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英文摘要】MaoZe-dong''''smilitarythinkingstemsfromChinesetranditionalmilitarythink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eserevolutionarywarand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

MaoZe-dong/militarythinking/source

【正文】

中图分类号：E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432(2003)06-0050-04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

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MaoZe-dong''''smilitarythinkingstemsfromChinesetranditionalmilitarythink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eserevolutionarywarand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

MaoZe-dong/militarythinking/source

【正文】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

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

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参考文献】

军事文选[M].北京：军事科学院战士出版社，1981.

孙子兵法.[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11.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指导我军军事教育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指导思想、基本途径、重要保证、根本目标等均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呈现出时代性、继承与发展并举、哲学性等鲜明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是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是指导我军军事教育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涵，对于进一步指导我军军事教育实践、推进新时期军队建设和指导国防教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是在他长期的政治、革命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邓小平同志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事并指导军事教育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对军队建设的要求在理论上的表现。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一思想的发展和最终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准备和萌芽时期

邓小平青少年时期，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危机重重，他负“工业救国”之志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迈出了革命军事实践的第一步。1926年，他入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学习，接受军事训练，通过近一年时间的系统学习，他对培养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有了一定的认识。回国后，邓小平即开始直接从事军事人才的培养工作。1927年2月，他担任西安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党的书记，致力于军校的政治教育。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的军事教育思想开始初步萌发。

（二）探索和形成时期

在艰苦的革命年代，邓小平的军事教育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1929年他领导百色武装起义，革命斗争实践使他深刻领悟到中国革命需要一大批军事人才。在此后的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十分注意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发表了人才培养重在提高素质的精辟见解，认为“兵贵精，不贵多。现在还是要从提高人员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问题。”[1]建国后，邓小平更加关注军事人才的教育培养。1954年7月9日，他在政务院讨论教育工作时郑重指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2]1961年11月23日，他又指出：“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3]上去。1975年，他首先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并先后发表了《军队要整顿》、《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近10篇主要军事著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教育观点，其军事教育思想初步形成。

（三）丰富和发展时期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的军事教育思想又到了丰富和发展。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自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邓小平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就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总体设计，相继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一系列重要讲话，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就可以延缓；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根源，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要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下行动；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建设巩固的国防；中国今后的反侵略战争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大力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人民解放军要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要按照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和精兵合成、提高效率的原则，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军人，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要继承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中国军事科学；等等。上述观点和原则的确立，使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了一个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也获得了极大地丰富发展和贯彻执行。全面阐述了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教育的一系列战略观点，标志着其军事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成为指导培养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和合格人才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核心内容是把军事教育思想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军队教育训练中的历史经验，着眼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现代战争的特点，创造性地首先提出军队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问题。他说：“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的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4]1977年8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5]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针对个别单位教育训练不落实的情况，严肃要求：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6]现在看来，邓小平提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关系到全军新时期建设的全局性的大问题，奠定了新时期我军教育训练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对军事教育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二）指导思想是“三个面向”

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7]这“三个面向”从现代教育发展的战略高度，概括了时代对教育工作的要求，指明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也是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军事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面向现代化”强调了军事教育要为军队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现代化的教育训练，造就大批现代化的优秀人才；“面向世界”强调了教育要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改革发展我国军事教育事业；“面向未来”强调了军事教育要着眼于未来发展的需要，立足于培养未来高技术条件下战争所需的军事人才。总体上看，“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邓小平军事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我军教育训练的基本方针。

