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1篇

20*年9月6日，由联邦司法部部长赫尔塔·道尔布勒·格梅林所提出的备受争议的《民事诉讼改革法案》终于在联邦参议院会议上通过了议会这最后一道难关，并于20*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一、理念：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与原则

世界范围内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结合本国的国情确立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与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改革措施。德国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在审视了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之后，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使民事诉讼更具透明度，更加高效并且更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应当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和解理念；通过审判作出裁判的过程应当尽可能透明，并且更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第一审程序的强化应当与上诉审程序的重构结合起来；第二审程序的进程应该加快；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

二、现状：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

与改革法案的起草者所勾勒的民事司法的理想蓝图相比，德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显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这些改革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治标不治本，未能有效地减轻法院系统的工作压力，对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透明度以及可理解性也助益不大。相反，德国民事诉讼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暴露，并且逐渐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改革法案将这些缺陷归纳为：

（一）和解结案率低

通过诉讼来形成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结果，也就是快速、经济以及有助于保持当事人和谐关系的结局显然要比法官简单、直接的裁判更为有利。然而，这一理念在德国当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在德国民事诉讼实践中，一审案件以和解结案的比例始终不高。

（二）程序法透明度不足

德国过去十年的诸多民事诉讼改革措施，比如逐渐提高上诉案件标的额的门槛、逐渐提高州法院一审案件的标的限额、设置特殊的救济方式以及为某些特定案件（如家事案件）制定特别的条款等，使程序规则越来越复杂，难以为普通人所理解。

（三）争议标的价额不是获得上诉救济的适宜标准

以案件争议价额作为当事人获得上诉救济的标准的传统做法缺乏正当性，因为对于那些寻求司法救济的普通市民来说，仅仅由于其案件标的额较小就无法获得上诉救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一个普通市民在一宗小额纠纷中由于难以获得公正裁判而蒙受的冤屈，远比那些诉讼标的额巨大的公司财团因案件败诉所承受的损失大得多。另外，金钱价值事实上也不能完全衡量纠纷在法律上的意义。由于现行的价额门槛较高，在普通法院提起的民事案件有40％以上从一开始就未能获得上诉救济，而最终能够进入联邦最高法院获得上诉审的案件只占所有民事案件的5％。这事实上就使那些纠纷标的价额较大的当事人在实际上获得了不当的特权。德国的民事上诉制度因此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

（四）第二审程序中的误导性规定

1．上诉投机。经过第一审程序的审理，当案件被上诉到州法院或州高等法院时其事实通常已经被确定了。但是依据现行的法律，案件在第二审中应当如同没有经过一审那样，对事实与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证据或对一审中所提出的证据从新的角度进行阐释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在现实中极为普遍。久而久之，寻求上诉救济的当事人就会对二审程序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诉讼完全从头开始，二审只是一审的重复。而对于那些在一审中承担不利裁判的当事人，即使一审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准确的，并且实体法的适用也是正确的，他也会存在利用提起上诉来获得有利裁判的投机心理。

2．规避证据义务。按照德国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其攻击与防御方法，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此义务且又无迟延的充分理由，法院将排除其主张。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来规避这一规则，即只要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新证据将会被法院所接受。

3．拖延诉讼。对于那些显无胜诉希望的案件，当事人提起上诉往往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并达到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现行的法律缺乏一种简易的程序来处理那些无实质意义的上诉。

（五）法官分配的失衡

德国现行法院体制在一审与二审法院之间的人员配置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年，初级法院一审法官与州法院上诉法官的比例为2．81；而州法院中审理一审案件的法官与州高等法院法官的比例则达到2．41。考虑到与一审案件相比，上诉案件相对较少，并且上诉案件胜诉率不高，分配到上诉机构的法官人员显然过多。为了更好地发挥审判人员的作用，改革法案提出应加强一审程序中的审判力量。这样，一审法院中的法官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案件、提出和解建议并作出容易为当事人所理解的裁判。

三、改革：德国民事诉讼的新规则

认识到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上诉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对近十年来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进行了反省，指出这些措施并未触及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全局性的改革事实上是被回避了。通过提高上诉案件争议价额来限制上诉并缓解司法制度压力的做法，更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改革法案的起草者意图通过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来推动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托以下几项关键的改革措施：

（一）一审程序的强化

为实现在一审程序中解决民事争议并加快程序进程的目标，必须特别重视一审程序的强化。在德国现行的法院体系之下，审理民事案件的一审法院包括初级法院与州法院，而当事人究竟应向哪一个法院起诉取决于案件的诉讼标的额，这一区分在改革法案中得到保留。强化一审程序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法官推进诉讼职责的强化

法官推进诉讼的职责是指法官应该通过明确的指令，将法院的相关法律意见告知当事人。这将使当事人更有效率地把握诉讼的进程，并且更容易接受裁判结果。对于那些对最终裁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实，当事人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法官是否全面地厘清并评估了这些事实。

