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有关参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牵涉到民事诉讼理论框架的构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以后，中国大陆民诉法学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的却是沉默态度。直到1957年，才有人在要学习“老大哥”后大胆提出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尽管照现在的观点看来，该概念的论述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开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的先河。照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该有个较长足的进展，然而，随着“反右”运动的铺开，学术研究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斗争。研究中断了，停滞了，一停便是二十余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学界开始复苏。但细心的人们仍会发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仍然无人涉足。理论文章往往采取迂回战术，课堂讲授常常又顾左右而言它，究其原因，因为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何看待人民法院？有人嘀咕，人民法院是民事诉讼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她的任务是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执法，倘引进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岂不是将法院与当事人平起来坐？如是，岂不有损国家审判机关的威严？ 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春风吹拂，禁区逐渐打开，障碍开始逾越。1981年5月，吉林大学石宝山等人出了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教程》，该教程虽属内部印刷，但在内容体系上首次堂而皇之地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安排为一章。从此，论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文章、著述逐渐增多。应当承认，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由回避到正视，由不谈论到初步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也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起步较晚，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其有限，加之相互切磋力度甚微，基本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论其道。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表述可以说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 笔者以为，考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必须穷根溯源，历史地展开，系统地考证，多方切磋。非如此不足以使研究深化。当然，这是项沉重的任务，囿于资料匮乏，水平受限，区区一文是难以达此恢宏目标的，拙文权且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吧。 （一） 1868年前，无所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当时，诉讼法学界认为诉讼只是各种诉讼行为的总和，只是各个诉讼阶段的相加，只是指进行中的案件审理工作。可见，当时的学者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是从法律上，不是从权利、义务更不是从权利义务的发生上研究民事诉讼，而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即从诉讼手续和诉讼程序上讨论民事诉讼。 1868年后，德国法学家比洛夫(Biilowoskar.1837─1907)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他认为，法院与当事人的行为，各个诉讼阶段和民事审理工作本身只是诉讼的外在方面，而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要透过现象审视民事诉讼的本质。他说：“诉讼是有阶段地进行，并一步步地发展的法律关系。”他认为，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法律关系之中应该是平等的地位。诉讼权利属于当事人，诉讼责任属于法庭。比洛夫的见解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此，后人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的理论“同以前的诉讼法学决裂，在近代诉讼法学中享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自比洛夫首创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后，首先在德国然后波及法国、日本及其他地区，掀起了一个研究、争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热潮，并相继形成几种学派： 1.一面关系说 该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科累尔。他们认为，民事诉讼存在法律关系是无可争议的。但它只是当事人双方间的一种关系即原告与被告的关系。理由是：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为权利归属而展开的斗争，法院只是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法院并未加入当事人之间的斗争，它的作用是对原、被告实行监视并指导其斗争，最后就双方争斗结果作出判决。故它无所谓权利义务。 （附图 {图}） 2.两面关系说 该学派代表人物是普兰克。该派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两个方面的关系。理由是：原被告都离不开法院。原告请求法院提供司法保护，故原告与法院发生法律关系。原告为自己利益所为种种诉讼行为是其权利，法院运用国家权力保护原告是其义务，此其一。其二，法院接受原告起诉后，须将诉状送达被告，被告应诉，故被告与法院发生法律关系。他们说，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说 是原、被告间的一面关系是不对的，因为诉讼中，原被告间不会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陈述、辩论的权利，但这不是在原被告双方间发生的，而是对于法院所为的。（见图2）两面关系说在世界各国有较大影响，赞成者颇多，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曾兴奋地说：“此说在法理上最为适当”。 （附图 {图}） 3.三面关系说 该派学说代表人物为瓦赫。三面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还应当包括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理由是：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有保护私权调查私权存否的义务，原被告有服从裁判的义务，有不滥用诉讼制度的义务，与此同时，原被告之间也有权利义务发生，例如原告陈述时，被告不得阻止，反之，被告陈述时，原告也不得搀越，此谓之曰彼此忍耐之义务；而且，判决下达后，胜诉者可以收回诉讼费用，败诉者有赔偿诉讼费用的义务，义务的反面即为权利。三面关系系说在我国台湾地区颇有市场，著名学者李学灯就写道：“诉讼程序一经开始之后，法院与两造当事人，及两造当事人之间，即生诉讼法之法律关系。”（见图3） （附图 {图}） 4.法律状态说 此说的首创者是德国法学家高尔德斯密德(Goldschmidt)，一译格努托修米托。他在《作为法律状态的诉讼》一书里充分发挥了他的观点。此说认为，上述一面、二面、三面关系说均是将私法上的法律关系置于诉讼领域的简单类推，是用处不大的机械操作。诉讼的目的是要确立法院的判决，是依据既判力把权力确定作为目的的程序，这种目的使当事人形成一种状态，即当事人对判决进行预测的状态。例如有的当事人可能出现对胜诉的“希望”，有的则可能出现对败诉的“恐惧”，这种“希望”与“恐惧”的利益状态从诉讼开始便在当事人间展开、发展和变化。法律状态说从出现至今，虽未占上风但也未偃旗息鼓，在当今日本，争论尚在进行，所不同者，将“恐惧”译为“负担”而已。 5.多面系列关系说 此说最早见于原苏联法学家克列曼的著述。克氏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作为社会主义审判机关的法院与当事人、第三人、检察长间的关系”。但他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特征、主体、客体等没有详尽的描绘。到七、八十年代，苏联法学界对此又有较深入的研究，法学博士、教授A·A·多勃洛沃里斯基等人著的《苏维埃民事诉讼》写道：“法院同诉讼参加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既然都是由民事诉讼法的规范来调整的，所以，它们也就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他们分析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法院是每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第二，法院的利益同其他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是不矛盾的；第三，诉讼中的社会关系只能作为法律关系而存在，不能作为事实上的关系而存在；第四，所有诉讼参加人都是同法院之间的诉讼关系，是一系列关系。 （二） 毋庸置疑，历史上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诸种学派之争，有益于民事诉讼法学的进步，推动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的深化。需要指出的是，相当长时期以来，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张，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是社会关系；二是不提一定法律对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关系并不是资产阶级学者曾经宣扬的那样是什么“日常生活关系”，[12]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不依人们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那些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物，是人们为维持本身生存而活动的形式”。[13] 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必须以现行法律存在为前提。没有法律规范，仅管是社会关系，仅管受制于物质关系，它仍不能成为法律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当然，法律本身并不产生法律关系，只有当人们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活动时才构成特定的法律关系。如夫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首先，要有婚姻法规定，其次，要有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行为。否则，难以形成夫妻关系。 法律关系是一种带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一经成立即受国家保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违反或破坏，否则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例如合同关系是法律关系，合同关系一经确定，双方当事人均须遵守，违约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不同意把民 事诉讼法律关系简单地定为一面关系、二面关系或三面关系。首先，它们没有从本质上突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没有强调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其次，他们只涉及法院、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其他诉讼参与人（尽管各国法律对诉讼参与人界定不一）在诉讼中也会与法院结成受民诉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事实；再次，原、被告之间不可能在诉讼中单独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原告、被告卷入诉讼，从主观动因分析都是企图依赖国家权力化解双方争执，失去法院，原被告不能“自力救济”，既如此，在诉讼中，原、被告都必须也应当服从法院的指挥。如果说原（被）告陈述时，被（原）告有不得阻止、忍耐之义务的话，那末，这种不得“阻止”和“忍耐”也只能是听从法院指挥的外在表现，原、被告不可能直接产生关系。是的，原、被告间存在事实上的民事法律关系（如租赁、合同、损害赔偿关系等），但实体法律关系不能等同于诉讼法律关系。 在我国大陆，不存在“一面关系说”的支持者，但确实有“二面关系”、“三面关系”学说的响应者。有人在书中写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就“是受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法院同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4]这种两面说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理由前已述及。还有人说，法律不是规定原被告可以诉讼中形成和解吗？那意思是说，既然双方可以和解，足见双方会产生诉讼法律关系。其实这是误解。众所周知，和解有二种，一为诉讼外的和解，一为诉讼内的和解，于前者谈不上诉讼法律关系，于后者，法律规定必须在人民法院主持之下进行（详见新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换言之，离开人民法院，当事人不可能和解。 笔者也不赞同“法律状态说”。因为法律状态说把诉讼权利说成“希望”把诉讼义务说成“恐惧”或“负担”是不合符实际的。首先，权利只能是现实的，它根本不等同于“希望”，义务也是实际的，它与“恐惧”无缘；其次，民事诉讼的“核心”并不是“当事人之间在诉讼法上的期待权（希望）和负担的交错”，而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追求的“案件客观真实”。最后，“动态”“静态”研究一说值得研究。“法律状态说”的拥护者认为，考察民事法律关系时应用静态方法，考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时宜用动态方法。其实民事法律关系无所谓“静态”，因为它也会变化乃至消灭；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无所谓“动态”，因为它实质上是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笔者和我国诉讼法学界的多数学者一样，赞同“多面系列关系说”。但同时认为在具体表述中存有诸多值得推敲之处。例如，有人主张，所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依法进行一定活动以解决一定法律事实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用于解决民事诉讼法律事实的具体过程的产物。”[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强调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强调了这种社会关系要接受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调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微嫌不足的是它没有揭示是谁与谁之间产生的关系，而笼统地表述为“是人们依法进行一定活动以解决一定法律事实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令人不得要领。也有人这样表述：“在民事诉讼法调整下所形成的人民法院和所有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关系，则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16]这种表述有二点不妥：其一，所谓“所有诉讼参与人”概念不甚明确，法律中没有“所有诉讼参与人”一词；再者，作为诉讼的重要参加者──当事人，在定义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其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即为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诉讼义务，因此，说“民事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关系”就等于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该定义犯了同义反复之大忌；笔者认为，取众家之长，可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作如下界定，即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人以及除他们之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发生的由民事诉讼法律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 我们主张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有下列特征：第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第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面关系。