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主体缺位、非排他性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巨大难题。

金融市场信用缺失反映出了其市场交易的特殊性，从民法学的角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期待权的特殊性

权利为可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实力，通常所说的权利大多为确定的既得权利，权利人现时即可享受某种法律上的特定利益，被称为既得权。但也有很多权利并非能完全地现时享有，须待特定事什的发生或一定时问的经过，权利人才可以完全行使其权利并享受特定的利益，此类权利则被称为期待权。我国《合同法》在总则lf1对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予以详细规定：在分则的买卖合同部分确立了所有权保留的法律制度，从而大大拓展了期待权的生存空间。期待权的构成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是对未来取得某种完整权利的期待，二足已经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条件。

对于期待权的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列的观点，暂且不去细究。从金融市场的各项交易合同中，包含着大量的期待权。例如：存款储蓄合同中，存款人对于利息的债权：贷款合同中，银行对于贷款人H口将支付的利息的债权；债券交易中，持有者对债券利息的债权。这些属于由既存债权产生的将来债权。股票交易，持有者对于行情看涨时取得分红的权利或者转让后取得差价的权利；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于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保险金取得权。这些则是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权利。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合同中存在大量的期待权，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看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格式化的合同中所约定的是投资者的期待权。这种期待权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融资特性，一方面又赋予投资者相当的信用风险。因为期待利益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条件为前提：即投资的收益性。投资收益性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结果性的条件，这个结果性条件的发生依赖于筹资者大量的经营活动。正是由于条件产生的复杂性，为筹资者的违背信用提供了相当大的操纵空间。这便是信用缺失问题的解释之…。再来看看保险市场。保险合同etl受益人对于保险金取得权的前提性条件是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不论是财产还是人身，都是与受益人密切相关，或为其所有，或是其本人、家属。无论人与物都与保险公司无必然联系。因此，他们发生风险的可能性、真实性、损失的大小在保险公司获知前都悉数由受益人了解。受益人或者投保人的信用就成了维系合同的唯一动力。那么从白利的角度出发，发生信用缺失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期待权的大量存在与金融市场上的信用缺失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财产权的模糊性

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财产权的模糊性是国有财产权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首先，财产权主体缺位。国有企业归用家所有，通过委托机制将经营权赋予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前，对于国有企业财产权主体是人大还是国务院等等一直不能明确。即便目前建立了国资委，它又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享有财产权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这就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信用缺失，因为其自身不承担失信导致的后果。

民事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自清末修律开始，西方的法治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给中国法学教育带来新的元素。民国初年，以法治国，依法行事，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此时，以法治国成为普遍的社会舆论，各种法政学校纷纷建立，各种法律书籍大量出版，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可以说，西方的法治思潮成为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兴起的巨大动力，营造了良好的重视法学教育的社会氛围。正如学者所言，“民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兴办法政(法律)学校的热潮，这是当时社会法治思潮勃勃涌动的一个重要表现。”

①也正因为在西方的法治思想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陆续开展起来，并使当时的法学教育打上了“法治”的烙印。首先，在法治社会思潮之下，人们迫切需要学习法律知识，各种法政学堂纷纷建立，带来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繁荣。1912年的《大学令》及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里均设定了法科，推动了民国法学教育的兴起。1917年《修正大学令》确认了大学的“七科制”，即:文、理、法、商、医、农、工等，其中法学名列第三，成为重要的一科，民国政府极力支持法学教育，招生人数远超其它学科。在法学教学模式上，民国政府起初效仿日本模式。到1922年，新学制建立，受美国教育观念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彻底从模仿日本转向模仿欧美。但是，1930年之后，随着国民政府法典体系的完成，近代法律教育整体上朝着大陆法律教育的方向发展。由于法学教育的模式所致，西方的法治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巨大，以致民国后期，人们的法治观念更加坚定，他们认识到:“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不但在形式上要做到‘齐天下之动’，而在实质上尤其要做到使政府官吏尊重人民之正当利益，不得任意加以侵害，不能‘高下其手，予夺由心’，所以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法治，仍是民主政治的法治，是建立于民主政治之上的法治”。

