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
中国思维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26-08
回溯人类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在全球化、一体化来临之前，全世界的主要民族，其文化发展的历程都走过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即由“原始思维”而进入“近代思维”，由“形象思维”而进入“抽象思维”，由“前科学”而进入“科学”，由“野蛮”而进入“文明”，由“巫术”而进入“宗教”，由“宗教”而进入“哲学”。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想。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指出：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像一座神庙里没有神像。①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断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中华民族是有哲学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有理论思维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原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
清人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本文据以考察三大思维的资料，除少量经书外，其主体就是子书（含道教、佛教和中医文献）。
一、整体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件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任何一个环节或部位受到损害，其整体都会受到伤害，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①、“关联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2〕、“有机宇宙哲学”②或“有机主义宇宙观”③，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3〕，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④，“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⑤）；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4〕
|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⑥，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⑦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著名哲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在对西方的天人观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赞赏。他认为，这种哲学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5〕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先贤在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类比法（analogy）。他们所枚举、所阐释的天地、万物与人、我的关系，是基于丰富的联想与独特的比附（“类”），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只可意会而不可实证。虽然在立意与眼光上有其沉潜与高明之处，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主旨、研究方法是格格不入的。
二、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曾有过极其丰富、异常发达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6〕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7〕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李荣著有《道德真经注》等，但其书业已亡佚。蒙文通（1894-1968）耙梳钩稽，多有所得，详见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另外，蒙文通又命笔撰文，先后写成《辑校〈老子李荣注〉叙录》、《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等文，详见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蒙文通对重玄学派著述之钩稽、思想之表章，有导夫先路之功。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经义疏上》）〔8〕，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9〕，“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10〕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11〕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12〕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更详细的论述，请参看吕绍纲《论孔子“中”的哲学》，《庚辰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0-53页。“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13〕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在《横渠易说》一书中，张载又集中表述了“一物两体”思想。另外，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著名论断（《正蒙・太和》）。这就是说，“气”是统一的物质实体，“一”是矛盾的统一性，“两”是矛盾的对立性，“参”是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反其为”是矛盾的一方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渊源而言，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来源于《易传・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近思录・道体》引程颐曰：“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朱熹论说“理一分殊”的文字比较多，如《朱子语类》卷十八、二十七、九十四等。等。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孙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14〕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明朝末年，张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15〕，“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16〕
