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中少儿班范文第1篇

有钱人家的墓地

上世纪50年代初，八里庄十里堡还是一片荒陌的乡村景象。当时属东郊区管辖，后来并入朝阳区。一条朝阳路穿行其中，又延伸东西两边的路。西起四环路，东到八里庄东街，这路南路北的大片地方都应该算八里庄。早就听老人们说，这是一条延伸东西运粮的古商道，有站在朝阳门就望见通州塔的传说，这说明朝阳门地势较高，视野开阔。来回走过这条古道的人们对生活的回顾与前瞻，颇有一种西出阳关的荒凉感觉。东大桥、呼家楼、八里庄、杨闸像古道上一串珠子似的连起了通州的大运河与北京城。古道两边零星散落着一个又一个村落。八里庄当时是一个大村，有几十户人家，这里离城里不远。以前城里的大户人家或有钱人，死后都想寻个好地方埋起来。八里庄不远不近。所以不少的当地人以替人看坟兼种几亩薄田为生。因为有钱人的墓地修葺非常规矩，有的还砌着花墙，人们也称他们为看花墙的。这些看墓人家在周围的土地上种些粮食和蔬菜，维持自己的生活，日子过得很清苦。

曾经的北京纺织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就要面临衣食住行的难题。新北京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此开始，十里堡到八里庄一带在当时的城市设计中被规划为纺织城。一条朝阳路横贯东西。1953年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国棉一厂的大厂房崛起在十里堡南边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1954年北京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纺织工人的身影。同年7月，新工厂进入全面试车阶段。工厂的设计规模是11000台织布机，年产量5万锭棉布。北京纺织业从此告别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传统纺织技术，迈开了现代化步子。西边八里庄的地面上又相继建起了二厂和三厂。尽管如此，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棉纱棉布的供求关系紧张。同年9月起实行凭布票限量供应，这是工业消费品中的第一种票证。9月15日，北京市发行了第一套布票，也称开门布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的童年时代就有过“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的童谣。我多次看到过母亲在灯下边絮叨边为我们缝补衣裳，当时很多人家也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这些甚至变成了老北京的民俗，融进了人们的记忆中。可见当时棉布在人们眼里是何等珍贵。

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中有很多人几十年间都生活在八里庄，他们说上世纪50年代初一条挺窄的朝阳路把八里庄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南边是正在建设中的国棉一二三厂，北边则盖起了一大片三四层红砖楼的职工宿舍。又厚又高的墙使楼道显得很高深，带着明显的苏式建筑特点，深褐色的红砖带着几十年岁月痕迹。我上班的单位在十里堡，每天都穿过朝阳路看到那片建筑群，再加上听同事们的聊天儿，我知道八里庄这地方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这里最初只有一些本地的农民，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在八里庄北边流过，叫二道河。附近还有一座供奉着古代医学家孙思邈的药王庙，而南边则是一大片荒陌的土地。随着纺织厂建起了大片职工宿舍楼，这里也沸腾起来。厂房里机器轰鸣，纺织女工穿梭般地忙碌着。每天下午两三点钟该交班的时候，都能看到成群的年轻漂亮的女工走在街上或厂区大道。她们表情丰富，说着笑着走着，使整条街都充满了生活气息。而有些中年女工则操着上海话聊天儿，那情景在许多年间都是这条街上独特的风景线。后来我才知道，建厂之初，北京缺少有生产经验的纺织女工，就从上海和南方调来了大批纺织女工。她们为北京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从此成为北京人。那些年每到国庆观礼的时候，群众游行队伍中都有纺织女工们的身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朱老总刘少奇等多次到工厂视察，与职工群众座谈交流，称赞纺织工人的辉煌业绩。我的文友老师作家孟广顺就曾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国棉一二三厂的多位全国劳模，并撰写四五篇报告文学，记述了纺织女工们激情燃烧的火热生活。后来我与几个当过纺织女工的同学聊天时，才知道其实纺织女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那时候每班一个挡车工要看24台纺织机，一个班下来要在纺织机前走上60多里地。单这路程平常人能走下来就不容易，更何况还要在纺织机前工作8小时。每个有着几年经历的纺织女工都能练就出一双铁脚板。

后来随着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CBD东扩与八里庄只隔着一条四环路，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1983年底国家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彻底告别缺布和少布的时代。那几千纺织女工告别纺织机转行做了别的工作，八里庄那一带红楼成为一种历史遗迹。现在还有很多曾经的纺织女工还住在那里。她们又有了一些平淡琐碎而艰难的故事，因为在一个时代转身时总有一些人做出奉献。