它既不是原告与被告的一面关系，也不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两面关系，更不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以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三面关系，而是包罗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共同诉讼人、法院与诉讼代表人、法院与诉讼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翻译人员、法院与勘验人员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第三，民事诉讼法律 关系既是独立的又是统一的，说它是独立的，言其各个“面”的相对独立性，例如原告起诉状为人民法院受理后双方即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以此类推。但若干相对独立的“面”又不是杂乱无章的，恰恰相反，它们呈有序性，这种“有序性”正是民事诉讼程序制约的结果。例如，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先发生原告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后才能出现法院与被告的关系；在法庭辩论中，只有先呈现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后才发生法院与证人的关系，如此等等，法律规定的“有序性”使若干“面”的诉讼法律关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束”。 （三） 与其他法律关系一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有其构成要素即主体、内容和客体。 1.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人民法院、当事人、（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代表人）、诉讼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和翻译人员。有人主张还有支持起诉人，[1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试行）或是新民事诉讼法，对支持起诉人的界定都是相同的，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支持的方式是道义、经济、舆论或其他方面的支援，作为支持单位并不直接涉足诉讼，故不能认为支持起诉人亦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人认为人民检察机关也属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18]笔者认为似可成立，但须注释。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机关只是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机关，他们既不直接参加诉讼也不间接参与诉讼，故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有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时，它才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即使如此，对检察机关在抗诉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尚须再探求。 还有人认为，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内，有的只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的既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是诉讼主体。他们说，诉讼主体和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不是一回事，据称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中除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外，还必须有权进行使诉讼程序发生、变化或消灭的行为，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所进行的诉讼行为，按其法律性质和后果来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两种主体不是一回事。[19]坦率地说，笔者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 首先，查《辞海》得知，主体一词有三种含义：一为事物的主要成份；二为哲学名词；三为法学用语。显然，人们在研究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时涉及的主体或诉讼主体，是取意后者。既然是法学用语，当然离不开权利和义务。何谓主体？主体就是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所谓诉讼主体即诉讼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显而易见，诉讼主体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际上是一回事。 其次，在民事诉讼法学中，有一串名称如当事人、第三人、共同诉讼人，证人、鉴定人、诉讼人等，还有他们的概括语：诉讼参加人、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在不同诉讼阶段还有不同的称谓：起诉人、应诉人、胜诉人、败诉人，上诉人、被上诉人，再审原告、被告、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在论及法律关系时又有法律关系主体概念，在上述同一事物多种称呼的情况下，不宜也无须再创造一种多余而无用的术语。有人说，将法院、当事人称为诉讼主体是因为他们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如是，则证人、鉴定人等在诉讼中也有特殊作用，是否也要另外杜撰一个称呼加在他们头上呢？ 再次，既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称诉讼主体是二元论的产物。我们承认，在国外尤其是在旧中国乃至今日之台湾的民诉著述中，经常使用诉讼主体一词。松冈义正说“民事诉讼者就其实质言乃国家与当事者间所成立之权利义务关系（诉讼关系）”，“故国家及当事者实为民事诉讼之主体”。[20]郑竞毅解释诉讼主体是“谓在诉讼行为中得为诉讼行为之主要人物也。诉讼行为既为三面关系故诉讼主体亦有：(1)法院(2)原告(3)被告”。[21]台湾学者李学灯写道：“诉讼程序一经开始后，法院与两造当事人及两造当事人之间，即生诉讼法之法律关系，而自始至终为进行程序之主体，因此，所谓诉讼主体，即指法院与两造当事人而言”。[22]为什么他们只说诉讼主体而不涉及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看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要么是“两面关系”要么是“三面关系”，诉讼主体就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奇怪的是，国内主张诉讼主体的人们却是异口同声地否定“两面”和“三面关 系说”，主张多面系列关系说的。于是，矛盾出现了，一方面他们赞成多面系列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多个，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二面”或“三面关系”说，并机械地搬进了“诉讼主体”概念，二元的立论导致了矛?艿慕峁?nbsp;最后，说只有诉讼主体才有权进行使诉讼程序发生、变化或消灭的行为是片面的。根据法理，任何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都会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在诉讼中，除了法院、当事人的行为外，证人、鉴定人等主体的行为也会使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际参加者就是其主体或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不能设想，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有法律关系主体还有什么诉讼主体。 2.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内容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内容系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负有的诉讼义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关系主体享有较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如当事人的起诉权、上诉权、辩论权、处分权、申请回避权、证人的陈述权、追偿报酬权、法院的询问权、裁判权等等，虽然每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多寡有别，但基本符合办案现实的需要；值得说明的是，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民事审判中她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力，就此意义讲她行使的是职权，但她确确实实是卷入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并作为主体在活动，因此，行使职权与行使诉讼权利往往呈复合状。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负有的义务与其权利相对应，它不同于道德义务和宗教义务之处的是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无。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一定的诉讼义务，就会招致一定的法律后果。 3.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 我国民诉法学者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表述是基本一致的，即主体的诉讼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但再具体深究一下，所指“对象”到底为何物却各执一词。石宝山同志认为是“实体法律关系”，[23]柴发邦教授认为是“案件事实和实体权利请求”，[24]江伟和常怡教授则主张是“案件事实和实体法律关系”，[25]还有人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 笔者认为，根据法理，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是指“物”、“行为”和“精神财富”。但这种表述不能机械地套用到诉讼领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有其复杂性。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是请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法院在整个诉讼进程中追求的也是矛盾的解决和纠纷的平息，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围绕的中心也是案件的处理，尽管他们在诉讼中的着眼点微有不同，但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诉讼权利义务指向的目标都是处于争执中的民事案件，案件一经法院判处，当事人利益便得到满足（有时要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最后满足），法院的职责完结，各诉讼参与人的任务完成，于是诉讼结束。因此应当认为，“民事案件”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至于有的案件是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有的是变更民事实体法律关系，还有的是要求给付一定的财物，则是案件内容的差别。我们很难苟同在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有二个客体，而且据说还互相交叉，有其“特殊性”。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客体应当是统一的、一元的而不可能是分散的和多元的，审判实践已经证明并正在继续证明，无论是司法机关或是当事人，无论是证人或者是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排难解纷，为此，法律明令他们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注释： 见《教学简报》1957年第26期邹世的文章《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探讨》。 比洛夫先后在梅德尔堡、吉森、士宾根以及菜比锡各大学担任民事诉讼法教授，是德国法学界一个学派的首领。该学派反对早期的历史法学派把德国民事诉讼看作公法的一个独立支系。比洛夫写有许多著作，如《关于诉讼程序的答辩和假定的系统（1868年）、《法律和法官》（1885年）《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1900年）。 见日本《民事法学词典》第1229页。 日·斋膝秀夫：《民事诉讼法概论》第89页，1982年版。 科累尔(Kohler，1849─1919)，又译柯勒.1878年任符茨堡大学法学教授。1888年受聘于柏林大学。著述甚丰，几乎涉猎所有法律部门，尤其着重研究法律史和法律哲学，是有关无形权利法律──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的先驱。 普兰克 (Plank,johann julius Wilhelm,1817─1900)，德国法学家。曾就读于格廷根和耶拿大学。在耶拿，他的舅父程序法学专家马丁(Christoph Martin)对他选择程序法作为主攻方向有很大影响。普兰克1839年任格廷根大学讲师，授民、刑诉讼法、民法和罗马法。后任巴塞尔、基尔、慕尼黑、格赖夫斯瓦尔德等大学教授。1895年退休。他以历史方法对国内民、刑程序法进行比较研究，可谓国内比较程序法大师。 见《民事诉讼法》，安徽法学社印行，第14页。 瓦赫(Wach Adolf 1843─1926)，有人译为瓦希.德国法学家，民事诉讼和刑法教授。曾在哥尼斯堡，罗斯托克，土宾根和波恩等大学执教。1876年来到莱比锡直至逝世。是莱比锡大学法律的名教授。他的《论帝国民事诉讼法》（波恩1879年版）和《德国民事诉讼手册》被公认为是进一步处理一切新诉讼程序的基础。 （台）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第317─318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第20页，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阿·阿·多勃罗沃里斯基等著《苏维埃民事诉讼》第42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12]见（俄）舍尔舍涅维奇《法的一般理论》第568页，莫斯科1912年版。 [13]《列宁文选》第一卷。 [14]刘家兴《民事诉讼教程》，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26)陶秉权《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载《政法论坛》1986年第5期。 [16]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第6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见石宝山《民事诉讼法》第76页。 [18](25)江伟、常怡《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 [19]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42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20]松冈义正《民事诉讼法》第10─30页。 [21]《法律大辞书》下册第1526─1527页。 [22]《法律学》第317─318页，台·商务印书馆出版。 [23]石宝山《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载《法学季刊》1983年第1期。 [24]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第45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民事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立法语言 立法语言失范 立法技术 立法程序 立法监督 内容提要: 民事法律立法语言失范是指民事制定法的语言表述违反语言科学规律和相应规则，造成语法错误、语义分歧、逻辑失恰、分类混乱、风格失调、混合交叉等多种谬误。立法语言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立法表达技术的轻视和立法程序设计的不足。立法语言失范降低了制定法的质量，给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法学教育、普法工作带来现实的困难与危害，损害了制定法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同时对语言科学的发展造成破坏。