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第1篇

4月4日，有飞机飞过紫禁城，在南三所投掷了一颗炸弹。当时史学家陈垣和几位同仁目睹这一幕，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陈垣在炸弹的铜螺丝盖刻字，铭记此事：“丙寅寒食，有飞机掷炸弹于故宫南三所前，余与庄思缄、沈兼士、俞星枢、李玄伯、马叔平、胡文玉、吴稼农、吴景洲、李春圃诸君往观，拾铜螺盖、铁碎片各一。翌日植柏于其处，新会陈垣记。”虽然只有短短的71个字，却让这个铜螺盖成为军阀破坏国家古建文物的铁证。

陈垣之所以有招集同仁往观现场，拾取炸弹零件、刻字纪事之举，还要从他与故宫的渊源说起――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广州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以后，他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众议员，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为应事态之变，国务院紧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国务院聘任，李煜瀛任委员长，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员。善委会成立后，李煜瀛经常出外公干，故宫方针大政，渐渐担在陈垣身上。1925年10月，善委会与北京各界人士在故宫乾清门广场召开故宫博物院成立大会，决定设古物馆与图书馆，陈垣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并任图书馆馆长。

在陈垣主持的清点中，故宫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如在斋宫中发现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以及在懋勤殿发现了当年罗马教宗就中国礼仪的通谕等珍贵档案。最重要的发现大概要算1925年4月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1926年7月，吴佩孚主持北京政务，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孙二人与故宫博物院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会派陈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谈判开始，陈垣发言说：“如果要接管故宫，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办理接交手续。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陈垣的主张惹恼了很多觊觎故宫财宝的人。8月8日清晨，陈垣突然被宪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营救。后来陈垣虽然被释放回家，还有两名宪兵跟到陈宅，将陈垣软禁在家中一百多天。直到北伐胜利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接管了故宫，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故宫才安定下来。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第2篇

2016年，中国的文博创意产业经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密集让博物馆文创“热”了起来。

朝珠耳机、皇帝折扇、花翎伞、文物饼干……博物馆文创产品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如何让观众通过购买文创产品把“博物馆带回家”，是越来越多博物馆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2016年，故宫博物院将IP授权给腾讯打造故宫表情包;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开起了网店，将IP授权给几十个商家。博物馆的IP授权时代似乎来临。

然而，在国博经营与开发部副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蒋名未看来，博物馆IP授权领域虽是蓝海，但重要的是“你具不具备游过去的能力”。

博物馆文创的春天

2015年3月，中国博物馆行业首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正式施行。2016年5月，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不久，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确定或备案了154家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其中包括国博、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近百家博物馆。

这一系列鼓励与支持政策被业内解读为：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春天不远了。

很长时间以来，企业经营和事业单位体制的矛盾，是博物馆文创发展的一大问题。有业内人士曾感叹：很多博物馆将文博资源看成馆内资源，不敢用、不会用、怕出错的思想阻碍了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发展。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主任、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陆建松告诉《t望东方周刊》，有博物馆馆长曾跟他说过，自己开发了几十个文创产品，但是压力特别大，对于到底能不能做有顾虑。

2016年以来，政策的利好让国博在文创领域迈开了大步。2016年1月，国博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3月，国博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文创中国”，实现“互联网+博物馆”的合作新模式。6月，“文创中国”线下大区运营中心落户上海自贸区，国博率先在“文创中国”平台上线400个文物IP。

故宫博物院在2016年同样也有很多动作。6月，故宫博物院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故宫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双方合作内容主要包括票务、文创、出版三个板块。7月，故宫博物院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社交平台、泛娱乐及VR、AR等方面进行合作，深度挖掘故宫的IP价值。

此外，博物馆、浙江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也与阿里巴巴在IP授权上开展了合作。

无论选择何种商业模式，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文创产品是博物馆展览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延伸，文化传播与推广是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标。

通过产品传播文化

上海博物馆艺术品公司总经理胡绪雯每次出国，总会到博物馆商店。胡绪雯告诉《t望东方周刊》，整体而言，国外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做得要比国内的精致，经常给人带来惊喜。

相比之下，“同质化严重”是中国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常常听到的批评。龙域设计总经理杨文庆告诉《t望东方周刊》，目前博物馆的文创思路存在一定局限性，要么是复制藏品，要么是将文物图案简单嫁接到手机壳、书签、雨伞、T恤衫上，手法单一。

陆建松也认为，任何一件文创产品要吸引观众，一定要有故事、有卖点、有惊喜，而这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有文化内涵的没有实用性，有实用性的没有文化内涵”，这是杨文庆对目前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评价。

而在Y名未看来，国博如今已经转变了思路。以前，博物馆大多将文创产品定位为旅游纪念品和游客补充服务，现在国博要做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生活必需品。传统的文化元素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当代人的审美、日常需求对接起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了文化。

上海博物馆也累计开发了一万多种文创产品，类别丰富，有家居品、服饰、文化用品等。胡绪雯告诉本刊记者，她平时使用的很多物品，诸如围巾、口罩等，都是带有上海博物馆馆藏元素的商品。

传播博物馆文化未必只能通过展览，卖文创产品同样不失为一个好思路。 2016年6月26日，一位女士在“海洋赞礼号”上欣赏故宫文创产品。当日，故宫博物馆与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合作，通过专题讲座、故宫文创展示等系列文化活动，让故宫文化走出紫禁城

据杨文庆介绍，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中，有一款以藏品人物陶俑为主题的“陶俑袜”人气极高。“陶俑袜”在脚背部分印着陶俑的大脸，其独特的设计和鲜艳的色彩俘获了不少消费者。

人们因喜爱“陶俑袜”，进一步对藏品产生兴趣，来到博物馆便会专门去寻找原型陶俑，一探究竟。

陆建松认为，目前鼓励博物馆发展文创的思路是对的，但是采用何种商业模式值得探讨。“博物馆作为事业单位，开发商品，人财物都是问题。”

蒋名未举例说，开发一件商品，打样（根据客户的要求生产样品）可能就需要花费1万元，如果开发1000件商品，仅设计阶段就需要1000万元，对于博物馆来讲，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文创产品的开发涉及设计、制作、物流、市场等环节，对于博物馆来说，每一项都是一个挑战。陆建松的担忧是，现在许多小型博物馆也一拥而上开发文创产品，但仅靠馆内力量是否能够支撑？

