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资源开发范文第1篇
20*年，我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平安渔区”、“现代渔业”和“海洋经济强市”建设三条主线，突出工作重点、注重基层调研、狠抓措施落实，圆满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市海洋与渔业经济继续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态势。全年海洋经济总产值23.65亿元，同比增长10%。全市水产品总产量12.15万吨，同比减少2.59%，渔业总产值16.03亿元，同比增长8.41%，其中工副业产值9.*亿元，同比增长18.26%。全市海洋与渔业发展呈现出五大特点：
(一)海洋资源开发不断升温，海洋经济发展迈出新步伐。
1、海洋经济工作协调能力逐步加强。进一步加强对海洋经济工作的领导，及时调整海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强化海经办作用，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建立海洋经济工作联络员、信息通报、海洋项目会商等制度，从制度上形成抓海洋经济工作的合力。同时，加强与涉海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共识、促进合作。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牵头制定了《*市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与《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若干意见》，并由市委、市政府发文实施，为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2、海洋产业逐步壮大。一是滩涂围垦工程步伐加快。*二期、*围涂工程进展顺利，其中*二期工程概算投资3.1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额9130万元；*围涂工程概算投资1.7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额9118万元，城市工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沿海农村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二是临港工业发展形势喜人。以华峰集团、瑞立集团等龙头企业为依托的临海工业产业带逐步形成，并不断向飞云江下游南岸拓展。高度重视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对全市渔业船舶工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组团赴乐清市进行学习考察，并着手编制其发展规划。三是滨海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海上一日游”、海岛观光、海鲜楼阁等一批旅游项目相继开发。编制完成《铜盘岛部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选划论证报告》，经温州市政府同意报省政府审核。
3、海域管理逐步规范。加大《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强化民众的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环境意识与海洋经济意识。制定《海域使用管理示范县（市）工作实施方案》，严格按法定程序对滨江三期防波堤等涉海工程进行海域使用审批，全年征收海域使用金26.67万元。开展养殖用海普查登记工作，确定养殖用海面积23222亩，进一步完善养殖用海管理机制，着手编制《*市养殖用海管理暂行办法》。全面启动“9*”海洋专项工作，按期完成全市海域使用现状调查资料的收集和录入，不断夯实海洋发展基础。积极推进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建立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库，拟建立海洋水文气象观测站，并进行选址考察，初步确定了北麂岛为选址地点。
（二）渔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经济运行质量得到新提升。
1、海洋捕捞业稳步发展。积极引导捕捞渔民开展渔船技术改造，引进先进节能、保鲜等设备，提高捕捞水平与效益，投入资金达250万元，北几、北龙各有2艘渔船引进节能设备，增效显著。全面落实国家柴油价格补贴制度，共拨付补助资金4931.86万元，大大减轻了渔民经济负担。通过项目带动和政策促动，渔民转产转业持续推进，全年共拆解渔船5艘，下拨补助专项资金13.247万元，培训转产转业渔民50多人。全市海洋捕捞产量11.33万吨，同比减少2.28%，海洋捕捞产值5.75亿元，同比减少1.29%。
2、水产养殖业全面提升。加快全市围塘改造步伐，完成省、温州市分解给我市的围塘改造任务1120亩，其中省级示范改造320亩，年作年修任务800亩。积极推广养殖新模式新品种，围塘贝类立体养殖模式进一步扩大，全市围塘泥蛤立体养殖、青子立体养殖、文蛤立体养殖面积达5000多亩，比上年增加500多亩；围塘弹涂鱼养殖形成一定规模，面积达到1500多亩，比上年增加300多亩，稻田淡水弹涂鱼养殖比上年增加100多亩；北麂网箱章鱼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北龙投资60多万元开展石斑鱼围滩养殖，长势良好；新增养殖新品种2个，分别为丁鲅鱼与美国大口胭脂鱼。山区稻田养殖掀起新的热潮，*、*、*、*等乡镇新发展稻田养殖1000多亩，其中高标准稻田养鱼面积200多亩，为全年水产养殖业的一大亮点。在全市建立了浙江省休闲渔业、*市生态渔业、*市渔业苗种生产、*市稻田养殖、*市山区围塘养殖等示范基地，并对4个省级无公害养殖基地同时进行立点示范，引导养民转变养殖方式，推进规模化、健康化生态养殖。全市海水养殖产量5116吨，同比减少7.98%，淡水养殖产量3*2吨，同比减少4.51%；海水养殖产值9350万元，同比减少7.52%，淡水养殖产值3400万元，同比增长1.31%。
3、水产加工业有所突破。以获得“中国水产品特色加工之乡”称号为动力，致力于做强做大水产加工业。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召开水产加工业座谈会，市委书记葛益平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为我市水产加工业健康持续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成立水产品冷冻行业协会，编制了《关于加快发展*市水产品精深加工业的若干政策意见》（草案），全市水产加工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华盛水产加工厂投资5600万元建造了全国第一艘海上移动水产加工船“华盛渔加1号”，于4月3日正式上水投入生产，该船引进日本先进水产品加工流水线3条，把水中捕获的鲜活鱼虾，在海上直接加工成成品、出口创汇，不仅确保了海产品的鲜度与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而且减少了渔船返港销售的中间环节、节省油耗，延长海上生产时间，为渔民增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创新之举得到农业部、省、市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据统计，该船自投产以来，加工产量达400吨，创产值3000多万元。全年全市水产品加工产量达7.*万吨，同比增长9.4%，产值7.03亿元，同比增长7.66%，其中出口创汇6050万美元，同比增长25%。
4、休闲渔业取得新发展。充分挖掘渔区丰富的休闲、旅游资源，依托渔港、渔乡、养殖园区、渔礁，大力发展休闲渔业。马屿石洋湖渔场累计投资200多万元，通过改造道路、增加项目，形成了集垂钓、餐饮、水上活动为一体的休闲渔业好去处，成为温州市上规模、上档次的休闲渔业基地，并着手申报省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新增1家“海上一日游”休闲渔业公司，全市达到2家，拥有休闲渔船10多艘，属于温州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休闲渔业公司，已着手申报省级规范管理单位。全市从事休闲渔业的企业发展到20多家，从业人员500多人，年收入达2000万元。休闲渔业已逐渐成为渔区、渔民增收的新亮点。
