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态观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1篇
看到《草原》这个名字，我就喜欢。
这两个字指向一个苍茫、旷远的世界，对小说里的“我”，叙述故事的人，更是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你看他要到草原出差，意识里不自觉地出现的，就是马的意象，他要说个事，动不动就用马来比喻———
说到过去，“我毕业时，东北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大工厂，正像衰朽不堪的老马一样，一匹匹地倒下。”
说到眼下，“火车是正午出发的，它向着西北方向，像一匹吃足了草的老马，缓缓地行进着。”
这两个比喻还是说心外的事，说到自己心里，说到出差赶上中秋节的心情，那比喻就见出神采了：“在我眼里，中秋节就像一匹雪青色的骏马，它落脚到草原上，才有神韵。我仿佛已经被它飘逸的鬃毛给拂着脸了，满心的激动。”
三匹出现在比喻中的马，很强烈地呼唤着、预示着一匹真实的马的出现。果然，也是顺理成章，天驹出现了。然后，就会有马的主人的故事，一代代草原牧民的人生与命运，一个阔大的草原生活世界。
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比喻呼唤出真实。这是在小说文本内部发生的事情；在小说文本和生活世界之间，其实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呼唤的、暗示的、延续的关系。
我说我喜欢《草原》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暗示着这个名字之下的作品，最终是指向比这个作品大的生活世界。
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和《边城》，和《呼兰河传》，是一类的。我倒并不是暗示迟子建有什么野心，而要说，这样的名字，隐含着一个作家的小说世界的性质，还隐含着一个作家的小说世界和一个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我要说我个人喜欢的，是这样的文学世界的性质，和这样的文学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只能简略地勾勒一下。文学作品，就其内在要求而言，应该具有自身的统一性，它自身就应该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从另外一个层次而言，任何文学作品自身都不是完整的，它植根于它从中诞生的更大的世界。这样一来，对于完整的理解，会产生两种倾向：西方的文学传统倾向于把要表现的内容绝对局限于作品里，作品自身就是一个完满的世界；中国的文学传统则倾向于强调作品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延续、转化、声息相通，相对于作品的完整性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辨析清楚，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观念，究竟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无意识中延续着中国文学传统的倾向，以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意识地受到西方文学传统倾向的强烈影响。但这个不同确实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作家。
一类追求和强调作品内部的整一性，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部作品自身就是完整的，那么它同时也是封闭的，它是自足的，不需要与它之外的世界形成关系。这种类型的作家通常相信个人的独创性，相信叙述和虚构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个人独特的创造性，通过叙述和虚构，来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纯粹的文学世界。
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家则要谦卑一些，他们相信文学有其出处，这个出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性，也并不仅仅是由叙述和虚构构造而成，这个出处比他们的作品更大也更完整，我们或者可以把这个出处叫做生活世界。他们的作品和这个生活世界之间是相通的，这也就意味着，作品不是封闭式的完整，甚至可以说，相对于生活世界来说，作品永远也不可能是绝对自足式的完整的。
迟子建的文学是有出处的文学，正像沈从文、萧红的文学是有出处的文学一样。从完全自足的艺术品的意义上来说，常常会觉得他们的一些作品是不够精致的，不够完整的，那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带着其出处的鲜明痕迹和独特气息。把原生的痕迹和气息去除干净，割断与它从中产生出来的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那就成了摆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他们的文学，不是这样的博物馆里的纯粹的艺术品。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们的一个个作品，可以看成是一块块矿石，粗糙，但是有质地，特别是，一块又一块的矿石之间都可以联系起来，而且共同指向一座富矿，它们的出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可以把他们的每一个作品看成是独立的作品，也可以把他们全部的作品看成一部大作品，是同一座富矿的出产。从《北极村童话》，到《树下》，一直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眼前的《草原》，你读迟子建的小说，会自然地觉得，这就是那个作者写的小说。这就是有出处、反过来又指向那个出处的缘故。
按照道理来说，所有的文学都应该有其出处。实际却不是这样。在当代文学中，我们会看到精致的黄金制品，这种制成品的含金比例，应该比矿石高吧；但是这一件黄金制品和那一件黄金制品有什么关系，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完全看不出来。一件黄金制品的含金量可能会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一块含金的矿石，但是一件黄金制品的含金量恐怕永远也比不上一座金矿。
有出处，才让人信任。
二
这就又谈到信任的问题。
迟子建是一个让人信任的作家。实际生活中我与迟子建并没有很多交往，但她的作品产生出让人信任的品质。似乎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信任这样的词来谈论作家作品，不知道这是因为信任这样的品质，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越来越稀罕；还是因为，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信任越来越没有用，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评价标准和出发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叙述越来越成为小说创作的焦点，怎么叙述越来越成为非常多的小说家用力的方向，差不多成了大家都很焦虑的一个事。叙述的自觉当然比叙述的蒙昧好，叙述当然是小说的一个基本问题，无论如何讲究都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如何叙述的机心，这样那样的机心，在二十多年来的当代小说中随处可见，甚至愈演愈烈。