②这也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尽管在招生规模上，国民政府有所调整，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西方教学模式的信赖以及对法治的追求。1928～1937年，由于受重实用科学轻社会科学的政策影响，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凡旧有公私立法政、医学两种专门学校，一律自十八年度起停止招生。”由此，法科专门学校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1937～1945年，教育机构内迁，掀起了联合办学、合并办学的热潮，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随着教育机构的减少，法学院系的数量也在分分合合中锐减。至此，民国的法学教育开始走下坡路。其次，清末民国法学教育内容的设置无不受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法律科作为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自开办时起即以英美法为教学基础，“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的哈佛和耶鲁相同。”

①后来又不断聘用美国的法律家为教师，毕业生也大多赴美留学，美国法对中国法学教育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北洋大学的法科也不纯然为英美法所独占，具有重视大陆法的趋向。”

②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都是内蕴法治主义、承载法治精神的西方制度，将它作为中国法学教育内容的一部分，甚至由西方的教师去教授，其对中国学生法治思想的传导作用可想而知。就这样，中国法学教育的西方法治元素慢慢地培养起了中国人的法治观念。那么，在此后的其它法科学校也有类似的做法，其中蔡元培任职的北大法科最为典型:“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

③西方法律制度及理念在中国的课堂里被广泛传授和学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法治理念正是通过法学教育的途径传递给了中国学生，再通过这些学生传递给了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据记载，“在民国最初的十多年间，北大法科学生的数量总体上在不断地增加着，与北大其他各门(系)相比，其数量也逐渐地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其他各系。”

④这也就意味着受西方法治理念熏陶的法科人才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走上社会，在立法、司法等岗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强。第三，民国时期，大力发展法科留学事业，为培养现代法治人才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根据统计史料，民国最初十年间，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的毕业生占留日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多，他们回国后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对中国法学教育特别是培养具有法治理念的法学人才提供作出了贡献。当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法政学堂基本上掌握在留日法政学生手中，他们按照日本的法学教育模式、日本的教材、教育方法以及法律术语、法律体系为转型期的中国培养了大量急需的法政人才，而这些法政人才又通过各自的不同渠道向整个社会传递和普及着他们所理解的西方近代的法律知识，大多数中国国民新型的法律观、法律知识就这样形成了。”

⑤毋庸置疑，日本近代以来的法律体系是效仿西法的产物，且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而西方的法治精神和理念通过便利的语言途径，被中国的留日学生所接受，回国后再传授给更多的中国学生，从而丰富了中国法治文化的内涵。除了留学日本，中国的法科学生在1914～1915年公费留学美国和欧洲英法德等国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尤其是留美人数趋于接近日本。直到1936年，先后从国外著名大学获得法学学位的人数非常之多，其中一些人在民国时期及后来的法律界长期享有较高的威望，如吴经熊、李浩培、倪征懊等。尽管国民政府“不断强调出国留学应注重实科，但实际上，留学生所习科目中最多的仍然是法学。”

⑥因此，法科留学生回国后，他们的影响仍处于强势地位，尤其是进入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海归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二、法治人才: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直接目的

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在西方法治思潮的涌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合民国社会需要的法治人才。这里的“法治”是一种知识和理念，更是一套技能和艺术。法治人才理当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在立法、司法等岗位得心应手，为社会制定良法、高效率司法、引导民众自觉守法的优秀职业群体。对此，当时的学者有了精深的解读:“法治即法律统治之谓，国家一切活动，必须循法以行，不能由政府，以自由意思，擅行决定，必须以法律为其轨辙与准绳，人民的自由及其他权利，应由法律加以保护，人民应负之义务，亦应由法律加以规定，政府机关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与权利，亦不得任意课人民以义务，人民固应服从法律，政府亦应遵守法律，此即法治之真谛。”“法治精神，司法上最能表现，司法官必须操守清廉，居心仁恕，公正不阿，用法平允，始足称理想之法官。”

①20世纪初叶的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浸透已在中国法学领域表现得相当明显了。此时，中国的立法、司法无不“接受西方民权潮流之激荡”，