一首城市的诗歌

八里庄的东边有一条街，南北走向一直通到北边的二道河。据说过去那里是老村的旧址，街两边是一户挨着一户的灰色平房小院，茂密的国槐遮掩着一片片凉爽。一过二道河就看见路西有一座5层的楼房，从远处看是一座很普通的楼房，大门朝东，门牌上赫然写着“鲁迅文学院”。那里培养过大批的作家。我读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散文作品时，都有对它的描述，尽管那里已在进行旧城改造，当年的痕迹还是隐约留在了这街上。

现在的八里庄大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说那条朝阳路吧，原来是一条窄窄的双行混合路，现在变成了四五十米宽多条机动车并行对开的宽马路。原来路南的国棉一二三厂的旧址上建起大片的高层住宅楼房和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华堂商场等京城大型商场在此落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医院，手机商店和数不清的饮食商店如珍珠般散布街上。每到夜晚，灿烂的城市灯光串起明亮的一条街。而马路北边也建起了鑫帝大厦、云柏鞋业这样的大型购物中心。

北京八中少儿班范文第2篇

一、第一阶段――民间

“岔曲”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刊刻的《霓裳续谱》，此书由天津三和堂曲师颜自德传曲，王廷绍点订。颜自德“津门人也。幼功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具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余，检其箧中，共得若干本，不自秘惜，公之同好。”[1]颜自德将其平生七十余年所记各种俗曲曲调汇集于此。全书所收俗曲共622首（均为曲词，无曲谱），岔曲占三分之一（202首）。尽管在乾隆末期刊刻发行，但不乏康熙末至乾隆末各时期流行的各种曲词。通过将《霓裳续谱》中的岔曲与后世创作的岔曲相比较，可知《霓裳续谱》中的岔曲正是现存岔曲的前身。见表1：

通过对比表1中的两首岔曲，可以看到：

第一，都是岔曲。前者称“平岔”，后者称“岔曲”。

第二，唱词都是八句。基本词格四、四、七、七、七、七、三、七，但两者均有在基本词格基础上嵌字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唱词更为规范、整齐?穴表1括号内的字均为嵌字?雪。

第三，第六句倒数第三字叠字（民间称此处为“卧牛”），前者为“那”，后者为“无”。

《霓裳续谱》中所收入的岔曲正是现存岔曲的早期形式。早期的岔曲唱词十分通俗，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后期创作的岔曲则明显具有文人雕琢的痕迹。

《霓裳续谱》中记载的岔曲种类繁多，有[平岔]、[起字岔]、[平岔带马头调]、[慢岔]、[岔曲]、[数岔]、[垛字岔]、[垛字单岔]、[平岔带戏]、[西岔]、[坎字岔]等共十一种类型，其中以[平岔]最多，共119首。可见，早在乾隆年间岔曲已十分流行，形式相当丰富。

1．早期岔曲的]唱场合与功能

点订者王廷绍曾在《霓裳续谱》“序”中记载：“妙选优童，颜老技师为之教授，一曲中之声情度态，口传手画，必极妍尽丽而后出而夸客。故凡乘坚策肥而至者，呼名按节，俾解缠头。”[2]

“优童”，当时所指多为男性歌童，清康熙年间（1661―1722）已经出现。当时称这种优童团体为“档子”，又称“清音”。如康熙年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花档儿”一首：“妙龄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最怆神，却怪老鹳飞四座，秦楼谁是意中人？”

“‘花档儿’，歌童也，初名秦楼小唱，年以十三、四为率，曲中[边关调]至凄婉。好目挑坐客，以博缠头。为飞老鹳云。”[3]

清乾隆年间档子班异常兴盛，在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曩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装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毹，联臂踏歌，或溜秋波，或投纤指，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为害非细，今幸已严禁矣！”[4]

此条引文不仅说明档子班所唱皆小曲，且其所述]出方式、情况也与王廷绍“序”中所说优童]唱情况相符。尽管“档子”在清乾隆年间曾被禁]，但此种禁令在整个清代屡见不鲜，且越禁越盛。如乾隆时蒋士铨“档子”诗有云：“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柳窥人，活现红妆花解语。憨来低唱想夫怜，怨去微歌奈何许！童心未解梦为云，客恨无端泪成雨。尊前一曲一魂消，目成眉语师所教。灯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缕屑。一歌脱口一缠头，卖笑卖嗔争狎亵。”[5]