一有机心，即无信任。
首先是作家不相信他要写的那个东西本身即是好东西，他要加入个人的机心（个人的创造性之类）才能够使它变为好东西。也就是说，不信任感一开始就存在于写作的内部，存在于写作的过程中。
接下来，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自觉或者无意识地感受到机心的存在，就产生出隔。读者看着作者在那里耍花枪，耍得高明，叫一声好，也就如此而已，信任感是没有的。说句刻薄的话，有些被叫好的作品，也就是耍花枪耍得高明的作品。当然，耍花枪耍得高明也非常不容易，对比一下那么多耍得不高明的，就应该叫好了。
作者从他个人的创造性出发，要设计他的叙述，要设计他要叙述的东西，要设计他的叙述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也被设计了。被设计的读者当然不会信任设计他的作家和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在写作和阅读之间没有形成良性的循环，责任并不全在于读者对文学的离弃。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文学，需要他们信任的文学，而不主要是通过文学来欣赏机心。机心、聪明、眼花缭乱、所谓的个人创造性，在文学之外可以看到的太多了，何必到文学这里来看。
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由于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等，它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依赖于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多元化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是被赋予的、归属性的，因此也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观上，反对现代元叙事，强调知识的个人化、境域化、建构性；在课程观上，认为课程是提供给学生的现实机遇，是学生的生成与创造过程，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内在性。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的多元化。
首先，是写作题材知识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日益变得丰富和多姿多彩。中学生在学校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师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知识面。在家里可以感受到不同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刺激。在社会，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完全把中学生卷入一个无所不及的信息圈。中学生已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中学生作文题材变得异常丰富。试看以下一些作文题就可略知一二：《网为何物，恐龙飞舞》、《向前看向钱看》、《搞笑课堂One And Two》、《老师们的兵器谱》、《老鼠夫妇西行记》、《一个太空人的遭遇》。成长中的中学生往往对各种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他们尽可能接触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他们的某些见识甚至超过教师和家长。因此，作文教学中题材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是写作语言知识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力图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这一颠覆解放了边缘的、被压倒的话语，使“他者”走上了舞台，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德里达主张“撒播”和“延异”，利奥塔高呼“向统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主张一切人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颠覆，形成写作语言知识的多元化。当前中学生对生活广泛关注，对知识不断获取，加之电影电视的广泛普及和网络的普遍运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语言。中学生迫不急待地应用到作文中来。如“美眉”“菜鸟”、“大虾”、“灌水”、“顶”、“7456”，等等。这种网络语言经常性被学生应用到作文中来，虽然遭到老师的批评，但作文中依然屡见不鲜。再加作文中英语语言的夹杂，文言文语言的夹杂，中学生作文语言自然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
二、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推出的适应新世纪挑战的课程改革举措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倡导课程向儿童经验和生活回归，追求课程内容的综合化、生态化。杜威把教育看做经验的不断改造，认为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经验充满思考，能够产生智慧。因此，课程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学生在校的经验之中。泰勒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对所处的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产生的。” “学习经验”是指学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学习是学生通过主动行动而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什么。泰勒认为，教师需要建构多方面的情境，以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与情境发生交互作用而获得教师所期望的那类经验。后现代主义课程认为学生个人的写作学习经验是复杂的，不可控制的。
首先，学生的经验不仅仅是外显的行动，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不仅仅是理性化的智力，也是非理性化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具有主动性、多样化的特征。
其次，经验产生于生态化的背景，这些生态化的背景，尤其是校外的因素，是很难控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隐蔽课程的影响。因此，经验的产生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混沌”的状态，其规律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
