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第1篇

学生姓名

浓浓

学  号

   12345678

二级学院

学院

专  业

   级    班

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指导教师

职   称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期限

（根据本专业毕业论文工作时间安排填写）

   2019年 9月 2日起至 2020年 5月 10日止

毕业论文（设计）进行地点

学院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近几年来在互联网背景和新媒体时代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耳熟能详的地标性传统文化景点，成功转型为一代超级文化类大IP，成为国内外博物馆争相学习的典范。近年来，在文创产业带动下，故宫化身成为“网红”。到2019年，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超万件，文创产品收入年营收在2017年就已达15亿元。如今，故宫已不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利用文化创意产品走进百姓生活的一个样板。故宫“年轻化”，文创的创造性开发和新媒体传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故宫的成功并未带动国内其他博物馆文创产业的腾飞，文创产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本文希望从对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发展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对其他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借鉴之处。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本文着重分析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开发、营销与传播的成功方法，从研发，新媒体平台与营销渠道等方面研究新媒体时代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发展模式。文内除分析了故宫文创产品的开发外，还分部分展示了故宫品牌的营造 ，包括故宫系列APP，这些应用不仅推动了博物馆内文物知识的传播，而且丰满了故宫亲和的形象；“故宫六子”的拟人化推广，不仅与古代文化相对应，而且极受观众喜爱。

 

三、研究方法、设计方案及预期进度：

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文献资料法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活动策划、视频资料，然后到故宫博物馆进行实地调研。对故宫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和总结。

设计方案：整篇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故宫文创产品开发情况，包括开发理念、模式和特性；第二部分研究故宫文创产品的新媒体营销，包括故宫系列APP和故宫线上商铺；第三部分则是分析故宫文创品牌的跨界合作。

预期进度：

1、2019年7月1日-5日：毕业论文写作动员会议，安排指导老师；

2、2019年7月6日-9月1日（暑假）：选择研究范围，酝酿选题；

3、2019年9月2日-11月24日：定题，修改和提交开题报告书；

4、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4日：毕业论文写作、修改、定稿、提交；

5、2019年12月23日-29日：毕业论文写作中期检查；

6、2020年5月4日-5月10日：毕业论文相似度检测；

7、2020年5月11日-15日：小组答辩；

8、2020年5月15日-17日：大组答辩；

9、2020年5月22日前：毕业论文工作建档、总结、评优等工作。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春晖,范文静.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研究——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27(04):37-41.

[2]石珺婷.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趋势分析——以故宫博物院为例[J].中国报业,2019(08):10-11.

[3]赵迎芳.中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理论与实践[J].山东社会科学,2020(04):169-176.

[4]宋云飞,张云笛.新媒体背景下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发展探究[J].新媒体研究,2019,5(06):124-126+137.

[5] 王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再设计研究——以中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为例[J]. 设计,2019,32(11):142-145.

[6]陈子焓,王晨奇,刘珈莉,刘倩.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分析——以故宫出品App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9,5(10):78-80+90.

[7]王威娜.新媒体重塑旧传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品牌创新[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6(02):89-96.

[8]史灵歌,孙子惠.社交媒体时代故宫文创产品的网络营销分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8-25.

[9] 何依宁. 新媒体时代故宫博物院的品牌文化传播路径分析[J]. 新媒体研究,2019,5(04):54-56.

[10]刘东昂.媒介融合背景下营销模式创新研究——以《上新了·故宫》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12):107-108.

 

 

指导教师审核意见（研究意义、创新点、前期准备工作、存在的难点和困难、建议等）：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第2篇

此后，萧子升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等职务，可谓红极一时。但是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宫盗宝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本文通过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为这一冤案中的萧子升昭雪。

北京故宫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建筑群，在580多年的历史中，它以无与伦比的雄伟壮观以及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而蜚声海内外。故宫又称做“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代又一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又一段的屈辱与抗争。

故宫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毫不夸张地说，它收藏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里面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令人流连忘返，当然也令一些非法之徒垂涎三尺。因此，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到新中国时期，都屡次发生过和故宫有关的盗宝案，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32年8月，前后历时16年的易培基、李宗侗监守自盗的“故宫盗宝案”了。

萧子升(1894-1976)，名瑜，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蔡和森同为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得意门生，1918年与共同创立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

后来，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1934年担任北平农事试验场长，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病逝。

