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1篇

俞为民、孙蓉蓉编,黄山书社,2009

近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俞为民、孙蓉蓉编纂的《历代曲话汇编》,自1991年启动编纂,至2001年完成。自2005年出版第一集起,至2009年出齐,全编15集,洋洋700万字。卷帙浩瀚,囊括了有关古典戏曲理论的著述,自唐宋至近代,前后跨越了12个世纪,将我国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的、极其丰富的有关戏曲艺术与文学的民族戏剧的理论建树,汇编成巨帙出版。这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诗、词、曲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三种重要的韵文文体,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出版的历代“诗话”、“词话”有很多种,也有丛编类的巨帙,而曲话的整理编辑,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1959年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种,限于当时的条件,收录的数量少,且选本与校订也有失误之处,已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编纂与出版《历代曲话汇编》,不仅填补了仅有诗话、词话汇编而无曲话汇编的空缺,而且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俞为民、孙蓉蓉编纂的《历代曲话汇编》,具有着三大优点。

一、文献编列凸显史论的纲要

在《历代曲话汇编》的“总前言”中,编者从总体上把握了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成熟、从发展到终结的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分为九个时期,并提挈了每个时期的理论研究的特点。一、先秦至唐代为萌芽时期,记录与研究了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尤其是乐舞与词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趋于相互融合与综合。二、宋代为雏形时期,各种技艺的综合形成了宋杂剧,宋杂剧的艺术因素及其体制形式、角色分工、剧目内容、演出方式等成为记录与研究对象。三、元代至明初为成熟时期,元杂剧的兴盛与繁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成熟,作家与剧目、艺伶与演技、曲韵与曲谱,都出现了标志性的著作,奠定了戏曲理论研究的基础课题。四、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为发展时期,昆山腔的改革和戏曲创作的活跃,戏曲理论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论著增多,观点鲜明,理论成分增强,各家对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形成热点争论。五、明代万历年间为繁荣时期,戏曲作家与作品大量涌现,南戏四大声腔的演出出现了竞争的局面,戏曲理论的研究承接前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家不同观点的争论更趋热烈。研究范围的拓展、讨论的深入,丰富了戏曲理论的内涵。六、晚明为深入时期,对于前一时期所讨论的问题,曲论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所论都较为公允与深入,出现了有关曲品、音律、曲谱等专题性的戏曲研究新著。七、清初为集成时期,古典戏曲在文学与艺术上已臻完善,无论创作还是表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系统总结和完善戏曲理论提供了条件。李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戏曲创作和戏曲表演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金圣叹在戏曲创作批评中,对结构、人物、语言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作了精深的论述。二者皆初具了戏曲理论体系的构架。八、清代中叶后为转折时期,所谓转折表现在雅部向花部转移,剧本创作向舞台表演转移。戏曲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对花部戏曲的兴起、流传及其演出作了记录与论述,无论花部或雅部的戏曲表演艺术均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一系列的专著,在论述表演艺术之中也丰富了戏曲导演理论。九、近代为总结时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总结,又有西方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引进,戏曲研究呈现新与旧、传统与改良的交替迭现的特征。

在《历代曲话汇编》中,则按历史分期习惯编为唐宋元编1集、明代编3集、清代编8集、近代编3集,但是各编戏曲论著连贯的线索,仍以上述的九个时期顺序年代而编录。这样的编录,不仅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而且每个时期以重要论著为纲、以热点争论为要,使读者能够前后比照、上下求索,对古典戏曲理论及其观念的继承、发展与变化,既有理论上的收获,又有史的发展的印象。从整体上看,不失为本编的先进之处。

二、文献搜集完备而系统

古典曲论,历代都有编集。195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0册收论著48种,成为曲学研究者的必备资料。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曲学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该集子在搜集、校勘等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亟须重新编纂一部完备而系统的曲学理论集成大全的丛书。