（三）基本途径是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实践是锻炼人才的大熔炉，强调勤学苦练。邓小平指出：“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要从勤学苦练的实践中学本领”，“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8]他还对部队勤学苦练的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指出干部要身体力行，当好排头兵。通过学习、训练、拉练、演习等提高军队政治觉悟和军事本领。另一方面，重点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军队院校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和摇篮，是军队建设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院校在军事教育中的作用，一贯强调军事教育要以军校教育为重点的思想，他说：“现在打仗，我们的军队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过去是在战争中的训练，从战争中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最过硬的。但是现在，即使有战争，不经过学校学习也不行，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9]不仅如此，他还就如何办好军事院校提出了基本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10]这为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指明了方向。在他的亲自关怀下，中央军委于1977年作出了《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大批部队干部进入院校培训，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教育工作的展开。邓小平指出，进行现代化战争，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在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是最过硬的学习；在和平时期，就要从教育训练着手来提高干部战士的素质，提高军队战斗力。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作为和平时期军队的经常性中心工作，这个原则要从制度上加以贯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一方针具体化，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部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要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要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增长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战士则要学会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同时，还要努力学习其他一些必要的政治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教育训练问题。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办好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办学校，一是训练、选拔和推荐干部，起到集体政治部、集体干部部的作用。二是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要使军队各级干部都懂得现代战争。三是恢复人民军队优良的传统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办好学校,首要的是选好办校的干部和教师。这些干部比部队现职干部还重要，要选最优秀的。其次是搞好教材。

（四）重要保证是加强政治教育

邓小平同志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性地维护和发展提出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论断，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和“看家本领”，强调“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11]指出军校的教学活动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和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提出了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他说：“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12]二是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基本路线教育，他告诫全党全军：“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13]三是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教育，他指出军事教育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14]实践证明，由邓小平倡导的军事政治教育，能够引导广大官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提高政治素质，使我军军事教育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根本目标是全面提高现代军事人才素质

人是军队建设中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军队人员素质的优劣是衡量军事教育质量高低的基本标志。在培养什么样的军事人才问题上，邓小平反复强调：革命化是第一位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15]良好的政治素质是军事人才的首要条件。其次，要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学习诸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16]同时，邓小平同志针对和平时期的特点，重点强调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单位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17]要求军队干部和战士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并指出：“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18]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思想，是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个创造，军队增强了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

三、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的理论特色

（一）时代性特色

任何理论思维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伟大人物及其伟大思想的背后，都有与之相联系的深刻的时代背景。正是邓小平同志在立足于时代背景，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分析时代任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对军事教育的内容、方法、目标等作出恰当判断，提出一系列精粹的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教育思想。如军事教育的内容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认为，排兵布阵，勇敢善战是冷兵器时代的要求；小米加步枪时代则要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陆、海、空立体战时代就得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于是他反复强调：“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9]要分析新的历史条件，要知道什么是新的历史条件。1978年，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20]

（二）继承和发展并举的特色

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是对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同志的亲密战友，对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军事思想不仅是熟悉，更是有军事体验的，因此，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的各项内容都体现着军事思想的光辉。如他在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时直接指出：“同志就指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执行同志的指示，显得特别重要。”[21]不仅如此，他还把军事思想与不断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革命论断和构想，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教育思想是军事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

（三）显明的哲学特色

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不仅包括着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而且包括许多方法论，从其基本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提出这些理论原则的同时，特别强调理论原则的具体化，相应提出了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具体办法，切实地加以贯彻落实，认认真真解决问题。如他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接着就具体指出应采取两种措施——勤学苦练和办好军事院校，同时又分别指出具体实施办法和工作要求等。可见，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又是一本活的哲学教材，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3]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1993年，是诞辰100周年。这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平与思想研究计，提交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100多篇，展示了此前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新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3年以后，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6年6月，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逝世20周年，第八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东营市召开，9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在八大前后的理论贡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7年5月，为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第九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市召开。这次会议充分研讨了“两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正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科学结晶，在新时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复杂矛盾。此后，第十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又于1998年10月在湘潭市召开，与会者回顾了改革开放20年来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思想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展望了21世纪思想研究的前景。这年年底，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诞辰105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内涵，、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集。

探讨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还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央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最近召开的纪念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检阅了对他们的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了思想的研究水平。

以上连续几次全国性的思想研讨会的召开，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表明自诞辰100周年之后，思想的研究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持续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密切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并应作出及时总结。

