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立法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文化安全，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自然应当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一、法律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

安全，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是一项重要的法律价值。无论满足是国家对于一定地区和国家整体的文化和政治安全诉求，还是满足民众个人对于自身的生活安定和生活质量的诉求，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法律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一）法律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最有力的保障

法律具有国家意志性，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迫使人们遵守其规定，对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实施直接有力的制裁。相较于其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法律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法律一方面可以对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保驾护航，可以保证各项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措施有效执行，让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和事业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和后盾；另一方面可以对有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实施强力制裁，从根本上制止那些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并真正地震慑那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从而有力的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而其他的手段，是没有国家强制力，特别是可以预期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比如依靠文化本身的约束力，或者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些手段，既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对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也没有制裁的能力。

（二）法律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最稳定的保障

法律的稳定性是法律的内在属性，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法律的权威以及它的教育、引导、强制、预测、评价等作用都有赖于法律的稳定，如果朝令夕改，法律将丧失其权威以及应有的作用。法律的稳定性早已深入人心，人们都相信法律一旦制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不会有大的变动，人们对法律所倡导和维护的事业，自然也就有了更多的信心。法律的稳定性，能使其所保障的事业拥有一个稳定的生存发展环境。国家安全的维护从来就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可办成的事业，国家文化安全也不例外。像这样的事业，就更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只有具备较高的稳定性的法律方能提供，而其他的手段，都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同时法律还能给人们对国家文化安全事业更有信心，而信心在文化的相关领域尤为重要，很多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人们的信心不足。

（三）法律是对国家文化安全最有效的保障

法律具有可预测性，针对特定的行为，法律在实际和实践中的运行结果趋于同一。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预测遵循法律做出行为会收获什么样的保护，也可以预测违反法律做出行为又会受到什么制裁。法律的可预测性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更加趋于遵循法律来获得保护，并自然的不去违反法律而避免受到制裁，这是一种使人们自觉的力量。国家文化安全需要法律的保护，但是文化安全不可能仅靠法律就能保护，更重要的是一种民众普遍自觉的保护。让民众普遍自觉的做出某种行为，需要依靠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强硬或者说教，相关于文化这种本身就具有潜移默化力量的事物的事业就更是如此，单纯的强硬或者说教，在文化这个领域，容易让人反感。在当今这个比较尊崇法律的社会，以对民众进行普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角度，法律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

二、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的国家文化安全现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复杂多样，然而在这样的一种现状下，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立法状况却比较惨淡。

（一）我国现行《宪法》缺少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

我国的现行《宪法》关于文化的内容其实不算少，但主要是有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以及有关于人民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则一个字都没有。尽管《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但由于国家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恐怕并非当初立法者所能考虑到的内容。因而，在我国《宪法》没有关于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表述的情况下，下位法就难以在《宪法》中寻求立法依据，这明显不利于保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较少。我国现行《刑法》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条文主要是第六章第四节有关妨害文物管理罪方面的规定，以及其他能稍微牵扯上文化安全的例如第六章第九节有关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方面的规定。这样的情况下，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保护就只能是个别的，对于许多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惩处。可以说，面对一些新型的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处于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这使得法律应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发挥的强制作用落不到实处。

（三）我国现行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立法状况较为混乱。

排除《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零散的几部涉及文化领域的法律，其余与文化相关的主要是大量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等，而直接以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为目的的法律法规，那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法律法规，还在总体上呈现出立法体系混乱，立法层级较低法律效力较弱等特征。同时由于大量的都是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也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存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严重的问题。这些显然不利于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更无法发挥法律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巨大的保障作用。

三、有关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立法构想

针对以上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现状及相关立法现状，为切实发挥法律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保障作用，我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立法上的突破：

（一）完善现行法律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

完善现行法律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首当其冲的应是使国家文化安全入宪，通过《宪法》明确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为下位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充分的立法依据；其次，比较重要的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补“故意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罪”的罪名，为惩治那些严重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真正有力地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内的作用，打击当下那些肆无忌惮地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再次，在《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文化领域相关法律中增加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同时还要赋予政府行政部门在保护文化遗产资源方面更大的职责和权力，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政绩可能不太容易突出的但对国家文化安全又特别重要的领域。