《历代曲话汇编》是一部完备而系统的古典戏曲理论著述的巨帙。编者以“曲话”来涵盖所收的古典戏曲的著作与论述,是从广义上来解释的。所谓“话”者,意为“纵笔漫书”之类的笔谈,也可以是自成理论体系的论述;“曲话”是与“诗话”、“词话”相对的古代文论的一种文体,从总体上来说,古典戏曲的著作与论述大体上多具有“曲话”的文体特征。《历代曲话汇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的编纂成果和方法,以求完备而系统作了新的开拓。全帙从戏曲形成时期的唐宋到戏曲转型时期的近代,收录了252位曲论家的300多种曲话,不仅数量多,而且系统齐全,除戏曲理论专著外,还包括评点、序跋、题词,尺牍、诗词曲等多种形式的曲话,各时期主要的古典戏曲论著及研究者常用的文献皆已收列。如李贽、沈Z、汤显祖、潘之恒、冯梦龙、金圣叹、毛声山等戏曲理论史上著名曲论家的曲话论述皆已收录,近代是旧曲学与新曲学的转型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戏曲论著也予以收录。另外还收编了南北曲两种重要的曲谱与曲韵。曲谱与曲韵也是古典曲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所收的北曲《太和正音谱》和南曲《九宫正始》,不仅订有谱例,而且也包括了订谱者对戏曲史论的重要阐述,以及保存了散佚作品的许多佚曲资料,极有史料价值;所收的《中原音韵》为北曲韵书,《韵学骊珠》为南北曲兼融的韵书,其中也包含编订者对曲学基本问题和曲韵学的理论解说。曲目著作除收编了元明清相关著作外,还收编了清康熙年编成的《曲海总目提要》,可谓洋洋大观。编纂者还收录了一些新发现的戏曲论著。

三、文献审订严谨而精良

《历代曲话汇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选本精良和校订严谨,以对学术极端负责的精神,精心选本,精心校订。所收曲话版本,一般采用原刻或经前人校订过的善本为底本,重要异文则出校,原本有错字、别字、避讳字予以改正并在校文中作说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应该说是一般的校勘常识,但是局限于原刻和善本难得、传抄传刻良莠不齐,或曲律知识的缺失,致使过去的编辑本难免多有失误之处,为忠实于原著原意,避免不必要的误读误解,俞、孙二君尽心尽力在编纂中予以匡正,为学界提供可以信用的校订本。

《历代曲话汇编》中收录的论著凡有不同版本者,则选善本为底本,如《录鬼簿》采用明天一阁钞本为底本(《集成》采用清曹楝亭刻本),《青楼集》采用周妙中先生新发现的清赵魏抄校本为底本(《集成》以明抄《说集》本为底本),《南词引正》采用新发现的《真迹日录贰集》所收的原文为底本(《集成》以《吴Q萃雅》所收本为底本),等等。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典文献学 精神实质 现代作用 探索

古典文献学时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文献学按照内容不同被人们分为文学文献、史学文献等。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从时间上来分的，即指代1919年之前的文献研究，是一门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古典文献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化上千年结晶的研究，其精神实质自然很丰富，对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充分发挥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我们首先应该对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

“文献”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论语・八佾》中曾有“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时期的郑玄对该处“文献”的注释为“贤”。到朱熹时期，他在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曾对“文献”进行过注解，朱熹认为，“文“主要指历代典籍，“献”指贤。由此也可以看出，“文献”在最早时期的含义中，“文”指各种历史典籍和文字资料等，“献”指古代贤德之人的才识，这一时期的文献不仅包含有形的典籍材料，而且包括了人所具有的无形智慧。而社会发展到现在，文献基本都指导有形的典籍资料。虽然古时的中国并没有文献学这个名词，但这门学科却一直存在。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最初几乎都是依靠“经典文化”这一形式，展现在社会与个人的面前，它们所提供给后人的除了各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之外，还包括思想理论及知识系统。从历史的发展态势来看，很多民族经典的文化大多数都存在于民族古典的文献中。以《十三经》为例来说，《十三经》是我国儒家的经典代表之作，它虽产生的年代久远，但却影响了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意识。《十三经》不仅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很多古籍的始祖，同时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发展和演变的源头所在，《十三经》涉及范围之广，不夸张地说几乎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涵盖。正是因为它影响广泛，所以才能在时代的变换中一直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历史上，很多读书人会站在自身时代的需要上，对古典文献进行解读，从中找到对当时时展有重要作用的动力。

