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和重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为标志，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而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对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粮食生产和供应、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机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碳排放空间的争夺、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竞争、碳关税和低碳贸易壁垒等新因素正在显著地影响着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日趋显著，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呈相互交织之势。尤其是围绕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架构，国际碳排放空间的分配等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演化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焦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随着气候变化进行着分化和重组。在国际政治的强力推动下，气候变化问题的利益冲突正在演变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影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地缘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很少涉及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从19世纪末拉采尔首创国家有机体学说，到1901年瑞典学者哲伦(R.Kjellen)首次正式提出地缘政治学，再到20世纪初提出系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以来，地缘政治学就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主要学术流派：

①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②麦金德的陆权说；③马汉的“海权论”；④杜黑和格雷厄姆的“空权论”；⑤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论”等。冷战后，随着东西方对峙的结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冷战后的复杂世界，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学说开始出现。例如，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和信息权利的概念；亨廷顿等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Luttwak提出了以地缘经济学为标志的所谓“后地缘政治学”等。上述理论和学说主要都是围绕对实体资源(空域和空间对航空、航天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实体资源)的争夺和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少有涉及到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来看，虽然理论在发展，争夺目标在更新，但争夺的主体仍然脱离不了实体资源—从最早的国土(土地资源)，到后来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空间资源、极地资源等等。但在近年来研究中，已经开始关注软实力、信息技术对地缘政治格局影响，这些相对“虚拟”的要素已被纳入地缘政治研究中，并日益受到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者的关注，正是这发展趋势的体现。面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中出现的新因素，需要对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的演变轨迹、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路径、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的互动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和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2气候变化驱动下地缘政治演变的新特征

在气候变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博弈的主体出现了分化和重组，地缘政治争夺的目标发生了新的变化，地缘政治争夺工具和手段也开始更新

2.1地缘政治争夺领域和地域的拓展

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地缘争夺领域和地域均有明显扩展，呈现出新的趋势：

(1)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往往以对土地、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和运输通道等的实体资源占有和控制为主要内容，以军事手段为后盾。而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对碳排放权的争夺则首当其冲。

(2)新能源技术和市场是在气候变化驱动下新出现的争夺领域。在全球减排的背景下，一国掌握新能源技术的数量和水平，将直接影响在其气候变化中的地位和相应的话语权。欧盟之所以试图扮演气候变化谈判的领导者，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雄厚的新能源技术。

(3)一些新的地区开始得以关注，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和油气资源十分丰富的北极。气候变暖致使北极冰层变薄和融化，使得北极航线成为未来重要的运输通道之一，同时为开发北极大陆架和北极地区宝贵的矿产资源提供新的可能性。此外，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域，如热带雨林地区，太平洋岛国等区域都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2.2地缘政治争夺工具的更新

地缘政治争夺目标的拓展，必然会导致争夺工具的更新。这一方面赋予了传统争夺工具，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新的内涵，另一方面则衍生出新的争夺工具和手段。

(1)发达国家利用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主导地位，透过国际减排协议压缩别国碳排放空间。在最近几次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试图改变“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企图将双轨制变为单轨制，其本质就是想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强制减排行列，压缩发展中国家为生存和发展而需要的碳排放空间。这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争夺的显著变化。

(2)利用碳关税等低碳贸易壁垒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均提出对进口到本国的高于本国同产品含碳量的国外产品征收碳关税，其理由是对没有强制减排的国家征收碳关税，有助于公平竞争。而美、日、欧的真正意图是让发展中国家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减排成本，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

(3)利用气候外交手段分化和重组原有地缘政治格局。发达国家将气候变化作为地缘政治手段，扩大本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欧盟以推动《京都议定书》尽快落实和积极的碳减排政策和措施，扩大了在气候变化上的发言权。而美国则想通过另起炉灶，重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框架，由自己主导谈判进程。同时发达国家还共同对发展中国家阵营进行分化，一方面对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强力施压，要求其承担减排义务；另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适应性和敏感性的不同，试图瓦解发展中国家联盟。