5、“三位一体”建设取得新成绩。抽调局里12名经验丰富、技术全面的同志深入农村，与全市各大水产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结对挂钩，为他们出谋划策，指导专业合作方法，实施选苗、生产、技术、销售一条龙服务。全年新增渔业经济合作社4家，分别为上望光隆渔业合作社、*稻田养鱼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和营前氵祭门溪水产养殖合作社。全市渔业经济合作社发展到10家，面积达3500多亩，联系养民250多户。
（三）依法行政工作不断加强，海洋与渔业执法呈现新局面。
1、强化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方针，进一步完善渔业安全责任网，与各渔业公司、水产站签订了渔业安全目标责任书，加大港口渔船安全检查力度，继续实施渔船安全动态分类管理制度。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实行定期不定期船厂检验制度，严格追究船厂未批先建和使用旧材料修造渔船的违规行为。进一步完善防台防汛预案，努力提高防台防汛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全年共发生渔船安全生产等级事故9次，同比减少22%，死亡（失踪）3人，同比减少33%，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同比减少12%，安全生产态势平稳，各项指标均低于温州乃至全省沿海各兄弟县（市、区）。
2、强化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面开展“千场无公害，万户（船）信得过”活动，进一步健全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加大初级水产品检测力度，完成上级下达的养殖青蟹、泥蛤、缢蛏35个批次，海捕虾14个批次的抽样检测，检查20个重点养殖场的生产记录与渔药使用记录，对违规养殖场进行了整顿。邀请养殖专家开展安全用药等健康养殖培训2期。同时，加强水产品病害防治工作，制定《20*年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工作方案》，确定5个测报品种（青蟹、缢蛏、文蛤、泥蚶、草鱼）与20个测报点，并对各测报点测报员的工作要求与测报工作考核制度作了明确规定。
3、加大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力度。一是渔业执法不断推进。积极探索海上渔业执法新模式，推出“整合资源、联手办案、海查陆处”制度，从5月10日开始，联合市安监局、海警三大队、海事处、港航分局、交通局、旅游局等单位，共抽调150多名执法人员，开展为期半年的海上安全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插茜作业，依法处理2名涉案人员，推动了我市*二期围涂工程的进程。二是强化伏季休渔管理。严格执行“逐只落实、动态管理、全程监控”的管理方针，全市应休渔船661艘，全部进港休渔，继续保持伏休“零违规”。三是加大海监执法力度。积极拓宽海洋监察的宽度与深度，重点对无证填海、违法用海等行为进行查处，全年共立案8起。
（四）发展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保障能力建设取得新进展。
1、标准渔港建设稳步推进。认真贯彻落实省、温州市标准渔港建设会议精神，成立以蒋珍明市长为组长，发改、财政、交通、海洋与渔业等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市标准渔港建设领导小组，并在我局设立办公室。编制完成《*市标准渔港建设规划》，根据规划确定，即将动工的北麂渔港工程总投资概算为9532万元，港域面积135万m2，有效锚泊面积12万m2，可同时容纳50-300HP的渔船242艘，工期四年，建成后将大大提高渔船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2、海洋与渔业执法设施不断完善。加快执法设施建设，投资118万元购置一艘新型渔政执法艇，投资230万元建造海洋与渔业执法船码头，海洋与渔业执法设施得到不断完善，为加大海上执法力度，维护渔民合法权益，保障我市海洋与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3、渔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渐健全。加大渔业科技投入，积极引导水产加工企业与大专科研院所进行科技联姻，华盛、华忠等企业聘请日本、韩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水产加工专家，不断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提高创汇能力。华盛、华忠、眯眼、香海、顶味等5家水产加工企业被省科技厅命名为科技型企业。加大渔业科技攻关力度，引进杂交太阳鲈与澳洲龙虾进行试养，长势良好。加大科技服务力度，通过为全市养殖渔民赠送《科学养鱼》杂志、发放《渔业科技简报》、发送农民信箱信息、送科技下乡、免费检测水质等活动，丰富养民科学养殖知识，有效提高水产养殖技术和养殖效益。同时，加大渔业科技培训力度，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十万农民素质培训工程”的要求，我们在培训中不断调整内容，注重把培训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全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3期，参训渔（养）民886人。
4、渔业互保展业顺利。积极开展渔业互保政策动员、宣传，提高广大渔民渔业互助保险意识，进一步改善服务，全力拓展渔业互保覆盖面，使全市渔船财产、渔民人身和医疗附加险的互保率分别达到13%、73%和72%。全年共办理入保渔民2755人，渔船99艘，赔付金额82.92万元。
（五）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推进，服务群众意识有了新提高。
海洋资源开发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文艺资源 ；文化产业；海洋文艺产业
海洋文学与艺术，是海洋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支脉，在海洋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延续着自身的文化图像，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产业资源。无论是山东沿海人民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还是作为民俗事项的文艺表演，与生产相关的渔民号子，都是具有开发价值和潜力的海洋文艺产业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海洋文学艺术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是其必然选择。
一、山东海洋文艺产业化开发的实践成果
客观的说山东海洋文艺产业远没有海洋文化产业的其他类别发展迅速，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
一是海洋文艺产业化实践初见成效。通过市场来展现山东海洋文化的特色，集歌舞、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与一体，全景展现威海海洋文化的大型情景剧《梦海》的成功实践给了产业化运作很大的启示。《梦海》自从2005年全面的推出市场以来，在全省重要城市以及国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演出，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已经成为了威海市的城市名片。它的成功一方面是源于深厚的海洋文化内涵，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更是其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机制和市场营销机制的成功。
二是通过市场开发来促进海洋文艺产业资源的传承和保护。山东有很多极具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海洋文化产业资源面临消逝的问题。这一状况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已经有所改观。比如“日照岚山渔民号子” 是渔民在海上撒网捕鱼过程中统一劳作的劳动号子，是传承下来的重要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海洋文艺资源，已经被山东省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传唱范围仅限于渔民和沿海地区，几近失传。近年来岚山渔民组建了“岚山号子表演团队”，并把岚山号子搬上了各类的舞台和晚会上，不仅以其铿锵粗犷的曲调和原汁原味的原生态风格而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更重要的是打开了该资源保护和传承的新局面。此外还有胶东秧歌、日照渔鼓、寿光的闹海等优秀的传统海洋文艺资源也通过产业开发这个途径，重新焕发了活力。