②其中欧美的现代法治理念、公正合法的司法、平等独立及公开审判的原则等西方法治文化渗透进了中国。民国政府的法制已经走上了移植西方的道路，无论立法抑或司法均以大陆法系为蓝本，同时也吸纳了英美法的优秀成果。民国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行，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法学教育承载着此重任。对此，民国的很多学者做了诠释和注解，其中:法律教育的目的，浅而言之，不外四端:其一，训练立法及司法人才;其二，培养法律教师;其三，训练守法的精神;其四，扶植法治。所谓适当的法律人才，至少须具备五项条件:一要认识时代的精神及时代的倾向;二要了解法律的旨趣及现行法的文义;三须熟谙审判方法及应用心理学;四须知悉人情世故及社会的复杂组织;五须有道德的涵养并舍弃小己。

③这里民国学者所提法律教育的“四端”，实际上是法学教育的宏观目的，它涵盖了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法治”应有的内涵:良法与普遍守法。训练立法、司法及教法的人才，实际上是为“良法”的出台打好基础;训练守法精神及扶植法治，为公民自觉普遍守法营造思想意识的氛围。而法律人才的五项条件，则是法律教育的具体目标，是为培养法治人才的具体教育措施。可见，法学教育对法治人才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将法治的前途与法律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无论训政或是宪政，只不过是政权的归属问题。而政权的行使如何有效，政治如何上应上的轨道，以致于国内秩序如何趋于安定，则有一共同的要求在，是为法治主义。法治是主义，不是方法，主义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信仰法治，法治便生力量……国家要确立法治，则人民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学者的专门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总之，国家逐渐走上法治的大道，是值得欣喜的，而同时法治人才的培养，也是值得注意的。

④我国既然同时需要法治，那么，应该如何去厉行呢?我们晓得国家不论何种施政，欲求切实彻底的推行，最重要的是凭籍教育的力量，厉行“法治”，先要提倡推广法律教育，灌输人民以法律知识，养成其守法习惯。

⑤很显然，民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清楚法学教育的直接目的与意义，他们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实施宪政和法治，进而寄希望于法治人才的培养上面了。毕竟宪政和法治事业，需要具有法学专业素养、富于公平正义理念、自觉守法的法治型人才去完成。因此，培养法治型人才是民国法学教育坚定不移的理念和目的。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律教育家、民国时期法律教育的研究专家孙晓楼先生曾做了专门的研究，他于193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律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人才;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不过怎样叫做人才，怎样叫做法律人才;我们要明白了怎样才算人才，方可实施相当的教育;要明白了怎样才算法律人才，方可进行高深的法律教育;不然无的放矢，结果是一场空。

⑥可见，民国时期，法律教育的目的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被提出，反映了民国社会对法学教育的关注程度之高。而当讲到法律人才，孙晓楼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一要有法律学问，二要有社会常识，三要有法律道德。

⑦这三个要件决定了法律人才的素质和标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和精通“法治”:法治主义之先决要件，首在获得法治之真才，法治之真才，须赖完善法律教育之陶冶。法律教育之主旨，在于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之法律人才，而此种人才，必须有法律之学识，方能认识法律及改善法律;须具丰富社会常识，方能运用法律使适合时代需求;尤须有法律道德，方能执行业务以为民权之保障。

⑧从这里不难推断，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目的与培养法治人才密不可分，培养法治人才理应成为民国法学教育的重要理念。民国时期，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法律文化真正迈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步伐，开始与世界法律文化逐渐交融的重要时期”①。民国政府仿效西方法律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必须培养秉持法治理念的人才去适用和完善该法律体系，才能推进法治文明的进程。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曾经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课程调整工作，其中“文理法三学院课程的整理，是国民政府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相应的法律课程的整理，是为了规范法律教育、培养适合国民政府需要的法律人才。”②民国后期，孙晓楼再次指出法治人才的目的问题:在此举国上下祈求看实施宪政，推行法治的声浪中，法律人才的培养，当然逐渐逐渐的被人重视着，而法律教育制度的改良，亦可谓当务之急。③无疑，不论是法学教育本身，还是法学教育改革，都将围绕培养法治人才为中心展开，按照国家法治发展所需要的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进行法学教育，法学教育的直接目的非常明确。在今天的学者看来:“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培养精通法律知识、懂得西方法学理念、服从法律规范、能够处理社会问题的高层次法律人才。”④实质上，就是指民国时期法学教育所培养的高素质的法治型人才目标。简言之，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法治理念、遵循法律规范、高效处理社会问题的高素质人才。

