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论文范文第1篇

一、内容摘要与关键词……………………………………………………………2

二、纳税人权利的理论依据…………………………………………………………3

1）纳税人权利的宪法保障…………………………………………………………3

2）纳税人与征税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4

三、纳税人权利的内容……………………………………………………………4

1）纳税人权利的具体化……………………………………………………………4

2）其他国家或组织对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体现……………………………………5

四、我国纳税人权利存在的问题……………………………………………………6

五、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7

1）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要前提……………………7

2）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必须有相关的法律依据……………………………………8

3）促进和完善纳税人对税收活动的民主监督……………………………………9

4）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作为权利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9

六、结语……………………………………………………………………………10

[内容摘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第一章特别增加了第八条，将纳税人权利写入新《征管法》，这标志着国家对纳税人权利的重视。本文分别从纳税人权利的理论依据、内容，我国纳税人权利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等方面进行阐述：从宪法上审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权力的行使应服从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同时，纳税人与征税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强调从立法、民主监督和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等方面，对纳税人权利进行充分保护。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身份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承诺——依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正确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尊重纳税人权利，达到权利义务的和谐统一，使纳税人可依法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得到保障，无疑有利于强化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纳税观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和谐的征纳关系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科学界定、充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效实现国家税收制度的功能和目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纳税人权利保护

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此次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增加了有关纳税人权利内容，从而使得纳税人权利受到关注。

新征管法增加的第八条明确写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一、纳税人权利的理论依据

（一）纳税人权利的宪法保障

自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税收就与宪法有了密切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之维度审视税收关系。则可以发现现代税收关系与宪法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即人民的国家制度”。因此，用宪法的视野考察税法,有着重要意义。它对我们进一步认清税的本质，规范国家税权的行使，保障纳税人权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宪法上审视，纳税人是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理论告诉我们，一方面，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权力的行使应服从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另一方面，宪法规定国家权力运行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公民权利。为纳税人获得权利主体地位提供了法律支持。根据理论，国家是受公民权利制约的义务主体。国家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其目的是为了服务公众，为纳税人服务。国家的职能界限以公民权利为界限。在我国，我们过去一向强调，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甚至在宪法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这既反映了我们税法理论的浅薄，更反映了我们当时宪法理论的浅薄。宪法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权利主体是公民。宪法创设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规范约束国家的权力使其正当运行。而做为公民的纳税人，归根结底，就是公民身份在税法领域的具体化。在宪法领域，纳税人我们更强调其公民身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民纳税人权利就是纳税人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清晰的认识到公民纳税人的权利主体地位。

（二）纳税人与征税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

在我国税法理论界，由于受税收“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在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上，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而这种理论使人们过多的强调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而藐视纳税人权利，过多的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淡化对征税主体的权力制约。因此只有确立纳税人与征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用宪法上公民—国家关系理论构建二者，才能真正树立纳税人本位的税收权利义务观。这其中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只有在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中，人们才能认识税收的经济本质，增强主动纳税的自觉性，同时作为征税机关，在认识到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后，也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增强为纳税人的服务意识和为国家征税的责任感，从而在纳税人与征税主体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其次，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面对着掌握行政权力的税务机关，其能够理直气壮的通过主张其权利来强调与税务机关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这对促使我们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纳税人权利十分重要。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说明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同时享有要求国家的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纳税人利益的权利。纳税人义务分担的一部分社会共同费用，是纳税人将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无偿让渡给国家支配。既然是无偿让渡，纳税人就有权利要求国家和政府建设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善市场发展的各种机制，为纳税人提供安全保障和发展机遇。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也是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二、纳税人权利的内容

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相当广泛。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权利是主动的，表征着利益；义务是受动的，表征着负担。既然税收法律关系双方——国家和纳税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广大人民——纳税人，作为政府支出的目的和收入的来源，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理所当然拥有依法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以满足自己合法的政治、经济利益。

（一）纳税人权利的具体化

笔者认为，纳税人作为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理应享有如下权利：

第一，税收立法方面，参与税收立法的权利。在民主政体国家，税法由立法机关制订并颁行，在立法过程中，纳税人应当能够参与税收立法讨论，公开发表看法。这是法治国家在民的必然要求，同时，纳税人参与立法的讨论也是最为有效的增强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宣传途径。

第二，税收征纳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税收实体性权利是静态意义上的权利，是纳税人享有法律保护的获得某种实体利益的资格，即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不被非法征收，如税收申请减免权和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利。基于应能负担原则，为保障公民个人生存权，纳税人应就个人的负税能力大小来承担纳税义务，税收的课征不得侵犯纳税人的各项基本生存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纳税人维持健康、文明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否则，超出纳税人负税能力的“苛捐杂税”，必然使纳税人与国家处于对立的位置。税收程序性权利是纳税人享有的动态意义上的权利，保证程序公正，有效制约税权滥用，保证纳税人参与程序的实现，主要由平等对待权、程序拒绝权、救济权组成、获取帮助和服务权等构成。

第三，在税款使用方面，监督税金“合宪”使用的权利。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目的和程序使用税金，而且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有权提出诉讼。

（二）其他国家或组织对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体现

多年来，一些国际组织也日益重视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成员国制定了《纳税人宣言》范本，规定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1）信息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税制及如何测算税额的最新信息，同时，税务机关要告诉纳税人包括诉讼权在内的一切权利。（2）隐私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不侵害其个人权利，纳税人有权拒绝税务机关无理搜查住宅及被要求提供与正常课税不相关的信息。（3）只缴纳法定税款的权利。纳税人有权考虑个人的具体情况和收入多少并按税法规定只缴应纳税金，拒缴额外税金。（4）税收预测与筹划的权利。纳税人对自己的经营行为的课税结果有权进行预测和税收筹划。（5）诉讼权。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存在异议时，有权提讼。