再次，相对于既定目标而言，经验可能是负向的，它会抵制目标的贯彻。在后现代社会，社会民主化，开放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学生作文立意表现得越来越多样化。如常见的议论文中，学生反其意而行之的大有人在。如“近墨者未必黑”，学生认为自己身正，近墨也没什么了不起。“弄斧到班门”，学生认为到鲁班门前弄大斧，才算真正找到了行家，才可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学生们在作文中思古抒怀，品评古人，点拨名人。这些都是产生于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学生任由自己的思维奔驰在写作内容的原野上。
三、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是由学生在学校所从事的各种学习活动所构成的，学习者通过与活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发展。活动课程内容具有如下特点：强调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实施课程；强调活动的完整性，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反对过于详细的分析；强调活动是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基础，重视学习活动的水平、结构、方式，特别是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的关系。
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发现写作相关的知识、感受了生活意义，由此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与体验，达到写作经验的生成。写作活动是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最好方式。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能够心驰神游，思想自由，获得写作的最佳灵感。写作活动中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给学生个体带来写作上的启发，客观上促使了写作内容的生成。
总之，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差异、多元、以及创造性、开放性等，打破了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学生被动、统一接受、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等现状，在知识、经验、活动等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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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3篇
综观2005年国外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热点仍集中于西方和后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特征表现如下：一是继续追踪和深化西方的有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等；二是扩展并加强了对某些西方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对后或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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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教育；英语文学教学；模糊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248-04
一、引言
党的十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第一次把生态建设提到了一个战略高度。生态建设不仅指自然生态的保护和统筹，同时也要注重人文生态的发展。在这里把这种人文生态思想应用于教育理念中，提出了低碳教育理念。
“低碳教育是从传统教育出发，最大限度地利用受教育者自身因素以及环境因素，使受教育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环境资源优势，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过程的资源浪费问题，从而做到减少教育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教育低碳、绿色。”
早在1902年，美国的实用主义以及符号学的创始人Peirce就提出了语言的模糊性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由于语言存在着模糊性，因此语言范畴内的词义、语用、表达等都存在着模糊性。1923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模糊性》，这是模糊语言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他认为整个语言或多或少是模糊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提出了和罗素一致的观点，他支持语言的模糊性，但是更加强调适合表达目的性的表达方式。到了1965年美国家控制论专家查德（L. A. Zedeh）在《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模糊集》（Fuzzy Sets）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模糊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这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变革。自此，一系列语言类新科学由此产生：模糊语言学，模糊心理学，模糊逻辑学，模糊数学，模糊修辞学等。
在经过对模糊性理论的初步研究后，提出了英语文学教学中的模糊性的观点，目的是变革教学方法，用更加科学的手段来完成教学这一复杂的任务，以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学生自身文学素养，来完成英语文学教学的目的，实现课堂教学的低碳化。
二、英语教学模糊性提出的理论基础
以模糊性理论、接受美学、教学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伯特兰・罗素的《论模糊性》从哲学角度对语言的模糊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R. M. Kempson在《语义理论》一书中也提出了词语的模糊性问题，他将词的模糊性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指称模糊（referential vagueness），词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meaning），词项意义缺乏确指（lack of specification），词项确指意义的析取（disjunction）；这与哲学家罗素（B. Russell）的“一个词语具有一个或多或少的模糊的意义。”以及美国哲学家布莱克（Black）的：“模糊性，虽然是模糊的符号所表示的那个系列的一个客观性质。”的观点相一致。到了1965年，美国科学家札德（L.Zadeh）撰写了《模糊集合》的论文，在论文中他利用“隶属函数”的概念第一次运用数学方法描述模糊这一概念，自此模糊性这一定义在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诸多领域被广泛地接受和深入地研究。由于模糊概念的广泛认识，利用模糊性理论，以及低碳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在英语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文学教学中的语言界线模糊性、艺术形式界线模糊性、鉴赏能力界线模糊性、教学手段界线模糊性、学法指导界线模糊性、学习动机界线模糊性等方面的进行深入的探讨。