《霓裳续谱》中所辑岔曲乃是乾隆时京华花档优童所唱的曲词。从]唱的功能而言，由于聆赏优童的客人来自各地以及各类身份，所以优童“必极妍尽丽”才能卖艺谋生。

2．早期岔曲的内容

《霓裳续谱》所收202首岔曲，移植于戏曲的共15首，如《小红娘进绣房》等；表现风景、民俗、游戏、谐趣的共36首?熏如《新年到来》等；其余151首全部是表现闺情闺怨内容?熏且多为艳情之词?熏这一部分约占总数的75％。论及曲词来源，王廷绍曾说“其曲词或从诸传奇拆出，或撰自名公巨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靡不毕具”[6]。参其唱词，多以“树叶儿”或景致为题，亦有满汉文相兼杂用的现象，带有浓郁的市民气息，而少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如[慢岔]《树叶儿发》：树叶儿发，呀呀呦。姐儿打扮一枝花。俏皮不过他。站在门前卖风流。手里又把鞋鞋扇儿纳。他可故意羞羞答答。[7]

另外，早期岔曲曲词中还不乏满族民歌直接移植之作。如《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唱词即直接移植于满族民歌《巴狗看家》。这首满族儿歌一直广泛传唱于满族人民生活之中，通过被岔曲移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数岔小孩语]玩玩罢，踢圈儿打尜尜。咱们打伙商量，官儿官儿递手牌。一递递了个羊尾巴，家家板上有甚么。一个金娃娃、银娃娃，咱们背着他。黄狗黄狗你看家，我到南园采梅花。一朵梅花无有采了，双双媒人到我家。咱们散打罢，藏闷歌要回家。耗子耗子你藏藏藏严着罢，提防猫儿把你拿。”[8]

对比至令流传于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儿歌《巴狗看家》，其唱词为：“巴狗巴，你看家，我上南园采红花。一朵红花没采了，巴狗在家汪汪咬。巴狗巴狗你咬谁？来咬老占魁呀，占魁来干嘛呀？来给你保媒。”[9]

经比较不难看出《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与满族儿歌《巴狗看家》两者的相近之处。《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在《霓裳续谱》中标有[数岔小孩语]字样，即用“数岔”]唱的“小孩语”（儿歌），曲词的后半部分与《巴狗看家》十分相近。这是一首乾隆年间传唱的岔曲，风格内容与后世的岔曲多借景抒情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严谨的结构，只是将以前唱过的满族民歌唱词加以借用。

从《霓裳续谱》中所收录的早期岔曲来看，此时的岔曲既没有军队中“金戈铁甲”的意味，也罕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它们是传唱于民间花档优童中的曲词，多闺怨情词，为卖艺谋生。此时的岔曲词格结构尚不够严整，常带有“满汉兼”的现象，亦有满族民歌曲词直接移植的痕迹，虽然与后世岔曲一脉相承，但在曲词内容、]唱者的地位、目的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反差。正是两者的相同之处说明岔曲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而两者的不同又说明岔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轨迹。

二、第二阶段――军队

乾隆年间八旗子弟尚曲成风，他们终日游艺于花天酒地，致使档子班异常兴盛，成为八旗子弟绝好的寻乐之处。产生于民间并在档子班中传唱的岔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传唱于八旗士兵之中。当他们不远千里征战于大小金川之时，岔曲便被带到军队之中。清末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宝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简称为槎曲，后讹称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此皆闻之老年票友所传，当大致不差也。”[10]

火器营成立于康熙三十年（1691），乾隆三十八年（1773）从内城分移出来，又称“外火器营”。大小金川是小金沙江上游的两个支流，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族聚居区。乾隆年间曾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征战三十余年，从乾隆十二年?穴1747?雪开始直至乾隆四十一年?穴1776?雪方止。先后调动全国二十余省兵力，用兵12万多。乾隆三十八年?穴1773?雪，温福所率清军接连溃败，温福战死沙场。乾隆帝闻报后，“赫然震怒”，授阿桂为“定西将军”，“挑派京中健锐营火器营满兵三千，吉林满兵四千，索伦兵三千，发来以备进剿”[11]，平定大小金川终于告捷。《平定两金川方略》载：“乾隆四十有一年，岁在丙申。春二月，两金川平，武功露布，神人庆洽”[12]。

