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导论范文第1篇

但毕竟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这种被遗弃的窘境，因此便有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伦理学与经济学》(OnEthicsandEconomics)，通过探寻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源流问题，以期正确面对「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Sen,1987,p.1）。而在国内，虽也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却鲜有论着。即便有，较多的也是一些关于经济学与哲学关系之类不甚专业的讨论，或是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学范围内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探讨。

因此，摆在案头这本薄薄二百页左右的「小书」才更显得弥足可贵。韦森所着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不拘泥于传统的经济数学分析方法，却用经济学家的专业眼光探究「社会制序以及制序化的伦理之纬以及市场的道德基础」（第4页）。该书并不是着眼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更不是对阿马蒂亚‧森的简单复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关注的问题与分析理路比森更进一步，甚至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似乎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因为作者对伦理问题的经济学的制序分析追溯回到了康德哲学。从康德哲学出发，循着罗尔斯（JohnRawls）、诺齐克（RobertNozick）与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到高德（Gauthier）、宾默尔（Binmore），理出了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宗谱系。

从康德哲学出发以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问题，这样的研究进路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中是罕见的。这样的研究究竟还属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研究，这不是应当关注的问题。当代经济学的狭隘视角与单纯的分析方法已经严重限制了经济学乃至经济学家自身的发展。不关心伦理、道德与价值的「经济科学」，似乎成为一套「客观」、「精确」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对于涉及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是不具有发言权的。所以，当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在80年代中期后将目光转移到社会道德文化问题上来的时候，经济学被拋到了讨论圈子之外。但市场经济制序的变革与重建中突现的道德伦理问题必须要求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经济学必须再度与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展开对话。韦森这本新作的最重要意义即在此，其在探寻道德伦理的经济学的分析中，也为经济学研究自身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作者的论辩理路既不同于森那样研究二者关系，也不同于贝克尔或波斯纳那样用经济数学方法取代一切。在本书中，作者采取的是一条独特的论辩理路。基于「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韦森考察了各种学说思想的争论和演变。其首先在康德哲学那里作为对伦理探究的切入点，论及现代哲学一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缺位」。再将目光从康德转向当代政治哲学中康德哲学的著名继承者罗尔斯那里，详述了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constructivism）中制序与伦理关系及其缺陷。并从中引出诺齐克的「最小国家论」（theminimalstate）、「资格理论」（thetheoryofentitlement）与罗尔斯的争议以及哈耶克的评论。由此发现社会伦理、个人道德与社会制序为同一文化演进过程之结果。然而这一演进中，道德伦理的原初发生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道德哲学家高德的「协议道德」（moralsbyagreement）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古典」式的解释。然而这种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能否推出道德原则却是有疑问的。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家宾默尔提出了反对观点：从理性选择中无力推导出道德原则。因为高德的「协议道德」中「有约束的最大化」概念很难认为是理性的。鉴于高德理论分析缺乏的坚实基础，宾默尔通过一个扩展型博弈论模型来证明人们在社会博弈中恪守承诺的可能性。但在扩展的博弈模型中，「交易费用」出现了，于是，是「制序」而不是「道德」确保了人与人的合作。这样，通过经济学的推论，似乎「制序」替代了「道德」，道德变得可有可无了。但作者明确反对这种导向道德虚无主义的结论。上述的推论不能否定道德，而只能说明现性推不出道德，从「实然」推不出「应然」，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伦理是不可说的」（Wittgenstein,1974,§6.421）。制序与道德不应是相互替代，而应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存在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任何人类文明社会之中，并将与人类社会一起存在到永远。」（第68页）

因此，市场制序应当有其伦理之纬。然而当代经济学的推导中怎么将这伦理之纬丢失了呢？为寻回伦理之纬，韦森从又回到康德，回到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因为作者发现，「康德的定言命令的伦理学法则，蕴涵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第81页）。通过研究康德的「定言命令」与社会博弈中的「纳甚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关系，指出纳甚均衡本身一般不能直观显示出道德内涵。然而在「囚犯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中，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则彰显出来了。现实社会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伊甸园，也不是卢梭─罗尔斯的「狩猎世界」，而是充满「囚犯困境」的「康德世界」。因此，这类「市场博弈，既需要制度约束，也需要道德基础」（第110页）。于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对话的桥梁又再度架起。接着通过市场重复博弈的进一步考察，揭示了伦理学中「黄金法则」（goldenrule）于博弈论中「针锋相对」（titfortat）策略的深层关系。在这段漫长的「曲径通幽」之后，韦森再次回到其最为关注的问题，反思东西方文化中道德伦理在制序演进中的作用。最终确认了道德基础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