在市场经济国家，纳税人权利普遍受到重视，税收几乎关系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在税收征管活动中依法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法案形式宣布的美国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有：（1）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主要包括三种权利：第一，信息权。纳税人有权全面准确的了解所得税法的内容，包括授予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二，隐私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只根据法律允许的目的使用所提供的个人财务信息，有权知道税务机关掌握有关自己信息的意图、税务机关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以及如果拒绝提供有关信息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第三，忠诚推定权。纳税人有权被认定是诚实的，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给予否定并经法庭判决。如果发生争执，纳税人有权要求复议或直接上诉法庭。（2）抗辩权利。抗辩权利主要包括两种权利：第一，权益保障权。第二，数量抗辩权。（3）其它权利。在美国有关纳税人权利的规定中，还明确了其它一些与纳税人行使自然权利相关联的权利。当纳税人没有得到专业的服务和照顾、甚至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和答复为止。加拿大于1983年颁布《情报自由查询和隐私权》，1985年公布《纳税人权利宣言》，也赋予了纳税人以广泛的权利，此外，诸如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也对纳税人的权利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三、我国纳税人权利存在的问题

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身份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得到的法律的保障与承诺——依法确认纳税人能够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和政府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依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正确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尊重纳税人权利，达到权利义务的和谐统一，使纳税人可依法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得到保障，无疑有利于强化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纳税观念，有利于维护税法的严肃性,真正实现依法治税，进而推动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的发展完善。相反，如果纳税人不享有权利或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不可能构造出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法制秩序。从我国的税收发展历史和现状看，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并非是和谐统一的，出现了失衡状态。

中国历史带有长期的浓厚的集权统治色彩，产生了“重权力、轻权利”的历史文化。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权利被贬低、限制。具体到漫长的税收发展史，国家征税的权源在哪里，合理性如何从未纳入公众考虑的范围。而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后产生了国家契约论，并据此得出了国家和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是平等地位的结论，对以后的税法思想中纳税人权利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另外，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国家分配论，强调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形式。相应地，税收法律关系双方被认为具有不平等地位，国家及其税务机关单方面享有征税权，而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仅强调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这种理论导向下的税收，以取得财政收入、完成税收计划为根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强制性。这不仅导致纳税人迫于某种威慑力而缴纳税收，纳税自觉性、纳税主动性降低，进而出现偷逃税等严重问题，而且导致征税机关在税收工作中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行使征税权，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易于出现不依法行政、侵犯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税收工作中，多年来，一个普遍性的共识是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过多强调了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主体的义务，在处理税收征纳关系上,绝大部分税务人员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依法行使征税权，却较少注重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宣传工作中，注重“义务论”，崇尚“义务本位”，系统、细致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于纳税人权利的宣传如“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却比较模糊、抽象。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失衡状态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纳税人权利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一定的体现,主要包括：依法申请减免税权、依法申请延期申报和延期纳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讼权、有关税务问题的咨询权、委托权等等。这些权利主要是包含在税收征纳关系之中的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而与纳税人纳税的基本义务相对应的实体性权利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忽视了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承担义务而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不免引起纳税人的厌烦情绪，无法形成税收法律关系双方的良性关系：一方面纳税人没有感受到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对等性，没有体会到与其纳税义务对等的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因此纳税人依法纳税观念淡薄，偷逃税款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税收相关工作难以有效监督，导致政府工作透明度不高，影响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财政支出不合理，公共产品提供不符合社会需求等诸多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纳税人的权利并加强保护，才能使纳税人切实享有权利，促进国家税收工作良性开展。

四、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2001年9月，国际财政协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第54届会议，其中讨论了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问题，从而使保护纳税人权利第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议题。各国共同认识到为维护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的平等性，保证国家税收工作健康运行，需要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需要在具体制度的运作中保护抽象权利的实现。纳税人享有权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明确纳税人权利并予以切实保障，这是建设健康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存在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相对缺失问题从法律角度加以解决。

（一）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要前提

人民原则基础上的税收是由人民为维护自身生活福利而自律性缴纳的，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应坚持税收法律主义原则，要求“应尽可能在国会（国民代表机构）制定的法律中作明确、详细的规定。”

“有关纳税义务的消长以及其他国民权利义务，应尽可能详细、严格地规定在法律中。”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是税收法律的明确立法依据和立法渊源。因此应当对税收的最基本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包括纳税人义务必须履行，纳税人权利必须保护，征税的基本法源等等。但我国宪法仅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这仅能说明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据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这使得纳税人权利义务在宪法的层面上处于失衡状态，无法根本体现税收法律主义的精神。

另外，前面已经论述，从税收的来源和用途来看，税收是纳税人将一部分个人财产转移到国家手中成为其收入，并由国家运用这些收入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这其中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流动，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深层次的平等原则和关系。宪法对于国家和纳税人在税收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应充分体现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完善是税法完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障和不断完善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建议对宪法作以下两方面的补充：第一，应按照法定程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权利，以实现纳税人的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平衡，为纳税人权利保障的相关立法提供宪法依据。第二，在宪法中设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增补修正案，规定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这一原则在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已得到宪法确认。因为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上升到宪法层面，就使得税收活动及其相关法制工作有了法律依据，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必须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宪法条文固然需要增补，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决定了宪法只能从宏观上确定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所以，需要将纳税人权利内容更多地体现于税收法律体系中。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就十分注重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例如加拿大就在1985年专门公布了《纳税人权利公告》；美国则在国会、财政部、国税局共同努力下，先后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不仅对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还向全社会明确公布了纳税人依法可以享有的税收程序方面的援助和救济的权利。

我国目前存在着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备、不系统、效力层面参差不齐的弊病。因此要尽快制订一部《税收基本法》，明确我国税收法制的立法原则、立法权限、纳税人、税务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基本法则，其中，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明确规定，将使纳税人权利的全面有效保障成为可能。只有在税收基本法指导下的税收特别法、单行法才能构成有机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并且随着立法工作的完善和发展，该体系自身的扩充亦将把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长期稳定贯彻。

