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篇

公认的最早的“异乡人”系列小说，当推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在1938年发表的《东方来的小鸟》。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本人的自传，与他曾在巴黎留学的数年生活息息相关。这部小说后来被认为是异乡人小说的开山之作。该小说取材于陶菲格•哈基姆在巴黎留学期间的见闻。小说的主人公是埃及青年穆哈辛，他被父母送往法国留学。穆哈辛是一位热爱学习与读书的青年。他刻苦而又低调，在小说中，他常常在灯火暗淡的图书馆中潜心阅读，他最爱看的小说是柏拉图那本《理想国》。与穆哈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西方学生，他们热爱运动喜欢参加社交娱乐。穆哈辛的爱好是写作与艺术，穆哈辛虽然在大学中学习法律但他更热爱戏剧与音乐，在法国有大量的剧院，这让穆哈辛倍感欣慰，他常常独身一人出入其中。小说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穆哈辛在剧院听音乐时的情景。穆哈辛最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在聆听这些音乐的美妙时，穆哈辛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大与迷人。穆哈辛在法国的大学里也结识了一些当地朋友，法国青年安德里便是其中之一。虽然两人过从甚密，但两人在生活态度上却截然相反。穆哈辛是东方文化的理想主义，而安德里则很务实。两人对对方的思维都不敢苟同。在法国留学期间，穆哈辛恋爱了。穆哈辛喜欢上了法国姑娘苏琪，苏琪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穆哈辛多次鼓起勇气想向苏琪表白，但是穆哈辛却因为自幼生长在东方社会，对传统礼节十分自已，无法敞开心扉，最终导致两人关系越发疏远。不过，这一切都被好友安德里看在了眼里。在安德里的鼓动下，穆哈辛终于决定大胆追求苏琪。穆哈辛突然变得活泼开朗起来，还为苏琪送上了一只可爱的鹦鹉，于是苏琪接受了穆哈辛，不过没过多久，苏琪就与穆哈辛分手了。穆哈辛这次短暂的恋爱并不是西方人那种与交融，相反，是具有东方柏拉图式的恋爱，是精神上的痛苦多于肉体上的欲望。小说中还有一位主要的角色，那就是俄国工人伊凡。伊凡在西方社会中处于下层，但身为留学生的穆哈辛却与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小说加入这个人物，其实为了表现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也为了突出东方文明对于下层人民深厚的感情。俄国工人伊凡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其中启发性的人物，小说中很多关键点都由这个叫做伊凡的俄国工人所揭示。伊凡在地理上是一个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人物。作者通过塑造伊凡的形象，并借助伊凡之口表达了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西方探索大地，但东方探索天空”。这句话颇具诗意，似乎还有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影子，它深刻地揭示了作者所了解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虽然言简意赅，却也不失深刻。其实，作者想通过这部小说，表现出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在于物质与经济，但是却缺乏东方世界的纯真与高尚。西方重视物质文明，东方更侧重精神文明。

2《移居北方的季节》:不可调和的两种文明

20世纪6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出生的作者，他们所处的年代是阿拉伯世界落后、贫苦的年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救国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去西方学习，希望终有一天能回到祖国，重振祖国的繁荣。《移居北方的季节》一书描写了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在英国伦敦的生活，在穆斯塔法•赛义德眼里，伦敦是一座腐朽堕落的“罪恶之城”。他从骨子里憎恨这座城市，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穆斯塔法•赛义德是在24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他毕业后在学校里做了一名讲师，在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后，穆斯塔法•赛义德开始变得放荡不羁，沉溺在享乐之中。但他也是矛盾的，他有来自东方人的强烈自卑感。赛义德虽然在英国结婚生子，却不能安于此。他与多名女性长期交往，后来还杀死了她们，因此穆斯塔法•赛义德被判入监狱。出狱后，他开始憎恨西方文明，独身一人回到了苏丹隐姓埋名，不提当年。在苏丹他与一名女子结婚生子，生活渐渐安逸起来。可一次酒醉后，他用英文朗诵了一首诗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失意的穆斯塔法•赛义德选择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部小说不是单一主线的小说，相反，小说以“我”的口吻叙述了穆斯塔法•赛义德的一生。我与穆斯塔法•赛义德是朋友，在穆斯塔法•赛义德死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与穆斯塔法•赛义德选择“报复”式的毁灭不同，“我”希望找到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点，希望可以为两种文明的融合努力。这部小说很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巨大矛盾:一种是苏丹历史上的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矛盾，另一种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龃龉。小说主人公对他的西方妻子是又爱又恨，他内心里有东方文明的根，而又热衷于西方文明的物质文化，这种精神分裂般矛盾让他最终选择了毁灭。这部小说试图找寻两种文化之间的“融点”，但也仅仅停留于此，并未脱离描绘现象的苦恼里，归根结底没有找到答案，这无疑又是悲剧的结尾。这部小说相比于《东方来的小鸟》来说，对东西方文明的描写更加深入，也更加接近精神内核。苏丹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化统治，长期受到压迫，骨子里有对西方文明的仇视。西方文明确乎有许多高明之处，但东西方文明又不是可以简单地融合起来的事物，穆斯塔法•赛义德的死无疑预示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可调和”。这部小说试图寻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集而无果。

