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行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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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00年以来，从减轻农民负担入手的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增大了乡镇财政压力。改革的局限使农村税费改革面临困境，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趋势是财政体制创新，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是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乡镇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乡镇行政发展必须考虑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与国家总财力的关系。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成果以及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农民收人持续增加。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率达15.6%0}’}到1985年以后，农民收人的增长速度急剧放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公报，“七五”时期(1986-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2%,“八五”时期为4.3%,“九五”时期为4.7%0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竟出现负增长，为一1.6%oX27cr9a)影响农民收人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莫过于农民负担过重。实际上，19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负担逐步增加。1990年代，农民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在高位运行，农民负担年均增长幅度一般都超过同期农民收人增长幅度。

1994年农民负担增长幅度更是高出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幅度12.6个百分点。f31c}s}面对日益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少严厉的减负措施，但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农业经济滑坡、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难、城乡差别扩大等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某些地方，一些农民不堪重负，被迫背井离乡，甚至出现自杀等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农民负担过重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群众中的形象，引发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农民拒绝交纳税费、抵制政府工作、集体上访等对抗屡有发生。很明显，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经危及农村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推出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重要目的的农村税费改革举措。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由点到面，稳步推进。2003年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三取消、二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进行减征、免征农业税试点，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4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用税来代替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用税法来规范农村的分配关系，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有利于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地试点情况表明，农民负担减轻幅度一般都达到30％。明显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和农村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初步达到了“减负”、“规范”的目的，但是农民负担的减轻意味着乡镇政府收人的减少，农村税费制度的规范意味着对乡镇政府收取税费行为的制约。这对乡镇财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是扩大了乡镇财政缺口，加剧了乡镇财政危机。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财政已经存在较大缺口，当时可以通过税外收费、借债等途径解决。统计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中，超过30％的收人是乡镇自筹、统筹资金。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为1026．65亿元，其中自筹、统筹资金达403．34亿元，占39．29％。4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费等行政事业性、政府性基金、集资和屠宰税，又开始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这样，乡镇政府财政收人中，税收没有太多增加，甚至逐渐减少，而原来可以纳人乡镇财政收人的统筹费等又被取消，乡镇财政收人大大减少，乡镇财政缺口迅速扩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乡镇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增加了转移支付金额。2001-2004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金额分别为33亿元、245亿元、305亿元、396亿元。尽管如此，乡镇财政缺口仍然很大。二是乡镇债务偿付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各种原因，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背负沉重债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认为，如果采用中间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应突破10000亿元。5湖南桃源县4o个乡镇总计负债11．4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2900万元，最高的达10933万元。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化解债务的能力已经不足。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偿付债务的能力大大降低，沉重的债务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尖锐。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客观上加剧了乡镇财政压力，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危机降低了乡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少乡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乡镇，基层政府根本无力或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公共需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财政危机影响了乡镇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行政管理活动，可能引起乡镇政府行政管理危机。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财政体制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乡镇财政压力增大和潜在的行政管理危机，使农村税费改革进人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目前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要么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严重制约乡村正常运转；要么让乡村正常运转，牺牲农村税费改革，加重农民负担，让改革走回头路。I7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转移、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些新动向。有些地方，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如对农民建房收“空间占用税”，巧立名目变相提高学杂费。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强迫提供服务”，美其名目“有偿服务”，如强令农民购买质次价高的果树苗，通过代办保险从中牟利。有些地方克扣农民应得的征地补偿费、补助金等。诸如此类损害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不禁令人担心农村税费改革陷入“黄宗羲定理”。

农村税费改革的困境，究其缘由，首先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本身的局限。政府财政是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统一，农村税费改革属于财政收人方面的改革，规范的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收人的数量、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乡镇财政支出没有全面、系统的改革和调整。即就是在财政收人内部，税费改革也只是财政收人改革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税制和分配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的局限说明，要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必须同时进行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基层政府收人结构。归根到底，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必然是财政体制创新，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体制创新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也是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必要保证。

