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领域中的交易活动也日益频繁。而该交易活动的法律保障体现在合同法层面，并通过其中的可预见规则，限制完全赔偿原则。然而从我国当前可预见规则应用现状看，仍有较多限制性因素存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可预见规则作用的发挥，这就要求立足于当前合同法可预见规则不足之处，采取相应的完善策略。本文将对可预见规则的相关概述、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的限制与排除、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完善建议进行探析。

关键词：合同法；可预见规则；制约因素；完善建议

作为损害赔偿限制的重要手段，可预见规则在世界各国的应用都较为常见，可使当事人权益得以保护，并满足风险有效率分配要求。尽管我国也逐渐在合同法中对可预见规则进行完善，但所取得的实践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实际应用可预见规则中，未能认识其本质，且在立法与司法层面上存在问题。因此，本文对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可预见规则相关概述

1.可预见规则内涵与特征

关于可预见性原则，根据以往学者研究，主要将其界定在当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出现违反约定情况，需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由当事人承担相关责任。以往合同法内容中，对于当事人违约情况，一般利用过失相抵、损益相抵或完全赔偿规则等，对损害赔偿范围进行界定。但这些规则中对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都存在一定不合理之处，而通过可预见规则的引入，可起到一定的限制与补充作用。从可预见规则特征看，主要表现为：（1）法律确定性。将该规则应用于司法活动中，需保证有相关的法律作为规则应用的基础；（2）客观规律性。尽管可预见性规则对当事人意识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在预见中需与事物发展规律相吻合；（3）时间限制性。预见性规则的应用强调从意识活动特性角度出发，所以不同时间内预见结果可能有一定差异存在；（4）功能限制性。该规则应用下，其目的在于使当事人损害赔偿责任被限制。

2.可预见规则适用范围与构成

可预见规则作为限制手段，其适用范围主要表现在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无效责任以及后合同责任等损害赔偿方面。以缔约过失责任为例，其强调在当事人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可从另外当事人处得到赔偿。假若赔偿中以完全赔偿原则为指导，将涉及较大的赔偿范围，受害者很可能不断进行索赔，此时有过失当事人将遇到不公平待遇。这就要求限制缔约过失责任，可通过可预见规则对双方利益关系进行平衡，规则内容中强调在赔偿范围上，应限定在可预见的损失范围内。再如合同无效，其主要指在成立合同后，没有法律生效要件作为保证，使合同内容不会被法律所承认与保护。一般合同意思表达模糊、内容不合格或主体不合格等都可能带来合同无效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有过错的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利用可预见规则对损害赔偿进行限制。另外，在后合同责任方面，通常要求当事人履行相关的附随义务，如保密、协助、通知等，若违反义务，需将损害的相关责任由过失方承担，具体的赔偿范围要求利用可预见规则进行限制。而从可预见规则构成上看，其中的主体一般以双方当事人为主，由双方共同进行预见；在时间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以“合同缔结说”为时间确定的标准，主要强调在了解订约情况的基础上，由合同当事人对违约后的风险负担进行磋商；在内容方面，可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参考，其强调在损害程度不存在本质变化情况下，无需考虑损害预见问题，而在损害程度与合同内容差异过大，变化较为明显，要求违约方对损害程度进行预见。

二、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限制与排除研究

1.可预见规则限制分析

合同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可预见规则实质为限制完全赔偿规则，且在许多合同违约问题处理中会与损益相抵、过错相抵等规则共同应用，这样可使较多例外情况中也可引入可预见规则。而其中的例外情况主要表现在限制与排除两方面。以限制问题为例，主要表现为：第一，法定责任限制。从法理学角度看，合同法中的自治原则可保证当事人主观意识被尊重。但需注意，国家在考虑相关行业领域发展实际情况中，会考虑将法定义务内容纳入局部规定中。例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为使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得以平衡，尽可能维护消费者权益，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明确指出要求对欺诈行为问题，要求承担所带来的损害责任。同时由需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赔偿范围进行确定，一般应以商品或服务价格的一倍为标准。对于这种赔偿，便未以可预见规则为标准。第二，格式条款的限制。这种格式条款主要又一方进行条款的拟定，而另外一方仅可通过表示接受、不接受，对合同签订进行确定，所有内容不会由双方共同磋商完成。假若以商业保险合同或运输工具如火车、飞机等运输合同，在订立过程中主要从格式合同角度出发，所以涉及到的违约责任应利用格式条款进行限制。需注意的是如果存在违约情况，即使可预见其中的损失，但相比合同中数额，预见损失额会小很多，所以其对赔偿没有实际意义。