（二）文化规范法制化：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法》

文化规范，是指一系列行为和观念领域里的社会的集体文化认同。 文化规范和法律规范存在一致的目标，也存在一定的冲突。若要切实的发挥法律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上的作用，把文化规范和法律规范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上协调统一起来是极其重要的，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法》这一文化基本法就是实现两者协调统一的最优手段。同时制定这样一部文化基本法能解决目前文化立法体系混乱，立法层级较低的问题，为我国的其他所有的国家文化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立法指导，为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个坚实有序的法律后盾。此外，这部文化基本法制定的本身以及其内容的明示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民众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加强我国民众对于我国文化的认同，而这种关注这种认同将自觉的形成一种力量，潜移默化的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添砖加瓦。

（三）文化产业法制化：制定《文化产业法》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脱离不了文化产业，国家文化安全当然也脱离不了文化产业，只有拥有一个符合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需求的文化产业基础才能真正的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解决内忧抵御外患。但是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方面的立法主要是一些立法层级较低，法律效力较弱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既不利于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也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振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立法层级高法律效力强的《文化产业法》。在这部法律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振兴，为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个坚实基础；而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加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引导我国文化产业走上一条符合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发展道路，约束目前文化产业中盛行的山寨外国文化产品的行为，以解决我国文化产业的创作依赖他国，特别是欧美和日韩文化的问题，真正的提高我国的文化原创能力，创制出一批根植于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原创作品，扭转我国文化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部分行业对他国文化甚至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主动宣传的态势，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统一起来。

（四）网络文化安全法制化：制定《网络文化安全法》

网络文化安全既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新阵地，也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目前有关我国网络文化安全的法律法规中最主要的是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文化部颁布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两部。但前者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落实需要依靠其他的法律法规，并且由于制定的时间较早，当时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尚不突显，故没有明确提及网络文化安全；后者则属于部门规章，部门利益倾向比较明显，主要针对的也不是当前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最为尖锐的问题。总体来看，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通过互联网对中国实施的文化渗透是缺乏作为的，因而亟待制定一部以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管理，针对和防范国外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实施的文化渗透为主要目的的《网络文化安全法》。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

