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我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该委员会指导下的全国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至今已历时四届。①2011年12月17～18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产业论与产业创新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深圳学术年会之学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大学等二十多家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并提交会议论文。与会领导何祚庥院士、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马辉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次“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在产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召开，体现出“哲学关注产业、理论面向实践”的时代精神与发展走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产业哲学引起了产、学、研等各界的共同关注，产业哲学专业委员会业已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较为活跃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为自然辩证法组织建设、为繁荣学术活动做出了贡献。产业结构转型与文化大发展要求产业哲学做出新的贡献。研讨会以“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为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原深圳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原所长蔡德麟教授在开幕辞中提出：产业哲学响应产业实践的呼唤，丰富有利于中国哲学研究与世界哲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哲学的指导，这个问题在深圳尤为突出。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排头兵”，是我国产业变革和发展、升级和优化最快的地方。哲学必须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关注产业发展，加强对产业的研究。企业家等产业界人士需有产业发展的哲学眼光，才能真正理解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和产业政策。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产业哲学”的问题，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认为：产业哲学重大问题是技术路线的选择，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技术论取向。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教授认为：产业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需求，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社会论取向。作为第三种声音的代表———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则提出了产业发展的三螺旋：技术论、社会论及技社（社技）论，认为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或极端的“社会建构论”无非是从创新价值链的两端看问题，但是创新价值的创造是一个过程，经历了“两端”之间，即经过一个“技术—社会”或“社会—技术”的混合状态。对于“产业哲学的学理创新建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提出“产业的现象学分析”，借助现象学、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提出了产业的体现性、变更性等属性。从现象学讲，产业是人的意向构成能力的现实显现。北京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则从产业结构的哲学合理性要求上，提出高端制造业的战略性地位。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产业哲学对产业的提升在于两个高端，既在研发制造的高端，也在销售品牌的高端，更是在于商业模式的综合以上两个高端。湖南大学邱跃华博士、彭福扬教授则从产业论的生态哲学的视野，提出产业发展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各种制约要素的动态平衡观建构。东北大学郑文范教授从哲学本质论探求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的相关性、贯通性及划界。湖南大学刘红玉博士、彭福扬教授从哲学意义上反思目前产业分类标准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应的分类建议。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提出，产业哲学相对于企业哲学、社会哲学，是中观层面的建构，而且对应哲学的二级学科，可以进一步做产业哲学的二级学科探求。

对于“产业哲学的应用创新透视”问题，以湖南省委党校袁望冬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展开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哲学研究。从产业自身的逻辑演变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机理，并从市场需求、科技创新、社会调控等的共同作用探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机制。从产业资源与技术、产业联盟、产业精神三个维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构现象做出深入剖析。学者们还与产业界人士从具体的产业领域探析产业哲学问题，或者从地域战略、时代战略认为文化产业与产业哲学息息相关，或者认为餐饮产业宜以产业哲学为指导，山寨产业也需要产业哲学的重新审视与辩证看待。也有学者提出哲学视野中看到的科幻产业与科技产业的异同，另有学者探求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哲学启示与制约因素。还有学者各自从建筑产业、光热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预见、科技园区开放式发展路径、构建仿生产业创新系统等产业视角，进行了哲学思考与研究。在“产业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问题上，重庆大学徐小钦教授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中心环节。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将有助于提升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区域综合竞争能力。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李平副教授等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要因地制宜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高水平的城市科技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研发产业，积极融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创新型政府。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认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等。通过产业创新，最终实现城市综合创新，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抓住存在于高新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领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加快产业创新，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化高度、国际化广度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产业创新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经济必然在信息、人才、知识、创业投资等要素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在“科技与产业、科技史与产业史研究”问题上，以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讲求史、论结合，产业哲学研究也可以将产业论研究与产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的普及就是一种产业。还有学者对技术史的分期进行评价与思考，从技术史发展到产业史的研究，反映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社会经济效应以及技术回归生命的要求等。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为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究更上新台阶开启了新的思路。研讨会宣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人文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曾国屏教授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常委。蔡德麟教授、王德胜教授、张碧辉教授、吕乃基教授、顾立基教授担任委员会顾问。陈家琪教授、徐小钦教授、彭福扬教授、袁望冬教授、郑文范教授担任副主任、常委，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杨君游副教授任秘书长、常委。理事会由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及政府的24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在知识经济社会，高技术产业创新一直是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近年来部分学者发现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基于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理论重要文献的分析，本文从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特征、战略、政策等三个方面对文献内容进行梳理，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和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中低技术 高技术 产业 创新 综述

研究背景

中低技术是OECD（经合组织）根据研发资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划分出来的一种产业类型（OECD划分产业类型是根据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百分比，4%以上称为高技术产业，1%以下称为低技术产业，1%到4%之间称为高中技术或中低技术产业，后两类合在一起被称为中低技术产业，如纺织、食品、印刷、木材加工、五金、塑料等都属于中低技术行业。这种分类方法被广泛采用（Kirner E等，2009））。

与高技术产业受各方重视相比，其价值容易受到忽视。在建设知识型社会的今天，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低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在知识社会中，中低技术产业（一般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问题，其中以欧盟的PILOT项目（PILOT（Policy and Innovation in Low-tech）受欧盟委员会资助，项目的合作者来自欧洲九国。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有关中低技术企业的案例研究，调查这类企业的价值链、地区网络以及受政策的影响最为突出，PILOT项目参与者发表了一系列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英国的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杂志社专门在2009年出版了一期中低技术产业创新专辑。

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从开始认识到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重要性（白玲，2008），到用实证研究得出在我国“中低技术产业在创新活动中表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江剑、官建成，2008），但总的来说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本文主要基于对西方学者在中低技术产业创新领域的重要文献进行梳理，评述现有研究成果，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独特性特征分析