三是海洋文艺产业基地建设曙光初现。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集聚效应和产业拉动效应。像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中国（怀柔）影视基地等都是初具规模的文化产业集聚区。目前山东海洋文艺产业的首个基地——潍坊滨海国际影城于2009年10月31日正式揭牌。该基地以影视娱乐为主要内容，并以此带动影视品牌引进、影视服务、影视旅游、院线影城、音像发行和影视制作为主要特色的庞大的影视产业链条。另外，与大芬油画村齐名的青岛达尼画家村也是重要的海洋文艺产业基地。该村位于青岛市胶南区，是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被誉为中国江北第一画村，主要从事油画、丙烯画、水粉画的临摹和创作，产品全部出口欧美，享有较高的声誉。2005年，出口油画作品2.5万幅，创汇280万美元。
二、海洋文艺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尽管山东的海洋文艺资源的产业开发已经逐步摆脱了萧条冷落的局面，但是从整体看仍处于起步、探索和培育的初级阶段，产业化程度十分有限。技艺传承青黄不接、人才流失、市场规模小、品牌欠缺等问题十分突出。
1、产业发展很不充分，总量和规模偏小。虽然山东省活跃的海洋文艺演出队伍有很多，尤其是在沿海农村市场的演出队伍，但他们多是“庄户演出”队或者是临时搭起的草台班子，还不能进行规范和成熟地市场运作。具体到海洋美术产业、传统工艺品制作产业，则大都是家庭小作坊式生产，不仅集约化程度不高，生产经营还相当分散，不具备规模化的条件。这都是导致海洋文艺产业总量和规模偏小的关键所在。
2、资源丰富与产业转化能力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山东省海洋文艺资源品种丰富，内容繁多，是山东海洋文艺产业的优势所在。但是山东省在将大批的资源转化为海洋文艺产品的能力还远不能适应产业化的要求。舟山渔民画和日照渔民画的市场化水平的鲜明对比就是一个例子。提到渔民画，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舟山的渔民画。一方面是因为舟山的渔民画造型夸张、想象丰富，具有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绘画风格，多次在省级、全国及国外展览上展出并获奖。另一方面在于舟山渔民化的产业化水平较高。舟山的渔民画不仅有专业的创作团队还有专门的渔民画公司，与渔民画家签约收购渔民画，还有“海边画廊”，专门销售渔民画的作品[1](p1123)。舟山渔民画已经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装饰品和艺术品占据了海洋文化艺术市场。另外，舟山市政府通过举办“舟山渔民画艺术节”不短扩大渔民画影响，创造渔民画的知名品牌。相较之下，日照的渔民画仍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市场开发明显不足。日照市是中国三大农民画乡之一，于1988年被国家文化部首批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作为山东地区仅有的农民画画种，制作的农民画作品单一，产业收入每年只有几十万元，而且长期从事农民画创作的作者从上世纪的500多人逐渐减少，如今只有少数几个村子的几十人，与舟山的渔民画的发展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是与其资源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不符和，但却反映出山东海洋艺术产品的市场开发和营销能力严重缺乏的现状。
三、发展思路与对策
这些产业层面的问题不能单靠政府输血式的扶持来解决，其根本在于提升资源的产业转化能力。
首先，要用产业化的运营思路来盘活海洋文艺产业资源。海洋文学与艺术产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不仅要有产业化的眼光，更要按照产业化的运作规律来对海洋文艺产业资源进行开发，使这些一度远离人们视野的资源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重要产品而重新焕发生机。作为一个薄弱的产业，要加强与其他产业的结合，大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内涵丰富，市场前景广阔的海洋文艺产品。例如海洋文学类的产业资源就可以通过纸质、电视、影视、动漫 等产业来进行开发，不仅提高了海洋文学产品的制作、包装、传播等方面的科技含量，更可以突破地域、媒介的传播界限，实现海洋文学产业的跨越性发展。另外，海洋文艺产业资源的开发尤其需要防止海洋文艺产品的纯市场化、商业化倾向。海洋文艺的产业化要在保有海洋文艺产业资源艺术特色、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将这种特色延续并更鲜明的融进海洋文艺产品的开发中。
其次，加快海洋文艺产业要素市场建设。海洋文艺要素市场与一般的海洋文化市场不同，它是为了文艺市场进行专业化服务的市场。如果文艺要素市场不能充分发育，文艺市场的各种资源就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就不可能实现文艺市场的繁荣。目前演出市场中的演出公司、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经纪人，艺术品市场的画廊、艺术品拍卖机构的市场要素还不够完善。因此必须要通过加快海洋文艺要素市场建设，充分地发展和完善经济、、评估、拍卖等文化中介机构，规范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来强化演艺市场的流通环节。
第三，重视人才。发展海洋文艺产业尤其要重视人的要素，因为该产业是典型的创意型产业，无论是演艺行业的演员，文学艺术品行业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创造力都是该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建立旨在提高艺术人员创造积极性的多种奖励制度。掌握特殊传统技艺的非物质传承人员是海洋文艺产业资源的核心和纽带，对他们要给予重奖和保护，使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艺术后继有人，代代相承，发扬光大。
第四，打造山东海洋文艺品牌，延长海洋文艺产业链。目前我省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洋文艺品牌只有《梦海》，但是相对于《云南映象》、《印象刘三姐》这类同样基于本土文化因素的演出品牌，无论是在经济效益还是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上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打造山东海洋文艺品牌势在必行。首先要坚持艺术作品和艺术产品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创新追求品牌化和精品化的设计，奠定品牌战略发展的基础。二是要进行品牌化的经营和管理。通过全方位地开发品牌，依靠品牌的效应打造产业链，开发衍生产品，才能解决产品的发展潜力问题。可以充分的利用品牌的优势发展相关产业，采取合作、品牌、转让、投标等多种形式，形成新的价值链，不断地扩大产品的品牌影响。
海洋资源开发范文第3篇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目前中国海洋开发的综合指标仅为3.4%，这不仅低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 14%至17%的水平，而且低于5%的世界平均水平。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及有效利用无论在思想认识上、技术装备上、经济效益上还是在科学管理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不足，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与科学管理已成为我国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战略选择。
1 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面临的初始条件