2、《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

3、《文化安全》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初论》

5、《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保护论纲》

安全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电子公文是通过网络传送的。用于政府机关相互之间联系事务的专用电子文件,其传送和接收是在高度自由的网络环境中进行的,自然会涉及到信息遗漏、电脑病毒以及黑客等安全问题。为此,有必要建立包括密钥使用规范、数字签名制度、政府证书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以确保电子公文系统安全有效地运作。     关键词：电子公文电子政务互联网     一、子公文及其特点     电子公文是指以电子形式表现的并通过网络传送的,用于政府机关相互之间联系事务的专用文件。电子公文的特点是基于电脑和互联网联网的特性而产生的,因为电子公文的制作、发送及接收都需要通过电脑和互联网这两种媒介来进行。首先是电脑,它的最大作用是将政府公文中所有具体的信息都进行了数字化的改变,这里所说的数字化是指电脑将输入的具体信息以“1”和“0”来进行存储和运作,这不像传统的政府公文是以具体的书面形式来表示的。其次是互联网,互联网将电脑里的数字化信息在各个政府机关之间迅速地传送。互联网本身有其特殊性,即公开性和全球性。所谓公开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互联网,而全球性是指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递是没有边界障碍的。根据上述分析,较之传统的政府公文,电子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电子公文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化的文件形式;(2)电子公文的传送是在公开环境下,通过互联网进行的;(3)电子公文的传送可以在各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府之间进行;(4)电子公文的广泛应用能够极大地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显然,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政府机构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公文传送方式使政府机构背负着沉重的时间负担和经济负担。传统公文在这一场变革中受到了电子公文这一新生事物的强有力的冲击。电子公文的制作、发送和接收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人们以快速和便捷。可是电子公文毕竟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新生事物,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还有待解决。特别是,由于电子公文刚刚开始启用,有关电子公文的法律纷争还颇为鲜见。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也无强制性的原则可以遵循。可以说,其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二、电子公文应用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目前,电子公文应用中出现的安全问题主要有：     1.黑客问题。黑客入侵网站的消息在近年被频频报道。以前黑客们往往挑选美国国防部和雅虎这些安全防范体系堪称一流的硬骨头啃。而随着各种应用工具的传播,黑客已经大众化了,不像过去那样非电脑高手不能成为黑客。如果安全体系不过硬的话,黑客便可以肆意截留、毁灭、修改或伪造电子公文,给政府部门带来混乱。     2.电脑病毒问题。自电脑病毒问世几十年来,各种新型病毒及其变种迅速增加,而互联网的出现又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媒介。不少新病毒直接利用网络作为自己的传播途径。试想一个完整的电子政府体系中某个环节受到病毒感染而又没有被及时发现,电子公文系统全面瘫痪,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病毒的感染会使一些电子公文毁灭或送达延误,整个电子政府将会指挥失灵、机构运作不畅。     3.信息泄漏问题。目前,各大软件公司生成的网管软件使网络管理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方便地对网上每个政府用户的各种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监测。此外,网络中存在不少木马程序,如果使用不慎,就会把公文中的重要信息泄漏给他人。而某些大公司生产的软件或硬件产品所带的后门程序更可以使这些公司对政府用户在网上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对政府而言,信息泄漏将会给其工作带来麻烦,甚至会危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国防利益,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对这些大公司的法律管制,对于在信息产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光靠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也是不行的,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管制的合力。

