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

（一）乡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素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赖以形成的重要根基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积淀的历史文化成果。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成果主要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中国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历程很短，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大量存在于乡村，珍贵文化遗产大量保存于乡村，特色文化人才大量生活于乡村。新中国建立以来，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借助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共享的环境，快速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并疾速奔向生态文明时代。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将乡村文化笼统定位于落后保守的观念受到挑战，农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宁静、淡泊、亲情、友善等文化观念产生了新的时代价值。中国作为“后现代”国家，在追赶“前现代”国家的进程中，由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因素很多，留下的文化“现代病”自然也就更多。中华文化有自己厚重独特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以公理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去解决争端。”今天看来，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依据，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民及其乡村生活中保留得最为完整。如果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可能主要依靠城市文化、精英文化，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可能更需要乡村文化、大众文化。繁荣和发展需要相互支撑，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双轮驱动。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挖掘和运用乡村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就更有希望在文化发展中实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蓝图，同时也让中国乡村文化“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形成了新的活力，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体现。

（二）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导和灵魂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有部分农民群众实践探索先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农村的改革开放还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稳步推进的。这就产生了三种文化先导力量：一是少数先行探索者的实践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行动、浙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就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力量。二是党和政府部门及理论工作者将农民群众的实践探索经验上升到政策和理论层面，引导农民群众的实践。如党中央“一号文件”具有浓厚的精神文化韵味，既是“定心丸”又是“兴奋剂”。而费孝通、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的理论观点则让农民增强了对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三是城乡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乡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些源自基层的探索实践、源自领导层的文化理论、源自学者的思想观点、源自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成果汇聚到乡村，影响着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规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品质和格调。

（三）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根基和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说：“农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他们的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已经不同于那种个体经济的小天地所局限的农民，不同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描写的被自然经济封闭起来的农民。”新时期的中国农民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其发展与乡村文化的发展联系更加密切。农民必须在乡村文化发展中获得必要的教育基础、道德素质、知识技能、市场分析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也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而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农民更要从乡村文化中获取这些能力，这是新时期农民发展的重要根基。乡村文化中不断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乡村文化中不断树立的各类勤劳致富事例和思想道德先进典型、乡村文化中不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象都会成为让农民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乡村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发展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动力。伴随着中国的进步和乡村的发展，乡村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

二、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一）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要求，始终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主导着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982年召开的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马列主义思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村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教育农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会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可以说，新时期农村文化的政治主导性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来自西方及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借助人员交流和现代媒体大量进入农村，影响着乡村农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乡村不断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在国学热影响下，乡村中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和传统观念得到重视，传统的价值追求在一部分人中开始受到尊崇，尤其是在山东、陕西、河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地区更是如此。乡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价值多元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新时期乡村文化走出了建国后特别是“左”倾时期的单一状况。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与主流地位与多元价值处在并存和不断交流、交融甚至交锋过程中。总之，政治主导性与价值多元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的首要特点。

（二）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从未中断，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在新时期中国的乡村文化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近代以来的“西化”理论在城市中的影响更大，工业文明在城市中推进更快。而中国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西化”的相对疏离性说明中国乡村文化有原始文明的印记，有农业文明的深厚基础，又受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有古代文化传统的底蕴，有现代革命文化的浸染，也受到当代市场文化的熏陶。从宏观视野看，中国乡村文化保持了较好的历史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上，更体现在广大农民这一文化承载主体身上。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大批优秀中国农民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身。同时，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伴随着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呈现快速多变的态势。由以革命政治文化色彩为主到以建设和谐文化为主、由羡慕模仿西方文化到恢复倡扬传统文化、由对自我文化的质疑彷徨到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自觉自信，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惊人。中华文化顺变、求道、自强的品格在乡村文化中得到充分展现。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多变性相结合是新时期乡村文化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也印证了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的观点。

（三）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相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国后加速工业化的急迫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差别。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在实施对农村文化的帮扶政策，从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农村科技大篷车到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实施再到建立城乡联动机制、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无不体现着党和政府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外在帮扶，这是加速乡村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有艰苦奋斗传统、独立自主精神和探索创新能力的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环境下，也在独立发展自己的乡村文化。早在改革初期，农村中的文化艺术人才就开始自发地建立自己的团队或组织，开展多种文娱活动。部分农村文化青年开始在业余时间集结起来进行文化艺术的学习交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乡村中部分学习承袭传统技艺的人才开始以自己的成果或产品走入文化市场。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民的自办文化开展得有声有色，出现了一批气势宏伟的如横店影视城这类文化企业。进入新世纪，部分地区农民开始“种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走进城镇，把欢乐带给市民。外在帮扶性与内在自主性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结合，这是乡村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三、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乡村文化进步存在思想认识的相对滞后性当代许多学者认为，相对于现代文明、城市文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具有历史的落后性，农民是需要改造的群体，乡村文化需要彻底变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揭示和肯定了乡村文化中的革命性因素，这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国后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重要思想根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革命的传统意义渐失，乡村文化的先进性元素及其依据是否还存在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化”所唤起的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对“农民文化复兴”的期待，面对世界各类地区“小农”的强大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学者们发出“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的呼声。随着思想的更新与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勤俭勤奋的“农民理性”，看到中国乡村文化的自由创造空间（不同于西欧和俄罗斯乡村文化的“农奴性”，中国乡村文化历史积淀的自由性比较多），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生态性、田园性、人本性，看到以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但总体而言，相对于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来说，对乡村文化的思想认识存在滞后性；相对于乡村文化的实践来说也有相对滞后性。其中最根本的是对乡村文化先进性内涵的肯定不足，常常以“政治思想”替代或弱化思想、观念、习俗等，使生活在乡村文化中的农民文化自信力不足，文化自觉心不强。