中国佛教亦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思想。比如说，三论宗对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的阐发、宗密对“遮诠”与“表诠”的思辨，便深具辩证色彩。三论宗依龙树（Nāgārjuna）《中论》卷首“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之意，以显发中道实相。《中论・观四谛品》所说“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便是通过对空、假二谛的审视而归诸中道。三论宗所说“中道”（madhyamāpratipad），意在揭示缘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但不是除去缘起的事物而后说空。诚如《十二门论・观因缘门》所说：“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圭峰宗密（780-841）对“二诠”（“遮诠”与“表诠”）妙义与奥旨的畅论与思辨（详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一等），可谓深得“辩证思维”之个中三昧。吕（1896-1989）指出，宗密“把当时佛学最高思想统一于自身”，“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正统佛教的最高学说”。〔17〕
克罗齐说：“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意〕克罗齐著，朱光潜等译：《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页。）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用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阴阳学说认为，天文气象、时令变化是由阴阳二气交感引起的，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一切世事的变化都与阴阳二气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分不开。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①；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②，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18〕质言之，“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相待而有），“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若就中西之比较而言，西方是倾向于排他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是倾向于互补的“二分对比论”。〔19〕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三、直觉思维
所谓“直觉”（直观感觉，intuition），即未经逻辑推理而得的认知，是将“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交融于对象之中的体悟③，“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具体说来，“直觉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为方便计，可以简略地认直觉为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用理智的爱以玩味事物的方法”。〔20〕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X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认识的两者基本形式，二者其实并非水火不容。就本文论题而言，“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色之一。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这是一种敏感或机灵”。〔21〕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但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并未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主流。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特别重视的是经验，而分析性的逻辑则被排斥在主流之外，逻辑思维在中国始终不发达。相反，直觉思维则有长足的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在中国古代，道家、佛教以及儒家都特别重视直觉思维。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庄子・知北游》：“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prajn～ā），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而言）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要做到不迷而悟，必须在思想上恪守“三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修行方法上，禅宗提倡“顿悟成佛”，“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以上引文，均出自流通本《六祖法宝坛经》），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1893-1988）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22〕贺麟（1902-1992）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23〕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德〕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339页。）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24〕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按：钱学森所说的“灵感”，即直觉思维。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25〕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1909-2004）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26〕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27〕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总w而言，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深重。许多研究者在解答“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即中国虽然在15世纪前的科学发明和发现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却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在亚洲却最终没有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28〕）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比如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整体思维而忽视分析思维（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注重辩证思维而忽视实证思维（重思辨而轻实验），推崇直觉思维而忽视逻辑思维（重模糊而轻定量），凡此等等。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便详细胪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以下评述文字：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期；胡化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二十讲》第二十讲《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年，332-348页。诚如何兆武所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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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维范文第2篇