    三、电子公文安全体系法律制度建构     1.科学的密钥使用制度规范。密钥是一种信息安全技术,又称加密技术,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中。它包括两种技术类型,即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和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其中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又称对称加密技术。倘利用此技术,电子公文的加密和解密将使用一个相同的秘密密钥,也叫会话密钥,并且其算法是公开的。接收方在得到发送的加密公文后需要用发送方秘密密钥解密公文。如果进行公文往来的两个政府能够确保秘密密钥交换阶段未曾泄漏,那幺,公文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是可以保证的。这种加密算法的计算速度快,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又称为非对称加密技术。这一技术需要两个密钥,即公开密钥和私有密钥。私有密钥只能由生成密钥对的一方政府掌握,而公开密钥却可以公开。用公开密钥对公文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私有密钥才能解密。用私有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公开密钥才能解密。此二种技术相比,显然第二种技术的安全系数更大一些,但这种技术算法速度较慢。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公文的秘密等级,采用不同的加密技术。对于一般的公文往来数量大且频繁,不宜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还有秘密等级较低的公文亦可采用对称加密技术。而对那些重大的通知及秘密等级较高的公文则必须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凡违反上述技术性规范的要求造成公文泄密或是公文的完整性受到损害的,需追究其法律责任。     2.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公文传送过程中数据的保密性通过加密和数字签名得到了保证,但每个用户都有一个甚至两个密钥对,不同的用户之间要用公开密钥体系来传送公文,必须先知道对方的公开密钥。公文传送中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用户从公钥簿中查到的不是对方的公钥,而是某个攻击者冒充对方的假冒公钥;或者公文互换的双方在通讯前互换公钥时,被夹在中间的第三者暗中改变。这样的加密或签名就失去了安全性。为了防范上述风险,我们可以仿效电子商务中的做法,引入数据化证书和证书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这里所说的证书是指一份特殊文档,它记录了各政府机关的公开密钥和相关的信息以及证书管理机构的数字签名。证书的管理机构是个深受大家信任的第三方机构。考虑到电子政务的特殊性,电子政务系统中的根目录证书管理机构最好由一国的最高政策机关设立的专门机构出任,其它各级目录分别由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去管理。在我国,根目录的管理工作可由国务院信息办来承担,其它各级目录分别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各政府机关须向相应的证书管理机构提交自己的公开密钥和其它代表自己法律地位的信息,证书管理机构在验证之后,向其颁发一个经过证书管理机构私有密钥签名的证书。政府出面作为证书的管理机构,其颁发的证书信用度极高。这样一来将使电子公文的发送方和接收方都相信可以互相交换证书来得到对方的公钥,自己所得到的公钥是真实的。显然,电子公文系统的安全有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的确立。     3.有效的数字签名制度。在电子公文的传送过程中可能出现下列问题:(1)假冒,第三方丙有可能假冒甲机关给乙机关发送虚假公文;(2)否认,甲机关可能否认向乙机关发送过公文;(3)伪造,乙机关工作人员可能伪造或修改从甲机关发来的消息,以对自己有利。这些问题要靠数字签名来解决。数字签名在电子公文传送中的应用过程是这样的:公文的发送方将公文文本带入到哈希函数生成一个消息摘要。消息摘要代表着文件的特征,其值将随着文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公文将得到不同的消息摘要。哈希函数对于发送数据的双方都是公开的。发送方用自己的专用密钥对这个散列值进行加密来形成发送方的数字签名。然后,这个数字签名将作为公文附件和公文一起发送到该公文的接收方。公文的接收方首先从接收到的原始公文中计算出消息摘要,接着再用发送方的公开密钥来对公文的附加的数字签名进行解密。如果两个消息摘要相同,那幺接收方就能确认该数字签名是发送方的。通过数字签名能够实现对原始公文的鉴别和不可抵赖性。目前数字签名在电子商务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日本等国政府已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在电子公文传送中引入数字签名也是必然的选择,只是我们要从法律上确认数字签名的效力,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努力设法从技术和制度规范入手不断提高安全系数。以数字签名只有相对的安全性来作为反对其应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所谓安全保障都是相对的,橡皮图章就经常被不法之徒伪造。     4.有力的刑法保障。刑法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是最强有力的保障,离开刑法的保护,其它制度规范的保护极有可能会落空。对计算机网络法律关系的调整也不例外。鉴于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国家生活各个方面,1997年《刑法》中特增加了计算机网络犯罪方面的内容。根据《刑法》第285条和第286条的规定,对下列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1)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密法》、《标准化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出于好奇或为窃取机密的动机非法侵入电子政务系统的;(2)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子政务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和干扰,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3)违反前述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子政务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公文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4)违反前述有关法律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电子政务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而对于那些利用计算机网络破坏电子公文或伪造电子公文的,则可以根据《刑法》第280条的规定以毁灭公文罪或伪造公文罪论处。     可以说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在各国所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几个运用领域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从全球范围来看,推进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已是大势所趋,电子公文等信息手段将会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政务活动中。法律必须克服其自身固有的保守性,尽快在立法上取得突破,以应对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巨变。

