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范文第1篇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

金融资本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1.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金融机构规模日益庞大，这反而使债权人很难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也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有效筛选和监督债务人的困难，结果使原本弱化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重新显现出来，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一般是区域性的并且规模不大，债权人的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比较集中，他们比较容易了解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所以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要了解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这加大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如果某个意外冲击使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那么每个理性的储户都会赶紧加入挤兑的行列。即使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即使所有的储户都能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行为仍然会发生。因此全融资本全球化加大了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金融机构脆弱性。

其次，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债务人的数量相对有限也比较集中，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的效率比较高，这样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全球化，债务人的数量全球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这些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

2.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本来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却反而使金融机构隐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首先，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规模巨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金融机构经营者认为如果单个银行出现困难，政府可能听之任之，如果大规模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拯救；再加上竞争压力也迫使它们继续其进行冒险性的决策。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加剧。

其次，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经营者可能面临的奖励和处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经营者的某种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奖励；如果失败其最坏结果也不过是下岗而已，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其自有资本，所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理性行为总是倾向于作一些风险较高的决策。一旦失败，那么金融机构就面临巨大的灾难。巴林银行就是如此。

最后，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个别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极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

(1)发展中国家汇率的波动性加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超速增长，货币当局在面临强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资金时往往无能为力，即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结果也必是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波动将更加剧烈。

(2)发展中国家股价的波动性加剧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均与股市的剧烈波动相关，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股市的波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间的联系紧密。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常，其证券市场也会相应地出现波动。另外，实体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此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全球股市的波动，进而加剧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

第二，市场投机与操纵。随着金融资产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创造虚假交易，制造交投繁荣景象，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第三，外国投资突发性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外国投资往往占有较大比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突发性的外国撤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此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冲击，而且往往伴随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加剧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因此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以至于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那么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演变成整体性的金融动荡。

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

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不仅要遵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协议所管提供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就本国有关对外国金融机构的专门管制或更严厉的审慎管制进行监督，综合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法，检查外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以作为经营性监督的补充。

第一，加强对外资金融活动监管的立法准备。通过金融立法，制定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业运行规则，并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保证规则得到执行，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构筑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网。

第二，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考虑是否批准国外银行进入时，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国内银行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二是本国经济对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三是其注册资本数量和劳动质量；四是该机构母国是否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另外，中央银行还应把握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速度与布局。

第三，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管理与对本国银行基本相同，即所谓“国民待遇”。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等适当进行限制，对不同的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对离岸商业银行，只应允许其开展境外业务；对限制性外资商业银行，可以允许其经营境外业务及部分境内业务。

第四，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常动向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跟踪监测能力，通过对外资机构业务过程的监督、测定、计量、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国际游资的动向；二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动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央银行应通过立法，保留在非常时期对外资金融机构特别处置的权力。

第五，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搞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交往与协作，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本国民族金融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对长期外债实行规模控制

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握住资本自由流动的机遇，把国际债务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障本国在负债经营中能够量力而行，借好债，用好债，还好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防止发生债务危机，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国情况的较为完整科学的外债监测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外债进行分析和考评，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偿债率、借债率、负债率、流动外汇持有额、外债增长率、短期债务率、外资依存率等指标对外债进行监测，以保证外债的适度规模。

3.对短期游资实施有效监管

鉴于游资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游资实施有效监管，以减少巨额游资兴风作浪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对游资的有效监管应该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流动渠道（即短期借款、证券投资还是经常项目渗入）来决定是采取征收货币交易税、数量控制等直接控制手段，还是采取财政政策调整、浮动汇率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

第一，对短期境外借款的有效监管。监管短期境外借款可以采取三种针对性措施:一是期限管理，如规定借款合同的最短期限，鼓励长期贷款;二是限制其流入本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根绝短期资本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三是业务限制，比如限制甚至禁止外资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特别是本币借贷业务等。