纵观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向来都有对古典文献尊重和解读的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存在也就有了其自身的价值。古典文献学研究，不管是汉代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宋代出现的疑经思潮，亦或清代的汉宋学争论，都不只是对古书语言文字考定问题的单纯研究。其深层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学勃兴的结果，是一种语言文化的问题和研究。作为传统的意识层面，古典文献学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宗教和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当代社会和文化具有值得深思的深厚的思想意义。

二、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

1.对现代学术信念具有强化作用

纵观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不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好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熟悉的”、“在脑子中早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先代文献的宏大影响也会使后人在创作中意识上产生一定的束缚和焦虑，致使很多创作出现相同的审美特性或相似性，对新的经典的创作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天才是被排除在外的，这类人即使身处绝境，同样能够逢生。但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所以对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是对各种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包括现代社会电子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清晰的分类和一目了然的研究结果，能够强化现代社会的学术信念，使现代的人才们能够更好地避免出现过多的学术重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2.对推动学术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从“以史明鉴”的角度来说，汉魏经今古文的兴衰，就已经表明文字载体的变化，会给学术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的经验同时还明确告诉了我们，一种文化，不论沿袭的多久，如果没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文字载体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想要仅仅依靠自己进行转型，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学术文化转型，都伴随着物质载体的推动力。春秋时的金文时刻取代甲骨文，竹简帛书渐渐取代金文时刻，之后纸张的参与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种学术的转型。在现代社会，纸质文献走向电子文献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转型。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及本质，无疑会推动现代社会的这种学术转型。

3.能够对学术体系进行构建

从当今的发展来看，我国传统的文化造就已经成为了人类所共享的财富，而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内部。随着国际学术交往的频繁和加深，怎样在对国外新潮理念进行吸收的同时，对自己的学术体系加以构建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古典文献学作为建立在文献基础的研究，就是我国学术体系的骨肉和血液，有血有肉的学术体系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深厚精神实质与基础，是构建学术体系的重要支持。

我国目前正处在文化的大变革和大发展之中，学术领域很多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需要我们去解决。只有站在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对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实质进行不断地探索，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一个人人能参与其中的文明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古典文献学的现代作用，也是其学科本身发展的动力和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18-20.

[2]周少川，刘玉才.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J].文献季刊，2010，8（24）：151-152.

[3]杜泽逊，陈树，赵淑梅.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及研究方法[J].文史博览（ 理论），2010，5（10）：93-95.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秦文献词典　注音　现代音　中古音　上古音

先秦文献词典是汉语历史语文词典的一种，据统计，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共有20种左右，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地共为12种先秦文献编纂、出版16部专书词典，共包括7部单本词典和2部丛书中的9部词典，其中“先秦要籍词典丛书”4部，“十三经辞典”丛书5部。由于这类词典既要为现代读者标注现代音，又要考虑历史音韵标注古代音，这就要求编者和编辑除了要掌握词典注音的普遍规律，还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语音学知识，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解决好其中的注音问题。本文着眼于此，就先秦文献词典如何注音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近年来已出版的先秦文献词典的注音情况

1.不注音。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杨伯峻编的《论语词典》《孟子词典》和《春秋左传词典》都没有注音，但这以后出版的先秦专书词典一般都有注音。

