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古典文学教学实践

引言

古典文学在教学中，所包含的古代文学作品不仅含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还都是保持着生命活力、蕴涵着深刻哲理思想的文学教育内容，这对培养学生深刻的学习意识和思想能力带来深远意义。古典文学还能丰富学生浓厚的人生意蕴，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中国文学古典教学的融合，对于推动学生成长来说具有深远影响。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实践现状

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期间，教师可以充分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采用将传统文化理念与文学教学理念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式，时刻引导学生奋发向上、树立健全的人格和美好情操。这也是古典文学教学中的追求，加深学生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认知和理解。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古典文学教学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提供保障和奠定基础。比如，推崇儒家思想是古典文学作品中最有主要的精神内涵之一。在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也包含很多与传统儒家思想教育有关的知识内容，通过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传承，也能达到对学生有效熏陶和引导的目的，增加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相关儒家思想的理解[1]。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古典文学教学的融合，也可以继承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知识。许多内容也是中国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提升古典文学教学的发展水平。古典文学教学中的诗词内容，不仅是文学作品丰厚底蕴的耕地，也是一些文学作品在学习过程中的鲜活生命源泉，通过对这些学习内容的挖掘，也能了解到其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古代圣贤深刻的国家忧患意识，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学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人格魅力、积极价值取向带来深远意义，从而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在不断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能从中了解优秀传统文化阶级的道德力量，使学生能够意识到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性，进而不断为社会培养出更多良好生活态度、讲究修身养性的创新型人才。但是从当前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实践现状来看，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实际现象并不乐观。部分学校在古典文学教学期间缺乏对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弘扬，也没有通过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知识、文化内涵等形式，增加学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正确了解。古典文学教学还是以传统固有的思想为主，向学生传递与中国古典文学教育有关的知识内容和教育内涵。在引导学生充分分析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不足，进而使很多学生的古典文学作品学习过于表面化，难以更好地参与到古典文学知识的探究当中，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目前缺乏明确的实践教学目标，也是古典文学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的主要问题，良好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需要明确的实践教育目标，这也是提升实践教学水平的基础。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应用过于随意，没有了解到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应用的意义，缺乏有效的教学实践目标，进而也给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带来不利影响。此外，没有落实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古典文学教学的要求，以及营造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环境，也是当前古典文学在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应用方面的主要问题。所以，还需要提升对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应用认知，从多角度探究古典文学作品教学与传统文化理念之间的融合方式，提升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教学作品和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1.创新教学固有的思想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部分教师和学生缺乏对古典文学教学工作的正确认知，认为古典文学教育是一门简单的课程。只需要向学生讲解古典文学常用知识、古典文学现象等。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发展中，还是以作品欣赏、理论知识讲解为主，导致教学工作缺乏延展性。同时，在运用古典文学教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等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让学生采用背诵的方式学习古典文学，进而很难调动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目前古典文学教学中教师需要及时转变思想意识，通过创新固有思想理念、教学观念等形式，更好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应用到古典文学教学中。这也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素质全面发展的必然方式，充分发挥古典文学作品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作用。在古典文学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融合中，教师还要充分挖掘古典文学作品中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教育内涵、理论知识，通过正确引导学生、传承传统文化等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学习观念和自信心，增加学生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3]，进而促进古典文学教学实践工作的合理发展，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素养。

2.明确教学实践的目标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学校和教师可以制定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古典文学教学相融合的课程教育目标，做好特色课程方案的规划工作。同时，采用文字、视频、图片一体化的教育模式，达到优秀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作品之间更加直观融合、形象教学的目的，提升学生对知识学习的直观认识和理解。古典文学教学还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目标，积极围绕学生挖掘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传统文化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中，提升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学习效率。在明确教学实践目标期间，教师还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通过思想引领、语言引领、知识引领等形式，转变学生以往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理念和观点。通过树立学生正确的传统文化学习意识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古典文学的学习中，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不能停留在表面化，而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理念和所学知识内容，提升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念。

3.结合教学融合的要求

在课程教学的科学化设计中，古典文学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之间的融合，也需要结合教学融合的相关要求，这样能够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应用更加巧妙，循序渐进地渗透到古典文学的教学当中。一方面，在结合教学融合要求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和特点，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在古典文学作品教学中开展班级词语接龙、成语接龙等活动。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点，增加学生学习的有效性。素质教育背景下，强调以学生为本的课堂教学要求，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教学中，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内容的机会，并且让学生通过班级讲述、互动等形式，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特点的了解能力，这也是推动教学融合发展工作的合理开展方式[4]。在结合教学融合的要求，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工作中，还可以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文化交流等形式，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理念和古典文学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4.营造文化学习的环境