依崇彝所述如若宝小槎为外火器营人，且参加平定金川之战，从史料上推断，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间。最晚在此期间岔曲已在八旗军中传唱。

1．用岔曲寄思托情

平定金川的过程中，八旗士兵用岔曲曲调以树叶青黄为题，即兴咏唱思乡之曲或征战生活。类似的说法在《单弦艺术经验谈》中被记述：“清朝乾隆年间，军队中有一个旗兵，名叫宝恒，号叫小岔（一说筱槎）的，在行军马上，编了许多即景的小曲，比如看见树叶青了，就编了《树叶青》，看见树叶黄了，树叶多了，树叶少了……也编了许多小曲。这种小曲就是后来的六句脆唱”。[13]

目前所留存的岔曲曲词中，仍保存以树叶的青黄为题咏唱军中生活的岔曲，如岔曲《树叶青青》：“树叶青青，百草萌萌，春苗喜雨迎夏令，莺蝶翻飞绕花丛。秋蜇唧唧秋风冷，秋草离离百花凋零，树叶儿黄黄严冬到，牛皮帐上挂冰凌。”[14]

这段岔曲从内容上反映了八旗军旅由春至冬征战时的野外生活，曲词十分朴素。类似的岔曲还有很多，如《树叶儿黄》、《树叶儿娇》等。

2．岔曲成为“得胜歌词”

“金川之役”是乾隆朝耗资最重、用人最多、耗时最长的战役，正是这场战役，促成了岔曲的转变，也使它由最初的里巷之曲转变为“得胜歌词”。《升平署岔曲》引言中说到：“岔曲为旧京八角鼓曲词之一种，传为清乾隆时阿桂攻金川军中所用之歌曲，……又称‘得胜歌词’”[15]，岔曲不仅是士兵们感怀四季的小曲，也成为庆祝金川凯旋的得胜歌。如此一来，岔曲具有了浓厚的宣扬战功、为乾隆皇帝歌功颂德的政治意味。直到清末民初，票友]唱八角鼓时，首先要“围桌拱立”，以示敬肃：“八角鼓上场时，先由两个人作问答，说明八角鼓来源，把乾隆中征大小金川武功述说赞扬一回，以‘八角鼓是大清国土物’为主题是必须说出的，足令听者肃然动容。然后弹着八角鼓，唱地道在金川发明的岔曲四个，以后便进行前场。”[16]

所谓“金川发明的岔曲”即得胜歌词，其结构与岔曲无异，但内容均反映出“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的胜利凯旋景象。如《枕戈待旦》：“枕戈待旦，怒窥敌蛮，前敌射来响铃箭，擂鼓聚将把令传。兵威将勇杀声喊，斩将夺旗一阵乱，喜闻鞭敲金镫响，三军齐唱凯歌还。”[17]

起于民间的岔曲逐渐在军中传唱，士兵用岔曲感怀四季、寄思托情，之后摇身一变成为齐唱胜利凯旋的“得胜歌词”。

三、第三阶段――宫廷

“征西”士兵回京后，常在营中或亲友家中]唱岔曲。乾隆皇帝不但未加禁止，反而大力提倡。如《升平署岔曲》引言中记述：“班师后，从征军士遇亲友宴聚，辄被邀约]唱。嗣后流传宫中，高宗喜其腔调，乃命张照等另编曲词，由南府太监歌]。尝于漱芳斋、景琪阁、倦勤斋等处聆之，盖室内均有小戏台，颇便]唱此类杂曲也。”[18]

乾隆皇帝喜欢岔曲腔调，御制岔曲的伴奏乐器“八角鼓”，岔曲遂被唱用于宫廷。从此，“八角鼓”成为]唱岔曲等一系列用八角鼓伴奏的曲艺形式的代名词，唱岔曲即称为唱八角鼓。乾隆五十四年（1789）万寿庆典所承应的表]形式即有“八角鼓”，“表]者右小人八名，俱穿莲袄孩发，手拿八角鼓，上嵌线穗”[19]，]唱的岔曲曲目为《八方乐业》。

清同治、光绪年间，岔曲依然备受上层统治者的喜爱，“慈禧太后也好听此类小曲，曾命内务府挑选旗籍子弟擅长此道者，入宫传授太监]唱，并赏给教习们以升平署钱粮”[20]。