这样的分析理路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推导，亦不是简单的思想概述。其体现了作者学识之广博，观察角度之独特。或许这样的论述一方面会使经济学家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则使哲学、伦理学界的专家讥其为「浅陋」，因而两头不讨好。但是，这样的分析理路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

有人在评论此书时认为韦森论述过于偏重于康德。但这不能认为是此书的缺陷。韦森不拒绝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视为「康德主义者」，该书是其「带着经济学的思考啃读康德哲学所思所悟的读书笔记」（序言第4页）。如果要说该书有任何缺憾，那么我认为就是当韦森费了极大气力将经济学家拖到道德伦理面前时，却无奈地止了步：对于道德本身，无法言说。

但这似乎不应当是作者的失误，这是整个现代思想的问题。现代思想在看到道德伦理时，也看到了自身的界线。对于界线之外的，应当保持沉默。海德格尔第一个指出现代性下伦理之不可能，而福柯更断言：「对于现代思想来说，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可能的」（MichelFoucault,1970,p.328）。康德处于现代哲学的肇端处，其将道德无条件地摆到至上的地位已经无法给道德本身的存在以理由。韦森已经意识到康德将上帝置于一种为证明道德而功利化的位置上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认同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福柯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韦森基于现代性下的分析仍未脱出现代性的陷阱：其看到道德，并知道道德之重要性，但就是无法言说道德。所以最终作者只能给出「没有结论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真正的结论并不在正文第八章「结论」中，而在附录二那篇似乎有些模仿作者最爱的另一位大哲──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风格的短文〈道德、伦理、市场与诗〉中。

经济学导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最优反应函数动态效率静态效率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发展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

1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存在着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首先，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其次，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再次，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最后，软件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接近于零，所以可以认为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边际成本相等且不变。

2不存在盗版厂商时的正版软件定价策略

如果我们实施极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市场上不存在盗版软件，此时正版厂商是市场上唯一的生产者，整个市场结构就是标准的完全垄断市场。相关的函数如下：反需求函数：p1=a-bq1需求函数则为：q1=a/b-p1/b成本函数为：c1=f+cq1利润函数为:：μ1=(a-p1)(p1-c)/b-fp1为正版软件的价格，q1为正版软件的需求量，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所以对利润函数求p1的一阶导数可得其最优定价：p1=c+(a-c)/2

3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3.1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当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

p1=a-b(q1+θq2)p2=a-b(θq1+q2)

式中，a和b为正，0≤θ≤1，θ取负值时模型成为一个互补商品的需求模型。若θ=0则一种商品的价格仅与本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与另一种商品无关，两种商品无替代性。θ越接近于1，两个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当θ=1则两种商品为完全替代，即对于消费者来讲产品1和产品2完全一样。很明显，在盗版问题上0＜θ＜1，即两种商品既不完全替代也不完全无关，且θ较为接近1。

通过转换反需求函数的方程式，可以得到模型所隐含的需求函数方程式：q1=[(1-θ)a-p1+θp2]/(1-θ2)bq2=(1-θ)a-p2+θp1]/(1-θ2)b

3.2软件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1=f+c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μ1=(p1-c)[(1-θ)(a-c)-(p1-c)+θ(p2-c)]/(1-θ2)b-f相应的，不包括大量研发支出的盗版厂商的成本函数为：c2=cq2

其利润函数为：

μ2=(p2-c)[(1-θ)(a-c)-(p2-c)+θ(p1-c)]/(1-θ2)b

使μ1最大化的对于p1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正版厂商相对于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2(p1-c)-θ(p2-c)=(1-θ)(a-c)同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为：2(p2-c)-θ(p1-c)=(1-θ)(a-c)由此可以确定均衡价格为：p1=p2=c+(1-θ)(a-c)/(2-θ)