立法机关应当设立立法语言审查机构，清理失范的立法语言，为新法制定设计立法语言前置审查程序，在每一部法律草案提交审议前先行作出立法语言审查，保证提交审议的法律文本语言正确，能够充分表达立法意图。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成文法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典的编纂和法律的制定，从来都是一项充满思想博弈、观点论争、立场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会以不同思想、观点、立场、流派达成某种程度调和、妥协或取舍而告终。正因如此，一部法典或法律一旦在立法机关获得通过，立法机关和学者惯常的做法是总结法律思想成果在其中的体现，推介制度模式选择的优点，宣扬该法典或法律的社会功用与价值，而对立法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失范问题却鲜有反省。 所谓立法语言失范，是指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典或法律中，条文表述不符合语言规范，造成不同程度的语言表达失当甚至错误。本文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民事法律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中的立法语言失范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展开讨论。需要明确的是，本文重点旨在论析立法语言问题，因此对制度设计等立法争议问题则一般不予讨论，除非因语言失范导致对制度设计的理解发生歧义而不得不涉及。基于行文方便之考虑，文中论及具体的民事法律时，均省略其全称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仅以《××法》代之。 二、民事立法语言失范的实证分析 立法中的语言失范现象，普遍存在于上自宪法，下至基本法、特别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以民事基本法律为实证考察对象，可以总结出，立法语言失范的表现，主要是语法错误、语义错误、语言冗赘、逻辑失洽、风格失调、混合错误等等，兹择要分述之。 (一)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是立法语言失范最常见的情形之一，例证如下： 1·定语误用 《民法通则》(1986)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本条中，“平等主体”和“公民”与“法人”之间，在语言学上不是偏正结构的限定与被限定关系，而是平行结构的同位语关系。平等主体指的就是公民和法人，反言之，公民和法人就是民法所讲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首要特点就是彼此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但是，立法表述却将“平等主体”作为前置定语来修饰“公民”和“法人”，造成语法关系的混乱，使该条文成为一个不通顺的句子。应当将此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法所称平等主体，指公民和法人。”这样表述则可以消除原文语法关系混乱的错误。当然，如果一定要在公民和法人之前加上标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性的定语，并保持句子通顺，也不困难，只要在“平等主体”之前加上“作为”一词，将原条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亦不失为一个语法通顺的表达式。或者，以两款表达结构将其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公民、法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似乎更合理。 《民法通则》颁布13年之后，在中国经济体制已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合同法》颁布出台。13年中，中国民法的理论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已经反映出来。《合同法》(1999)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与《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相比，《合同法》第2条最明显的变化是将《民法通则》中的“公民”改为“自然人”，体现了民法理论和立法思想上的进步，更符合民法的基本法理。因为“公民”一词主要是公法和政治用语，而《民法通则》、《合同法》作为私法，使用私法意义上的概念表述更为准确。因此，《合同法》以“自然人”取代“公民”的做法是值得嘉许的。 但是，民法理 论和立法理念的进步并不能掩盖立法语言失范的弊病。《合同法》承继了《民法通则》的失范表述，不仅依旧将“平等主体”作为“自然人、法人”的前置定语，维持了原本混乱的语法关系，而且带来了新的问题——《合同法》将“其他组织”与“自然人、法人”一并纳入“平等主体”这一前置定语的限定之下。这是否在发出一个信号，即承认“其他组织”在实定法上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民法中的“其他组织”主要包括合伙、非法人社团与法人的分支机构等，在传统民法理论上，它们不能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几乎是一致的认识。尽管有些学者主张应赋予合伙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在通说理论上是否定的。“盖合伙者，不能成为权利义务之主体，不能以其财产为其单独所有，不能设立机关为其执行事务，作为对外之代表也。”117至于法人的分支机构，理论上更是一致认为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那么，将“平等主体”作为“其他组织”的前置定语，如何解释合伙、非法人社团和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民法理论？如果肯定它们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又怎能在立法中将其和自然人、法人并列，被“平等主体”所限定和修饰？可见，将“平等主体”作为定语的不当使用，已经不仅仅是语法错误的问题，更关涉到复杂的民事主体制度的理论问题。试将《合同法》第2条修改为“本法所称合同是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去掉将“平等主体”作为定语的表述，效果至少在两个方面比原条文合理：其一，不存在语法错误；其二，能够回避“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争议问题，以利理论上对其继续深入研究。 2·主语缺失 《物权法》(2007)第145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时，必定有两方当事人，即建设用地出让方和受让方。但是，究竟由一方申请登记，还是双方都申请登记？由于本条规定中申请登记的主体缺失，则使之成为语焉不详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是“建设用地受让方”，而不是“建设用地出让方”。因此，只有在“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之前增加“受让方”一词，方可弥补本条规定主语缺失之纰漏。该条规定应表述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受让方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二)语义错误 民事立法语言失范上的语义错误，是指立法条文在语法上虽然正确，但在语言信息的含义传递上出现矛盾或偏差。试以如下立法条文为例证： 1·语义前后矛盾 《物权法》第108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 民法用语上的“善意”，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法律行为时，对某种权利的真实状态“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简言之，不知情即为善意。例如，某甲借用某乙的自行车，却将它卖给某丙。某丙在买受自行车时，并不知道该辆自行车所有权属于某乙，不知道某甲是无权处分人。这种情况下，某丙即为“善意受让人”。但是，《物权法》该条文在但书之后的语义表述却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既然受让人在受让该动产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缘何还被称为“善意受让人”？反言之，既然认定受让人属于“善意”，其受让该动产时却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动产真实权利状态的，又如何能解释其为“善意”？显然，这是立法语言失范的表现。不仅如此，该条在但书之后所使用的“……该权利的”表述，亦有语义不明之嫌。只有删去但书之后的“善意”一词，在“权利”一词之后加上“真实状况”一语，才是正确且明晰的表述。即“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动产权利真实状况的除外。” 2·专业用语失当 《物权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本条规定涉及民法上的悬赏广告问题。悬赏广告性质若何，在民法理论上素有争论。“英美法一般认为它是公开的邀约，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有分歧，日本合同法学者认为是要约行为，而德国法学家则倾向于视为单独行为。”285但无论是要约说还是单方法律行为说，我国民法理论上都无定论。正因为如此，1999年《合同法》颁布时回避了此问题，未作规定。《物权法》此处的规定，将权利人的悬赏作为“承诺”，确失恰当。因为在民法语言中，“承诺”是与“要约”相对应的概念，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立时必经的两个阶段，承诺是受要约人 同意要约内容和条件的意思表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如果将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意思表示界定为“承诺”，难道遗失物的拾得人向权利人归还遗失物是在向其发出“要约”？况且，即使依要约说，悬赏广告也应该是权利人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要约，而不是承诺。如果依单方法律行为说，悬赏广告也只是广告者给自己设定义务的一种意思表示。立法将该意思表示界定为承诺，缺乏理论根据。王泽鉴先生认为：“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之争论，严格言之，是一个法律学方法论上之问题。假若吾人能够舍弃形式推论而改采实际之解释标准，则现行法上悬赏广告应属单独行为无疑。又在契约主义上下，容许悬赏广告以单独行为之形态而存在，不但符合法律规定内容，裨益交易安全，而且能够兼顾当事人利益及实践公平原则，实属正当。”63如此看来，悬赏广告显然不宜被界定为“承诺”。为避免争议而注重实效，不如以既能涵盖要约又能包括单方行为的“意思表示”一语代之，将原文修改为“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悬赏广告中的意思表示履行义务。”更为妥当。 3·对象指代不明 民事立法语言中使用没有明确内涵的词语，很多情况下令人搞不清楚该词语包括了哪些内容。如果在立法难以列举或难以明确的情况下，选择使用宽泛、弹性的词语，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公共利益”。而在立法已经明确或可以明确的情况下，如果再使用这样的语汇，则不够妥当。例如，在一些情形下“有关部门”一词的使用。 《物权法》第75条第2款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此处的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或哪些部门？单从该条规定来看，恐难以找到准确答案。而事实上，在《物权法》颁布之前，由国务院颁布并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物业管理条例》第10条第1款就规定，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的政府部门是“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物权法》颁布之后，国务院对《物业管理条例》作出了修改，其中第10条规定的修改结果是，对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进行指导的，是“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新旧《物业管理条例》相比较，对“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非常明确，并无变化，只是增加了“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供选择。既然《物业管理条例》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的政府部门一直都明确规定有“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物权法》为何不能明确反而仅以“有关部门”笼而统之呢？至少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物权法》中明文规定。鉴于《物业管理条例》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修订的，《物权法》颁布时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尚不是行政法规规定的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的指导者，因此，《物权法》颁布时，如果将第75条第2款规定为“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等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似更符合立法时的实际情况。 (三)用语失准导致与其他法律衔接不一致 1·用语越位导致与其他法律相冲突 《物权法》第14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6条的规定，需要改变建设用地的用途的，“应当经有关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规划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权限在于对改变土地用途的申请作出“同意”，而不是“批准”。即使其同意，也不能立即发生改变建设用地用途的效力，还必须经过批准，而批准的权力则在于“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在《土地管理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物权法》第146条之规定却越俎代庖，提升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权限。但是，这一规定既不能改变现行法律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程序，又导致规范冲突，还浪费了立法资源。如果将该条规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需要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这样规定则既不越位，又能与《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恰当衔接。 2·用语改变导致与其他法律不协调 《物权法》第10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 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在《宪法》中，“机构”是“属”概念，“机关”是“种”概念，“机构”包含着“机关”，这是形式逻辑中概念的属种关系问题。在现代汉语里，“机构”泛指机关和团体，其近义词是“系统”；“机关”是指具体处理事务的部门，其近义词是“部门”。它们不仅有上位与下位之分，而且有内涵大小之别。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两者不乏混用的例证，但在国家法律中它们应当泾渭分明。通过对《刑法》、《民法通则》等相关基本法律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司法部门还是行政部门，均秉《宪法》规定，一律称为“机关”而非“机构”。另一个问题是，“机关”和“机构”两词的使用，在一定意义上是权力与非权力的标识和分野。如果某个组织行使公权力职能，则用语通常是“国家机关”或“政府机关”；而在非公权力领域，用语通常是“民间机构”。 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例来看，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绝大多数是法院或政府机关，极少数是民间机构。我国目前亦由政府机关对不动产进行登记，而法院在我国亦称“司法机关”而非“司法机构”。不动产的登记究竟日后统一在政府机关还是民间机构进行，现时未定，因为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机构改革、编制调整、人员分流配置等复杂问题，非《物权法》能够解决。不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鉴于国家机关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传统的公信力，即便机构改革尘埃落定，最终由“机关”登记的可能性仍然较大，而由“机构”登记的可能性则较小。梁慧星先生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和王利明先生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编》使用的概念均是“登记机关”。 上述情况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对法律概念的改变和使用应该如何把握。