英语文学教学不仅要涉及文学的鉴赏能力，还要涉及教学手段问题，在这种模糊性的理论基础上，尤其注意接受美学的文学鉴赏理论，这一理论和我们以往的文学鉴赏模式有了很大的不同，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文学史专家H.R.尧斯和W.伊泽尔提出，文学作品的鉴赏在于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反应能力、阅读过程中读者应用自己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去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理论使得英语文学教学更注重读者及其阅读活动，而不是作者和文本，这是人文主义的复兴，也是文学作品鉴赏的历时模糊性的基础。
英语文学教学是一个以提高学生鉴赏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活动，与以技能提高为目的的教学活动有本质的去区别，因此在模糊性及低碳教育理论指导下的英语文学的教学活动中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形式的多元化使用，学生心理积极因素，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的激发等多种教学理论形式都会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优势，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注意受教育者自身原有的文学素质，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化的调动手段为学生发挥学生的潜在优势，这与低碳教育理念相吻合，也是本研究所提出的教学模糊性的又一理论核心。
三、低碳教育与英语文学模糊性教学的实践及结果调查
对多年英语文学教学实践进行质化和量化的分析，对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活动，所采用的文本资料、声像资料、教学方法、鉴赏分析方法，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表现、反馈、学生的自主活动等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研究，素材全部来自于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教学实践，为了研究的需要对07、08两届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把教学资料、以及调查结果利用Excel统计功能对其进行定量的分析和处理。
经过了大量的教学实践以及学生接受心理调查的基础上，认识到英语文学教学不是基于英语文本表现形式的阅读实践的过程，而是学生内在的文字感受能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内心共鸣，这不是单一的英语阅读，或是某一种教学方法能够实现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倡导英语文学教学的模糊性，目的是打破文学教学中的语言障碍，形式障碍，采取多元化的教学形式，从多角度探讨让学生获得文字鉴赏表面背后的文学鉴赏能力的本质改观，这是文学教学的最高境界。
学生在英语文学学习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目前的八零后及九零后学生，对于文字的敏感度降低，学生对于纸质书籍、文本自身的兴趣程度远远低于六、七十年代，这与网络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目前学生的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书籍对于他们在很多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冲击下已经处于一种不很乐于接受的状态，由于多年来学生们的读书仅限于与课程相关的内容，在高中阶段，为了过高考这一独木桥，不仅是家长不允许阅读课外书籍，就连高中的班主任也会严令禁止学生阅读与课程无关的书籍，这样学生的阅读习惯就出现了问题。很多学生甚至没有真正地阅读过一本文学书籍。另外外语教学多年来也处于技能培训的状态，学生以解决字词问题为主，很多时候学生在肢解后的语法、句法分析中，根本无暇顾及篇章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学生的自然状况、对于文学的喜爱程度，以及学生自身对于学习的认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是东北石油大学外语学院07、08两届学生，在受调查的123张问卷中随机抽取了100张问卷，现将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四、结果分析引起英语文学教学改革
从以上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学生的阅读兴趣广泛，对于文学的执着程度一般，从表1学生自然情况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学生的自然状况对于爱好的影响很大，有艺术爱好的学生多来自于县城或城市，文学爱好强烈的学生一般是出身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偏高，家境相对比较好的家庭，但是也有例外，爱好诗歌的13名同学中有9名来自于农村，并且这9名同学中有3名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小诗人。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学生的自身爱好来说，家庭和社会背景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这应该是和从小养成的阅读、生活、娱乐习惯有关，这符合低碳教育理论中关于家长在教育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的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能单纯地讲授文学作品文本自身，还应该开发学生的内在机制，让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汲取。
从表2学生文学、艺术、体育喜好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有艺术爱好的同学多数都对文学感兴趣，而爱好体育的同学中喜欢文学的人数相对比较少，这说明，文学与艺术的相通性，在鉴赏方面文学和艺术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艺术是听觉和视觉美的鉴赏，而文学是人们通过文字想象然后到欣赏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有艺术鉴赏力，他的想象力是丰富的，这种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力，也是文学欣赏中必须的。因此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开拓学生的想象空间，把文字、影像等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将是文学教师的授课目的之一。