IP授权或成主流

“通过艺术品授权与第三方合作的路子，应该成为主流。”陆建松说。

美国博物馆商店协会在美国博物馆文创领域中的角色，就是陆建松所说的第三方。该协会成立于1955年，其博物馆会员在2010年底已突破2500个。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其会员。

据陆建松介绍，美国大多数博物馆的文创商品开发都是通过美国博物馆商店协会完成，博物馆只是将自己的馆藏进行授权，再由专门的企业完成设计制作。日本同样也有类似的第三方机构，博物馆不参与全链条运作，只是在上游进行艺术授权。

由于博物馆艺术授权本质上是对著作权的交易，故又称为IP授权。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200余万件典藏文物为基础，通过版权认证的方式制作和研发了大量与馆藏相关的音乐、演讲、文娱、影像等文创产品，一年的文创产品销售金额高达4亿～5亿美元，占其全部收入的80%。

开发出“朕知道了”胶带等一批热门文创产品的博物院，早在十多年前就走上了IP授权之路。

通过IP授权，博物馆文物得以“走出来”，不仅仅为博物馆所用。2007年，在“北宋大观特展”期间，与星巴克合作推出了“当星巴克与故宫相遇”特展系列文化产品。该系列产品以北宋生活中的“四艺”（品味、点茶、挂画、插画）为主题，结合宋徽宗文会图、牡丹诗等书画，开发了水杯、笔记本等商品。

以本院藏品图像为素材，重新设计、开发、制作具有艺术性与生活实用性，且有助文化教育推广的各类衍生产品――博物院这样界定授权商品。围绕品牌授权，博物院已与超过90家厂商合作，让文物“再生”与“重生”。据统计，2014年，博物院礼品部营业额达8.2亿元新台币。

在2016年7月故宫博物院与腾讯的合作中，故宫博物院开放了诸多IP，包括经典藏品《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又称胤G十二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局部）、《海错图》（节选）、明朝皇帝画像等。根据IP元素创作出的故宫表情包，如“皇帝很忙”“门海”“Q版韩熙载”等，在社交平台上线不到1个月，使用量就接近4000万次。

2016年，国博与阿里巴巴合作，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的IP授权平台阿里鱼，将自己的馆藏IP授权给淘宝商家进行开发，目前已与佰草集、稻香村等30多家企业达成了授权合作，推出了近百款产品。

“博物馆是带有中国文明标识的重要IP，故宫与阿里、腾讯的合作只是博物馆成为超级IP的开始。”新晖资本创始合伙人徐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不要都学故宫”

蒋名未经常有机会去各个博物馆交流。随着故宫博物院、国博将文创做得风生水起，他总是被同行问“模仿故宫、国博的模式可不可以”。

在蒋名未看来，如果自身的条件不具备，即使眼前是一片蓝海，也游不过去。

“这取决于你的馆藏资源条件、管理团队、经营环境，是不是具备与市场对接的条件和基础。”蒋名未说。

在博物馆文创热潮下，如果博物馆看不清楚自身条件，盲目跟风，到最后可能文创做不好，主业又被荒废。

蒋名未认为，对于一些不具备发展文创条件的博物馆来说，不如将大多数精力放在展览、保管、公众教育等博物馆基础职能上面，等到综合条件提升后再去考虑文创开发。

而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博物馆来说，如何利用好自身的IP也是一门学问。

胡绪雯认为，模仿是不可行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特色。大英博物馆会将一件藏品当作“明星”进行系列开发。譬如，镇馆之宝“罗塞塔石碑”相P的文创产品包括石碑拼图、笔记本、笔、钱包、T恤、伞、背包、围裙、明信片、钥匙圈等，十分丰富。

作为卢浮宫三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名画《蒙娜丽莎》，在商店中出镜率是最高的，融入到了各种纪念品中。魔方、七巧板、马克杯等，都能见到“蒙娜丽莎”的影子。

“你能说得出你所去过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吗？”杨文庆反问本刊记者。在他看来，现在一些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上缺乏应有的规划，很多时候连自己的定位都没搞清楚。 游客在文创产品“朕知道了”柜台前选购纪念品

实际上，相较于影视、游戏、动漫IP，博物馆拥有的强IP很少，仅有的一些强IP也掌握在少数大馆之中。

蒋名未经常对同行说，不要都学故宫，而且也学不来。“故宫90%以上馆藏文物都算得上是珍宝，并且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强IP品牌。”

陆建松认为，中国博物馆的馆藏同质化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首先要对自己的馆藏进行梳理，有准确的认知。

“先看自己的IP有哪些，然后规划重点。”在蒋名未看来，IP有没有市场价值，一定程度上也要看市场认不认可。

在阿里鱼的平台上，除了国博很受商家青睐外，阿里鱼负责博物馆线IP授权的梦凰告诉《t望东方周刊》，博物馆的IP有藏文化的独特风格，同样很受欢迎。

在梦凰看来，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丰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对这些文化符号进行梳理，使其能够诞生出新的形象。IP需要不断的提升与凝练，“躺在那里吃老本终究会被淘汰”。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第3篇

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字石曾。民间有个传说,这个传说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说张之洞随父上朝见到皇上,皇上出对“南皮县童子三岁”,张之洞对仗“紫禁城天子万年”;另一个版本说的还是这件事,只不过将张之洞换成李石曾,将南皮县换成高阳县。笔者是张之洞族兄、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状元、光绪朝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万的曾孙;也是李家的亲戚。我大姑张崇符嫁李鸿藻次子、李石曾之兄李瀛。关于那个民间传说,笔者考证,张之洞的父亲张(1793―1856)没有做过京官,张之洞14岁才由贵州回原籍直隶南皮县续读,不可能有携其上朝之事。而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1820―1897),咸丰二年(1852)中进士;同治四年(1865)擢内阁学士,学习入值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五年(1866)三月正式入值军机大臣,先后“四上四下”。至李石曾3岁,光绪九年(1883),正是李鸿藻第三次入值军机大臣。是年李鸿藻已63岁,在当年6位军机大臣中,只有宝(1807―1891)较李年长。军机处设在紫禁城乾清门外西侧隆宗门内,军机大臣最多6人,满、汉族各3人,谓之“满汉平分”,每天由一位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值班,谓之“入值”。李鸿藻入值有可能带幼子同去,此传说中的神童当为李石曾了。