1.1 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海洋资源开发的整体开发战略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并习惯的认为海洋资源是自然力量形成的，因此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实际上执行的是资源无偿或低价使用的政策。近年来，我国虽然通过改革不断加强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海洋资源资产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强化，但适应现代海洋开发趋势和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机制和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致使海洋资源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和浪费，经济效益整体低下。而且，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管理工作，一直以来采取的是传统体制下分散在行业部门的计划性开发与管理，是传统的陆地式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式的延伸。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这种一开始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开发管理模式，越来越显得不协调，使得各行业、各地区自成体系，导致了各自为政的复杂局面，没有形成聚集规模效益，影响了资源的整体开发和有效利用。
1.2 缺乏必要而系统的法律、法规支撑，综合执法力度不高
海洋资源的法制建设在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保证海洋资源开发管理体系的形成、巩固、完善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合理利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提高综合效益的基本保障。为了保护和有效开发海洋资源，国家先后颁布海洋法规二十几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系统的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律体系。而且已有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是单项法规，且基本上是陆上法规向海上的延伸，没有真正起到依法治海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海洋多元化开发、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局面，原有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海上执法管理体制，一方面形不成海上执法“合力”，单方面的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队伍的重复建设又加大了管理成本，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同时在管理上的也存在着交叉和空白，已不能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
1.3 海洋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重陆轻海”政策影响，致使我国海洋产业所形成的规模比较小，如2004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仅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9%，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海洋产业产值在世界海洋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不足 1%，且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仍然停留在以海洋渔业、海洋运输、海洋盐业等传统产业为主的阶段。海洋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传统海洋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再加上海洋科技储备严重不足，致使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较低，资源浪费严重，没有形成规模优势，海洋经济的总体发展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4 海洋环境污染严重，生态趋向恶化，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国家海洋局2005年1月9日的《200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2004年，我国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6.9万平方公里，较上年增加约 2.7万平方公里。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江苏近岸、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局部海域。同时，陆源污染物排海严重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项对沿海工业污水直排口等四大类43个排污口进行的重点监测显示，受陆源排污影响，约八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约20平方公里的监测海域为无底栖生物区。此外，我国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围填海侵占海洋生态环境及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莱州湾、黄河口、长江口、杭州湾及珠江口生态系统均处于不健康状态。再者，由于沿海开发程度的增高和海水养殖业的扩大，也带来了海洋生态环境和养殖业自身污染问题；海运业的发展导致外来有害赤潮种类的引入；全球气候的变化也导致了赤潮的频繁发生。《公报》同时显示，去年中国近岸局部海域沉积物污染严重；近岸海域部分贝类受到污染；大面积赤潮和有毒赤潮多发，全年共发生赤潮96次，赤潮累计发生面积较2003年增加约八成多。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
1.5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滞后，外部环境复杂化
后备能源问题关乎国家经济安全。近10年来，我国探明的油气储量逐年下降，原油产量增长缓慢，每年新增探明可采储量无法弥补同期产量，能源短缺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和年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其增长量的70%主要来自于海洋油气。中国海域具有较丰富的油气资源，据估算，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量分别为240亿吨和14万亿立方米。但是，中国的海上油气资源勘探的后备基地严重不足，致使海上油气产量在本世纪初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较晚，资金投入不足，海域的油气勘探程度和油气资源的探明程度较低，尚有许多新的领域没有突破。此外，中国海洋油气储量丰富的海域，多在有“争议”的东海和南海，约占中国油气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这两个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由于发现油气资源，一些国家捷足先登，才使这些海域成为有“争议”的地区。我国海域的油气资源被周边国家大量开采，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使区域局势更趋复杂，海洋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2 中国海洋资源合理开发与有效管理的应对策略