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古典文学教学工作的融合，需要为学生营造文化学习的环境，还要根据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相应的专属网页，引导学生通过网络化的学习方式，理解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共同创建针对古典文化学习的网站，也可以共同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弘扬的网络平台，全面将传统文化理念落实到古典文学教育中。让学生在古典文学学习期间，了解更多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中美育教育、思政教育的重要理解能力。教师也可以运用校园文化的优势，结合班级板报、学校宣传栏，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宣传，或者采用多媒体的教育方式，为学生营造一个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氛围的古典文学课堂学习环境，增加学生古典文学学习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和意识，这样也可以推动课程教学工作的合理开展。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传统文化组织相应的知识竞赛活动，比如可以让学生以百家讲坛为主题，参与到经典诵读和主题演讲活动中。让学生从实践中挖掘古典文学作品中隐藏的魅力和价值，培养学生的自身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能力，这对规范学生的自身行为，提升学生良好文化素养也起到一定的锻炼作用，推动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三、结语

古典文学教育实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不仅需要强化学生认知和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还需要明确教学实践的目标，这也是推动教育教学全面发展的根本。教师也需要转变教学固有的思想、明确教学实践的目标、结合教学融合要求开展教学工作，提升古典文学教学水平，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焰激.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J].教育科学论坛,2019,15:44-47.

[2]郝佳彤,崔月英,朱红.中小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J].教育探索,2015,01:107-109.

[3]黄翠,郭峰.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探析[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5,02:40-42.

古典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学潮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王菲．知人论世在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运用［D］．河北师范大学，2011(6)．

［2］(南宋)朱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9．

［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36．

［4］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3．

［5］(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420．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8］张长青，编著．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7．

古典文学范文第3篇

我国的大学德育，是指大学教育工作者以社会优秀品质理念为基础，计划和体系的对在校大学生开展思想、品德和政治等多方面的教育工作，并引导大学生学会自我认识，积极参与体验与实践，帮助他们形成社会主义优秀道德品质的教育活动。大学生，是国家知识群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复兴、发展和腾飞的希望；同时，大学阶段是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因此，我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的德育工作。然而，在近一段时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出现了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崇尚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不求进取、放任自流，不愿关爱社会和他人，轻视诚信的状况。他们或是无明确学习目的，处事功利化，将自己和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割裂开来；或是处事以个人为中心，不顾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或是凡事只重利益，不愿意付出和牺牲；或是只关注个人的学习发展，对各种不正之风熟视无睹，缺乏对正义感；甚至有部分大学生表里不一，对诚信没有基本的信仰和坚持。导致上述各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的两个方面：首先，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大学生可以轻松便捷的从网上获取各种信息。同时，大学生活是学生逐步认识自己，学会独立的重要阶段，在大学里，学生开始自己对学习和生活做出选择，而不再是由家长或老师进行统一强制的安排。这导致部分学生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网络信息中去，无法自拔。虽然各高校都对学生进行了大量的德育工作，避免学生沉迷于网络世界。但由于网络信息的获得的简易性和隐蔽性，部分学生逐渐受到暴力、色情、低俗等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在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其次，受近些年来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高等院校在教育和科研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了重理轻文的现象。各高校普遍的出现了重科技教育而轻人文教育的状况，在课程设置上，缺乏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程；教学研究方面，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待遇不如科学学科的教师；在学生素质教育方面，对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文素质的要求等等。如何才能缓解并扭转这种现象呢？这必然要求我们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着手，不但要学会通过网络的形式，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将学生从网络虚拟世界更多的引向现实世界，也要对学生进行丰富的人文主义教育，引导学生接触、学习优秀的人文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我国数千年来传承发展的具有深厚文化蕴意和人文精神的古典文学，正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优秀材料。

