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作为当前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特殊模式，金融风险财政化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对政府职能的＿项客观要求，也是现行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事一议”的金融风险化解方式正逐渐暴露出其体制性缺陷和不尽合理的地方，存在着诸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地方“倒逼”中央财政等问题。因此，如何借鉴国际相关经验，构建相关法律框架，建立潜在债务风险监控体系，进而弥补我国金融风险财政化运作模式之不足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改革开放20年来，投资一直是使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而此引擎的动力源却又来自于财政与金融。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输血”、“供氧”的同时，财政与金融又因边界不清、职能模糊、体制摩擦等问题而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将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途径传人中国，这不仅增添了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执行难度，也使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一般情况下，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外来风险能否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视我国经济运行体系是否健康、安全而定。因此，理清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国家宏观经济风险的前提与条件。

一、引言：由理论界对我国财政危机问题争论引发的思考

对于我国是否存在财政危机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按照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可将这些观点大致分为3类：一是存在论，二是不存在论，三是局部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童振源博士的“存在论”认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主要论据有：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中国财政负担沉重，隐性支出严重；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危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央财政扩大收入有严重障碍，等等。该观点主要是从目前我国财政境况窘迫、隐性负债规模巨大等方面分析问题的，因其角度是静态的，所以得出了当前我国财政问题十分严重的结论。

而以国内学者余永定为代表的“不存在论”则认为，我国目前并无财政危机之实。事实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率，为政府国债的顺利发行提供了债源上的保障。而且，近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了财政收支状况的改善。只要财政可持续性的内外部条件能够保持动态均衡，财政危机就不会发生。我国持续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我们逐步化解财政风险赢得了时间，也为我们化解财政风险提供了物质基础。该观点主要是从财政的可持续性来分析问题的，所以得出我国目前不存在财政危机的结论。

以赵晓为代表的“局部论”认为，即使在总体上可以证明我国不存在财政危机，但也不能排除爆发局部、地区性财政危机的可能。

由于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角度、假设前提不同，所以观点的相左或不同并不奇怪。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了我国财政领域存在的问题，这对我们更加全面地研究财政风险问题提供厂借鉴意义。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财政活动主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特殊性，政府债务是否会恶化到危机的程度，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政府除了可以通过增收节支、扩大举债规模等来缓解财政困境之外，往往还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转速来解决债务问题。因此，从管理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在源头上搞清引发财政风险（危机）的主要原因，要比危机爆发后，再“开处方”更有实际意义。

二、财政风险的涵义及主要来源

（一）财政风险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财政风险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府债务均衡状态遭受破坏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正逐步从“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风险相比较，现代财政风险（或公共财政风险）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前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财政赤字、国债规模、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等问题，而对后者的研究，除了要涵盖以上几个方面外，还要涉及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凡是涉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都需囊括到现代财政风险的研究之中。借助世界银行提出的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概念，可将我国的总体债务划分为四大类：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等。直接显性债务是任何情况下政府都要承担的债务，不以任何事件的发生为条件。由于直接显性债务的可控性，与之相对应的直接财政风险也是可控制的。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下面将三者简称潜在债务）是政府的条件债务，它是否构成政府的现时义务，还要以条件是否发生及政府是否会最终确认为前提。又由于它们大多是由准财政行为或非财政行为引发的，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和估计，因此与之相对应的财政风险具有可测性差、可控性低等特征。

（二）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财政风险是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均衡状态遭到破坏而引起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陈共教授2003年4月所完成的一项科研课题结果表明：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组成的国家综合负债水平约占（DDP的115%-118%，而其中潜在债务又约占CDP的90%左右…，可见潜在债务构成了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财政风险范畴的大小与财政运行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既非过去那种包打天下的统收统支的计划财政，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由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常常出现政府管理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根据我国现行财政活动所涉猎的范围看，各级政府不仅生产“公共晶”，同时还生产着大量的“非公共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潜在债务主要包括：部分外债（主要是指“巧借”、“巧还”没有登记的外债）、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所形成的或有债务、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公共部门发行债券所形成的债务、国债投资项目配套资金形成的或有债务、国有企业亏损所形成的债务、对供销系统及农村合作基金组织援助所形成的或有债务，以及由地方层级所形成的隐性与或有负债等（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乱担保、乱集资，地方金融机构支付缺口与金融机构关闭、重组所引起的隐性和或有负债等）。

从整体来看，外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社会养老保障欠款是我国隐性和或有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型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由各种债务所组成的链条之所以能够延伸下去并没有断裂，就在于金融在时刻给这个债务链“供氧”。为了保证不因债务链条断裂而产生危机，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自愿或不自愿的首先担起了“救火队”的角色，通过进一步“输血”以保障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正常维持。只有到了金融无血可输或不愿输血时，财政才作为最后的兜底买单人出场。在我国，绝大部分经济风险（包括各类改革成本）先是通过金融领域集小，然后再通过财政显性化。所以有人说，在中国金融风险就是财政风险，有一定的道理。