2．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理念的贯彻

为提高案件的和解结案率，鼓励法官努力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结果，改革法案在民事诉讼中设置了“预备仲裁听审程序”。该程序的核心内容是要求法官尽可能早地在诉讼的初期将和解提议提供给当事人，以避免用裁判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并减少案件的上诉率。另外，为了增加法庭与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改革法案规定法官必须命令当事人亲自出庭参加诉讼。与德国传统的司法实践相比，该规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因为长期以来当事人通常并不亲自庭审而是由律师。而司法实践中由律师诉讼的经验已经表明，离开当事人的参与往往难以查清案件的事实。为了使程序更具透明度，并且更易为普通人所理解，改革法案强调应该尽最大可能使程序一启动就将当事人包含在内。

然而，一旦上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实施，法官在一审程序中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将大大增加。为了应对因此而增加的工作量，有必要对法院的审判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改革法案认为可以通过精简上诉法院审判人员的方式来加强一审的审判力量。

3．法院内的纠正程序

在原来的民事司法体制之下，如果一审裁判侵犯了当事人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1款可以获得的公正审判权，只能在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上诉。为强化一审程序，同时也为了减少联邦宪法法院的案件，改革法案规定一审法院可以通过纠正程序自行纠正一审裁判。

（二）独任法官的发展

根据德国现行法律，初级法院审理案件只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而州法院审理案件则是由3名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理。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在州法院审理的案件通常会交由3名法官中的一位独任审理。相关的调查显示，由独任法官进行审理并不存在不可接受的难题，并且较之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独任审理的案件的和解率更高，而上诉率则更低。为了有效地区分合议制与独任制的功能，改革法案规定对于那些无论在法律还是事实方面均非重大疑难的案件统一交由独任法官审理。不过对于那些疑难案件，改革法案依然在州法院保留了合议制，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并发挥其培训年轻法官的作用。

（三）上诉救济中价额标准的降低与废除

在改革法案中，作为一项原则，所有案件的裁判都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上诉救济。为此，提起控诉的标的价额从1500德国马克降至600欧元（约为1200德国马克）。同时，考虑到纠纷的标的价额不是一个评价案件法律意义的合理标准，改革法案规定了许可上诉制度。这就意味着，如果该制度获得实现，即使诉讼价额低于600欧元，只要纠纷涉及到法律原则问题或该纠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法官也可以允许当事人上诉。这样，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就扩大了，而民事诉讼制度本身也就变得更加合理。

对于针对州高级法院在控诉审中所作的终局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告，德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较为复杂。改革法案规定以单一的许可制来取代原有的“价额＋许可”的混合标准，只要案件存在法律意义或者需要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最后的裁判以进一步发展法律或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都允许提起上告。

（四）上诉程序功能的分化

改革法案的核心之一是要把上诉程序重构为错误控制与纠正的机制。这就意味着，那些事实已经通过一审程序得到完全的与令人信服的认定的案件，在控诉审中将不会再对事实进行调查。在控诉审中，如果法院在审查了证据之后认为适当就应直接解决，而避免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加快诉讼的进程。另外，改革法案还试图通过将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问题的厘清、发展法律以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等方面，并将控诉审集中于州高等法院。这样，上诉程序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来说将更具透明度，也更有助于增进司法权的统一性。

（五）处理无意义上诉程序的简化

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当前司法鉴定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鉴定机构设置过于分散，多头管理。

目前社会上能够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机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有独立的专业性鉴定机构，还有医院、学校等单位也可承接司法鉴定业务。而这些机构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在管理上服从于各自的管理部门。一些待鉴事项几个不同机构均可以进行鉴定，但由于遵循的标准和技术水平的不同，鉴定结论却是各有差异，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当事人双方对同一事项持不同甚至是矛盾的鉴定结论进行诉讼，令审判人员无所适从，由于需鉴定的事项涉及专业知识，审判人员对不同的鉴定结论也难作取舍。

（二）司法鉴定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

由于鉴定机构的分散性，决定了各鉴定机构遵循的只是其所隶属行业的标准，接受该行业内部管理。这就使得不同鉴定机构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由于这种不透明的行业管理，一般的当事人乃至审判人员都难以清楚地了解各机构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导致当事人和法院在选择鉴定机构时较为盲目。并且由于我国没有统一规范的鉴定程序，委托送鉴、鉴定时限、鉴定收费方面都无章可循，影响了诉讼效率，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三）对无效鉴定结论缺乏统一的处理办法。

有些鉴定结论由于鉴定机构自身工作的问题，导致鉴定结论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均难以找到明确的依据要求鉴定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对于缴纳鉴定费用的申请人，则会认为费用已缴至法院，是法院选择鉴定机构不当而导致了鉴定结论无效，因而要求法院承担相应的责任或向其返还所缴纳的费用，引发当事人对审判人员的误解与矛盾，使审判人员面临很被动的局面。

（四）法院系统内部自设鉴定机构的做法值得商榷。

目前在法院系统内部普遍设立了司法鉴定机构，其中以法医、文检为主，这些机构直接参与法院审理案件的鉴定工作。表面上看，法院系统内自设鉴定机构存在着管理更规范，更便于案件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委托鉴定的优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当保持中立地位，不应介入到案件的事实中。而在诉讼中鉴定结论本身也是一种证据，如果由法院内部鉴定机构参与对案件有关事实的鉴定，那么也就意味着法院自身在为案件“制造"有关证据，这是不符合现代民事诉讼公正理念的。并且从国际惯例来看，司法鉴定一般都是由司法机关以外的独立机构或人员作出，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司法公正。我国法院系统内自设鉴定机构的做法显然是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应的。