李石曾自幼聪明过人,预示了传奇一生。

先说说李石曾的家世。高阳李氏在明、清两朝中举人者20人,中进士者8人,得谥者4人,可以说在名门望族中也是极盛了。4位得谥者:李国,谥文敏,是明朝魏忠贤党,明思宗钦定逆案中有名,“为尊者讳”,李氏后人极讳言之;李是康熙朝33岁的大学士,谥文勤;李殿图在乾、嘉时任闽浙总督,谥文肃,是李石曾的曾祖父;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谥文正。李石曾的祖父李辙通是李殿图的长子,秀才出身,曾任广西贺县知县。李鸿藻在自咸丰十年(1860)河南学政任上特召回京教授大阿哥载淳(同治)读书,次年当咸丰皇帝在热河承德弥留之际,慈安、慈禧两宫问:“谁能辅佐嗣君?”咸丰答:“李鸿藻。”两宫又问:“还有谁能行?”咸丰又答:“倭仁。”

清代内阁是辅助皇帝执政的中枢机构。大学士为内阁主官,品级为正一品,满汉各二员;雍正九年(1731)增设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满汉各一员。均列各部之上,属文官之首,尊称为中堂,俗称宰相或相国,现代入编《中国宰相全传》。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参议国政,宣布皇帝谕旨。雍正八年(1730)设立军机处,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军机大臣为军机处的主官,由皇帝从大学士、部院尚书、侍郎或其他官员充任,保留原职,参议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重要机密和对重要官吏的任用考核。清代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理藩院均由尚书分掌政务,各部尚书为满汉各一人为主官。理藩院只设满族尚书一人为主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为主官。各部院主官均为从一品。清末设置职权范围极广的办理外国事务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由恭亲王奕等3人管理,后增至八九人不等,统称总署大臣,或特简军机大臣兼领,或特简内阁部院主官充任。上述所有官职,除了户部、刑部和理藩院,李鸿藻都先后或同时兼职充任主官。李鸿藻被称为晚清重臣,乃实至名归。

光绪十年(1884)三月,朝廷怪罪军机处在中法战争中处置失当,恭亲王奕和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大臣被罢值。李鸿藻前两次罢值是因双亲丁忧自己请求的,这第三次是实实在在的追究责任而丢官;10年后,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李鸿藻第四次入值,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去世。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后,75岁高龄主战的李鸿藻得了中风,治愈后上朝,慈禧对他说:“别着急,别生气,好好养病,别来啦!”李鸿藻仍然去上朝。李鸿藻是在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任内去世的,谥号是最崇高的“文正”。

李鸿藻与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张謇、文廷式等操守较为清廉的官吏和文人、名士,常聚集于北京松筠庵,纠弹时政,标榜风节,被誉为“清流派”或“清流党”。光绪六年(1880)李鸿藻策动清流派大臣弹劾李鸿章,并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得以中止;中法战争中主张抗法,遂致罢官;复出后,中日战争主战,战后反对后党及淮系集团,拥戴光绪帝整顿纪纲,革除弊政。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创办的“畿辅先哲祠”,龛位分为贤臣、名臣、孝友、儒林、循吏、隐士各目;每龛一张裱好的纸,由华世奎书写,李鸿藻与其曾祖父李殿图均列“名臣”,入祀畿辅先哲祠。

李石曾虽然家世高贵,却拒绝蒙受荫庇,自幼对西方思想保持开放态度,离家为国为民闯荡四方。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李氏家族严格的家教,尤其是曾为同治帝师、具有维新思想的父亲李鸿藻给予的家教;另一方面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藻及夫人张氏已故,长子李兆瀛亦去世,长媳齐氏不得不率全家逃离京城,辗转多个州县,最后到达河南开封避难。李石曾时年20岁,随长嫂艰难跋涉千余里,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沿途所见所闻,加之劫后返京又亲闻八国联军的奸掳焚杀,对自幼生活在温柔富贵之家的李石曾产生了巨大震撼,使得他一生始终遵循“做大事而不做大官”的原则,“不当皇帝可是比皇帝更大”的信条,创造许多奇迹。

笔者虽然由于亲戚关系,对李石曾的伟绩时有所闻,或在相关资料中时有所见,即使不出自亲情,也钦佩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人物所作出的丰功伟业。李石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或许是因为他在1949年先去了瑞士,1954年后定居台湾,其后代大都迁居国外,李石曾在国内就鲜为人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著录了李石曾,只是简单地介绍创办留法勤工俭学和筹建故宫博物院的事迹。

以的博学和识人,说出“高阳出了个李石曾”这句话,必然认定其业绩与影响。李石曾在4个领域都是中国“第一人”。

一、留法勤工俭学第一人

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源于清同治末年。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准,先后派4批120名10―12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容闳形容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特开新纪元”。120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54户家庭,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受到了当地生活习俗的影响。清政府的保守官僚将此视为大逆不道,对这些留童政治上失去了信心。于1881年9月6日,只9年时间,便中断了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将其全部召回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经历了1884年前后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至20世纪初纷纷成为朝廷重臣、外交官员和实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清廷认为派幼童留学的弊处,是幼童易染西洋习气,而且时间太长,费用太多;留童在美期间,1877年,遂由左宗棠筹建的福州船政局所办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中选派留学生,打下外文基础后,再赴欧留学。先后派了3批,赴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培养出了卓有成就的严复、刘步蟾等。但是随着留童凄然返国,赴欧留学也告停止。

到了20世纪初,李石曾认识到,为了寻求富民强国之路,势必先向西方列强寻求科学技术和改革制度才行。他动了留学之念,1901年,便以世交晚辈的身份晋谒李鸿章。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急调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充任议和全权大使,与八国列强议和。李鸿章在京没有房产,借住在贤良寺,李石曾到贤良寺面见李鸿章征询意见,得到了李鸿章的赞许和鼓励。李石曾原本打算去英国,因为当时清廷禁止属民出国,他被安排在正要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孙宝琦的名下,以随员的身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法国。李石曾成为华人留法学生和华人在法创业的第一人。