拉伦茨曾经说过，“法学语言中的规范性用语，其意义常较一般日常用语精确。然而，其含义首先并非借定义产生，毋宁取决于在法的规范性范畴之意义脉络中，它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借此而确定的‘语言游戏’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与同一意义范畴中的其他——或补充它，或与它对立的——用语之意义关联如何。”84对于实定法而言，更是如此。制定法律时，如果社会发展到原有的概念不敷使用，引入新的概念一时又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现实，则需要重新定义原有的概念，以增加新的内涵。这种情形下，至少应顾及两个方面：其一，原概念所承载的文化观念的固守力及其对新定义的冲击力，旧概念的固守力如果强于社会对新概念的接受力，是否会将新定义的内涵冲击殆尽。其二，新定义与原概念在现行有效法律之间如何协调一致。如果概念的改变既不能被社会普遍接受，又不能与现行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合理衔接，则应慎重考虑是否使用新的概念。如是，应将《物权法》第10条之规定改为“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关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关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如此规定则更符合目前国情。 (四)用语不周延导致制度本身发生歧义 《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本条是对用益物权的立法定义。从语言上看，条文表述没有语法错误，语义也非常明确，即用益物权的客体可以是不动产，也可以是动产。然而，从《物权法》第三编的规定分析，法律规定的用益物权只有四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由此可见，我国的用益物权实际仅在不动产(土地)上设立。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没有规定出具体种类和内容的，均不是物权。《物权法》既然没有规定客体为动产的用益物权，说明我国法律上并不存在这类用益物权，那么，缘何本条却规定动产上可以设立用益物权呢？对此，有学者解释说，“本条将动产纳入到用益物权客体的范围之内，仅仅是预留了通过特别法设立动产用益物权类型的空间，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对某些动产的用益关系解释为用益物权”。350但是，立法的真实意图是否如此？从条文内容分析，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由此看来，这仅仅是学者的一种任意解释而不是有权解释，尚不能作为理解该条含义的准确依据。 鉴于该条用语不够周延，与物权法定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歧义，为明确立法本意，以如下两种方法对本条进行修改为宜。其一，直接删去条文中“或者动产”四个字，改为“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样则可以照应《物权法》明确规定的物权种类和内容。其二，如果立法本意的确是为了给将来在特别法上设立动产用益物权预留空间，则表述为“用益物权 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其他法律规定可以在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的，从其规定。”这样的立法技术处理，能够比较妥当地解决物权法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衔接问题。 (五)分类标准混乱导致规范自身逻辑失恰 《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确立了对物分类的标准。既然如此，即应自始至终遵循这一标准，方符合立法目的。但是，该法中某些条文却没有遵循这个标准。例如，第180条第1款的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六)交通运输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本款共列举七项。第一、二、三项是关于不动产抵押的规定，符合第2条第2款关于物的分类标准，但第四、五、六项的分类标准却出现混乱，导致语义交错涵盖，剪不断，理还乱。在语义上，第四项中的“半成品”难道不包括“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第五项中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难道不是第一项所指的不动产？“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难道不属于第六项中的“交通运输工具”？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本款不遵循法定的分类标准，导致各项之间语言逻辑失恰，杂乱无序。 此外，第七项中的“未禁止”一语形成了巨大的法律漏洞，与物权法定原则明显冲突。按照物权法定原则，财产能否抵押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法律允许抵押的才可以抵押，法律不允许抵押的一律不得抵押。而“未禁止”一语的含义是开放性的，其语义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都可以抵押。然而，一般债权、网络虚拟财产、商业秘密等，法律并未禁止抵押，难道它们均可以作为抵押权的客体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未禁止”改为“允许”。因为“允许”的含义是封闭性的，能够设定抵押的财产仅限于法律作出明确限制的范围。 为了严格按照物的法定分类标准理顺本条诸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依法限制抵押权的客体范围，试将该款修改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一)不动产。包括已建成的建筑物、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物。(二)一般动产。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三)特殊动产。包括已建成的机动交通运输工具和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等。(四)土地使用权。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五)法律、行政法规允许抵押的其他财产。” (六)语言风格不统一 立法是庄重严肃的活动，立法的语言必须同样庄重严肃。如果立法言中夹杂日常生活口语、文学语言等非法律语言，必将有损立法语言的庄严性，使之失去统一协调的风格。 《物权法》第67条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 该条中的“投到”是典型的口语语汇，并未收录到规范词典之中，将其用于法律文本表述，显失庄重。既然本条前句使用规范词语“出资”，后句也使用规范词语“出资人”，而中间却使用“投到”一语，使得整条规范宛如一个人的装束，上身着西装，脚上蹬皮鞋，中间却穿一条睡裤，显得不伦不类。为保持语言风格的统一，体现立法语言的庄严性，本条可以修改为“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以其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出资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 事实上，立法语言失范的情形不仅仅存在于民法中，我国的法律文本普遍存在立法语言失范问题，宪法和其他法律中亦俯拾皆是。有学者曾经对《宪法》中的语言失范问题作过统计，《宪法》条文共138条，其中语法、修辞和语言逻辑上的失范问题就有大约140处之多。例如，《宪法》(1982)第55条第2款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光荣”与否是人的内心感觉问题，法律不宜规定。对普通公民而言，只要某项义务是法定义务，即使其不觉得光荣，也必须履行；如果某项义务不是法定义务，不管有多光荣，他也可以不参与，而且其 不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因此，类似于“光荣义务”一类的文学风格的语言不应当成为立法语言。再如，立法语言中存在混合错误，前述《物权法》第2条第2款即为例证。《宪法》中也有类似的错误，其第84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主席职位。”本条规定就存在两种混合失范情形。其一，语法上动宾搭配不当。国家主席、副主席均为宪法设置的国家机关，当选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人应当依法履行职务。当其均缺位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并不是国家主席的“职位”，而是其“职务”。其二，语义上出现同义反复。既然条文中已经有“在补选以前”的时间限制，已经说明此种情形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席职务是“暂时”的行为，因此后句中的“暂时”一词的使用，构成对前句中“在补选以前”的同义反复。因此，将该条文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席职务。”才符合语法标准，且语义也能够准确表达。 三、立法语言失范的原因和本质 建国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仅自改革开放起到2009年1月底，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就达231件，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则更多。为什么会出现立法语言失范现象？“我国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内容、轻形式，重制度安排、轻表达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根源。”这不仅表现在民事法律等一般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即使在专门制定的《立法法》中，也未提出明确的立法表达技术要求。《立法法》注重实体内容、轻视立法表达的特点很明显。它着眼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立法监督等，而对立法的语言规范体例、结构、用语等却未予重视。《立法法》起草过程中，学者们提出的《立法法》(建议稿)曾经专设一章“法的体例”，对法的名称、法的标题、法的语言、法的结构、法的用语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但最终未能被立法者采纳。笔者认为，民事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立法语言失范的共同原因和本质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机关对立法语言在立法技术中地位的不够重视，二是立法程序中缺少对立法表达的技术性审查。 (一)立法语言是立法技术范畴中的立法表达技 术 “立法语言是法律规则的载体，是法律信息最直接的外在形式。”立法语言是否属于立法技术范畴？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立法理论，也涉及立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表述法律规范。一般来讲，立法技术是制定法律的技术。严格而论，立法技术应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包括立法内容确定技术、立法表达技术和立法完善技术。“对立法技术的考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同时进行。宏观层面即法律体系中各单项法律之间的和谐一致，形成一个完整严密整体等。微观层面即考虑某项法律乃至该项法律的每一条文的科学严密和完整统一。”52立法技术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认识。广义上的立法技术，指在法的创制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知识、经验、规则、方法和技巧等的总和；狭义上的立法技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内容(知识、经验、规则、方法和技巧)的表达，包括法律文件的内部结构、外部形式、概念、术语、语言、文体等。立法预测、调查、规划、决策、协调等立法内容技术，最终将经由立法表达技术实现其功能目的。立法表达必须借助立法语言，因此，立法语言就成为立法技术的组成部分。立法表达技术要求，第一，规范性法律文件要规范化，法律名称要规范和统一。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其法律效力层次不同而必须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达。第二，法律规范具体内容的表达要完整、概括和明确。第三，立法语言的运用要做到准确、严谨和简明。所谓准确，就是用明确肯定的语言清晰地表达法律概念；所谓严谨，是指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法律规范的内容；所谓简明，是指用尽可能简练明白的语言表达法律的内容。 对于立法语言的认识，古今中外都有所研究。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他的《论俗语》中认为，法律语言是经过权衡斟酌的准确的语言。美国法学家里德·荻克逊在他的《立法起草》中，也谈到立法语言简洁化等问题。二次大战后英国法律改革家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前英国上诉法院院长阿尔弗雷德·丹宁爵士，在回顾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法律生涯时，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中取 得成功，你必须尽力培养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2另一位英国法学家、著名法官曼斯斐尔德勋爵(LordMansfield)曾经指出：“世界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11]5 据《商鞅书·定分》商载。我国战国时代的法家商鞅认为，法律必须“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在《贞观·赦令》记载中，唐太宗李世民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即引数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明太祖朱元璋于1367年令左丞相李善长等20人草拟律令时，对他们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头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为奸，非法意也。”清末思想家梁启超曾说：“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之意义言之。若用艰深之文，非妇孺所能晓解者，是曰不明。……确也者，用语之正确也……弹力性，其法文之内包甚广，有可以容受解释之余地也。确之一义与弹力性一义，似不相容，实乃不然，弹力性以言夫其义，确以言夫其文也。培根又曰：‘最良之法律者，存最小之余地，以供判官伸缩之用也’。存最小之余地，则其为确可见，能够判官伸缩之用，则其有弹力性可见。然则两者之可以相兼，明矣。”[12]59-60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逐渐开始重视立法语言研究。吴大英提出，法律条文要求“明确易懂，简洁扼要，前后一致，繁简得当。切忌含混其词，模棱两可。”[13]196潘庆云在《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专设“立法语言”一章讨论立法语言的词语、句子、结构等问题。华尔赓等著《法律语言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专设“立法语言的表达技巧”一章，从权威性、逻辑性、庄严性等方面对立法语言作了探讨。可见，现代学者已经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开始考察研究立法表达技术，认为“法律语言是一种有别于自然语言的技术语言”。其中，“立法语言是法律语言的核心部分，对整个法律语言有导向和规范作用”。[14]181993年7月，第一届国际法律语言学家研讨会在德国波恩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法律语言研究已经取得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人类对法律语言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 因此，从立法技术方面讲，立法语言显然应当是立法技术最直观化的表现形式，属于立法技术中的表达技术。立法机关迄今未真正重视立法语言在立法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造成民事法律以及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条文表达失范的根本原因。 (二)立法程序中应增加审议前置程序——立法语言审查程序 立法程序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在创制、修改、补充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定步骤和方法。我国现行的立法程序因立法体制中立法权限的划分而有所不同。立法权限分为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限于篇幅，本文只以国家立法权中的立法程序为研究对象。我国《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的立法程序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即提案、审议、通过、公布。 在国家立法权的立法程序中，提交议案是第一步。所谓议案，是指“根据法定程序，有关机构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提请审议的事项”。