农村税费改革是财政体制创新的开端和有机组成部分。财政体制创新之所以必要，不仅仅是为了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根本理由在于消除现有财政体制的弊端。现行财政体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本身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税制基础上的财政体制显现了新的问题。中央财政收人占全国财政总收人的比重大大提高，同中央财力集中度提高相一致，省级财政相对于市级财政，市级财政相对于县级财政，县级财政相对于乡镇财政，财力集中度不断提高。财力向上集中，而事权、财政支出责任并没有发生同向变化，甚至反向下移。县乡财政收人功能、财力逐渐减弱，但财政支出功能日益增强。县乡政府在提供维持性和社会福利性公共物品方面承担着更大的作用，在提供与基层民众权利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功能方面比任何层级政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L8这样形成县乡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之前)事权与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的不对称。按理，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缩小，乃至解决不同级政府间、不同地区间财政的不对称。但是，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够完善，使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基层政府财政的不对称难以有效解决。另外，上级政府可以通过上收财力和下放事权来转嫁财政负担。乡镇财政处于国家财政体系的末端，承受转嫁的上级财政负担，无法将自己的财政负担在财政体系内部转嫁，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农民伸手，解决财政困难。通过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村基层政府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困难，以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病远不止这些，但是已足以说明必须进行新的财政体制创新。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财政体制创新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城乡二元税制以至于城乡二元财政体制，使收人较低的农民承担了比收人较高的城市居民相对高的税赋，而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人却明显低于城市，是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的重要表现。从2004年起，免征、减征，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使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呼之欲出。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之后，实行城乡统一税制，使农民履行同其他纳税人一样的义务；同时，财政支出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农民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由国家财政负担费用的公共产品。在税制和财政支出制度城乡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这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第二，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要遵循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原则。如果把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理解为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形成的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总财力的基本匹配，_9那么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的界定可以不拘泥于政府本级征收的收人的数量，而更多地考虑国家总财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共产品的属性、供给效率。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标准所需要的费用数额)通过向农村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负担费用；而从效率看，发展义务教育的事权和责任适宜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第三，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由于地区经济差距会长时期存在，应适当提高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财政收人在国家财政总收人中的比重。这对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节地区经济差距，保证所有的基层政府给本地区居民供给最起码的公共产品，是必须的和有利的。

基层政府的财政收人主要包括本级征收的收人，如税收，以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等。一般对于农村基层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而言，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应是最重要的收人来源之一。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人的30％～4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美国的学区财政收人近6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叫在明确划分和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规模，而财政规模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又具有制约作用。一方面，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即社会公共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依据履行行政职能的需要，组建行政机构和配置行政人员。政府为实施行政职能和供给公共产品、维持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所产生的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数量，进而提出了财政收入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财政具有反作用，财政为政府的运转、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财力，财政收入的数量限定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规模，确定了政府所能供给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最大值。

财政与政府活动的关系说明，财政状况的变化必定要求行迁，财政体制创新必然要求行政发展。使用行政发展概念，是要强调行政系统(政府)的调整、改革与完善要以整体功能优化、行政效率提高为方向，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农村税费改革引发和为开端的，实际上正在平缓推进的财政体制创新，使公共财力的数量、公共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定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假如没有政府变革的配合，财政体制创新避免不了夭折或半途而废的可能。如同财政体制创新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和必要保证，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

行政发展是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里以乡镇行政发展即乡镇行政系统(政府)的创新为分析对象。乡镇行政系统(政府)是包括乡镇党委、政府、人大主席团、纪委等在内的担负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整体，这种理解似乎违背公共行政理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解与我国乡镇管理实际是吻合的。乡镇行政发展不仅有着宽广的背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思想文化、农村村民自治等各种因素构成了乡镇行政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有着复杂的内因。显而易见，乡镇行政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体制创新。在此，无意设计一个全面的乡镇行政发展的蓝图，主要探讨农村税费改革、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影响和要求。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开端的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不是乡镇行政发展的全部的却是必须的依据。

农村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一)有利于推动温县城镇化进程

土地流转在温县的推广，可以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范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当前，在温县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农村商品房建设(如温县南张羌镇朱沟村)的现状，当地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并一致同意让他们在本村进行商品房的规划和建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农村现有土地供应短缺、农民申请宅基地比较困难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商品房的出现可以在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将农民有效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这也将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城乡结合发展的一个雏形，对于提高当地的生产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准，以及发扬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的新局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社会的形成归根到底要在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上推进，而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流转的归属性和有序性问题。只有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农民按照自愿、有序的原则推进土地流转，才能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稳定及合理利用，进而真正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二)有利于推动温县“四大怀药”的发展和工农业的结合