李石曾到了法国,本欲学习军事,因体重不及而改学农科。先入蒙塔尔纪农业实用学校学习,3年后又入巴黎巴斯德学院和巴黎大学学习并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

留法期间,李石曾切身体会了法国工业革命给法国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1908年,李石曾因对大豆的研究非常成功,遂把中国的豆制品技术引入法国,在巴黎西郊创建了一座“巴黎中国豆腐工厂”。豆腐工厂里30多名工人是他的家乡直隶高阳县一带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生产劳动能力,李石曾在工厂内成立了一所夜校,工人们白天做工,晚上学习,主要学习中文、法语和科技知识。经过几年的“以工兼学”的实践,工厂和夜校提出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宗旨。巴黎豆腐工厂“以工兼学”的工人,实际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这就是勤工俭学的缘起。李石曾是发起勤工俭学第一人。

1912年,李石曾与吴稚晖、蔡元培、,吴玉章、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更多的青年以低廉的费用和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学会的宗旨是“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到“民气民智先进”的法国去学习,为“造成新社会、新国民”而努力。留法俭学会会址在北京船板胡同,并且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吴玉章在四川也成立了预备学校。两年时间,分3批送100多人赴法俭学,十几年全家“居家俭学”。1914年受袁世凯的压迫而停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以工代兵”的参战华工陆续赴法,达15万人。1915年6月李石曾协助李广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了华工学校。华工教育取得了成绩,进而提倡国内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中法两国人士,为了适应旅法华人日益增长的需要,于1916年6月22日在巴黎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成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枢纽机构,李石曾任书记。此会的成立,预示着一场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即将来临。

北京赴法预备学校于1917年6月重新建立,全国各地成立了18个预备学校。李石曾呈报在直隶高阳县成立布里村留法工艺实习学校。呈文中称:“留法的目的有三:1.扩张生计;2.输入实业知识;3.改良社会。”“倘中国各县筹派男女数人,在内地预备一年,赴法求学,每六年或八年为期,归国在地方振兴教育、扩充实业,则东亚不数十年,必能使全局改观。”后,1919年至1920年派遣赴法勤工俭学勃然兴起,共派出20批计1900余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基本都是16―30岁的青年,进入了遍布法国各地的70多家工厂勤工,还有的当散工。每天8小时工作后,补习法文或学习工艺技术。有些青年则着重锻炼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工人运动,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例如蔡和森、赵世炎和就是这样。历时10年之久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它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功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在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很多都是这个炼炉里锻炼过的英才,其中、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李、李三立、何长工、傅钟等人的革命业绩,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还有不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如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

留法勤工俭学也培养造就了一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据统计,20世纪头25年,我国在法国留学取得各级学位的有64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勤工俭学生。

众多毕业于法国实业学校的勤工俭学生,回国后从事教学、科研和工业方面的工作,在许多领域成为高水平的学者和专家。例如:

刘子华(1899―1992),四川简阳人。1919年赴法,1927年就读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他在《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最后一颗行星的预测》论文中,断定太阳系有第十个行星的存在,在世界引起轰动。

朱兆雪(1900―1965),原名朱肇锡,江苏常熟人。1919年11月赴法。曾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校长。

陈光熙(1903―1992),浙江人。1920年赴法,曾在图卢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他是中国计算机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朱洗(1900―1963),浙江临海人。1920年5月赴法,先后在6个工厂做工,1925年入蒙伯利埃大学从事细胞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获法国博士学位,次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著作有《生物的进化》等。

侯国昌(1898―1981),湖南湘潭人。1919年5月赴法,1929年回国。多年从事电力工作,贵州水电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电机工程学》等。

齐笏屏(1900―1995),河北蠡县人。1923年赴法,1927年转入比利时罗洛瓦大学铸造专科,1928毕业回国。曾任北京钢铁厂(即“首钢”)总工程师。

柳溥庆(1900―1974),原名柳溥青,江苏靖江人。1924年3月赴法,入里昂、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1931年回国,一直从事印刷工作,有多项发明,成为中国杰出的印刷技术专家。

范秉哲(1904―1993),直隶任丘人。1926年赴法,1927年入里昂医科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任云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外科教授。建国后,先后任北京友谊医院外科主任、北京市结核病肺部肿瘤研究所所长。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蔡元培、徐特立、吴玉章等更是众所周知的。

历史已经证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上,在早期建党建国活动上,在输入西方民主精神、反对国内封建文化思想上,在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上,在为中国革命和多项事业培养人才上,在积累勤俭办学的经验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出国留学的含义,整个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它的历史经验,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二、筹建故宫博物院第一人

故宫原是明、清两代24个皇帝“前朝后寝”的皇宫,当时称紫禁城。东西宽753米,南北长961米,面积达72.4万平方米的城池内建筑了70多座宫殿,9000多间房屋,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周围环绕着10米高、周长3428米的城墙和50米宽的护城河。现在故宫内珍藏着近百万件文物,有绘画、书法、雕塑、铭刻、铜刻、陶瓷、织绣、工艺美术、珍宝等,还保存着900多万件明清两代的档案资料,是中国最大的宫廷史迹和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根据与当时临时革命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退位后的清帝和清皇室居紫禁城后部的“内廷”。国民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供给岁费400万两银子。

溥仪仍将故宫国宝视为“朕之所有”,以补充需要不足为词,或将珍贵文物拍卖,或向银行做抵押贷款,还以赏赐属下为名,将国宝转移宫外。

清室盗窃国宝的秘密传出,引起各界愤懑,纷纷吁请民国政府严加制约。蔡元培等学者倡言学习西方列强注重实物的博物馆教育法,陈列展示故宫的文物,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拥护,也引起了政府内务部官员的重视。

1914年1月,国民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物全部运到北京,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在故宫前部“外朝”武英殿和文华殿陈列,吸引了各国各地的观者,反映强烈。但是在民国乱世,政局不稳,建故宫博物院之事一拖就是10年。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贿选总统曹锟,组建摄政内阁,以黄郛摄行总统职务。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摄政内阁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5项,其中关于故宫藏物的处理规定为:清室私产归清宫完全享用,一切公产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7日摄政府公告,将组织善后委员会,专司故宫藏物的清理、公产私产的区分,所有接受的公产全部结束后,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之用。