议案不仅要符合形式要求，而且从内容来说，所提议案必须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如果属于政府工作方面的事情，则不应以议案形式提出，而要用建议、批评和意见形式去提出。实践中，由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内容不易把握，在每年召开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都有数量相当多的议案实际上是属于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因此，每次大会上经过大会主席团讨论通过，都要把人大代表提出的很多议案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去处理。法律议案除自身内容外，还应当附有法律草案。也就是说，提交法律议案时，该议案所指的法律业已起草完毕，法律草案也同时提交给立法机关，由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审议。 这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法律草案中的立法语言如果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审议时人大代表必然会受到法律条文语病的困扰和纠缠，而这个问题本身不应该在审议阶段出现，因为这不是审议阶段的任务，而是法律起草者工作职责的要求。法律草案的语言文字表达错误，在提交审议的草案中是必须避免的。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语言失范现象泛滥的本质在于立法机关缺少对立法语言的技术性审查。 避免立法语言失范，需要在立法程序设计上进行预防。立法机关应当在现有的审议程序前，增加一个前置程序——立法语言审查程序，通过对即将提交审议的法律草案作出前置审查，消除立法语言失范之 弊。可操作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立法机关启动起草法律的工作时，应当设立一个立法语言审查机构。其次，赋予该审查机构具体审查职能，并为其履行职能设置一个审议前置程序——立法语言审查程序。每一部法律草案完成后，先由该审查机构及时对其进行立法语言审查，将审查出的立法表达技术问题详细注明，反馈给法律起草小组，由文本起草者逐条修改，确保提交审议时该草案已不存在语言失范问题。如是，人大代表在审议法律草案时，重点关注草案内容、制度设计和编章结构即可，不会受失范语言的影响，不再纠缠于繁多的立法表达问题。如果草案通过审议并公布，正式的法律文本将不存在立法语言失范的问题，为日后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机关运用、解释法律减轻负担。 四、立法语言失范的不利影响和消极后果 (一)不能充分、准确表达立法目的和意图 法律作为全社会皆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其立法目的和具体制度设计的意图必须通过规范的立法语言表达出来。作为整个法律体系的统领者，《宪法》是其他一切法律制定的根据。如果宪法中出现大量的失范语言，必将不能充分准确地表达《宪法》目的。而根据《宪法》制定的各部门法律，通常在开篇即以“为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语言模式表达其立法目的，一般不会发生歧义。但是，这个目的要充分实现，需要借助大量的具体规范设计和制度安排。具体规范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复杂性本身已困难重重，如果再加上立法语言失范，难免扭曲规范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原本意图。对此，前文的例析已经证明。 (二)降低立法质量 立法质量的高低决定着一部法律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判别一部法律的优劣好坏，传统的观念往往不从规范设计的科学性、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等方面评判，而是习惯于从制定法律的必要性上考虑，哪怕法律草案中有再多制度设计的争议或缺点，只要能在立法机关获得通过，即为利好，满足了“有胜于无”的心理。至于其中的漏洞、错误、争议，等等，则寄望于日后对法律进行修订或留给司法解释去解决。立法语言的失范遂更成为熟视无睹或忽略不计的问题。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不良心态，不问质量优劣，但求先通过审议使法律出台。如是，本来可以在立法阶段解决的问题，却因某些不利因素存在而不予解决，期待通过修订程序或司法解释解决。于是，一部部先天发育不全的法律经由表达它的失范语言，开始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但通过审议而颁布的新法，究竟何时能够得到修订，何时作出司法解释，则很少再有人问津。因此，除却规范设计和制度安排本身的问题导致立法质量不高，失范的立法语言也是降低法律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并常常成为一部劣质法律的标签。因为普通社会公众虽然不一定懂得法律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但却能看得出其中的语法、语义和逻辑等语言错误。 (三)造成司法机关理解、适用法律困难 立法语言失范最直接的影响对象是司法机关，因为法官要直接适用法律去调整发生纠纷的社会关系。如果法律规范本身的语言表述存在问题，必然导致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发生歧义，把握不准，适用困难。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未做出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法官并无权对条文的含义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其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就是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具体案件作出批复，再依据该批复作出判决。这样，不仅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徒增当事人的讼累，而且也增加了各级司法机关的负担。 (四)给法学教育和普法工作带来困惑 法律规范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法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但是，失范的立法语言不仅不能准确反映法学研究成果，而且给法学教育带来很大麻烦。明其理者当为受教育者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不明其理者难免陷入人云亦云的窠臼。以《民法通则》对民法的定义和《合同法》对合同的定义为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受过高等法学教育者不计其数，一代又一代的法学学子接受的却是不科学的立法表述，鲜见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至今日，即使有人指出其立法表述的失范，亦可能被怀疑和诘问——如果《民法通则》的表述是错误的，《合同法》为何未予纠正？ 立法语言失范也给普法宣传工作造成了障碍。例如，当我们给社会公众讲解物权法定原则和用益物权问题时，由于立法上所有类型的用益物权均在不动产上设定，我们无法给社会公众解释《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的动产上也可以设定用益物权，更举不出一个例子向公众说明。依据物权法法理，民法学者亦不会接受所谓“为特别法将来设立动产用益物权类型预留空间”的解释。况且，即使表述为用益权客体是不动产，也不足以令人彻底消除疑惑，因为房屋也是不动 产，为何不见有以房屋为客体的用益物权类型？这就使得社会公众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立法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普法工作的效果不可避免地被打折扣。 (五)损害制定法的庄严性和权威性 在社会生活中，制定法律是认真务实、庄重严肃的活动，法律的语言表述当然是认真、庄严的典范。法律一旦制定，其在一切社会规范中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立法语言随意表述甚至胡乱表述法律，则法律的庄严性、权威性便无从谈起。既然最该严肃认真的立法语言都如此不认真、不严肃，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在其他工作中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呢？长期以来，具体工作中凡事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必太认真等集体潜意识的形成，不能说未受到立法语言失范的影响。同样，实践中不断发生的藐视法律、以权代法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法律本身的权威性没有真正确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充斥着失范表述的立法语言对法律权威性的自我戕害。 (六)浪费立法和司法资源 立法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职责，又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立法资源消耗的过程。如果消耗了大量立法资源，却不断制定出大量语言失范的法律，之后又不得不对失范的法律进行修订、或对其适用进行司法解释、请示、批复，等等，就必然会增加立法和司法的成本，实质上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导致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耗减，价值消冲。 (七)危害语言科学 一个民族的语言经过千百年的洗练才逐渐固定下来，形成完整规范、遵循语法规则的交流工具，成为社会传播的公器。但是，本应严格遵循语言规范的立法语言，如果任由多种失范表达充斥其间，不仅对立法、司法等法律活动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而且严重危害语言科学，对正式、严肃的法律语言的权威性构成挑战，其危害比近年来兴起的网络语言对规范语言的冲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涉及到法律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必须用立法语言表述，法官适用法律必须引用法律条文，不能因为法律条文不符合语法就拒绝运用。长此以往，全社会就会习惯于使用失范语言而漠视语言科学。 五、立法语言失范的匡正途径设计 作为权威的立法，其具体规范条文的语言表述必须准确、精当，因此，立法语言的失范现象当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立法语言失范的普遍性已经害及整个法律体系，在启动法律修订程序或制定新法时，规范立法语言应成为立法机关的必修课。为匡正谬误，规范立法语言，立法机关应当尽快采取系列措施，成立专门的立法语言审查机构，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的语言清理，并对新的立法草案设置语言审查前置程序，把好立法质量关，使法律的功能、价值和效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具体操作建议如下： 其一，可以考虑成立专家团、组，对现行立法进行系统的语言清理。从立法语言严重失范的状况来看，立法仅靠法律专家是远远不够的，法律专家的思想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度设计表达时，由于其不是语言专家，在设计法律规范时语言表达上难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失范情形，因此需要法律语言学家的参与，对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达进行把关。所以，专家团、组的组成，应当是法律专家和语言专家的结合。鉴于现行法中不同效力位阶的法律数量庞大（改革开放30年来，到2009年1月底，现行有效的法律达231件，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00多件。此数据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于2009年3月4日上午11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厅举行的新闻会上提供， http： //news. sohu. com /20090304 /n262596205. shtml·），全面清理任务繁巨，可考虑分阶段、分步骤、分部门进行，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专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进行语言清理，国务院及其他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由制定机关分别组织专家清理。 其二，加大投入，建立规范的立法语言语料库。立法机关可以考虑专门立项，拨付专项经费，由法学家、语言学家共同研制、开发、建立立法语言语料库，对立法语言的规范表达式分类建库。建立立法语言语料库，首先应当研究制定立法语言规范化原则性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这些原则标准应当包括：第一，词汇的准确性。模棱两可的词汇应杜绝使用，多义词尽量少用。第二，语句的精确性。主、谓、宾、定、状、补等语法成份搭配准确；省略得当，没有义项重复；语义单一，便于解释；标点符号规范等等。第三，风格的严肃性和一致性。杜绝口语、文学语言、情绪化语言等等，立法语言风格前后保持一致，相互协调。第四，数字和时间用词的统一性。数学数字与中文数字的使用方式，应 考虑与WTO规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法律用语接轨，国内与国际应当统一。第五，修辞上应注重庄重、威严、精炼、明确的表达，杜绝朦胧、含蓄、悬念、曲折的表达。确立上述原则性标准后，根据这些标准研制立法语言语料库。语言语料库可由正反两库组成，正库包括词汇库、时间库、句式库、修辞库、逻辑库，等等，反库包括禁用文字库、禁用词汇库、禁用时间库、禁用句式库等等。凡是收入正库的字、词、句及其搭配方式，都可以进入法律文件。凡是进入反库的字、词、句及其搭配方式都不能在法律文件中使用。 其三，在立法机关内部设立立法语言审查机构。在立法机关内部设立一个立法语言审查机构，对每一部法律草案进行立法语言审查，保证提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不存在立法语言失范问题。该机构可以是专任机构，也可以是非专任机构。机构成员由法律专家和语言专家共同组成。如果是非专任机构，可以考虑建立相关专家库，在每一部法律草案提交审议前，随机抽取若干专家对草案先行作出语言审查。 其四，在立法程序上设置立法语言审查前置程序。在每一部法律草案提交审议之前，由立法语言审查专家按照立法语言审查程序及时对法律草案进行语言审查，审查出的语言失范问题详细反映给草案起草者，并提出语言修改建议。起草者据此对存在语言问题的规范条文逐一修改，在立法语言审查机构确认没有语言错误后，方可提交审议。 如果按照上述立法语言失范的匡正途径设计对立法语言失范问题作出全面清理和审查，其结果必然是，旧法的语言问题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修正，提交审议的新的法律草案语言庄重、规范、精炼、明确，最后通过审议的法律语言正确，不生歧义，立法质量随之提高，法律适用过程中再无语言问题滋扰，新法的功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六、结语 综上所述，立法语言失范的问题已经不容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本文以民事法律立法语言失范为重点展开的文本实证分析，仅仅是中国法律体系中语言失范的冰山一角，限于篇幅，遍布于各部门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可以归类、剖析、匡正的立法语言失范问题不再赘述，这些问题均亟待立法机关重视并清理。中国立法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法律适用的顺畅和高效，关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总目标要求法律体系本身应当和谐自洽，而立法语言的通顺、流畅、严谨、庄重和权威，是法律规范内部自身和谐的重要表现。没有和谐的立法语言，则谈不上法律体系的和谐。鉴于立法语言失范的种种弊端所带来的现实危害，立法机关应当全面启动对现行法律进行语言清理工作，适时设立立法语言审查机构，设置立法草案语言审查的前置程序，在进行旧法的语言清理工作的同时，为避免新法重蹈语言失范的覆辙提供技术性、程序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依据。 注释: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王家福，梁慧星.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刘大生.我国现行宪法语法缺陷考[J].福建法学， 1992， (1-2). 朱应平.刍议立法表达技术存在的缺陷[A]//上海大学法学院.应用语言学：法律语言与修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 李振宇.漫谈立法语言的实现[A]//上海大学法学院.应用语言学：法律语言与修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 陈炯，钱长源.对于立法语言作为立法技术的几点思考[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 [英]丹宁.法律的训诫[M].杨百楑，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5. [11]陈忠诚.法律英语五十篇[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 [12]梁启超.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M].台北：中华书局， 1957. [13]吴大英.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M].北京：群众出