二、大学德育中的美学思想和古典文学

（一）中西方德育中的美学思想

在中国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过程中﹐历来主张“德治”，强调“以德教民”，将德育放在首要的地位。古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礼”教是居首位，这即是对德育的一种倡导。其后的“乐”和“书”分指音乐诗词造诣和书写作文能力，将文人的审美、知美和造美统一到个人的学识修养中去。到了近代中国，无论是清末维新运动，亦或是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教育者们都始终将德育和教育放在并重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强调学以致用，学以强国，强调师夷长技以自强。这一时期，王国维以哲学角度切入，向国内引入了“美学”概念，他在《哲学辩惑》中提到“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智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强调了真善美作为美学德育的核心，是接受教育者必须具备的品质。从西方德育历史来看，美学思想贯穿了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主张知识即是美德，认为美德可以通过教育加以培养；同时期的《荷马史诗》描画了大量的自然风景，体现了当时人们初步的审美情感，描写了英雄们“勇敢尚武”，凝聚了当时代的最高美德；到文艺复兴后，随着西方社会思想的解放，德育中的美学方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莎士比亚通过诗歌和歌剧阐述了他对美的理解，激发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18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学家、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在娱乐中开展德育工作的主张，他提倡在教育中加入更多快乐且无害的娱乐活动，同时极力反对无聊且有害的消遣；20世纪前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得到发展，提出要把艺术和审美作为人类解放自身的路径和方法，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就认为：“通往全民福祉的道路，是自觉，艺术能促进这自觉，并不下于科学，在这儿，艺术和科学是同样不可或缺的”。而到了现代，西方国家越加重视价值观教育，他们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将美学方法应用到教育的各个方面，或是兴建如艺术馆、国家公园等公共设施，利用艺术教育的方式进行爱国教育，或是通过网络信息等新媒体方式以及传统的电视、广播、杂志等大众媒体形式传播他们的道德意识。

（二）古典文学和我国当下大学德育中的美学思想

大学德育中的美学思想，更多的是指通过审美化的方式，影响大学生优秀道德品质的树立和发展。它并不需要我们对学生展开专业的美学学科教育，更多的是通过认识美、了解美和分析美去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美与丑的观念。在大学德育工作的审美化培养实践中，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是一个重要方面，文学、书法则代表着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从上古的《易经》《诗经》《礼记》《春秋》《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华优秀文化的名篇巨著，到其后各朝代优秀文学家、诗人、思想家们遗留下来的文学著作，无不包含着爱国忧民、仁善礼治、创意进取等优秀的民族精神。流传于今的中国古典文学，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变幻和千锤百炼的历史沉淀，无不有着强烈的古代精神，它们仿佛历史的窗口，让我们透过它们品味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们好像思想的果实，让我们去聆听古人的人生和智慧。

三、大学生美学德育中的古典文学教育实施建议

（一）设立古典文学课程，优化学生知识结构

一直以来，课堂教育都是高校教育工作的最主要形式。因此，古典文学的学习，最直接的方式仍然要通过课程的方式得以实现。笔者观念里的古典文学课程，必须要包含以下三个要素，首先，要摆脱以往时间线式的或者主题线式的教学设计。古典文学的课程，重在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习，要竭力避免将课程上成了文学史或者主题课。因此，任课的教师可以不是专门的中文专业出身，但必须对某些古典著作有专门的爱好和研究；其次，课程不只要注重教师的讲解，更多的时间，应该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课程的目的是引发学生的人文思考，因此教师在对课程和所讲解的内容上有更大的包容性，除非出现根本性的错误，应该允许学生提出各样的想法，再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总结。最后，古典文学的课程，原则上应该成为所有在校生的必修课，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的口径问题，许多学生出现了知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甚至部分人文社科类的学生，也存在着口头表达能力差，书面表达能力一般的问题。笔者在几年的高校工作中，发现部分文科生的论文写作，也存在着严重的逻辑不清，用词不明，句式混乱的问题。如今，有部分高校已经尝试设立与古典文学有关的课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课程，仍然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存在，缺乏笔者在上文中提出的三要素，导致效果逐步减弱，学生热情也逐步降低的状况。所以，笔者建议能够在高校中开设两个学期左右专门的古典文学通识课程，通过课程实践过程，找出问题，提升课程的质量，为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增强学生审美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贡献力量。