用文化塑造品牌灵魂
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进驻海外市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文化冲突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并未得到世界普遍认可，品牌自然也就不会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事实上，文化冲突仅仅是其表象，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品牌是否具有强烈的感召力。这种品牌感召力的缺乏，主要在于很多中国企业习惯于用中国式思维，结合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对品牌进行定位和传播，缺乏品牌的国际化品质，以及未能考虑海外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企业要学会在中国文化中发掘、提炼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中成长的元素，并将其塑造成独特价值。日韩和欧美的品牌在跨国的传播中，总是不断的将其本国的文化融入到品牌文化中，使品牌产生巨大的张力，例如日本文化中的严谨、精细和对制造细节的追求精致完美的工匠文化，以及家族式的文化管理方式，是其品牌在海外市场赢得快速成长的法宝。无论是日本丰田还是索尼、尼康和松下等品牌，品牌文化中都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
中国品牌国际化竞争时面临的问题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时候，往往是盲目西化而对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坚持和挖掘得不够，或者在中西文化之间徘徊和游走，最后导致缺乏品牌的个性和风格。而大凡是将中国文化中的经典元素融人品牌传播的企业，在海外大都获得了认可，例如佰草集在国内市场更加侧重介绍产品的中草药配方和功效，但是在海外市场，佰草集则根本不提及“复方、君臣佐使”等用药原则，而是借助欧洲消费者熟悉的中国文化符号一玉手、针灸、太极等进行沟通，并以黑白双色映射中国文化中广为人知的太极概念，营造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品牌联想，在欧洲取得了成功。这种做法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力量
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映，全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国家品牌的打造就是向世界输出文化和价值观，文化输出为品牌创造环境，企业品牌的塑造也会进一步传播国家品牌和文化。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借助中国国家品牌形象塑造的契机，紧随中国国家品牌传播的节奏，来加大传播品牌形象，可以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例如，在中国国家形象片热播的同时，中国企业可以推出相关的中国品牌文化符号的传播，以及中国优秀的产品品质的传播，让更多的外国消费者在记住国家品牌的同时，也记住了企业的品牌。
品牌国际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国际市场对企业的贡献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海外市场销量、产品与技术的全球领先度、海外产业基地布局等。这其中，对于品牌的国际化的影响力塑造是品牌价值提升的核心，这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耐心去逐步完善品牌文化传播体系，从而培育品牌文化。中国品牌在本土系统化管理品牌的体系本身就比较缺乏，放眼到国际市场，这点上自然也会是一个短板。
中国思维范文第3篇
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特别是随着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及“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的要求，中国军工企业进行国际化开拓成为新的光荣使命。
在经济学中，国际化是企业有意识地追逐国际市场的行为体现，而国际化开拓就是企业因各自不同的情况，为寻求更大范围的竞争优势，走出国门，在全球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活动，开发新市场、寻找新顾客、发掘新资源，并由此打造出更强的核心竞争力。截至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境外企业数量达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形成海外资产近1.6万亿美元，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开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众所周知，中国军工企业早已在国际化开拓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不论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新形势，还是进行“中国梦”的崭新实践，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国军工企业国际化开拓应首先确立国际化开拓的原点思维。
所谓“原点”，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而确定的具有某种功能和意义的中心点（基本点），或是某一事物的起始点。而“原点思维”就是围绕“原点”，始终突出所要实现的目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与途径，使目标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要确立中国军工企业国际化开拓的原点思维，就是要找到中国军工企业国际化开拓的起始点，并始终围绕这个“点”进行思考和行动。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CEO”的杰克・韦尔奇在谈到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与其说我是靠规模和实力取胜，不如说我的通用公司主要是一个有无限文化底蕴的公司，是无限的文化底蕴领导通用公司走到今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军工企业是中国军工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军工企业诞生的“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军工精神为核心的军工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优秀代表。由此而论，军工文化就是中国军工企业国际化开拓的“原点”，而大力加强军工文化建设，以文化为“走出去”战略的源动力，就是中国军工企业国际化开拓的“原点思维”。