善后委员会尚未成立,关于故宫公产与私产区分的争论突起。

清室提出,古物不能按时代分界,清廷所发见的即归清室所有。清朝的遗老旧臣乃至旗人,主张清宫多分古物,有个叫金梁的八旗贵胄公然主张:毋庸建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应设置清宫管理处,由清宫自行清理保管陈列开放。甘为日本人张目的《顺天日报》竟提出把国宝交日本人处理,遭国人一致唾弃。

著名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意见可谓合情合理,不偏不倚,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心声:宫中各种古物,何者应归溥仪,何者应归国民,应该以有无历史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溥仪。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有关之金石书画等,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而应作为国家之公产,全数陈列,以供研究历史美术文化者之参考。

11月19日,北京8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赞成组织善后委员会,并希望成立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集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俾垂永远。

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易培基谈话,表示了顺应民意的态度:余意拟成立一国立国书馆和国立博物馆以保管之,地址即设在清宫中,唯组织须极完善,办法需极严密,以防古物意外损失。

在冲破重重阻力的情况下,1924年11月20日,被称为“故宫博物院第一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10人,均属教育、文化、军政界的名流。李石曾是1906年加入同盟会的元老;1909年在法国巴黎创建的豆腐工厂和中国餐馆发了财,有实力按照孙中山的需要汇款到中国,支持革命;自1902年李石曾赴法留学,至1924年创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已显现出了巨大成绩,作为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任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是众望所归。而且李石曾与支持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教育总长易培基是姻亲,易的女儿易叔本嫁给了李的长兄李兆瀛的儿子李宗侗。李石曾与易培基作为至亲,在这件事上形成有力的联手合作,冲破重重阻力,相得益彰。

摄政内阁还指定绍英等5人为清室代表。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任务是:会同军警长官与清室代表,办理查封接收故宫古物;审查区别公私物件,并编号公布;保管宫殿古物;其长期事物图书馆、博物馆等,当于清理期内另组筹备机关。

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尚未启动,阻力接踵而来。清室代表拒不承认清室善后委员会,自持有段祺瑞这座靠山,拒不参加20日召开的会议。

段祺瑞尚未到职,就指示执政府秘书处发出公函,制止清室善后委员会行使职权:

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部即行查止。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11月22日接到这一公函后,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群情激愤,议决公开谴责段祺瑞: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根据摄政府之命令组成,人选由摄政府内阁聘任,合理合法,政府各院部又均派员参与点查,段执政不予承认殊不合理。

会上,李石曾郑重提议:“遵照20日会议之安排,于23日点查清宫物品,以反抗政府此种违反民意不合手续之命令。”全体委员一致赞同。

23日上午,委员们冒着刺骨寒风准时集合,然部分军警长官摄于段祺瑞的压力未到,不合《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之规定,未能实行点查。李石曾等分头出动,以私交、大义劝说感召未到的军警长官,24日,这些人准时到达,实施了首次点查。

段祺瑞甚为恼怒,正欲强力制止时,出现了转机。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共商国事。这时孙中山的身体已经很差,到天津时肝病发作,12月31日才扶病到京。孙中山一连两次严正表明了他与中国关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和促清室移宫之举合乎情理法律,段祺瑞不敢再为所欲为了。清室善后委员后得以顺利进行清宫物件的点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复辟势力重又抬头。清室遗老旧臣在段祺瑞、的放纵下鼓噪不休,妄图恢复旧的“清室优待条件”,使溥仪重入故宫。

如果清室的复辟阴谋得逞,故宫国宝又将无尽流失。1925年9月25日,李石曾召集全体委员会议,磋商应对办法,达成共识: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许溥仪复宫,保护国宝安全。在李石曾主持下,一方面加紧点查,一方面抓紧故宫博物院的筹备,草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并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据此又草拟了《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清室善后委员会经郑重遴选,拟定21名董事组成董事会;推定9名理事组成理事会,李石曾为理事长;其长兄李兆瀛的长子李宗侗任秘书长。议定了名称为“故宫博物院”。开院的时间,议定在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10月10日。那一天是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又是中华民国纪念日。从理事会决议到开院只有短短的半月时间,可谓迅速或可谓仓促,因为情势危急,非急急成立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

开院之日,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午后北京各方市民纷纷拥到乾清宫内,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百年来壁垒森严的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应邀出席开院的军、政、警、法、工、商、学、新闻等各界3500多位贵宾,也都陆续到达。下午2时,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入场,开院典礼隆重举行。大典由董事庄蕴宽主持,宣布开幕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报告了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经过,次由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讲话,警告如有破坏故宫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外交总长、董事王正廷,京畿警备司令、董事兼理事鹿仲麟,中央执行委员、董事于右任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吁请各界支持。

开院典礼毕,来宾与市民出入博物院各宫,观览宫殿建筑及陈列的古物。

开幕式后,清室善后委员会通电全国,报告故宫博物院成立开院,意在使举国皆知,壮大声势。

仓促草创的故宫博物院举步艰难,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更在于军阀政府的破坏,几使夭折。

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作战,布雷封锁了大沽口,造成外国船只出入危险,同时北京与天津之间的铁路因军事冲突也受到波及。3月9日,美国公使麦克漠代表《辛丑条约》11个签约国的公使,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保障由大沽口出海之交通。16日,麦克漠向中国外交部发出最后期限为3月18日的最后通牒。北京各大学学生为此到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对于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妄肆杀戮,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对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和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易培基早就怀恨在心,借口二人支持冯玉祥和学生是与共产党合谋,以共产党罪名缉拿李、易,两人只得离京南下避难。

李石曾和易培基离职后,董事会和理事会于3月下旬开会,推举庄蕴宽、卢永祥为维护员主持院务。段祺瑞被冯玉祥赶下台后,又联合吴佩孚进攻冯玉祥部控制了北京政府,由杜锡摄政内阁代行政务,公然令各部各派一人组成故宫保管委员会,充当故宫博物院的保管员。故宫博物院董事会和理事会奋起抗争,要求政府公开声明,凡故宫之物不发给清帝、不变卖、不毁灭。争论至9月杜锡内阁,所谓故宫保管委员会随之解体,未及点交接收。