2.只注现代音。这些词典一般都用汉语拼音来标注现代音，根据注音的范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标注所有单音词的现代音，如周民《尚书词典》、王世舜和董治安主编的“先秦要籍词典”丛书等；另一种是仅仅标注部分词的现代音，主要是多音词的现代音，如王延栋《战国策词典》等。

3.古代音和现代音都标注。向熹《诗经词典》、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和陕西师大所编《十三经辞典》(以下只举词典名，编者名从略)皆如此。其中复音词一般不标音，单音词的现代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标注，少数词典还兼用注音字母标注；单音词的古音不仅注上古音，且注中古音，但在注音的内容上略有差异。

以上这些词典注音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编纂目的的不同造成的。不注音或只注现代音的词典，是为一般读者阅读文献服务的，这些读者一般不具有古音学的知识，也不需要知道词的古代音，因为他们查阅这类词典，主要是为了了解疑难词语的释义和今读；再加之有些词典是在注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注释中已为疑难词语注了现代音，所以就出现了这些词典不注音或只注现代音的情况；而那些今音和古音都标注的先秦文献词典，除了有以上功能外，还要积极为先秦汉语研究服务，如此，词在先秦以及之后的中古时期的读音问题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因此这类词典的语言学的价值要大于训诂学和文献学的价值。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也可说明这一点，即这些词典的编纂者一般都另外著有该文献语言研究的专著，这些专著和词典可看成是他们多年从事先秦文献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先秦文献词典标注现代音的情况

近期出版的先秦文献词典，一般都用汉语拼音标注现代音，少数还兼用注音字母标注。由于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只是在多音字的处理上有一些问题。这具体又分两种情况，下面以《吕氏春秋词典》为例来说明：

1.古音不同，今音相同。

这时只要是语音不同，不管意义有无联系，都要分别立为词条后再注音，例如(举例时多义词只列最多2个义项释义，例证等其他从略，下同)：

惟1 wéi：①思考。②只，只有。

惟2 wéi：通“帷”，帷幕。

“惟1”上古音属于喻母微部，“惟2”属于匣母微部，二者只是音近关系，语音不同。

2.古音相同，今音不同。

这时要在一个词条下分立不同的音项，不能分立成不同词条分别注音，例如：

知1.zhī①知道。②表现出，显现出。2.zhì聪明，才智。

“知”的两个义项在上古时读音都属于端母支部，语音相同。

注意的是，先秦文献词典中，复音词一般不标音，如果记录复音词的某个字是多音字，这时也有必要注出这个字的读音。以王延栋《战国策词典》为例：

和调(-tiáo)：调和。

和乐(-yuè)：和谐的音乐。

目前在先秦文献词典中注现代音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词典只注现代音，不注古代音，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现代读者阅读古书时，有些古字不知读音的难题，并不考虑古今音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立目问题；二是在处理多音字时，上面提到的两种注音标准容易发生混乱。也以《战国策词典》为例：

“丧”条下有两个音项：1.sàng丧失，失去。2.sāng哀葬死者的仪式。然而，该词典“王”条下义项①“夏、商、周三代天子”和③“统治，称王”。在这两个义项上“王”也应不同，分别是wáng和wàng，但该词条下却只有一个音项：wáng。同样的情况，有的标注，有的不标注，不免使读者产生疑问。

可见，先秦文献词典标注现代音和立目有密切关系，词典编纂者可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要符合基本的语言学理论。

三、先秦文献词典标注中古音的情况

在音韵学中，中古音一般要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分析，其中韵情况最为复杂，又有摄、等、呼等内容，整个音节通常用反切法来注音。先秦文献词典在注中古音时，各家由于对中古音的认识和编纂目的的不同，在所注内容上各有不同，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只注单音词的声母、韵部、声调和反切，其余内容不注。如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注了声韵调，依《广韵》和《集韵》注了反切。例如：

代《广韵》徒耐切定代去(即声纽为“定母”，韵部为“代部”，声调为去声)