故宫与萧子升，这两条看似永远不会有交叉点的并行线，却随着1932年8月发生的“故宫盗宝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萧子升会与如此惊天大案扯上关系呢?他究竟是遭人诬陷还是监守自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起“故宫盗宝案”的来龙去脉。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6月18日，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以病不克北上，于是电请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子升)、吴瀛代办。此后不久，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子升是该院的秘书长。另外一种说法是，萧子升因与易培基的师友关系，在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通过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尽管职务有所不同，但萧子升的确在故宫担任了职务，而且毋庸置疑地是，他和易培基关系亲密，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时，故宫在旁人看起来可能是财富宝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3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经费一直是令易培基头疼的问题。为了弥补院里开支，易培基无奈之下，决定处理一批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包括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绸缎等类物品。这从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中所介绍的一份《故宫博物院处分金砂、银锭、食品临时监察会规则》中得到了印证。

可是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了。1932年8月29日，在处理完3次遗留物品后，有人控告易培基侵占、盗卖古物，从而拉开了整个“故宫盗宝案”的序幕。1933年1月9日，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辩，针对指控一一反驳，并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提出反诉。

《申报》记载如下：“张崔振华(张继夫人)告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一案，兹悉易氏于昨日上呈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司法部，控告张崔振华及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通同舞弊。”

1933年10月22日，易培基再次呈行政院、司法行政部，请依法罢免郑职，归案讯办。

关于案件的具体环节以及易培基、李宗侗与张继夫妇的怨仇，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详加阐述。萧子升正式与“故宫盗宝案”发生联系，是在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以“侵占、伪造、背信、妨碍公务”等罪名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而萧子升也出现在了这份公诉名单中。

根据《申报》1934年11月5日转载的书记载，萧子升被的具体原因，书作了如下阐述：“又同年易培基充任农矿部长，浮报农业试验场民国十八年六月份维持费一千五百元……又共同北平档案管理处萧瑜，浮报该处民国十七年三个月垫借经费一千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一分。及共同正定棉业试验场场长崔燮邦及萧瑜，浮报该场维持费一百二十元均分吞没。”

由以上事实中，我们似乎看不出萧瑜与“故宫盗宝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的罪行属于贪污公款。

可是，1934年10月29日的《申报》上，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萧瑜与故宫宝物的关联。这一天《申报》报道的标题是“萧瑜私运古物案”，具体内容包括“前农矿次长萧瑜夫妇私运古物十箱，被法海关发觉扣留，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由外交部令法公使馆详细查复外，行政院并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予查办，该会日内将开会议，讨论此案。”

在1934年10月24日《大公报》上，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曾任农矿次长平大农学院院长兼差炫赫一时的萧瑜夫妇，竟有盗运古物百箱，在法境马赛被扣之说。”

前后3次报道，出入却是如此之大，书中萧瑜的罪行是贪污公款，且罪犯只有他一人；而在《申报》、《大公报》上，萧瑜的罪行则变成了“盗卖故宫文物”，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同案犯。而且，这两家报纸所报道的具体盗卖古物数量差距很大，《申报》说的是私运古物十箱，在《大公报》上则变成了盗运古物百箱，数字出入巨大，不由得使人怀疑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所谓萧瑜参与“故宫盗宝案”，当时就是“莫须有”的，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针对“盗窃故宫宝物”这一严厉指控，萧子升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于是1934年12月21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萧瑜启事》正式为自己辩白，其主要意思是“本人奉命出国考察农业，到欧已将一载，如马赛所传属实，亦或故宫古物果有丝毫非法牵涉之处，均愿受严重处罚”。

调查方特意打了电报去问驻法的顾大使，顾少川(顾维钧)来电说查无其事。他们不信，又派了法官亲身到马赛，结果还是没有。当时，萧瑜前往法国结婚，做了旅法华侨，并未回国。按照国际惯例，本国人在本国犯法逃往外国，

只要不是政治犯，政府可以引渡回国。萧瑜如果真的偷运宝物，被法国海关扣留，为何不商请外交部照会法国政府，引渡萧瑜回国依法惩办?由此可知，关于萧瑜盗宝纯属无中生有之诬陷，并没有真凭实据。

易培基为了不连累萧瑜，在给吴景洲的一封信中再次重申：“马赛事本欲冤不佞，及法使电复绝无事，不知何事累及吾友(指萧瑜)。”经过了几方印证，才最终使萧子升与“故宫盗宝案”摆脱了干系。

可即便如此，“故宫盗宝案”还是对萧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由于原告一方不断扩大虚假情节，积非成是，萧瑜家乡不明真相者亦谣传“萧子升偷故宫‘金鸭婆’逃往法国”，他因此被迫流落法国、瑞士。从此之后，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