（五）法律对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时限要求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的，应当地举证期限内提出。"这一条款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鉴定的时间界定在举证期限内。但在审判实践中，许多鉴定申请是针对另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而提出的。一般来说在未组织证据交换的情况下，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将出示哪些证据，因此如果当事人对另一方出示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只能是在庭审质证过程中提出鉴定申请。如果刻板地要求申请人在庭审前的举证期限内提出上述鉴定申请，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

（六）送鉴程序缺乏统一规范，审判人员操作难。

当事人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后，法院如何委托相应机构进行鉴定，在实践中会涉及以下两个问题：1、鉴定机构的选择问题。在当事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院究竟以何种依据来指定鉴定机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造成当事人对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缺乏信任，一旦鉴定结论对自己不利就会猜疑和指责法院的公正性，影响了法院最终裁判结果的公信力。2、鉴定费用的缴纳问题。该费用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鉴定机构收取的费用，二是审判人员送检所需费用。第一部分费用由于无统一收费标准，任由鉴定机构自行定价。第二部分费用更易产生矛盾，当事人常对审判人员所花费用持疑意，而如果与当事人共同送鉴则又违反了“禁止与当事人三同"的原则，使审判人员处于两难的境地。

二、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针对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范司法鉴定工作，使司法鉴定更好地成为审判工作的“推进剂"，而不是影响案件顺利审理的“瓶颈"。

（一）完善司法鉴定机构管理体制。

针对目前司法鉴定机构设置重复、混乱的不合理状况，应当对司法鉴定行业进行统一的管理。1、将司法鉴定机构从其所隶属的单位和部门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司法鉴定行业和司法鉴定机构。同时建立相应的资质审查制度，不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机构不得从事司法鉴定工作。同样，在法院系统内部也不再设立单独的司法鉴定机构，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涉及的司法鉴定事项全部由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2、统一司法鉴定标准。对各类司法鉴定事项均应建立统一的标准，明确相应的鉴定机构，避免目前存在的多头鉴定的现象，保证鉴定结果的稳定性和严肃性。3、统一鉴定费用收取标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建立司法鉴定行业级别制度。目前鉴定机构缺乏严格的级别概念，相互独立。如省级机构的鉴定结论并不能当然地否定市级机构的鉴定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纷纷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机构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同鉴定结论审判人员也难以取舍。因此在司法鉴定行业独立的基础上，要建立级别制度，上一级机构可以否定下级机构的鉴定结论，从而保证待鉴事项能够有明确的最终鉴定结论。

（二）改革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机制。

1、建立以当事人自行委托为主的鉴定程序启动模式。长期以来我国诉讼中鉴定程序大多是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启动。但鉴定结论本身就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之一，法院不应当过多地介入到证据的提供中。因此应当充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委托鉴定，取得鉴定结论，然后作为证据提交到法院，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法院委托鉴定。这样一方面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法院不必要的工作负担，避免当事人对审判人员的误解与矛盾。

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司法改革；改革措施；司法造法

最近几年，特别是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就连司法实践界也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举措。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如审判长资格选任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精彩纷呈的改革背后，“弄巧成拙”者甚至“赶时髦”者也不乏其例。但是，司法改革由于缺乏中央的统一调度，使得地方司法机关不得不“各立门户”、“自行其是”，因此，名目繁多、形色各异的改革措施纷纷登台亮相。笔者对这种零敲碎打、各自为政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本文拟选择其中几例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进行分析，以对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进行分析。

一、零口供与我国法律的冲突

为了“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运用证据的能力，转变执法观念，树立先进的诉讼理念”[1]，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护，允许其保持沉默。”这表明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主诉检察官办案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假定排除，以直接、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锁链作为定案的唯一标准和依据（该规则第三条），此所谓零口供规则。不难理解，零口供的精神实质就是改变过去以供定案的“口供情结”，要求检察官在进行案件的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不能使用“口供还原”的方法来解决证据问题，只能依据该案的其他证据来判定案件事实以及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逮捕或者起诉。

在个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首创零口供、推行沉默权在中国的确是“惊世骇俗”。[2]对此，人们褒贬不一，持赞扬态度的人认为：零口供的推出是沉默权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建立文明的侦查方式有积极的意义。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创立零口供、推行沉默权是典型的“司法造法”，检察机关的行为僭越了立法权。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零口供的推出不仅在法理上没有依据、与我国法律相违背，而且在实践中也收效甚微。

首先，零口供规则违反了法理。虽然有学者认为零口供的实施对于我国沉默权的推行和无罪推定的贯彻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零口供是不符合沉默权的设置机理的，而且是对沉默权的一种理解偏差。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在谈论到它时人们总是会引用大主教圣克莱夫特的一句名言：“我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1]由此可见，沉默权不等于“不说话的权利”，沉默的限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行使，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范围在于侦查机关“有可能导致其自证有罪”的提问范围内，而在这一范围外，犯罪嫌疑人则没有沉默的权利。如果依据零口供规则将口供——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的话，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自白、自首等都在法律上得到排除，这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