（三）促进和完善纳税人对税收活动的民主监督

在法国，每当国会召开专门会议，对税制改革进行辩论时，电视台就开辟专门频道进行现场直播，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也应当探索灵活适用的途径落实广大纳税人的税收立法参与权等权利。其中最为有效和实用的应属建立有效的税收听证制度，使税收立法、执法和税款使用活动置于广泛的纳税人监督之内，保证各个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第一，在立法中，坚持《立法法》关于听证制度的基本精神，结合税收本身及其立法工作的特殊性，明确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听证程序，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保证立法者立法时能够听到广泛的纳税人意见。第二，在征纳法律体系中确立税务听证程序，即税务机关在进行征税及其相关行为之前,在作出影响纳税人利益的行政决定前应告知作出决定的理由及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程序的运用可以增强税收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避免国家公权机关滥用权力侵害纳税人权利。第三，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纳税人履行了纳税义务，若不能得到权利的实现、利益的满足，就会从主观上产生抵触情绪,税收就只能变成强制而使税收法律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应保证纳税人享有税款使用决策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处于主人翁地位的纳税人，才会自觉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会具有纳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强制纳税转变成自觉纳税。

目前我国纳税人只能从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知悉税款的基本使用情况，不能满足纳税人的知情权的要求。因此,在税款使用中，纳税人可以对国家机关进行重大用税行为之前，通过采用听证会形式阐述意见，监督税款的使用，以确保税款的使用符合大多数纳税人的意愿和利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作为权利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英国法谚“无救济即无权利”，说明了司法救济是保护纳税人权利最有效的方式，完善税务诉讼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定,当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与税务机关的纠纷。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但税收诉讼问题还是有自身的特殊需要的，这一点上，行政诉讼不能完全解决纳税人权利的全面保护问题，在某些领域，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护是不充分的或是缺失的。这些问题集中在税收立法和税款使用上。第一，对于税收立法过程中有关部门的非法操作，比如在应举行听证会时不举行或不正当举行行为，纳税人作为权利人应有权提讼；第二，对于用税活动中出现的非法行为，比如用税人不合法用税或用税不公开、不透明时，纳税人同样应有诉讼资格提讼，这样就可以更完整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现行行政诉讼法本身对于解决税收征纳关系纠纷比较契合，而对于上述事前、事后税收纠纷，则无从适用。要更进一步完善涉税诉讼，充分保护纳税人权利，就要在两方面改善现有的司法制度：

第一，扩大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目前我国法院仅对于税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具有审查权，但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本身却需要对其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应当赋予法院对于国家机关制订税收法律法规，决定税收开征、停征、减免等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利。

第二，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负税人)和举报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税款的征收、减免以及使用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它是纳税人享有监督政府合理征收、使用税款的权利的司法监督途径。这一制度现在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普遍接受，都认为税收、财政的健全和完善需要纳税人的监督。通过赋予个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对于税收问题提讼，社会公众不仅可以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政府支出遵循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在我国无论是司法审查权的扩大还是纳税人诉讼的设置，都需要根据实际国情和人民需要来循序渐进、认真细致地进行。但我们应当坚定这一改革方向，为充分维护纳税人利益积极探索。

五、结语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反映了人民原则和公共财政制度在税收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只有科学界定、充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效实现国家税收制度的功能和目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而当前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仍不完善，需要破旧立新。可以说，充分维护纳税人权利，任重而道远，必须不断努力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权芳楼，王立斌，创新税收政管强化纳税服务，中国税务，2004年第三期

[2]韦恒，依法治税公平第一，中国税务，2005年第三期

[3]陈荫，也论纳税人权利保障，财经法律评论，2005年第一卷

[4]王建平，论税收法定主义，税务研究，2005年第二期

[5]傅义，公正执法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务研究，2005年第六期

[6]甘功仁，纳税人权利专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7]刘剑文，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纳税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纳税遵从观税收管理建

一、纳税遵从观的含义及特点

纳税遵从，来源于TaxCompliance的翻译，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它是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或自身利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服从税法的程度。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我国在《2002年一2006年中国税收征饭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提出了“如何建立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这一重要命题，研究如何才能在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纳税人也能“诚信纳税”，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要义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社会主义税收新秩序。

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必须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做到心中有数;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三是能够意识到采取违法、非法等手段偷逃税款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纳税风险。纳税遵从观下企业税收管理目标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具体由发票管理、涉税会计处理、报表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等环节组成。

二、树立纳税遵从观，防范企业涉税风险

(一)建立稳定获得税收政策信息的渠道，动态掌握税收政策及变化。纳税人只有在熟练掌握税收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强化纳税意识，实现纳税遵从。税收政策是基础，及时获得和掌握税收政策，可以防止政策信息不对称，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数量多，时间跨度长，税收政策之间在内容上有覆盖性，这种“补丁上打补丁’，的浩繁的税收政策需要企业专门安排专业税务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梳理。了解税收政策的途径较多，可以上网查找，如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查找，可以拨打税务服务电话12366查询，也可以通过订阅财税政策公报类期刊获取财税政策.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定期派员参加税务培训学习，听取立法者、专家和学者的辅导讲座，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等。企业专业税务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渠道，动态了解并掌握同一税种政策的变化趋势和关于同一涉税事项税收政策的变化内容，正确理解具体税收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以便依法处理涉税事项，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二)建立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涉税管理制度。企业要根据经营活动特点，结合业务流程，建立和健全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管理制度，系统地处理好相关业务，若只管一单一环节，割裂其他环节，则税务风险较大。如加强发票管理方面，必须取得合法和有效凭证，具体为国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地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发票管理办法授权的企业自制票据(如银行利息单、机票、下资表)、财政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境外合法机构有效凭证(如外汇付款凭证、对方收汇凭证、相关协议、中介机构鉴询三报告)等。

纳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应税所得额纳税筹划

引言

税基是计税的依据，在适用税率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与税基的大小成正比，税基越小，纳税人负有的纳税义务越轻。而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率，其中，应纳税所得额是税基，在所得税率一定的情况下，应纳税所得税额随应纳税所得额这一税基的减少而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一、应税收入确定时间上的纳税筹划

由于企业的各种形式的收入都要计入收入总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将企业的某一形式的收入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收入在纳税筹划中并没有实际意义。在纳税筹划中具有意义的就是确定各类形式收入的收入额和实现收入的时间，推迟确认收入的时间可以推迟纳税时间，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货币时间价值，获得纳税的利益。

企业销售货物的结算方式不同，对应的收入的确认时间的标准也不同。现行税法规定：直接收款销售以收到销货款或取得索取销货款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为收入确认时间；赊销和分期收款销货方式均以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为收入确认时间；而订货销售和分期预收货款销售，在交付货物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这样，就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销售结算方式，控制收入确认的时间，达到减税或延缓纳税的目的。比如，直接收款销货时，可以推迟收款时间或推迟提货单的交付时间，把收入确认时点延至次年，从而延迟纳税。