民事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意义

内容提要：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可以作谨慎、互动的学术冒险，这不止是情势使然，也是基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人类本质要求的相同和相近。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我们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一些共同的和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相对于西方，表现出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整体与个体、权力与权利、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其功能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法，价值上表达了传统中国固有的文化理想，于今不乏启发意义。

一

本文要讨论的是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学范畴内，直面和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人有些犹豫。正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撰写中国法制通史或断代的著作，一般不用担心受到质疑，但分门别类地研讨传统中国的刑事、行政，尤其是经济、民事诸法，就会有头痛的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科学的对接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法学亦不例外。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的科学早已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尽管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相对人类的多样性必有限制，文化多元也是人类的事实和理想选择，但现在还是无法想象，撇开这一套话语，我们又如何进行科学探索。这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研究的前提条件。同样，对探讨传统中国法律问题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法律学术别具一格，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编纂体例到概念术语、精神原则，显而易见异于西方。这意味着借用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固有的法律文明是很危险的。但放弃这样的冒险，我们又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认识呢？这是更大的问题。简单又常见的办法是似是而非的混淆，或对他人的努力过于苛求的批评。这不可取。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置于历史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3]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理论，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自然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与唐代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前后之变化。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期与后期。[6]唐代的基本制度大都形成并完备于前期，有关经济民事的国家基本法唐律和唐令初唐即已完成。《唐律疏议》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为底本，完善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3年即建唐35年后的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是唐代法制的核心，其《名例》、《户婚》、《擅兴》、《杂律》、《断狱》诸篇，均有专涉经济民事的规定。唐令是国家法中正面规定经济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从史料和后人辑录的《唐令拾遗》[7]来看，与经济民事直接相关的《户令》、《田令》、《封爵令》、《赋役令》、《关市令》、《杂令》、《狱官令》等，内容大都定型于唐前期的《武德令》、《贞观令》和《开元令》。唐代法律体系的“格”和“式”同样完型于前期。有论者统计，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凡16次，律、令、格、式臻于完备。[8]唐代民事法律渊源与经济法律有所不同，经济法律集中在律、令、格、式成文法中，民事法律除成文法外，还有不成文法的礼和习惯等。唐初沿袭隋礼，经贞观到开元年间，唐廷对礼不断增删修改，随着《开元礼》的颁布，“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因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9]习惯或者说惯例由于不成文的原因，难以流传下来，因此，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其在唐前后期的具体形情，但从张传玺教授辑录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10]一书中的唐代部分看，有多种契约惯例和惯语出现在唐前期契约文书中，说明这一时期已适用习惯。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家法全面发展的势头停止下来。据统计，后期比较重大的立法活动只有7次，律、令、式都没有再修订过，唯一的一次修格，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也即对皇帝敕令的分类整理。[11]涉及经济、民事行为的敕令数量众多，是唐后期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法源。敕令一般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属于特别法范畴，但由于敕令源于皇权，效力往往优于具有普通法性质的律、令、格、式。这种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形情与民事法源中习惯和礼的上升一样，都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均田、赋税、府兵等多项制度崩溃，政令常有不出都门的现象，前期有关经济的均田、赋役、货币等律令成为具文。民事调整也出现很多空缺，制度的瓦解和商品化又加速了人、财、物的流动，经济、民事活动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调整。于是，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习惯成为应对社会、填补空缺的重要法源。还有，作为民事法源的礼的重要性在唐后期迅速上升。比较唐前后期经济民事法律的变化，概括地说，前期是经济民事成文法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后期是国家成文法制度建设停滞，特别法、礼和习惯的上升时期。