（三）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引发风险主体不同，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财政风险可以分为：大类：一类是由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债

务规模不断膨胀等；第二类是由国有金融机构的准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类风险虽然首先表现为金融风险，但因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是财政，它们也常常行使部分财政职能，金融风险最终还是要转化为财政风险；第三类就是由非财政活动引起的社会经济风险（包括金融机构因利己行为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尽管这类风险初看与财政风险无关，但由于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弱化的计划与扭曲的市场并存，有关约束制度处于真空状态，使一些权力得到扩张的地方、部门以及经济组织在追逐自身利益时，既有可能摆脱原有计划手段的管束，又有可能逃脱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制度的约束，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往往不得不背负起它们造成的某些不良后果，所以这类风险最终还是会转化为财政风险的。本文主要围绕后两类情况研究金融风险的转化问题。

三、金融风险财政化的主要途径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金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簿记”机关的银行，长期在金融领域是“一花独放”，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如此，虽然当时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但其业务范围很小，所以当时的金融业很难算得卜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从监管机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到经营主体（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等）再到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基金市场等）均已到位。我国金融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发展质量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为了“跑马圈地”、“抢滩布点”，各金融机构已无暇“精耕细作”，原来不良资产存量问题未及解决，新的增量资产问题又出现了。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监管法律不健全、不完善；经营主体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缺乏开放条件下金融业管理经验；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流动性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累积着金融风险。

虽然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比重还很小，融资渠道仍以银行为主，所以金融业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银行业上，而银行业的问题又主要集中在它的不良资产上。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危机给所在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国际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国际收支严重恶化、资产大幅缩水等。我国之所以躲避过了这次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受国际资本冲击小。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也没有出现系统性支付危机，但并不能说明我国不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恰恰相反，我国金融业目前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存、贷款均，占全部金融机构60%以上的工、农、中、建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构成了我国金融业的主力军，它们目前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问题。

1.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并出现了官方和非官方之间、非官方之间估计数字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其整个贷款余额比例的估计数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十不等，但大多研究者的估计数均在20%～30%之间，其绝对值应数以万亿计是没有争议的。

不管这一比例的准确数字是多少，它肯定已经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相关比例的要求。根据该协议，不良资产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能超过15%，其中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的比重分别为8%、5%、2%.如果按此要求去比照，恐怕没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符合相关要求。

财政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针对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持续紧缩的经济态势，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拉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局面。与此同时，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达到259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3%。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在所谓的安全警戒线以内，但我国财政基础相对脆弱（两个比重低），潜在财政债务风险很大，特别是我国财政债务风险有其特殊性，因此，不仅需要从数量关系上，更要从本质特征上把握财政债务风险问题。

1、国债发行额与财政赤字额的互动

财政赤字既可能是由被动发生收不抵支现象引起的，也可能是政府为刺激总需求而主动采用的一种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膨胀引起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历年的财政盈余；二是以货币融资形式向中央银行借款；三是以债务融资形式向社会发行国债。我国1986年以来政府财政全为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已明确规定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因此，财政赤字只能靠债务融资来弥补。从财政赤字与国债发行额的关系来看，赤字是原发性的，债务是由赤字派生的，二者在数量上具有正相关性，财政赤字高的年份，国债发行额也较高，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1）。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债务发生并不纯粹是被动发生的，债务额与赤字额具有相互推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把增发国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工具，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资金回报率较低，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张，还本付息额也迅速增加，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反过来推动财政赤字的急剧攀升，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如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12.03亿元，同年的还本信息额为1820.40亿元，还本付息额占发行额的75.47%，在财政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偿债成本和偿债风险都相应增加。

2、低债务负担率与高债务依存度并存

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反映了负债规模与一国尝债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这一指标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实际意义，经济发达国家的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载能力较强，其国债负担率可以高些，如《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这一指标上限为60%，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较差，其债务负担率也应较低，一般国家应不超过45%。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一直低于17%，2001年也仅为16.3%，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从动态分析，我国国债负担率近年来增长很快，由1990年的4.5%，迅速提高到2001年的16.3%。

从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和财政承载债务的能力上看，则需要考察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两个指标。由于我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都是由中央政府操作的，在分税制条件下，真正能衡量国债所蕴涵的财政风险的应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所以研究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也更有实际意义。

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债还本付息额）的比重，它反映了中央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债务收入，财政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收入，高依存度对财政的未来发展形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为25%-30%，而我国的财政依存度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开始超出国际警戒线，1999年高达62.49%（见表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也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3-10倍。显然，中央财政支出有60%的资金来源于国债收入，财政风险较大。