二、存货计价方法中的纳税筹划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存货中原材料的耗用是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商业企业来说，存货的成本更是至关重要，因此存货的处理是税务筹划的着眼点之一。在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下，所结转的当期销货成本的数额会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到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及所得税负的大小，因此对存货的计价方法进行合理筹划，可以减轻企业的所得税税负。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中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在实际生产中，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主要是利用材料市场价值变动的变异来实现递延纳税的目的。通常，物价总水平一般是呈上涨趋势或保持平衡，因而对于普通材料而言，选择加权平均法比较稳妥；而对于一些技术更新快、供给不断增加的材料，价格可能呈下降趋势，比如家电生产企业在显像管价格不断下跌的过程中就应选择先进先出法。同样，当物价上下波动时，企业应选择加权平均法，以避免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的上下波动，增加资金调度的难度。这种筹划符合会计的一贯性原则，因为一贯性原则除规定企业会计核算方法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外，同时也规定了必要的变更。只要企业将变更的内容和理由，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企业就可以获得合法的纳税筹划收益。例如：某企业2009年分四批购入某商品供下年销售，每批1万件，每件进价分别为2000元、2100元、2200元和2300元，预计下年度该企业每季度销售该商品1万件，每件销售价格稳定在3500元，每季其他成本1000万元，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所得税每季度预缴一次。现有几种存货计价方法供企业选择，方案A：使用先进先出法；方案B：使用加权平均法。企业资金成本率12%，企业所得税率25%。两种方法下，所得税总额都是350元，如果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则每个季度的资金成本率为3%（12%/4），那么方案A中预缴所得税的总现值为：125/(1+3%)+100/(1+3%)2+75/(1+3%)3+50/(1+3%)4=121.36+94.26+68.64+44.42=328.68万元方案B中预缴所得税的总现值为：87.5/(1+3%)+87.5/(1+3%)2+87.5/(1+3%)3+87.5/(1+3%)4=84.95+82.48+80.07+77.74=325.24万元可见方案B的总现值较小，加权平均法起到了递延纳税的作用，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存储的商品后进的价格高，采用加权平均法使得近期成本高，相对利润低，进而达到了延缓纳税的效果。与先进先出法相比，方案B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相对少计的利润推迟到了第三、第四季度，因而纳税现值最小。如果原材料价格的趋势与此相反，就应采用先进先出法。实际上，对于一定数量的存货，只要合法选择使前期支出的成本相对较高，一般都能起到递延纳税的作用。另外，对享受定期减免税的企业，正确选择存货计价的核算方法也同样能起到降低税负的作用。例如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于原先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专门规定了过渡期：2007年3月16日前已经批准设立，可以在新税法施行5年内，逐步过渡到新税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可在新税法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那么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则可以在过渡期内选用先进先出法进行核算，将高额的利润留在享受减免税年度，从而增加企业积累，提高经济效益。

三、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中的纳税筹划

固定资产折旧是缴纳所得税前准予扣除的项目，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折旧额越大，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少。会计上可用的折旧方法很多，由于折旧方法和各年的折旧额不同，使各年抵减的所得税在数额和时间上发生了变动。企业在选择折旧方法时，通常需要分析不同的折旧方法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影响，即所取得的纳税筹划收益如何。相比较而言，快速折旧方法是一种较有效的节税方法，其特点是前期折旧额较大，后期折旧额较小，造成利润的前少后多，而直线法下各期折旧额相等，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各期利润也相等。由于资金时间价值的作用，采用快速折旧法要比采用直线法产生的企业所得税预期减少额的现值大，两者之差就是企业实现的纳税筹划收益。另外，可以看到，企业财务制度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分类规定是有一定的弹性的。对没有明确规定折旧或摊销年限的资产可尽量选择较短的年限，以尽快将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完毕、将无形资产价值摊销完毕，这样也因为前期增加了抵扣额，把税款推迟到后期缴纳，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案例1：大华机械厂一台大型设备原值400000元，预计残值率为3%，为简化计算，假设折旧年限为5年。折旧方法可以采取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三种方法。假设5年间采用年限平均法折旧时每年的税前利润都是100万元，所得税率为25%。

3.1年限平均法。预计残值率=400000*3%=12000(元)每年折旧额=(400000-12000)/5=77600(元)

3.2双倍余额递减法

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的固定资产，在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到期前两年内，将固定资产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净额平均摊销。本例中该项设备的年折旧率=2/5*100%=40%可以看出，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都属于加速折旧法，是假设固定资产的服务潜力在前期消耗较大，在后期消耗较少，为此，在使用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速折旧的折旧方法。以上三种方法，每年的折旧额均不相同，所以每年的税前利润和所得税额均不相同。虽然各项数据的五年合计相同，但不同折旧方法对不同年份的数据产生了影响。一般情况下，由于资金的时间价值，选用加速折旧法较为适宜。但如果最初几年企业处于税收优惠期，则选用年限平均法较为适宜。而无形资产的摊销方面，新准则没有明确规定摊销年限，只是要求反映该无形资产预期消耗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可以视情况对其某些专有技术类无形资产选择尽量短的摊销年限，尽可能在近期内摊销完无形资产价值，达到递延所得税税款的目的。