这和《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注中古音的情况是一样的，大概是该词典借鉴《大字典》注音的结果，因该词典出版于《大字典》之后，编者陈克炯同时是《大字典》的编委。张双棣《吕氏春秋词典》和“《十三经辞典》丛书”都是这样注中古音的，也应是借鉴了《大字典》的注音。

2.既注单音词的声母、韵部、声调和反切，又注韵部所属的摄、等、呼。目前只有向熹《诗经词典》这样注音，它先注反切，然后在圆括号内依次注出摄、呼、等、调、韵、声。例如：

残昨干切(山开－平寒从)

上述4种先秦文献标注中古音的情况如表所示。可见，最近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几部先秦文献词典都主张标注中古音，标注内容包括声、韵、调和反切4项，其中前三项主要参考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反切则来源于《广韵》《集韵》等韵书，其他更细致的项目一般不标注。这一点恐怕是受到了《大字典》注音方式的影响。

四、先秦文献词典标注上古音的情况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先秦文献词典都应标注上古音。和标注中古音的情况一样，这些词典标注上古音也是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各词典标注上古音情况见下表。其中，相同的是一般都不标声调，不同的是声母和韵部的标注有别，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1.只标韵部，不标声母，如《左传详解词典》和《十三经辞典》“舂”条，这两部词典上古音都只标了“东部”。这种处理方式也是受了《大字典》的影响。之所以不标声母和声调是因学术界对其存在很大争议，尚未形成定论，比如声母方面“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复辅音”的问题和声调方面“古无去声”说，至今无定论；而韵部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反切和异文现象可以进行推求，争议较小。这些词典本着稳妥的原则采取了只标韵部，不标声母和声调的处理方法。

2.声母和韵部都标注，如《诗经词典》和《吕氏春秋词典》二者标注体例不同，《诗经词典》是在词条后直接标注，先标韵部，再标声母，例如：豺之部、崇母；而《吕氏春秋词典》全书采用的是王力《汉语语音史》战国时期的音系，词条先按三十韵部排列，韵部相同者按声母，声母相同者按谐声偏旁，所以，并不是和《诗经词典》一样在每一词条后标注声韵。

这样注音的词典一般都采用某一确定的上古音系统，常见的就是王力先生的上古声母和韵部系统，其观点或者直接来源于王力著作，或者更多来源于郭锡良《汉语古音手册》。王力在声调方面主张“古无去声”“平入二声又各分长短”，由于争议较大，所以这些词典一般不注明声调了。其实声调中平和上都问题不大，但入声和非入声区别较大(实即韵母的问题)，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似乎在去声字的处理方面更公允一些。可见，目前先秦文献词典在标注上古音时，基本上都没有较为完整地标注出其音韵地位，或只标韵部，或只标声母和韵部，但都不标声调，这是不太科学的。笔者认为，同一部词典选用的上古音体系应保持一致。

结语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十通 ；古代 ；政书；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人们通常将古代社会制度和法令称作“典章制度”，它包括土地、田赋、贡税、职官、礼俗、乐律、兵刑、科举等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以上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就是“政书”。 政书本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一个门类。政书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三通”、“九通”、“十通”；另一类则是断代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本文专述“通古今”的“十通”。“十通”是指古代带有“通”字的十部政书。它们分别是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部是最早的政书，被人们称作“三通”。另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这六部与“三通”合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部合称为“十通”。下面分述“十通”的主要内容概况。

《通典》是唐代杜佑编撰的一部记述古代经济和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通典》的出现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较好地反映人类历史，唐以前的史学家曾创造了不少形式的著史体裁，如《春秋》、《左传》之类的编年体，《史记》、《汉书》之类的纪传体等。但是截至唐杜佑时，专门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还未出现。而典志体史书的产生则是适应了这种历史文化的发展。《通典》的体例是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即把断代体改为通史体。因此《通典》史实的历史时间，上起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为止。全书200卷，并以“经邦济世，富国安民”为依据，设立9门（大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通典》取材广泛，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通典》的体例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它对历代典章制度复述、注释、评论，较明确地反映了经济优先的观点，强调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决定作用。《通典》一书材料丰富，考核确当，保存了大量的可贵资料。在记载典章制度时，往往援引前人具有参考价值的议论，从而保留了不少资料。为了写此书，作者参考引征了200多种书籍。杜佑当时所见到的书籍，有不少今已亡佚，由于《通典》书的引述，从而保存了许多资料。清人严可均纂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很多篇章和片断就是从《通典・礼典》中辑录的。