要想使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把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树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了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海洋资源，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 强化海洋意识，增强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开发总体水平不高，海洋产业起步晚，基础相对较弱，但真正制约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还是滞后的现代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由于我们以往对国土的理解仅限于以陆域为主的概念上，对海洋国土知识重视不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对海洋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就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国土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对公众的海洋国土观教育，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树立正确的海洋国土观、海洋经济观、海洋政治观和海洋防卫观，增强公众对“海洋国土”的忧患意识，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把海洋资源与陆地资源、海洋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联系起来，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科学管理。
海洋资源开发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局部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关联
[中图分类号]P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45-07
被誉为“蓝色国土”的海洋，是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海洋资源是指与海底、水域以及海面直接相关的，在现在和未来，可被人类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物质、能量和空间的统称[1]2。海洋资源是海洋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资源的开发程度及其利用效益直接关系到海洋产业的现实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我国海洋资源丰富，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沿海空间资源和海洋新能源资源等多种类型，与陆域资源有着较好的互补性[2]，为海洋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3]。进入21世纪，我国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贡献日益显著。
但与此同时，盲目投资、过度开发、围填海活动、海上溢油事故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海洋污染，以及频繁的海洋自然灾害[4]对沿海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都带来了巨大威胁，降低了海洋资源的开发效率，阻碍了我国海洋开发进程。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53个沿海城市中，有近90%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当前我国滨海湿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丧失了57%，海洋经济动物资源面临着严峻形势，近海渔业资源整体处于衰退状态[5]。
中共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海洋强国”国家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重点指出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是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资源开发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含义及分类研究[6]、资源调查与评价[7]、价值评估研究[8]、资源开发负外部性与影响评价[9]、资源开发利用现状[10-11]、综合实力评价[12]和法制管理等[13]，但海洋资源开发效益评价定量研究不够深入，缺乏针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演化研究及地域差异比较分析。为此，本文将以我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全面分析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及其时间变化特征，并利用局部自相关系数深入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积极探索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提升策略，从而达到合理配置海洋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促使海洋产业高效发展的目标。
一、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
根据海洋资源与环境系统所具备的多样性、脆弱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以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利用为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能够综合反映开发效益的28个指标，包括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四个方面[14]，构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运用均方差权重法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法，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的统计指标，提取各指标数据样本，从时空角度对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进行定量研究 。
二、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时序分析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受到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和区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所产生的效益存在差异。先根据公式（1）-（6）计算得出结果（见表2），再对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进行时间演化特征分析。