表1财政收支与国债有关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反映中央财政偿还债务能力的指标是偿债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越高，说明中央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大，偿还能力越弱，国债的承受能力越差。从国际经验来看，偿债率的安全线为8%-10%，警戒线为22%，1990年我国中央政府的偿债率为11.43%，1998年迅速攀升为45.9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见表1）。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潜力不大，加之国债发行期限多为中期，还本付息相对集中，国债的偿还困难还是较大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应债能力相对较强，而财政本身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国债的承载能力有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既压缩了国债继续增加发行的合理空间，也说明潜藏着财政债务风险。

3、国债筹资成本硬约束与投资收益隐性化

国债筹资是有代价的，到期偿还本金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要支付国债利息。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借贷形式，其发行主体是政府，在所有的本币市场参与者中信誉最高，信用风险最小，流通性能好，变现能力强。正因为国债具有这些特征，西方国家一般都以国债收益率作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投资是国家政权担保的此种金融产品最安全，风险几乎为零。因此，国债利率通常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我国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由于缺乏科学的债券定价方法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债券发行定价反而比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国债利率比同期存款利率高出1-3个百分点（见表2）。

表21990-1996年银行储蓄利率与国债利率表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袁东：《中国证券市场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250页。

近年来虽然二者利差在减少，但国债利率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1999年发行的2、3、5年期国债利率分别是2.55%、2.89%、3.14%，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分别是2.43%、2.70%、2.88%。使利率高低与风险大小相悖，同时也增加了国债的利息支出，1997、1998年的利息支出分别高达563.3亿元和763.6亿元。甚至有个别种类国债的真实利率高于产出增长率，如1998年第一期、第二期凭证式国债、30年期的特种国债利率偏高，从而增加了国债的筹资成本。

国债是信用性质的财政收入，是一种集借、用、还三者于一体的政策融资工具，其主要特点就是国债资金使用的有偿性。国债资金的偿还就要考虑它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从社会效益来看，通过国债投资，可以增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改变社会消费与投资结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等，但这些溢出效应是隐性的，很难用投资收益率等指标衡量的，因此、在短期内不能作为国债的偿还基础。从经济效益上看，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还本付息，用于生产建设上的比例很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盈利水平较低，想用这些投资项目的盈利来偿还国债是不现实的，国债投资的自偿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4、隐性债务显性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促使以前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目前我国尚存在各种形式的债务，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但在性质上类似于国债的国家债务，在实际运作中将由中央财政承担其中的大部分支付责任，最终构成中央财政的实际债务组成部分。

(1)社会保障资金债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也不承担任何费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形成，这就产生了弥补历史欠帐，支持国企改革，对原有职工的偿债问题，这部分债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实际工资率、利息率和人口因素等参数的变化。按照世界银行1997年测算结果，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即21468～32202亿元，而他们最近的一项测算则认为在1998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占到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即使最保守的估算，按下限计算这部分债务也达2万亿以上。

(2)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国家隐性债务。在我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资产占85%以上，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居高不下，1995年末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末高达29.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至少在27000亿元以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1997～2000年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核销呆坏帐1829亿；截止2000年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企业中，逃废债企业达32140户，悬空银行贷款本息达1851亿元；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根据朱民1999年提供的数据也在3000亿元左右。而以上也仅是冰山一角。

(3)粮食企业在采购和流通中累积的亏损债务，目前高达2000多亿元，这最终也将成为政府负担的债务。

(4)截止2001年底，全国拖欠当年国家统一政策规定的工资65亿元，占应发工资总额的1.8%。

我国国有经济是由财政、银行、国有企业三部分组成，政府财政实质上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企业债务提供担保，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在动员银行和企业最大潜力仍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上述隐性债务必将最终由财政负担，其本质与国债是相同的。所以说，虽然名义国债负担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如果在名义国债规模基础上，再加上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债务、粮食企业亏损挂帐、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等隐性债务计算在内，我国财政债务至少在5万亿元以上，占我国GDP的50%以上，即国债总体负担率超过50%，财政债务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5、外债风险虽小，但成本较高

财政债务包括国内债务和国外债务两部分，近年来总的趋势是内债规模大幅增长，而外债负担相对减少，外债风险相对较小。一是外债余额增幅较小，由1995年的1056.9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700余亿美元，个别年份甚至绝对减少，如1999年。二是从外债风险指标上看，2000年我国外债的偿债率为9.2%，债务率为52.1%，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偿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2000年我国外债负债率为13.5%，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三是从外债偿还期限结构上看，2000年长期外债余额占全部外债余额的91.0%，而短期外债余额仅占9.0%。四是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到2000年已达1655.74亿美元，为外债偿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我国的外债规模、债务风险指标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外汇储备比较起来，其负担较为合理，均在国力可承受范围内。

