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来自社会关系变化的挑战

近些年来，社会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家庭和儿童的关系发生了迅速变化。全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失业问题、对妇女和儿童权利的认同问题以及儿童受虐待问题等都对教育产生了影响。

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增加，儿童出生率的下降，旁系亲属少而垂直多辈人家庭的增多，等等，使家庭的发展出现了非连续性特点，家长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家庭和社会由此产生了新的生活模式，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社会关系的变化，要求教育对此作出反应；要求教育更早地将不连续性引入儿童的生活，使他们尽早获得克服因社会关系变化而带来的适应困难的能力。

2.来自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育历来被看作是传授知识的过程，但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明显受到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影响，人类文明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总量的快速增长，促使社会范型发生变化。21世纪被预言是信息时代，人类正从工业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1996年至1998年，德国曾作过一项名为“科学社会的潜力和规模——对教育进程及结构的影响”的研究，研究者就今后25—30年社会对科技和教育的期望作了问卷调查。研究者在据此写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来来，知识将越来越系统地作为用途广泛的工具而被用于解决问题，知识的产生将越来越有赖于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逻辑知识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等等。调查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一个信息激增的社会，让人们去吸收社会所需的全部知识已经不可能，与吸收某个专业领域的专门知识相比，人们更重要的是学习在复杂的社会中明辨方向并学会随机应变，提高实现知识复合性的能力。

在这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中，教育机构的角色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教育机构应使受教育者获得能胜任未来生活和工作任务的知识，应有益于知识的更新，应激发受教育者获取学习能力的动机，使受教育者善于观察，学习有用的知识，善于质疑，能独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进行批评性验证。

3.来自人口流动的挑战

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流动性和文化、语言的多样性不断提高，这也导致社会网络的重构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人口的流动性已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是发生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之内。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儿童必然会受到难以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取得一致性的压力，而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则会面临如何宽容外来的儿童，以及如何应付随之而来的文化挑战等问题。

对于成长在这样一个复合、多质社会中的儿童而言，社会传统的规范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也随着价值观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对儿童自主权的承认和强调，家长与儿童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为伙伴关系，这种从教养关系到伙伴关系的变化，不仅弱化了传统的教养关系，促进了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而且必然会带来教育目标的调整和变化，因为新的社会规范更强调个体的竞争意识以及具有批判精神的自主权。

后现代主义对面向未来的早期儿童教育的观点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的思想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极大影响，结构化、系统化、中心化、标准化、一致性、连续性以及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去发现可证实的真理，这已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然而，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复杂性、矛盾性、差异性、多视角以及历史和现实情景的特异性，引导人们抓住由于认识的多元、另类和不可预期而带来的巨大机会。

后现代主义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知识观、儿童观和教育观，在世界范围内促使人们对早期儿童教育作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

在当代西方的早期儿童教育课程中，知识常常被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它们或可被儿童复制，或可由成人诱导而来，或可由儿童自己建构。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在快速变化的未来社会，儿童要能够高度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过去所学得的东西并不能保证未来有用。生活越来越趋向于每个人自己的建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知识不再是客观、可以积累的，并在实际中可以被普遍运用的东西；相反，知识是多视角的和具有多种含义的，是与背景密切相连的和局部化的，是没有完成的和似是而非的，并可以由多种方式产生。概览当代西方的早期儿童教育课程，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似乎占了上风，尽管在学前教育机构中还能看到以教师为中心而展开的、重学业成就的教学活动。但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这可能与当代社会将儿童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可以与其所处的背景相分离的观点有关。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出发，儿童要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生存，意味着必须适应高度的个体化和差异性，并且具有应变能力。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未来对于人的要求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过去”不能为“未来”提供保证，那么人就不得不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去建构和适应。后现代主义是不讲以儿童为中心的。因为以儿童为中心意味着把儿童看成是一个能动的、与背景无关的个体。后现代主义也不再把儿童看作是一个可以测量的并且可以与各个领域（如社会发展、认知发展和动作发展等）相分离的个体；不再把儿童看成是孤立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把儿童看成是有潜力的、强大的、有能力的，最为关键的是与成人和其他儿童相关联的入。也就是说，将儿童看成是存在于特定的背景之中的，通过与他人或事物建立起关系而存在的个体；将儿童看成是知识、人格和文化的共同建构者，而不是它们的产物。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出发，学习不再是孤零零的认知过程，而是一种合作、交往的活动。儿童在活动中与同伴和成人共同建构知识，理解世界。学习不再是儿童获得预先知道的结果，儿童也不是空的容器或知识的复制者。儿童是积极的，儿童拥有的理论和观念不仅应该被认真倾听，而且应该被仔细研究，在合适的时候还应该给予质疑和挑战。儿童是通过与物体、事件、成人和同伴的互动而学习的。当“人处于关系之中”成为教育的基础时，交往则被看作是儿童学习的关键了。因此，教育者必须激发儿童活动的积极性，并为儿童提供与他人交流自己经验的机会，让儿童找到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让儿童使用自己的百种语言，让儿童通过交往获得从属感和参与感，并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经验，等等。

我们知道，建构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学前教育课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儿童是主动的，教育起始于儿童每天对其所处环境的理解和建构。但是，建构主义理论似乎将知识看得过分绝对化和不可变化了，知识成了与儿童分离的、存在于文化和历史真空中的一些事实。建构主义理论忽略了知识的让会建构性质，它基于自身的理论，强调让儿童通过解决问题去内化知识。

社会建构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在将儿童看成是主动体等方面是一致的。但是，让会建构理论并不将知识看成是具有普遍性和标准化的，它要求儿童形成自己对世界、对知识、对人格和生活风格的认识，这种个性化的过程意味着儿童需要对自己的行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既要个别化，又要群体化。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概念的同一性是在特殊的背景中建构或重新建构的，而背景总是在变化的。儿童会在动态的过程中共同建构或重新建构同一性。在儿童共间建构知识、人格和文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对话、交谈、商量、冲突、对抗等。社会建构理论批评“儿童中心论”将儿童看作是自主的、孤立的和与背景无关的人，它认为，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儿童、家长、教育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儿童所作所为的凭借，没有一个人和一样东西能够存在于背景相关系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尚存诸多争议甚至疑义，因此，将其理论运用于当今早期儿童教育中，尚需采取谨慎态度。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也确实为我们思考面向未来的早期儿童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面向未来的早期儿童教育的新思考

未来人类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人类驾驭自己命运的希望在于当今的教育。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面向未来，学前教育应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真正为人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未来，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变化莫测的世界。知识性质的变化使教育的价值不再体现在知识的传递和积累上，而是体现在知识的共同建构和创造以及入文精神的加强上。换言之，教育要让儿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生活、教育不仅要将人培养成为成功的人，而且要将人培养成为幸福的人。

强调在背景中学习，在关系中创新，从学前阶段就应该开始。由于重视关系和交往，面向未来的学前教育势必产生一种“聆听的教育”——聆听儿童的观点，努力理解儿童的语言，摈弃相去除那些所谓合乎“标准”的价值判断。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其关键期在儿童早期。面向未来的学前教育应着眼于将儿童培养成有良好人格品质和有发展潜能的人。具体地说，学前教育应为儿童人格的建构播下种子，使之今后逐渐发展成为对世界充满爱心和具有自我认同感的人，成为既有独立自主性又有合作精神的人，成为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