4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4.1伯特兰模型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经典伯特兰模型是建立在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厂商只能使用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同时假设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图1中当厂商2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边际成本作为其价格；当厂商2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低于垄断价格Pm(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略低于P2的价格作为其价格，并占有整个市场；当P2>Pm时，厂商1的价格定在Pm处。

图2中包括了厂商2和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他们的交点就是均衡点p1=p2=mc。此时两个厂商都达到了平均成本处，谁都没有动力离开均衡点。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省会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都有自己的统一价格。

4.2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当盗版软件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MC=c时，从正版软件厂商的最优价格反应函数：

2(p1-c)-θ(p2-c)=(1-θ)(a-c)

易于推出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为:

p1=c+(1-θ)(a-c)/2

5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比较一个正版厂商面对一个盗版厂商所采用的最优定价和它面对多个厂商时的最优定价：

p1=p2=c+(1-θ)(a-c)/(2-θ)p1=c+(1-θ)(a-c)/2

我们发现存在多个盗版厂商时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应更低，如果再与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的最优定价p1=c+(a-c)/2相比，我们发现随着盗版厂商的加入，的确正版厂商的最优定价会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静态社会福利的标准p=mc。所以认为盗版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静态效率，静态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而社会福利则除了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则与知识扩散有关，知识扩散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函数，所以动态效率是创新和保护的函数。如果我们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则没有人愿意投资进行创新。如果我们过于保护，比方说，将软件的版权无限期延长，那知识将无法扩散，技术无法进步，经济就很难增长。有学者用下下列图3表示社会福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社会福利(严格的讲是动态社会福利，即动态效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是线性相关的，在P*(此处P为保护水平，而非价格)处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P*都会造成动态效率的损失。

6主要结论

所以认为为了社会福利的进步，就应该允许大肆盗版的看法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因为静态效率最大化要求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保护，这样人人都可以盗版，软件价格一定会降低到边际成本处。但动态效率则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P*不可能为零)，所以两者无法同时达到最大化。

尽管没有定量上的最优值，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软件的保护方面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比方说缩短软件保护的著作权年限，以提高静态效率和知识传播速度，同时在保护期内严厉打击盗版，保护企业的创新精神，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曼.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启示[J].经济评论，2002(4)

经济学导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盗版反盗版帕累托改善

盗版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是困扰人类精神产品正常生产的一大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在诸如电脑软件、影视产品和出版物等生产领域内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盗版活动。从正版产品到盗版产品的时间差越来越短，盗版活动中使用的各种设备越来越精良，盗版产品的质量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消费者想通过产品的质量来辨别正版与盗版非常困难。

盗版产品为什么能长盛不衰？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专利及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相对较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不论是对正版产品的消费意愿还是对正版产品的支付能力都是偏低的。这就决定了我国消费者在精神产品的消费方面存在着较普遍的“盗版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正版产品在生产中要投入巨大的前期制作成本，决定了其价格不可能像盗版产品那样随意降低，而盗版产品由于没有这一巨大的前期制作成本，它和正版产品相比就拥有相当大的价格优势，从而更能满足市场需求。

关于盗版与反盗版的问题，我们应该多从经济学的角度作些分析。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帕累托更明确地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能在不损害某些社会成员的福利的条件下，至少能提高另外一些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这就存在着使人们的福利改善的可能。这种改善后来在经济学上就叫“帕累托改善”[1].根据这一经济学的哲理，让我们来谈谈盗版及反盗版的问题。

不可否认，在盗版的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到了改善，这就是盗版者和消费者。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是“帕累托改善”，因为它损害了正版产品生产者的福利。盗版产品的这种“非帕累托改善”的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恶性结果：如果盗版现象不能被有效地制止的话，正版产品的生产积极性就得不到保证，人们创新和创作的原动力就会消失，这样，社会的精神产品的供给就会严重不足。因此，为了保护正版产品生产者的权利，促进创新和创作的原动力，就有了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据说在人类近展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因为较早地确立了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而东方世界的落后则是因为缺乏这么一个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为反盗版提供了基础和依据。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反盗版的打击力度。通过各种手段销毁了大量盗版产品，端掉了几百家非法光盘生产线，在打击盗版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打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保护正版产品知识产权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打击方式毕竟也付出了代价。比如，被销毁的盗版产品也是一种资源，本来也是可以用于消费的，却被人为地销毁了，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消费者本来可以消费的产品没有消费到，也是一种福利的损失。当然，我们再一次重申，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这种代价是应该付出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打击办法呢？也就是说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能不能使消费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也得到提高，或者说使社会总的损失减至最小，从而寻求一种“帕累托改善”呢？