但是，另一方面，从外债借款成本来看，贷款利率较高的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2000年国际商业贷款余额占整个外债余额的65%，而利率较低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仅占16.9%和18.1%，这必然导致我国外债的借款成本提高。从外债币种结构上看，币种单一，主要是美元和日元，外债币种缺乏多样化，增加了外债的汇率风险，因此，对外债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仍需加强外债风险管理。

二、财政债务风险的防范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双重的，在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同时，必须看到积极财政政策也导致国债规模有所扩大，进而放大财政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针对财政债务风险的本质特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与化解财政债务风险。

1、适时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行政色彩较浓，人为因素较大，往往侧重于需求管理，是一种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措施。我国1998年制定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初，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应对东南严金融危机的特殊手段。而数年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这一短期政策长期化了。但社会经济及财政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却积累了大量财政债务风险。因此，有必要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完善税费改革。

2、控制国债规模，调整国债结构

发行国债既要考虑社会公民的应债能力、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和财政的偿还能力，更要注重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运作成本，兼顾国债发行的可持续性，科学界定国债的合理规模。(1)加快“费改税”进程，规范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把它们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收入中，使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合理调整分配结构，遏制行政经费膨胀，杜绝资金浪费，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零基预算、单一帐户制度，以此强化支出约束，压缩财政赤字，这是控制国债规模的最关键因素。(2)广泛采用竞争性招标发行方式，降低发行成本；动态调整国债利率，形成科学规范的基准利率机制，适度调低国债利率，降低筹资成本，控制国债利息负担；调整国债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品种，均衡分布国债还本付息额度。(3)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应，走出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对于投向非盈利性公共物品的国债资金，在选择项目时要兼顾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并重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尽可能地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债投资应逐步由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有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制造业领域转移，加大用于竞争行业的投资比例，同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成后，采取公司运作方式，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国债资金的自我偿还能力。(4)为了使国债资金的筹措、使用和偿还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应建立国债偿债基金制度，坚持基金有效运作，预算上单独列支，闲置部分可以投资，确保基金增值，使国债偿还有一个可靠的基础。

表3国家外债余额及风险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3、多元分散债务风险

当国债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时，一般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地方有关部门可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些国债的偿还应按受益大小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摊；目前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解决地方政府使用债款，一般由中央统一发行国债，再从中转货一部分给地方政府使用，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发债，所以按谁受益谁偿还原则，这部分债务理应地方政府负担；对于银行不良贷款和坏帐损失，最终不应由财政全部“兜底”，而要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破产后财政负担偿还储户资产的比例，按照利益与风险对等原则，规定财政、银行、储户各承担一定比例风险；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要严格界定责任，真正属于政府的，由地方政府列入预算；对于商业性债务、有关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务，首先由债务人偿还；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这种隐性债务，应由财政、企业及个人按比例分摊，财政和企业分摊部分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国有股减持、出售转让国有资产等方式弥补。

4、强化外债管理，防范外债风险

由于外债具有特殊的传导机制，一国外汇市场可能成为国际投机商追逐的目标，东南亚金融风险的教训应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必须建立外债统一管理机构，结合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统筹政府外债的借入、使用和偿还；在合理控制外债规模条件下，降低借款成本，尽量多争取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于国外商业贷款，一定要注重提高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使外债本息偿还有一个可靠的保证。同时，还要注意汇率风险，合理安排外债币种结构，提高汇率走势的预测能力，把外债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参考文献】

[1]徐利群，朱柏铭.论公债适度规模的评判[J].经济评论，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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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行政单位中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管理、核算、支付及信贷风险，单位内部的财务结构失衡、融资方案或方式不合理、偿债能力降低等是引发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由于行政单位的日常工作涉及面较广，包括福利、体育、教育及文化等，这就给风险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行政单位中的财务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客观性与可预测性的特点。不确定性指的是难以确定财务风险发生时间、范围、波及程度等，且在风险发生后难以掌控风险发展趋势。客观性指的是财务风险具有客观存在的特点，风险事件的发生、发展均不受到主观意志的控制，且风险发生后及发生转移时，无法通过主观意志实现扭转，因此具有较强的必然性与客观性。此外，行政单位中的财务风险还具有可预测性的特点。虽然财务风险出现、发生难以完全确定且不会因主观意志发生转移，可以采用有效方法预测风险是否发生与风险类型等。这主要是因为财务风险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且随着现代化管理方法的应用，风险控制与预测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因此对财务风险实现科学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有效的控制措施，便可以有效减少风险事件带来的损失。