2.3地缘政治博弈主体的重组

随着地缘政治博弈目标和工具的变化，参与博弈的利益主体也悄然发生了变动。传统的参与主体主要为欧盟、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中国等。随着气候变化谈判形势的发展和各国利益的调整，当前则呈现出了新的态势：

(1)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基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诸如气候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帮助贫穷人口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气候变化谈判施加的影响也越发显著，同时也已显著地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轨迹。

(2)石油出口国地位下降，低碳能源技术强国影响力日趋上升。石油出口国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谈判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作为碳减排的重要手段，导致石油输出国的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低碳能源技术强国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影响力愈发显著。欧盟拥有大量新能源技术，一直试图主导气候变化谈判；巴西在生物液体燃料领域的技术优势，也是巴西一直在气候变化谈判上发挥着独特作用的重要基础。

(3)发展中国家因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内部出现分化和重组。在发展中国家谈判阵营中，因各国的诉求不完全一致，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如“OPEC国家”、“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联盟”、“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简称BASIC)和“热带雨林国家联盟”等。虽然在对抗发达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方面一致对外，但在涉及各自国家利益方面，发展中国家联盟(77国集团+中国)也面临分化和重组。

3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路径

3.1气候变化“反馈作用”的影响路径

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主要是通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反馈到化石能源生产、消费和运输等相关领域。其影响路径是按照以下的链条传导并发生作用：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减少碳排放，导致化石能源消费下降，主要能源消费国减少化石能源进口，使得石油输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能源运输通道(重要海峡、运河)和运输过境国的地位降低，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实力受损，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进而影响不同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也影响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国家战略的制定，进一步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分化、重组

3.2气候变化的“回溯作用”的影响

路径气候变化的“回溯作用”主要是通过向前回溯到生产生物能源的原料，影响到农业、粮食、饲料和油料领域，并通过这个链条向外扩散，其影响路径为：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大力发展替代化石的新能源，其中生物能源是重要方向，而大力发展生物液体燃料，不仅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植物油料，这就减少了世界市场粮食、饲料和食用油的供应量，造成粮食、饲料和食用油价格上涨，使得发展中国家粮油和饲料供需矛盾突出，饥饿、贫困进一步加剧，国内局势出现不稳定，内部安全形势恶化，出现大量难民，有的难民在边境集聚或跨境涌入邻国，影响到周边国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进而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格局

3.3气候变化的“波及作用”的影响路径

气候变化的“波及作用”体现在新能源技术和低碳经济方面：一方面为了降低碳排放，需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发展新能源一方面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新能源技术和专利，发达国家可以占据产业的制高点。同时利用技术优势，把新能源技术转移、资金转移作为要挟手段，迫使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技术转移和资金援助而参与减排。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他们就将技术转移、经济援助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相联系，并与碳关税、绿色壁垒等手段联合起来，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造成国家经济恶化，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受挫，这就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热情和对谈判的立场，影响气候谈判格局，进而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4不同影响路径下的地缘政治效应

4.1“反馈作用”的“抑制效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反馈作用”的地缘政治效应，主要是通过反馈作用对传统石油消费的抑制作用，导致以石油为经济支柱和地缘政治工具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实力和影响力下降；同时，碳含量相对较低的天然气地位上升，天然气主产国的影响力相对增强，过境国的地位上升，新一轮围绕天然气管道的地缘政治博弈趋于激烈，尤其是在俄罗斯、中亚和里海地区，这种影响非常显著。

(1)石油消费量的减少，使得石油输出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地缘政治影响力降低，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趋于保守。石油输出国大多数经济结构单一，石油生产和出口是主要经济支柱。石油出口收入在OPEC国家GDP中的比重在5%-43%。因此，石油产量、出口量的多少，价格的涨落，都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而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以抑制气候变化为主要目标的节能减排，主要措施就是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据估算，如果到2050年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50ppm，中东国家将减少35%的石油收入。石油出口国对外影响力，主要靠石油美元支撑，如果石油收入减少，肯定会减弱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因此，石油输出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态度消极，甚至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反对者。