三、法治国家: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终极理想

法治人才的培养，其终极目的和理想是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民国初年出现的兴办法政(法律)学校的热潮，是当时社会法治思潮勃勃涌动，人们热切希望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的一种表现。”

⑤由此可见，法学教育对法治国家的意义之重要，法政学堂和专门法律学校负有培植吏才和司法人才的职责，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法律，以拯救国家和强国利民，也就是治理国家的长远利益。法治作为一种价值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和基本精神。民国时期，唤起民众，培养自觉的国民，以建立五权宪法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国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精英们的理想追求。孙中山先生矢志建立法治共和国的理想，他任大总统短暂的百余天，却颁布了包括临时约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文件。

⑥为建立法治国家做了积极的准备。1919年“五四”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上海的《民国日报》响亮地提出了“破除人治迷梦，建立法治国家”的口号。此后，法治得到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研究法治国家的问题及其实质，纷纷主张法治:人治法治，在人类历史上闹了几千多年，时至今日，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家都是实行法治，而中国仍不能确立法治走入法治轨道，真堪痛心。然而今日信仰“人治”的人一定居少数，一般国民悉皆以建立国家只有主张法治，改革政治只有实行法治，排除国难只有尊崇法治。

⑦复杂的社会，必有赖于精密而善良的法制，始能存在、生存、安全、和谐而演进。……今当宪法起草之时，诚窃恐举国上下对于法治精神尚无切实之认识，奉行之诚意，因草此篇以明其义，庶政府当局，全国民众，不再视宪章为具文;而今后中国之政治，亦得日趋于法治之坦道焉。

⑧国民政府时期，认为:“民主的政治同时也是法治的政治。民主与政治，实际上乃是一体的两面。实行民主，只能扩张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同时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大家的权利与自由，两者轴车相依，缺一不可。”

⑨他非常重视法令的统一与实施，在《中华民国宪法》出台之际，他于1947年12月13日专门请司法院等修正或废止与宪法相抵触的法令，电文称:“查宪法即将实施，现行法令与宪法抵触者亟应加以修正或废止。”瑏瑠这实际上是贯彻了法治的精神所致。国民党的历次宣言，曾屡屡提到法治，也曾屡屡表示要努力法治。在最近这一年中，法治的呼声似乎又增加了些，而法治的尊重似乎也增加了些。

①毫无疑问，法治国家是民国民众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模式，法治是民国社会所崇尚的最好状态。在民国的学者看来，西方国家“所以致今日之强盛，皆其法治之功，吾国不欲强盛则已，苟欲生存与此竞争剧烈之场，舍取西人之法制尽施吾国，其莫道由。”

②中国的强盛自然也与法治之功紧密相连，法治之功源自人的因素，这样的人必须依靠教育机构的培养，法学教育意义凸显。“要真正实现法治，还必须在全国人民中肃清封建愚昧意识，以培养民主政治的根基。”

③因此，必须加强法治教育。由此带来法律教育的兴起，以致民国成立后，十余年间，学习法政的人们充满了国家的各机关。现代国家的理想和目的，是在造成一个法治国家。我国立国的理想和目的，也就是在于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说，法律教育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很重要，因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建立与维持，不单靠少数奉公守法的循吏，尤其要靠一般民众有尊重法律、拥护法律的法治精神。

④立国所应具备的条件固有多端，但要走上法治国家的途径，却不能说“法”不是一个主要的条件，尤其是民治的基础须建筑在法治上面，更应具备了法的条件，才能稳固。就法治方面说，并非单独指示国家统治权的行使概须以法律为根据之一点而言。凡社会或个人相互间的关系都要受法律积极地或消极地支配，而在法律范围内为种种活动或发展。

⑤也正因为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的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将美国著名法理学家、法律教育家庞德请来中国，作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的顾问。庞德在华任职期间，对中国法学教育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指出不仅法律职业人员需要精通法律，而且普通官员也应习法:“关于普通文官，行政官员应当好好的受一番法律训练，实很重要。他们必须了解什么是个人的合法权益，什么是法律规定保障那些权益的救济办法。”