3《杜鹃钟》:两种文明的美与丑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2篇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www.133229.CoM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他者；后殖民批评；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65-05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指出：“在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使用‘意义’一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意义’这个词：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他看来，词语的意义取决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获得。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指出，“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且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冲突的形态持续下去”。他通过对一些基本词汇的考察，揭示词汇内涵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威廉斯之后，梳理关键词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与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强调词语意义的变异性。本文对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考察，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和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他者”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属性：一为差异性，这是它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二为建构性，主要表现为“他者”对主体的建构乃至掌控；三为从属性或次要性，相对于高一级事物而言，低一级事物往往被认为是“他者”。这三种属性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人们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不如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的侧重有所不同。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三种属性都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只有仔细辨别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不同内涵，指出其中的细微差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后殖民批评。

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使后殖民批评在西方学界得以正式确立。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性被男性建构为“他者”，萨义德的《东方学》也揭示了一种类似的文化现象，即西方将东方构建为“他者”。“女性他者”和“东方他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处于一种对象化的从属地位。《东方学》之后，东方作为从属性的“他者”形象为人们广为接受。但如果详加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萨义德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

东方“他者”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差异性。萨义德在《东方学》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树立作为“他者”的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他者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绝对的和扩大化了的，东方学“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西方人眼中，东方被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是一个与自身完全不同的异类。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欧洲（西方）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向海外殖民扩张。东西方之间逐渐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与西方相比，东方往往处于弱势或边缘的地位，沦为从属性、次要性或边缘性的“他者”。东方“他者”经过了一个“以其弱代替其异”的过程。东方“他者”的差异性和从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种属性的赋予都源于欧洲（西方）主体的权力话语。而东方学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集中体现。东方学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也正好与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吻合，往往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至今仍与西方帝国主义密切相关。而东方被这套学术话语的框架所控制，更可悲的是，现代东方也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他者化）过程。

萨义德既反对将东方看作完全不同和神秘的“绝对他者”，更反对将东方看作从属性或次要性的“奴性他者”。他所认可的是适度的“差异他者”。一方面，他指出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的他者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者的存在有利于不同文化身份的建构，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他希望人们能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并善于接纳他者，在心灵中“积极地为一种外来的‘他者’创造一个场所”。这种意义上的“他者”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他者与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双向和平等的。另一方面，主体与他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属于“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他倡导以人文主义超越民族和文化的边界，欧洲（西方）将东方平等对待，将东方和东方人的经验视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东方也以人文主义来反抗西方的压迫和控制，东方学的解决之途不是“西方学”，东西方之间实现平等的唯一解决途径在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行径和不公正现象的唯一武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萨义德实际上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即绝对差异性的“他者”、从属性的“他者”以及适度差异性的“他者”。其中，前两种“他者”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后一种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从“他者”三种意义的使用上，体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考。萨义德的《东方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萨义德学术身份受到质疑：他是否属于他所批判的东方学传统是一个问题；其次，东方学话语的同质性论断有失偏颇，应当承认许多西方的东方学家为延续和发扬东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人文主义解决之途体现出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以源自西方的学说来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忽视东方的文化反抗，同时对性别、阶级等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尽管《东方学》存在一些瑕疵，但萨义德指出东方不平等的“他者”地位，揭示东方学话语与帝国主义的合谋，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后殖民批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启示。《东方学》中存在的一些盲点和问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某些补充和修正，后殖民批评也在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萨义德《东方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逝当下的历史》不再仅仅局限于东方学学术话语或是与殖民地相关的西方著作，而是选取西方的学术经典，深刻揭示西方学术话语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等各领域中表现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戳穿西方学术和道德话语的虚伪。其中斯皮瓦克对康德哲学的解读显得格外重要。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崇高时指出：“事实上，没有道德理念的发展，我们经过文化教养的准备而称为崇高的东西。对于粗人来说只会显得吓人。”“粗人”一般指未经文化教养者。斯皮瓦克坦承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作了“误读”，她认为此处指的是奴隶或土著，因为在康德看来，他们还没有获得主体身份，是自然的而不是理性的存在。她在《判断力批判》的另一处找到了更明确的证据，康德写道：“如草对于牲畜来说，牲畜对于人来说，都是作为后者的生存手段而必要的：而我们看不出人的生存究竟为什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想到的是比如新荷兰人和火地岛人，那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于是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绝对的目的。”斯皮瓦克指出，“在康德的思想中，主体具有地理政治上的区别”，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印第安人难以思考“人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康德等哲学家看似思考的是全人类的问题，其实代表的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欧洲主体成为了全球的立法者，向外推行西方的文化、政治、宗教、法律便成为一项重大使命和文化工程，从而将西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合法化。殖民地人民的主体地位被预先取消，成为沉默的“他者”。