（一）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从2002年的0.2927上升到2013年的0.4163，年均增长率达到3.25%。各区域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从增长速度来看，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增长速度较快，充分表明该区域发挥经济、政策与区位优势，有效利用海洋资源，科学发展海洋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河北、广西、浙江、海南和福建的综合效益发展趋势相对平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开发有序发展，但是发展速度和开发力度有待提高。福建综合效益年均增长速度为1.3%，在沿海地区最低，在沿海地区的排名由第2下降到第9，反映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较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深，开发水平有待提高，亟须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规范沿海海洋产业开发行为，减轻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促进区域海洋资源综合效益的提升。从沿海各区域综合效益数值来看，2002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处于[0.2584，0.3286]，其中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13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上升为[0.3440，0.4844]，其中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并且山东、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在沿海地区的排名有所提升，浙江、福建、海南在沿海地区的排名有所下降，河北、广东、广西在沿海地区的排名保持不变。
（二）海洋资源开发的分类效益
1.资源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具有不平稳发展特征，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资源效益从2002年的0.0653上升到2013年的0.0977，年均增长率为3.73%。从区域发展速度来看，各区域海洋资源资源效益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年均增长速率高于沿海平均水平，广东、浙江、福建、广西、海南海洋资源效益平稳增长。从各区域发展水平来看，2002年沿海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资源效益数值位于[0.0242，0.1023]，其中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海洋资源开发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13年数值上升为[0.0512，0.1415]，其中浙江、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02―2013年浙江海洋资源优势显著，其海洋资源效益水平最高，持续排名第1；天津海洋资源效益一直位于最低水平，表明天津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海洋资源开发基础薄弱，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有待提高；河北持续位于第8，海洋资源开发缓慢而稳定；山东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水平从第7上升到第2，广东从第5上升到第3，辽宁从第6上升到第4，福建从第3下降到第6，广西从第2下降到第5，海南从第4下降到第7，上海、江苏分别在第9、第10交替。
2.经济效益
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值在四大类效益中得分最低，说明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有待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经济价值仍需深入挖掘。从时间范围来看，沿海各区域经济效益均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7.83%，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的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产业经济效益逐年增长，开发进程加快，在未来的海洋产业发展格局中将会占据重要地位。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增长速率相对较低，表明区域海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增强海洋产业竞争力，提升海洋经济效益。从各区域经济效益数值来看，2002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位于[0.0175，0.0742]，其中福建、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排名前6，并高于沿海地区经济效益平均水平，2013年上海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最大，达到0.1944，广西经济效益最小，为0.0451，排名前6的其他地区有天津、河北、江苏、广东、辽宁。
3.社会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从2002年的0.0697增加到2013年的0.0945，呈现逐年增长发展趋势，总体上以2.8%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发展。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为广西，年均增长率达到5.54%，其次为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大力开发海洋资源为区域社会的就业、教育、海洋科研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贡献。社会效益数值方面，2013年上海海洋社会效益持续第1，广西始终排名最后，其他排名前6的地区有江苏、河北、山东、天津、广东。
4.环境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效益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8425%。广西、山东、广东、辽宁、河北、浙江、福建的环境效益增长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增长率，表明区域海洋经济开发的同时更加注重海洋环境保护投资，从而提高污染处理水平和综合利用效率。天津、海南的海洋环境效益也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增长速度较慢，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意识有待增强。上海、江苏海洋资源开发环境效益呈现负增长态势，表面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使区域呈现降低趋势，应加强海域管理，加大海洋资源保护力度。环境效益数值方面，2013年河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排名前6，表明区域海洋环境得到治理或保护，而上海因在有限的海域空间高强度开发，福建因沿海海洋灾害，导致两省海洋环境效益保持在较低水平，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灾害监测预警机制有待加强。
三、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特征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较高，空间差异显著。综合效益排名前6的地区包括山东、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综合效益值均大于0.4257，均高于沿海地区综合效益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较高，产生的综合效益较大。河北、辽宁、福建、广西、海南综合利用效益均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有待提升，亟须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完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为进一步分析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积聚相关特征，这里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将2013年海洋资源综合效益的得分值作为基础数据代入公式（7）（8），计算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局部自相关指数，并将其划分为四个区间（见表3）。