(2)天然气因其相对较少的碳排放而受到青睐，以天然气管道为争夺对象的地缘政治博弈呈上升态势。天然气部分替代煤炭和石油，是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在21世纪的能源消费中具有很大的潜力。俄罗斯作为最大的天然气资源国和重要的天然气输出国，欲联合伊朗、卡塔尔、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要出口国，打造“天然气欧佩克”。虽然“天然气欧佩克”离真正的国际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未来天然气生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肯定会越来越强，天然气主要生产国，尤其是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随着天然气地位的上升，天然气过境运输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围绕天然过境运输和管道走向的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使得油气过境运输问题有时候成为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这就导致天然气进口国面临很大的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欧盟天然气供应过分依赖俄罗斯，导致其对外政策受到牵制，地缘政治影响力发挥受到限制。

4.2“回溯作用”的“溯源效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回溯作用”的“溯源效应”主要通过生物燃料生产过程回溯到上游的农产品生产领域，而形成的对传统的地缘政治领域实力消长的影响。生物燃料的发展，出现了除石油、天然气之外，以燃料乙醇为载体的新的地缘政治工具，使得传统上在能源地缘政治领域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欧盟，利用自身在生物柴油领域的优势，在新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具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巴西利用在燃料乙醇领域的垄断地位，扩大在南美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也扮演了十分积极和重要的角色。而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也进一步前溯到世界粮食市场，扩大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国的影响力。

(1)生物燃料的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对传统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冲击，不同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出现了消长。作为一种替代能源，生物能源的发展将必然影响到以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的供求格局。2002年以后，不断攀升的油价和日趋严峻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推动了全球生物液体燃料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生物液体燃料的价格已经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巴西燃料乙醇的价格折成油价约为每桶25美元，美国和欧盟的价格较高，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价格大致相当于50美元/桶。美国和巴西由于在生物液体燃料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巴西也因此增强了在南美事务中的发言权，而南美传统能源输出国委内瑞拉的影响力相对下降。

(2)伴随着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主要粮食生产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利用在粮食和生物液体燃料领域的双重优势，谋求在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利益。随着生物燃料的发展，近年来粮食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2008年粮食价格暴涨，造成了海地、埃及和科特迪瓦出现了政治骚乱。由于生物能源的最终来源是农业，因而世界粮食供求的格局与生物能源的发展存在直接的联系，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的发展成为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挑战。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粮农组织预测到2017年用于生产生物乙醇的谷物将达到1.72亿t，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植物油将达到0.21亿t，超过2007年的两倍，这两个数据分别占世界玉米以及植物油总需求量的9%和15%，约相当于目前世界贸易量的80%和50%。生物能源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世界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发达国家在发展替代能源的同时，利用粮食地位的提升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发展生物能源对解决能源问题的作用有限，但生物能源的发展可以借全球粮食供求矛盾持续加大之势，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他们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利用粮食这一战略产品，作为新的地缘政治工具。

4.3“波及作用”的“扩散效应”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波及作用”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主要通过气候变化这个载体扩散到新能源技术、低碳经济、碳关税以及进一步延伸到产业领域。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在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气候变化谈判框架构建等方面占据主动。他们还利用在新能源技术、低碳经济技术领域的优势，人为设置碳排放限额和实施碳关税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增强自身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和话语权，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在国际政治博弈和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气候变化日益政治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范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限制新兴国家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工具。碳关税是继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之后的又一项重要国际谈判，涉及未来全球经济、贸易和碳排放空间的分配，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巨大影响。西方国家目前正通过大力推进“低碳经济”、设置“绿色壁垒”等手段，力图成为新规则的制订者和主导者，谋求在国际政治、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既得利益。