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在北京杀害共产党人等20余人,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军大元帅”,擅自主张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于10月下旬强行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另派王士珍为院长,袁金铠为副院长,又放言要提取故宫藏品。

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6月中抵达北京,接受了故宫博物院,由易培基出任院长,着手拟定《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10月5日,《故宫博物院组织法》颁布,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所属各处是指故宫以外之清太庙、景山、天坛、地坛、皇史、实录大库等)。规定博物院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古物处、图书馆、文献馆。并就理事会的职权,及5个处馆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27位理事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一切重要事项,其阵容之强大,俨然中央与政府领导机构之核心,经理事会推举,国民政府任命,由李石曾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

至此,故宫博物院有了法律上、组织上的保障,迎来了鼎盛时期。

李石曾在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9月29日成立之初即任临时董事兼理事长,至1928年10月5日故宫博物院大局初定,在由国民政府任命的27名理事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中仍任理事长,李石曾始终是核心人物,堪称创建故宫博物院第一人。

三、把中国豆腐推向世界第一人

豆腐相传是我国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发明,历经了2000年的积淀传承。1908年,李石曾在法国巴黎西郊创办了“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从国内家乡直隶省高阳县招了30余名工人,并曾在法国中文杂志上刊登广告招聘旅法中国工人。

1909年豆腐工厂参加了巴黎“万国食品博览会”。李石曾还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开设了第一家中国餐馆“中华饭店”,用法文出版了《大豆》一书。这些举措,轰动一时,引起了西方人对豆制品的兴趣,李石曾因此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同年6月,孙中山到巴黎特意参观豆腐工厂,对李石曾的创业志趣倍加赞赏。在《孙文学说》第四章有这样的论述:“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以研究农业而注意大豆,以兴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食代肉食,远眺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之需,此巴黎豆腐工厂所由起也。”

李石曾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06年就参加了同盟会,在巴黎开豆腐工厂和餐馆,使他有了相当积蓄。李石曾有了钱就资助他已参加的孙中山的革命党。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去电报,“A”代表1万,“B”代表2万,“C”代表3万;李石曾就依照字母所示,把钱从巴黎给孙中山汇到中国。在李石曾的带动下,巴黎中国豆腐工厂的华工也用法郎接济无工无学的勤工俭学学生。

应该指出,民间有个传说:李鸿章在法国巴黎开办豆腐工厂,并有“李鸿章豆腐”之称。这是讹传。与李鸿章一字之差的李鸿藻之子李石曾,才是把中国豆腐推向世界第一人。

四、近代翻译外国戏剧第一人

李石曾笔名真民、真、石僧,晚年自号扩武,著有《石僧笔记》、《扩武自述》、《石僧随笔》等。

早年李石曾就接受了法国蒲鲁东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利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社会。李石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狱中与逃狱》(该书后12页因原译遗失,广州革新书店请巴金补译。)。同时对法国地理学家、乌托邦主义者雷克吕所主张的科学与教育能扫除成规、偏见,并对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思想感兴趣。基于这种信念,李石曾与吴稚晖、褚民谊、张静江等人于1907年在上海出版了两期《世界》。《世界》旨在报道西方著名科学家以及包括雷克吕在内的哲学家的贡献。李石曾在第二期重点介绍了西洋戏剧在剧院、服装、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成就,并译录了西洋著名剧本故事多个(均附剧照),包括《蝴蝶夫人》、《风流寡妇》等。李石曾还在文章中把中国传统戏曲和当时刚刚兴起的新剧作了深刻比较。在他看来,中国戏剧形式过于简单、肤浅,男女不能同台演出不可思议。此外,他还翻译了一系列论音乐记谱法的文章和一部《新乐谱概论》。

李石曾由于翻译了《夜未央》和《鸣不平》这两个剧本,从而成为翻译近代外国戏剧第一人。

波兰廖抗夫(1881―1913)的三幕剧《夜未央》,1908年由法国万国美术研究社出版,为李石曾翻译的第一个外国剧本。《夜未央》写的是俄国虚无党著名的女英雄苏菲亚暗杀沙皇的事。李石曾不仅译了场景描述,还翻译了舞台指示,达200多页。李石曾请廖抗夫于1908年为译本写了《〈夜未央〉叙言》,二人都认为戏剧可以激发民众反抗黑暗专制的热情和战斗精神。结合辛亥革命前的历史情境,就更能理解李石曾为什么要翻译《夜未央》,这个剧为什么受到广大青年欢迎。《夜未央》中译本在法国巴黎中国印字局出版的同时,又在中国广州革新书局出版,1908年10月初版,到1928年5月印第4版。

1908年李石曾又翻译了法国蔡雷(?―1904)的剧本《鸣不平》,此剧原名《社会之阶级》,也是1908年法国万国美术研究社出版。这是一出讽刺喜剧。剧本通过社会上不同职业所作的贵贱区分,及由此产生的或鄙视或尊崇的不同态度,深刻地讽刺了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李石曾早在1906年在巴黎巴斯德学院和巴黎大学留学期间就在昂瑞剧院看过此剧,故1908年《鸣不平》译本在法国巴黎中国印字局和中国广州革新书局同时出版时,李石曾在《〈鸣不平〉引言》中写道:“此剧连演数周,每夜座客充塞,车马阗溢门外,不得入场券,怏怏而去者甚多。”他还描写了在剧院中看到一个穷夫人如何与一个贵夫人“寒暄”,而贵夫人“乃与握手尽礼,倍极温婉。”李石曾认为,这“皆为剧台上阐发性之刺激力所摄制……可见人不正常之阶级,一经闲闲着笔……无有不引起各人良心的内疚者”。李石曾评价这部话剧“有功社会,非徒娱乐都人士女之良宵而已”。

《夜未央》与《鸣不平》翻译出版之后,外国戏剧的翻译被带动起来。影响较大的有马君武翻译了德国戏剧家希勒的名剧《威廉退尔》(1915年);曾朴翻译了法国戏剧家雨果的巨作《枭欤》(1916年);陈嘏翻译了挪威易卜生的《傀儡家庭》(1918年)等等。由此,以表演我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为主的戏曲传统被打破了,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戏剧和新颖的剧场布景与表演方式得到了传播。