⑥中国自古“以吏为师”，只有官员都学法懂法，才能带动更多的百姓遵纪守法，促进立法的进步，将国家带入法治的状态，民国教育家孙晓楼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欧美各国的法律人才，不特在立法界、司法界、行政界三方面表现着他们的法律才能，便是工商实业军士武官，都有不少的法律人才在那里指导着活动着，所以他们所办的各种事业，无处无时不表示着纪律化、秩序化，他们法律人才之普遍化可见一斑。

⑦不过，在民国后期的法学教育实践中，国民政府并未实现法学教育培养法治人才的目标，法学课堂教学以及法学研究当中均贯彻法条主义原则，所教育出来的学生虽然获得了法律专门知识，能应付各种考试，但是很难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无更高目标的追求。对此，当时的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如认为中国的法律教育属于条文主义的，培养的人才墨守成文，不知活用，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忽视一国立国最高思想原则与世界的新趋势，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入，毫无吸取进步的可能。

⑧殊不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和经验，驾驭法律的人应是训练有素、有学识、有经验、有能力、有品格的法学人才，而经验、能力、学识和品格等都来自于教育。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在西方法治思潮的影响之下，顺应历史的潮流，以西方国家为效仿对象，大力兴办法政学校，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努力培养法治人才，为建立法治国家服务。这种以法治为重心的法学教育理念，不仅培养了法学人才，传播了法律知识，而且启发了国人以法治国的觉悟。

民事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研究者基本一致的认为主要包括权利与责任意识教育、国家与民族意识教育、公平与公正意识教育、自由与法治意识教育、道德与文明意识教育等内容。大学生是公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是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鉴于大学生的特殊公民身份及大学生公民意识的现状，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应突显差异性并突出针对性。经过调研掌握大学生公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的现状后，我认为当今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公德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四个方面。

（一）强化道德形象教育，培养大学生公德意识

一般来说，公德意识是公民对公共道德的认识、理解与态度。道德品质是人的最基本的素质，道德品质的最低层次要求是公德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②公民的公德意识状况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体现了公民对他人的态度和对社会的责任，是民主法制社会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大学生是公民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是社会的精英，大学生的公德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其他公民公德意识的提升，大学生良好的公德意识能促进其他公民公德意识的提高。大学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该通过强化大学生的道德形象教育，培育大学生的公德意识。通过强化道德形象教育，培养大学生公德意识，逐步引导大学生养成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和遵纪守法的良好公德意识。

（二）强化诚实守信教育，培养大学生诚信意识

诚信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大学生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大学生能否拥有强烈的诚信意识和诚信品质，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诚信是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科学信念的基础，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必须加强大学生诚实守信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格，提升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三）强化社会责任教育，培养大学生责任意识

社会责任是公民对他人、社会集体和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公民对自身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即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责任教育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大学生必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实现和中敢于担当、敢于献身。因此，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过程中，必须强化社会责任教育，培养大学生责任意识。

（四）强化民主法治教育，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现代法律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法律意识始终贯穿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之中。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使大学生树立法律的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要使大学生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二、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

教育的路径当今，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体系尚未建立，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教育主体和教育内容等。但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迫切需要大学生具备公民意识。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提升主要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来承担，其中特别是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来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重点，综合运用政治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依据大学生成人成才的基本规律，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一门公共必修课程。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科学教学活动来提升大学生公民意识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转变教学观念，把提升大学生公民意识

作为课程的重要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之前设定的预期成果，它决定着教学的方向和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教学策略等方面的内容。受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取向的影响，教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目标定为引导大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和增强法律意识，很少有教师意识或者关注到该课程的公民意识教育功能。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该大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公民意识淡薄也制约着对大学生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基本都成长在传统环境中，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授课教师公民意识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意识教育的自觉性。因此，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首先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授课教师除要不断提升自身公民意识外，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核心课程，该课程应该把提升大学生公民意识作为其重要的教学目标。