2.可预见规则排除分析

关于可预见性规则排除，一般主要指违约方未对自身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进行预见，但法律也会对这种损失赔偿责任明确。具体涉及的排除行为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第一，主观过错。若以过错程度为依据，在民法领域中将主观过错细化为三分法、四分法或五分法学说方面，需注意无论哪种过错，都要求对其违约责任进行承担，且根据主观状态对赔偿范围进行界定。以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内容为例，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问题，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出卖人不诚信行为而难以实现，此时买方可考虑解除合同，请求将已付的款项以及相关的赔偿损失返还，而出卖人在赔偿范围上一般为已付房款一倍以内。此时，将可预见规则引入，旨在使当事人在合同签订积极性方面得以调动。需注意若违约情况的发生由当事人故意造成，便无需考虑合理保护。第二，精神损害赔偿。该赔偿涉及的合同领域较少，包括：（1）因产品瑕疵问题而使购买人精神受到损害，需给予精神赔偿。如当事人因做美容祛斑，使面部中有更多麻斑出现，长时间未能恢复，此时便可考虑精神索赔；（2）保管合同问题，如保管人未能对委托人物品妥善保管，导致毁损或灭失问题出现，此时便需对受到精神伤害的当事人给予经济补偿；（3）承揽合同问题，以婚礼活动胶卷，订作人将其交给承揽人，但承揽人不慎丢失，由此为订作人带来的精神伤害，可要求索赔。

三、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存在的问题

可预见规则作为合同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弹性特征，可使司法活动中的裁量工作预留较大空间，这就使可预见规则应用下能够满足较多纠纷问题处理要求。尤其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完善中，逐渐将关于可预见规则的内容进行完善。但从可预见规则实际落实现状看，仍有较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违约方过错、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守约方信息揭示等方面。

1.从违约方过错角度

在可预见规则内容中，关于如何判断主观故意或非故意进行划定，仅强调将可预见规则应用到所有违约情形中。这种规定，实质与合同法中公平主义理念相背离。如对于当事人违约情况，无论其故意或非故意，都以同一法律后果进行界定，这样便会使故意违约情况增多，实质也是对当事人的不公平体现。相比之下，国外在可预见规则中，对违约人主观故意与非故意给予明确划分，如在英国相关法律中，强调若违约人虚假陈述，所有损失包括附带损失等都需由其承担，此时将无需利用可预见规则进行限制。事实上，假若合同成立后出现违约情况，便意味当事人违背其最初的承诺，实质是一种主观故意违约行为，应对这种故意行为下带来的后果进行负责。而承担的赔偿范围应以订约过程中的预见范围为标准。需注意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司法》内容，其并未对企业双方违约赔偿等内容进行具体界定，以企业合同履行情况为例，由于合同双方在交流与合作中会产生极多的信息占有量，这种情况下一旦有违约问题的存在，可预见的损失范围将超出订约预见范围许多，部分违约企业很可能强调在赔偿范围确定上仍以定语中的预见范围为标准，这样在守约方方面，便极不公平。由此可见，在可预见规则实际应用中，要求对违约方主观过错进行区分，若违约情况下不存在主观过错问题，可将订约预见作为违约赔偿标准。但若违约情况因主观故意而产生，应注意在赔偿范围上应以违约中的预见作为标准。但如何在违约行为上进行量化界定，仍是当前可预见规则应用需考虑的主要问题，要求使其中的损害赔偿额度被计算，以此使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1）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

所谓举证责任，又可被叫做立证责任、证明责任，主要强调当无法确定某种事实是否存在的情况下，此时法律判断也将难以实现，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将由某一当事人承担。现行的可预见规则应用下，一般通过违约方过错对预见时间进行区分，使赔偿责任范围在此基础上被界定，能够起到守约方利益的保护以及公平正义的体现等作用。但应注意的是过错问题本身来源于主观方，其主观意识作为内心活动，很难被认定与把握。因此，当前可预见规则应用下的问题极大程度上表现在违约方主观过错判断方面，即使可在最后被证明，但该证明过程将涉及到许多诉讼成本等问题，影响案件审理效率。对于这种现状，应注意由当事人承担相关的举证责任。以合同双方的诉讼情况为例，通常守约方会将举证的重点置于违约方所带来的损失问题上，而违约方为使自身承担的责任减轻，更倾向于通过可预见范围对赔偿进行控制。此时应要求违约方进行举证，将自身的过错问题、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等都纳入到举证内容中，这样便可使加违约赔偿得以控制。假若从实际情况出发，直接由违约方对自身过错进行证明，并不现实，其很容易使举证、诉讼等受到影响。因此，当前客运见规则应用中，违约人举证问题成为需考虑的主要内容，其是影响诉讼程序进行的关键性因素。