四、第四阶段――票房

内务府掌仪司档案中曾存有乾隆皇帝批谕的“龙票”：“龙票共两张，分左右两翼，此物现存在掌仪司的档案中。龙票的内容，乃是说八角鼓为得胜的凯歌，庆兆升平，除皇帝的宫中升平署设立八角鼓之外，准许人民，私设剧处，上至皇亲贵胄，下到贩夫走卒，都可歌唱此曲，并可随意拴栊，不加限制。”[21]

“龙票”相当于]出许可证，领取“龙票”，便可成立票房。喜好岔曲的八旗子弟皆以唱八角鼓为荣，称为“票友”。票房的负责人称“把儿头”，“把儿头”设立固定的]出场所，置办]出需要的乐器、道具、服装等，俗称“拴拢子”。“把儿头”邀请票友在票房中]出（过排），叫“走龙票”，简称“走票”。票友应邀参加各种堂会，名曰“局”，请堂会叫“请局”，票友赴堂会叫“走局”，亦称“走票”。各种活动均不收报酬、纯以人情与艺术为纽带。

自从有了龙票保护，堂会]出和票房过排都成为公开合法的]唱之处，决不受到干涉与禁止。票房的出现，使岔曲以新的面貌再次回归社会。此时的岔曲与先皇基业、宗族身份密切联系，其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王公贵族、达官商富、旗营士兵听八角鼓，不能用钱买，必须恭敬地“请”。

在皇权的影响下，大批文人参与其中，最初以闺怨情词为主要内容的岔曲逐渐为歌功颂德、祝贺喜庆、表现四季、渔樵耕读等内容所取代。他们从散曲小令、乐府民歌中吸取养分，对岔曲进行加工，以古典诗词的修养，直接影响着岔曲的创作，“赞而不露”、引经据典在岔曲中屡见不鲜，其结构也更为工整。

综上所述，岔曲经历了民间―军队―宫廷―票房的发展历程，雅、俗两种文化在岔曲中得到了交流与渗透。经过文人的加工，岔曲一改往日的市井气息，承袭历代诗歌的雅趣，将精纯的艺术意味、厚重的艺术魅力或隐或显地渗透在抒情写意之中，其文学性、艺术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岔曲化俗为雅的过程并未脱离其通俗化的特点，而是将花档小曲的通俗]化为京都社会各阶层所需要的通俗。此时的岔曲使雅、俗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2][清]王廷绍《霓裳续谱》，转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3][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4]转引自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页。

[5]转引自[清]戴璐《藤阴杂记》“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6]同[1]，第19页。

[7]同[1]，第340页。

[8]同[1]，第321页。

[9]王俊江搜集、整理，转引自赵志忠《〈霓裳续谱〉与清代满族民歌》，《满族研究》，1989年第4期，第90页。

[10][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1][清]方略馆《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版，第909页。

[12]同[11]，卷首一，第9页。

[13]王决、金受申、王素稔《单弦艺术经验谈》，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6页。

[14]伊增埙《古调今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5][18][20]林虞生《升平署岔曲（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6]同[14]，第11页。

[17]同[14]，第81页。

[19]同[1]，第434页。

[21]李鑫午《岔曲的研究》，《中德学志》，1943年第4期。

①《清晨早起》的曲词见于《霓裳续谱》，是该书中所收入的一首“平岔”。[清]王廷绍：《霓裳续谱》，《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北京八中少儿班范文第3篇

模特儿既出，舆论轩然。有的冷视、非议，有的赞赏、叫好。大多数人持何态度呢？今春4月，《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读者日活动中，服装艺术表演征服了无数颗年轻的心。担任这次表演的是北京东城区文化馆服装艺术表演班的模特儿。朋友，想了解有关他们的一些“内幕消息”吗？好，让我来告诉您—

招生：百里挑—

去年6月，《北京晚报》登出了服装艺术表演班招生的启事，条件是16-23岁，身高男1.85米，女1.67米以上。相貌端正，身体健康……

考试那天一大早，招生处就挤了个水泄不通。咦，时间到了，怎么不见主考教师来？原来，主考的教师正急得团团转呢！在筹备办班时，文化馆的同志考虑到我国服装表演艺术起步晚、影响小，加上人们对模特儿怀有偏见，估计不会有多少人报名，只印了200张报名表。万没料到，仅三天内就来了800多人，真叫人又急又喜。有这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还愁没有希望？可眼下，200张报名表怎么够用呢？