第二，对证券投资的有效监管。短期游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渠道多种多样，对其有效监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对非居民投资本国证券市场施加外汇约束;规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不同的开放度；提供给居民和非居民以不同的投资工具，如A股和B股，或者规定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规定非居民持有的股份限额；限制非居民投资本国未上市股份；对游资侵入本国证券市场的中间机构进行限制。在本币部分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无论境外资本是投资于东道国本币证券还是外币证券，无论境外资本是直接进入还是通过在岸、离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公司。

第三，对通过经常项目渗入的游资的有效监管。对于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进入东道国的游资，可以通过完善外汇管制制度来加以控制，强调外汇买卖和资金进出必须建立在真实交易基础之上，并要求以真实单据作为外汇交易的依据。

此外，税收措施对各种游资都具有较强的监管作用。例如交易税或印花税，对投资所得依据来源地原则征收所得税，对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

参考文献:

[1]夏振坤李建军:经济全球化的面面观[J].江汉论坛,2001

[2]郭根龙:WTO框架下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吴兴南林善炜:全球化与未来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杨冬雪: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范爱军:经济全球化利益风险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金融资本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1.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金融机构规模日益庞大，这反而使债权人很难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也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有效筛选和监督债务人的困难，结果使原本弱化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重新显现出来，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一般是区域性的并且规模不大，债权人的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比较集中，他们比较容易了解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所以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要了解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这加大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如果某个意外冲击使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那么每个理性的储户都会赶紧加入挤兑的行列。即使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即使所有的储户都能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行为仍然会发生。因此全融资本全球化加大了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金融机构脆弱性。

其次，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债务人的数量相对有限也比较集中，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的效率比较高，这样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全球化，债务人的数量全球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这些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

2.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本来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却反而使金融机构隐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首先，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规模巨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金融机构经营者认为如果单个银行出现困难，政府可能听之任之，如果大规模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拯救；再加上竞争压力也迫使它们继续其进行冒险性的决策。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加剧。

其次，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经营者可能面临的奖励和处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经营者的某种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奖励；如果失败其最坏结果也不过是下岗而已，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其自有资本，所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理性行为总是倾向于作一些风险较高的决策。一旦失败，那么金融机构就面临巨大的灾难。巴林银行就是如此。

最后，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个别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极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

(1)发展中国家汇率的波动性加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超速增长，货币当局在面临强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资金时往往无能为力，即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结果也必是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波动将更加剧烈。

(2)发展中国家股价的波动性加剧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均与股市的剧烈波动相关，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股市的波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间的联系紧密。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常，其证券市场也会相应地出现波动。另外，实体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此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全球股市的波动，进而加剧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

第二，市场投机与操纵。随着金融资产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创造虚假交易，制造交投繁荣景象，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第三，外国投资突发性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外国投资往往占有较大比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突发性的外国撤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此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冲击，而且往往伴随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加剧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因此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以至于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那么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演变成整体性的金融动荡。

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

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不仅要遵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协议所管提供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就本国有关对外国金融机构的专门管制或更严厉的审慎管制进行监督，综合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法，检查外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以作为经营性监督的补充。

第一，加强对外资金融活动监管的立法准备。通过金融立法，制定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业运行规则，并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保证规则得到执行，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构筑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网。

第二，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考虑是否批准国外银行进入时，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国内银行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二是本国经济对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三是其注册资本数量和劳动质量；四是该机构母国是否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另外，中央银行还应把握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速度与布局。

第三，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管理与对本国银行基本相同，即所谓“国民待遇”。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等适当进行限制，对不同的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对离岸商业银行，只应允许其开展境外业务；对限制性外资商业银行，可以允许其经营境外业务及部分境内业务。

第四，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常动向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跟踪监测能力，通过对外资机构业务过程的监督、测定、计量、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国际游资的动向；二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动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央银行应通过立法，保留在非常时期对外资金融机构特别处置的权力。

第五，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搞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交往与协作，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本国民族金融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对长期外债实行规模控制

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握住资本自由流动的机遇，把国际债务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障本国在负债经营中能够量力而行，借好债，用好债，还好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防止发生债务危机，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国情况的较为完整科学的外债监测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外债进行分析和考评，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偿债率、借债率、负债率、流动外汇持有额、外债增长率、短期债务率、外资依存率等指标对外债进行监测，以保证外债的适度规模。