回顾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研究资料的日益丰富，使得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保持了较高的起点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长期以来，等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著作的出版速度相对于思想研究的进程来说，还远远不能适应。诞辰100周年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外交文选》等一系列著作和、刘少奇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得以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文集》是继《选集》之后的又一多卷本著作集，于1999年6月出齐，收入了《选集》之外的许多重要文稿、讲话和谈话，共8卷。《建国以来文稿》（13卷本），于1998年1月出齐，是一套供研究之用的多卷本文献著作集，系统收入了建国后的大量文稿，其中包括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两套著作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对于进一步开展思想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至今一共出版了20册，收入了从建国开始至“”前夕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最基本的文件，以及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等等，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象《外交文选》（1994年12月）的出版对于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研究，《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年4月）的出版对于思想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诗词集》（1996年9月）的出版对于美学修养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以及《早期文稿》的公开发行对于青年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研究，都无不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军事文集》、《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等，虽然早在1993年底就已经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集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使得关于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二、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前后，有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业、思想的一些重要研究著作也进入了一个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传》（1893-1949），根据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信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的一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此期间，《传》、《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随着年谱、传记等一系列权威性研究著作的出版，一些反映领袖人物生平、业迹的纪实作品也陆续问世，他们的战友、部下、亲朋好友、师生同学、身边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提供了大量亲见亲闻、生动丰富的材料，使得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跃然于纸上。这些资料有的系统全面，有的具体入微，或大或小地再现了他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为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伟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

伟人来自于民众，理论来自于生活。从成长的经历来探索他成功的秘密，从的为人处世来洞察他的思维特点和人格魅力，从的足迹来追寻他的理论，从的读书生活来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助于加深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这一研究更加接近于实际，贴近于生活，也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使一个与世纪同在的伟人、诗人、哲人再现于世人的眼前，开创了一个纪念伟人、学习伟人、宣传伟人和研究伟人的新形式，为从直观的形象去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有鉴于此，他们后来又拍摄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刘少奇》以及《在浙江》、《与上海》等等。

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开辟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并因此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特点。

三、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使得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

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过去已经有所研究或者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逐渐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突出的如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和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走上一个台阶，还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这一文集收录了1927-1972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批示和讲话等共1600余篇，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系统地反映了军事思想包括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全貌。因此它于1993年底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尤其是军队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完善，使得关于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全面、系统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到1993年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和深化，有关单位还专门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出版了10余本，体系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各个专题研究的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发展趋势，对新时期全面研究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无疑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最近，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都纷纷开设了“双基本”课程，即关于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这样两门课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讲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第二，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了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毫无疑问，这是长期以来广大思想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果。因此，1993年以后，除了必要的拾遗补阙之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一度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不少学者抓住这个契机，对抗战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军事艺术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一书，史论结合，叙议咸长，集中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把抗战时期的思想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致使近几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特征。

与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的特征相对应，关于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则逐渐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向。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近几年来研究中比较热门的问题，已有一批专题文章和著作问世。特别是对《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和思想的研究，随着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的发表，随着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40周年活动的举行，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此外，随着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比较突出的如对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这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于光远在《与自然辩证法——值得重温的一次谈话》（《liáo＠①望》1995年第6期）一文中，回忆了他与的一些直接接触以及聆听的讲话和阅读著作的感受，指出“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一贯非常重视，不仅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善于同社会科学、同他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也是作为伟大哲学家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近年来关于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唯物史观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四、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日益成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的主题

与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无论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还是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都有着许多的相似与共通之处。伟人的个性是各种各样的，但伟人的成功之处却是大多相通的。因此，对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从思想上进行科学的比较和分析，是这个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翻翻近年来的书籍和报刊，人们便不难发现，关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有蔚然成风之势。这种比较不仅仅局限于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而且深入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之中，突出的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比较研究，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关于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比较研究，关于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关于国情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大量的专著问世；当然，这种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和邓小平个人之间，而是深入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各个成员之间。最近，在无锡市召开的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学者不仅对与、刘少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不仅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从而把新时期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新时期，研究与邓小平，研究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都不能不说到这一研究的主体，即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毫无疑问，目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基本、最骨干的成员，大多是来自于毛泽思想的研究阵营。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会从去研究邓小平，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必然会为新时期毛泽思想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时代内容。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仅是由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精髓就是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解决新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把握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不仅是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称赞邓小平是懂得按辩证法办事的人；而邓小平则不止一次地阐明，他读的著作，首先把握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正是在这一思想精髓的正确指导下，他才最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由于邓小平理论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在1993年10月，第一、二卷的再版是在1994年11月，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与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只能是产生在1993年之后。