国家与礼教是贯通和支撑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构架的两根支柱，虽然两者轻重的分布各有不同。这是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唐代经济法律中各项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妨这样说，唐前期的均田律令本质上使其经济成为一种国家强制经济。很显然，均田律令竭力确保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后控制；赋役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所在，赋役法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官工“食在官府”，商人和商业由严格的城坊法令管制；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典型，表现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国家干预的坚强有力。唐后期，朝廷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虽远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但敕令对律、令、格、式的优先，一方面表明国家制度化了的全面强制力的下降，同时也反映出特别干预的加深，尤其是国家意图通过法律控制经济及人的愿望并不因法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民事法律总体上没有脱出传统中国重刑轻民的特征，官方对民事活动中的契约行为不同于经济法律的强制，而是采取“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相对放任态度。但唐前期毕竟是制度完备、国家控制有力的时期，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负债强牵财物、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都由律令予以明确的规定，违者治罪，同样体现出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律大多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依欧陆法律的分类，可归于公法，国家干预理所当然。民事法律专注私人事务，原则上属于私法，国家干预应尽量减少。但中古的唐代还是一个等级化的礼教社会，理论上天下一家、家国相通，官方自来以“为民作主”自誉，私人自主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其中的国家干预稍逊于同时的经济法律而远重于西方的民法。

唐代国家干预在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或现代法制的延伸特点是，调整方法上的刑事化与行政化。依现代法制，经济犯罪可以刑事论处，这与法律的性质一致。民事法律贯彻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原则，绝大多数是任意性授权规范。与此相适应，民事调整方法一般不涉刑罚，即使惩罚也以失权、强令生效、价格制裁、证据规则等形式出现。从契约文书看，唐代民事虽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实际的救济方法，但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都被视为犯罪。与经济法律的调整方法无异，这些犯罪通用《唐律疏议》中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基本的方法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和免官、除名等行政处罚。这是私法公法化的结果，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一断以律”的规定。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12]

礼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它的精神和内容内化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支柱，国家之外即是礼教。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法律体系的礼教化上。唐代各部法典可以说是礼教精神和原则广泛均匀的渗透，直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3]后人称赞唐律“一准乎礼”，可谓一语中的。反映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上，追本溯源，脱胎于井田制的唐代均田制度，其框架和精神仍不脱西周的礼制。放宽说，有材料表明，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俭的，它的最高统治者推崇的是理想化了的儒家正统理论，对农民和土地予以特别的关注，以为有道的政府应“重农抑商”，商人和商业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主要表现为饥寒无虞的民生，奢侈性的工艺品和金钱、物欲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社会的谴责，布、帛、谷、粟是比黄金有价的东西，朝廷的理想是在文治的同时，通过武功而取得天下的信服。因此，经济必须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不能有违道德和良心。这些以礼教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唐代前期均田律令、租庸调法、工商贸易以及货币流通诸经济法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14]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些观念和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早期奉为准则的经济法律首当其冲受到时代的挑战。现实主义的做法应是与时俱进、革新旧制，但唐廷宁愿在事实上与初唐相异，表面上仍不放弃原有的理想，以致不合时宜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然如故。官方试图通过这种“设而不用”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坚持。所以如此，礼教发挥了支配作用。很难想象，衰弱的朝廷能够大面积修改虽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但与社会礼教化趋势相契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在信心和权威这两点上，唐廷都不足以做到。所以，它夹在旧制度和新现实之间痛苦不堪，对现实只能采取有限的改革和无奈的默认。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理想、理论、制度与现实各有相当的独立与脱节，超现实的理想、滞后的理论与制度，对变化的现实仍保有历史的惯性和顽强的定力。有唐三百年经济法律中的礼教体现了这一点。

礼教对唐代民事法律的影响极为深广。由律、令、格、式、敕令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习惯、礼、法理等构成的民事法律渊源所具有的相通一致之处，凭藉的即是“礼法合一”前提下礼的指导作用。从唐代民事法律有关身份、物权、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看，礼教与国家同样是支配性的。在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尽管唐前期礼教受到了胡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15]但礼教的支配仍重于国家，后期礼教化更是得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广泛支持。

礼教在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等级性身份法的制度构成。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核心是等差，转化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礼教后，延伸到制度上就是等级性身份法的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均田制下土地分配上的悬殊，赋税征收上的差别，对工商的歧视，民事主体的阶梯性结构，物权和债权的从属性，婚姻上的“当色为婚”，家庭中父权和夫权的统治，继承方面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在在都显示出礼教下的等差。[16]从法理上说，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贯彻的是身份而不是契约原则。

四

精神原则上的相通和内容上的交叉奠定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一致之处，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又铸就了各自的特色。唐代经济立法思想是“重农抑商”，各项制度无不以它为指导。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唐代经济法律制度整体上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为中心任务，对商人和商业通过身份、重税、专卖、货币变化等多项经济法律措施予以抑制，意图是确保“重农抑商”的实现。中唐后情形有很大变化，但如前所述，官方并没有彻底放弃体现礼教精神的相关制度。

唐代民事法律的自我特色也很显著。在法律渊源上，经济法律是成文法，民事法律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在成文法方面，经济与民事法律一致，通为律、令、格、式和经整理的敕令。此外，民事法律渊源还有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成文法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不成文法是补充，两者及其各自内部形成一定的结构，礼为其纽带。这是经济法律所不具有的。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胡化与礼教相互消长，这是唐代民事法律变迁中一个深有时代特色的特点。唐前期中央强大、社会稳定、制度完备，律、令、格、式成文法乃“天下通规”，在法律位阶上优于不成文法。“安史之乱”后，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不成文法之习惯成为填补空缺、应对社会的重要法源。与此同步的一个变化是，礼教地位的上升。唐前期社会受胡化、功利主义还有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教受到抑制。尽管唐律“一准乎礼”，但礼教作为民事法源的重要性不及后期。原因是经历外族祸害的“安史之乱”后，唐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社会趋向保守，儒家思想和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重，礼教、礼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影响增大。这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突出的反映。可以说，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遍化。

依现代民法观，唐代民事法律上不放任中的放任也颇具特色。基于国家的介入和限制，唐代民事法律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积极干预，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不放任的态度。同时，在民事契约领域，唐令又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17]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主要由民间依习惯约定，也即“人从私契”，[18]表明民法中基于意思自治必然具有的政府放任态度在唐代民事法律中同样存在。但要注意到，唐代的放任不是无限的，要受既定的法律限制，所谓“官有政法”。“政法”即是国家的不放任法。这种不放任中的放任，法理上应理解为公法性私法的表现。

唐代民事法律中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发达中的发达。一般说，相对同时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法律，唐代民事法律不甚发达，尤其在物权、债权领域没有建构起系统、明晰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缺陷。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唐代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则相对发达。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法典化，但详细严格的规定已高度制度化。民事法律的发达与不发达，依现代解释，显而易见与商品经济对财产关系的限定有关。唐代物权、债权法律的不发达客观上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同样，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然而，由于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继承本质上是一种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不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其直接受身份影响甚于受财产影响，更何况在礼教等级的唐代，这种情况远非现代民法原理所能化解，因此，调整这部分领域的法律呈现出相对发达的状态。

五

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这些特征，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有一天，偶然有一条线索打开了我的思索之门。这条线索起于最简单的法律分类。西方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这种曾受中国大陆批评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不论我们依那一类标准，[19]经济法大体可归于公法，民法原则上是私法。传统中国没有欧陆法律体系，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简单的对接是有困难的。不过，借助这种分类作一次探险，未尝不可。藉此，我们从西方公法与私法所代表的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权力与权利的二元结构中，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结构。简言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实际含有公、私两极，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在原则和精神上，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表现出公对私、国家对社会、整体对个体、官方对民间、权力对权利的兼容与支配，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与归属。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深究下去，就要面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是也。道的基本构成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极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

合是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到国家政法，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对阴有统摄和支配性。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对阳有依附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阴阳之道对世界有广泛而彻底的解释力。沿着这种哲学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德礼与刑罚、权力与权利、国与家、义与利、公与私等都是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相对于体现阳性的德礼，法律是阴；相对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法，私法是阴；相对于公法性的经济法律，私法性的民事法律是阴。结论自然是，代表阳性的国家与礼教对代表阴性的法律在兼容的同时又有统摄和支配性。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的国家与礼教中心主义，政治道德重于经济利益，国家意志优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法律先于民事法律，控制重于放任，民间屈从官方，个体服从整体，私契不违政法，权力大于权利等，诸如此类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

西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分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之上的，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与独立，这是西方市民社会法律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结构和理念不仅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还以国家整体的名义包容和替代了社会个体的存在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必然形成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经济民事法律结构。传统中国的文化哲学对此不过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和解释。这样的法律自有它特定的理想深蕴其中，这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所着立场的一个方面。但同时要看到，这样的法律必然以限制个体的利益、自由和意志来维护国家名义下的礼教、王朝与家族控制，结果是个体和民众的权益被削弱以至牺牲，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利益被放大和强化。因此，尽管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有不少与现代经济法、民法相通的东西，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以礼教为纲目的社会控制法。