从表3学生阅读情况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的阅读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范畴，他们的阅读已经囊括了各个领域，并且由于学生的爱好不同，他们的阅读兴趣明显不同，但是这里面包含着一些被动阅读的因素，比如说英文原版诗歌的阅读，是全员性阅读，但是这并不是出自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仅仅是因为这是授课内容之一，进一步调查表明，真正阅读过英文原版作品的仅是个别同学，而能够把一部原版小说读完的同学就更少了，因此这就给我们的英语文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导学生阅读，尽管许多同学都认为诗歌很难懂，英文诗歌如果没有任务要求就更不会有人去读了，但是教学过程中发现，教师的引导得法，学生会很快理解诗人的意图，和诗歌的含义。另外作为文学教师不可对于文学之外的阅读有抵触，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接触各种阅读材料，有助于学生阅历的增加，也有利于文学鉴赏力的提高。
五、如何在英语文学教学中实现低碳教育
文学鉴赏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文学教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杂的思维开发的过程，而英语文学教学的过程，由于存在着语言和文化上的一些因素就显得尤为复杂。这里提出基于低碳教育理念下的英语文学教学模糊性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一复杂的过程。
（一）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语言形式的模糊性
文学鉴赏是人的一种能力，是体现人的素养、文化、知识水平、思想境界等多方面的一种综合能力，这是内在的，与所欣赏作品的语言形式没有关系，比如在讲授意象派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意象的含义，首先用学生们早已熟悉的中国古典诗歌，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来讲解意象的含义，在学生理解了意象的基本含义后，我们再让学生去欣赏庞德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这样学生就能够凭借自己对于意象的理解更加深刻地理解这首诗的含义了。
（二）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艺术形式模糊性
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从学生的调查中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一结论，培养一个人的文学鉴赏能力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字的理解能力上，因为文字是要读者内化成一种形象在人脑中起作用的，在文学教学中我们不排斥其他形式，比如名著改编的电影、比如原著的插图，或是声像资料等等，把多种艺术形式引入课堂，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多层面感受，也有利于活跃学生的思维，符合多维化教学手段。
（三）英语文学教学中的鉴赏能力模糊性
文本、文字本身存在着模糊性，那么基于文本和文字的文学鉴赏也必然存在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体现在文学鉴赏是复杂的内心活动，从思维的角度看这种思维活要涉及鉴赏者诸多内在思维系统，作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的教学活动，所要完成的任务涉及思维的多层面，因此作为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利用受众的多层面的内在因素来实施自己的教育活动。
（四）英语文学教学中的教学手段的模糊性
教学活动是要在某些外部因素的支持下完成的，因为文学教学有其复杂性，我们的教学手段也要避免单一性，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影像、声音、英语文本、汉语文本、英语文字理解方法等多种手段来完成。在教学方法上也采用多维化的教学方法，避免教学方法的单一性。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恰好体现了教学手段的模糊性观念。
（五）英语文学教学中的学法指导模糊性
调查中显示，尽管学生学习了很多年英语，但是多数同学的英语学习依然停留在技能学习的层面，让他们利用英语文字以及英语思维去鉴赏文学作品仍然存在困难，因此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抛开文本的语言形式，去欣赏内在，这就成了引导学生改变学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另外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与读者的生活阅历密切相关的，教育者引导学生增加生活阅历也是学法指导的一个方面。生活阅历的增加、文字感受力的增强与文学鉴赏课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是内在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学法上的指导具有全新的模糊特点。
（六）英语文学教学中的学习动机的模糊性
学生曾经疑问英语文学课对于就业有着怎样的意义，回答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把学习英语文学作为将来就业的手段恐怕是过于牵强的，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人的文学素养的高低应该是这个人的个人素质的充分体现，那么如何去激发以提高素质为目的的学习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工作。
综上所述，英语文学教学是一个基于文学鉴赏的教学活动，由于文学鉴赏活动的复杂性，加之英语文学教学又涉及文本的语言形式的问题，使得英语文学的教学活动变得尤为复杂，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复杂的教学活动，实现英语文学教学低碳化，提出了英语文学教学中模糊性问题，而这种模糊性的教学实践必将带来我们教学方法上的变革。
参考文献：
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 职业倦怠 生态学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也是高校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更是高校师资群体中不可或缺的生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生态的视角考察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成因素，提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构想，为稳定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建言和实践建议。
