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整体研究水平相对较低，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框架体系，因此在该领域进行研究迫在眉睫。国内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或者直接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翻译过来，无法形成体系。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管理会计实务和国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有所差距，但是同样具有自身的特色。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推进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构建，更深层次地探讨实务和理论之间的结合点，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