直至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所谓的“故宫盗宝案”。1957年8月，萧子升在迟暮之年立下遗嘱，表明了他对“故宫盗宝案”要彻底昭白天下的强烈愿望。遗嘱中说：“现在将些相片慎重寄于你们，望你们过细一看，慎重保存，我等个时机要将它影印出来，四处分送，使世人明白真相。万一我去世了，你们务必在我去世之后，赶快将它影印出来，到处传布。你们只管在国内外不断的邮寄与报馆、学校、当局、时人。”“这是你们所最应该做、最高兴做的事情了。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悲伤，只做此事认为痛快；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做别的追悼，只做此事便是最有价值的追悼……以后你们每年要纪念我、追悼我，最好就加印加邮一次，你们对我及孝隐夫人的孝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崔振华已死，你们更可公开的大做了，并可将我的题跋也影印出来，一同寄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遗嘱!”

由此可见，“故宫盗宝案”对萧子升的一生产生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萧子升终于得到昭雪。1999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述盗宝案作了甄别，并已确认是一场冤案。”

这个65年之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萧子升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但历史终究给出了公正的答案。

当我们回过头来，从头研究这起“故宫盗宝案”时，总会有一种疑惑，为什么当时已经和“故宫盗宝案”脱离干系的萧子升，却被这起无中生有的案件困扰了一生，甚至直到今天，海内外还有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和“故宫盗宝案”联系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起“故宫盗宝案件”前后历时16年，牵扯人物众多，既有易培基、李宗侗这些故宫的管理者，也有张继夫妇这样的民国名流，因此影响巨大，而萧子升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位参与者，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故宫这一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必然会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因而发生在故宫里的盗宝案也会格外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教书，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这二者的结合也会引发人们的无限猜想。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第3篇

采访是从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单士元》切入的，书的作者正是单嘉筠。走进她那间陋室，笔者甚为惊讶，室内陈设简单之极，四处堆放的都是资料和文稿。从1995年服侍重病的父亲并帮助整理文稿起，十余年，单嘉筠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对父亲遗作的整理上。虽然只有初中文化，虽然只是退休女工，却要在那些艰涩的学术手稿中爬梳，拜师求学、钻研整校，其中付出的心血令人钦佩不已。但成果却让单嘉筠欣慰：1997年，单老的学术专著《我在故宫七十年》出版了；2008年，记录单老一生的画传也与读者见面了。她说，虽然父亲1998年已经离我们而去，但这些年专注于整理父亲的旧稿，翻阅了大量父亲的文章和照片，我始终觉得，一直和父亲在一起。虽然也苦也累，但父亲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敬业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受用终身。

翻开《画传》，单嘉筠带着笔者一起，再一次走进单老的世界，回顾了单老与故宫结缘74年的历程。

192B年：走进故宫点查文物

这是单嘉筠珍藏的一张父亲旧照，拍摄于1925年年初。照片背面有单老晚年亲笔追记的一段文字，道出了拍摄缘由：“余进入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即为近日习称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廿余日。在北京大学教授提携下，参与清点故宫文物事务。时余为无知青年，随侍点查文物各组仅能缮写号签等微细事。更对文物知识阙如也。一日，余在乾清门前散步，摄影委员前辈观余青年学生，则告为余拍照，乾清门檐下棉帘卷垂状，乃为清末皇宫旧状，今则无矣。当日照相季节天气尚寒，余服长袍马褂足着棉靴宛如老学究。此照近70年前事也，其时余年仅18岁。”

清末民初是个极其混乱的年代。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清末逊帝溥仪被逐出故宫。11月20日，由民国政府组织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目的是清理故宫财产昭示天下，并为开放故宫做准备。委员会聘请北大教授和一些社会名流担任委员，又找到一批年轻人参与点查的具体事务。单士元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走进故宫的。他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学生，与兄长单士魁一起报名(1930年，其堂弟单士彬也走进故宫文献馆，他们被称为开辟明清历史档案先河的“单氏三兄弟”)，经审核通过后，便加入到点查队伍里，任务是挂号码、贴标签。当时点查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比如，点查之日要有部队把守紫禁城门，工作人员须佩戴证章方能人内，点查物品时以不离物品原摆设之地为原则，点查时每组分为执行和监视二部，互相监督，以防物品丢失等。

点查时正值寒冬季节，气温有时在零下十几度，在蓬蒿满地衰败萧条的宫苑里工作，十分受罪。当时点查分上下午两班，工作人员每天工作半日，意味着要在冰冷的宫室中站立三四个小时，而且为了防止偷窃行为发生，还要穿上特制的无口袋工作服外罩，袖口处用带子系紧，双手无处可藏，也无处取暖。单老当时只有18岁，一班下来，粘贴挂签时冻僵的双手已经无法弯曲，双脚疼如刀刺。所以第一次领到7个银元的津贴，他马上买了一件棉褂和一双棉靴，以抵御寒宫之冷。