四、利用亏损弥补进行纳税筹划

新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的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国家的这一政策充分照顾了企业的利益。需注意的是年度亏损额是按税法规定核算出来的，而不是利用多列成本、费用和其他支出等手段虚报的亏损。根据国税发[1996]162号《关于企业虚报亏损如何处理的通知》，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如发现企业多列扣除项目或少计应纳税所得，从而多报亏损的，经调整后无论企业仍是亏损还是变为盈利的，应视为查出相同数额的应纳税所得，一律按25%的法定税率计算出相应的应纳所得税额，以此作为偷税罚款的依据。企业必须正确地向税务机关申报亏损，才能使国家允许企业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本年度亏损的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企业来说，亏损的发生是很被动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希望发生亏损，即使政府承担了部分亏损，但更主要的还是企业得承受很大的损失，所以亏损是企业所不愿意见到的。然而，一旦亏损实际发生了，企业就必须从资本运营上下功夫，如企业可以减小以后5年内投资的风险性，以相对较安全的投资为主，确保亏损能在规定期限内尽快得到全部弥补。例如：某企业2008年发生年度亏损100万元，2009年实现应纳税所得额120万元，企业所得税率为25%，则2008年的100万元亏损可在2009年完全弥补，2009年只就20万元所得缴纳所得税5万元。假设资本成本率为10%,那么，该企业获得的纳税补偿收益现值为：100*25%/(1+10%)=22.7(万元)。如果该企业2009年所得不足以弥补这样，该企业2008年发生亏损的100万元，可分别用2009-2013年的10万元、10万元、40万元、30万元和10万元来弥补。6年内企业共纳税为：[80-(100-10-10-40-30)]*25%=17.5(万元)因此而获得的纳税补偿收益现值为：10*25%/(1+10%)+10*25%/(1+10%)2+40*25%/(1+10%)3+30*25%/(1+10%)4+10*25%/(1+10%)5=2.27+2.07+7.51+5.12+1.55=18.52(万元)可见，虽然亏损额相同，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弥补亏损产生的节税效果却不同。这是因为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在5年内，亏损越早得到弥补，则获得的纳税补偿收益就越大，节税效果也就越明显。:

纳税论文范文第4篇

[案例]假定有S和T两个公司，S拟向T销售大型成套精密设备。设备账面价值200万元，经济使用年限为20年，双方协定的资产交易价款为300万元，价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结清。S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0％。与之有关的交易费用等间接费用忽略不计，假定交易双方所属税务征管部门核定该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S公司与T公司均按10年直线计提折旧。S公司的税收负担为：营业税300×50％=15（万元），再加上所得税（300-200-15）×30％=25.5（万元），共计40.5万元。

一、纳税筹划方案不应违反强制性、禁止性法律规范

为了有效降低税负，有人主张通过一个租赁合同（合同一）、一个借款合同（合同二）和一个抵押合同（合同三）来进行筹划：合同一规定，S公司（甲方）向T公司（乙方）出租该资产10年，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确认资产公允价值为300万元。甲方每年向乙方收取租赁费用20万元，乙方须于租赁期间每一年度的1月7日向甲方指定账户转账付款，逾期未付款时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撤销。合同二规定，S与T签订借款合同，向T借款200万元用于T同意的投资项目，双方约定借款年利率为10％。S应当于每一年度的7月1日之前向T指定账户支付借款年息20万元整。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S逾期未向T支付当年应付利息，经书面通知催付10日内仍未付足的，T有权扣押、留置甲方与借款金额价值相当的担保物，自T邮寄出扣押该担保通知书之日起，本合同自动失效。合同三规定，S与T签订抵押合同。甲方逾期未向乙方支付、经书面通知催付10日内仍未付足当年应付利息时，双方以A资产折合价款200万元清偿甲方全部债务。

筹划者认为，这一安排使销售变成了经营租赁，符合法律规定。筹划当年，S公司将享有税上收益｛[20-20+（20×5％）+20]×30％｝-（20×5％）=5.3（万元）。而T公司报表上财务费用（借款利息）与管理费用（租）赁费）正好相抵，将不发生额外税负。第二年及以后期间，如果甲方乙方保持第一年相互结算，直到合同终止，则资产清理净损益为零。10年安排期间综合效果为：S公司的租赁交易无所得税税负，有营业税税负10万元；S占有固定资产折旧等税上利益5.3万元。如果S第二年对T的催付利息通知书不予理睬，T亦不付给S租赁费。T按合同留置该资产并寄出资产折价清偿通知书，合同按失效条款自动终止。两种情况纳税义务都低于未作筹划时。

笔者认为，上述筹划方案以租赁、借款加抵押，实现销售的目的，方案以节税为目的，设计出环环相扣的交易链，形成复杂的交易结构。但是，该方案存在着一些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的地方，主要有：1.S与T之间签订的抵押合同属于“流押契约”，将被认定无效。

综观以上三个合同安排，合同三（抵押合同）实际上是合同二（借款合同）的一个抵押条款，从文义上看，合同三已被合同二吸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根据担保法与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合同三是一个无效合同。

合同三中，当事人约定，甲方逾期未向乙方支付、经书面通知催付10日内仍未付足当年应付利息时，双方以A资产折合价款200万元清偿甲方全部债务。这种约定属于担保法上所说的“流押契约”，又称为“抵押物代偿条款”，即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流质契约。这是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禁止流质契约，主要是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的考虑，避免债务人因一时急迫而蒙受重大不利。

虽然筹划者认识到了担保法对于流质契约的否定态度，并采取在合同中事先设立“折价条款”来规避，认为“合同中有折价条款的，债权人可以拥有抵押物（相同价款）的所有权”。实际上，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五十三条关于抵押权实现方法的曲解，第五十三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可以协议以抵押物折价取得抵押物。必须注意的是，法律对于折价作为抵押权实现的方法之一，是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情况之下，经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或者协议不成时经由人民法院判决，按照抵押物自身的品质、参考市场价格，把抵押物所有权由抵押人转移给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从法理上讲，以抵押物折价的方式实现抵押权，在时间上发生于债务不履行之后，在性质上属于所有权的转移，与流押契约具有本质不同。而且，折价还需要参考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可能还要履行相应的评估程

序。如果当事人的折价约定损害了顺序在后的担保物权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后者还可以依据合同法行使撤销权。本案例中合同三约定的折价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五十三条所说之折价不是同一法律概念，实为流押契约的一种，应予禁止。

2.我国现行法律禁止企业之间拆借资金。而借款协议作为主合同一旦被认定无效，所谓以设备抵债来实现“销售改租赁节税”的方案设计可能无法实现。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除非担保合同另有约定，在借款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以设备抵债的担保协议也无效。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筹划前S对T的设备销售应纳增值税而非营业税，这将导致筹划的基期数据全部失真。