3.对短期游资实施有效监管

鉴于游资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游资实施有效监管，以减少巨额游资兴风作浪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对游资的有效监管应该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流动渠道（即短期借款、证券投资还是经常项目渗入）来决定是采取征收货币交易税、数量控制等直接控制手段，还是采取财政政策调整、浮动汇率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

第一，对短期境外借款的有效监管。监管短期境外借款可以采取三种针对性措施:一是期限管理，如规定借款合同的最短期限，鼓励长期贷款;二是限制其流入本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根绝短期资本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三是业务限制，比如限制甚至禁止外资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特别是本币借贷业务等。

第二，对证券投资的有效监管。短期游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渠道多种多样，对其有效监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对非居民投资本国证券市场施加外汇约束;规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不同的开放度；提供给居民和非居民以不同的投资工具，如A股和B股，或者规定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规定非居民持有的股份限额；限制非居民投资本国未上市股份；对游资侵入本国证券市场的中间机构进行限制。在本币部分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无论境外资本是投资于东道国本币证券还是外币证券，无论境外资本是直接进入还是通过在岸、离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公司。

第三，对通过经常项目渗入的游资的有效监管。对于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进入东道国的游资，可以通过完善外汇管制制度来加以控制，强调外汇买卖和资金进出必须建立在真实交易基础之上，并要求以真实单据作为外汇交易的依据。

此外，税收措施对各种游资都具有较强的监管作用。例如交易税或印花税，对投资所得依据来源地原则征收所得税，对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

参考文献:

[1]夏振坤李建军:经济全球化的面面观[J].江汉论坛,2001

[2]郭根龙:WTO框架下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吴兴南林善炜:全球化与未来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杨冬雪: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范爱军:经济全球化利益风险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金融资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用制度；金融资本；金融危机；寄生性；过渡性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金融资本的理解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金融资本的研究主要是关注金融界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每一次的危机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修正的契机，每一次大的危机后政府也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减轻危机的程度，恢复金融市场活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只是叙述现象而非解释现象，难以解释金融危机还在周期性、全球性发生的原因，还会出现经济危机前后对金融资本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危机前夜，资本主义市场在金融家们的包装下还是一片繁荣景象，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家称颂金融资本对产业部门的企业融资、风险分担、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政府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金融部门充足的自由市场空间，股民金融投资情绪高涨，银行家和证券公司积极创新各种金融衍生品投入市场，货币的神秘性进一步增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描述道：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1]。这也是庸俗的经济学家乐于见到的，利润的源泉再一次得到掩盖，利用货币在流通中的支付职能，资本运作脱离生产过程本身获得独立性，银行家、政府、货币经营者利用数字和权力进行货币游戏。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我们正确理解金融资本在市场中的作用和金融危机深层原因具有方法论价值，在第三十四章中针对建立在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上的通货原理及由此衍生出的银行立法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指出货币价值的变动是现象而非根源，揭开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货币原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面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认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是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通货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取决于流通领域内的货币数量。他们忽视了货币本身是不带有任何价值的一种等价物，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同时又是商品交换的一种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混淆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状况决定的[2]。而通货学派则否认这一原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金融扩张，对内进行立法干涉，增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利用银行和财政部合谋发行银行券，调节利息率，在此基础上，金融市场衍生出各种虚拟资本。马克思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他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3]。希法庭也在《金融资本》中指出，国家纸币并不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把它称之为国债或信用货币是完全错误的，国家纸币和票据具有不同的发展的可能性[4]。在市场需求量大而资本供给不足时，不可否认，金融资本会快速解决资本难题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经济，但金融市场无限度的欺诈最终会导致市场商品的极度过剩，即严重的经济危机。泡沫的破灭在顷刻之间，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的普遍跌落，与之相对应的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失衡。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最初的郁金香狂热，到后来的互联网泡沫、次贷危机等，金融危机总会找到一个载体。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把原因归结于金融市场监管不力、政府的货币政策不到位、自由市场、金融衍生品过多等因素，或有批判性较强的经济学家会直接指出金融资本是一场骗局，但其中不乏带有试图通过炒作黄金白银从中获利之人。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获利必有一方或多方受损，危机揭露了整个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欺诈行为，金融资本失去了社会和政府的信任，接下来就是持续的经济低迷和生产过剩。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影响下，例如凯恩斯、罗斯福、撒切尔夫人等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对证券、银行、上市企业等出台一系列新的监管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强市场监管、开辟海外市场、调节利息率、保护关税、银行立法等一系列措施，就当下的危机而言是切中时弊的，但从整个金融史来讲只是一次又一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较量。一方面政府依赖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垄断、公民权益等问题政府又必须予以监管，用以混淆视听树立金融自信，政府与金融合谋欺骗中产阶级，新的危机还会发生，新的金融浪潮也还会持续上演。