点查工作中除接触文物外，还要翻阅大量的历史档案，于是，北大的一些师生便在点查之余，利用初步整理的历史档案，出版了一份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的刊物《文献》，单士元有幸被邀请担任校对，这也是他接触历史档案的初始。

溥仪被逐出宫以后，社会上渴望参观皇宫的呼声很高，点查工作进行了10个月之后，1925年10月10日，在清王朝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纪念日里，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同日对外开放。由于单士元兄弟在点查工作中表现良好，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均都被留用，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工作。

1926年：接收整理军机处档案

这是1927年单士元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的留影。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一边继续点查宫中物品，一边筹建两馆一处，即图书馆、古物馆和总务处，以开展整理、研究文物档案工作。图书馆分设图书和文献两部，当时单士元在北大研究的课题恰好是明清史和历史档案，于是被分配到以保管和整理档案史料为主的文献部。他在北大教授沈兼士的带领下，和同仁们一起，在宫内各处收集散存的历史档案，集中保管，着手研究。同时还专门编辑出版《掌故丛编》，后改为《文献丛编》，这是最早以发表档案文献为主的刊物。

经过不懈的努力，宫中档案的整理和统一管理渐显成效，1926年年初，文献部决定有―个大举措，从民国政府国务院那里接收清代军机处档案。

军机处是清雍正年间设立的临时机构，后发展成为清王朝政治枢纽机关，直至清王朝灭亡，所有政权号令都由此发出，其保存的档案是海量的规模。为此，乾隆年间在军机处下专门设立了方略馆，作为收藏档案的库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他深知军机处档案的重要，随即下令将军机处档案搬到总统府内。军阀混战时期，这批重要档案被搁置了长达15年，鼠咬虫蛀，无人问津。直到故宫博物院成立，他们才向北洋政府提出请求，要将这批档案拨归故宫进行整理。

单士元参与了军机处档案接收的具体承办和整理工作。当时，面对“卷帙缤纷浩如烟海”的旧卷，“观其名而不识其内容”，整理工作真不知从何处下手。那时，档案目录学尚未建立，单士元等人在导师陈垣教授指导下，编制档案目录解题，即对档册的名称进行解说，并摘录档案中所记一事，作为体例，简称“档案释名”。这样工作了一年，为百余种档案释名的工作终于完成，这种方法得到同仁们的认可，随后在整理清内阁、内务府等宫中各处档案时，也都依照此方法进行。1936年，单士元专门撰写了论文《档案释名发凡》，发表后得到普遍共鸣和学术上的充分肯定。这一方法对档案管理学贡献极大，被称为导航之作，它将渊源已久的我国图书目录学的方法，运用到杂乱无章且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整理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档案目录学的设想，使档案整理有了规范。

军机处档案在抗战期间，曾随故宫文物一起南迁，辗转西南各省，抗战胜利后被运回南京，随后大部分又被运回北京。1948年，政府逃往台湾时，将存于南京的古物和历史档案带走，而度藏于故宫的军机处档案，则随其他宫中档案一起，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重要馆藏。

1930年：整理内阁大库残存档案

凡是提到清内阁大库档案，这张照片似乎是唯一留存的影像记录。读者有所不知，照片右二正在低头捆扎档案者，即为单士元先生；右五带眼镜者为单士魁先生。

内阁大库是清王朝保存档案的库房，存储着历朝的档案和皇帝的实录、史书等。1910年，年久失修的大库有一角塌陷，急需修缮补漏，这样，就需要把库藏档案移出。于是，一大部分档案被辗转搬到国子监，剩余部分仍留存库中。1914年，北洋军阀政

府在国子监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将这批档案视为基本藏品。不久，筹备处迁到故宫办公，这批档案也随之重回“故里”，堆放在午门外朝房和端门的门洞里。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奇窘，政府各部都需要自筹款项来维持。为了给职工发放工资，教育部想到了所属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断烂朝报”，于是“斥其所藏四分之三”装入8千麻袋，以废纸的价格卖给纸店，获得4千银元。当内阁档案中的一些残本零页在市面上出现后，北京城轰动，清朝遗老罗振玉随以高出售价三倍的价格，追回了这批档案。但内阁大库档案并没有就此逃出被转卖的厄运，1928年，这批档案被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纳入囊中。虽然都是成批转让，但几经转卖，每一次出让者都会将一些珍贵的档案扣下待价而沽，这样就使这批内阁大库档案分散在多处。