李石曾还通过法国音乐剧界的中坚拉洛伊(1874―1944)把中国的一些剧本介绍到法国,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书籍和论文。1931年拉洛伊到上海,李石曾陪同拉洛伊到北京拜访了梅兰芳。李石曾后来致力于戏曲教育,1930年6月筹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两年后改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最先由李石曾任董事长,他的外甥焦菊隐任校长,后来他又力推程砚秋为董事长。1932年,程砚秋到欧洲考察,李石曾请过从甚密的拉洛伊在巴黎接待了程砚秋,实现了中法一系列双向文化交流。

李石曾为近代戏剧翻译以及中国戏剧学派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我国翻译了有文可查并公开出版的最早的两部外国戏剧,就此作为“第一人”而论,李石曾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应占相当的地位。

李石曾一生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和成就,一生创办中外公益事业60多项,除以上四大方面之外,如中国农工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上海及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等。而他自己终生无一财产。历任过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国立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9年创办了北平研究院任院长。1905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私产,开一时风气之先。他一生始终遵循“做大事,而不做大官”的原则,创造了许多奇迹,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李石曾却把自己一生的贡献看得很淡,在80岁时他作的一首诗,抄录如下:

八十年来琐记中,不曾言利与功名。

自由新世相辉映,互助前编杂夜鸣。

空陆航行遍湖海,晨昏静坐岂阶评。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第4篇

在“中国第一状元县”安徽省休宁县的中国状元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被誉为“镇馆之宝”的珍罕文物，这就是《清黄思永状元卷》。

黄思永（1842～1914年），字慎之，号亦瓢，安徽徽州休宁县人，寄籍江苏江宁（今南京）。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翰林院修纂、军机处章京、右春坊右中允等职。后开办北京工艺商局，还投资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组建北京爱国纸烟厂。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商部，黄思永被尚书载振聘为头等顾问，与张謇被时人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不久工艺商局停办，黄思永遂南归浦口任商埠督办。辛亥革命以后，卒于上海。

黄思永于清光绪六年历经乡试、会试后，进京入朝上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夺得庚辰科第一甲第一名（状元）。《清黄思永状元卷》即应试作文“殿试对策卷”，长1米，宽20厘米，宣纸托裱，折页形式，毛笔书写，封面上有“清黄思永状元卷”题签及收藏家程道德先生的“古癖斋主”四字篆印，首页有“光绪六年庚辰科第一甲第一名”“黄思永殿试对策卷”等文字及程道德的收藏专用章。

这份《清黄思永状元卷》之所以珍罕，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这是休宁最后一位状元黄思永的殿试试卷，也是休宁县19位状元中唯一被发现的状元殿试试卷；其二，状元殿试卷流散民间的很少，这份试卷可能是华东地区目前馆藏的唯一一份状元试卷，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三，历经130余年，本当成为清宫秘档的《清黄思永状元卷》竟鬼使神差地流出深宫，散落民间，直至以如此精美的品相回归状元的故里，堪称奇迹。在2006年11月7日举办的“海阳课堂”第一讲“金榜报告会”期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状元文化研究专家胡忠良博士称：在他所在的权威档案馆的清宫秘藏中，尚未见到过这样的状元试卷。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黄思永状元卷》是休宁籍国际法学专家、北京收藏家程道德教授慷慨捐赠给桑梓故里的。2005年9月初，程教授从一位徽州人开的古玩店里见到了两件与休宁县有关的文物，其中一件经过他反复鉴别，确认属于清末状元黄思永的殿试卷。由于该卷已经部分残缺，程教授当即约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对试卷予以修补、托裱，之后精心保存。同年9月23日，程教授将包括该件在内的反映我国科举制度的两件文物一并捐赠给设在家乡的中国状元博物馆。为此，休宁县特地在中国状元博物馆里专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德馆”（又名中国科举文化馆），展示包括这件珍罕的状元卷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以为答谢。 责编 潇然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第5篇

2014年2月，在北京市考察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坐落于首都“心脏”的故宫，其每一座宫殿建筑、每一扇朱漆大门、每一段石板桥梁、每一块青砖黄瓦、每一件宫廷陈设、每一幅梁枋彩画，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符号、文化信息，在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标意义和文化象征。

这张“金名片”保护得怎么样，面临着哪些难题？作为“金名片”耀眼的标签，故宫在保护历史文化方面整体情况如何，下一步又有着哪些工作部署？在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 3年之际，《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进行了专访。

“金名片”最耀眼的标签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理解总书记所说的“金名片”？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在“金名片”里是什么地位？

单霁翔：我认为“金名片”应该包含两层意思，除了指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包括为传承、保护和利用好这份文化遗产所作的努力，从而使更多精彩的文化成果惠及社会公众，让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厚重影响世界。

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拥有三项世界级文化资源。第一项是9000余间房屋组成的紫禁城古建筑群。故宫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如果说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是一张金名片，那么故宫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标签和代表。

另一项是故宫的藏品。从品类来说，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可分为绘画、书法、碑帖、铜器、金银器、漆器、珐琅器、玉石器等25大类，品类完整。从历史脉络来看，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要类别都是历史序列整齐，例如馆藏陶瓷可以举办中国陶瓷发展史，玉器收藏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在时代上没有断档，这一点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可以媲美。

第三项资源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观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近几年参观人数更是超过1500万人次，比同属世界五大博物馆的卢浮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人次，当之无愧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财经国家周刊》：故宫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整体情况如何？

单霁翔：2012年开始，故宫博物院通过广泛深入地调查，发现文物建筑、藏品和观众接待等各个环节均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有的方面相当严重，需要及时加以解决。随后，故宫博物院提出开展“平安故宫”工程，并于2013年4月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目前，该工程的七个子项目均正在有序开展。未来，故宫博物院将继续抓紧推动“平安故宫”工程的实施，以彻底解决故宫博物院存在的安全[患，守护故宫平安。

国务院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中长期目标，在2020年，即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基本实现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态，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这个梦想要实现，既依托于两项重大文化工程即“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和“平安故宫”工程的顺利完工，同时需要不断提升博物馆专业化功能、发挥博物馆社会化职能，实现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