中低技术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相比，由于在研发资金投入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作为PILOT项目的主要参与者，Hirsch-Kreinsen H.等学者对欧洲11个国家43个中低技术产业中的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与高技术产业相比，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主体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其创新是基于企业内部的高度相关的隐性知识（经验）和外部的显性知识，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是新技术和市场需求；这类产业中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会与高技术产业的特定供应商、顾问以及部分顾客进行联系，但不会倾向于深入合作；与许多机构保持松散的关系，在产业结构中的组织嵌入性差。在技术创新方式上，中低技术产业适合在现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应用开发而不是探究全新技术；进行模块化组合创新，而不是激进式创新；企业增加值的多少取决于生产能力而不是研发。

虽然中低技术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有明显的区别，但这两者是互补的关系。中低技术产业专注于过程创新、设计、营销、制造、外部获取知识，同时存在较少的内部（in-house）研究，它与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存在互补关系，是高技术产品的主要购买者、是新知识的吸收和利用者，正如Pol等用图示清楚的表示出两者的关系（图1）。

通过对更多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特征从大的方面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是有其独特性的。

（一）供应商主导的创新

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是否存在特定的创新类型？Pavitt早年就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是被供应商主导的，经典的“线性”创新模型并不适合于该产业的创新。Heidenreich的相似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这些企业创新类型主要是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Santamaría等人从产品创新的角度得出：中低技术产业为了实现产品创新，设计、使用先进机器设备和员工培训等非研发活动是创新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相对于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内部创新能力弱，造成了这类产业的创新严重依靠外部机器设备供应商和软件供应商。针对中低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来说，供应商比知识、信息更重要；过程创新代替产品创新，以降低成本；顾客在创新过程中作用下降。不论中低技术产业的过程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还是产品创新，供应商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往往是首要投入的要素，这一特征对指导中低技术产业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二）基于非正式信息网络的创新

与高技术部门进行创新相比，使用顾问、雇佣相关人员、合作创新和研发外包等形式从外界信息网络中获取非正式信息对于中低技术部门过程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其中代表性的有 Chen对台湾机床行业进行的研究，证实中低技术产业中的非正式信息获取网络―与当地用户一起工作、分享供应商的技术窍门和利用公共研究机构等地方性的非正式信息网络，以及参加国际贸易展、咨询国外经销商以及建立跨国战略联盟等全球性的非正式信息网络―极大的促进了该行业的技术创新，实现了技术跨越。

高技术产业凭借自身的技术条件以及投入巨大研发资金，可以在企业内部实现技术创新，而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离不开外界信息资源以弥补企业内部创新资源不足的问题，所以中低技术产业企业的社会网络结构、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将对其创新活动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关上述两个特征的其他一些研究见表1。

另外，关于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特征，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冲突。例如，Maskell的研究认为创新基于长期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与Hirsch-Kreinsen H.的结论相反。这之间的差别，其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特征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结合文化背景的理论研究更突出理论的特殊性，具有更重要的实践意义。

上述两个特征对我们了解中国的中低技术产业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但我国中低技术产业创新肯定有其特殊性。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一直在强调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应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因此，基于中国背景，研究中低技术产业（主要是传统产业）创新的特征，对国内这类产业创新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战略选择分析

创新战略可以理解为企业对创新方面的选择、活动以及收集和扩散各种不同类型创新的能力。不同的创新战略不仅反映在处理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的差异上，也反映出企业的内外部结构、传统、权力分配和先前的技术路径上。创新战略的差异一般跟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员工素质、组织能力和制度环境相关。

由于中低技术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性，两者之间的创新战略相应也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

首先，高技术部门的创新比中低技术部门的创新更注重技术导向，因为前者在研发投入上比后者更多；对中低技术部门而言，在传统产业高度竞争环境中，需要在技术导向与非技术导向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中低技术部门可以在渐近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与结构性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之间进行选择，这两种创新战略，都是在企业现有核心组件不变下，只对组件的连接变化制定发展路径（表2）。激进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通常是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战略。

针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战略，Hirsch-Kreinsen H.的研究结果是把创新战略归纳出渐近式创新、顾客导向创新和过程专业化创新等三种战略（表3），并且在案例中发现，很多企业创新战略行动受资源和能力限制，因为大部分中低技术部门都是中小企业。

中低技术部门的创新战略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关键的创新驱动因素是技术范式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差异化，这些变化可看作中低技术企业创新过程的必要前提条件；成功创新战略的充分条件是企业如何处理这些变化以及基于自身在管理和组织方面的潜力。

从现有的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战略的研究成果来看，创新战略的共同点远没有对其“特征”的研究多。此外，不同产业的创新战略模式还需进一步探讨。

全球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对这两类产业创新战略的指导意义仍然不会过时，但在全球创新浪潮背景下，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创新实践丰富多彩，基于情境的创新战略研究可能更容易形成比较理想的理论成果，不过目前在这方面深入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

政策与中低技术产业的创新研究

高技术部门是从事基础创新（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部门，其创新力量将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因此高技术产业创新应该获得公共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政策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重视不足，其中存在两方面原因；建设知识型社会的需要，针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给予政策扶持，相应的中低技术产业很少受惠于政策；另外，受经典的从科学到技术再到新产品的“线性”创新模式影响，处在该创新模式前端扮演科学研究角色的高技术部门也会优先得到政策支持。但是，中低技术部门的作用并没有减弱多少，工业化国家的创新系统受到中低技术产业的强烈影响。虽然中低技术产业内部研发不多，但它们已经嵌入到特定的地区结构中，是地区企业网络的组成部分，作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品的用户，一方面有利于自身在获取的创新成果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也给高技术产业带来丰厚回报。从政策上忽视中低技术产业可能会阻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更进一步，从现有的产业创新政策来看，不管对高技术部门还是对中低技术部门，政策都还存在一定问题。政策虽然强调高技术产业创新，但忽视了通过创新成果扩散获得更多的研发投资回报；中低技术部门（主要是传统产业）承受不了创新、现代化及成长的负担，因其在政策上得不到支持，或者得不到恰当的支持，因为适合于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基于对该产业创新特征的认知，从而才有可能为其带来良好的政策环境。