就在大部分内阁大库档案在市场上以商品的身份被转卖的时候，历史博物馆尚存在内阁大库的那小部分档案引起了专家的关注。1922年，原北京大学经教育部批准，获得了代为保管和整理这批档案的权利，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但当时搬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档案却只有62箱1502麻袋。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直到五年之后的1930年，对这批残存档案的整理工作才开始启动，由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和曾任图书馆馆长的陈垣负责。单士元身为北大历史系学生，又在文献馆工作，当然也加入到整理行列。

单士元晚年曾回忆过当年整理的状况，“当日，文献馆工作人员全部集中在内阁大堂中进行整理工作。先请任抬运之工人，每二人肩抬一筐，至内阁大堂，整理人分在若干长木桌旁，在桌上放置档案包，或捆扎成堆的档案，或进行清除成寸的积土，分清何种旧档，然后按照朝代年月排，在原有纸包皮者，或用线挂有签条者，一律保存原档上。当日指导者陈垣教授、沈兼士教授告知：‘严格遵守秤不离砣的原则。’其意是：凡与档案原件上所附有一切文字、记号，不能轻易撤去，为了以后细致整理时，有原来记录依据。”

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同时，单士元还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以《清代文字狱》为报考论文，受到教授们一致好评，并开始将明清史和历史档案、考古金石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33年，单士元研究生毕业时的论文，也值得大书一笔，这篇名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的论文，填补了《清史稿・表》之阙。当时《清史稿》刚刚问世，这部清史的撰写仍依据纪、志、表、传的旧体例。其中“表”的部分定为皇子世表、诸臣封爵表、藩部世表、大学士表等，唯独缺少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晚清时期，西方列强进入中国时都打着通商的旗号，故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在清史上留有重要史迹。单士元具备了几年整理、研究清代历史档案的基础，他利用军机处档案等史料，在导师的指导下辑成此表，详明核实，出色完成了被专家教授们称为“可以补旧史之阙，可以拾清史稿之遗”的论文。

这张照片是单士元(左二)晚年与故宫一些老工匠的合影。单士元晚年有言：我的第一专业是对历史档案的研究，从事古代建筑探研是第二专业。

单士元与古建筑结缘，要从20世纪30年代被邀请加入营造学社算起。这是朱启钤、梁思成等人创办的第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学术团体。单士元虽在文献部供职，但走进故宫之初，就对这一群恢弘的建筑萌发了浓厚兴趣，于是整理档案时着意收集有关皇城营造规划的史料，每有心得便写出札记发表。闲暇时还对这群古建筑进行实地调查，甚至深入到建筑工艺技术等专业研究领域。这些经历，也是解放后国家修缮故宫时，选择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原因吧。

解放后，单士元作为旧职员仍留在故宫工作。历经战乱，当时的故宫不少房屋已经漏雨倾斜，急需尽快修缮。国家文物局希望找到一位能够担当主持修缮故宫重任的专家，经梁思成举荐，单士元上任，从此将工作重点转到故宫建筑上。

1954年：为修缮故宫专门成立了建筑研究组(后扩充为研究室)，单士元任主任，他与同事们共同制定保护修缮规划，确定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16字维修方针，成为故宫古建筑维修的基本原则。古建筑维修中有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糊八个工种，在旧社会，从事这些行当的工匠地位低下，主要通过口传身授传承技艺。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身怀绝技的工匠已不多见，于是单士元提议成立工程修缮队，通过各种可能条件，到社会上聘用那些技术娴熟的师傅们到故宫来传授技艺，自己有空也讨教几手，由此与那些工匠们结下了友谊。他深知工匠对于古建筑修缮的重要性，曾筹划为一些老工匠、老技师们拍摄影视图像，把活的“人间国宝”珍贵资料保护下来。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第4篇

奥运期间，远隔重洋赶奔北京的五六十万外国朋友，不看看故宫，怎能算来过中国，来过北京呢？

采写、摄影/《小康》记者李漠

从紫禁城到故宫

尽管拆了老城墙，坐在直升机上，方方正正的老北京城还是清晰可见的。故宫，就在城中心，就在有龙脉之说的中轴线上，和龙袍相近的色彩，十分耀眼。

许多“老北京”，依然喜欢把故宫叫紫禁城，“那多有份儿，多威严，故宫，那是过气的宫殿啊！”家住南池子的金大爷告诉记者。

《广雅・释天》曰：“天宫谓之紫宫。”自称天子的皇帝，居所也就叫紫禁城吧。而这“紫禁城之父”，是有着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又好大喜功，多疑好杀的朱棣。