六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内容、原则、精神大都已与时俱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寻求某种历史文化资源，不如说在明理中获得启发更为妥帖。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给我以启发。首先是法的创制和学科建设上的。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有较高的制度化而未独立的法典化，这仅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有悖于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自身的发达。同时，经济民事立法应遵循相应的规律，避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一时政策或长官意志的工具，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立法于此有深刻的教训。还有，经济民事法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体系和法理根基，不能象唐代和传统中国那样，有大量的经济民事法律规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学和民法学。这提示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时，尤应注意并克服中国法律传统中重“术”轻“学”，以一般哲理直接担当法理的弊端。

第二个方面的启发是，对国家控制的转换。从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这个角度可以透视传统中国的特性。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控制性和道德礼教的弥散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也不能有害社会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和道德维持并由其控制和带动，所以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21]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中断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它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推动，所以私法文化发达。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入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种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种是西方社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亦不例外。具体说，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内定了国家控制在现代经济民事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视和否定以中央为代表的国家作用，既不可能也是对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浪费。但同时务必认识到，这种作用要转换到以人为本、遵循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国际潮流相联通的轨道上来。

可能会有争议的另一个启发是，法律中“公”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实质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沿着“公”的路线迈向大同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作为应对人类承担责任的大国，能否放弃对高远理想的追求？不放弃这样的理想，就要赋予人类行为中“公”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民事法律首先要坚持的是现代法制原则，但不必排斥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在整体和精神上确是国家政治和礼教道德的工具，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的滞后，最终导致了法律的落伍和瓦解。但要注意到，历史场景中的这种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表现在经济民事法律上，土地立法中的均田制度和抑制兼并的规定，赋役法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财为本的立法变迁，工商法律中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分发展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专卖法律中“平准”的理念，民事行为中的放任与不放任，财产继承中“诸子平分”的原则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一定等级秩序的大同世界和适当均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极端化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民事法律应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防止因过分现实而迁就时俗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也符合人类赋予法律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追求。

注释：

[1]［美］张光直著：《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

[2]参见苏力：“‘法’的故事”，载《读书》，1998年7期，第30～31页。

[3]［德］K·茨威格特等著：《比较法总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4]罗马法曾达到高度的制度化和法典化，但中古欧洲通行的是教会法、王室法和庄园法。在经济民事法律方面，习惯化色彩很浓厚，制度化程度因此受到限制。有关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情形，详见张中秋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传统中国文明曾经高度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西方。这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终身求解的课题，谓之“李约瑟难题”。他主持编纂的7卷34册《中国科技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是对这一问题的求解。

[6]唐朝（公元618～907年）存续289年，历22代。依据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一般可分为两个时期，大抵以“安史之乱”为界，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天宝末年（公元755年）的130余年为前期，其后150年为后期。同时，在文史界也有初唐、中（盛）唐、晚唐的说法，一般唐建立政权的最初几十年为初唐时期。

[7]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多年努力完成《唐令拾遗》巨作的编纂，该书中译本1989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1997年池田温又出版了续编《唐令拾遗补》。

[8]参见张晋藩总主编、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4页。

[9]《新唐书·礼乐志》。

[10]该书广搜各类契约文书，特别是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

[11]参见前注〔8〕揭，第144～145页。

[12]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8页。

[13]《唐律疏议·名例》“序”。

[14]参见拙著：《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

[15]唐代前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礼教，但有两种社会风气即胡化与功利主义对礼教形成冲击。此处的功利主义是指追求实利和享受的俗世生活态度。“胡”系古代汉族对异族特别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有礼教中心观下的轻蔑之意。胡化指唐代受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和风气的影响，不太受礼教的约束。（详见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17～142页）

[16]详见前注〔14〕揭，第二部分。

[17]［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遗》，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789页。

[18]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页。

[19]公法、私法的分类标准颇不一致。依徐国栋教授的概括，有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共同利益还是私人利益、权利是否可以抛弃、主体是国家还是私人、规定关系是否平等、行为者是公主体还是私主体、法律渊源是由国家创制还是由私人创制、法律的规定是否可以由当事人的合意加以变更等至少七种分类标准。（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民事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恶意民事诉讼从民事角度来讲，应属侵权行为，法律应规定其对诉讼相对人的民事赔偿。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采用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讼，恶意将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卷入诉讼的行为。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并以此作为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支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第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作出责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给付义务的判决。

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不仅直接了侵害国家法律的尊严，妨害正常的诉讼秩序，而且侵害了民事诉讼中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对于前者，民事诉讼法已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一章中明确地规定了对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给予法律调整的措施，但对后者，现行民事法律却缺乏保护的措施。本文拟对此进行浅要的探讨：

一、恶意民事诉讼的性质

行为人进行恶意民事诉讼，首先是一种典型的违法行为，它不仅违背了诉讼当事人应当维护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的诉讼义务，干扰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而且有可能使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进而在实体上作出错误的判决。但就其对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影响而言，恶意民事诉讼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

第一、客观上有损害事实的存在。由于行为人出于打击、报复或者敛财等不同的目的而提起恶意民事诉讼，这一违法行为使本来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无端卷入诉讼。相对人为应诉或提起上诉，甚至申请再审，必然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影响正常的工作或生产经营。而在法院依据恶意民事诉讼提起人提供的本属伪造的证据作出判决的情况下，相对人更必须承担该判决带来的不利后果这包括财产的损失，在特殊情况下，还包括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的损害。因此，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与恶意民事诉讼的提起这一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无论行为人提起恶意民事诉讼是出于什么目的，在伪造、变造证据欺骗法院，以使相对人承担本不应承担的民事法律义务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有关法律，其心理状态是出自恶意，主观过错非常明显。

第三、恶意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相对人的损害结果是恶意民事诉讼直接引起的。

而目前立法尚未规定这一侵权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的赔偿问题，这毫无疑问是立法的一大缺失。

二、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赔偿请求权的取得条件

笔者认为，恶意民事诉讼相对人赔偿请求权的取得，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伪造、变造重要证据作为支撑其诉讼请求的事实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查明并在生效判决的事实部分和证据分析认定部分予以确认，其在主观方面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已经生效判决在论理部分予以揭示；二是行为人的诉讼请求已经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在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之前，相对人不能以自认为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系恶意民事诉讼为由，诉请人民法院判令行为人赔偿损失。这是因为，行为人的民事诉讼行为的性质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相对人此时不具有取得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这里需要对两种观点进行简要分析。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可以不必等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行为人提起的诉讼属恶意民事诉讼之后，就可以对行为人提起反诉，一并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明显不当。理由是，在恶意民事诉讼进行中，不仅相对人的赔偿请求权尚未实际取得，而且相对人的这一请求不符合反诉的条件。反诉原告是在承认本诉存在的前提下，为了抵销或吞并本诉请求而提起反诉的。而恶意民事诉讼的相对人是不承认行为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凡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其相对人都应取得赔偿请求权，都可以提起新的赔偿诉讼。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般的判驳案件，有的是由于人举证不足造成的，有的是由于人的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等等。这些人与本文论述的恶意民事诉讼，应当说有着质的区别。如果认为他们的诉讼请求被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后，其相对人也取得赔偿请求权，则不利于诉权的行使，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2.相对人存在损害事实。这里所说的损害，包括财产权利的损害和人格权利的损害。财产权利的损害，指的是财产的直接损失。人格权利的损害，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如健康权)受到损害，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如名誉权)受到损害。

3.相对人存在的损害事实与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与相对人存在的损害事实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上述三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恶意诉讼相对人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则不仅享有程序意义上的权，而且享有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

三、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赔偿的范围与数额的确定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因其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为人赔偿的范围应以相对人受损的范围为限，这是确定行为人赔偿范围的原则。笔者认为，相对人受损的范围包括财产的损失与精神的损害两个方面。

相对人财产上的损失主要包括：为应诉、提起上诉、申请再审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聘请律师的费用、取证费用等，即相对人参加诉讼全过程直到生效判决对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时止所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计算这部分损失，应当采取客观合理的标准，尽量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交通费、住宿费应以相对人的实际支出数额为计算依据，有充分证据证实相对人扩大损失的部分除外。如相对人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为参加诉讼讨回公道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的，则可将此节作为相对人精神上受损的事实，另作赔偿。聘请律师的费用，应以国家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作为计算的依据，超出规定数额的，不予保护。误工时间的计算，应当包括到庭参加诉讼的时间、收集证据的时间、向律师进行必要陈述的时间以及相应的合理在途时间。

民事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评价

1994年起开始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开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十四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文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一方面要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则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主张，此外，也就是赔偿数额的限制，即双倍赔偿。《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保持与《民通意见》保持一致。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欺诈行为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倘若消费者事后将合同撤销，合同撤销后，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至于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一方是否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关系到责任竞合的问题。关键是看消费者主张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竞合。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来看，其本身是作为合同责任加以规定的。因为侵权要以存在损害结果为要件，但是从该法第四十九条的表述来看，未作此种规定。因而，笔者认为，从责任构成与责任承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身是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的，其与民法的基本理论相背离。

2《食品安全法》中是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学者对该条的解释，侧重于将其视为惩罚性赔偿。然而，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包括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而惩罚性赔偿则是损害赔偿的特殊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笔者将在后文进行分析。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去甚远，理由如下：

（1）惩罚性赔偿是民法中的一项责任承担的制度，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责任。

（2）惩罚性赔偿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为民事主体，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一方当事人为行政主体。

（3）惩罚性赔偿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所设立的一项制度，而从《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来看，其所针对的是行政法律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而是一种行政制裁，之所以有学者视其为惩罚性赔偿，实际上出于对该条文的误读。

3《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评价

刚刚颁布亟待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对惩罚性赔偿做出原则性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从该条文的表述上看，其构成要件明确，主体为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主观存在恶意，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并且要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主张权利的一方为被侵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