二、《资本论》中金融资本的实质

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的理解是抽象的、本质的和唯物史观的，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探讨金融资本的利润源泉、金融危机的实质以及未来金融资本的存亡问题。信用制度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打破了奴隶经济中的高利贷形式，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提供了便利，使得国家、地主、小农摆脱了高利贷的束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扬弃的结果，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金融资本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信用使得资本家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在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降低市价，损害别人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所以资本信用即是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优势，因而对银行的信用需求也越来越多。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指出在现象上，它在一定部门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干涉，再生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5]。在价值形式上，金融资本家们营造着一种假象，也是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伎俩。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外表化，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6]。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价值的源泉再一次被掩盖，而货币所谓的价值增值实际是对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的剥夺。而且产业资本家本身也受到货币资本家的剥削，因为用来推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占有他人劳动的资本并不属于产业资本家自身，而是货币资本家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职能资本的集中、垄断和融合，产生了货币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7]。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8]。资本剥夺的对象也由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在金融化的时代只有垄断才能保住性命。马克思称这帮金融家们为匪帮，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生产，他们的运作过程也与生产并无干系，只是一个贪婪的寄生者阶级，牺牲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以及所有工人阶级的利益。金融资本又通过垄断利润、金融投机、寻租等途径而建立起一套寄生性积累机制[9]。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现实资本，与产业部门生产资料的积累形式不同，虚拟资本充分利用货币、证券、期货、股票、银行券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在流通领域内独立运作，然而这种金钱与数字的交易只是表象。交易所中所谓金钱不过是一张张所有权凭证或利润凭证，只是一种价值符号，而这些符号却利用货币的支付职能控制着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在这场交易所的中，虚拟资本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通常控制着产业链高端环节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在证券价格的跌落中影响着中小资本的命运，同时进行资本集中和垄断。在这里银行家从中介变成了对掌握资本分配权的主人，将社会的剩余货币集中起来，从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获得利润，但却根本不懂生产，只是单纯进行货币积累。因而吸引资金最多的领域或许是资金最饱和的领域，整个资本市场都在遭受超时间、超空间和超界限的三重剥削却养活了这些寄生者阶级。

三、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特征

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存在一定的限度，取决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的回流。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0]。货币资本积累的增加一部分是随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扩大而增加的，一部分也会由于货币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独立性而独自积累。这种积累方式的特征会让经济在一段时间和一定领域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飞速向前，有利于企业融资和分担风险，从而导致人们以金融市场作为价值增值的中心，如今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正在经历一个镀金时代。而在另一时间和另一领域呈现出与现实资本积累相反的趋势。由于这种积累的相对独立性，货币资本在一段时间出现过剩的现象成为必然，并且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过剩问题日益尖锐，从而缩短信用制度、金融资本同资本主义界限的距离，直至突破界限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在社会金融系统中爆发的危机，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金融指标短期内急剧变化，表现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金融机构破产等[11]。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信用的突然中断导致整个资金链条的断裂，从而表现为全球性的货币危机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十分重视外部条件的有序性从而保证他们所创造的货币循环体系的运转，与政府合谋，一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另一方面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各种手段的同时给予金融资本自由。历史上金融资本的成长面临过很多困境，欧洲的过剩资本，为寻找广阔的投资领域对全世界国家进行金融扩展，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使资本投入分散化以减缓危机的发生，同时形成托拉斯等垄断机构干预市场，加强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危机的爆发。但恩格斯认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12]。一切看似挽救金融危机于水火的举措都将为一场全面的、最终的、争夺世界霸权的工业战争做准备。而危机是由金融资本自身对实体经济的寄生性所带来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信用货币的相对独立性，并不能改变汇票贴现需要依托实体经济的现实买卖交易的完成这一现实，而这种现实的买卖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因此金融危机所表现的货币危机又一定是信用过剩和生产贸易过剩，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必然会出现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过剩又是相对过剩，缺少投资领域也是相对缺少。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的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巩固自身的一种方式，垄断集团利用自身优势和权力内部操作，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场零和博弈，在这场骗局中，中小资本家、工人阶级、零售商、债券行业中的弱者都是每一次开盘所牺牲掉的，资本越来越多集中到少数寄生者阶级手中形成垄断，而在危机中资本再一次得到集中。运用这种方式资本市场充分发挥了市场的本性，一方面淘汰弱者，另一方面从下层中筛选出精英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的队伍，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再一次被巩固了。