朱棣11岁被父皇朱元璋封为燕王，21岁就藩燕京。当时，蒙元的势力虽退居大草原，但仍不时扰边。就在金戈铁马之中，他长成了有能力觊觎皇位的大男人，伺机制造“靖难之役”，赶走侄儿建文帝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随后，于1416年始建紫禁城。有史家分析说，他在南京滥杀前臣，血可漂橹，满街的仇恨，让他担心自己得来不易的宝座。

1420年，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有宫殿建筑9000多间、堪称世界最奢华、最庞大的深宅大院完工。次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以后的五六百年里，这一眼望不到头的紫禁城，就成了朱姓和爱新觉罗两大家族的办公地和居住地。

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前朝、后寝截然分开：前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左右辅以文华殿、武英殿；后寝以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为中心，左右辅以东西六宫，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在紫禁城中最为耀眼：它们均建在汉白玉砌成的8米高的台基上。雨雾蒙蒙中，恰如琼楼玉宇。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最为富丽堂皇，那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

在中和殿后，就是初名谨身殿的保和殿，“保和”之意，即为保持万物间的和谐关系。

此殿的地位，自然小觑不得。明代，皇帝册立皇后的仪式在此举行，册立接班人皇太子的仪式也在此举行；到了清代，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十五，皇在此宴请来自蒙古和新疆等地的番王、大臣；公主出嫁时，还要在此宴请驸马和三品以上官员；后来，皇帝还在此殿试。

直到辛亥革命的炮声隆隆作响，紫禁城的森严、皇帝以及皇亲国戚的不可一世，才灰飞烟灭。到1912年，废帝溥仪只能领着家眷蜷缩内廷，前朝已被辟为古物陈列所。

1924年9月中旬，奉系军阀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19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在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的策应下，发动了北京。

无奈之下，末代之君溥仪仓惶离去。从此，紫禁城就成了故宫。

“流光溢彩”紫禁城

7月6日，站在一个月前就修缮完工的神武门下，记者显然被它焕发的全新光彩感动了。

“奥运期间，游客可完整看到故宫中轴线景观。在过去5年间，故宫博物院已经修缮了4万平方米古建，其中10项已经先后辟为展厅投入使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晋宏逵，略显兴奋地通报了故宫大修的进展情况。

自2001年确定整体维修故宫的方案之后，《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于2005年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复，根据“完整保护，整体维修”的方针，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维修工程先后启动。武英殿区建筑、午门正楼、中轴线两庑及周边建筑、钦安殿、戏衣库、延禧宫、太和门等，早已完成工，面积为29773平方米。奥运会前，位于故宫内中轴线的古建都将修缮完毕，它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游人，中外游客可完整看到故宫中轴线景观。

“故宫、颐和园和国子监三处文物的夜景照明工程，预计在奥运会前完成，届时从空中看北京，前三门、紫禁城、角楼等景点的夜景照明将形成一个整体。”北京市政管委的一位干部说：“故宫在历经600年的沧桑之后，有望首次向世人展现它夜晚的妖娆。”

这三大工程的预算资金，共计2580多万元，其中故宫项目资金为1114万多元。北京市管委宣传教育处郭卫东处长介绍说，照明工程原计划在2008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完成，不过考虑到奥运会这一盛事，可能会提前到奥运会开幕之前，以便让更多游客能够欣赏故宫夜景。

据悉，故宫的夜景照明工程已经论证多年，部分古建筑专家认为在宫殿上安装灯饰将破坏古建筑结构，并对古建筑的消防安全构成威胁。2006年5月份，北京市对故宫夜景照明工程施工方案进行了公开招标。由于故宫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所有施工方案将以不改变文物现状为基本要求，而且要求施工是可逆性的，照明设施随时可以移走。

故宫夜景照明的主要区域是“三大殿”，在故宫宫殿主体建筑上不会安装灯饰，故宫内的主要夜景采用车载式灯光装置。灯管装置按照每个大殿的建筑结构进行量身定做，在重大节日期间将灯光装置拉入故宫内进行照射，节日后将灯拉出故宫。

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奥运期间，这里必然人山人海，参观应注意以下几点。”

免费开放日、双休日、节假日，参观的客流较大，就要尽量避开，实在无法回避，就选择下午。

进门要先看馆内各类提示牌。 如果可能，租用导览设备或是跟随讲解员。故宫就像一本跨越600年的教科书，对于常人而言，想在一个或是几个小时的参观中，仅靠自己，全面、详细地了解清楚它的历史，几乎不可能。而通过倾听讲解员的讲解，或者租用语音导览机，就可事半功倍。

这里有外籍志愿者！

“奥运期间，外国人来到故宫，也不会发懵，这里有外籍志愿者啊！”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告诉记者：“中国的老宫殿，有一群外籍服务人员，本身就是风景啊！”