同时斯皮瓦克指出早期后殖民批评中的性别盲区，扩大了“底层”的定义。将第三世界妇女纳入“底层研究”之中，包括中上层妇女。在斯皮瓦克看来，subaltem一词极富弹性，并不简单指某一受压迫阶层或群体，而是泛指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利、没有向上流动途径、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而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广大女性明显具有这些特征。斯皮瓦克指出，印度的民族独立并未给妇女带来平等和解放；致力于“底层研究”的学者们也忽略了她们的存在和反抗；西方女性主义者将自己作为全球女性的代言人，遮蔽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臣属者女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因而臣属者女性被双重（乃至三重）边缘化了。斯皮瓦克以印度女性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为例，指出女性的反抗活动被排除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之外，在底层研究小组中也被贬低为只是工具性的，“男性底层人和男性历史学家在这里达成一致见解，即繁殖的性别是一个异类，极少看作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官方的历史学家和“底层研究”小组的成员都只是将女性作为从属的“他者”来看待。政治和历史再现体制抹去了她们的声音和地位。她们并非不能说话.但即便以死来言说，她们的声音也无法被听到，成为完全沉默的“他者”。

如果说“底层研究”小组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分析，那么斯皮瓦克则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对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性别问题的思考，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扩大了“底层研究”的领域。批评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由阶层延伸到性别，这也是后殖民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她对康德等人的哲学解读有矫枉过正之嫌。西方学术话语可能带有种族（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甚至与殖民扩张相联系，并为殖民统治所用。但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或盲目排外、完全抛弃西方的知识体系，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的殖民扩张无疑意味着侵略、杀戮和掠夺，但随之而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例如，斯皮瓦克以寡妇自焚为例，试图说明女性的声音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争论中被淹没。而印度寡妇自焚陋习之残忍尤甚于古代中国女性的裹足。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遵循的基本价值之一，不管是否出于殖民者统治需要和文化控制的目的对这些陋习加以禁止，客观上都应加以肯定。此外，斯皮瓦克将女性视角引入后殖民批评，涉及到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优先性问题。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民族问题往往成为主要矛盾，性别、阶级问题被置于次要位置乃至被遮蔽，往往是由情势所迫。

霍米・巴巴一方面认同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处于一种从属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关系。西方与东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权力并非为殖民者所有.被殖民“他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围绕这种矛盾复杂的关系，巴巴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模拟”、“混杂”、“第三空间”等等。

在《模拟与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一文中，霍米・巴巴将拉康关于“模拟”的论述运用于殖民地的文化分析之中。一方面，“模拟”表现了殖民者确认他者、改造他者的欲望。殖民者力图改造殖民地文化，要求被殖民者“模拟”自己，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为了达到改造的目的.殖民者必须首先学习殖民地语言、努力适应本土的文化传统，这就必须对西方权威文本进行翻译、阐释甚至修正。殖民话语在转译过程中就会造成“缺失”，使殖民话语的矛盾冲突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被殖民者是“不合适的（或不可侵占的）”主体，既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也是具有差异性的主体。通过模拟，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几乎相同却又不完全相同”，模拟构成了对殖民者“‘规范化’知识和规训权力的内在威胁”。模拟既是殖民者推动殖民权力运作的手段，也是被殖民者抵抗殖民权力的手段，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霍米・巴巴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让他更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在斯皮瓦克和“底层研究”小组的基础上，霍米・巴巴将后殖民批评的思路进一步引向社会内部。转向对美国非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理论的研究，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他指出，“少数群体”的出现源于社会内部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并且少数群体内部可能会根据不同形式的社会差别和歧视，再次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即杜波依斯所指出的“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中的偏见”，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再度边缘化，形成不断衍生的“他者”。并且，少数群体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前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也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霍米・巴巴借鉴了杜波依斯所提出的“准殖民地”概念，指出即使在当今的伦敦、巴黎和纽约仍然存在一些处于“准殖民地”地位的群体，如“居住在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劳工、美国的黑人群体，不但他们的身体被隔离，而且他们在法律和风俗方面也受到精神上的歧视……所有这些人占据着真正的殖民地地位，构成了少数群体问题的核心和本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视线由“东方”转向“西方”社会内部。如前文所指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并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同样，少数群体也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的“他者”，相反，霍米・巴巴指出：“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群体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变成少数群体是一种诗意的行为”。在他看来，少数群体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批评视角。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等重大问题。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少数群体可以形成一种跨文化的联盟，建立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因而少数群体的联盟更能准确地表达全人类的意志，更有可能找到解放人类文化隔阂的有效方法。