二、纳税筹划不能够混淆法学与会计学语境的差异

上述案例中，疏漏之处在于，没有充分重视与研究法学与会计学之间的差异。就以上案例而言，租赁协议虽然在法律上签订为经营性租赁，但在会计、税务处理上应当归为融资租赁。

1.现行租赁会计准则要求，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标准来判断一项租赁是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如果一项租赁满足了下述条件之一，就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承租人；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价预计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5％；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的75％；就承租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就出租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90％）；租赁资产存在专用性，如果不作重新改制，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2.我国合同法将融资租赁合同作为与经营租赁合同并列的一种列名合同处理。融资租赁是一种贸易与信贷相结合，融资与融物为一体的综合易。一般来说，融资租赁要有三方当事人（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参与，通常由两个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或者两个以上合同构成，其内容是融资，表现形式是融物。根据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出租人享有所有权，租赁物不作为承租人的破产财产。租金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不符合使用目的时，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租赁物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相关保养修理义务。如果对租赁期满后租赁物所有权归属约定不明确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当事人约定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承租人已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行使解除权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可见，会计制度对融资租赁的定义侧重于其经济实质，即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险与报酬的转移问题；而合同法对于融资租赁的定义则侧重于交易的法律形式，即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赁物，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选择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同时将公平原则适用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的风险承担与权利分配上。二者之间由于概念定义的不同，对同一交易的划分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3.税法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性租赁的区分，在流转税上，倾向于合同法的定义；而在所得税上，倾向于现行会计准则的定义。国税函（2000）514号文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设备租赁业务。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设备租赁给承租人，合同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承租人有权按残值购入设备，以拥有设备的所有权。这个定义非常接近合同法的定义。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2000）84号）第三十九条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一种租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租赁为融资租赁：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人；租赁期为资产使用年限的大部分（75％或以上）；租赁期内租赁最低付款额大于或基本等于租赁开始日资产的公允价值。上述规定与租赁会计准则相比，区别仅仅在于稍微简单一些。但在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价、拖欠租金、折旧政策以及坏账准备的提取上，税法与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4.不同学科之间概念框架差异的意义在于，同一交易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适用税目和税率，从而导致不同的税收负担。对于融资租赁，税法规定，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这样，一份符合合同法形式要件的经营租赁合同，如果其租赁交易实质上转移了大部分与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则有可能被按照会计准则与税法认定为融资租赁，从而面临纳税税种的不确定性。如果其属于政府批准从事经营的融资租赁单位，则此交易应当交纳营业税；如果不是，则要看租赁期满设备所有权是否转移，即如果转移，则应负担增值税，如果不转移，负担营业税。由于流转税与所得税法规在融资租赁定义上的差别，还有可能导致上述合

纳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目前，商业环节增值税收入逐年递减，其中存在的问题较集中地突出了我国现行增值税存在的税基和税负的监控、征管信息的获取、共享等深层次的税收征管问题。因此，建议加强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实施纳税评估制度，强化对企业的税收监督和稽查，健全社会化的税收综合管理网络。

关键词：增值税；纳税评估；税收监督

自新税制建立以来，从福建省看，商业增值税收人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但商业增值税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商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长幅度。据统计，我省商业企业增加值1996～1999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6.2%、18.3%、13.8%和14.5%，而同期我省商业增值税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7.5%、8.3%、5.5%和6.9%.商业增值税占国内增值税收入的比重也不理想，1997～1999年商业增值税收入占全省国内增值税收人的比重分别为24.9%、24.1%、23.6%.笔者认为，这除去商业经济结构变化、税源转移等因素外，也有税务机关日常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对一般纳税人的认定只注重销售额，而忽视健全帐证要求；引导推进小规模纳税人健全帐证工作不力；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轻普通发票管理；一般纳税人税负普遍下降，零税负或负税负的商业企业占一定比例；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商户普遍采取核定征税，并且核定额不足；征收机关日常监管和税务稽查没有突出重点，税款普遍流失，等等。这里从分析商业环节增值税问题的原因入手进行探讨，以寻求堵漏办法。

一、我国商业环节增值税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商业税收正常的递减。

1.经济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地方特色的第三产业，造成了商业税收正常的递减。各地优先发展有特色的第三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加以培养，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形成和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引导，导致了税源结构变化，如，各级批发商业企业转制后改为有经济效益的文化娱乐场所；有经济实力的单位和企业热衷于投资经营宾馆、酒楼、餐馆、酒吧以及夜总会等非增值税的第三产业。这样，各地体现增值税税源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不断减少，同时也体现了营业税收人增加，增值税收入减少。

2.小规模商业企业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濒临倒闭。近几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滑坡，一蹶不振，致使许多小规模商业企业营销上不去。有的企业拖欠银行贷款，而被冻结户头，无法经营，被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工业企业代销机构，工厂不景气，商业货源不畅，消费者购买力不强，进销差小，无利可图，被迫关闭停业。

3.市场竞争激烈，必然引起税收结构调整和商业税收减少。一是工业企业采取直销的营销策略，主动应对市场的竞争，减少了商业环节的销售额。工业企业为扩大其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同时也为减少销售费用、流通环节和经营风险，利用其对产品性能及市场比较熟悉的优势，直接在销售地设分支机构销售其产品，直接参与产品流通；特别是电子商务这一新型直销方式的出现，使得过去货物通过商业环节流通转移到了工业环节；二是激烈的竞争促使商业环节购销差额减少。据1999、2000两年度福建省税源普查资料显示，商业毛利率从10.3%下降为9.06%；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WT0，开放零售市场，世界知名大型超市凭借先进的管理经验所实行的低价销售的介入，加剧了国内商业企业的竞争，促使商业企业分化，价廉物美的大型超市日益占据商场的主要份额，使原本不是很高的商业环节的毛利率仍有下降趋势；此外，增值税购进扣税法有推迟实现税款因素，部分新开业的商业企业在经营生长期税收倒挂或者“零税负”现象严重。一些新开业的大型零售商业企业在经营初期大量取得进项专用发票，而在经营生长期间进项税款长期留抵，无税可收。当商业无利可图时，就关门不干了。

（二）商家偷税行为较为隐蔽，造成商业增值税非正常递减。

1.厂家各种名义的直接贴补返利等非正常手段严重侵蚀了增值税税基。如一些工商企业跨越中间经销环节通过报销费用、现金、实物奖励、销量提成等方式直接向经销商返利，经营者此部分收入又不作帐，规避了商业环节税收。