（二）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弘扬古典文学精华

校园文化氛围的形成，首先依赖于丰富与古典文学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许多人回忆大学的校园生活时，记忆最深刻的往往都是大学里组织的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充满意义的大学活动，不仅让大学生乐在其中，也让他们充分的通过活动，展示自己，探索社会，锻炼能力。因此，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开展古典文学的学习，往往能起到比课堂教育更深远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绝不只是简单的文学技巧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道德伦理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方法教育和情商教育等等。高校学生工作者和教育者，要充分的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多样性，结合古典文学的艺术熏陶作用，立足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举办形式丰富、趣味和知识并重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如创立古典文学的书友会，成立古典文学的宣讲协会；开展演讲、吟诵、歌唱、改编、书法等形式的比赛活动；举办经典诗文书画展览、戏剧表演活动、古诗文改编成舞蹈等可视作品，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在校园里加以放送；邀请知名学者开展古典人文知识大讲坛活动等等。校园文化氛围的积淀，则有赖于对校园文化活动的长期坚持。目前，从建校时间划分，我国主要有三类高校，一类高校在建国前乃至清末就已经建校，有着漫长的历史；一类高校是在建国初期，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建立，此外是近些年来新办的高校。这三类高校，总的来说呈现出建校时间越长，校园文化氛围越浓厚的状况。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将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和时间划上等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建国初期的几大文科为主的院校，普遍比建国初期建立的几大工科院校有更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也是因为文科院校中会有更多和古典文化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和文化传统。

四、结语

古典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典文学；写作能力；教学积累

1引言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写作教学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可以很好的运用语文知识，更好地反映出学生的综合素质，集中体现出学生的语文素养。不断加强学生的写作能力，不断积累教学教学经验。古典文学是当前作文教学中非常关键的内容，进行作文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出传统古典文学的作用，从而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能力。

2如何发挥传统古典文学的作用提高作文水平

2.1积累文学的词汇传承性

语言类文学作品的承载者是古典文学，其中有丰富的词汇，很多时候学生的阅读范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学生的词汇量比较小，在传统的文学教学中，应当积累好词汇，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促进学生的学习能力。古典文学和现代词汇相比，是有一定的历史沉积的，经过发展以后，文言词汇已经更加简洁，而且有一定的概括能力，可以更好地体现出丰富的内容。学生必须积累好大量的词汇，然后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促进传统文学教学的发展，让学生多多积累词汇，帮助他们学习写作。

2.2积累我国古典文学中精华的部分

我国传统文学中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典故，学生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积累到更多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就可以运用到作文写作当中，增加他们的作文水平，丰富写作内容，并且非常简洁地体现出更好的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典故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典故充满了很多丰富的兴趣，能够体现出运用的奇妙，也十分合情合理，能够发挥出传统文化的内在接受性。在作文教学中可以充分发挥出典故积累的作用。

2.3积文以载道是我国传统文学的传统

传统文学是文学的积累，也可以传承思想文化，传统文学作品充满了光辉灿烂的内涵。我国传统文化有非常人性化的思想。我们必须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治国理念，正确理解人类自身和社会理想，拥有阅今的博大智慧。在传统文学教学当中，应当将优秀的思想融于其中，赋予人类更加丰富的思想。

2.4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积累人格

在语文教学中有非常珍贵的资源，能够更好地塑造健全人格，培养人们的优秀品质。在语文教学中开发出更多的潜力和利用价值。学习优美文辞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学生也应当具备镇密的思维习惯。让文章可以和情景交融，把自己对文章的内在理解更加形象化。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文学作品中的思维逻辑。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应当合理控制理性思想，在学习古典文学时，有针对性的展开思维训练，促进学生的写作能力。

3需要积累哪些方面

3.1词汇的积累

文学的传承性是古典作品突出的特点，语言类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词汇，学生的阅读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而且他们的词汇量也比较小。在传统文学教学中，必须不断积累词汇，促进学生作文水平。古典文化的词汇会更加简洁，有很强的概括力，能很好的丰富写作内容。学生积累词汇更加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作文表达能力，在古典文学教学中，一定要加强词汇的积累。

3.2典故的积累

典故属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是我国传统文学中有中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也有很多的知名典故，也包含了大量的文化渊源，学生在学习古典文学的时候应当不断积累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经过作用到写作当中，从而丰富自己的作文水平，更加具备文化内涵，在教学实践中，同学们非常热爱学习典故，他们可以很好的记住这些典故故事，并且能灵活的运用，这也体现了我国人民愿意接受传统文化的特点，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灵活积累典故知识。

3.3优美诗词的积累

在我国传统文学体系当中，有非常多的优美诗句，也有非常多的迷人的意境，学可以多多积累优美的诗词，这样就可以为写作积累到充足的素材，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加强学生的语文知识的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3.4思想文化的积累