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段勇介绍说，招募外籍志愿者的想法早在几年前就产生了。故宫意在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为与国际接轨，招募外籍志愿者势在必行。现在，故宫每年接待约1000万名游客，接待游客量为世界之最，其中六分之一是境外游客。虽然有40种语言的语音导航器可供游客使用，但无法满足互动的需求。

经过3年的中英文志愿者招募工作，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从2007年12月起，故宫博物院开始招募非中国籍的志愿者。根据个人形象健康、能在北京长期居住、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等标准，最终选定20人进入志愿者培训，其中有7名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其余3人属华裔外籍人士。

今年4月26日，外籍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已全面结束，他们将于奥运会召开前上岗，主要负责奥运期间游客咨询解说工作。

故宫博物院公众教育科科长果美侠说，经考核合格上岗后，这批外籍志愿者将首先在太和门观众咨询中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行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的服务。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第5篇

早在1933年，故宫文物就“来过”一次济南。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伺机进攻华北，为不使北平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遭劫，国民政府密令将故宫文物南迁。1933年5月，迁运文物的列车在途经济南时遭日军飞机轰炸，一节脱钩车厢的文物被秘密运至章丘县锦屏山藏置，土匪、日本特务、国际文物大盗闻讯而至，一时间锦屏山谍云密布，魅影重重，故宫文物危机四伏。

经过一连串斗智斗勇、扣人心弦的惊险谍战，锦屏山各方爱国志士战胜不同敌人的阴谋，使珍贵文物安然无损，锦屏山也因为安全藏置国宝文物而更加美丽苍秀。

――以上是电影《谍战锦屏山》的故事梗概，那些誓死守护国宝文物的爱国志士，他们征战在别样的战场，令人难以忘怀。11月28日，电影《谍战锦屏山》在济南章丘举行首映式。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导演、摄影、美术等主创人员皆系济南籍影人，十几位济南本地演员出演，大部分场景取材于章丘锦屏山，可以说是一部汇集和凸显众多济南元素的“济南电影”。

电影《谍战锦屏山》由山东道可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立出品，山东道可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章丘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中共章丘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首映式之后，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众多院线公映。

――抗战、故宫文物，两大元素的呈现，成为我们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的一面镜子。由此我们进入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文物南迁，凸显出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誓死捍卫。

易培基：首任院长蒙冤记

故宫文物南迁，还引出了一桩冤案。

1929年2月，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易培基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发动党政军要员捐款维修故宫，和张学良都曾为故宫捐款。

1933年2月5日夜晚，故宫文物南迁开始了。易培基身披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为了让国宝安全迁移至南京，张学良与易培基在碧云寺旁边的一所小别墅里，谈了一整天。当晚，故宫至天安门、前门的长街上，都实行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前门火车站被抗议的学生团团围住。不少人甚至卧在钢轨上，一些士兵拉动了枪栓，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对峙。张学良以人格担保，战争的乌云从北平上空消失，就将这批故宫文物再运回来。

当晚，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装上火车。至1933年5月，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先后分四批运出北平。就在第五批文物即将运出的时候，南京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委派检察官朱树森带人到故宫查封会计科。审查的原因是有人控告易培基侵占、盗卖文物。

此时，第五批文物已在著名瓷器和青铜器专家吴玉章的押送下安全南迁。易培基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遂决定辞职：“如果我辞职能让故宫少一些纷争，又何乐不为呢！”一年后，江宁地方法庭判决其犯有监守自盗罪。他将事实真相分别向、和司法部陈述，但都泥牛入海。1937年9月，易培基病死在上海法租界家中。

1948年1月9日，南京一四开小报上登出了一条短小新闻：“易培基案不予受理。”易培基盗宝案就以报纸上这一简短消息而含糊收场，再无下文。

二战中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奇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迁文物又几经艰险，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储于巴县、乐山、峨嵋山等地。

北路最为艰辛，运送文物7281箱。1937年11月从南京起运，装火车经徐州、郑州至宝鸡，因潼关形势突然紧张，不久转移到汉中，没有火车可通，幸有西安行营协助，才得以穿越秦岭。1938年四月全部运抵汉中。不久敌机轰炸了汉中机场，文物被迫离开。刚离开汉中，汉中遭敌机轰炸，原储存文物的库房中弹炸毁，行政院又命令转运成都。汉中到成都1100余华里，全靠汽车运输。由于公路路基不好，途中过河没有桥梁，须用木船载运汽车过河，时有敌机空袭，1939年2月，才抢运完毕。这时行政院又下令转移至峨嵋，成立故宫博物院峨嵋办事处。