（二）优化教学内容，将公民意识

教育渗透到教学全过程2006年以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统编教材虽然多次改版，但基本内容变化不大，主要包括四大模块教学内容，分别是入学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在这个相对固定的教学内容中要突出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优化教学内容。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教师在教学中在不过度打乱教材章节的前提下，必须通过优化教学内容达到重点穿插和突出公民意识教育的效果。在入学教育模块中，必须强调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增强大学生公民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思想教育模块中，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强调要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立志；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以中华民族的“热爱祖国、矢志不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同仇敌忾、抵御外辱”优良爱国传统为引导，以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灿烂文化、骨肉同胞和自己的国家为基本内容，强化大学生振兴中华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人生观教育必须以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为中心内容，强调责任意识。在道德教育模块中，将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作为主要内容，重点培育大学生公德意识。在法律教育模块，通过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教育、权力和义务观念教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教育，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平等意识等。在课程结束时，适当安排一定时间总结这门课程公民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系统地向大学生强调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改进教学方法，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民事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每年6月、12月各办理一次，办理前请将所有材料提前3个月准备齐备送交自考办，逾期不候。

二、准备材料

1、毕业登记表2份(自考办领取)：自行填写封面(在"准考证号"下面填写好身份证等证件号码)、第一、二页，"组织鉴定"一栏以组织的名义自行填写，贴1寸蓝底照片；

2、毕业论文：参照"自考博客"上的毕业论文撰写提纲，按照提纲要求撰写论文；

3、办理前，请提供原毕业证书复印件；全日制本科考生，另提供大学期间成绩单(加盖公章)，英语四级证书或PETS--3复印件；电大法律专业大专考生，需另提供电大成绩单(加盖公章)；4、考生准备5张1寸蓝底免冠照片、联系方式及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

三、说明所有材料尽快送交自考办，考生课程结束前请主动联系自考办，以方便办理毕业证。

格式示范

毕业论文主标题(黑体﹒三号字)

--副题(宋体·四号字)

考号：(楷体·四号字)姓名：(楷体·四号字)

(内容提要)(黑体·五号字)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权并不存之必然的关联性。(宋体·五号字)

[关键词)(黑体·五号字)检察权公诉权法律监督(宋体·五号字)

正文：(宋体·三号字。)

谈论中国的检察体制，探讨检察机关转职托以及检察机关的改革，首要的问题就是对检察权的性质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刘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初步的探讨，但是意见颇多分歧，归纳起来大致存在以下四种主要观点。观点一：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1)观点二：司法权说，认为检察官与法官同质但不同职，具有同等性，检察官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2)

(注释)(黑体·五号字)

(宋体·五号字)

(1)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2)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法学》2000年第2朝。(参考文献)(黑体·五号宇)

(宋体·五号字)

l、朱勇、李育编著：《台湾司法制度》，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2、张穹、谭世贵：《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毕业论文选题参考一、《宪法学》1、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征

2、违宪问题研究；

3、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4、论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发展趋势

5、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6、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立法

7、宪政比较研究

8、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关系二、《婚姻家庭法》1、论离婚自由

2、试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

3、无效婚姻制度探析4、论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5、对结婚禁止条件的探索6、拟制血亲间婚姻关系探讨

7、试论夫妻相互忠实义务

8、论家庭暴力中的权利救济

9、论重婚

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婚姻家庭观

12，论"禁育不禁婚"13、论探视权的实现

14、婚外同居行为的定性与法律责任

15、试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三、《刑法学》1、论无罪推定

2、论间接故意与疏忽大意的过失

3、论无限防卫原则

4、论犯罪构成

5、论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6、论紧急避险制度

7、论数罪并罚

8、论受贿罪9、浅议计算机犯罪

10、论洗钱罪

12、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14、论犯罪

15、论金融诈骗罪四、《刑事诉讼法学》1、论两审终审原则

2、论回避制度

3、论刑事辩护人4、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5、论取保候审

6、论不起诉制度7、论当庭判决

8、论死刑复核程序

9、论死刑缓期执行

10、论审判监督程序

五、《民法学》

1、论民法的基本原则

2、论诚实信用原则3、论民事主体制度

4、论物权与债权的异同5、论物的所有权

6、试论用益物权7、论债的担保

8、论引起债产生的原因

9、试论代位权

10、论无权

11、论表见的条件和结果

12、论合同的订立13、论无效合同的种类14、论合同的履行]5、论交付的种类和意义

16、论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原则

17、试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18，论人身权的种类

19、试论不当得利20、论一般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

六、《民事诉讼法》1、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2、论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

3、论诉的和关

4、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

5、论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6、论我国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7、论特殊地域管辖