传统文学仅是文学的延承，能够将伟大的思想发扬光大。传统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智慧。我国传统文化也非常具有人性化的思想。比如范缜的无神论，还有佛家的宽容，另外还包括道家的天人和一，这些思想文化体现了古人对社会与自然的智慧理解，我们当今提倡的思想也是和谐友善，治国理念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尊敬古人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并且发挥出自己的创造能力，让自己拥有通古阅今智慧。我们能在文学教学中，应当将优秀的思想融于其中，塑造更加优秀的人才，让他们也可以积累更多的优秀思想，完善人的教育活动，建立更加美好的精神，创造出更加感人的品格。

3.5人格的积累

传统文学作品中有非常多的优秀人物形象，他们具有优秀的民族品质，在语文教学中这些古人英雄形象是我们非常珍贵的教学资源，可以发挥出榜样力量，从而塑造更加健全的人格、培养他们优秀的品质，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促进有非常多的爱国志士，还有珍贵的友谊，还有坚贞不屈的励志精神，还有昂扬的斗志，还有哪些忧国忧民意识。古典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也属于教学的宝贵的资源，我们应当不断开发潜力与优秀的内容。逐渐积累出学生宝贵的优秀人格，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3.6思维习惯的积累

古典传统文学作品中有优美的文辞与深邃的思想内涵，还可以教他们学习镇密的思维习惯。很多古典名著有很明确时间为主线，也具有明朗的故事情节发展，可以非常形象的叙述情节故事，发表出作者的感慨，交融文章情景交融，让人们深受感触。这些古典文学的作者并非随意发挥，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理解贯穿到作品当中，在写作的过程中，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学作品时，也应当学习这个精神，并且也应当留意到作品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很强的思维逻辑。学生在学习写作的过程，并不能非常好的控制理性思维，在学习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他们应当有更加科学的思维训练，有针对性的进行思维的积累，从而才可以更好地加强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提高他们的写作成绩。

4结语

我国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可以让语文教学有更丰富的教学资源。语文教师应当不断积累自己的教学能力，不断积累自身的修身，根据教学中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爱好，去激发他们的潜意识，让学生更加喜欢古典文学，教师也应当正确引导各板块知识，让语文教学可以散发出光芒。

参考文献

[1](明)薛瑄.读书录(卷二).清康熙正誼堂刻本.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杨慎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林纾.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古典文学范文第5篇

（一）历史演进的文学观念

胡适在谈到《白话文学史》的写作目的时说：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2](P1)他又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2](P4-5)胡适创造性的将中国文学史，以文字形式来分，归纳为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双线的发展，认为整个中国文学演进的过程，就是作为“活文学”的白话文学逐渐战胜“死文学”的文言文学。但是他也意识到，“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2](P5)。他认为以前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只是不自觉的演进。即使是中国近代文学，虽然胡适认为已是古文的末路期、白话文学较快发展期，但仍是无系统的，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的文学”[3](P185)。基于文学进化的观念，胡适强烈地认为，今人应该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而文言文学仍旧阻碍与束缚了白话文学的进化。所以，胡适通过《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著作，自觉地用文学革命的意识，号召加速推动中国文学的进化，实践了他对文学历史进化的认识和主张。胡适在他的《词选》自序中，将词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为晚唐到元初，他认为是词的自然演变时期，是词“本身”的历史；元到明清之际是曲子时期，是词“替身”的历史；而清初到现今则是模仿填词的时期，是词“鬼”的历史。在词学研究领域，他有着明晰的思路，像他打算做三个时期的长短句选本，分别选取代表三个时期的词家作品。除了把握词宏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对各阶段词的性质他也有自己的定位和认识。比如我们现今看到的，反映词第一时期的《词选》中，他将这一时期的词又分为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较好地把握了词在这一时期的细微演变。在《词选》自序中，他还清晰地指出中国文学历史演进的发展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机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4](P498)另外，中国文学惯用套语。在《读沈尹默的旧诗词》一文中，胡适就指出：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虚的字），最宜用具体的字（实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5](P120)在胡适看来，这些套语在他们的缘起时代，都是合情合理的，能引起具体的浓厚的意象。但是因为古代和当今时代毕竟不同，经过时代的迁转改变，很多套语在古代，读起来可以感受到背后的情味，但如今却早已失效。所以胡适认为当今学者应该“从根本上下手，学那用具体的字的手段。“”古人说‘河桥酒幔青’，今人可说‘火车汽笛声’”。[5](P121)这种鼓励今人避免用陈陈相因的套语，做“新套语”的主张，也反映了胡适历史进化的眼光。在章回小说的考证中，胡适特别注重发现小说的历史流变。像对《水浒传》的考证，就梳理了宋江在《宋史》中的记载、南宋民间的“宋江故事”、《宣和遗事》中对梁山泊好汉的描写、元曲里的水浒故事、明代《水浒传》各版本等一整条小说演进脉络。胡适说：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6](P341)对文学的研究，以考证其作品和版本的历史演变为主，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方法，而具体的考证过程，又是后文将谈到的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支撑。但是必须指出，注意挖掘小说“母题”滚雪球演进背后所涉及到的种种时代原因，则是充分体现了胡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对其文学研究的指引。胡适自己就说：这种种不同的时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水浒传》上下七八百年的历史便是这个观念的具体的例证。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浒传》的价值。……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7](P395-396)