1945年抗战胜利，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在1947年运回南京，再由南京合并至故宫博物院。令人惊叹的是，战火中的故宫文物却基本无损，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得以保存，更创造了二战中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奇迹。

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本刊记者亲历――

的“道听途说”

与北京故宫的博大精深不同，内藏品精致，其馆藏约70万件精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博物院老院长秦孝仪说：“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

本刊记者 张翠翠

博物馆导览的机会

刚到台湾求学时，台湾同学及老师总会热情的向我推介台湾名胜，提及最多的就是故宫博物院。

得知我还未曾去到，石光生导师惊讶地说：“博物院与北京故宫有很大的不同，我到过北京故宫，那里是建筑恢弘，而博物院却是馆藏精巧，其文化品格能代表台湾。”之后他告知我，10月中旬会安排戏剧史研究生班到博物院做导览义工，并让助教帮我报名。

台湾的电视中经常播放台湾宣传片，其中一句印象深刻：文化并不存在，除非你能看得见！或许这是台湾人极力推介故宫博物院的原因，在那里馆藏着好几个时代的中国历史。

台湾人本来就以推崇传统文化为傲。虽然石光生老师留法归来，却在戏剧史课中处处谈及宋元明清之文风，据说博物院经常举办文物展览，他逢场必到。

“文物能记载历史，而在博物院里能看到中国历史里文人的轨迹。”他意味深长地说。

到博物院做义工的前一天，我们研究生一行人被通知先前往博物院的行政办公室，进行“导览培训”。 工作人员发给每一位义工一套资料，一本博物院手册，还有一盘光碟，另外附有一件纪念品，翠玉白菜的挂件，这其实就是大陆人经常提及的镇馆三宝之一：翡翠白菜。

工作人员介绍后得知，这里展出的文物常换常新，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即便如此，要想将全部馆藏文物逐渐展示给世人，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翡翠白菜、东坡肉形石和毛公鼎，作为博物院的三大镇馆之宝，常年在列。

宝贝不借给大陆

坐捷运到达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外双溪地区，即为。即便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的中国宫殿式建筑，从外观上看来，仍与北京故宫有明显不同：碧瓦黄墙，雕栏玉砌，在青山掩映下，非大气磅礴却彰显典雅秀丽。

其内一、二、三层为展览陈列空间，四楼为休憩区――“三希堂”餐厅，其他的赋闲之地也做得很有格调，正馆1楼东侧为闲居赋，文献大楼1楼为富春居，均提供提供咖啡、茶饮、沙拉、三明治、西点。1楼有纪念品贩卖超市，内提供故宫出版之书籍、文物复制品，以及精美的文物礼品及纪念品等。而院内还散落着几处礼品供应中心。

一张门票为100新台币，也就是人民币25元左右。

在导览培训课上，工作人员通过PPT为义工讲解文物，台湾故宫博物院内藏品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给我印象深刻的当属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黄公望的后人只能在博物院看《富春山居图》，”得知我来自大陆后，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黄小姐告诉我，除非去台湾，大陆人无法在大陆一览的馆藏珍品，因为不会借出藏品到大陆展览。

她诙谐地说：“怕有来无回，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属于台湾。”

格物观人：

游客对文物的爱惜不一

做义工原本是一天，在石光生老师的举荐下，由一天变为一周一天，持续七天。在做义工的经历里，我接触了很多游客，有台湾人、大陆游客，还有来自美国、欧洲、韩国的游客，从他们的反映上，更是看到了不同人群对待文物的态度。

一位北京游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得知我是大陆人后，指着翡翠白菜说：“最珍贵的宝贝都被运到了这里，中国传统文化被割裂了，真是可惜。”而身后的一名台湾游客回声很是文雅：“文物的价值是世界的，不分归属，都是祖先的遗物。”

最安静的游客当属欧洲游客，他们趴在玻璃橱窗上驻足的时间最长。一位老人还自备“放大镜”，对着翡翠白菜细细观察后说：“this is miracle”，还掏出笔记本，进行记录。美国人爱表达，他们大都喜欢颜色靓丽、视觉强烈的宝物，看完后会不断赞叹其“cool”；而日本人则尤其迷恋精致的雕刻，他们往往能自己说出巧雕、微雕、竹雕、宗教类等精细文物的渊源，一群日本游客驻足在微雕极品核舟前惊叹不已，甚至竖起了大拇指。毕竟那座微雕核舟实属极品，它只有四五厘米的长度，在一枚果核上被雕成了一艘船，有船屋、楼台，窗户可以打开，船上有大大小小八个人，且人物表情各不相同，各有各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