中国思维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逆向思维；股市；应用
一、正向思维在中国股市中往往“九死一生”
在中国股市中，大多数股民采用了技术分析的方法，并花费很多精力去研究短线操作技巧。一旦操作失败，就认为自己是水平不够，还需要交学费、认真学习，这就是中国股市上散户的传统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的股票市场，仅仅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在这个市场上，真正能挣到钱的散户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2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的近一年间，A股1386家参选上市公司总市值高低落差达到9.44万亿元，分摊到1.25亿个股东账户相当于户均亏损额一度高达7.55万元。
此外，每年年底的时候，各大证券公司都会统计全年股民亏损和盈利的比重。根据数据，2008年熊市暴跌的时候，亏损的股民达到了75%以上，平手的有20%，真正挣钱的仅仅只有5%左右。有人说这是因为2008年大盘暴跌的原因，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水平。然而接下来2009年股市一路爬升，年底统计的时候挣钱的股民也只有30%左右，亏损的股民仍然占据了大多数。
从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股民的辛酸血与泪。可以说，进入股市的股民大多数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本金人们不会重仓入市的，而这些人又是在各行各业中精英的分子，可是还是极少数能够挣到钱，可见运用正向思维来炒股盈利是一项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除此之外，一些股民所推崇的“长线投资”在中国股市中也很难生效，尽管世界上很多“股神”都推崇该操作模式。
由于国情不同，所以世界各国的长线投资策略应该有不同的变化，切忌生搬硬套。比如，日本经济在90年达开始经历了“失去的20年”，在这年间股市也是一路下跌，尽管其中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反弹，但是仍然维持着震荡下挫的态势。假如你还抱有一成不变的“买入并持有”的长线操作策略，那么损失的将不仅仅是你的股票资金，还有20年的花样年华。
同理，中国的国情也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发达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体制早已成熟，因此其中不乏一些运行机制良好、能够长时间盈利和成长的企业。例如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等，可以使人一眼就能看清它们未来的发展前景。而中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各种政策走势和外部环境依然扑朔离迷，使人不能判断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国内至今无法找到这样可以长远持有的上市公司，这也是长线持有股票的难点和痛处所在。
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绝无独有的霸权主义国家，在每次发生灾难时都可以轻松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而其他国家就很难这样幸运了，一方面要应付本国的经济难题，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美国转嫁过来的危机。因此，美国的股市每年都可以创出新高，巴菲特等股神也从中受益匪浅，而日本、中国等国家的股市却难以有优秀的表现。
二、逆向思维对于股市操作中的启示
很多事物正向思考是很难有结果的，与其这样，不如反过来思考一下，或许能够达到预想不到的结果。天下很多难题如此，股市投资也是如此。
举个例子来说，按照常规逻辑，各大券商研究机构拥有顶尖的研究团队和强大的资金实力、精密的策略模型，其研究成果理应比小股民的感性认识更具权威性。可实际上，从历史的情况看，券商策略报告无论是在大盘点位预测还是个股推荐上，准确度都很低。
以10家主流券商年初的2009年年度策略报告为例，对于大盘，最乐观的只看到上证指数2400点。当时上证指数正处于1800点附近，但80%的券商都比较悲观，普遍将2009年上证指数的波动下限定在了1600点甚至以下。令人诧异的是，2009年大盘一改颓势，从1600点一路狂飙至3400点左右。
券商机构的“裸泳”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2006年末，绝大多数机构对2007年上证指数的预测都远远低于3500点，而实际最高点达到了6124点，几乎比大多数券商的预测高出了1倍。2008年沪综指从5300点高位调整到1600点，没有一家券商在年初判对，集体误判的惨痛经历至今让券商机构们尴尬不已。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每年年底券商机构的分析预测出来时，下一年的走势几乎正好相反。券商策略报告的准确度恰恰验证了股市的相反理论，有人戏称券商策略报告是“反向指标”。
再比如说，在金融风暴爆发时，股市和楼市表现为节节败退，很多股民和炒房者都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在各种媒体上不断传来股民和炒房者跳楼自杀的消息，而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恐惧之中。对于很多人来说，金融危机无疑是一场噩梦。因为这意味着失业率增加，公司破产和股市、房市暴跌。
很多散户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显得非常绝望，看着股价不断地下跌和周围环境的逐渐恶化，周围的经济也在萧条和下滑之中，于是忍受不住心理上的折磨开始割肉出局。更有甚者，从此谈股色变，只有等待股市重新上涨之后才敢再次进入股市，因为他们的操作从来是“买涨不买跌”。
一般来说，在危机爆发的时候，股市往往会出现快速杀跌，然后去底部寻找最低点的位置，而这个最低点，就很可能是恐慌盘自相残杀搞出来的大坑。当这样的情形到来的时候对许多散户都是梦魇，那么对于逆向思维的投资者来说，应该算是灾难还是机遇呢？
假如将股市看作是一个老先生的话，那么这位老先生并不是那么理性，他也会不断的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如在上涨的周期时可能会最终演绎成疯狂的上涨，严重超出了股票的内在价值；而在下跌时也会出现非理性的杀跌，在最低时股价又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
因此，“市场先生”总会犯错误，而这种错误带给我们的是机遇而不是灾难。正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股价连续下挫，才给了我们寻找良好股票买点的机会。以往我们选好了一家不错的企业，打算买入时，却经常发现由于散户的追捧，他们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危机爆发导致这些股票遭到众人的抛弃，甚至股价已经远离了它们本身的价值，就像是一个个金子一样被遗弃在大街上，却没人发现一样。巴菲特曾经说过：“天上掉金子的时候要准备好水桶去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上天赐予给投资者逆向思维的良好买点时，人们应该兴奋而不是颓废。还有，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和股市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国内有多种研究理论，但是能够简单扼要形容它们间的联系，并且总结成规律的研究却非常少见。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经济过热、市场狂欢而政策开始进行紧缩的时候，要谨慎操作，最好适时退出；当经济偏冷、市场低迷而政策开始“救市”的时候，则要逢低布局，分批入场。