2.完善行政单位中财务风险管理的措施分析

2.1建立起与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相适应的内控体系

行政单位中的内控体系由政府采购内控、资产管理内控、收支管理内控及预算管理内控等组成，根据行政单位中的财务管理特点完善内控体系是控制财务风险的有效途径。为了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内控体系及控制财务风险，则可以采用以下措施：（1）对内控环境进行合理优化。优化内控环境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并为各项风险管理制度的落实提供有利条件。在优化内控环境时可以通过强化文化宣传的方法，让相关人员意识到风险管理对于本单位的意义，包括高效管理各职能部门，提高本单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信力等；还应认识到强化风险管理对于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的意义，例如减小公共事业建设支出成本，确保公众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等。（2）在行政单位中建立起防腐预警与反腐机制。企业内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经营效益，而行政单位开展内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阻止个别人员滥用公共权力，避免专项资金被非法挪用及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以确保财政资金实现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最大效能，从根本上遏制财务风险。对此，应将防腐、反腐机制建设的内容融入到内控管理工作中，以“不能腐败”及“不易腐败”有效防范财务风险。（3）应重视完善行政单位的监督体系。监督体系由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两部分构成，控制财务风险的关键点在于强化内部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审计监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以通过提高内部审计监督质量有效约束各类财务风险操作行为，从而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率。

2.2根据财务管理目标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

管理财务风险的主要目标包括提高财务资源的利用效益，降低财务资源的运行成本，有效防范违规性财务活动出现的风险，保证财务工作科学、准确及规避会计系统中出现操作风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则应建立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1）收集财务风险信息及识别财务风险。收集风险信息是实施风险管理的前提，也是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对于行政单位而言，应重视收集、整理财务管理工作中与公共服务目标背离及损害公共利益的信息。在收集好财务风险信息之后，应通过分析信息识别行政单位潜在、面临的风险因素与财务风险。（2）分析风险及计量风险。分析财务风险指的是计算或估计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与风险发生后可能引起的损失、损失程度等，同时预计风险发生时对内部管理工作造成的影响与带来的后果。例如，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计算财务会计核算的差错率评价财务风险。差错率的计算方法如下：先采用内部稽核的方法找出差错凭证，随后计算出差错凭证与凭证总数之比即可；也可以通过抽查差错收费票据，随后计算出差错票据金额与票款总额之比。通过采用具体的指标对财务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能够为管理措施的调整提供依据。（3）风险决策与风险处理。风险决策指的是根据风险分析与计量结果，比较风险管理成本与风险收益，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风险偏好，以决定风险应对态度及优化组合风险管控技术措施，从而消除或减少风险。风险处理指的是严格执行各项管理方案，确保单位中的各个部门协同应对风险事件。

2.3强化行政单位中的财务预算工作

财务预算不合理可间接引发多种财务风险，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重视强化财务预算管理工作，通过编制相对合理的预算方案积极防控财务风险。在开展预算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应将收支平衡作为基本原则，并考虑预算安排与发展计划等方面的内容，保证预算计划及收支预算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在行政单位当中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财务预算管理机制，以便统一强化管理财务风险。此外，在管理财务预算的过程中要重视做到勤俭节约、突出管理重点及统筹兼顾，确保财政经费预算计划中突出新技术开发或引进方面的内容，并全过程及动态化监督经费使用过程。（2）应在行政单位中建立起信息平台，利用信息平台及时掌控财务工作情况，包括各个部分资金预算情况与资金使用情况等。在编制财务预算方案的过程中应考虑到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或追加预算金额，确保收支预算处于合理及公平状态。此外，应基于信息平台建立起财务管理系统。利用网络及时各项财务预算信息，包括管理成本、员工工资、预算方案等，以便共同管理及监督财务预算工作，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透明性，从而有效防范财务风险。

3.结束语

财政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财务工作者 廉政风险 声誉模型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央财经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课题（DJW16005）高校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以财务管理和科研管理领域为例。

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即高校财务工作者在行使财务职权或职责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财务管理制度，诱发腐败甚至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经济理论看来，高校财务工作者即从事投资管理、财务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高校工作人员，包括校院各级领导及基层工作者，也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经济人”个体，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本身就会有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双重价值取向，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倾向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务工作者的廉政风险。本文通过声誉对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防范的理论分析，利用KMPW声誉模型进一步证明声誉对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防范的影响，为预防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提供新选择。

一、现有研究述评

现有研究一般包括高校财务风险成因、财务廉政风险点分类、风险评价和预警、内控制度机制优化四个方面。朱蓉（2015）、陈奕钰（2016）、沈菲（2016）等认为高校财务廉政风险重要成因是内部思想根基不正，风险意识淡薄，所以应强化风险意识，提高财务风险管理水平。鲁晓峰（2015）、张启龙（2015）等则从财务廉政风险点分类入手，涵盖了思想道德、财务岗位、制度机制、外部环境、业务流程五大类，提出相应防控措施。王莹（2015）、张秋（2016）等从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效率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构建高校财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达到防范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的目的。刘迎春（2015）、黄海兰（2016）、晋荣敏（2016）等则从内控制度建设着手，提出防控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的措施和实践。