安全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安全权 现状 法律对策 【论文摘要】消费者安全权是消费者的首要权利。但是当前我国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还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当前必须加强消费者安全权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培养消费者责任意识，以构建完善的消费者安全权保护法律体系。 一、我国消费者安全权保护现状 消费者的安全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是消费者享有的首要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其中消费者人身安全权是指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权，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而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这里的财产安全既包括所购买、使用商品本身的安全和接受服务所涉及商品本身的安全也包括它们对于其它财产的安全。 我国消费者的安全权保护一直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案件数量多、危害大涉及商品和服务行业众多侵害不特定消费者安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如2011年的徽害人婴儿奶粉案、2005年肯德基的“苏丹红“案件2005年哈医大二附院550万的天价医药费案件，今年3月郑州市的保罗国际美容美发(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称保罗国际) 天价头事件“。这表明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消费领域里一直居高不下的是食品、药品、装修装饰材料等的质量问题。近两年来随着居民购买商品房、家用汽车及金融服务、网络购物等新的消费需求的增多，消费者安全权侵害的领域也随展之扩展据中消协2007年全国消协受理投诉情况分析2007年投诉增长前十位的是销售(含网络销售、电视直销)、计算机、互联网、汽车、金融保险、教育培训、美容美发、电信、厨房设备。 第二近年来整体情况有好转但消费者安全权侵害仍是消费纠纷的重要部分。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相关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近两年情况略有好转。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2007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分析))显示:2007年的全部案件受理数比2006年少了45487件。其中2007年消费安全投诉13452件比2006年的13967件少了515件下降3.7%。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一安全权侵害案件的总量还在万件以上其二尽管直接的安全权纠纷在各种消费者权益纠纷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占消费纠纷比重较大的质量问题、价格问题等或会直接给消费者带来人身、财产损害或会误导消费者使其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带来财产损害。因此消费者安全权保护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重中之重。 第三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不力因为消费者安令权保护法律规定不完善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举证艰难行政监管不到位消费者团体组织力量有限，消费者自身认知能力欠缺等诸多原因致使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难以做到及时、高效。刚刚发生在郑州的“保罗国际天价头’‘案件就是例证。2008年3月29日本打算花38元剪发的两名女大学生在结账时被告知两人消费总额仁2万元。事情发生后消协因店方拒绝调解将投诉转到工商所。而随后工商、公安、物价、税务各部门相互推诱无人出面。而且，“保罗国际“强制消费自2007年9月以来一直有人投诉但管理部门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最后直至事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有关部门才对“保罗国际”作出行政处罚。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不力的状况一天不改变消费者安全权就一天无法实现。 二、加强消费者安全权法律保护的对策 1.完善消费者安全权立法 第一，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范围，即一切对消费者生命、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财产利益有现实或潜在危害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都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第二进一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严格经营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时代带来的补充性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因而，它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技术性。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的改造应该集中在保持对政策性充分重视的同时强化其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上面。首先通过广泛建立国家标准的方式来明确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其次进一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 侵犯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归责原则和救济方式，即规定消费者安全权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同时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和合理的赔偿标准。 第三完善消费者安全权争议解决机制。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消费者权益纠纷发生后只能由消费者各个人行使诉权缺乏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因为没有诉权其消费维权的作用大大减弱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增加维权机会减少。此外我国出现的王海、葛锐等人为了公益目的而进行的诉讼由于必须个人承担为诉讼而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迫于生计他们近年来已很少再进行公益诉讼了。这无疑对维护包括安全权在内的各项消费者权益是重大损失。因此我国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享有团体诉权的团体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 第四提高对经营者消费侵权的处罚数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和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不尽合理。根据外的经验、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为个案的实际损害乘以行为的责任机率的倒数。而我国这一制度是在任何情况下的一倍明显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的罚款数额偏低，从而致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难怪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主持人在4月21日对“保罗国际天价头事件“报道时感言:”违法成本太低。“国外的处罚则普遍较高，如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因未向烟民告知“吸烟有害健康“的真相，导致一个有30年使用该公司香烟的老烟民患上了肺癌，被推上被告席，被洛杉矶高等法院判以280亿美元的巨额罚金。建议修改第50条大幅度提高经营者消费侵权的罚款数额增加经营者违法成本，土曾强法律的威慑力。 2.加强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行政监管 经营者违法成本不仅表现在立法不完善上而且表现在行政监管薄弱上。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消费者安全权保障制度主要有四种:标准化制度、安全认证制度、许可证制度、商品和服务的标示制度。行政监管是执行消费安全制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制度。在我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职能管理部门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卫生监督机关、环境保护机关、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关、各行业主管部门等都是消费者安全权保护的行政管理机关。这些机关通过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职能来管理市场、约束市场，但是目前仍存在监管不力等问题，必须通过完善工作制度体系等方式加强行政监管。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对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提高管理、监督人员的素质、增强其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益 第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制度。继续推进和完善流通领域商品准入制度改革。以食品及涉及消费安全的商品为重点商品，以农村为重点区域，强化对农村食品安全的监管、对批发市场的源头治理，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商店的监督检查力度。选择商品房销售、电视购物、美容美发服务等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第三不断完善消费维权工作体系。一要建立工商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联动的消费维权协作机制和完善合作机制。二要与涉及消费安全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有关行业协会建立协作机制。三要完善与新闻媒体的消费维权互动机制。四要进一步促进、引导行业组织制定消费维权自律管理制度。 3.强化对消费者安全权纠纷的司法裁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可以选择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但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精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从而助长了经营者侥幸投机、态意妄为的行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纠纷的数额虽小但诉讼程序繁琐劳时费力、不堪重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做法，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更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短期审结等等r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54条和第55条的规定，在消费纠纷数额小、诉讼标的又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无论参与诉讼的消费者人数确定还是不确定，都按共同诉讼的规定来处理。消费者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法院也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不确定的其他消费者到法院来登记，参与共同诉讼法院就该案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对未参加登记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就直接适用该判决和裁定。 4.加强消费者责任意识 不少消费者在商店买到假货、劣货往往采取自认倒霉、息事宁人的态度也有部分消费者贪图价格便宜喜欢买假用假，这同样纵容了不法经营。其实净化一个社会的消费环境不仅是国家的责任、经营企业的责任同样也是消费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合格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实际上在整个消费和责任里面也承担着重要的任务2008年3月15日下午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消费与责任”高层论坛在京举行。国务院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女士在论坛上发言时强调:”把整个全社会的消费和责任构成全社会的维权体系，构成一个社会联防机制非常重要。“ 第二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奥运将大大拉动我国的消费，同时也是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最集中的检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显得紧迫起来，希望我们的立法、执法全面改进消费者加强责任意识提高消费水平。期待中国明天的消费环境更美好