其次，零口供规则的推行于法律上没有依据，甚至与立法相背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法律规定了七种合法证据，在我国的证据制度下，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作为一种合法的证据形式存在，如果该口供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具有合法形式的证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还是无罪供述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零口供规则的实行，排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法定的证据，这是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的。（2）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以被告人的供述为前提。[3]零口供规则是对这一规定的曲解，这一法律规定并不是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说明仅仅有口供是不能定罪量刑的。而零口供是对这一原则的极端应用。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擦边球[4]。

最后，零口供的实施并不能实现“立法者”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沉默权的目的。由于零口供仅仅适用于顺城区检察院的起诉科，其在适用上的限制，会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和不同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平衡。首先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讲，在侦查以及审判阶段不享有沉默权，仅在起诉阶段享有沉默权，我们不禁要问：人权的保障要分阶段吗？其次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来讲，仅仅“该院该科”承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那么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就没有必要保护吗？人权的保障在一个统一国家内还要分地域吗？

二、评“提前介入”

近年来，出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与“证据把关”或取证指导的动机，再加上我国历来有侦检联合办案的传统，以及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请示、咨询行为，“提前介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一些检察机关应运而生。所谓“提前介入”是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之前直接参与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不可否认，“提前介入”这一方式，使侦查监督由静态监督转向动态监督，对于加快办案速度，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错捕错诉等具有一定的诉讼价值。[2]但是，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不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脱离轨道，与设计者的预想相去甚远。

首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翻阅我国法律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提前介入”缺乏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保障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并未象其它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指挥权[5]，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各自行使侦查、起诉职能，检察机关虽然对侦查活动有监督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而不能为了所谓“效果”[6]想当然地突破法律搞“同步监督”或“事前监督”。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常常使自己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在这一情况下，检察机关既充当了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案件的“审判者”，这样做是有违“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法则的。

其次，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会导致侦查过程中的不平衡。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侦查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侦查活动一般要经过法院或者法官的合法授权或审查，即建立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以弥补辩方的“先天不足”，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可能性，促进程序公正。而在我国的刑事侦查中，只有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的参与。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刑事侦查是缺乏平等性和对抗性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由检察机关实现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从而实现侦查过程中的两方对抗。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侦查机关的活动和检察机关的活动具有承接性，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追究犯罪提供相关证据促进刑事诉讼向着有利于控诉的方向发展。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刑事侦查之后，经常会产生两机关联合办案、协同作战的结局。故在这种侦检一体化倾向中，欲使非中立的检察机关通过“事前监督”来达到侦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是不可能的，而只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障不力和加剧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最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在实践中难免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缺乏可行性。第一，检察机关何时介入侦查？是在侦查机关刚刚开始侦查时介入，还是在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已经基本成型，仅仅需要对基本证据进行补强时才介入呢？这不仅在实践中难免会发生争议，而且易产生混乱。假如检察机关不适时地介入了侦查活动而不受公安机关欢迎甚至遭到抵触怎么办？第二，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协调。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身份还是以协助者身份介入侦查？介入侦查之后，检察机关起协助侦查作用还是监督作用？抑或是指导作用？如果发生了分歧二者关系如何协调，是由检察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决定？这恐怕是提倡提前介入的人难以回答的。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根本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从理论上讲，应由侦查活动的实施者承担责任。然而，谁是实施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推诿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恐怕也是提前介入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障碍。

三、不起诉能否听证

目前，在一些地方检察院，根据最高检“检务公开”的精神，为了发挥社会各界和群众对检察不起诉权的监督作用，增强检察决策的民主和科学，对不起诉案件实施了听证程序。[7]

所谓不起诉案件的听证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审查起诉部门拟作不起诉决定的案件，组成专门的听证小组，以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陈述和辩解，听取公安机关及发案单位的意见，为检委会做出决定提供参考性和借鉴性意见的一种内部工作制度。[3]不可否认，检察机关通过听证方式全面了解当事人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向他们介绍案件情况和有关政策、法律，不仅有助于案件双方在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上消除分歧，统一认识，还有助于检察机关对案件正确作出不起诉的决定。[4]但是，我们认为，实行不起诉听证程序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其并不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因为它并无存在的根基。

首先，实行不起诉听证无法律依据。翻阅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不难发现我国没有任何有关不起诉听证方面的规定。一些地方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行听证程序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强大检察权的检察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检察机关头上的话，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这难道不荒谬吗？其危害也是不言自明的。另外，有文章称不起诉听证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5]但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只能靠听证程序才能进行吗？显然不是。其实“听取意见”并非难事，但我们有必要煞费苦心地人为地额外地设计一些易受非议的劳民伤财的程序吗？