我想，从下面几方面着手是可以改善的。

首先，从长远来看，应该完善和健全专利和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与执法。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立法方面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这方面的法规和条例已出台了不少，关键是要强化执法从而改变目前执法方面的不力状况。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经济，通过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来逐步增强人们的“正版意识”。只有这样，反盗版的执法成本才能降下来，普遍性的盗版现象才会不复存在。其次，就近期来看，对盗版行为最好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打击”的办法。对那些质量不合格（假冒伪劣），内容不合法（反动淫秽）的盗版生产者要严厉查处，对这些盗版产品则坚决予以销毁；对那些制作精良（假冒但不伪劣），内容合法（不反动也不淫秽）的也要严厉查处，因为它侵犯了知识产权，但对这些盗版产品本身，则完全可以区别对待，不必一概都付之一炬，比如，可以将其转给版权所有者来处置。这样，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也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版权所有者的损失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因此，这里形成了“帕累托改善”。

最后，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我国目前几乎全民皆用盗版的大背景下，反盗版的执法成本自然是居高不下的。这样，法律手段很难包办一切，但是知识产权还是要保护的，因此在逐步改善法制环境为主的前提下，辅之以必要的补偿手段是现实可行的。这里的补偿手段是指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被侵权的权利所有者的损害程度给予一定的补偿金的做法。这种补偿金的来源可以以“补偿税”的形式从民间征收，也可以从现有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之所以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盗版的存在使全民为之“受益”，那么依照“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道理，全民也理应为之承担一定的责任。

“补偿税”方案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第一，在承认正版产品原创者享有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在法律上不再禁止他人的复制行为，从而使以前非法的盗版行为合法化、公开化。这样，原来的盗版行为就转变为复制行为：原来的盗版产品就转变为复制产品。所不同的是，复制产品比正版产品便宜，消费者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第二，虽然复制是合法的，但是复制者必须申报登记并依法纳税。这种税就是我们提到的“补偿税”，它由税务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征收。在征收的税款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按一定比例补贴给正版产品的原创者，以保护其知识产权。如果某种产品被复制的越多，这种产品得到的补贴税款就越多，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就越得到体现，而消费者和复制者也分别得到了福利的改善。第三，当盗版转变为复制行为合法以后，许多原来处于地下的盗版行为就会公开到地上来，成为合法经营的复制者。当然，也会有另一些盗版者为了逃税，仍处于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那种打击盗版的行动就转变为打击偷漏税的行动。也许有人会说，打击偷漏税本身并不是一件很有成效的事情，由此而否定“补偿税”的可行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打击偷漏税是我们维持正常经济秩序的最基本的防线，打击偷漏税的对象不仅包括侵权的生产者，而且也包括合法的生产者。

二、制度整合：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体系

我以为，民法典的“绿化”还应是将现有民法制度与生态化的民法制度进行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包括两个环节：

1.现行民法制度的生态化拓展

在现行民法制度中，已有部分关于环境资源的权利配置制度（如物权制度，尤其是不动产物权制度）、部分关于人类生存的权利配置制度（如人格权制度，尤其是生命健康权制度）以及部分关于侵害环境资源的权利救济制度（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这些制度也许在过去并非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的或者立法者并非站在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角度而制定的规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度在客观上具有保护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作用。我以为，对这些制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生态化对接：

一是通过制定特别法将这些制度中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的内容规范化，并从环境资源保护的角度对其作出或限制、或禁止或鼓励的规定。如规定特许物权、准物权，或者对私权附加公法限制（义务）等。这种工作必须由民法典与专门的环境资源立法共同完成。

二是通过民法解释学的方法，对现有的民法概念、制度和规范进行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解释。通过解释的方法将环境保护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现象纳入既有的概念范畴也就成为民法的一项新任务。除了我在上面已述及的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纳入民法解释的范畴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理念贯彻到对民法制度、规则和概念的解释之中去。这需要在民法典中确立解释的一般规则。