一、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意蕴
生态学的核心是系统论、整体论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观点及可持续发展的有序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特点，恰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律吻合。而辅导员发展权利应当“在需要与限制之间，需要表现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是满足生活的可能;限制表现为对欲求的控制与对资源的节约，它是满足生态的可能”[1]。辅导员是高校师资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同时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当我们用生态学的视角探究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时，必然要研究它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辅导员因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既依赖又反作用于开放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生态环境。
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凸显“人”的地位，体现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辅导员职业发展包含辅导员与辅导员、辅导员与学生、辅导员与学校社会等的相互交往、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撑，其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十分明显。“辅导员群体是出于多维度的社会关系中，继而必须接受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规范”[2]。一方面，从辅导员队伍与社会的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辅导员队伍与学校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受制于学校的管理和规范;从辅导员生态主体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要与学生及其家长、学校管理者、教育研究者等发生联系。另一方面，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动态或持续发展的过程，其职业倦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辅导员自身的素质、个性、兴趣、习惯等，辅导员对角色的体悟与认可程度、工作环境、国家政策等。这里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自觉因素。因此，影响辅导员的生态因子是多元的，是复合的。
二、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困境解析
（一）专业知识困境影响教育效率从而诱发辅导员职业倦怠。
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文化的营造者和传播者，对学生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因此，辅导员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从辅导员职责看，他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稳定工作、就业创业指导、党团组织建设、班级生活及专业学习指导等诸多工作。而要胜任这些工作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持，最好还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因此，辅导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但按照专业化的发展取向，辅导员要在这么多的相关学科都成为专家几乎不可能，甚至在以上学科具有较系统的训练都是困难的”[3]。这种广博与精深的专业知识困境，让本就事务繁杂的辅导员力不从心。“辅导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内容的来源”[4]。加之，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驱使，人们有意无意忽视或者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虚无化倾向，降低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因为其低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职业根本的辅导员难免被社会边缘化，于是极大地消解了辅导员的工作效能感，直接诱发了辅导员的职业倦怠。
（二）社会评价困境降低职业认同从而形成辅导员职业倦怠。
对老师的考核评价特别是对辅导员职业的评价是困难的。我们无法比较一位跪着上课36年的山村教师和一位项目费上千万元的大牌教授谁是更好的老师，仓促而简单地量化比较一定会南辕北辙。况且，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效应。一个辅导员研究论文比较多，管理学生也没有大问题，而另一个辅导员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积极联络校园讲座、组织社会实践，就是缺自己的研究项目和论文。若干年后，后者培养的学生有一大批业界精英，而前者培养的学生却业绩平平，那么谁更优秀一些呢？的确，这是一个评价悖论。目前社会对高校工作的评价重点在学科、科研及SCI、EI收录的高水平论文数量，而其培养的学生素质、能力水平往往因为难于量化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工作重心被扭曲的社会评价所绑架，几乎陷入只求硬性指标数量而忽视思想素质等软指标的泥沼，于是让工作在一线的辅导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无力感，极大地削弱了职业认同感，形成了他们难于抗拒的职业倦怠。
（三）幸福观念弱化压抑创新热情从而导致辅导员职业倦怠。
在高校推行绩效工资改革的大环境下，“辅导员因其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直接影响其收入，成为在高校收入偏低的群体”[5]，或者说他们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偏低，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浮躁与利益驱动成为左右大众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当一个社会信奉金钱万能时，就会道德和精神幸福论变得虚无，而蔓延的财富幸福论又会弱化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热情的极大消弭。更有甚者，有的辅导员会把工作精力转移到追求收入上，追求那些易于量化的诸如论文、项目等指标，本职工作则局限在学生“不出事”的底线里。此外，辅导员不可能像法官和医生那样用本行业的专用术语捍卫自己的角色，也不可能在大学生中赢得像专业教授那样的职业认可与尊崇度。这种辅导员工作幸福感的弱化，使其产生失落感，从而导致其职业倦怠。