（一）H-H型高值积聚区
即LMIi>0，且Zi>0，主要包括上海、江苏、浙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表明3个省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效应高于周边区域，并且被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区域所包围。另外该区域内部的省份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可视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效益的核心发展区域。
上海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高，但是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较低。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区位集聚效应、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16]，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快速提升。2013年上海海洋及其相关产业总产值和海洋产业贡献率在沿海地区排名靠前，分别为第3和第2，但是区域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优势并不突出。浙江的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较高，综合效益得分值排名第5。浙江的海岸线长度在沿海地区排名第1，海洋资源丰富，特别是海岛资源、渔业资源在我国均处于优势地位，海洋资源效益排名第1，但海洋产业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程度不高。江苏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较高，综合效益得分值排名第6，海洋资源具有开发潜力，海洋经济效益及其经济地位有待提升。
总体上来看，区域内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同时更应加强海洋资源优化配置，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保护沿海自然保护区以及河口、湿地、海湾和海岛生态环境，限制近海捕捞强度，合理规划和开发沿海和海岛旅游资源，严格控制海域围垦以及海域环境污染行为，建立健全海域预警机制，进一步提高海岸防灾、抗灾能力，从而推动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提高；加强区域合作，促使区域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条件、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人才队伍等资源共享，贯彻落实区域海洋发展规划和海洋发展战略，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升海洋产业集群效益。
（二）L-L型低值积聚区
即LMIi>0，且Zi
（三）H-L型高值离散区
即LMIi0，包括天津、广东、山东。表明区域发展较好，海洋综合效益值高于周边区域，但其周边区域数值较低，相邻区域的空间负相关性较高，呈现离散型发展模式。天津海洋产业地位日益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较低。2013年，天津海洋产业贡献率在沿海地区排首位，达到31.69%，应积极推进滨海新区建设，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潜力，不断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广东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实力一直在我国沿海地区居于优势地位，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排名第3，资源效益和经济效益较高，但是由于其海洋产业贡献率处于中等水平，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待提升，应发挥资源优势、经济基础条件和科技实力，加快建设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增强海洋产业对周边区域的带动效应。
山东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3，海洋资源种类多样，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优势显著，排名第1。特别是“海上山东”战略的实施以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山东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沿海地区排名靠前。但其邻省河北、江苏的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相对较低，使得山东海洋资源开发未能形成集聚效应。
本区域应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统筹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在区域各项海洋规划以及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加强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积极发展滨海旅游和海岛旅游，加快海洋产业和科学实验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区域海洋资源的经济效益，同时严格规范海岸围填海工程，促进沿海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和环境效益的和谐快速发展。
（四）L-H型低值离散区
即LMIi
总体而言，本区域应以海洋资源开发为重点，树立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科技和人才资本投入，规范开发秩序，增进区域间合作，综合利用海洋矿产资源、旅游资源、渔业资源及生物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积极创新新兴海洋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加强海岛、红树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高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进一步增强区域海洋经济竞争优势。
四、结论
1.构建了由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四个方面28个指标组成的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运用均方差方法，从时间维度分析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演变趋势；结合局部自相关系数，从空间角度探讨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区域空间积聚程度和相关机理。对于其他地区的海洋资源时空评价具有借鉴意义，并为区域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2.我国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总体来看，各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年均增长率达到3.25%，其中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沿海各区域综合效益数值方面，2002年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广东、海南4省，2013年则为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6省，表明我国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总体得到提升。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年均增长率为3.73%，其中浙江、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7.83%，2013年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排名前6的地区有上海、天津、河北、江苏、广东、辽宁。社会效益方面，年均增长率为2.8%，2013年排名前6的有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天津、广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效益增长最慢，年均增长率为0.8425%，河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排名前6。