其次，实行不起诉听证制度违反了法理。从广东、河南等地司法实践来看，不起诉案件听证会无论从会议的程序还是从会场的布置上都与法庭审判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尤其是听证由主诉检察官主持进行，当事人双方共同参与，对外不公开，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控辩审三方参与的机制，[6]更是和法庭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以为，这种作法容易混淆检察权和审判权之间的界限，不利于维护审判权的独特品格，降低了法庭审理的威严。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检察和审判虽然一个都不能少，但二者均有各自的特性与运作模式，二者并不能相互串通。对于掌握终局裁决的审判机关而言，必须对案件涉及的人和事进行充分了解，必须全面、客观地对案件形成直观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错误、作出正确的裁判。因此，它要求采用法庭审理形式，双方当事人共同参与、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对案件只是形成阶段性认识，往往通过“单方行动”来完成阶段性成果，并遵循“一体化”原则，通过“上命下从”来纠正错误。因此，它不需要象法院那样采用法庭审理那怕是相类似的形式。

另外，不实行听证制度，也许有人担心某些检察官搞“暗箱操作”、滥用不起诉权。但是，实行听证制度就能有效地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吗？我看未必。在我国诉讼程序尚未成熟的今天，谁能保证诸如“庭审形式化”似的异化现象不会在听证程序中上演呢？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如何制约不起诉权的滥用问题，任何来自外部的约束并非奏效，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执法者自觉自律。

四、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问题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源减少这一状况，连云港市于1998年5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改革工作。由于这项改革对于解决当前在少年刑事司法重普遍存在的案件“吃不饱”问题确实有一定的成效，因此，连云港市开创的指定管辖制度被作为一项改革壮举迅速在全国许多法院[8]予以推广。所谓指定管辖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打破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跨地域设立少年刑事法庭，统一管辖指定区域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可否认，这项改革的确为少年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但笔者对这项被实践部门誉为少年刑事司法里程碑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

首先，这项改革缺乏法律依据[9]。从已实行指定管辖的省市来看，一般都明确指出指定管辖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10]，即“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它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仔细研究这个条文可以发现，刑诉法第26条当中的指定管辖显然是针对某个有争议的具体案件而言，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却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类案件，因此将刑诉法第26条作为法律依据是不恰当的。另外，从该条的内容上看，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有两种情况，一是下级人民法院对审判管辖不明存在争议，二是因某种原因（如全体法官需要回避）使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显然，进行少年刑事审判指定管辖改革的案件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去甚远。

其次，由于已实行指定管辖的法院“另起炉灶”，使得少年刑事指定管辖的运作模式极为混乱，因此法律的统一性遭到了严重破坏。据了解，当前比较典型的指定管辖主要有以下四中模式[7]：（1）“公安直接移送”[11]，即由发案区（以下简称甲）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指定管辖区（以下简称乙）检察机关，然后由该检察机关由直接向本区指定管辖法院提起公诉。（2）“检察横向移送式”[12]，即由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甲检察机关，甲检察机关又移送到乙检察机关，最后由乙检察机关再起诉到乙法院。（3）“法院多环移送式”[13]，即先由甲公、检、法之间按照正常程序操作之后，由甲法院通过上一级法院办理书面指定管辖手续，最后将案件移送给被指定管辖的乙法院审理。（4）“公安双向报送式”[14]，是指甲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时仍向甲检察机关报请，但移送审查起诉时，则由甲公安机关直接向乙检察机关移送，然后由乙检察院向乙法院提起公诉。众所周知，法治的基础在于建立国家内部统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并保证其遵守和执行，不允许各地区、各部门各行其是，制定和推行有悖于法治统一性原则的各种法律规范与制度。因此，上述各种所谓因地制宜的指定管辖运作模式是对法治统一性的恣意践踏。

再次，指定管辖改革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刑事案件原则上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考察一下未成年人指定管辖的四种运作模式，可以发现本该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办案机关却大量地行使了管辖权。不管按哪种模式运行，其最终却是由指定管辖区的检察院向指定管辖区的法院提起公诉。假如指定管辖区检察院与法院就是案件的犯罪地或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所在地，案件由它们管辖应属顺理成章，这实际上和改革之前并无二致。但是，假如指定管辖区检察院与法院不是案件的犯罪地或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所在地，而发案地即犯罪地的办案机关还要按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规定向他们移送，这岂不是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法院具有了管辖权吗？而其“祸根”就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制度的实行。

最后，实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势必会使案件在三个以上机关进行转移，使指定管辖区检察院、法院受理外域移送的案件，较之受理本地的案件，在送达司法文书、提审、庭审等诉讼过程时间耗费、交通、通讯等费用均会相应大幅攀升。

五、公开岂可无限度

近日，介绍广东省某法院推行审判方式改革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对其改革过程中“将合议庭的不同意见直接写入司法裁判文书”的做法大为推崇，称赞此举“打开了司法审判的最后一个暗箱”，认为这是审判公开的又一重大进展。