（二）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念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洋溢着浓重的参与现实的意味。具体说，便是文言合一，便于现实教育，便于现代人沟通交流，便于适应时代思想和情感表达，用文学上的革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胡适《白话文学史》、《词选》等著作，也注重服务他时下的文学革命，展现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其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这种带有功利主义的书写，其实也正是他实用文学观的具体体现。胡适善于用实用的眼光发现古典文学中涉及写实意义和功利目的。胡适认为“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缺’，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2](P362)。所以他直白表达了“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和恐惧”[2](P256)的观点，肯定了杜甫用诗写“实际的人生苦痛，社会利弊、政府得失”[2](P355)的价值，肯定了元白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2](P351)。胡适认为，初盛唐的文学不过是文学的儿童和少年时期，他说：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期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2](P258)用成人的阶段来肯定这一类写实主义文学，足可见胡适对文学参与现实，发挥实际功用的看重。又比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反对金圣叹所认为的，《水浒传》是作者“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所写的无聊之作。他说：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7](P394)金圣叹所说“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观点，可以说是为文学而文学的阐释。而胡适看到作品背后的功用目的，认为其是一部“发挥宿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这种对文学作品现实意义的发现，体现着其功利主义的文学眼光。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胡适说：（《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见：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将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8](P271-272)胡适把一部文学著作的意义，从单纯的文学写作解放出来，去看待小说中涉及的婚恋观念、风俗习惯等等，评价其对反映古代社会真实状况的功用，以及对当今其他学术领域的帮助，并又从这些实用角度，反过头来充分肯定了《醒世姻缘传》的文学价值。

（三）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

胡适在《谈谈<诗经>》中，主张将《诗经》附会的解释全部推翻，“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9](P414)，认为要想真正了解这些作品的题旨意义，就“必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9](P419)。胡适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同时，并没有局限在文学这一领域，主张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帮助文学的理解和研究。胡适并不墨守中国文学中涉及的本土方法、思潮、理论等等一亩三分地。他受海外文学思潮和理论影响巨大，自然也具有了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将视野很自觉地投向了西方文学，常常用西方文学的种种方法、观念来治中国文学之学问。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首先就谈到：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之多比得上英国的培根（Bacon）和法国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10](P52)胡适看到了很多西方文学方法在中国文学中的缺乏，说明了他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学习的。然后，他在此文又论到，要想为开创中国新文学做预备工作，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学的方法，“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10](P53)。胡适的《传记文学》一文，单就中国传记文学这一块来研究。他看到了在中国两千五百年的文学史中，传记文学非常不发达。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谈论中国传记文学的情况，鼓励中国传记文学的书写。但是他没有单谈中国传记文学，而是用较长篇幅关照了西方传记文学，例如希腊时代的传记，基督教里传记，文人和总统的传记，还有科学家的传记，以此来给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方法