初试揭晓，80人过关。复试再选，只剩下33人。比考大学还要难，真是百里挑一呀！

首演：一鸣惊人

表演班初办时困难重重。场地小、资料少、教师缺，学员的职业成份、文化水平也不尽相同，再加上是业余的，每周只能抽出两个晚上活动。正当为难之时，中国粮油、土畜、纺织等几个进出口公司和《时装》杂志社雪中送炭，从人力物力上给予协助。北京服装研究所还派了专家陈富美同志前来指导。

9月，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大师P·卡丹来到北京，第一次同我国合作，举办由他设计、北京制做的时装表演会。主办单位听说东城区办了个服装表演班，马上派人同P·卡丹服装公司驻中国的人宋小姐赶来，当场拍板，邀请部分学员做模特儿，并由P·卡丹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卡尔多先生亲自指导训练。开幕式在民族宫举行。临演之前，师生们忐忑不安。从建班到演出，只两个多月，总共不足70个小时的学习和训练，眼下就要做世界第一流服装大师的时装模特儿，行吗？行与不行，还是让事实评判吧！当学员穿着漂亮的时装在舞台上轻盈起步时，人们愣住了。外商纷纷围住P·卡丹，询问这些模特儿是香港的还是日本的。表演结束后，陈慕华同志登台祝贺，并同大家合影。

这天夜里，师生们都没睡好觉—他们失眠了！

舆论：望而生畏

记者曾同学员闲聊。使人吃惊的是他们十有八九是瞒着家长和单位来报名和参加活动的。等上了电视、报纸，事情暴露，处境就更难了。什么“某某的孩子又在外面鬼混”啦，什么“下三流”、“伤风败俗”啦，风言风语简直置人死地。

小谢姑娘把参加表演班的消息告诉远在四川的爸爸妈妈，不几日就收到家里的电报：“全家（包括你妹妹）都不同意你干这种事。”某机关一位领导同志得悉自己的女儿参加表演班时，竟以断绝父女关系相要挟。这位父亲吼道：“跳舞、演电影随你便，就是不许当模特儿！”

诚然，在有些西方国家，模特儿是商品，可我们不能拿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苦菜花”来审度我们今天的模特儿。他们用自己特殊的劳动方式酿造甘美的蜜，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民生活，是美的传播者。模特儿—这多少年来人们心目中一直扭曲着的形象，今天是为你正名的时候了。

小谢父母头脑里的锈锁，最终还是找到了开通的钥匙。可象那位机关领导同志一样封建僵化的，仍大有人在啊！

平素：必拘小节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斜。要回击俗不可耐的流言蜚语，自己首先必须行得正、坐得端。模特儿个个长得漂亮、精神。稍不谨慎，就容易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建班伊始，负责训练的吕国琼老师就给他们订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参加表演班后若因这方面原因同以前的对象告吹者，一律劝其退班。

与舞蹈演员、绘画模特儿不同的是，舞蹈演员表现情节中的“我”；绘画模特儿直接表现自身；而服装模特儿表现的是服装。对服装来说，模特儿的外表只是陪衬。对观众来说，他们是一面镜子，为人们购买合适的服装提供参考。这就需要模特儿有一种可贵的牺牲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表演班也在训练着人们的品德和情操，教他们自尊、自重和自爱！

训练：踏破铁鞋

排练室里，姑娘小伙们正进行着形体训练。先是小跳，四个八拍下来已是气喘吁吁了。“立起来”、“收腹、提气、把握重心。”“老师，支持不住了。”“不能动”。快要软下来的两腿硬是又挺直了。为了台上一个多小时的“走来走去”，台下不知要花多少功夫、流多少汗水。许多人脚上打了泡，磨破鞋底已不算什么奇事……

舞蹈演员出身的吕老师深知成功与汗水的关系，她要求学员格外严。如果谁想偷懒，绝逃不过她的眼睛。她定会放开四川人特有的辣嗓门狠狠地剋你一通，直到练好为止。

事业：方兴未艾

北京八中少儿班范文第4篇

能不添置的暂不添，能省着用的省着，算来算去，就算到交通费上了：这交通费主要是老公的，我仅占个零头。这笔开支不小，一个月光油费就七八百，老公开车上下班，我搭他的车到半路下车，再自己乘坐公交车到单位。他一天除了单位哪儿都不去，也得用四五个油，合计二十多元。而我中途下车，刷公交卡，来回才用八角。