基于此，针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政策首先要基于对中低技术产业深刻的认识；政策应有助于增加企业知识储备和培育企业从外部网络获取知识的能力；政策任务应重视企业组织的结构，使之符合跨企业合作的需要；政策还需把高、中低技术产业看作一个整体。目前，基于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特征，从可选择的创新战略等角度，对该如何针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制定有效政策的研究还是比较粗浅的。

现有研究评述及展望

从现有关于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特征的了解比较全面，并且没有明显的分歧，但是如果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其特征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现有理论对低技术部门与高技术部门的关系及如何互动的理论模型还太简单，高技术与中低技术部门的关系需要有更复杂的能整合不同创新路径的模型来解释，若能找到缓冲变量进行研究，这两部门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深化。

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战略方面研究成果还太少，现有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具有探索性质的个案研究上，就目前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还不严谨。关于创新政策的研究更多还是侧重在引起政府重视方面，对具体的政策及其对中低技术产业创新作用机制目前知之甚少。由于对政策方面缺少专门的深层次研究，现有理论对指导政策制定所起的作用有限。

目前，现有的关于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欧美学者对当地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研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虽然这些成果对我们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毕竟东西方在各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低技术产业创新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关系同样有明显差别。

我国中低技术产业创新在某些方面肯定存在不同于其地国家的独特性。同时，中低技术产业（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值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要比发达国家大，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或者说传统产业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此，基于中国背景的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理论需要展开研究。从特征、战略、政策、网络、产业聚群等方面，联系我国中低技术产业创新实践进行理论思考，总结出我国中低技术产业创新模式。另外，创新必然存在风险，虽然中低技术产业创新风险普遍小于高技术产业创新，但中低技术产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迫切需要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知识，才能做到敢于创新。因此，围绕中低技术产业创新的风险问题也急需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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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集群；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2-004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硅谷的成功为契机，高新技术产业区在全球兴起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硅谷模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Annalee Saxenian在其所著的《地区优势：硅谷与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虽然128公路在技术和资金上都优于硅谷（128公路附近有Harvard 和MIT，又靠近纽约这座金融和商业中心），但硅谷的高科技发展却遥遥领先于128公路。究其原因，地区文化、企业文化与竞争方面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集聚在一起的企业能否形成网络型的互动关系，能否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协同关系，能否植根于当地，与区内其它企业融为一体，形成促进竞争优势生成的环境和机制，则是产业区能否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一、相关文献综述

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上。前者最终形成在实证研究和规划中广泛应用的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模型，后者演化成纯经济分析中的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模型（Gordon and McCann，2000）。近代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著作《区位原论》（Reine Theorie des Standorts）中，花了相当的笔墨来说明产业集聚，该著作的英文版于1929年面世（Weber，1929）。近年来，竞争力研究的始作者Michael Porter也表现出了对企业集聚问题的关注，Porter 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采用了集群分析法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并与其创造的价值链概念结合起来，成为竞争力分析的主流方法之一。1998年，Michael E． Porte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群落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所谓群就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产业集聚包括一群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实体，向下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从侧面扩展到辅产品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此外许多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它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集群内的一些产业可以因集聚区内那些先进的相关产业的拉拨而提升它们的竞争力，还可以因处于集群中而获得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如企业能够易于从邻近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那里获得与自己的业务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容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集群内的企业还可以因为共享信息和资源而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说，群是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群中的企业能够获得范围（Scope）经济收益，专业化的要素可更方便的获得，互动的增加可使创新更加容易，技术的不断溢出给别的企业带来利益[1]。同时，由于群内相互支援的相关产业之间存在着“追赶效应”和“拉拨效应”(波特，1990 )、知识溢出效应、吸聚作用和植根性（俞文华，1998），促使群内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Saxenian在对128公路和硅谷地区的发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所作的研究报告《地区优势》中指出，“硅谷是一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区域系统，它促进集体学习，并促使专业生产者之间的相关技术组成的综合体中作灵活的调整”，它是“合作和竞争的不寻常混合体”[2]。

Bahrami，Evans和Cohen也指出，硅谷成功源于以下因素：供应商网络（Saxenian，1994），接近大学和研究机构（Storper，1993；Storper和Salais，1997），劳动力的流动性（Angel，1991；Saxenian，1994），边缘技术、丰富的风险投资以及企业家精神（Gilder，1989）。Robertson 和Langlois（1995）通过对硅谷和128公路的研究认为，集群是由一系列按照新的商业机会创建起来的满足企业所必需资源的网络构成。

大量的实证研究亦表明，Christian DeBresson提出的“创新的相互依赖性假设”，并且运用若干发达国家的数据证明了创新在具有密切前、后向经济与技术关联的经济网络（集群）中发生频率更高。竞争不是发生在个别企业之间，而是发生在由众多企业所形成的网络之间。由于创新是“各种要素新的组合”，一个区域内企业与供应商、用户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有效地促进创新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以产业集群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种有效并且可行的途径。

二、我国高新园区产业集聚的特点分析

1．“形聚而神不聚”，高新区企业的聚集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目前我国多数高新区是通过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入区而形成企业聚集的。这种聚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地理”上的集中，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聚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新区数量的增加，各地政策空间日益缩小，靠优惠政策的生存理念渐已成为过去，使得这种聚集的脆弱性暴露无疑。此外，由于我国大多数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暂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产品从创新出世到成熟、衰退的时间较传统产业要短得多。