纵观以上研究，学者们要么通过提升高校财务工作者道德修养来控制风险，要么通过制度机制的规范与完善来实现控制风险，难以真正从根本上控制高校财务工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约束其行为，给予廉洁从业的内在激励？笔者认为，声誉激励可以成为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控制的新尝试。本文正是基于事前控制的思想，利用KMPW声誉模型来分析声誉对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防范的影响，提出对高校财务工作者进行声誉激励的途径和方法。

二、声誉对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防范的博弈分析

KMRW声誉模型作为表明声誉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以及经营者声誉机制作用机理的经济学模型，也被称为声誉激励理论。声誉激励理论认为，声誉是影响人们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按照博弈论的分析，当博弈次数重复的足够多，且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理性的参与人出于对未来预期的追求就会克服机会主义而注重维护自己的声誉，纳什均衡就会出现合作解。高校财务工作者在博弈中具有信息优势，会在眼前和未来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影响博弈结果。由于声誉作用的存在，高校财务工作者发生不廉洁行为时会有所顾虑，可能会伪装廉洁建立声誉，给高校留下好的印象换取长期收益，从而约束腐败行为。

（一）博弈双方的确定及基本博弈策略

假设博弈双方为高校和高校财务工作者，后者与前者签约履职。这里简化的假设高校的行动空间为保留聘用和解除聘用，而财务工作者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属性，将财务工作者分成两种类型：一类定义为有较低廉政风险的廉政型财务工作者，另一类定义为有较高廉政风险的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出于严谨考虑，本文假设参与对比的财务工作者其职位等级相同，权力、薪酬待遇等条件相同。高校财务工作者凭借掌握的信息优势及自身道德特点，选择是否诚实履约。由于高校与财务工作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看，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前者一旦发现后者有不廉洁行为， 就会采取惩处措施甚至解雇后者。

高校与财务工作者具有共存不易变动且多阶段重复博弈的特点，作为主要用于分析不完全信息下重复博弈行为的KMRW 声誉模型正好与此相契合。基本博弈策略为：博弈初始阶段，若财务工作者廉洁从业，不违反约定，则双方都会得到收益；但其实签约后的财务工作者会有不违反约定或者机会主义两种行为选择的，此时最优选择则是签约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假设高校因为不知情而与财务工作者首次签约， 后者选择了机会主义行为，在经过几次重复博弈后，高校就会识别出财务工作者的真实类型， 从而会采取惩罚措施。通过应用 KMRW 模型来分析高校与财务工作者之间的博弈，从而总结出声誉的作用和保障机制，讨论如何建立财务工作者长期的声誉激励。

（二）声誉博弈模型的构建

1、博弈模型设定与分析

用代表财务工作者的类型：=0代表廉政型财务工作者，=1代表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V表示财务工作者不合作的概率，V；即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代表高校预期财务工作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财务工作者的单阶段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式中，V为财务工作者选择不合作的概率；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若=0，则单阶段效用函数W是关于V的减函数，因此当V=0时其效用W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对于廉政型财务工作者，不是他的最佳选择。

若=1，则。由于01， 故要使成立，只需充分足够小。在单阶段博弈中，理性预期下高校对财务工作者的预期腐败率为1。

在单阶段博弈中，对以上函数求解一阶导数，得出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的最优选择率V*=1=，此时效用水平是，也就是说，在一次性博弈中理性的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没有必要维持声誉。

假定=0的先验概率是P0，则=1的先验概率是1―P0，即在t=0阶段，高校认为财务工作者不腐败的概率是P0，腐败的概率是1―P0。t阶段进行重复博弈时，令为t阶段的财务工作者选择维持声誉的概率，为高校认为财务工作者不会存在廉政风险的概率。均衡条件为=。如果在t阶段没有发现财务工作者有违约行为，根据贝叶斯法则，高校认为在t+1阶段财务工作者是廉政型的后验概率是：

其中，是在t阶段财务工作者是廉政型的概率，1表示廉政型财务工作者选择维持声誉的概率。简言之，若财务工作者在这一阶段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则在t+1阶段，高校认为此财务工作者为廉政型的概率就会上升。

反之，若财务工作者在t阶段出现了机会主义、违规行为，那么高校认为财务工作者在t+1阶段选择维持好的声誉的后验概率是：

如果财务工作者在t阶段选择了违规行为，高校就知道他是非廉政型的，那么在下一阶段仍然会认为他是腐败的，将会选择解雇该财务工作者。

分析（T―1，T）最后两个博弈阶段。在最后的T阶段，对于理性的财务工作者而言，没有必要再维持其声誉，此时最优选择是V*=1=，高校对此阶段财务工作者发生腐败行为的预期是，此时，财务工作者的效用水平是：