安全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理性思考

 

舆情民意普遍认为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关键因素是食品生产经营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加大刑事制裁的干预力度。由此，我们看到在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倡导刑罚适用宽缓化的时代背景下，规制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日益趋严，人们将遏制相关违法犯罪，维系食品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刑法这“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在这场食品安全保卫战中，我们必须理性看待刑法保护可能发挥的功效。说到底，食品安全问题首先不是一个刑法问题。

一、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以强调关注民意，反映民生为主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针对近年来食品安全方面违法犯罪的新情况，该修正案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一）与《食品安全法》衔接，扩大入罪范围

我国于2009年颁布并施行了《食品安全法》，而《刑法》中的相关罪名设置呈现出滞后性法律论文，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但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找不到恰当的罪名。《刑法修正案（八）》第24条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与原刑法条文相比较，其根本性的变化在于用“食品安全标准”替代了“卫生标准”。这就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解决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衔接问题。

（二）进一步加大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惩治力度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刑法》第143条、144条的修改中，加大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惩治力度。首先，两罪作为贪利型犯罪，行为人的目的是赚取非法利益，而以财产刑剥夺其财产利益，是十分有效的惩罚和预防犯罪的途径。但《刑法》中财产刑设置上的不足却妨碍了其功能发挥中国。为此，两罪分别取消了对于结果加重犯规定的“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的规定。其次，两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也作出了重要的修改，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加重情节的要求之外，分别作出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这是结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应规定，并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对于那些虽未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但是却给社会公众造成严重恐慌，给国家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给相关食品行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予以从严惩处的规定。另外，在2010年9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了一份《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规定，“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可以说，该《通知》实际上是在准立法层面启动了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罪名罪状及法定刑的修改实际上是对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严打”的持续发力。

（三）新增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规定。具体规定如下：“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款）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法律论文，从重处罚。（第2款）”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刑法规定，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身份不同，分别以不同的罪名（如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予以定罪处罚。新增食品监管渎职罪，解决了相同性质(即职责性质相同)的渎职犯罪行为因所处单位部门不同而承担不同刑事责任(即同质不同罚)的法律问题，从而对同样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并且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统一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处罚，以此达到定罪和量刑统一。

二、理性认识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

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强势介入，能否遏制住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势头，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现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刑事立法需要独立和理性