2．缺乏完善的产业群集机制

目前，我国除个别高新区外，真正的聚集体尚未形成。Saxenian的研究表明，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硅谷相互结网、相互依存的协同网络体系[2]。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新区区内企业间业务关联性较弱，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配套环节也较少，加上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的中介服务产业发展相当迟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新区产业网络的构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大多数的高新区都是缘大学或研究机构而建，可以说，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拥有相当的研究开发能力，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机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三螺旋结构”作用的发挥，使得高新区企业并未很好地利用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溢出，影响了聚集体的形成以及其作用的发挥。

3．缺少植根于本地化的区域文化

Saxenian在其研究中指出，硅谷的成功受益于其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专业忠诚而非企业忠诚以及讲求合作和重视非正式交流等的硅谷文化[2]。而这种所谓的硅谷文化正是与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发展相容，如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它需要敢冒风险的创新。此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种信息的迅速收集与处理以及对各种资源的快速整合，而非等级制度带来的灵活、职业的高流动率和讲求合作及重视非正式交流所导致的信息与技术的快速扩散则明显地有助于这种快速整合。显然，我国高新区的茁壮成长需要具有本地特色的中国文化的扶持，也需要有这种异质文化的引入与共生。而目前我国的高新区，无论是鼓励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还是那种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社团文化都是相当匮乏的。

三、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模式

事实上，企业资源的稀缺性赋予集聚更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协同网络中各成员的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帕雷托最优。Barney曾把公司资源划分为实体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3]。它涵盖了公司的能力、组织要素、价值观以及土地、设备和厂房等实体资产。虽然每个公司都拥有多种资源，但最为关键的还是那些可以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本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特点，就其内、外部资源的协同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

企业内部资源是企业的主要资源，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就是将企业内部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协同起来，以最大化它们的使用效率。

（1）人力资源协同。

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R&D）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纷繁复杂的各子系统组成了产品研发的全过程。如在软件业中一个复杂的软件包往往由许多相互独立的子程序组成等等。如果在研制开发过程中，按照产品设计过程逐一完成，则往往由于科技产品的时效性而使产品失去竞争力。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时可以根据研发人员的不同特点（特长），将其组合成一个个独立的“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其中一个子部分，由各工作组组长负责，并由项目管理人员负责其中的衔接，最后项目主管将各个独立的子课题协同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更为重要的是使研发周期大为缩短，从而为科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赢得了时间。

（2）资金协同。

资金匮乏是制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解决资金短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外部融资；二是内部融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规模小、经营风险大以及企业资信差等特点，加之近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等因素，使中央银行采取谨慎的信贷政策，无疑加重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困难。其次，由于我国一板市场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实收资本及盈利情况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同时，二板市场刚刚启动，还非常不完善，使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内部融资（上市筹资）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只能通过高息民间拆借筹集资金，但这又会使企业背负沉重的利息负担。这样，高新技术企业不能茁壮成长，区域的内源力得不到提高，企业的后续发展受到影响。在引入协同的概念后，我们将为高新技术企业缓解资金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资金协同的核心内涵是最大化企业的资金，即使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协同企业内部资本结构和经营计划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资金，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网络中的资金得以充分的使用。

2．企业外部资源的协同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资源有限、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以及资源外寻的特点，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应充分利用企业外部资源，进行社会化合作和建立动态联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机遇和条件。

（1）采购协同。

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规模小，产量有限，原材料使用量相对较少，故在采购价格、运输费用上不占优势。而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则因其产品系列的相似性或互补性，使其在原材料的使用上有相似之处，鉴于此，此类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可以组成“临时性或流动性采购联盟”。联盟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联盟成员就其相同的原材料采用联合采购的方式，利用批量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实现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采购协同。

（2）销售协同。

通俗地讲，协同就是搭便车，即不支付就可享受某种资源。体现在销售协同上主要是：新产品进行销售时，应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已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尤其是当新旧产品间是互补关系时）。实现销售协同一方面使得新产品能以最快的速度推上市场；另一方面还节省了筹建新的销售渠道所需的大量人员费用、广告费用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本企业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的基础上，继续推出新产品，可以享受品牌这一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效应。

（3）管理协同。

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始人或管理人员多为从大学、研究机构独立出来创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对潜在的新技术及可能的应用能做出快速反应，但普遍缺乏管理经验。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管理上的协同一方面表现在同行业管理人员的协同。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猎头市场”引进在该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利用其丰富的管理经验管理企业，使高新技术企业尽可能避免经营中的误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各类专业性公司的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应在保持竞争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各专业公司的优势。如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对于某些不涉及企业核心技术，而又占用大量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的通用技术，可采取OEM（即对外发包）的形式，使企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核心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上；此外，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外脑──专业性的咨询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力量来为企业的管理决策提供建议。

（4）技术协同。

产品研发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但由于企业经济实力所限，其研发力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网络中的技术协同，共享技术开发资源，不仅降低了产品的研发成本，还由于研发规模的扩大提高了产品的创新性。同时对具有技术衔接关系的产品进行共享界面设计，使界面成本大大降低。

（5）生产协同。

高新技术企业生产产量较少，难以产生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生产成本较高。也就是说，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存在着资源的浪费。而通过生产的协同，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可采取某种形式的“动态生产联盟”，就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联合生产，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以及由规模经济产生的效益，极小化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就高新技术企业的协同特性（协同管理的类型、竞争优势及协同可能带来的成本）归纳如表1所示：

协同管理方式可以广泛运用于高新技术企业各类资源的管理上，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则可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及其所处的环境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使用。

四、结束语

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企业、政府以及中介服务机构各方面的努力。事实上，目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区也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展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与管理工作。然而，这种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不是随个人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它往往更需要一定理论指导。况且，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协同创新管理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可资参考的理论与实践为数不多，因此，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特色的创新管理模式是目前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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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12-14．