毋庸置疑，审判公开是法治国家基本准则，我国宪法也将审判公开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加以规定，在理论上也将公开视为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一般认为，审判公开主要是指：法庭审理过程的公开，使公众能够在开庭时旁听，允许新闻媒体作相关的报道；法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例如证据调查、法庭辩论都予以公开；最终经过法庭审理得到的结论及其理由也应当公开。但是这种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否公开，也就是合议庭评议过程是否是司法公开的内容呢？这是我国审判公开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裁判者的评议过程必须是秘密的，而不能随意公开，这是审判公开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方面，“可以保证裁判者能够从容不迫的整理自己通过法庭审理所形成的思路，客观而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和理由”，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控辩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结论的非理性的影响，给裁判者以理性讨论的机会和场所”。[8]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的范围和限度，对于合议庭审议过程和合议庭意见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开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法治再完备的国家，也不会对法庭公开审判的案件的内容不加任何限度的予以公开。其实，陪审团或者合议庭的决议过程的不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如在美国，法庭审理中陪审团意见的形成过程是秘密的，甚至法官都无权知道该意见形成过程，以及陪审员们的不同意见；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的讨论过程也是秘密的。

法律规定公开审判制度中的一些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给法官一个独立、不受干预的空间，使法官在对案件作出决定时，依据在庭审过程中认定的证据、事实和自己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没有外界干扰和压力下对案件作出裁判。在司法独立本来就步履维艰的今天，再将合议庭的评议予以公开，将每个合议庭成员的意见都写进判决，那么司法独立的最后一块阵地就会土崩瓦解，果真如此的话，整个司法系统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也决非危言耸听。

该法院做出将合议庭中的不同意见记载到司法判决上，或许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防止陪审员陪而不审，成为摆设；二是使裁判更加令人信服。但是保障司法公开、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增加判决的说服力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也就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将裁判结论公开后的理由说明和判决书的详细论述。而我国的司法裁判书都是千篇一律的案件事实的粗糙认定以及适用法律的简单罗列，可信度上存在有较大问题。[15]因此，我国法院应对判决书的书写进行改革，要求判决书对审判过程予以详细的记载，由法官写明其接受或拒绝证据的理由和根据，以及裁判作出时所考虑的因素，直至法官存在的分歧及其依据，以及最终达成一致的理由。而不应当象目前的改革一样，仅仅将合议庭的各种意见进行简单的列举，这样做只会更加增加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合议庭和裁判的不信任感。

由此看来，合议庭评议的公开是对审判公开的极端运用，这种改革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未击中审判公开的要害。要真正增强法庭审理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法庭审理的实质性的公开[16]，应当是对裁判结论形成的依据的详细论述，而不是这种改革中所采用的对观点的简单罗列。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增强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还有待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六、余论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笔者对上述几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想给改革者们的热情泼上冷水，也无意贬低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笔者所强调的是：在依法治国刚刚起步的今天，严格执行法律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反面。基于此，似乎还有必要重申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宪法已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原则成为宪法性准则。因此，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则，使法律成为司法活动的唯一上司，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试验”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司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法律将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也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到那时，建设法治国家只具有口号意义。新晨

其次，“司法造法”在中国不合时宜。不可否认，法律即使再完备，也不可能囊括变幻不定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现象，因而“法律漏洞”在所难免，故应当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律漏洞予以适当填补，此即“司法造法”。应当说，司法造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如果在中国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其负面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其正面作用。第一，“法律漏洞”尽管存在，但毕竟十分有限，满足局部需求，漠视现行法律而另外寻找所谓“活的法律”，只会动摇法治大厦的整个根基。第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9]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习惯，如果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的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17]，法律的安全与秩序将会荡然无存。第三，在法治观念不高、司法人员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提倡司法造法，将会加剧人治、产生腐败。

另外，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来看，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使得各个地方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现象十分严重，使法治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也正是由于这种“土政策”、“土办法”似的改革举措的大量存在，使得目前进行许多改革措施普遍缺乏法律依据，这种非法性试验将是十分危险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就应大胆地闯、大断地尝试”，我们认为，这用在“经济改革”或许合适，但套在司法改革头上未必对路。正如有人精辟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注体制中进行试验型推行。司法改革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司法的统一性以至法制的统一性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通的原则。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实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凤阳小岗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级司法机构的积极性，也尽管司法改革的着眼点也在司法机构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指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10]超级秘书网

最后，在司法改革之前，我们不妨细细品味一下美国著名的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说的一句话意味深长的话：“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他们的确有权在空白之处立法，但那里常常没有空白。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荒芜地带，而不愿看一看那些早已播种且硕果累累的土地，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全景图。”[11]

[1]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朱闯语。引自黄广明：《零口供：惊世骇俗出台》，载《南方周末》，2000年9月21日。

[2]《南方周末》2000年9月21日曾以《零口供：惊世骇俗出台》为题对零口供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ueConvenionbolisineRequiremenofLelizionforForeinPublicDocumen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二、域外送达

域外送达，是一国司法机关依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规定或按照互惠原则将司法外文书和司法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就整个国际私法协助而言，送达是实践中合作最为频繁的内容。②送达在司法协助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法院确定管辖权、防止平行诉讼的出现以及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有重要影响。

南非《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规定了在南非和指定的国家内民事互惠送达程序。该法既规定了来自指定国家的文书在南非的送达，也规定了在南非作成的文书在该指定的国家内的送达。但由于目前该法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因此该法在文书送达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此外，由于南非还没有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65年制定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海牙公约》（ueConveniononeServicebrodofJudicilndExrjudicilDocumensinCivilorCommercilMers），因而有关此类文书的送达应适用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定。规则四第三条规定：“南非法院任何文书在国外的送达由下列人员进行：