(2)利用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的优势，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设置低碳贸易壁垒，达到提高自身产业竞争力的目的。欧盟国家能源消费中清洁能源比例较高，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欲以气候变化谈判为契机，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欧盟在利用气候变化这个舞台谋求政治利益的同时，也利用自身在生物柴油领域的技术优势，谋求经济利益。欧盟在2009年就公布了将在2012年1月1日起，对所有抵、离欧盟的商业航班实施碳排放权配额制度。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测算，全球航空公司2012年因此而新增的成本至少24亿欧元，据中国民航局测算，中国民航业仅2012年一年将向欧盟支付约8亿元人民币，2020年超过30亿元人民币，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人民币。目前低碳航空燃料就是生物航空燃料，而这正是欧盟最具有优势的领域。欧盟就是利用在生物燃料领域技术上的优势，谋求在航空业竞争中的优势，以环境保护、低碳发展的名义行贸易保护之实，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技术的出口创造条件。

(3)发达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发展中国家高能耗产品进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立场更趋保守。在欧盟对航空业祭出绿色贸易壁垒的同时，美国也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一旦实施，会给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如果美国按照30美元/tC的价格征收关税，这将导致中国进口总额下降0.517%，出口总额下降0.715%。如果美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会给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较大的损害，而且可能还会引起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效仿，对中国外贸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

5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5.1结论、讨论

(1)气候变化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新驱动因子。随着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最活跃的驱动力因子。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着国家利益的大调整，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必将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向更广泛的领域渗透，进而产生新的分化和重组。

(2)气候变化使地缘政治争夺目标趋于多元化，并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与以往注重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实体资源的争夺相比，气候变化使地缘政治争夺目标趋于多元化。碳排放空间的争夺、新能源技术和市场、低碳经济等将成为新一轮世界政治、经济竞争和争夺的焦点。“减排责任”、“碳排放空间”和“低碳壁垒”等已成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工具。

(3)发达国家通过气候变化这个杠杆，撬动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手段更加隐蔽。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气候变化这个杠杆，利用气候变化的抑制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挤压”发展中碳排放空间、设置低碳贸易壁垒等方式达到政治目的；同时利用生物液体燃料发展的回溯效应，在新能源和粮食两个方面谋求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与以往赤裸裸的对资源产地的军事占领，对重要运输通道的控制相比，碳排放空间及其相关的“衍生品”被发达国家加以利用，这个手段和工具更加隐蔽，也更具欺骗性。

(4)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低碳技术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转移的关键因素未来。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低碳技术领域，占领和垄断低碳技术及其产品市场，是当前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新内涵，谁主导低碳技术，谁就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制高点，谁就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在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中，低碳技术的主导者将是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角色。

5.2政策建议

(1)探究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地缘政治格局分化、重组的趋向，明确中国合纵连横的对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类型国家地缘政治战略趋向会产生变化，要正确把握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各“气候板块”的分化和重组，以进一步明确在变化中的气候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需要合纵连横的对象，以及地缘政治争夺的关键地域及其在空间指向上变化。

(2)针对气候变化的几种不同的作用路径及其影响效应，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切断不利影响路径的关键链条，阻断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根据前面的影响路径分析，需要抓住以下3个关键链条：①要力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需要的排放空间。这就需要中国利用“77国集团+中国”和“基础四国”这些平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利；②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和低碳经济，限制发达国家在垄断技术和市场的同时，利用新能源技术上的优势，结合“低碳壁垒”和“碳关税”，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③要注意生物液体燃料发展对粮食、饲料和油料等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以及欧盟航空工业清洁燃料计划对中国民航业的冲击，防止发达国家利用碳排放这个隐形工具，在世界粮食市场和航空业竞争中渔利。

(3)基于气候变化新格局，制定中国突破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双重制约下的地缘政治新战略。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迅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发达国家屡屡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施压。中国目前面临着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安全等多重掣肘，迫切需要制定新时期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战略，突破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双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