Research on High-Tech Industry Cluster-Oriented Synergy Innovation Pattern

Yu J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归高管；特征；企业技术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国际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有效的配置。多数海外回国人员经过国外的学习培养和工作锻炼，在创新高效的思维、全球化视野和专业化的技术能力方面相对于本土的人才具有着较大的优势，使其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国际人力资本。相对于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本文将这类拥有海外学习、工作或培训经验的归国人员统称为海归。海归作为一个特殊的智力群体逐渐引起学者关注，而有关海归及其特征的文献仍相对较少。本文以海归高管为载体研究其特征对创新表现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海归群体对资本市场作用的相关文献，而且为高管团队特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熊彼特创新理论开启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创新的思考，围绕创新的研究迅速增多，包括探讨“人”对创新影响的文献。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致使由“人”引发的研究视角多元化，从个体到团队，从单个特征到综合特征，从人口特征到心理特征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广泛，海外背景特征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有效促进了国际技术知识的转移。然而技术知识仅是创新的冰山一角，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是否会对创新有更广泛的作用，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高层梯队理论提出后，针对高管团队特征的影响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却鲜见以海归高管为主体的特征影响的讨论。为回答上述问题，弥补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将立足于创新投入产出视角，研究的主要问题：海归高管在担任职务、海外经历、专业背景和政治关联特征的不同是否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最核心的两大理论是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本文认为：短期内，担任核心高管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海归，由于自身的知识背景、文化差异和自身的核心地位、权威影响等因素，对团队成员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不能很好地把握，容易被社会类化，引发人际冲突，发生社会类化效应，团队成员的不支持不协作行为将严重阻碍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在长期，海归董事长或总经理与中低层管理人员相互了解，逐步接受彼此的行事风格，沟通与配合逐渐增多，任期最初的抵触情绪减少，社会类化理论逐渐不适用，信息决策理论发挥作用。非核心高管则由于地位和权威性与团队成员的差距较小，能够较为平和地在日常沟通与管理中与普通员工保持密切联系，不易被社会类化和排斥，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表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海归高管中非核心高管相对于核心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高管海外经历大致分为学习和工作两种。海外留学曾是人们出国的主要路径，因此海归天然地被认为接受了海外高质量的教学，培养了创新性思维，掌握了先进专业知识，这些独特优势无疑对企业创新机会的识别，创新难题的攻克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海归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接近世界顶尖技术，对企业技术与世界接轨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虽然可以凭借着在国外企业工作的实战经验切实体会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网络，但由于国内外文化环境、治理机制等的较大差异，很可能使其短期内无法将国外系统的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应用于国内企业，更甚者，无法适应国内企业的管理模式，导致较差的经营表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拥有海外求学背景的海归高管相对于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企业创新倾向于发生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高管的相关专业技能很可能成为其一个优势，使他能更好地识别一个好的项目，做出有效的创新投入决策，同时也可以很专业地解决技术困难，提高创新产出。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作用很早就受到学者关注，Grimm&Smith（1991）发现，核心高管的专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会左右企业发展战略的方向[1]。Wiersema&Bantel（1992）进一步发现，具有科学和工程专业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通过创新使企业发展[2]。Subrahmanya（2005）的研究表明，领导者的技术专业背景会激励他们进行技术创新[3]。余恕莲和王藤燕（2014）对创业板企业高管专业背景特征的研究同样发现，技术专业背景不仅促进研发投入，而且提高研发投入利用效率[4]。所以，从创新的技术性特征来看，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显著，特别是对技术创新投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拥有技术背景的海归高管相对于没有技术背景的海归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政府掌握着广泛的稀缺资源，左右着部分运作规则，这使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易获得资源和得到保护。如此，政治资源的缺乏显然成为企业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劣势。Duan&Hou（2014）发现，海归缺乏本地政治关联的劣势致使任命海归CEO反而恶化了公司业绩[5]；但Giannettietal（2015）认为，缺乏关系网络的状态使海归有更强的动机追逐利润而非迎合政党，并用实证支持了他的观点[6]。基于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民企为主体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中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导，故本文更倾向于认可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创新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傅家骥教授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涉及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可见，创新成功更倚重于企业的内在能力而非外部资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4：无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相对于于政治关联海归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本文初始样本为先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402家公司，样本期间为2009—2013年。经手工整理，先剔除了未能成功上市和暂缓上市的公司信息；然后剔除了由于上市较晚而缺少报表信息的21家公司，最后得到创业板379家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1270个（企业—年份）观测值样本数据。（一）相关变量的定义、含义及计算（二）模型设定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我们使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Innovationi，t=μ0+μ1Returnee1，i，t+μ2Returnee2，i，t+∑kk=1μk+2Controli，t，k+Year+Region其中，Innovationi，t表示企业i第t年的创新表现，用上述被解释变量表示；Returnee1，i，t和Returnee2，i，t表示企业i第t年的每组海归高管特征；Controli，t，k表示企业i第t年的第k个控制变量，依次对应上述控制变量；μ0为常数项，μ1-10为待估回归系数。模型用以检验海归高管的各类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四、海归高管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