（四）公共危机时有发生妨碍校园安全从而强化辅导员职业倦怠。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积累，非传统安全滋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出现，增加了辅导员职业情景的压力。“无论是多么优质的学校，抑或是管理水平多么高的学校，想要根除风险都是不可能的”[6]。因此，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压力就会增大，而直接面对一线学生的辅导员必然“春江水暖鸭先知”。公共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处置危机常常没有应急预案可以参考。基于公共危机的人为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辅导员自然长期处于紧张和焦虑的“激情”状态中。
三、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态策略
（一）用人才生境原理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
辅导员是生态的产物，生态则是辅导员的载体。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中称为局部生境效应，一方面其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因为人工介入使花盆植物长得比野外更好，但这种介入一旦消失则经不起风雨。辅导员受专业困境影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受限，而且与中观环境（具体学校）的政策关系密切。学校领导重视时，辅导员群体就会发展良好，一旦这种介入消失则其必然面临很多困难。辅导员群体作为一个生态因子，需要在一个具有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背景下才能健康成长。这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就是对辅导员成长发生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即辅导员的生境。在一定的范围内，生境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辅导员群体而言，能够消弭职业倦怠的诱发因素。生境作为一个可持续的、动态的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存在着能量和条件的交换。只有在良性的生境状态下，才能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消解职业倦怠，使其保持良好心态和精力，高效地开展工作。
（二）用竞争协同原理消解辅导员成长生态位分化。
辅导员队伍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合作与竞争最终呈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性。为避免辅导员内部恶性竞争，应当对辅导员进行分类、分层管理和考核。辅导员之间一定的竞争关系会产生必要的张力，催生辅导员内生动力，有效地防止人才沉淀，使辅导员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发展动力及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其能力因子也必定在工作中不断锻炼提高。这种竞争协同，通过辅导员个体因子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双方甚至多方的互惠互利，并依靠人才协同关系在竞争自强化机制中消弭倦怠，从而使群体得到发展和进化。每个辅导员都是“不同的发展个体，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同样存在着专业发展的生态位分化问题”[7]。密切辅导员间开放、互信和自然的合作关系，促使各因子间在知识、信息上充分交流、共同分享，在思想信念、执业态度等方面相互影响，为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奠定基础，为辅导员队伍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三）用终身学习理念抗拒辅导员成长的超耐失衡。
谢尔福德1911年提出了生态学“耐度定律”，他认为，一个新物种从诞生到繁衍生息必须依赖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但要使其灭亡则只要其中一项因子就足够。其中一项因子含量增减或者性质改变，一旦达到该种生物耐力的界限，就可能出现物种消亡的严重后果。同样，在辅导员生态系统中，影响因子对辅导员而言，也有耐受性问题。有学者指出，受知识困境的影响，辅导员“参加工作后，专业根基不牢的弊端就显现出来”[8]，常常对学生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无法站在理论的高度用专业的术语予以解难释疑，经常出现“大道理讲不清、深道理钻不透、歪道理驳不倒”的情况，影响工作效果。当一个或一些因子超过辅导员耐受范围时，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学习型辅导员，“通过自身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科研学术水平，在工作中会起到‘不令而行’的结果”[9]，才能更好地适应或者抗拒辅导员成长的影响因子，进一步消解职业倦怠，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四）提升职业幸福感引导辅导员走向自我实现。
有研究者认为，辅导员职业倦怠变为主观幸福感低下。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曾提出“幸福悖论”的观点，即收入突破某个临界点后再增加财富不一定导致幸福同步增长。“当欲望既定时，幸福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大越幸福;当收入既定时，幸福与欲望成反比，欲望越小越幸福”[10]。因此，经济效益的提高既要表现在增加收入的效率提高上，又要表现在减少欲望的效率提高上，更必须比较这两个方面的效率。这就需要倡导辅导员实现幸福观念的转型，从追求物质到心灵自由，从结果幸福转型为享受过程，从根本上提升职业幸福感。只有辅导员走进大学生心中，实现心灵碰撞，就会享受思想交流的幸福，才可能得到辅导员个人精神的满足和愉悦，实现自我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大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拓展了个人的价值，实现了辅导员的社会价值。当然，幸福不仅在结果上体现，过程幸福也极为重要。一方面积极遏制欲望，另一方面追求知足常乐，享受生活的过程，有利于舒缓情绪、消解职业倦怠，走向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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