三、逆向思维在股市中应用方法探讨
如何将逆向思维运用在股市的买点和卖点上，这是很多投资者都关注的，也是时间应用时的重点所在，下面我们分别来探讨。
熊市到来的时候，正是散户亏钱最惨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用尖刀在自己的资金账户上一片一片地“割肉”。到了将近底部时，散户的“尸体”血流成河。很多人的资金大幅缩水，有的散户甚至亏损达到了90%以上。
熊市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逆向思维炒股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真正理解了逆向思维的方法，那么熊市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次低位入场，使投资者的资金再次增值的好机会。
当然，在熊市下跌的途中，最好不要过早的进入市场。有一句古谚是这样说的：“不要用手去抓掷下的飞刀”。意思是，虽然飞刀在向下跌，但是因为它的刀刃还是具有杀伤力，因此用手去抓很可能会伤到自己。在下跌途中也是这样，可以尽量的晚几天买入，因为在熊市里有足够漫长的时间让我们播种。
如果我们能够判断出熊市底部特征，就会有更好的效果，根据以往的经验，将这些特征总结如下：1.大部分股价是上一轮牛市最高价的2-3折；2.成交量是最高峰20%（沪市一般400-500亿为地量）；3.大部分股民经过多轮追抄底杀跌后，普遍资金缩水70%，个别缩水80%以上；4.谈论股票已经成为可耻的事，茶前饭后绝口不提股市任何事；5.个别股票股息达到利息或接近利息70-80%水平。
当熊市出现了以上几个特征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底部即将到来，具备逆向思维的投资者就可以跑步入场了。
为了能够直观地看出逆向思维操作的买点，笔者特意将这些具备买点的条件总结如下，以供读者们参考：1.股票大幅下跌，价格已经达到了上次牛市最高点的70%左右；2.在中国股市上开始出现1元以下的“仙股”，而且也出现股价跌破净资产的情况；3.市场人气极为冷淡，炒股成为生活中的反面教训；4.各种分析人士继续看跌，有的甚至认为股市会破产，还会下跌至1000点以下；5.经济方面出现萧条，失业率不断增加，许多小工厂、私企等出现关门和破产的情况；6.政策面上开始回暖，政府出手“救市”，但是效果还没有显现的时候。
如果满足了以上几点，那么逆向思维的黄金买点就已经到来了，投资者不应该再犹豫，而应该砸锅卖铁买股票，耐心等待自己的资金中长期增值。
所谓“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股票的卖点要比买点更有难度。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股票能够卖到市场的最高点，一来可以利润最大化，二来能够显示出自己的水平高超。这样的人是正向的思维，因为人们普遍具有贪婪的心理，可是这种心理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给散户带来了亏损的结局。
市场上有一句话是说“卖股票的时候可以提前一些”，意思是为了防范以后的下跌，人们完全可以在股市冲击高点或者疯狂前就适当退出，将“最后的一棒”拱手交给别人。笔者也很认同这样的操作方式，当我们通过逆向思维操作，已经获得很多的利润，当市场出现顶部或即将见顶的特征时，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争取“最后的晚餐”，急流勇退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当股市即将见顶时，有很多的特征我们可以观察出来。例如在市场上，开始出现天量天价、股票和指数在高位震荡、妖股乱飞的情况，很多一线股和二线的股票在经历了大幅上扬后选择在高位休整，三线的股票和滞涨股开始发力，ST的股票也开始登台表演；在市场人气上，也开始出现了疯狂的局面，街头巷尾每个人言必谈股票，甚至连卖白菜的大妈也知道买股票能挣钱；政策方面风向骤变，政府开始不断地提示风险等等。
从周围各种狂热的局面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风险的逐渐来临，为了更加直观和方便以后记忆，笔者特意将这些特征总结如下：1.股市经历了大幅上涨，不断出现天量天价；2.指数开始高位震荡，但妖股不断出现；3.市场人气趋于疯狂，周围不炒股的人也开始大量谈论股票；4.各证券营业部开户的人数创出新高，甚至出现排队开户的情形；5.经济面欣欣向荣，但出现过热的情况，通货膨胀不断严重；6.政府开始提示风险，出台各种紧缩政策但效果还并不明显；7.新股发行速度加快，上市融资和IPO频频不断。
如果市场中出现了以上几种情况，就表明市场在大幅上涨后又有了下跌的可能，而且政府对于这个点位可能感觉有些偏高，需要泼些凉水给股市“降降温”了。毕竟股市的走势是呈波浪式的，有起就有落，上涨和下跌本来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总之，在技术分析穷途末路和基本面分析者迷茫的现状中，逆向思维有望成为投资思想的亮点，有望为投资者朋友们点亮一盏明灯。由于在股市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挣钱，多数人注定是要亏损的，因此要想盈利只能和大多数人相反，学会逆向思维的买点和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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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维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思维方式；优势；弊端；现代化；举措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0014602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和创造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它已溶入人们的血液，深深地融化在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规范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代表的是意蕴丰富的东方智慧，它在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给我们带来了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为我们设置种种了障碍，阻碍我们与世界的交流，给我们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思维方式也迟早要发生变化。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所以面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我们只有进行理性的反思，才能不断推动它向现代化转变。
1 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势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它决定着中华文化特有的风貌。中华民族数千年始终位居世界明的前列，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它独特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1）注意和谐的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的最显著特征，是习惯于对事物从整体上去把握，就是说把自然界和整个人类社会包括人类主体自身在内，统统看作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整体有许多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密切联系的，所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思维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它相信世间万事万物是相通的，天地一物，从而达到和谐稳定。这种由整体思维引出的和谐思想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或理论也应是和谐的理论。当工业高度发达，人类遇到像资源枯竭、核战争等足以威胁人类生存的大问题的时候，开始对那种强调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继而开始转向“天”与“人”协调的思考模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有机整体模式去思考问题。这些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整体思维的复归，从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注重和谐的整体思维的优越性。