3.根据局部自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分析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空间分布特征，并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个类型区。1.H-H型高值积聚区，即LMIi>0，且Zi>0，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效应高于周边区域，并且被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区域所包围；2.L-L型低值积聚区，即LMIi>0，且Zi
总之，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经济基础、产业背景和政策保障，但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存在区域差异。我国应针对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树立海洋资源保护意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水平，规范海洋资源开发秩序，从而提升我国海洋资源的综合竞争力，推进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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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开发范文第5篇
汪品先，江苏苏州人，1936年11月生，我国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任教，历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海洋地质系主任、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是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委员会专家指导组成员、伦敦地质学会名誉会员。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1981-1982年获洪堡奖学金在德国基尔大学进行研究。主要从事我国海域古海洋学、海洋微体古生物学及和我国环境宏观演化古环境的研究。1999年春，在南海组织中国海区首次的国际大洋深海科学钻探（南海ODP 184航次）。曾任国际海洋地质委员会委员、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奖等奖项。
3月20日下午，上海市航海学会秘书长桑史良一行前往同济大学拜访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院士，围绕当前推进中国海洋保护意识等工作进行交流。众所周知，汪院士是我国海洋资源方面的专家，其对海洋气候的变化、南海的演变、和西太平洋海洋地质的研究成果享誉世界，对我国海洋地质学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汪院士虽然年过七旬，但仍然十分健朗，侃侃而谈，因而使得整个采访过程虽然并不漫长，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短暂的寒暄后，桑史良秘书长对汪院士致力于中国海洋事业，特别是满腔热情展“从长江口走向深海”活动表示震撼和鼓舞。很难想象，一位古稀老人，还能如此热忱地全身心投入海洋保护意识的宣传与推广等工作，实在是很让人钦佩。当被问及他怎会如此热衷于此项事业时，汪院士笑了，他说：“我自从海外学习归来后，就曾经和领导们谈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汪道涵市长，对此他也有过和我类似的想法，比如东海石油的发等，但是最终却没能落实。原因有很多，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海洋资源勘探不容易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如何挖掘现有可利用资源的时候，却忽视了对未来新资源的发，加之成本过大，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最终导致这个原本应该很重要的课题被束之高阁。然而这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当地面资源逐渐枯竭的时候，人们始意识到海洋资源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也逐渐始重视起来，发未知的海底世界逐渐地演变成了重要之事、当务之急。其二，国家在迅速地发展进步，但是过去忽略了民族意识里对中国海洋保护重要性的理解，为此我们对于唤醒人民群众的海洋意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这些潜在或明显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作为一名海洋工作者所应有的觉悟和职责所在，也是我全力以赴展这一方面工作的真正初衷。”
纵观古今，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剧烈碰撞不胜枚举，而最终内陆文化都败给了海洋文化。这既是一个例子，同时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局。汪品先院士说：“我去年在文汇报上发起过‘科学创新障碍在哪里的讨论，其中有一点是说中国作为内陆国家，其传统文化不同于海洋文化。内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主张继承、稳定；而海洋文化是外向的，主张拓、主张闯荡。明朝以来的“海禁”，和建国以后遭受的封锁，历史的积累造成了我国海洋意识的欠缺。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汪院士表示，他对中国海洋研究的前景十分看好，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要本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这样明天更美好。
桑史良问到，现在发展海洋事业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是资金上不足，还是有着其他的困难之处？对此又有什么期望？
汪院士认为主要障碍归结下来有两点：一是体制问题。现行的研究体制不够好，科学和技术脱节，产业和研究脱节，今天中国对海洋事业和海底资源采所花费的资金其实并不比欧美国家要少，然其得到的效果并不能与投入成正比，也是由于体制的问题，若不能改变现有的研究体制，则免不了日后的资金大量浪费。二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隔，各管各的，相互之间缺少研究和配合，这就导致了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始滋生不良竞争。上海作为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是最有可能改变现有体制的一个城市，因为上海海洋科技基础好、海洋经济实力雄厚，每个实验室都不重复，只要能真正做到企业与科研机构对话，以科研推动企业，以企业来带动科研，从侧面推进体制改革，就有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桑史良秘书长又说，近年来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港口航运事业发展迅速，体制问题也是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谈到了洋流方面的问题，桑史良秘书长说他读过许多海洋方面的书籍，也非常喜欢航海历史，对一些中国古代航海的漂航问题中洋流古今差异存在疑问，并希望汪院士能向他推荐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