2.新的环境资源保护的民法制度的建立

民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否则，就不会产生专门的环境资源法。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如何将二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协调，是民法与环境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私法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必须首先解决环境资源的公益性与民法的个人利益本位的矛盾。民法手段的运用有二个前提：一是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必须是可度量的，是可以经济价值化的具体利益；二是环境资源的其他非经济价值必须成为法定的人格利益。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环境资源利益才可能成为个人所支配的利益，也就是成为民事权利的内容。于是，可否经济价值化和可否人格利益化就是民法手段能否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作用的界限。

事实上，我国环境法理论与实践中一直有环境保护的经济刺激手段的提法，各国环境立法也都十分重视这类制度的功能，如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相邻关系等等，这些实际上是从公法角度上理解的私法制度，只不过没有采用规范的私法概念。在民法典制定中，应该将这些制度规范化后纳入。

经济学导论范文第4篇

高校经济学的教育一般以经济学知识的讲授为主，基本上是传授学生如何获得收入的知识，培养其参与经济工作的能力，但往往忽视了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灌输。这可能和当前社会普遍以收入作为评价人能力的标准的风气相关，学生受教育主要目标也是尽量多的获得收入，因而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不可避免的强化了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忽视了道德情操的培养。事实上，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能力只是一个方面，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是最重要的。小到个人，大到企业、国家，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体系是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的，各种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不仅危害了社会，危害了他人，最终也危害了自己。因此，学校不仅培养学生能力，还要给学生一个完整的人格和适应社会的心理素质。有关经济学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学者们有一些论述，比如：喻学林认为，我国目前的教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越来越走向功利化，道德教育由于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利益而不被重视；刘志超分析了大学生的诚信状况，提出要通过制度建设，增加学生违背道德的机会成本，通过制度约束培育大学生诚信道德；罗永乐研究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如何对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学者们的论述一般是从相对宏观角度来探讨经济学教育中的道德培养问题，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具体的实施方法进行探讨。

二、经济学课程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对道德培养的缺失可能和对经济学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虽然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研究经济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强调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但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和道德伦理就是密不可分的。近代经济学的开始鼻祖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有两个，一个是《国富论》，另一个是《道德情操论》，一般经济学的学习者都关注前一本书，将其奉为经济学的圭臬，对后一本书则缺少相应的重视。但事实上，这两本书反映出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看不见的手”，强调在每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进；另一方面是强调人内心世界的道德准则，即人的美德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经济学不仅仅是如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学科，同时也是如何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学科。只不过在后来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分析渐渐趋于主流，主要研究的是如何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经济学本身蕴含的道德伦理和人文精神则趋于式微，使得经济学过度的模型化和工具化，淡化了其最初具有的功能和含义。因此，只要我们回到经济学的最初定义，经济学的教育完全可以融入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对于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

（一）道德教育可以使学生对学经济学的目的有正确认识

学生读书的目的一般都是为了就业和谋生，道德教育的作用在于，使学生了解到就业和谋生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如果为了挣钱做危害社会的事情，是对学经济学错误的理解，最终会害人害己。

（二）道德教育有助于学生增强自律意识和规范意识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当学生步入社会后，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很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努力的方向，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因此，贯彻道德教育，有助于学生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从事经济工作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抵制不良思想的侵害，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做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人。

（三）道德教育有助于学生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

如前面的分析，经济学自诞生之初就和道德密切相关，经济学不仅研究如何使利益最大化，而且研究如何达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研究经济学，应该本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将获得利益和增进社会福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好经济学，用好经济学。那么，如何在经济学教育中实现道德教育？本文尝试结合笔者教授过的课程研究如何具体的在经济学教育中融入道德教育。