（2）具有全面性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抽象思维的高级阶段，其基本特征是辩证矛盾性、具有同一性和联系发展性。辩证思维能使人全面、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辩证思维对事物和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并由此制订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各种计划和方案。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在中国古代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有较大的成就。如《老子》第二章中首次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否定原理，它提出“有无相生，难易想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先后相随。”揭示了矛盾的对立关系；《易传》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的观点，初步提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原理；我国古代这种哲学上的辩证思维在其他领域广泛渗透，指导着许多科学门类的发展。中国人为各种世界历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至今仍惊叹不已的丰富资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辩证思维的积极运用。
（3）具有突破性的直觉顿悟思维。
直觉顿悟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有特色的一种理性思维形态，它依赖主体非逻辑的直观经验和内心感悟，强调主体的意会和顿悟，是通过直觉经验判断、类比、想象、顿悟等形成的思维过程。尽管它的作用很难界定，但它在各个领域都广泛存在，尤其是它在艺术创作、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思维的突破性是直觉顿悟思维最显著的功能特点。主体在思维实践中遇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于直觉顿悟处却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进而使主体探究的问题得到突破性的彻底解决。直接顿悟思维突出了非理性因素在思维中的作用，是知、情、意的高度统一。
2 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
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其中思维方式又是阻碍中国发展最顽固的一个部分。虽然思维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但从能否孕育近代科学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确存在严重缺陷，具体分析如下：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长于综合，短于分析。这种思维注重从整体出发，综合地把握对象。由于注重整体思维的运用，忽视了分析方法，没有确立分析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始终无法将近代科学知识清楚地区分为相对独立的内容和形式两部分，没能迈出创造近代科学知识的关键一步。而近代科学恰恰就是要摆脱掉整体思维，建立分析方法，将近代科学知识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我们考察由这种思维孕育出的一系列科技成果，比如四大发明，天文历法等等，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对一些现象的整体综合，并没有深入分析其内在机理。这种没有分析的整体方法是纯粹是一种主观臆测，它对近代科学知识的讨论具有模糊性、缺乏科学性，是严重背离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限制了我们的科学创新思维，最终导致近代科学理论发展的落后。
（2）中国人特别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在中国的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方式规模小，生产率低，人们的抗灾抵御力低，处于靠天恩赐的生活状态，也自然地产生对自然的崇拜之情，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们的最高愿望，反映在观念上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考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使人们有机、整体地认知世界，导致主客体区分模糊，限制了主体对客体的理解和把握，使主体难以对感性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抽象，只停留在对客观世界模糊的大概的了解，这样，思维的精确化无法实现。再加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直觉、顿悟，缺乏通过概念分析和语言表达，来把握对象和真理。因此，在思考问题考察事物时，人们总是过度地沉湎于直觉而忽视科学逻辑的分析方法，思维的理性化逻辑化被逐渐弱化甚至被淡忘，这样一来，中国的理论思维逻辑思维远远落后与西方了。
（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保守性浓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依恋过去。中国人常以“古已有之”自诩，习惯沉浸在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中，以过去成就的辉煌来掩盖今日的现实，拒绝对艰辛的现实开拓；二是过分信任、依赖经典。人们常常以经典来评估自己的思维和生活，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僵化心理，僵化再转变成闭塞，因循守旧；三是保守封闭，自由思想不发达。中国人依恋过去和过分依赖经典，必然导致保守心理的产生，加上缺乏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接受新信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封闭最终导致落后。总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跳不出固定的框架模式，一遇到问题就习惯从已有的观念中寻找答案，且安于接受现成的答案。这种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思维，使人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平衡感。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人们不愿意反对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尤其是尊者和圣贤的意见，更不敢提出异议。
