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波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识宝故事”与回族先民文学的联系

唐宋各种文献中，关于“胡人识宝”故事记述种类繁多，分布也极其广泛，但是经过仔细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故事才是这些“胡人识宝”故事的真正源头，由于民间故事的广泛流传，文人闻听后，用文字加工编辑，从而使得其被保留存今。但在加工整理时，文字忠于原作的程度却是未必一样，许多回族先民的精神风貌可以在这些故事中被找到，所以我们仍把它们当做民间文学对待，也认为它们是由回族先民所创的。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农业古国，重农抑商是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一，从先秦开始，重农抑商思想就开始被宣扬，一直到西汉的晁错《论贵粟疏》、贾谊《论积贮疏》、东方朔的《答客难》更是把重农抑商提升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思想，上到君臣、儒士、文人，下到百姓、农民、工匠，他们的骨髓中都浸染着浓厚的重农抑商思想，如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轻别离”鄙薄商人的诗句，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无意识的“重农抑商、轻商贬商”的行为。这种传统文化导致我国长期忽视商业及鄙弃商人的不良局面，最终造成中国文化缺少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业文化，充满固守陆地的保守主义。但阿拉伯民族却与我们恰好相反，阿拉伯民族商业发展较早，并且得到他们的极度推崇，一则阿拉伯谚语曾如是说：“世界上有三件大事非大智大勇之人不可做，即泛商经商、君主执政、抗击敌人。”到异国他乡去经营贸易，从事商贸尤其被他们所推崇。因此“胡人识宝”这类故事，极有可能是富有商业思维的回族先民创作的，并非有浓厚重农抑商思维的中国文人所写。

其次许多回族先民的文化信息我们可以在“胡人识宝”故事中被找到。胡人识宝故事中的不少内容，都可以在回族先民的职业、日中生活中被印证。如盛产宝物的阿拉伯帝国，许多不远万里来华的胡商都是打着进贡的旗帜从事商贸活动，在“胡人识宝”故事中都有详细记载。韩愈《昌黎集》卷二一《送郑尚书序》说：“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回族先民在经营珠宝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知识渊博、眼光独到，不惜斥资重金购买，中外名籍也都记载了回族先民这一特色，“识宝故事”中的胡商在识宝时也是具有这样的优良特点，两者具有很深的联系，这说明“识宝故事”中富有鲜明的回族先民民间文化特征。

最后就是，“识宝故事”常带有浓郁的阿拉伯及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痕迹。虽然很多回回接受了汉文化，但是他们不能迅速脱离阿拉伯及伊斯兰文化意识的痕迹。“识宝故事”中的商人与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具有很多共同点，如勇敢坚定、知恩图报、聪明伶俐、善良正直等优秀品质。《旧唐书》中的《水珠》故事，叙述了埋于地下就可涌喷出大量水的宝珠，充分展现了阿拉伯文化的想象丰富色彩；再如《魏生》故事，胡商从一块破石头中识别出绝世珍宝，显示了胡商高尚的商业道德，同阿拉伯商人有许多相似点，并非前者对后者的模仿，而是“识宝故事”深受阿拉伯、伊斯兰熏陶的结果。

“识宝故事”与众不同的特点

“胡人识宝故事”广阔深蕴的背景、丰富多样的题材，再加上独特的阿拉伯风格，全面地反映了唐朝回族先民的人情风俗、社会状况，生动表现了胡商的精神风貌。我们应当明白：回族先民“识宝故事”不仅是一种具有相当文化价值的文献，更是一类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胡人识宝故事的具体艺术成就如下：

第一，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胡人识宝故事”通常含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在贴近真实生活的同时，善于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空灵情思来重组和挖掘题材，并借助于各种复杂充满激情的艺术手法，对表现对象的气势、状态、情调等给予极富艺术的强度和感染力表现。《水珠》中的水珠，当其被埋在地下，就会有“倾泉涌，其色清冷，泛流而出”。《紫末羯》中的宝物紫末羯“人得之者，为鬼物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描述这些宝物的怪异想象，荒诞夸张地充分展现了识宝故事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二，“胡人识宝”故事更是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明、机智的胡商形象，他们常常智慧超凡，能够慧眼识珠，从旁人看做的凡物中探出珍宝，化腐朽为神奇。如《径寸珠》发现色黑如弹丸的宝珠，充分证明了胡商过人的才智。再如故事《严生》发现至宝宝珠，也表明了胡商的才能，远非他人望尘莫及。聪明、慷慨、正直正是胡商的特色，也是识宝故事中的特色。

第三，“识宝故事”虽经文人整编加工，但是它们艺术上依然波澜丛生、意趣盎然、情节斗转星移，摇曳之姿尽现于短短篇幅之中。如《魏生》，魏生被邀参加胡人斗宝会，因无宝可出手，随手捡了一块比较奇特的石头。在斗宝会上，魏生的宝物，当即被胡商发现是一块宝物，他也立刻被扶坐于首座，“识宝故事”的特色就是在此，外表越是平凡，其价值越是有特色，正是这种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引人入胜才使得识宝故事极度富有感染力，被人广泛传承。

“识宝故事”中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特色，如胡商遵循念、礼、斋、课、朝等五礼，与冒险而充满想象和农耕文明下的“重实际而罢黜玄想”文化特色截然不同。带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回族先民民间文学，它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得唐代小说能够具有一种毫无禁忌、侃侃而谈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恢宏的特色，更使得兼容并包的唐文化显现出“大有胡气”的面貌，这是回族先民文学的重要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