三、道德教育在经济学教育中的贯彻执行

（一）端正学生对道德在经济中作用的认识

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学会经济学知识，培养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并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往往忽略了对道德培养的重视。事实上，学生步入社会后，很快就会发现良好道德修养对自身和社会的益处，因此，作为教师，应该使学生对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趋于模型化和技术化，缺少了古典经济学具有的人文情怀，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穆勒等经济学家，都对道德有深刻的研究。以《资本论》选读的教学为例，此课程主要依托马克思的《资本论》，介绍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马克思的研究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但他的思想里面也包含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他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里有强烈的对人与人平等的诉求，即不仅是等价交换的表面的平等，而且是没有剥削的真正的平等，虽然这个过程很长，但仍然不失为市场经济追求的一个道德目标。在授课过程中，应该让学生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分析中蕴含的道德诉求。比如，在讲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时候，可以提到追求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按劳分配本身就包含人们互相尊重的道德要求，分配层面的公平与道德层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使学生对社会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二）在课程设置中为道德教育分配时间

经济学教育是偏向如何获取最大利益的教育，但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要的道德操守还是应该保持的，因此，应该尝试在经济学的课程中加入道德因素，在课程设计中有意识地加入和道德相关的教育环节，时间分配不一定多，但应该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经济学不仅是为了获得利益，而且要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做危害社会的事情。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为例，西方经济学是当前各大高校主流的教学课程，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西方经济学主要针对的是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的运行规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效率的分析展开的。对道德的教育可以在其中的市场失灵部分有所体现，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失灵的时候，比如垄断、外部性、公共品和信息不对称等等都会造成市场失灵，造成福利损失，使经济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对这个部分的讲解可以充分融入道德的灌输。比如，讲课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到，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经济效率，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反而阻碍经济效率的实现，因此，没有良好道德的约束，就是造成很多不良后果。从现实情况来看，环境污染、坑蒙拐骗都是在利益追逐下缺乏道德约束的结果。因此，讲授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结合现实讲解道德建设对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性，使学生了解到市场经济虽然是以利益驱动的，但背后的道德支撑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三）用经济学的思维教育学生理解道德

在经济学课程中进行道德教育，应该教育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理解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范，不能仅用传统的说教方法，而应该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在使学生学到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对经济学内涵的人文精神有充分的认识，使其了解到道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有益于社会，而且事实上也有益于自己，实现道德的激励相容，使学生自觉遵守相关的道德法律。以制度经济学的教学为例，对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在这门课里可以有充分的讲解。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研究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制度本身体现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对制度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对人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拓展了对人的理解，不仅分析了人的自利性，也研究了人的利他性，放宽理性经济人假定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而这些都涉及到道德问题。人不仅有自利的一面，也有互惠的一面；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这使得道德体系在制度形成与演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对制度经济学的授课过程中，可以从经济学角度阐述道德体系的形成以及随着社会历史变化的演化过程，使学生了解到道德不仅根植于人的内心，而且根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道德评价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属于制度演化的一部分。道德对于制度的功能在于规范人的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有利于合作的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通过对道德作用的讲解，使学生了解到，遵守道德规范，有利于与他人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四）对经济类学生建立综合素质的培养体系

长期以来，对经济类学生的培养一般偏重获利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上经济学的课程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是分开的，而且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往往不被重视，可以探索将经济学的课程与思修课程结合起来，基于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开设一些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课程，使学生了解到经济学不仅仅是为获利服务，而且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是服务于社会的学问，没有道德体系的支撑，经济学的作用也就无法有效实现。以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为例，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时，可以和思想政治课程结合起来，讲解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可以给学生讲到，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质量的提高，这里，质量的提高应该包括居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社会诚信的缺失。诚信的缺失导致人与人之间交易成本的上升和合作的困难，而诚信恰恰是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道德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国曾经提出过“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个治国方针，应该说，这两种策略是互补的，建立法治社会是当前追求的目标，而社会的建设不能仅仅靠法律的约束，还要辅之以道德感的培养，使公民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则，降低法制实施的成本。使学生了解到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使人自觉约束其不良行为，扬善抑恶，而不良的制度环境则会使人内心恶的一面被放大，经济发展必须以良好的经济机制设计为前提，督促学生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待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从人的善恶角度来看待，使学生对道德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总之，笔者在《资本论》选读、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尝试将道德教育和经济学教育结合起来，探索道德感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增强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认识到追求利益与遵守道德规范并不矛盾，反而会相互促进，使其对经济学的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学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

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

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

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超级秘书网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参考资料：

1.《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世界经济年鉴-2002/2003》，谈世中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张卓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魏勋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解析发展观视角下的“五个统筹”》，潘利，《理论前沿》，2004-1；

6.《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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