温县作为“四大怀药”的产源地，其常年种植面积达6666公顷，其中2012年达6933公顷，铁棍I)J药占2333公顷在温县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政策，可以将农村闲散的土地集中利用起来种植“四大怀药”。由于“四大怀药”中的铁棍山药和地黄的土地利用周期短，实用价值高，因而在市场销售中价格要高于一般的农副产品。其中，地黄的收购价格一般是普通农产品价格的五倍，而铁棍山药则要达到十倍左右。且当前市面上流传着大量假的铁棍山药，它们不仅实用价值不如铁棍山药，更在价格上低于铁棍山药，这严重冲击了铁棍山药的营销。解决此问题，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的严厉打击，更需要发挥土地的最大利用效率，因为当前温县农民大多数种植的土地都比较少和分散，小面积种植铁棍山药和地黄时又面临着投人成本大，收效一般等困境。因此，“要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而这就有赖于土地流转政策的贯彻实施。土地流转可以将土地进行集中管理，从而有效解决种植过程中土地规模问题。除此之外，“四大怀药”的种植也可以带动加工业的发展，形成工农业相结合的局面。例如，现坐落于温县的怀药生产加工企业有保和堂、伟康等36家，怀药专业合作社127家，怀药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13个，怀药产品连锁门店达400余家。通过对铁棍山药进行深加工，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产业链对“四大怀药”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和利用，通过工农业结合的方式推动特色产品的销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温县人民的就业问题，增加了人民的实际收人，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从而推动当地经济效益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益的持续上升，使人民享受到更多的“获得感”

农村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供给的缺失必须有一个外力，甚至应该是一种非商业和非盈利的力量去缓解高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和解决抵押物不足中信息缺失问题，或者可以说现在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缺乏一个保障力量，这个保障力量又是一个“公共品”，商业资本是不能由承担这个力量的成本。由于是“公共品”性质，这个保障力量只能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但是由于公共财政是普遍缺失的“公共资源”，“普惠制”下的财政投入是无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风险资金的巨大缺口。这就需要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方式，通过建立“经营性”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和运营模式，改革财政的无偿投入，转为经营性运营，有偿使用，通过市场化运作，在填补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保障缺失中，以低收益的原则，辅以持续不断投入，不多扩大财政在农村金融中的资金，解决“稀缺性”财政资源投入不足和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保障资金需求。由于这部分财政性资金参与了农村金融市场建设，这里就可以提出一个“财政性金融”的概念，所谓财政性金融或称之为财政性准金融，是指为了有效填补农村地区金融空白，整合各类财政支农资金，建立专项用于扶持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有偿性财政支农资金，并将这部分专项用于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资金通过发起和设立国有农业资本运作平台，并将每年预算内财政支农资金持续注入平台，不断扩大运营资本金，通过担保、股权投资及产业基金等形式，以建立担保基金和支农贷款业务风险补偿基金及共同发起成立农村微型金融等形式，拉动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和农业市场，共同形成支农金融体系。财政性金融发起的目的是为了有效解决农村信贷市场风险补偿不足、交易成本过高和信贷抵押物不充分的难题，通过建立以财政资金带动其他金融资本发展的联动机制，财政资金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获得金融（或准金融）执业牌照，通过建立运营平台，逐步将一些财政支农政策和资金通过国有政策性平台运作，搭建与正式金融合作的机制，起到引导和撬动功能，进而通过布局农村微型金融，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覆盖，提供贴近“三农”需求的金融供给。这也是改革财政投入，创新财政支农方式的大胆尝试，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益，也符合“经营财政”的战略思路。“财政性金融”更多是微观操作层面的概念，是为了解决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融资困难通过平台发放、入股等方式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金融投入方式，甚至可以说一个特别的“金融产品”，这点要与国内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区分开来。政策性金融更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往往事宜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作为融资主体运用各种特殊手段和融资渠道、为配合国家特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二进行的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是一个国家层面，宏观角度的政策性金融融资。正是由于财政金融的特殊性，通过对国内一些省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财政性资金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部地区“三农”发展情况和地区区情，做好财政性金融工作。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只有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协调才能实现。反映到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同样需要正式制度下的金融组织与政府进行协调才能够实现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框架，辅以涉农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微小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政发起的村级互助组织及民间互助组织和个人自发信用贷款业务（高利贷）等。但是要看到我国农村金融目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最突出的问题是机构网点覆盖率低，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服务供给很不充分，“贷款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同时长期的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政府缺位”和“市场缺位”成了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空白的直接体现。尤其“政府缺位后，私人所有的金融体系所依赖以运行的制度并没有获得有效的发展”（IMF,2001），所以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当原有政府（国有）农村金融组织所占的市场份额空缺后，如果私人（民间）的资本无法补充的话，政府就必须继续保持一定的占有。但是由于长期的空白，政府如果再以从前的方式进入，比如行政性指令或者贴息贷款等方式，往往会产生大量的额外成本和寻租费用。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经营性的运营方式，更多考虑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下，以直接提供金融服务或者间接推动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方式，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同时也要看到“较低的信贷利率，较高的成本和普遍存在违约的扩散效应，以及“贫困和金融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的，对农村金融不正确的理解和期望反而适得其反”以及“试图运用农村金融市场作为财政手段帮助贫困者，虽然意愿良好，而其效果就像用放血来治疗伤腿病人一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较大的副作用。”面对农村金融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农业产业弱质、交易成本过高、契约双方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较高的环境下，财政性农村金融的归宿点，也是实现效益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均衡。这首先需要确定的财政性金融在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中承担的角色。农村经济即使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也不能忽视市场的力量，市场无形的手更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持续和健康的发展，所以正式金融组织最终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体。财政性金融更多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农村金融供给的缺失，扮演的也是引导的角色，或者说将政府“守夜人”的角色进一步扩大到“领路人”，但不是“主角”，更多通过提供降低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激励金融机构设计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的一个外部条件供给者的功能，或者是通过投入一定量的财政资金，通过一定的平台运作，以出资成立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等微型金融组织，搭建一个适合正式金融组织进入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出正式制度下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体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1981～1997年的17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565.02亿元；1998～2005年短短的8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已经达到13051.9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在上年大幅增加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预算安排近1万亿元，增幅超过15%，支农投向主要用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和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地方财政也相应加大了“三农”投入。已经初步形成“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农业发展局面。这也为以财政金融资本的形成解决了资本金问题。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普遍存在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较大，但区域配置不均衡；财政支农渠道多，但项目杂、投入分散和管理乱；财政支农结构失衡，县乡财政支农能力基本丧失；部分地区财政支农资金闲置，浪费现象严重；财政支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监管难度大及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等问题。在财政性金融资金的形成划拨和使用中首先解决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有效的整合各部门口支农资金形成一个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有效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部门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如在省一级财政厅中农业处、企业处、经建处等多个处室都有专项用于扶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资金，但是由于长期的部门分割，资金渠道分散，严重影响了资金打包整体运作效力。基于此，为了更有效的利用财政支农资金中专项用于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资金首先应该打破部门隔阂，统一将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资金整合到一个渠道，通过有效的运作方式和完善、合理的考核机制和循环滚动的使用机制，不断扩大财政性农村金融规模和影响力，并在农村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后，建立起合适的推退出机制。