算完账，晚上我就动员他少开车或尽量不开车上下班，他说：“不至于吧？买了放着不用不就成了搁车族了吗？”

我就掰着手指头给他算，若不开车，除了油费，还会省下健身费。我居住的小区离城铁八通线（北京）不远，不急不缓地走着也就二十分钟。我们俩若一起乘地铁上下班，一天来回才八元。乘地铁还不用担心堵车，时间容易把握。尽管步行时间长了，但早上起床的时间反而比原来推后十分钟。他很不情愿，可架不住我软硬兼施，就勉强同意体验一下再说。

小区到地铁这段路绿化得特别好，真是空气不错、环境不错、心情也不错。坐地铁，我俩是早上在东单分手，晚上在东单集合。下午4点左右，他准打电话：“老地方，不见不散。”俩人下了地铁，一起漫步在回家的小路上，勾肩搭背，聊聊闲话，偶尔还忆忆当年初次相见的情景。换了平时他可没工夫，路上要专心开车，到家还要目不转睛的看电视。

头两天，他走一会儿就呼哧带喘的，走了两周基本也能健步如跑（要飞，还得继续练，看样子一年半载的飞不起来）了，而我那历史悠久的失眠也有所好转，晚上不吃安定也能来一大觉。不过这月交通费虽然省了，但总支出有所增加，因为他要买旅游鞋、休闲装，他说：“要走就有个走的样儿。”

有时他有事不能跟我一起回家，就嘱咐我出地铁坐个三轮儿，我才不坐呢，多花4元钱不说，也不安全呀。我还是走着踏实，耳机一塞，小曲儿一哼―二―，一会儿就到家了。偶尔好天气，还会提前打电话让女儿跟姥姥顺着小区的步行道，往地铁方向走走迎接我，权当散步了，那老小两个竟然很兴奋，还很隆重地带着水和零食。

从地铁到我们小区这一路，这样走着的人不少，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家有抠门儿的妻子，被逼着省钱以应对金融危机呢，或是出于锻炼身体的考虑，还是人家本身是环保人士呢？

北京八中少儿班范文第5篇

孙宁远是北京八中少年班的学生，从小好奇心强，思维活跃。2015年的一天，孙宁远留意到家里的空气净化器运行得越来越不对劲儿了，经过检查，他发现净化器的过滤网完全黑掉了。原来，由于当时北京的雾霾天气很严重，仅仅一两个月过滤网就会变得很黑，影响净化功能，而积聚在过滤网上的灰尘、霉菌等会给室内造成二次污染。如果频繁更换过滤网，不仅麻烦，更换费用也是不菲的，而且净化器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只能过V室内的空气，不能从室外采集新风。

孙宁远当时就开动脑筋，想着如何改进一下净化器，让它免于频繁更换过滤网并且更环保一点儿。于是他拆开净化器，用了好几种方案进行改进，可是没有什么效果，这让他颇为沮丧。

一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雨过天晴，整个城市的空气变得清新，孙宁远突然脑洞大开：既然下雨能让空气变清新，那是否可以用水过滤空气中的雾霾从而实现空气净化呢？

孙宁远对于其中的科学原理还不是很明白，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向他所在班级的赵昕老师寻求帮助。赵昕老师对他乐于探究的创新精神大为赞赏，指导他查阅相关的文献，还把他推荐给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林峰教授，让他得到进一步的指导。

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孙宁远了解到空气中的PM2.5和PM10污染物大部分是溶于水或者具有亲水性的，于是孙宁远决定设计一种装置，用水作为过滤介质，过滤空气中的雾霾。虽然有老师的帮助，但是从头设计一个净化装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间孙宁远遇到重重困难，多次测试失败，但他一直努力坚持着。

孙宁远最终在净化装置中采用“水中曝气”和“空气淋水”两种方法，让水雾化的同时用纱布来代替过滤网分割空气，使空气与水充分接触，捕获污染物中亲水和溶于水的物质，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孙宁远用3D打印技术制作该净化装置，然后通过实验仪器测试净化效果。测试结果显示，在雾霾严重的北京地区PM2.5和PM10去除率达到70%以上，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这种水滤空气净化装置结构简单，不需更换过滤网，维护费用低，无二次污染，可以从室外采集新风，比起传统的空气净化器更绿色环保、经济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