五、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的联系首先就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过去长期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入到思想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既熟悉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又熟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善于从历史中去研究理论，从理论中去反思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研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趋向。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注意结合历史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现实。这是因为在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人们愈来愈需要总结实践中的得失，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即是要从现实的需要去探索思想的形成，去研究理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对等人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等，都引起了人们较大的研究兴趣，相关的书籍不胜枚举。尤其是对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的探索，更一直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评说，在诞辰100周年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而在诞辰100周年之后，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人们的研究兴趣已经变得更加浓厚。

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新的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几年来，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以及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开始成为新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综上所述，自1993年诞辰100周年以后，关于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领域有所拓宽，方法有所改进。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它是在1993年较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比较平稳的持续发展。

毋庸讳言，1993年以后的思想研究，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是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述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的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因而鲜见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工力。正因为尚存在着以上几个方面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1993年以来毛泽思想的研究状况，我们不能评价过高。从总体上说，它与1993年的研究水平基本上还处于同一层面上，还没有发生新的飞跃，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邓小平在讲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曾经指出，要抓住机遇，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个道理其实也适合思想的研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转折之际，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1993年以来思想研究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认真总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早日把对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军事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1993年，是诞辰100周年。这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平与思想研究计，提交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100多篇，展示了此前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新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3年以后，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6年6月，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逝世20周年，第八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东营市召开，9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在八大前后的理论贡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7年5月，为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6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第九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市召开。这次会议充分研讨了“两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强调《正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科学结晶，在新时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复杂矛盾。此后，第十届全国哲学思想研讨会又于1998年10月在湘潭市召开，与会者回顾了改革开放20年来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思想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展望了21世纪思想研究的前景。这年年底，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诞辰105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内涵，、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集。

探讨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还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央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最近召开的纪念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检阅了对他们的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了思想的研究水平。

以上连续几次全国性的思想研讨会的召开，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表明自诞辰100周年之后，思想的研究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持续发展，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密切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并应作出及时总结。

回顾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研究资料的日益丰富，使得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水平保持了较高的起点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长期以来，等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著作的出版速度相对于思想研究的进程来说，还远远不能适应。诞辰100周年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外交文选》等一系列著作和、刘少奇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得以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文集》是继《选集》之后的又一多卷本著作集，于1999年6月出齐，收入了《选集》之外的许多重要文稿、讲话和谈话，共8卷。《建国以来文稿》（13卷本），于1998年1月出齐，是一套供研究之用的多卷本文献著作集，系统收入了建国后的大量文稿，其中包括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这两套著作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对于进一步开展思想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至今一共出版了20册，收入了从建国开始至“”前夕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最基本的文件，以及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等等，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象《外交文选》（1994年12月）的出版对于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研究，《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年4月）的出版对于思想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诗词集》（1996年9月）的出版对于美学修养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以及《早期文稿》的公开发行对于青年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研究，都无不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军事文集》、《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等，虽然早在1993年底就已经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集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使得关于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二、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993年前后，有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业、思想的一些重要研究著作也进入了一个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传》（1893-1949），根据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信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的一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此期间，《传》、《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随着年谱、传记等一系列权威性研究著作的出版，一些反映领袖人物生平、业迹的纪实作品也陆续问世，他们的战友、部下、亲朋好友、师生同学、身边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提供了大量亲见亲闻、生动丰富的材料，使得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跃然于纸上。这些资料有的系统全面，有的具体入微，或大或小地再现了他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为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伟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

伟人来自于民众，理论来自于生活。从成长的经历来探索他成功的秘密，从的为人处世来洞察他的思维特点和人格魅力，从的足迹来追寻他的理论，从的读书生活来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有助于加深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这一研究更加接近于实际，贴近于生活，也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使一个与世纪同在的伟人、诗人、哲人再现于世人的眼前，开创了一个纪念伟人、学习伟人、宣传伟人和研究伟人的新形式，为从直观的形象去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有鉴于此，他们后来又拍摄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刘少奇》以及《在浙江》、《与上海》等等。