人们通常形象地比喻刑法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作后盾、作保障，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彻底的贯彻实施。然而，诚如杨兴培先生所言，“刑法作为第二次违法规范形式的产物，它的完善还有赖于首先制定和完善一些前置性的法律为刑法的制定提供基础。刑法的有效执行，还有赖于前置性法律的有效执行。只有当前置性的法律无法惩治和阻挡一般违法性行为时，才需要刑法闪亮登场。不然刑法的补充修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不可否认，这些年我们在食品安全保护方面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标准滞后的问题仍然突出；法律法规对各部门的监管职能规定得也不是很明确；县区一级食品安全监管十分薄弱，在乡镇基本没有相应监管机构；部分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农村消费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也使得犯罪分子得到可乘之机。这些问题，不是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就能解决的。况且，刑法也不应超出部门法的意义去解决其他法律应该解决的问题。虽然，“刑事立法中的刑罚早期化、重刑化倾向在当前情势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对某一法益是否有必要加以刑罚保护必须从刑事立法本身出发进行判断，即坚持刑法独立性判断原则”。

受传统思想流弊的影响，刑法万能的理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同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相对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管理模式调整以减少、预防犯罪而言，成本更低、风险更小，一定时期内甚至效果更为明显。这些都使得刑法的触须不断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些本来可以通过民事、行政等手段解决的问题，却强行向刑事司法适用的路径上靠拢。然而法律论文，在思忖某违法行为入罪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同时考虑其可行性。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未做好观念性和体系性变革的准备下，即未将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违法-犯罪二元机制变为刑事制裁一元机制的情况下，将原本属于“违法”的行为人为地、强行提升为“犯罪”而遭受刑事制裁，一方面，破坏了固有的二元制立法体制；另一方面，其司法适用的收效也远未达预期。

（二）刑事司法需要公正和机变

远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山西假酒案，近如石家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案，均有相关犯罪人被处以死刑。可见，我国关于保障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定不可谓不严，刑罚适用不可谓不厉。然而，在食品生产、销售领域的违法犯罪事件仍层出不穷中国。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长期以来存在着“中央下狠心，地方表决心”的不正常现象。一些大食品厂往往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保住工厂也就保住了财政收入，尤其是在当前将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官员考核主要标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由于一些食品安全事件牵涉到许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若依法严惩可能会使整个行业遭受重创，一些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以“维稳”的名义保护所谓“重点企业”，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强化了那些违法犯罪的企业和个人的侥幸心理。可以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某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领导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可以相信，只要让每一起关涉食品安全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并得到公正的司法适用，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就会得到极大的改观。

另外，与其不断呼吁加大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不如将现行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用好，用足。具体到刑法，与其建议不断增加新的罪名，不如立足于现行规定，对刑法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我国成文法立法形式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滞后性，随着时代的演进，法律总会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不理想的状态。而法的稳定性的特质，也包含着在其适用中的机变的要求。诚如张明楷先生所言法律论文，“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判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而应当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

三、余论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保护体系，而刑法只是最后一道关口。因此，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措施必须做到严密、适当，使其既对食品安全犯罪起到应有的惩戒，不使严重危害社会的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惩治，同时也要做到罪刑相适应，避免不必要的刑罚浪费和司法资源消耗，避免刑罚的过分严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保障食品安全工作设定了如下目标：“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笔者认为这才是抓住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杨兴培.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J］.法学，2011，（4）.

［2］郑延谱.论有限刑法的有所作为—和谐语境下刑法使命与局限性之协调［J］.政治与法律，2010，（2）.