）任何一个由下列人员委任的人：

1）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的首长，在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或国外贸易机构供职的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或专业部门的人员；

2）任何一个在该外国代表南非共和国进行文书送达程序的外国外交或领事官员；

3）驻南非共和国的该外国的任何外交或领事官员；或4）任何作为或代表该外国司法行政部门首长，根据该外国法律被授权进行此类送达的人员；或b）由）中1）、2）条款提到的任何人员，如果该外国法律他进行此类送达，或如果该外国没有法律禁止此类送达并且该国机构没有反对此类送达。“

规则四第四条规定，在澳大利亚、博茨瓦纳、芬兰、法国、香港、莱索托、马拉维、新西兰、西班牙、斯威士兰、英国及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此类送达也可由“律师、公证人员或其他得到一国或相关州授权进行法院文书送达的执业人员”。但是，要在南非提起一项针对不在南非的当事人的诉讼，还必须克服以下一些障碍：首先，规则五明确规定，除了在《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中规定的指定的国家内，除非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不得通过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方式在南非提起诉讼。截止目前，《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指定的国家只有纳米比亚。为申请得到南非法院的许可以向南非国外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申请人必须说服南非法院，在终局的诉讼中他有极大的胜诉机会；其次，为作出此类申请，有必要通过拘捕被告或扣押被告在南非的财产以获得管辖权。财产可以是动产或不动产，甚至是知识产权。①南非《最高法院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了外国民事文书在南非的送达。外国民事文书要在南非送达，首先由该外国有关机构向南非司法部递交请求书，南非司法部长再将该请求转交给南非法院的登记员，然后登记员安排执行人员根据法院规则进行送达。对于不想通过外交途径对在南非的当事人进行送达的外国当事人，可以通过雇佣在南非的私人人的方式对南非当事人送达文书。在大部分英联邦国家，通过人进行送达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其本国政府也不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其主权。②

三、域外取证

民商事案件的域外取证制度是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受理案件法院国的有关机构或人员为进行相关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而在法院国境外提取诉讼证据的行为。调查取证作为行使国家司法主权的一种表现，根据各国普遍实践，如无有关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他国家是不能在该国领域内实施取证行为的，否则就侵犯了该国的主权。③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要在南非直接取证，必须获得南非高等法院法官签发的命令后才能对证人进行询问。南非《最高法院法》规定了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在南非进行间接取证。根据该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在收到外国有关机构要求调查取证的请求书后，南非司法部长将该请求书转交给登记官员，登记官员再将其转交给法院法官以给予该请求书以效力。该条中所规定的请求书的目的是将外国法院的审理延伸为在南非由该外国委派的特派员审理，特派员获取的证据就成为外国法院证据的一部分。④1997年7月8日南非加入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0年制定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海牙公约》ueConveniononekinofEvidenceinCivilorCommercilMers），该公约在1997年9月6日对南非发生效力，南非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有关缔约国内调查取证。在国外调查取证方面，除了该公约外，南非国内法也有相关的规定。根据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则三十八第三条规定“在方便或为公正之目的所必要的情况下”，通常是在证人不愿或不能到南非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可指令任命一位特派员调取证人证据。规则三十八第四条规定，在特派员是在南非调取证据的情况下，可用传票传唤证人。南非《外国法院证据法》规定了在南非可跨境传唤某些国家的证人。目前，这种互惠安排仅存在于某些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如：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

四、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一）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一国法院依据本国立法或有关国际条约，承认外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并在必要时依法予以强制执行。⑤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是指内国法院承认外国判决在其管辖权范围内的域外效力；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内国法院将强制该外国判决的债务人遵守该判决。法院可能会承认一外国判决而不执行它，但不可能执行一外国判决而不承认它。①南非《外国民事判决执行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做了规定，但该法仅适用于南非政府公报中指定的国家所作出的判决。根据该法，外国判决要在南非得到承认和执行首先必须由南非地方法院的职员对该判决的裁决书副本进行登记，登记后，该判决就和该登记法院的民事判决一样具有同样的效力，可以象执行登记法院的民事判决一样得到执行。但该法对外国判决的执行规定了许多限制条件，此外，该法仅规定了南非地方法院对外国判决的登记，而无有关南非高等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登记的规定。因此，南非高等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要根据南非的普通法进行。南非的地方法院只有对不超过100，000兰特（南非货币）的事项具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所有超过100，000兰特的外国货币判决必须由南非高等法院依照普通法处理。再者，到目前为止，南非政府公报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所以，《外国民事判决执行法》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几乎形同虚设。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根据南非普通法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执行方法。②根据南非普通法，一项外国判决要得到南非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③

1.外国判决是终局的。这就意味着该判决必须不能被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改变。如果南非法院了解到针对外国判决的上诉正在进行，南非法院就可根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执行该判决或在上诉结果作出之前中止外国判决的执行程序。