《通志》南宋史学家和著名目录学家郑樵编著的，是继杜佑《通典》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洋洋500多万字的典志体史书。《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表（谱）、志（略）俱全的通史。第二部分是。《通志》全书200卷，共分为5大类：分别是《帝纪》18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各代帝王事；《后妃传》2卷，记叙前汉至隋朝各代后妃事；《年谱》4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朝各代的重要史事；《略》52卷，记叙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演变，也包括文化发展的情况；《列传》124卷（包括世家、宗室传、列传和载记），记叙了西周至隋朝各代的重要人物，内容比较繁杂。《帝纪》、《后妃传》和《列传》的取材，多是抄录西汉至隋诸史旧文，略加删改而成，《年谱》是仿照《史记》诸表而著，都没有什么创新。《通志》全书的精华在“略”，“略”的性质和正史中的“志”相似。所谓“略”，就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在二十略中，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为郑樵独创而成。他在其中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具有较高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文略》、《校雠略》和《金石略》。它们都是有关目录学的著作，也是当时目录学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反映了郑樵在目录学理论方面的特殊见解。《通志》是我国现存规模较大的一部纪传史通史，它对封建时代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

《文献通考》是元初历史文献学家马端临编著的一部历史著作。《文献通考》的编纂方法与杜佑的《通典》相似。《文献通考》分类详细，条理清晰，全书上承正史、志、表，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综合而臻完备。全书始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公元1208年―1224年）年间，共分24个门类，348卷。分别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采正史、会要的编排而加以改易撰成，其余19门虽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而分门别类的精细合理，实又过之。“三通”之中的《文献通考》后来居上，自属必然之势。《文献通考》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三：第一是开创历史考证学的先河。第二是将“会通”观点运用到典章制度史的撰写过程中，并寻求“变通张弛之故”，开始触及到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续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由纪昀等人校订而成。它的编撰目的主要是为衔唐

代杜佑的《通典》。《续通典》记录了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近900年的有关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尤以明代的制度为详。《续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全书150卷，分类体例相似于《通典》，惟从《兵典》中析出《刑典》。计有《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14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十四则。《续通典》的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除各代正史外，还有《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集礼》、《明会典》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另外对古今名贤的有关议论，择其精要者收入。《续通典》有武英殿刊本，清末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有《十通》合刊本，《续通典》影印精装一册，这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本子。

《续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纪昀等人修订，成书于乾隆五十年。全书640卷，包括《本纪》70卷、《后妃传》10卷、《略》100卷、《列传》460卷。《续通志》记事与郑樵《通志》相衔接，编撰体例也与《通志》相似。纪传部分，始于唐初，终于元末，下接清修《明史》。《列传》的一些类目与“郑志”相较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删除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均抄录诸史，无所创造。诸略始于五代，终于明末，各目均同“郑志”。但《艺文略》增加“著者爵里”等项，《图谱略》细为分类，《金石略》于撰人、年代、地点并为“详载”，《昆虫草木略》补正“郑志”之失，有其所长。另外，对“郑志”所载唐制之缺，予以充实，也是其优点之一。《续通志》有乾隆武英殿本、光绪间浙江书局“九通”合刻本等。