因为，可知腐败型高校财务工作者最后阶段的效用是声誉的增函数，如果T阶段之前，财务工作者选择了机会主义的违规行为，为0，在T阶段财务工作者的效用就会为负，因此财务工作者会在T阶段之前积极维护自己的声誉，这也是为什么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积极建立声誉的原因。

再来分析T-1阶段的行为选择。假定非廉政型的财务工作者在阶段之前没有违规行为，一直都在建立与强化自己的声誉，那么高校对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的道德风险的预期判断是：

其中，（）代表财务工作者为非廉政型的概率，（）表示高校认为财务工作者会出现廉政风险的概率。令为财务工作者的贴现因子，张维迎的博弈论中将贴现因子解释为参与人的耐心程度，取值在，取值越接近1，说明参与人的耐心程度越高，若是等于0则说明参与人完全没有耐心。在本文模型中贴现因子表示腐败者表示出不腐败的耐心程度，一般来说，在制度和监管严格的情况下，腐败者假装廉洁的耐心程度越高，即贴现因子越大；否则贴现因子越小。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仅考虑纯战略问题，即=0， 1的情况。下面分两种情况比较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的效用。

若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在阶段选择不诚实履约（即=0，=1），那么=0。即在T-1阶段，高校发现财务工作者的不道德行为后，会在T阶段也认为其是非廉政型的。给定高校在T―1阶段对财务工作者出现道德风险的预期为，那么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在两阶段的总效用为：

也就是说，如果在阶段高校认为财务工作者是廉政型的概率不小于，此时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就会假装是廉政型的，会像廉政型财务工作者一样实诚履约。反之，如果其声誉不佳，或者由于其机会主义违规行为破坏了原有的声誉，那么其就会更早、更频繁的出现违规行为。

2、小结

KMPW模型证明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有限重复博弈中， 声誉可以抑制高校财务工作者机会主义行为。首先表现为财务工作者的效用是声誉的增函数。其次，通过声誉信息的传播， 高校根据财务工作者以往行为对其未来的行为特点进行更加准确的预期。同时，现实生活中是多阶段博弈，理性的财务工作者为了获取长期效用最大化，不会一开始就选择机会主义等违规行为，而是在博弈T阶段之前保持自己的行为倾向于廉政型。最后，外界环境的完善程度影响着财务工作者的临界贴现因子，也就是说若其被发现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较低、处罚较轻，则会导致其缺乏维持声誉的动力。

三、对高校财务工作者声誉激励的建议

在高校财务部门工作与监管过程中，非廉政型财务工作者在博弈过程中会选择廉洁行为，从而获得效用最大化，声誉越高的财务工作者，越会积极地维护其声誉。新制度经济学将个人声誉视为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资本，它可以通过激励从而减少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廉政风险。因此，高校在防范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时，既要加强监管力度，又要注重对财务工作者声誉的肯定、鼓励和宣传。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结合财务廉政风险的主要特点，强化财务风险防范意识

高校财务工作者的廉政风险源于权力，根据所处不同级别规范权力运行，有针对性的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十分必要。对财务管理者，要注重将财务廉政风险意识灌输到关乎学校改革发展的各项重大决策中，将财务风险控制纳入高校财务规划和财务决策范围，降低财务决策失误率，确保高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对财务风险问题线索要引起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对于财务工作人员，一方面要不断更新其专业知识结构，提升职业道德水准，提高财务风险研判能力，另一方面要严格划分财务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细化专业培训，增强所在岗位的财务责任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

（二）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紧密结合，加强高校财务内控机制建设

高校财务工作者的廉政风险防范工作，需发挥多方力量，构建和完善校内外紧密结合的财务风险防控监督体系。一方面，高校应当加强常规监督检查和内部审计，充分发挥高校纪检监察审计专项监督和工会民主监督作用，建立责任到人制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抓问责。监察、审计、财务等部门通力合作，对高校财务廉政风险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监控的完整体系，并定期进行信息公开，将高校内审与监督功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借助对高校有较强约束力的诸如教育部、财政部、社会大众等外部力量进行有效监督。建立纵向的财务监管体系，通过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的监管，间接提高财政部门对高校财务状况的监管水平。最后，构建信息监督平台，普通民众通过报纸、广播、高校网站、微信、微博等载体对高校财务情况进行信息监督，无形中提升高校财务管理透明度，保护相关群体的利益。