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开辟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并因此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特点。

三、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使得新时期思想研究的内容不断更新

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过去已经有所研究或者已经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开始逐渐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突出的如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和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走上一个台阶，还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这一文集收录了1927-1972年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批示和讲话等共1600余篇，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系统地反映了军事思想包括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全貌。因此它于1993年底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尤其是军队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完善，使得关于军事思想的研究开始朝着更加全面、系统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到1993年以后，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和深化，有关单位还专门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也出版了10余本，体系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各个专题研究的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发展趋势，对新时期全面研究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无疑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最近，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都纷纷开设了“双基本”课程，即关于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这样两门课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讲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第二，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了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毫无疑问，这是长期以来广大思想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果。因此，1993年以后，除了必要的拾遗补阙之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一度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不少学者抓住这个契机，对抗战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军事艺术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一书，史论结合，叙议咸长，集中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把抗战时期的思想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致使近几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特征。

与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的特征相对应，关于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则逐渐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向。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近几年来研究中比较热门的问题，已有一批专题文章和著作问世。特别是对《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和思想的研究，随着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的发表，随着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40周年活动的举行，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此外，随着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三，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开始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比较突出的如对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这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这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于光远在《与自然辩证法——值得重温的一次谈话》（《liáo＠①望》1995年第6期）一文中，回忆了他与的一些直接接触以及聆听的讲话和阅读著作的感受，指出“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一贯非常重视，不仅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善于同社会科学、同他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也是作为伟大哲学家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近年来关于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唯物史观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四、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日益成为近几年来思想研究的主题

与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无论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还是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都有着许多的相似与共通之处。伟人的个性是各种各样的，但伟人的成功之处却是大多相通的。因此，对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从思想上进行科学的比较和分析，是这个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翻翻近年来的书籍和报刊，人们便不难发现，关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已有蔚然成风之势。这种比较不仅仅局限于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而且深入到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之中，突出的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比较研究，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关于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比较研究，关于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关于国情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大量的专著问世；当然，这种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和邓小平个人之间，而是深入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各个成员之间。最近，在无锡市召开的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学者不仅对与、刘少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不仅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从而把新时期的比较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新时期，研究与邓小平，研究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都不能不说到这一研究的主体，即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毫无疑问，目前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基本、最骨干的成员，大多是来自于毛泽思想的研究阵营。正因为如此，他们必然会从去研究邓小平，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必然会为新时期毛泽思想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时代内容。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仅是由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精髓就是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解决新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把握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就不仅是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称赞邓小平是懂得按辩证法办事的人；而邓小平则不止一次地阐明，他读的著作，首先把握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正是在这一思想精髓的正确指导下，他才最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由于邓小平理论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在1993年10月，第一、二卷的再版是在1994年11月，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与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只能是产生在1993年之后。

五、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这种紧密的联系首先就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过去长期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入到思想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既熟悉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又熟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善于从历史中去研究理论，从理论中去反思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研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趋向。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注意结合历史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现实。这是因为在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人们愈来愈需要总结实践中的得失，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即是要从现实的需要去探索思想的形成，去研究理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对等人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等等，都引起了人们较大的研究兴趣，相关的书籍不胜枚举。尤其是对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的探索，更一直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评说，在诞辰100周年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而在诞辰100周年之后，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人们的研究兴趣已经变得更加浓厚。

党的十五大以来，随着新的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几年来，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以及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开始成为新时期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

综上所述，自1993年诞辰100周年以后，关于思想的研究，资料有所丰富，视野有所开阔，重点有所更新，领域有所拓宽，方法有所改进。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它是在1993年较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比较平稳的持续发展。

毋庸讳言，1993年以后的思想研究，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是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文章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述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的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因而鲜见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工力。正因为尚存在着以上几个方面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1993年以来毛泽思想的研究状况，我们不能评价过高。从总体上说，它与1993年的研究水平基本上还处于同一层面上，还没有发生新的飞跃，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邓小平在讲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曾经指出，要抓住机遇，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个道理其实也适合思想的研究。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这个千年一遇的历史转折之际，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1993年以来思想研究不断发展的有利条件，认真总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早日把对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