8、论我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制度

9、试论第三人

10、试论共同诉讼11、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12、论举证倒置

13、论起诉的条件14、论反诉制度

15、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公示催告程序

16、试论支伺令

17、论上诉的条件18、论民事案件的督促再审程序

19、论民事案件：的执行"难"20、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七、《知识产权法》I、知识产权的性质与特征

2、著作权许可使用之研究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4、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界限之研究

5、专利技术与专有技术法律保护之异同

6、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研究

7、驰名商标的法律问题

8、企业名称权研究

9、从商标纠纷看企业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

10、论商标撤销制度¨

11、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八、《公司法》

1、论我国公司法的体例与结构2、论我国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3、论我国公司的种类

4、论公司设立的条件5、论公司设立的法律责任6、论公司资本的三原则

7、论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8、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股东出资

9、论公司的发起人制度

10、论国有独资公司的设立11、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12、试论国有独资公司制度的完善

12、论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机构14、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发行

15、试论上市公司。16、论公司股票发行的条件17、论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的条件

18、论外国公司分支机；沟的设立程序

19、论公司集团的设立20、试论破产债权

九、《外国法制史》1、世界著名民法典体系之比较研究2、试论英美判例法之可借鉴性2、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4、罗马法与我国市场经济法律构建中的法理问题5、论美国商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6、信托的发展与我国信托制度的建立

7、论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关系8、法国民法发展制度考9、普通法系主要国家刑罚制度之比较

10、民法法系主要国家行政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十、《合同法》1、论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2、论合同的分类3、试论合同的成立条件

4、试论缔约过失责任5、论合局的效力6、试论无效合同7、论债的保全

8、试论债权人的代位权9、试论合同的转让

10、试论合同解除的条件

11、论提存

12、试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13、试论定金责任

14、论违约行为的形态和责任

15、试论合同的解释

16、论要约和要约邀请

17、试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要件18、试论不安抗辩权.

19、试论概括移转

20、论合同权利和义务终止的原因

十一、《国际私法》1、论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原则与补充完善

2、论适用外国法的理论和方法

3、论冲突规范的意义与重要组成部分的探讨4、试论香港与大陆的法律冲突问题5、谈涉外经济贸易合同中的法律问题

十二、《国际经济法概论》1、论关税减让原则与我国关税制度改革2、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律问题3、试述关贸总协定对国际贸易的法律调整4、试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法律问题

5、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对外贸易法的适用关系

十三、(劳动法学》

1、试论劳动法律关系

2、试论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3、试论工资保障法律制度4、试论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法律问题

5、试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十四、《保险法》

1、试论责任保险与保证保险的异同

2、我国保险立法的现状及其完善

3、试论保险合同的补偿原则

十五、《金融法学》1、论贷款的法律调整

2、浅议我国商业银行现状及其发展对策3、金融违法行为的研究

4、票据法的探讨

5、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权利及其制约十六、《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制度》1、论环境标准

2、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3、论"三同时"制度4、论排污许可制度

5、论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

6、论土地资源的法律保护7、论风景名胜地的法律保护

8、论国际环境责任

9、论可持续发展原则

10、论国际水道的保护11、论海洋污染防治

12、论文化遗迹地保护的法律制度

十七、《公证与律师制度》1、论公证的客观真实原则2、论遗嘱公证

3、论房屋买卖合同公证

4、论出国留学协议公证

5、论涉外公证

6、论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

7、论民事诉讼中的律师

8、论行政诉讼中的律师

9、论政府法律顾问的实务操作10、论法律援助制度

就几个方面论述

一国际投资争端是什么

二解决方案

三ICSID是什么

四两者比较下面再简单阐述一下编写毕业论文提纲的方法：

1.先拟标题；

2.写出总论点；

3.考虑全篇总的安排：从几个方面，以什么顺序来论述总论点，这是论文结构的骨架；

4.大的项目安排妥当之后，再逐个考虑每个项目的下位论点，直到段一级，写出段的论点句(即段旨)；

5.依次考虑各个段的安排，把准备使用的材料按顺序编码，以便写作时使用；

6.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

在编写毕业论文提纲时还要注意：

民事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海外来风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本论文由整理提供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不起作用。”（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来，各个学校对司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心，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这种重视实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原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在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科大学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总结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有效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支持。（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司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