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在参考《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7]（张信东、吴静，2016）全面系统的稳健性检验基础上，采用海归高管四个特征分别对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滞后期的影响分析作为稳健性检验的简化处理。（一）描述性统计表2描述了样本中高管规模、高管数量与海归高管特征各年的频数分布，其中括号中为当年具有该特征的海归高管人数占当年高管规模的比重。综合来看，创业板企业中同为海归的公司高管在任职、海外经历、专业背景和政治背景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而且从各年变化来看上述差异，除2009年的频数分布比例显著异于其他年份以外，其他各年的相对比例在整体平均值附近小幅波动。创业板企业海归高管群体呈现的较为稳定的特征分布，一方面体现了创业板企业任命的海归高管总体特征，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本文以海归高管为主体进行特征研究的前提条件。（二）海归高管四方面特征影响技术创新的检验结果下页表3中的1-1、1-2可以表明，担任非核心高管的海归则无论资金人员投入，还是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产出和控制研发投入后的产出都有显著正的影响；而担任核心高管的海归则在创新投入方面较弱，甚至于对创新产出有负面影响。进一步探究，我们结合表4，发现担任非核心高管的海归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滞后期的表现仍然显著为正。考察海归领导者一年以后控制研发投入前后的创新产出时仍然是负向影响，但负向影响已不再显著，而在二年以后控制研发投入前后的创新产出已经显现出正向显著效应。由此说明，担任核心高管的海归在长期内对企业技术创新是有正向作用的。所以，实证结果不仅证实了研究假设H1，而且给出了更具体的答案。表3中2-1、2-2呈现的结果表明，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无论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还是控制研发投入后的创新产出方面都有着积极显著的表现；而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得创新指标则并不显著。海归高管通过海外学习经历掌握的先进专业知识和培养的活跃创新思维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高管，短期内其管理方面的不适应使其无论在创新产出还是创新效率方面都无突出贡献。上述结果初步证明了我们的假设H2。结合本文表5，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在一年和二年以后的创新产出方面，相比于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高管，始终表现突出。在此，全面地证实了H2。表3中，3-1、3-2实证结果显示，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高管与研发支出、研发（技术）人员投入和本科学历以上人员投入都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与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表示的创新产出和控制研发投入以后的创新产出却仅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整体来看，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凭借技术的敏感性及时抓住创新机会有效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拥有非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更擅长全面运作推动现有项目高效完工，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本文表3中4-1、4-2表明，拥有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方面都没有显著影响，无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反而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都发挥了正向作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政治关联并未发挥作用。相反，海归缺乏政治关联的事实使其能更为专注地进行研究开发而非取悦政客，成为其优势。由此，实证证明并阐释了我们的研究假设H4。

五、结论、建议与展望

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第5篇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长沙410128）

摘要：技术创新是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原动力，笔者通过对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历史的考察，结合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理论，初步阐释了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演变轨迹及发展的驱动力。自明清时期安化黑茶兴盛以来，安化黑茶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依次经历了20 世纪之前的边疆市场（边茶）和政府系统（官茶）协同拉动模式，20 世纪初到20 世纪末的黑茶科学技术单向推动模式，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的内陆市场需求单向拉动模式，以及目前逐步形成的技术、市场交互作用模式。

关键词 ：安化黑茶；技术创新；市场需求；茶产业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asb14110071

基金项目：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高校与地方产业互动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研究子课题“基于技术创新视角高校与产业互动发展模式研究”(2013BAD20B00)；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以茶产业推进武陵山片区综合发展的对策研究”(2014ZK2029)；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推动湘茶产业发展的茶文化资源挖掘及其开发模式研究”(2013ZK2020)。

第一作者简介：陈升毕，男，1989 年出生，山西平顺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与茶文化。通信地址：410128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E-mail：690551257@qq.com。

通讯作者：朱海燕，女，1971 年出生，湖南双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与茶业经济。通信地址：410128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茶学系十一教北535，E-mail：306529731@qq.com。

收稿日期：2014-11-12，修回日期：2015-01-23。

0 引言

安化黑茶在唐宋时期就有记载，但初步形成产业规模，对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产生影响却是明清时期被定为边茶和官茶之后。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安化黑茶产业的兴衰发展取决于黑茶产品、制茶工艺等的创新和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创新和市场开辟。创新，尤其技术创新是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理论最先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 年提出，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发展的高潮源于一项新发明在商业上的首次应用，于是产业内部其他企业竞相模仿，随着技术扩散，经济发展会平稳下来，并陷入低潮，随着新的创新出现并应用，经济又进入下一轮高涨。

技术创新作为根本动力，时刻推动着产业不断成长和发展，使之依次经过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稳定期等各阶段。当产业成熟稳定之后，技术创新又会不断跟进，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导致产业的升级或者新兴产业的开辟。笔者尝试分析安化黑茶产业从明清时期的第一次兴盛到目前再次复兴其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变化，以及在各历史阶段与湖南农业大学等技术创新中心的互动，以期为安化黑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指明方向，提供借鉴。

1 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过程

创新理论创始人熊彼特把创新理解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也就是在生产系统内引入一种新的生产组合，这种革新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上[1]。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内含十分丰富，是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主要包括技术性创新和非技术性创新两部分。技术性创新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非技术性创新指由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组织、市场、制度等方面的创新。随着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入，技术创新的概念也开始成熟，中国学者柳卸林进一步研究认为，技术创新更倾向于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设备等的首次商业化应用，强调技术创新要和经济效应联系起来[2]。一项新技术如果没有应用于商业活动产生经济效益，只能称为发明而不能称为创新，并且此处的技术创新就属于技术性的创新。

技术创新不是一个抽象的点概念，而是一个系统性和过程性的经济学概念，是创新理论的核心，贯穿从新观点出现到新产品、新技术第一次商业上成功为止的整个过程。技术创新是科学研究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过程，其宏观表现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

为提高创新绩效，按照技术创新自身规律去实施技术创新，有必要弄清楚技术创新的具体实施过程。技术创新的过程和模式最先从企业层面提出来，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相对成熟的大型企业都会拥有一整套技术创新战略和实施模式。技术创新模式是指，企业在宏观经营战略和创新战略的指导下，针对具体技术创新项目制定出的项目实施途径，主要包括确定具体的项目实施目标，明确项目所需科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主要来源[3]。《牛津创新手册》中将创新过程分为3步：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将知识转化为用品，回应并影响市场需求。后来发展出众多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基本都涉及思想观点产生、基础研究开发、工程设计与制造、产品生产以及市场营销等一系列活动，如图1 所示。