四、金融资本的时代命运

金融资本在一系列包装之下，呈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之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金融扩张巩固自身权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渗透和尖端技术限制，将金融视为一国之本，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金融资本的命运已然注定，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性，提醒人们在激发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敲响了一记警钟。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的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势的单纯过渡点[14]。信用制度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也使得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金融资本也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地存在着。早期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为摆脱旧时高利贷的控制，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抢占剩余价值是信用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服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信用制度的产生使得虚拟资本与生俱来就有寄生性的特征，生息资本的利息是占有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剩余价值，其本身只是充当了通货而非资本，因此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价值，在本质上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此外，信用制度凭借货币的支付职能使得金融资本市场充满欺诈，中小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把一部分用于企业运作的资金拿出用以金融投机，却陷入资本集中，被托拉斯垄断巨头、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部门内部设计的陷阱之中。正如高利贷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制度使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破坏而非创造生产力。从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现代信用制度、银行制度以及建立之上的金融体系又将发现其存在，正如高利贷资本与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一般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下的必然产物，与同时代下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适应。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产物，没有信用制度，没有金融资本也不可能过渡到联合起来的劳动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才称那些宣扬信用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资本被集中起来，使得资本具有了社会的形式，从而进行全社会的分配，实现了资本利用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尽可能寻找获利最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有利的产业部门，无论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工人阶级都不是资本的所有者。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被马克思认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之一，联合的生产方式是其积极扬弃的结果。信用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使得所谓要求的实行公里当铺和无息信贷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金融资本作为过渡点，对于其时代命运，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描述过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一概念，并高度赞扬，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物质生产力与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形式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对旧形式的扬弃。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被改变，工人作为联合体是自己的资本家，从而金融资本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经济危机的影响便可以避免。尽管如此，合作工厂也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缺陷，因为它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完善的工厂制度、现代的信用制度都是合作共产产生的必然条件。但合作工厂的产生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要遵循“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何时，在什么地方都要取决于孕育其出现的各种物质条件是否成熟。

五、小结

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以控制全部生产关系的寄生机制，虚拟经济对生产关系的支配性使得人们被货币增值的表象所蒙蔽，陷身金融投机，直至市场萎缩、经济衰退、生产力下降、债务膨胀等经济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停留在商品和货币供需变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的表象，新自由主义强调让金融市场保持活力，认为资本虚拟化程度过高，市场过度投机等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修修补补。自金融资本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实质。金融资本与信用制度荣辱与共，通过信用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寄生机制，其本身并不产生价值，但信用制度作为与同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向先进生产方式过渡的必然阶段，每一次金融危机也是资产阶级扬弃自身的形式。我们并不能时时诉诸公有制对这种寄生机制的消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出现之前，信用制度、金融资本也将一直生存下去。同时代下，亟需学习并运用经济规律，对金融资本形成辩证性的认识，理解其寄生性的内在机理，坚决以现实的生产关系为根本，以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4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7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32．

[4]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1．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97．