（2）从守约方信息揭示角度

在可预见规则应用下，其实现的基础极大程度上表现在“信息传递”方面。以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为例，对于原告救济问题，假若存在原告对被告不知道的信息掌握较多，而这些信息可使被告通过这些信息将违约可能性控制到最低，或原告应将违约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告知被告，但却未进行告知，此时合同法应对原告救济拒绝。以哈德利案为例，原告可将备用曲轴缺失的情况向被告反映，若不能及时将曲轴送达，很可能造成停产。此时被告在接受到这一信息后，便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违约情况得以避免。但原告并未这么做，这便导致诉讼问题产生。由此可见，信息传递在违约问题处理上可起到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我国现在较多法律内容中使信息揭示义务有所体现，以《民用航空法》中的规定为例，其强调在在货物或行李托运方面，若强调需在指定地点进行交付，或在托运中支付附加费等情况，要求以声明金额范围为标准，由承运人承担具体责任。再如《海商法》中的规定，对于的所有货物，一旦出现损坏或灭失情况，应按照具体的单位如货物毛重或货物件数对损失责任进行承担。相比之下，在合同法规定中，却未对信息揭示义务进行具体明确，其将成为影响可预见规则实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当前可预见规则应用下应考虑到将信息信息揭示义务融入其中。

四、完善合同法可预见规则的相关建议

针对现行可预见规则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解决中主要需考虑在立法与司法等方面进行完善。如立法方面对违约方过错问题的判断、可预见规则的适用范围等方面。或在司法完善方面，可考虑借鉴其他国家可预见规应用成功经验，对改善可预见规则的不足可起到突出的作用。

1.基于立法角度的可预见规则完善

在立法完善中，可采取的措施集中表现在三方面，包括：第一，对于可预见规则的相关规定从立法上进行明确统一。以违约人过错判断为例，我国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应用与美国、法国、英国做法相似，即不考虑过错程度情况下直接引入可预见规则。需注意的是，在其他法律内容中存在与合同法内容相冲突的情况，如《民法通则》中，其强调在赔偿范围上采用完全赔偿方式，不会限制赔偿范围。再如《铁路法》内容中，强调若承运人过失严重且存在故意心理，无需考虑到货物保价问题，直接由承运人负责所有的损失。由此可见，这些法律内容中都与合同法规定存在一定的不统一情况，此时便需从立法角度对违约人过错情况进行判断，假若违约人故意出现过失，可考虑将可预见规则排除，所有赔偿责任由违约人承担。第二，在可预见规则应用范围上进行限定。可预见规则的应用范围不应停留在无条件层次，可考虑在违约方主观违约的情况、违约方过失过于严重情况等方面，不考虑可预见规则的应用。第三，对于预见主体也需进一步规范。从国外立法与我国合同法内容中可发现，在预见主体方面多以违约方为主，同时，在违约方方面，其又可被细化为具体与抽象违约方两种。虽然利用抽象违约方作为预见主体，可使一般赔偿得以维护。但假若违约方经验丰富，可通过预见标准降低方式使赔偿范围被减少。因此，立法完善中需考虑到违约方判断标准问题。

2.基于司法角度的可预见规则完善

在司法方面完善中，可考虑借鉴国外许多国家可预见规则应用的成功经验，如英美法系，在可预见规则应用下都有较多典型的案例，加上应用时间较长，使预见标准被形象化、细化，对此，我国在司法完善中便可考虑引入这些成功经验。同时，在司法完善中，也要求实际裁量活动中将适时运用可预见规则，但需注意由于该规则弹性特点较为明显，所以即使是经验较为丰富的法官，不同法官间得到的结论也可能有一定差异。这就要求在可预见性规则应用下，注重与实际情况向结合，可考虑引入公共政策内容，如其中涉及的党的政策或其他民法原则，都能够为可预见原则的应用提供有效指导。司法活动中，应注意该规则的应用并非毫无限制，其应用不当很可能产生更多利益不平衡问题，所以可预见规则的应用应慎重，尽可能使公平正义理念落实到交易双方，这才是可预见原则引入的实际意义。

五、结论

可预见规则的应用是我国当前合同纠纷问题处理的关键所在。实际引入可预见原则中，应正确认识可预见规则的基本内涵，分析可预见规则适用中的主要制约因素，立足于当前合同法中可预见规则存在的不足之处，如违约方过错、守约方信息揭示、绝证责任分配等，在此基础上从立法角度、司法角度进行完善。这样才能使可预见规则应用下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违约问题处理提供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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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志伟 单位：上海法治调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