讨论了胡适的文学观念之后，我们应该探讨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的研究方法。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论及胡适受到西方实验主义和中国传统朴学的影响。实验主义就是一种方法论，而清代朴学的方法，也为胡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融会贯通后，胡适形成了自己的治学之法，概括成一句话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对待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胡适可以说是很好地贯彻了他的这一核心方法论。大胆假设，不是凭空胡乱假设，而是在占有了一定知识和材料的基础上假设。比如胡适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证，他推测作者为蒲松龄或者蒲松龄的朋友，而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他知道书中提到的“杨梅疮”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逐渐传入中国，使他知道了成书的大致年代，同时认为蒲松龄的作品《江城》与《醒世姻缘传》结构很像。胡适说：不曾证实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测，算不得定论。[8](P236)他对待假设的认识，使其治学方法不先入为主，不凭空瞎猜测，也不主观臆断结论，判定假设的正误，一切以随后的求证说话，可见胡适治学的客观性。而假设后小心求证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证据的搜集和可靠。胡适的严谨首先体现在他对待证据的态度上。胡适说：方法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11](P70)胡适注重一手的证据，“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总觉得《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手的证据’”[12](P514)，尽可能不通过别人著作里的引述来获得证据。而且对待已有的证据，他并不满足，要进一步求证。他会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间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12](P76)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疑问，胡适在随后的求证过程中才能很好地把握证据的真伪，使学术更严谨，得出尽可能准确的结论。除此之外，胡适也特别注意求反例，他说：科学方法最浅最要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Negativeinst-ancesorexceptions）。顾亭林讲易音，把《革》传“炳、蔚、君”三字轻轻放过不题，《未济》传“极、正”二字，亦然。这便不是好汉。[13](P322)现在很多学者做学问，往往将不利于假设的证据隐藏掉，置之不论。而胡适注意寻找反例，一旦有反例的出现，便推翻之前的推测，进行新的假设和求证过程。以上从总的方面初步探讨了胡适的科学方法，下面将考察其科学方法的几种具体做法。

（一）比较法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虽然是以白话文学作为主轴，讲白话文学的历史和发展脉络，但是它常用文言文学同白话文学做比较。比如《白话文学史》里说：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两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打一点底子。[2](P16)庙堂文学能取功名，却不能引起悲欢哀怨，平民文学则刚好相反；庙堂文学时髦，但没“生气”，平民文学有“生气”。所以他在《白话文学史》中说道：我不能不用那传统的死文学来做比较，故这部书时时讨论到古文学的历史，叫人知道某种白话文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的文学做背景。[14](P7-8)在《<水浒传>考证》中，胡适比较了高文秀与康进之笔下的李逵形象，通过比较，看出高文秀的李逵做事精细，而康进之的李逵则是细腻风流的词人形象。迥异的差别，使得胡适看到元代“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7](P377)，这对于胡适研究水浒传的演进过程有重要的帮助，而这正是比较法带给胡适考证研究的好处。又像《<西游记>考证》，为了探寻《西游记》的演变，胡适广泛使用了比较法，比较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很多人物、情节在《西游记》中的存在情况。比如《西游记》中偷吃蟠桃的故事，便源于《诗话》中的情节，但《诗话》中偷吃蟠桃却是唐僧指使，猴行者很畏惧不敢偷。又比如在《诗话》中，尚未有猪八戒这一人物，而沙僧此时还是以深沙神的形象出现。所以通过比较，看出了人物、情节或变异，或扩充，或从无到有等等情况“，使我们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这种完全神话化了的取经故事，使我们明白了《西游记》小说———同《水浒》、《三国》一样———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15](P467)，这是通过比较法获得的考证结论。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他利用蒲松龄做的十七种白话曲词，同《醒世姻缘传》做比较，“把《醒世姻缘》里最特别的土话列举出来作为标准，然后去看那些聊斋曲本里有没有同样的土话：如有同样的土话，意义是不是相同，用法是不是相同”。[8](P250)胡适通过比较两种文本的文字，证明蒲松龄也能写很好的白话文学，且为最终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提供了一大证据。而胡适还注意这种比较之法的严谨性。他认为一般的文学书，利用文字比较作为考证之法会存在错误。因为即便文字相同相似，也可能是作家故意模仿抄袭。所以他利用比较法考证之前，先明确指出，这种比较法单独用在《醒世姻缘传》的考证中是可行的。他说：第一，《醒世姻缘》用的是一种最特别的土话，……看不懂的土话，决不会有人模仿。……第二，《醒世姻缘》不是很著名的小说，不会有人模仿书中的土话。第三，聊斋的白话韵文都是未刻的旧写本，决没有人先预料到某年某月有个某人要用他们来考证《醒世姻缘》，就先模仿《醒世姻缘》的土话，做出这些绝妙曲文来等候我们的考证。第四，聊斋的白话文学被埋没了二百多年，决不会有人模仿聊斋的未刻曲文里的土话来做一部长篇的小说。[8](P251)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前提条件，我们才说胡适的考证是严谨的比较研究过程。