2.现金交易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欺骗性，给商业环节偷税的查处增加了重重困难。特别是以零售为主的各商业企业，位于增值税链条的末端，由于缺乏与税收征管相配套的各种经济行政管理手段，现金销售，多头开户，销售不开发票，开“大头小尾”发票，大量采取“体外循环”手法进行偷税等，商业企业这些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三）税基不宽，税源转移影响增值税增长的问题不可忽视。

增值税链条不完整，使建材、饮食、娱乐业等仍实行营业税，存在偷税隐患的问题突出。以建材商品为例，建筑业在生产过程中需消耗大量的货物，但由于该行业征收营业税，作为建材等物资最终消费者的施工单位，在购进上述货物不需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甚至发包单位也不需要取得普通发票，造成增值税管理链条中断。此外，受地方财政的干预，使税源发生转移。各地自行制定的名目繁多的地方财政税收返还优惠政策，影响了商业企业在不同销售环节和地区的正常定价，诱导商业企业利润跨地区间不正常收入转移，其中以企业外设经销机构商业增值税最为明显。

（四）商业增值税征管不是十分到位。

商业企业进项差价的减少和工业企业的直销行为仅会引起商业增值税税额的减少和税负的下降，但商业企业负税负等异常申报的增加，则要归结为企业不正常的偷逃税行为。因此，面对曾一度扩散的商业增值税异常申报，有必要审视目前的商业增值税征管情况。

1.商业企业的应纳税额监控不力。一是帐证健全是监测工作的重要前提。目前，企业帐证不全，有帐不作，作假帐或作两套帐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监控指标还不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各商业企业经营商品品种、商品价格以及经营规模差异较大，再加上融资渠道和营销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单一用某一户商业企业税负等指标推断其他商业企业的纳税情况缺乏可信度，尤其是应用在增值税纳税评估上，因缺少必要的佐证材料而收效不大。

2.征管手段相对滞后。一是征管信息来源渠道单一。目前，税务部门能取得的纳税人的有关信息，主要通过企业在纳税申报时提供的一些比较粗略的资料，其真实性完全取决于纳税人的诚实与否，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实施税务稽查必然也难以奏效。同时通过企业以外的信息渠道获取必要的商业企业经营情况和相关资料几乎无法保证。二是征管手段落后。目前商业企业管理开始广泛使用现代化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的大型商场，特别是仓储超市收银记录、统计以及进销存等帐务处理已经使用电算化。而税务征收仍实行企业填报纳税申报表到申报服务厅录入计算机申报，事后下企业短时间检查的征收方式，数字化程度低，与企业管理电算化不相适应。三是征收方式呆板。对商业企业征收的方式有查帐征收、核定征收和定额征收三种方式，目前，没有严格地划分其适用范围，定额征收较查帐征收征税成本和税收负担要低已是公开的秘密，征收方式不易变，导致纳税人特别是小规模个体私营经济建帐没有积极性，使征管质量提高艰难。

3.税务稽查效果带有局限性。商业企业属中间流通环节，经营货物品类繁多，再加上直接发货制及跨地区间的仓库的设置以及各种灵活代销办法，用传统的征收方式盘存纳税人货物十分困难，也影响企业经营；同时，税务稽查部门查税不求质量，只求数量，直接影响了税务稽查的威慑作用。

4.发票使用不规范。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消费者缺乏购物索取发票的习惯。商业企业，尤其是从事零售的商业企业，销售货物习惯于未按规定开具发票，或以自制调拨单或提货单等内部核算凭据代替发票，开具发票的销售额和实际销售额之间存在偏差，纳税人利用“移花接木”等手段隐瞒某些商品的销售收入，主管国税机关又无法监控纳税人的税基，造成增值税流失。

二、建议与对策

商业增值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较集中地突出了我国现有增值税存在的税基和税负的监控、征管信息的获取、共享等深层次的税收征管问题，因此，解决商业增值税的征管问题也决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除健全现行税制外，应用系统的现代的征收管理手段解决适应新形势下商业增值税的税收流失问题。

（一）加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

1.严格执行一般纳税人认定管理。按现行税法规定年销售额和健全帐证的商业企业都应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但是，各地执行此规定有偏颇，如，批零企业为商品最终消费环节，消费者不需要也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分支机构推销产品既不开票，也不直接收款，因此，对以上一定规模商业企业不愿意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然而，为了省事，税务机关也不按规定督促其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这个问题各地很普遍。笔者认为，各地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执行一般纳税人认定规定，凡是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和帐证健全的商业企业都应按规定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对已具备条件的商业企业不申请一般纳税人，按规定以销项税额全额征收增值税，绝不姑息迁就。这是增值税管理的需要，也使增值税链条不会中断，从而，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2，完善商业一般纳税人管理制度。应该看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制度具有约束纳税人的作用，而小规模纳税人税收政策则不具有此特性。一般纳税人，即使销售货物不申报纳税，但其购进货物时却以消费身份负担了购进货物应抵扣的税款，因此，规模较小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尤其是中小商业企业，保留其一般纳税人资格管理的意义大于税款征收的意义。为此：一是保持现有的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规模的稳定。一经认定，除非纳税人偷税、关闭、破产，则不应轻易取消，对存在不良记录的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限期整改，在整改期间取消其进项抵扣权。二是对新认定的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认定的初期（一年）实行暂认定一般纳税人管理，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行“代管监开”。其进项发票在货票款一致情况下，才能给予抵扣。

（二）加强小规模纳税人税收管理。

1.继续推进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对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制，严格其财务会计核算，实行查帐征收，减少税收流失，是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多年来工作部署的要求，但是，各地税务机关因抓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工作难以奏效，而几乎放弃了这项工作，这对依法治税十分不利。因此，笔者认为，税务机关是收税的，收税的依据是什么？大量小规模纳税人继续使用“双定”征税肯定不行了，继续引导推进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十分必要，而且，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应该做到建帐一户，成功一户，并及时改变征收方式。至于小规模纳税人建帐建证后税负低不可怕，税务机关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即加强税务稽查，要以税务稽查来确保建真帐。对查出小规模纳税人建假帐的，要依法补税和处罚，并公开曝光。同时，对小规模纳税人建真帐，纳税态度又好的，只要其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和条件，就可鼓励申请升格，按一般纳税人管理。