3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举措
传统思维方式虽然在很多方面己经不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但其中存在的许多合理的精华因素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思维方式的做法是：在适应时展的过程中加以扬弃，构建出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新模式。
改进和变革思维方式与建设先进文化应同属一个过程。为了达到寻求民族文化走入先进并能引领时代的出路和途径的目标，必须深入研究民族思维方式，探索其规律和走向，进行必要的扬弃。但是明确的方向、合理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并不等于先进文化的选择就会水到渠成。我们还必须从改造、转变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方式上寻求突破，具体措施如下：
（1）从思维方式的普适能力上寻求突破。不存在一种有绝对的普遍适用性、普遍永恒性的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绝对找不到。一种思维方式能否适应先进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获取新知、筛选优劣的选择能力和它适应、促进先进因素生成的培植能力。我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中虽然自身就存在很多弊端，也有很多部分应经不合时宜，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存在许多精华，而且这些精华部分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高的契合度，所以我们可以从思维方式的普适能力上寻找突破点，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从思维指向上，要摆脱过去相对单一的指向，建立更具跨学科、宽领域、多样化的新视角和新思维；其次、从思维要素的构成上，要抛弃过去狭隘古老的旧概念，创造更具反映和体现主流文化趋势和走向的新范畴；第三、在思维过程上以，要打破过去静态、僵化、固守和原则化思维的旧传统，用重视动态、灵活、应变，强调综合性的思维取而代之。
（2）从思维方式的开放性上寻找出路。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和先进文化的根本属性之一的开放性产生严重冲突。我们要完成民族思维方式的当代转换，破除传统的封闭型的思维方式是一项庞大的任务：要以开放及开放的程度和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完成传统思维方式从构成要素到构成效果，从内容到体系的更新和建构。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始终以真理作为前进方向，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补充、完善、更新和发展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它把认知对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来考察，重视研究系统内外的各种关系，会自觉地把视角从狭隘、封闭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在扩展思维空间、重视其领域范围内整体优化布局中，最终达到客观内容与价值追求的辩证统一。因此，必须紧紧抓住“开放”这个突破口，它是思维方式的改造和转换的根本所在。只有开放，才能克服意识的被动和呆滞，使观念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中，从而推动更具社会化和全球意识的形成，用不断更新着的新思维去迎接社会变迁和时代挑战。
（3）传统的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与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创新性的现代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我们必须传承传统思维方式的智慧火花，并以此为现代思维发展的逻辑起点，让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重把握：一方面，在实践主体上走向人本思维。思维是实践主体的思维，离开人的利益、愿望和需求等，无论什么思维方式都没有必要，更没有任何意义，思维在合乎规律性的同时，更应合乎目的性。所以改变那种以客体为中心、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人的全面丰富的需要也才能得到满足。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把人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在实践客体上走向整体思维。实践是社会性的活动，通过交往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空间和层次上呈现的是一幅普遍联系的整体画面。因此，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整体系统的和谐发展，必须调整人的思维的向度，由单向思维走向整体思维、由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协作交流中实现共同发展。
（4）在实践中走向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方式。过去那种以物为本的发展思路，把理性作为唯一的裁判标准，只看到理性在社会发展中对提升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物为本发展思路的追求是单一的，其带来的发展也是短暂的，它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忽视了情感、信念、意志等非理性思维的意义和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过去的发展思路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要打破过去的错误的发展思路，以和谐思维寻求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不仅要看到科学技术层面，还要看到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包括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传统文化历史的理性反思。要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就必须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整个社会成员的普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单一的经济发展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暂时的繁荣到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最高原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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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沿江.略谈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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