《续文献通考》系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撰的一部典制文献。该书除原有的24考外，增“节义”、“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六考，合为30考。此书起自宋理宗宝庆六年（公元1225年），终于明毅宗崇祯十七年。全书计250卷，汇集了宋、辽、金、元、明五代400多年的事迹与议论，其门类仍从马书，只是从《郊社考》中析出 “郊社”和“群祀”两考，从《宗庙考》中析出“宗庙”和“群庙”两考。全书对四库馆辑访遗文悉加采录，采用的诸考事迹均以正史为主，而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则广取诸家论文集，而佐以史评语录，材料相当丰富，是了解自宋至明各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考书，其价值在《续通典》和《续通志》之上。《续文献通考》作为清编“续三通”中的佳作，版本情况同于《清朝通典》，较好的本子是《续文献通考》影印精装二册。

《清朝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该书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至清高宗乾隆五十年近170年的典制沿革，是研究清开国至乾隆年间社会典章制度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清朝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其编撰主要是根据《清律例》、《清一统志》、《大清通礼》、《大清会典》等书中的材料删并编纂而成。它的体例与《续通典》完全相同，分为九典，计100卷；其中《食货典》17卷、《选举典》5卷、《职官典》18卷、《礼典》22卷、《乐典》5卷、《兵典》12卷、《刑典》10卷、《州郡典》7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四则，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的不同，略有更改。如《礼典》中的封禅，清统治者认为前朝弊法，清代未推行，所以一律删去。又如《兵典》专述八旗军事制度；《州郡典》分省排列，因清代疆域幅员辽阔，超过前朝，再按九州叙述，已不合适。《清朝通典》从实际出发更改部分细目，这是可取的。《清朝通典》现存的版本情况相同于《续通典》，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十通》合刊本是目前学者常用的一种。

《清朝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编撰，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清朝通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126卷，记事始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该书无《本纪》、《列传》和《年谱》，仅有二十略。诸略名目与《通志》、《续通志》完全一致。但细目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删减或增补。删减后的《都邑略》仅载清统治区域；《谥略》仅录“尊谥”，“赐谥”；《金石略》仅收钦定或奉敕之作。增补后的《天文略》述历数、仪象，比“郑志”更为全面；《地理略》备载各地河流，比“郑志”更为详细；《六书略》收载满、蒙、回等多种文字；《七音略》以汉、满、梵音翻切配合十二谱；《昆虫草木略》多作考校，以上所述都优于“郑志”。总的说来，各略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有很有帮助，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清朝通志》的版本情况完全同于《清朝通典》。最常用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文献通考》系乾隆十二年敕修《续文献通考》的一部分。总裁是清嵇璜、刘墉等，纂修是齐召南等人。乾隆三十二年，此书成稿后，乾隆又命清朝自为一编。全书记事起于清代开国的1616年，止于乾隆五十年，主要记述了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是一部叙述古代典章制度重要的工具书。《清朝文献通考》全书300卷，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完全相同，也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6考，只是卷首有凡例十六则，细目有所增删，这是根据清代的实际制度加以改变的。如增加的有《田赋考》的“八旗田制”、《钱币考》的“银色银值”和“回部普儿”、《户口考》的“八旗壮丁”、《土贡考》的“外藩”等。删减的有《市籴考》的“均输”、《选举考》的“童子科“等。以上内容对研究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很有帮助。《清朝文献通考》现存的版本，同于《续文献通考》，而目前最通行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系清代刘锦藻编撰。记事上起自与《清朝文献通考》相衔接的乾隆五十一年，下止于宣统三年。主要记述清代后七朝126年的典制沿革，是我们了解乾隆之后清代社会经济情况最主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该书400卷，30考。书中的26考与《续文献通考》相似，只是新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和“”4考，卷首有凡例十则。《外交考》记录了清代与外国之间的关系来往，华工在海外受压迫的情况。《邮传考》和《实业考》记载了我国民族工业、航运、铁路、矿山等兴办的过程。《考》叙述了清末改良派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清朝续文献通考》目前较好的版本要算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此书影印精装4册，前有陆润庠的序，因另有一册索引，所以使用极为方便。