2.完善定期定额户的管理办法。在保持原定额基数的前提下，实行税务机关采用各种测定法估算出销售额，与同行业会互评定额相结合的做法，来确定“双定户”本期销售额，做到既公开透明，又相互监督；在定额的评定期限上，不宜过长，最好每半年调整一次。同时，在调整“双定户”销售额时，税务机关应讲究核定的销售额有升有降，合理又合法。此外，应加强对“双定户”会计基础知识的培训，引导其记帐规范，建帐符合标准。

3.加强商场柜台承包租赁户的征管。通过增强与出租方的信息联系沟通，掌握承包租赁户的开业、经营情况，同时，实行商场统一收银，代收代缴增值税管理办法，把承包租赁户的应纳税额及时、足额解缴入库，有利于征收机关与商场共同监管。

（三）加强分支机构的税收管理。

目前，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工业企业的销售网点遍及全国各地，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有137号文件，但是，税务机关对分支机构的税收管理还不够规范，造成经营地税源大量流失。因此，本人认为，一是加强分支机构税务登记管理和发票管理。对于各类分支机构，不管是经营范围和形式如何，均应按《征管法》规定办理注册税务登记；在发票的领购管理上，实行发票保证金（人）和限期缴销发票等制度；二是完善分支机构增值税政策管理规定。分支机构不论是否开票或收取货款，原则上由其所在地税务机关征收增值税。分支机构需要总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的由总机构提出，报有权税务机关审批，并建立纳税信息联系制度。同时，对汇总缴纳的分支机构采用按销售额依一定比例在其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其预缴税款可在总机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减。

（四）实施增值税纳税评估制度。

增值税纳税评估制度旨在全面提高纳税人申报纳税的准确性和税务机关征收管理质量，突出对一般纳税人涉税行为的防范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纳税申报情况，在纳税评估的操作过程中，应全面掌握一般纳税人的涉税资料，严格按照申报审核、案头评估、下户核查、税务处理等步骤进行。因此，为了做好增值税纳税评估，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准确采集纳税资料，提高资料的利用效率。根据增值税纳税评估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选择收集、积累所需的纳税人的各种与纳税相关的，诸如销售情况、货物购人情况、发票使用情况以及财务变动情况等各种当年和历史资料，并对获得的纳税资料进行归类、汇总、相互对照，并运用适当的方法加以运算、分析、处理，充分发挥增值税进销之间相互稽核作用，加强货物进出企业监督，为税务机关提供案头评估参考数据。有条件的可以逐步通过税企联网实现。这对于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下增值税的征管有着现实意义。

2.建立增值税纳税评估的分析指标体系。包括细化筛选参照指标，如按国家统计局行业划分标准统计出本地商业系统的诸如平均税负率、销售额变动率、进项税额变动率、存货变动率、毛利率等纳税评估所需的各项指标。同时，收集本地（市）、省乃至全国同行业的财务指标参考资料，并进行比较、分析和修正，提高指标的准确性；同时设置具体企业考核资料指标，正确选择使用各种案头评估测定办法，能根据已收集掌握的有关企业货物、资金变动资料，通过恰当的运算，推算出纳税人本期大体销售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提高纳税评估质量。

3.设置纳税评估机构，充实评估专业人员。随着稽查机构设置转变，各地税务机关应设立专门的税收稽核或纳税评估机构，将原来的征管分局配备一级稽查人员改为税收稽核或纳税评估人员，合理调整岗位和明确职责，侧重于通过纳税人申报资料的评估分析，下户核查，堵塞漏洞。这样，可以转变增加税收依靠查补的传统做法，以增强税收管理专业化力度。

4.根据纳税人信誉评定纳税人的纳税评估频率。对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进行记录，作为评定纳税人的分类管理定等次的标准，不同等次设置不同的纳税评估频率，合理分配征管力量，即实行稽核基础上的动态分类征管。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对稽核后评选A级信誉等次的商业企业，可以实行一年免审优待；对评定B、C级信誉等次的商业企业可以实行定期的纳税评估，以鼓励商业企业遵章纳税，鞭策信誉不佳的企业改变形象，争取升级。

（五）强化商业企业税收监督。

1.完善发票使用制度。各地税务机关发票管理工作应从注重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转变到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并重管理上来，规定所有单位和个人购买货物有权利与义务索取发票，并禁止商业企业利用各种内部凭据替票，纳税人违反发票管理规定依法处理。对定期定额户亦实行定额发票管理制度。同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发票摇奖和不开发票处罚活动。在各商家张贴公告，告知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有索取发票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消费者购物自觉索取发票的社会氛围。坚持尽快推广使用税控收银机及税控加油机，把纳税人销售收入纳入税务监督之列，同时，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2.对商业企业的财务管理等管理软件，税务机关如何介入管理，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办法。比如，商业企业有义务向征税机关提供使用电算化记帐的软件的共享信息，有义务按税务机关要求报送规范化纳税申报资料等，避免企业自行变更原始记录或利用现代化手段偷逃税款。

3.推行片管员制度。税务机关取消专管员以后，应推行商业企业片管员制度，确定片管员工作岗位和职责，督促其经常下户了解纳税人经营情况，催缴税款，指派下户进行货物盘点，主要应通过不定期分柜重点核查，掌握纳税人购销的来龙去脉；并加强对非正常损失进项税的管理。

（六）强化稽查功能，突出重点到位。

为了保证各项商业征管措施到位，促进纳税人健全帐证，依法纳税，强化税务稽查功能十分必要。首先，每年必须开展一次商业增值税专项检查，以查促管；其次，加强税务稽查的重点应放在连续异常申报户、纳税评估移送的嫌疑户，帐证不健全户、申报停歇业户和违章使用发票户。再次，按照税务稽查计划安排，有的放矢安排上述重点纳税户查深查透，检查发现问题，按规定程序及时查处，严惩不贷，并以一定形式予以暴光，让偷逃税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七）健全社会化的税收综合管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