2.外国法院必须对被告具有管辖权。这不能简单地根据该外国法判断，而要根据南非法律所认可的有关外国法院管辖权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在下列情况下，南非法院就会认为外国法院具有管辖权：1）诉讼提起时，被告居住在外国法院管辖权范围之内；2）被告已接受外国法院管辖。如被告合同中订有接受该外国法院管辖的管辖权条款，或被告出现在该外国并对案件的实质问题进行抗辩。

3.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不能违反南非的公共政策或自然正义规则（rulesofnurljusice）。例如，外国法院必须给予被告听审的机会，被告必须得到诉讼程序的适当通知，审判庭应该公正等。外国法院作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由于被认为违反了南非的公共政策而不能在南非法院得到执行。

4.4.外国法院判决不得同南非《商业保护法》相冲突。南非《商业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不经过南非工商部长的许可，任何与采矿、生产、进口、出口、冶炼、使用或销售等行为或交易有关的外国判决、命令、指令、仲裁裁决及请求书不得在南非执行，而不问该交易或行为是在南非国内还是国外，产品是输出还是输入南非。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南非的商业贸易，但由于该法的商业贸易范围保护过宽，它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外国法院判决在南非的承认和执行，严重损害了外国当事人的利益。1995年8月，南非法院首次对该法进行了解释。①南非法院指出，《商业保护法》不适用于因合同或侵权行为引起的有关金钱的诉讼请求。后来南非法院又进一步指出，《商业保护法》中禁止执行产生于该法所涉及的行为或交易的惩罚性判决的规定仅适用于可以被广义地认为是有关产品责任的诉讼请求。《商业保护法》的规定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在实践中南非工商部长很少拒绝对外国判决的执行给予许可。

根据南非普通法，外国法院判决不能被直接执行，但它构成一个可以由南非法院执行的诉因，换句话说，该外国判决的债权人可以通过在南非法院提起一项关于合同之债的普通诉讼的方式使该判决得以执行。视外国判决为合同之债，这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常采用的一种做法。从19世纪中期开始，债务学说在英美等国家逐渐成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论依据，该学说认为，当具有合法管辖权的外国法院已判决一方当事人应当支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支付该笔款项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债务。该债务可以通过提起债务之诉讼，在法院地国强制执行。这种债务学说一直支配着英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制度。南非法深受英国法普通法的影响，直到现在仍保留着这条普通法原则。超级秘书网

二）南非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南非1965年制定的《仲裁法》仅适用于在南非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不论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该法没有有关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南非在1976年加入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NewYorkConveniononReconiionndEnforcemenofForeinrbirlwrds，以下简称《纽约公约》），随后在1977年制定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法》以实施该公约。

《纽约公约》是目前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公约，全世界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外国仲裁裁决是指在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之外的另一个国家领土内作成的裁决，或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不认为该裁决是其内国裁决的裁决。《纽约公约》以排除方式规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即凡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可以依据仲裁裁决执行义务人的请求和证明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仲裁协议无效、仲裁违反了正当程序、仲裁员超越权限、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或已被撤消、停止执行。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认为按照该国法律，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的，也可以主动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事项不能以仲裁方式处理、承认或执行裁决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此外，《纽约公约》还规定，一国在参加该公约时可以作出“互惠”和“商事”保留声明。所谓“互惠”保留声明是指只承认和执行在缔约国领土内作成的仲裁裁决，“商事”保留声明是指只承认和执行属于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争议作成的仲裁裁决。南非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未做任何保留，这就意味着外国仲裁裁决无论是否在缔约国领土内作成，也无论该裁决是否属于契约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争议，均可在南非得到承认和执行。

民事司法论文范文第5篇

一、要在提高司法效益上下功夫

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就是要通过全面、充分、有效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工作的司法效益。就目前情况看，提高司法效益要注意处理好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三个关系。在刑事审判上要处理好打击与乘飞机关系。审视我们近年的刑事审判工作，程度不同地存在重打击轻防范的倾向，“严打”有力，预防不足。法院应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切实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作用，群防群策，做到两手都要硬，法院还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工作，不仅要在审判中体现这一原则，还要将其延伸到社会，坚持经常性的回访，加强与居委会、村委会及社区的联系与沟通，探索做好矫正工作，以提高行刑效益。在民事审判上要处理好裁判与疏导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群体性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矛盾突出，处置不当，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稳定。法院应提高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应当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宣传、教育的功能，耐心细致地宣传、解释，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在行政审判上要处理好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即正确处理好法院与政府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关系。要把监督寓支持之中，一方面要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司法权威。

二、要在弘扬司法民主上下功夫

近几年来，法院在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身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正面宣传、开放力度不够，渠道不畅通，许多工作不为社会所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强化开放意识，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把法院建设成为开放型的现代化审判机关。要继续坚持公开审判的原则，凡是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进行，除允许公民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外，重大有影响的案件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庭审直播、录播，有效发挥法制教育的主阵地；建立法院重要信息披露制度，定期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其次要强化宣传意识。当前要特别注重利用网络来扩大法院的影响。三是强化杨主意识。法院内部要淡化官本位思想，通过设立院长信箱，举办法官论坛等平台，了解干警的所思所想，做好针对性的凝聚人的工作，形成人人心情舒畅、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