罗斯韦尔对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归纳总结，并指明创新模式的发展方向。按照罗斯韦尔的观点，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经过5 展，分别是科学技术推动模式、市场需求拉动模式、技术和市场交互能动模式、职能并行一体化模式以及系统集成网络模式[4]。这种划分奠基于时展之上，不同时代主导技术创新的动力因素不同，20 世纪50 年代，适逢战后经济复苏，经济增长有赖于工业的快速扩张，新型技术的应用和发明导致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出现，技术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到20世纪70年代，新产品主要基于已有技术，市场开始成为主导的创新动力，20 世纪80 年代，需求开始饱和，供给能力超过需求，技术和市场开始交互发展，90 年代之后，一体化并行模式和系统集成网络模式等新型创新模式逐渐形成。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张炜认为企业和行业的技术创新并非必须沿着过程模式依次升级，而是与企业和行业本身的情况密切相关，如医药行业更适合技术推动模式，消费品行业更适合市场拉动模式，高新技术产业更适合系统集成网络模型[5]。人们往往十分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导致对处于中观层面的产业技术创新关注不够，技术创新可以划分为3 个层面，即微观层面的企业技术创新，中观层面的产业技术创新和宏观层面的国家技术创新[6]。很难有百年的企业，但是一个产业的发展历史往往几经兴衰，横跨百年，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模式也会有历史性的演变过程。

2 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模式

产业升级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开始的一种自身演化过程，必须把握技术进步的方向，依据科学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掌握技术创新的切入点，充分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向现代化、高层次演进[7]。安化黑茶产业在转型、升级、演化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也会不同，影响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有政府监管、科学技术、市场需求，结合罗斯韦尔对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分类，可知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依次经历了政府和市场协同拉动模式、科学技术推动模式、市场需求拉动模式、市场和技术交互作用模式。

2.1 政府和市场协同拉动模式（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安化黑茶产业的兴盛，主要源于安化黑茶定为贡茶和官茶之后引起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湖南的安化黑茶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之后陕、甘、宁、晋等地区的茶商领茶引至安化采购黑茶，运销西北陕、甘、青、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明末清初，西北地区的边茶大部分都是由安化黑茶供应[8]。明清两代政府实行“以茶治边”的政策，视茶叶为维护边疆稳定的战略物资，安化黑茶的品质风味又深受边疆人们的喜爱，因此，政府也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安化黑茶曾一度畅销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原因是被政府列为官茶，成为茶马贸易的主角[9]。

1644 年（清顺治元年）有“泾阳砖每封旧秤五斤，每二封装一篾篓”的说法。此为茯砖茶最早的文字记载。1820 年以前，被称为西客的山西商人经常来湖南安化就地加工茶叶，并运销山西和陕西等北方地区。主要产品有天尖、贡尖、生尖、花卷茶等，每年加工采购量约达1720 t[10]。晋商对安化黑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安化成为全国著名茶区，与晋商当时在安化设厂制茶密不可分。茶叶经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茶树种植，成品茶加工，包装销售等多重环节。晋商在安化设立茶厂，除大量雇佣茶工外，还雇佣蔑工、裱工、铅匠、锡匠等，茶场规模少则数10 人，多则成百上千[11]。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晋商会寻求产品技术上的突破，以求得更大利润。陕商于道光年间到安化采购茶叶，踩捆成包，制成“澧河茶”，后制成小圆柱型，改称“百两茶”，后世称“道光百两”，这便是“百两花卷茶”的由来[12]。同治年间，晋商在百两茶的基础上创制千两茶，后称“同治千两”。茯砖茶、尖茶、百两茶、千两茶等安化黑茶产品的创制显然得益于贡茶和官茶模式。官茶主要运销西北市场，贡茶主要供应政府系统，政府通过茶引制严格控制安化黑茶的产销，形成独特的茶政。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念导致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并不发达，很多行业的技术进步都在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这一时期，湖南农业大学是缺席的，因此技术创新的重任就落在制茶工人和商人身上。在没有专门的技术研究机构的情况下，技术创新主体只能是长期种茶制茶的茶叶世家或者贩茶卖茶的商人。如图2，这一阶段的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应该归结为“政府—市场协同拉动模式”。

2.2 科学技术推动模式（20世纪初—1990年）

技术推动模式是指创新主体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新型技术发明或发现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从基础研究开始，经过应用研究、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产品市场化的线性序列过程[13]。即技术创新主体通常以科学技术本身为出发点，依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自身特点，进行产品和工艺的创新。20 世纪的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可以归结为“技术推动”。这段时间，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经历了从孕育到建立的整个过程，开始成为安化黑茶产业的智库，但二者之间互动不是很紧密，主要以学者个人的形式，对安化黑茶进行科学上的早期探索。