（二）乡村文化建设存在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性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大背景下展开的。总体来说，乡村文化的性质和结构是明确而清晰的，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传统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偏差。从时间上看，在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刚刚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文化实践中将“引导农民逐步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克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452的问题看得很重，对悠久的乡村传统文化和部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认识和继承还不够到位，对部分西方文化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甚至敌视。在盲目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乡村腐朽落后文化开始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以各种方式甚至打着“科学”的旗号大行其道。西方文化或在有意的政治操控下，或在无意的经济交往中，以强劲的势头向中国乡村侵袭，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艺作品、宗教活动不断冲击着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科学结构体系。从地域上看，情况则更为复杂。在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多，国际经济文化交流较多，但部分地区对寺院、道观、教堂建设的热情偏高，“礼佛”、“信主”、“求道”成了一部分人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在中西部偏远落后地区，“求神”、“算命”、“敬鬼”的习俗抬头。这些情况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性质和结构。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性质结构的相对失调问题在部分地区十分突出，性质不同、方向不同的文化内容“杂处”于部分乡村之中。

（三）乡村文化发展存在社会主体的相对被动性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是生活居住于乡村的广大居民。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将乡村居民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现在也有大量位于乡村的企业工人），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基本主体；二是乡村知识分子（主要是体制内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乡村文化工作者，也适当包含体制外的有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的文化艺术人才），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三是乡村干部，这是乡村文化发展的特定主体。对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在新时期，我们虽然也一直强调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却常常把重心放到抓得住、看得见、数得清的“三下乡”活动上，而对“抓不住”、“看不见”、“数不清”的普通农民的文化活动关注不到位。我们对来自城市知识分子（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及其各类下乡活动宣传和重视程度较高，对乡村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作用重视不够②。乡村文化建设核心主体的主动性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在实际的乡村文化工作中，居住于乡村的干部常常以听从上级指示、落实上级政策为主，领导和创造独特乡村文化的自主空间也受到限制。乡村文化发展中各类社会主体存在程度不同的被动状态，也没有将农村文化与农民文化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的统一性，忽视了文化的个体性。

四、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前景新时期中国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

（一）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将协调推进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文化继承传统、融入世界的进度和程度都不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的文化自觉能力和文化发展愿望都在快速提升，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差距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的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距是8.7倍，2011年的差距依然达到6.7倍。未来的城乡文化协调推进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党和政府已经开始积极着手解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认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又单独列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从自下而上的农村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趋势看，有几种情况已经非常清晰。一是2.6亿多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已经开始加速市民化，在沿海发达地区进展速度更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追求更是和市民趋同。二是大批农民在城镇购房实现了“城居化”，文化生活逐步市民化，这是数量仍在不断增加的一大社会群体。三是出现部分市民“村居化”，这些深入农村的市民在感受乡村文化的同时，也将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影响农民的文化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文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制约城乡文化的技术、设施、人才、政策等不利因素在逐步减少，农民文化与市民文化协调推进的局面在逐步形成。

（二）请进来与走出去将并行发展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表明，中国农民中不仅蕴含着革命和改革的文化力量，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发展基因，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将农民文化置于落后保守的位置上来看待。我们要看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守道顺变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农民身上有不绝的传承。在新世纪，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在不断发生着现代转化，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正逐步形成农民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农村文化仍将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在部分边远地区、贫困山区更是如此。所以党和政府实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仍将持续推行并经常化，农民的文化发展仍将得到城市、政府及外部帮扶，这是农民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农民借助传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及村庄文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乡土韵味和农民风味的文化成果也将大量涌现，并且这种动力和条件越来越强大和充分，这既有源自农民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也有文化市场完善扩展的外在经济利益驱动，还有政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推动。现在，农民们自己“播种”出来的文化成果越来越多，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层次多样。从农家文化大院，城镇文化娱乐场所，直到“春晚”舞台，都有农民文化创造的成果展现。农民既然“种”出众多的文化果实，他们就不愿也不能“独享”，必然要走出乡村，走进城市甚至走向世界，让大家来“共享”。我们在乡村、在旅游市场看到种类丰富的具有农家风情的手工艺品、在演艺场看到农民原生态的演出、在国内外大中城市看到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文艺节目必将越来越多。当然，在农民文化送出去的过程中，更多的还应是农民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请进来，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并行推进。进一步说，可能是请进来、走进来、引进来、拿进来与送出去、走出去、带出去、选出去的多层面融合。

（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将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文化市场开始运行，原本在国家政策支撑下的农村文化事业开始和文化产业相联系。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经过广大农民群众长期的实践探索，乡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已经呈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党和政府既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村文化事业进步，也积极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一些地方政府和乡村农民群众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已开始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体思考。在部分文明村镇、文化名村里，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活动常常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行。在农民书画发达的村庄，农民在学习书画的同时也会考虑书画的销售；在农民戏剧发达的村庄，农民在强调娱乐的同时也会从事商业性演出。在我国乡村中，有乡村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技艺传承人、自学成才的各类学有专长的人才。在未来乡村文化发展中，乡村文化人才必将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成为农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骨干。在未来农村文化发展中，文化事业的重心将不断向基层推进，距离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近，农民会真切体会到并更多享受到文化事业发展的成果。随着农村文化市场的扩大，文化产业的重心也将不断向群众靠近，农民会获得文化市场提供的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农民群众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性也必将成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和重要动力。中国乡村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一，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任务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一样。但是，近些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重视基础性方向性问题，观览全局，把握本质，仍具有根本意义。著名农民问题研究学者秦晖先生曾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也包含乡村文化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发挥，“农民文化”有先进性蕴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实现现代转型。

作者：雷家军刘晓佳宋立华单位：浙江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