金融资本范文第5篇

Abstract:Asanintegralpartoffinancialglobalization,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flowsisinfluencedbybusinesscycleandtradefactors,internationalinterestrateadjustments,capitalaccountmanagementpolicies,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swellasotherfactorssuchasthepolicyintentions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itresultsfromthecombinationoftheobjectivecertaintie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man-madedrivingforcesbyrelevantcountriesororganizations.Theglob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ofcapitalflowsischaracterizedwithunprecedentedcomplexity,whilethedistributionofitsbenefitsispossessedofvisibleinequality.However,thecomplexityandinequalitywillnotinfluencetheobjectivesustainabilityofcapital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鄂志寰，女，1966年3月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现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97级博士生。

地址：北京西交民巷17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1，电话：66057976，66014422-217

当我们为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是主导这个世纪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资本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金融市场边缘日渐模糊，日益一体化。但是，就在人们弹冠相庆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全球化功绩的时候，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为全球化的进程蒙上了阴云，促使人们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恶，并提出疑问：金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个别发达国家别有所图?quot;阴谋",进行所谓"运用金融杠杆掠夺财富的战争"？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是如何推进的？这个过程的性质如何？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处？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驱动因素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属性作出初步判断。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内涵与表现

金融资本全球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资本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活动，表现为多向及多边的资本流动，是资本实现全球范围重新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金的国际转移两种形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促使资本流动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为主转向货币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及无边缘化。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初，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动荡使这个进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流动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经历了欧洲资本时期、石油资本时期、债务危机时期等阶段，最终进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时期，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张，资本跨国流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从具体内容看，金融资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现形式：

1、资本跨国流动规模急剧扩张。

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2、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相对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提高，资本流动性上升。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

显然，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扩大表明全球范围的资本流动在不断加速。

4、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最近几年间，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5、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调整息息相关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推动和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先行于国际资本输出，但是，当资本可以绕过贸易保护壁垒而自由流动时，其对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上升。可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结果。其中，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变化构成了资本流动全球扩张的客观基础。

尽管货币作为虚拟经济符号，凌驾于实质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出现与之相分离之势，但是，以资本流动为主体的跨国界的金融活动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联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经济增长导致全球范围的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从而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资本的全球化布局与全球不同区域的GDP表现、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

1、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

1973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以显著的波动性快速扩张。国际资本市场的年度筹资额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长，转而又出现-0.14%到-12%的下降。从长的周期上看，资本流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出现在全球GDP上升时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扩张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2、全球通货膨胀与资本流动

相应地，过去30年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经历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较低水平的企稳，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来的快速下降等几个时期。

从总体上看，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变动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关系是：资本流动增长往往出现在通胀呈现下降趋势时期，而资本流动扩张速度的减慢往往与通胀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现14-15%的高通胀，资本市场筹资额有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则是高达40%和70%的增长，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货膨胀进入低水平稳定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扩张也变得更为平稳，基本稳定在10%左右。

3、全球贸易增长与资本流动

同样，从数量变动上看，全球资本流动与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也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世界进出口总额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筹资额的上升，而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收缩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增长减缓呈现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变动相对平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的相关性有所下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与资本流动全球化

国际利率水平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构和变动方向。

增值是资本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唯一目标，如果资本投资于国内能够获得多于投资于国外的利润，也就没有必要流向国外。利润驱动是主导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动机，因此，各国利率差异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

过去30年间，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场决定正在成为国际利率确定的基础，市场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利率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运用中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整个70年代，货币学派主导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控制目标。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控制货币供应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渐确立了在反通货膨胀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各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利率工具在货币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为当代货币政策最直接与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来，西方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有意运用利率来调节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当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价格过高，可能导致泡沫经济时，便调高利率来控制资金供应，促使金融资产价格回落。这样，利率水平与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

过去30年国际利率的调整周期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变动紧密相连，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情况下西方国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90年代以后，尽管西方经济曾在1992到1993年间出现短暂的衰退，但通胀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为资本的市场价格直接影响资本全球流动的总量和结构。

首先，从总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调整时期，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额也出现比较大的增减变动，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动幅度明显收窄之后，国际资本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显然，利率的波动性高低直接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