针对农村金融目前最大的问题缺失农村金融产品和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在解决了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资金后，财政性金融的使用必须立足解决农村金融产品缺失和构建农村金融机构。财政支农金融资金一开始就要明确资金的有偿和滚动使用性质，直接将资金使用绩效考核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实施效果的好坏挂钩，通过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使用方式，促使农村金融重视投资实施效果，关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围绕强化引导、提升绩效的目标，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覆盖资金使用全过程的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工作程序，建立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资金的“以结果为导向、以平台投放为抓手、绩效评价为核心”的新型财政扶持农村金融发展资金支出机制，切实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在国内目前财政性金融比较创新的做法是搭建地区财政支农投放平台和出资组建农村微型金融体系。搭建财政性支农投放平台，往往是通过搭建农业财政性金融（或者说是农村政策性准金融）的资本运营平台。如四川和宁夏等省份通过财政注入资本金成立的宁夏农业综合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打造出地区农业投融资运作平台，形成在市场金融条件下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其他金融资本支持农业的有效政策性传导工具。平台通过积极开展投融资业务，包括担保、投资、保险、产业基金等业务，进而实现带动商业资本、财政资金和民间资本共同投入农业产业化中，解决“三农”发展资金短缺瓶颈。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和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一步探索完善财政贴息、担保、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民办公助、以物抵资等有效机制，强化地方投入责任，培育农民自主参与意识，吸引带动全社会增加投入，努力形成政府、社会、农民共同加大“三农”投入的新格局。支持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主要是政府财政出资或委托财政性支农平台股权投资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通过吸收商业资本、民间资本组成微小型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这些微型金融扎根农村市场的“地缘”和“血缘”优势，真正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信息失灵”和“道德风险”问题。如宁夏通过政府农业投融资平台入资资金物流中心和移民小贷公司，成功推动“掌政模式”和“惠民模式”等微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有效的解决了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发展资金和移民农户启动资金。

西部地区长期二元经济和农村金融抑制将农村金融交易锁定在“不交易”或者“半交易”状态，“契约”和“信用”等观念并没有完全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形成，尤其在遇到“经营不善”或者“天灾人祸”面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更会成为农民信贷过程中的选择。也就导致了还保留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组织，更依赖“连带互保责任”、“强制保险”等非正常金融手段，以及“一户违约，5户上黑名单”的结果出现。通过建立起财政性金融保障机制，更好的发挥财政性金融有效带动商业金融进入农村市场。首先，建立起涉农业务风险补偿机制，财政每年可以通过安排一定支农资金专项用于补偿财政性金融和正式金融涉农业务损失；其次扩大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再贷款保障机制，尤其鼓励微型金融机构扩大支农信贷规模，并从资本调剂利率、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财政补助；再次，完善农村金融信用环境，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和恶性欠贷追偿力度，努力营造诚信的农村社会信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