（二）归纳法

归纳法重在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利用同类的举例归纳，推出某种观点。像上文提到的《<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胡适利用聊斋的白话曲词与《醒世姻缘传》的土话做比较。但同时，在比较之后，最终也用到了归纳法。他的具体做法是将《醒世姻缘传》文中多次出现的具体土话，如“待中”、“中”等，与白话曲词中多次出现的同一土话罗列在一起，作为一例，以此类推，举出众多的例子。再通过归纳众多的例子，得出了它们同出一位作家的观点。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中的上述举例，虽然取自于他的朋友胡鉴初所做的相关工作笔记，但是这种归纳法的应用，却源于胡适的建议和引导，其实也体现了胡适对归纳法的使用。在《<水浒传>考证》中，胡适将同为元朝戏曲的《双献功》、《李逵负荆》、《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中，带有共同梁山泊背景的内容加以罗列，从而得出“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7](P375)的观点。胡适的《<水浒传>后考》同样用到归纳法。他收集到多种版本的《水浒传》，于是“把《水浒》各种本子综合的内容，分作六大部分，再把各本的有无详略分开注明”[16](P47)。他首先说明各部分的终始范围，即从哪到哪，如“自张天师祈禳瘟疫，到梁山泊发现石碣天文———即今本《水浒传》七十一回全部”[16](P47)，然后分条列举了各版本在这一部分的内容有无、异同。通过六部分的归纳，它得出了相关的证据。比如“第一，今本七十一回的《水浒传》各本都有，并且内容相同。这一层可以证实我的假设：‘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第二，《忠义水浒传》（新百回本）第七十一回以后，果然没有田虎与王庆的两大部分。我在《考证》里说新百回本已无四寇，仅有两寇，这个假设也有证明了。……”[16](P49)。从个别例子的归纳总结，到一般性的假设、证据乃至结论，正是归纳法的作用所在。

（三）演绎法

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区别，主要就在于一个是从个别到一般，另一个是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过程。在《读<楚辞>》中，胡适根据“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例子，得出“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任务的功德簿上去”[17](P66)的一般性结论，把黄帝、周公等看成吸纳各方发明功劳之箭垛。随后，胡适根据此结论，演绎出屈原也是这类“箭垛式”人物的假设。他说：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这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17](P66)虽然他对这一假设，之后并未进一步搜求证据验证，但演绎方法，却是实在的应用到他的研究之中。又比如《<醒世姻缘传>考证》中，胡适假设作者是蒲松龄或者他的朋友。这个假设的大前提是同一作家写的不同作品，写作风格和细节往往相似。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江城》，和《醒世姻缘传》结构非常相似，从而演绎推理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可能为蒲松龄本人或他的朋友这一假设论点。演绎法重在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推理，至于假设是否能成为真理，则需要用其他科学方法加以论证，而《<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的核心内容，便是基于此假设展开的考证。

（四）修正法

修正法的意思就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持续关注一个问题、不断用新资料新发现来修正之前假设推论的方法。或佐证得到进一步证实，或反例推翻之前的假设去重新假设。在考证《红楼梦》的过程中，胡适不是一蹴而就得到结论，而是通过《<红楼梦>考证》初稿、改定稿、《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一系列文章一以贯之的。其中很多观点，是经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才通过材料的不断验证改定，最后成为定论。拿曹雪芹生卒年这个细致问题来说，在《<红楼梦>考证》中，通过对曹雪芹与敦诚兄弟的交往以及《红楼梦》流通情况的考证，胡适将曹雪芹的生卒年断定为，生于康熙末年（约1715-1720），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中，他根据敦诚的挽诗修正了曹雪芹的生年约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年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他通过脂本朱评所言，最终将曹雪芹的生年定为约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年为壬午年除夕即1763年。胡适在谈到《白话文学史》的出版和六年前的初稿相比时也说：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做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14](P6)由于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时随写随即付印排版，很多涉及的内容，在排好版或者已经印好无法改动之时，又有新资料新证据发现，使得前面的推断出现错误，胡适都通过后记或者再版时加以更正。比如像敦煌新史料的发现，使胡适知道了在隋唐之际便有白话诗人王梵志，使中国文学白话化进度又提前了几百年，大大修正了他之前对白话化进度的假设。无论是归纳法、比较法还是演绎法，都重在共时性问题的考察，强调现有资料的推演和论证。而修正法重在历时的考察，毕竟很多资料的发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思维的周全也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胡适众多的文学研究中，如对待《西游记》、《水浒传》版本流变、作者生平等等问题的考证，这种修正法的应用更是不胜枚举。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