参考文献：

[1]彭斐章.目录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籍文献；整理；彝族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北部，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居住在东起乌江，西至澜沧江，南抵云南国境线，北达大渡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人民创制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史称“爨文”，又称 “倮倮文”“韪文”“夷文”“毕摩文”等，现通称 “老彝文”。

一、彝族文献的主要类型

彝族文献卷帙浩繁，种类齐全，涉及历史、宗教、政治、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卫生、哲学、天文地理等方面。

历史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西南彝志》《六祖史诗》《创世纪》《洪水泛滥》《支格阿龙》《水西制度》《吴三桂入黔记》《勒俄特依》《彝族农民起义史册》《凤家的历史》《古侯曲涅谱》《尼租谱系》等。

宗教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献牲经》《普兹楠兹》《作祭献药供牲经》《玄通大书》《祈福经》《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经》《祈年吉月利经》《作斋播福禄经》《退咒经》《解怨结经咒》《解罪经》《解怨经》《解挑拨罪经》等。

语言文字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布慕词典》《法罗词典》《聂苏字集》《斋祭集成》《释名文选》《昆明西乡彝文单字注释》《字汇全集》等。

文学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阿诗玛》《南诏的宫灯》《妈妈的女儿》《贾斯则》《唐王游地府》《彝文来源的传说》《武珠汝才尼》《米弥撮斗几》等。

医药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寻药经》《献药经》《病情诊断》《启谷署》《聂苏诺期》等。

天文地理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彝族天文史》《彝族地震书》《水西地理城池考》《彝族六祖地理分布概况》等。

哲学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宇宙人文论》《布次拉司》《物始纪略》等。

政治类代表性文献，主要有《治国安邦》《地方政府公告》《契约》等。

上述文献中，《西南彝志》《阿诗玛》《法罗词典》《宇宙人文论》等颇具代表性。如《西南彝志》，因内容丰富而被誉为彝族“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阿诗玛》被公认为世界上著名的叙事诗，被译成汉、英、俄、法、德、日等10余种文字出版，影响深远。

二、彝族文献的整理成就

1.党和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彝族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各省、市、州、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彝族文献搜集、编译、整理研究的专门机构，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保证彝族文献编译工作的开展。如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专门颁布有关彝族文献搜集、保管的公告。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掌握彝文及其文献的毕摩视为知识分子予以优待和重用，把他们从社会吸收到有关科研部门，专门从事彝族文献的传播、搜集和整理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2.彝文文献搜集与编译成果喜人。为了摸清彝族文献的现状，有关专家学者纷纷深入彝族地区调研，写出了一批社会调研文章，备受社会的好评，如《贵州彝文典籍翻译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略谈云南彝文典籍的搜集和研究》等。各地都把彝族文献的搜集工作当作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来抓。如贵州毕节地区，已搜集了上千卷的彝族文献。各地搜集到彝族文献后，一些有价值的文献陆续编译出版。如云南省民族古籍办公室编译《云南古籍译丛》；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出版《彝族古籍译丛》；中央民族大学翻译出版数十部彝文文献；贵州省编译出版《彝族源流》等。

3.培养彝族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门人才。中央民族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彝文文献专业本科毕业生，以及一批攻读彝文文献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云南省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彝文古籍编译人才；有关省、市（州）举办相关在职干部短期培训班。建成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各层次的人才培养网络，彝文文献专业后继乏人的局面得到了改观。

三、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彝文文献研究工作已从过去的搜集、整理、翻译转向了理论研究。各地陆续发表了一批彝文文献专题研究的理论性文章，其中一些不乏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如中央民族大学彝文编译室编《彝文文献研究》及《彝族古籍文献概要》等。

新世纪以来，彝族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彝族诸多重要经典文献如《古代六祖史》《叙祖白》《阿松黑》《尼苏夺节》等，均得到了系统整理出版。在未来的彝族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余宏模.贵州彝文典籍翻译工作的历史和现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