“微循环式”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业内著名专家，你认为历史街区、名人故居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如何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单霁翔：城市文脉是城市的个性和品牌，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现实基础和文化财富。近年来，国家强化了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责任，并引导公众积极参与保护。

但是，体现并延续城市文脉，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在所谓的“旧城改造”中，一些城市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使很多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文化名街被夷为平地。

第二，一些城市在尊重历史的幌子下，陆续推出了许多由传统街道改造而成的“仿古一条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沦为失去真实价值和历史信息的“假古董”。

第三，一些城市将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全部改为旅游和娱乐场所，超负荷旅游和商业开发，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文物“原真性”。

第四，不合理定位改变历史文化街区环境。例如，过去一提到什刹海，人们就会想到湖水、胡同、四合院；而现在，却是酒吧、餐馆和旅游商品。

第五，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注还很不够，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

对于历史文化街区，需要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实行“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以遏制采取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方式对文化的破坏，保持原有院落布局和街巷肌理。“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即根据居民生活实际需要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而定，不求一律，不求同时，不求全部。强调小规模的、连续的渐变，采用适当的规模和合适的尺度。这就需要深化和细化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做到在不断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建筑主体始终是平缓朴实的传统民居院落，居民主体始终是和睦相处的老邻居们，生活环境始终是自然和谐的传统风貌。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成败关键在于决策。作为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的决策者，各地方政府领导要本着对历史、对城市、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组织开展对所在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和调查，把握五个方面：一是探索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战略布局，明确城市功能定位；二是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三是要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四是要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社会公共形象，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动员；五是要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做好其他法律与《文物保护法》的衔接与实施。

目前，不少城市管理者不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一味追逐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尤其是为了提高建筑高度和土地利用强度，采取大拆大建方式，使城市历史风貌遭到破坏。“危”“旧”不分的做法导致旧城内历史街巷不断消失，割断了城市文化的血脉，历史城区也就失去了时间厚度，失去了文化的底蕴与根基。城市管理者应该转变思想，认清城市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文化遗产的唯一性，自上而下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包含对文化遗产的宽容，对历史城区的尊重，对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追求。

“把故宫文化带回家”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北京在处理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遗产保护利用这一关系时受到一些专家质疑，你怎么看？

单霁翔：北京历史城区的保护，历来强调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哟慰刂聘叨取5是，缺少了城墙的北京旧城，等于缺少了控制其高度的重要参照物，原来作为城墙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市区的主要街道，不但不具有维护历史城区氛围的保护作用，反而成为一些高层建筑“争奇斗艳”的舞台。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活跃，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压力也在加剧，人们普遍担心这个“盆”底越来越小。

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当前一切工作的核心还是安全工作，让古建筑和文物藏品保持健康安全的状态，是最紧迫、最关键的安全问题，也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近年来，慈宁宫花园修缮工程、东华门修缮工程、午门-雁翅楼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宝蕴楼修缮工程等多项工程竣工，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不仅保护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为扩大开放面积、提高文物展藏比例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之外，古建筑日常保养工作实现常态化，这些工作同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一道，让紫禁城逐渐恢复昔日皇宫庄严、肃穆、辉煌的风貌。而“平安故宫”工程比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关注的范围更广，除了古建筑群的安全以外，184万余件（套）藏品的安全和每年约1500万观众的安全也是重点内容。目前正在开展的藏品三年普查清理工作，是2004年至2010年的故宫博物院第5次文物清理工作的延续和深化。计划对甲骨、乾隆御稿、明清尺牍、清代瓷片和窑址标本、石碑、清宫老照片等15类文物藏品进行持续和深入的普查清理，开展登记著录、影像采集和研究工作。

其次，故宫博物院在提升观众服务水平，保障故宫古建筑、文物和观众安全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居高不下的观众流量是故宫博物院管理难题之一，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采取试行限流分流方案、提升御花园景观环境、倡导理性出行等软硬件相结合的手段，在引导和调控观众流量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作为履行博物馆文化传播、公众教育的重要职能，故宫博物院一贯重视文化创意事业，不断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水平、拓宽渠道、丰富内容、推陈出新，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公众需求、时尚趣味相结合，让更多观众“把故宫文化带回家”。

《财经国家周刊》：非首都功能疏解是北京当前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故宫博物院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单霁翔：北京历史城区集中了文化古都的物质与文化精华，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历史城区完整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应该说北京历史城区的建筑体系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好、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

但长期以来，对北京历史城区既要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又要实现多功能现代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各类全局性问题。目前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传统遗存已经不足总面积的1/3，建筑形式和街道形态在时代、风格、尺度、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历史城区已残存不多。要“进行积极保护，再创都城整体辉煌”，就必须调整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战略方向，扭转单中心城市结构失衡的发展局面，遏制“摊大饼”式城市扩张，深刻理解保护北京文明古都的重大历史使命，进一步明确首都功能内涵，提出整体保护的要求。同时，进一步强化城市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应有地位，对历史城区的职能和空间格局做出更加明确的界定，以突出历史城区的首都职能为重点，梳理保护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为积极保护历史城区创造条件。总之，面对北京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思路与对策。

我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抓住首都功能疏解契机加强历史城区保护的提案》，并提出以下建议：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在历史城区中的地位，完善中央行政区在历史城区中的空间组织，进一步合并历史城区内的行政区，缓解城市建设带来的发展压力，减少历史城区功能混杂带来的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进一步梳理历史城区可以进行整体保护的空间范围，明确历史城区保护的主要方向，突出历史城区内文化遗产价值；重点保护故宫、天坛等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以中轴线为代表的城市轴线体系；修补内外城和皇城城郭及传统水系格局，凸显历史城区面貌的完整性；维护宜人的街道空间历史文脉，构建建筑群整体和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实现重塑“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宏伟目标。

就故宫博物院来说，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举措与故宫世界文化遗产息息相关。故宫及周边区域，是首都的“心脏”，也是来京中外观众最为密集的区域，观众聚集、流动频繁、环境较为复杂，“黑导游”、“黄牛”、占道乞讨、无照游商及黑车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商业建筑与临时摊点等杂乱无章，这些与近年来不断增长的观众流量密切相关，对这些区域的管理整治也是北京市相关单位共同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