19 世纪末，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商直接由南方贩运茶叶到恰克图，又夺了中国商人的生计，使其破产，恰克图的中国商号纷纷倒闭[14]。安化黑茶的西北市场丢失，号称“买卖城”的恰克图和晋商群体开始没落，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使清政府疲于应付，往日西北市场和政府系统对安化黑茶的拉动力彻底消失。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落后于世界，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出国留学，回国后积极投身茶叶科学，对安化黑茶作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彭先泽早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习，1927 年回国，先后在长沙修业学校农科、江苏省淮阴农校、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第一次对中国黑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现有《安化黑茶》《安化黑茶砖》2 部专著，被誉为“中国黑茶理论之父”。机械制造行业的飞速发展对黑茶生产机械的研发也有促进，冯绍裘于1932 年研发出木制揉茶机和人型烘茶机，在茶区推广，安化黑茶也开始实行机械揉茶。《湖南省建设汇编》载：1939 年5 月，湖南省茶业管理处派副处长彭先泽至江南试制黑砖茶样成功。1953 年，安化白沙溪茶厂试制茯砖茶成功，打破“茯砖茶只能产于泾阳”的传统制茶格局，5 年后，白沙溪茶厂改手制茯砖为机压茯砖，江南人民公社制成黑茶初制机械，第一块花砖茶问世[15]。新中国成立后，施兆鹏先生为编国家茶学教材《制茶学原理》，带领学生到安化对安化黑茶进行探索实验。20 世纪90 年代，茶学系依托实验室，对黑茶理论进一步作了深入、详细的研究，成果辑录成一本《茶叶科学》，后来又将主要理论成果写进全国统编教材《茶叶加工学》。

这一阶段，安化黑茶产业有很大发展，各种制茶机械研制成功并推广。砖茶创制成功，使安化黑茶品类更加完整，“三砖、三尖、一花卷”的安化黑茶品种格局开始形成，加工工艺逐渐完善。安化黑茶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直接导致现代化的安化黑茶产业初步成型，其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源于科学研究本身。一批学者和专家通过对安化黑茶作基础研究，实现黑茶技术上的革新，促进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如图3，这种由科学研究导致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的模式，被称为“科学技术推动模式”。

2.3 市场需求拉动模式（1990—2005年）

20 世纪末到21 世纪的最初几年，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创新主体通常将市场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的，去进行产品研发和工艺创新。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人们的市场意识逐渐增强，安化黑茶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除西北边销茶市场以外，积极开辟内陆市场。

安化黑茶的市场需求是被普洱茶带动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重视生活的健康品质，普洱茶所具有的医药价值、功能特性，以及茶马古道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茶风茶俗等文化被逐步挖掘出来，加以重构和论证[16]。至2005 年，普洱茶名声大震。由于同为黑茶，安化黑茶借助普洱茶的东风，也开始被人们熟知，且有不错的市场占有率，安化黑茶对市场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其消食去腻等保健作用，安化黑茶能阻碍胆固醇的消化吸收，促进胆固醇排泄，具有去脂，解油腻的功效，主要原因是安化黑茶中含有的叶绿素、茶多酚、维生素C对体内胆固醇、甘油三脂等血脂主要成分的含量上升具有明显抑制作用[17]。这些保健功能都为安化黑茶占领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主，包括各大黑茶企业在内的技术创新主体开始为安化黑茶的市场需求做论证。

此时，湖南农业大学除研究黑茶基础理论之外，主要以安化黑茶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对其保健功能作出一系列科学研究，包括各种专利和硕士博士论文，导致黑茶产品、工艺和包装上的创新，使其在传统的“三砖、三尖、一花卷”品类产品格局上，创制出更多企业专属的黑茶产品，将安化黑茶产业发展推向新阶段。这种产业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被称为“市场需求拉动模式”，如图4。

2.4 技术、市场交互作用模式（2006年至今）

2006 年至今，安化黑茶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可以归结为“技术、市场交互作用模式”。该模式是技术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既来自于新发明、新技术推动，同时也会受市场导向和消费需求的诱发，并且科技推力和需求拉力都受制度影响[18]。安化黑茶产业不能单纯依靠科技推力或者需求拉力，必须建立健全的制度，产权要明晰合理，科技资源安排不能脱离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将科技和市场相互融合。因此，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都成为技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结合创新政策等环境因素，共同完成安化黑茶产业中的技术创新过，如图5 所示。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安和科学研究的刚刚起步，忧心安化黑茶的学者只能专注于茶叶学术研究本身。20 世纪下半叶，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对茶叶统购统销，市场观念缺乏，热心于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人士，只能专注于黑茶理论技术，整个20世纪，安化黑茶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研究。20 世纪末，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被计划经济束缚的安化黑茶产业，迅速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以市场为导向，正式开辟内地市场。这一阶段，安化黑茶产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2005 年，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对一篓53 年前产自白沙溪茶厂的黑茶进行验证鉴评，专家评估价达48 万元，轰动茶叶界和收藏界。“鉴宝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安化黑茶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走向巅峰。

技术创新是一个各种创新要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系统过程，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线性序列过程[19]。目前，单纯依靠技术或市场的产业发展策略不再奏效，安化黑茶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开始进入“技术、市场交互作用模式”阶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安化黑茶产业的核心监管部门（安化县茶叶协会）的成立和安化黑茶科学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重点实验室）的进一步成熟。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确认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保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2006年，安化县茶叶协会成立，开始对安化黑茶产业进行规范。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由企业自发组成的商业联盟和政府部门会起到举足轻重的协调和规范作用，第一代产业集群的研究者认为企业和企业间的网络是产业集群的起源和基础，政府的作用可忽略不计。第二代产业集群的研究者则认为，在扶植产业集群方面，政府部门正扮演重要角色，当追逐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成为产业升级的基础时，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作为安化黑茶产业的对口监管和扶持部门，茶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安化黑茶产业创新模式的转型和升级。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技术创新又必须以人力资源为基础，并且二者都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这充分说明高校和高等教育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21]。湖南农业大学长久以来承担着向安化黑茶产业输送人才和技术的重任。随着湖南农业大学茶学实验室被教育部批准列入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关于安化黑茶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始步入正轨，湖南农业大学也开始成为安化黑茶产业的智库。

3 小结

将技术创新作为基本动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技术创新过程模式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具体操作路径和实施方法，安化黑茶产生以来，其创新过程模式历经政府、市场协同拉动模式，科学技术单向推动模式，市场需求单向拉动模式，技术和市场交互作用模式。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黑茶市场的成熟，以及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安化黑茶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将日趋完善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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