［3］刘国龙．“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N］．检察日报，2011－04－06．

［4］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

安全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大连共有农民工56万人，占全市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建筑业、修造船业、机械加工行业等，仅建筑行业就有农民工30余万。这支新型劳动大军在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对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治理带来新的问题。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伤亡比例大，是制约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的重要因素，近几年大连市工矿商贸企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伤亡事故，80％以上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同时，农民工职业危害严重、缺乏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职工，其劳动安全卫生权益难以保障。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连每年职业病伤害、职业病新发病例和死亡人员中，半数以上是农民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存在缺陷，大量农民工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劳动用工制度障碍，造成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不能有效落实。即使参加了社会保险，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大，社会保险又没有在全国联网，因此很难受益。这些问题表明，农民工在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又成为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的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危害的重灾区。解决好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安全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事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工劳动工资、安全卫生及社会保障问题，取得了很好效果。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问题，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和谐大连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高度重视、妥善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加快构建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创新工作机制推进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会同各有关部门，努力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探索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的突出问题。

一是从规范外来施工队伍和外来劳务人员治理入手，探索农民工安全保障新模式。我们针对新时期企业劳务合作关系、生产组织方式的新变化，安全生产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保障农民工安全的方法和途径。一方面是政府出台政策规章，规范劳务派遣、外来务工人员安全治理，从宏观上、制度上为农民工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加强监管，从前置条件入手，严把安全准入关。实行劳务公司、外协队伍审查、备案制度，对劳务公司、外协队伍的企业资质、人员安全资格与培训，以及缴纳工伤保险情况等进行审查备案。同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保障农民工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权益。非凡是针对一些大型装备制造、修造船等企业使用农民工比例较高的实际，采取强化外来施工队伍安全资质审核、人员安全培训，建立与项目承包额挂钩的安全业绩考核机制，实行安全风险保证金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

二是建立完善农民工培训考核机制，大规模、全方位实施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工程。一方面，从普及安全基础知识入手，抓好农民工日常宣传教育工作。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局组织编辑出版了《安全常识读本》，采用通俗的语言、有趣的漫画、生动的事故案例，让农民工把握最基本的安全常识和操作规程；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集中教育培训工作，力争用3年时间，全市90％以上农民工接受正规安全培训，到2010年，初步形成一个符合安全保障要求、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民工安全培训体系和培训机制，预计到今年年底农民工培训率将达到30％。在不断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我们将逐步实行限制录用制度，强制用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计划到2008年上半年，高危行业农民工必须持有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签发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方可上岗；到2009年底前，全市所有行业农民工必须持证上岗。为确保这一强制性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将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发现未经培训上岗或培训不符合要求的，强制用人单位限期整改、停产整顿，直至依法关闭。

三是推动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全力维护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与劳动安全卫生息息相关，社会保障是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系统的重要支撑。目前大连市陆续制定出台了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按照这一办法，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更加方便，待遇支付更加灵活，在外地注册、大连进行生产经营的用人单位，可在大连市参保，因工伤亡或致残的农民工，可自主选择一次性和定期待遇支付方式等，既方便了农民工参保，又尽可能地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同时，劳动保障部门大力实施“平安计划”，确定用3年时间，把来连务工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覆盖的总体目标。目前，通过积极努力，全市共有22万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占全市有相对稳定劳动关系农民工的60％以上，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的同时，大连市各级工会组织高度重视，针对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保护热点问题，全力构建农民工维权体系。大连市总工会通过组织推行基层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和伤亡补偿接待制度，采取设立农民工维权窗口，开展包括送安全在内的“五送”系列活动等有效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权益。

从深层次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问题

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制度落实、加强监管等有效措施，探索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保障问题，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制约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假如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打破，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法制不完善，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缺失的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不断通过改革发展的途径，采取综合措施，系统解决这一问题。

1.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农民工包括劳动安全卫生在内的各项权益的完整性。积极推动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实行适合农民工特点，符合国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办法，完善全国社会保险网络和机制，尽快实行城乡一体的全国社会养老保险“一卡通”制度，使其更好地适应农民工正常流动的需要。要按照市委十届三次全会的部署，积极探索构建缴费低、广覆盖、可转移、能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新模式，为保障大连市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2.在继续扩大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面的同时，全面推行高风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大力推进风险抵押金、雇主责任险等有利于保护农民工劳动安全与职业健康权益的经济政策。目前，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暂行治理办法》、《大连市实施雇主责任险暂行治理办法》等政策措施，通过实施安全生产经济政策，强化安全生产工作，构筑企业员工尤其是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