（三）配套完善奖惩制度，建立健全激励制约机制

减少财务工作者对未来预期的不可预见性，还需要将其职务晋升与个人勤奋程度、诚信水平所产生的业绩结合起来，这是发挥声誉机制“预期”作用的重要手段。可以考虑将财务工作者的努力、诚信等私人信息转化成为职务晋升可量化的衡量指标，同时还应该拓宽财务工作者晋升渠道。就笔者所知，高校财务部门人数较多，财务工作者晋升空间有限，很少能够交流到财务部门以外的其他系统，也难以到其他行政岗位任领导职务。如果将职务晋升作为建立声誉机制的重要途径，还需要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增加财务领导岗位干部职数或者享受领导待遇职数，从而激励财务工作者建立良好声誉。同时，也要加大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多边惩罚机制，尤其高校内部纪检监察、审计、工会不能偏袒，发现违纪违法行为属实，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移交司法机关，做到对其他财务工作者的警示教育，从而保障声誉机制的有效运行。

当然，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只运用了单边的非完全信息的博弈分析，与现实的情况比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它证明了声誉可以防范高校财务工作者的廉政风险，对于实际工作防范风险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后可就高校财务工作者的声誉信息评价与核定标准，如何避免声誉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缺失、扭曲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使声誉对高校财务工作者廉政风险的防范更有操作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1]王红斌.建立政府官员声誉激励制度[J].当代财经，2004，（9）：22-25

[2]朱蓉.高校财务内控制度建设与廉政风险防范[J].廉政文化，2015，（4）：76-79

[3]陈奕钰.高校财务风险成因及其防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5）：158-159

[4]沈菲.简析高校财务风险的成因和防范对策[J].财经界，2016，（3）：278-279

[5]鲁晓峰.高校财务廉政风险防范对策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5，（5）：80-81

[6]张启龙.高校财务内部控制与廉政风险防控的协同防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9）：140-141

[7]王莹.高校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现代营销，2015，（5）：127

[8]张秋.高校财务风险控制实现框架构建[J].财会通讯，2016，（5）：106-109

[9]刘迎春.基于财务内控建设的高校廉政风险防范与管理研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5，（3）：278-279

[10]黄海兰.大学制度改革背景下高校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J].财会通讯，2016，（2）：115-118

财政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风险;财政风险

论文提要：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金融风险以各种途径转化为财政风险。本文在论述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其转化的负效应,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可操作性的防范对策。

潜在债务是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潜在债务链条中,金融业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控制金融风险就成了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重要的一环。

一、当前金融风险逐渐加大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过货币危机或大面积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尤为令人担忧,其经营与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2、资产质量低劣。主要表现是不良贷款所占比重很高。2001年底,按四级分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五级分类,则接近30%,其中需要核销的不良贷款比例大约是8%,这样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很高的。

3、经济效益很差。尽管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我国各大银行在2008年度取得了骄人成绩,但这与国家4万亿元刺激内需政策关联度较高,而其潜在风险未得到显现,潜在风险仍然不可小视。

4、统计信息失真。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财务会计、统计数据不准、信息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使监管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并留下了监管真空。

二、金融风险呈现向财政转化的趋势

由于金融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国有独资或控股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解决金融风险的重担自然要落到政府财政的身上,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也逐渐转化为财政风险。

1、股权无偿划转。由于我国金融业在1999年以前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混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相当数量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为了控制混业带来的风险,国家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实施了“分业经营、分页管理”的体制,并将银行持有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股权作了无偿划拨的处理。 3、冲销呆账。如1997年冲销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300亿元;1998年冲销了400亿元。

4、间接减征营业税。通过缩短国有商业银行应收未收利息的计收年限,以缩小国有商业银行营业税税基。 "

5、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

6、债权转股权。将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债权转化为股权,以减轻原债务人的负担,使其得以继续延续下去。

7、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并对其重组,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增加再贷款支持。但中央银行贷款损失最终还要中央财政补助。

8、地方财政的支持。在处理地方金融机构问题时,地方财政也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

9、中央财政的直接补偿和暗补。某些被关闭金融机构的外债,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这些外债多为应付国际金融机构的主权债务。在处理一些被关闭金融机构时,对接手其相关资产和债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可减免上缴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息。

三、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负效应

1、加大了财政风险。财政要支持各项事业的发展,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如果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就会冲击原有的预算平衡,给财政预算留下缺口,造成政府财政收支恶化。

2、不利于培植健全的银行运营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四有主体”,优胜劣汰。但由于考核监督机制不完善,国有银行为了完成国家或上级交给的任务,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隐性和或有债务的方式做表面文章。一旦出了问题,政府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被迫救助金融机构。这种做法不但使问题层出不穷,也不利于培养银行建立完善的运营机制。

四、金融风险向财政转化的防范对策

1、政府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形象”的考虑,仍然有着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把本来就很拮据的财力沉淀在无望的工程上。所以,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化解政府财政风险的首要的一环。

2、理顺和规范银企关系。首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多元主体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上市步伐,并强化财政作为出资人的监督作用。

3、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要加强投资决策的民主化,以杜绝政府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对目前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行为要加以规范,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