霍米・巴巴进一步阐释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矛盾复杂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但是他过分依赖精神分析理论。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为一种固定模式，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一些社会历史因素，同时这种模式也淡化了东西方事实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关系。霍米・巴巴所说的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文化反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无力的本能反应。他对少数群体的思考体现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由关注“外部殖民”转向关注社会“内部殖民”的趋向。他将少数群体看作诗意化的存在，但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联盟就能代表全人类的意志，又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能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不产生新的少数群体呢？

四

从以上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大致而言，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都侧重强调西方话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东方“他者”的文化抵抗。而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丰富的内涵极具启示与借鉴意义。首先，我们既要警惕西方话语霸权塑造“奴性他者”的图谋；同时我们也要尊重文化“他者”的差异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主张“开放的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差异性和有容乃大的原则，容纳和吸收不同文化的优势，为我所用。其次，我们更应体现出具有差异性“他者”的价值，在文学批评乃至思想文化建设中，应坚持差异性研究，打破西方的“准则”，抵制“趋同性”。在西方学者对他者的思考中，列维纳斯试图引进源自东方的犹太教义打破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传统，但他始终无法超越这一传统。叶秀山先生曾指出：“既然列维纳斯如同许多欧洲哲学家那样，没有较多机会接触中国传统哲学材料，中国的学者应当来‘替他’把这件事做下去，把他已经走到‘边缘’的路，继续走下去，以收资源共享、相得益彰的效果。”差异性研究可以说是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要求。再次，处于激烈变革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代中国，我们更应关注社会内部边缘和弱势的“他者”。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文化差异 沟通 误解

当今开放条件下，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信技术条件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机会越来越多。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以及思考方式等相对固定的处事模式。那么，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日常交流或者商业谈判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起因或是东西方高低语境文化差异，或是不同等等。本文首先阐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起因；然后拿美国和中国作为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国家的代表阐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最后，得出结论。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起源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推崇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主题，人的个性和自由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后，人格和自由得到了深刻的贯彻。因此，西方国家以个人主义为主导。在古老的东方国家，传统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集体与个人以及整体与地方的关系中，东方国家更倾向于集体与整体。对待个人以及集体利益的态度这是一种明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朱筱新（2003）说，作为东方国家的起源的一个重要国度，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在中国古代的农民崇尚自然，认为自然环境和气候对作物生长和丰收具有首要的作用。而在古希腊，经济依托商业、航运和手工业发展。许多希腊科学家对几何学、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天赋，这种“工业文明品格”促使西方人自觉维护自身利益，有助于西方人形成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奋斗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地理环境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河流和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东方国家文明。相比之下，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群岛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文明发源地。中西方国家的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东方文明的摇篮是一个河流流动的地方；西方文明的摇篮被大海包围。其次，东方国家以肥沃的土地为基础，可以种植谷物；在西方国家，贫瘠的土壤可以种植橄榄和葡萄。东西方国家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从而导致东西方文化不同。

二、中国和美国的差异

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有一些典型的文化特征。例如，美国人因不严格遵守礼节而出名。例如，他们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打招呼时都会直呼其名，比较随意。在美国，人们看重个人的实际表现而不是身份和地位，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使人们更容易沟通。相反，中国对于注重礼仪在世界上都是很闻名的。中国礼仪制度起源于夏商周王朝，繁荣于唐代和宋代，发展到下一个时期，最终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体系。中国人很少直呼长辈和领导人的名字，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禁忌现象。当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流时，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中国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可以直接称呼老师的名字，在他们看来，这是非常无礼的；美国人无法发现中国人如此关注细节的原因，美国人可能认为这太做作了。

在美国，“DIY”是一种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梦银（1997）指出，在美国，无论他们的身份或地位，人们做事情爱自己动手，这种风俗与美国人的先锋精神有关系。而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做事情喜欢借助外力，不太喜欢亲力亲为。一方面，一些中国人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仆人。另一方面，一些人寻求休闲。当中国人和美国人相互交流时，他们可能会因为双方的这种差异产生分歧。

美国有一个低语境环境。美国人喜欢自由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在简单的事实面前增加额外的修辞。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学习上，美国人都喜欢直接表达自己。然而，和美国差别很大的是中国国内为高语境环境。中国的高语境文化源于儒家思想，大多数时候，中国人用修辞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谦虚，笨拙等。在高语境文化中，更高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需要通过大量的问候来维持和加强。这种明显的高低语境差别可能会导致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沟通时产生误会。

在人们高度重视社会等级的国家里，人们会特别注重位置的安排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除了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外，美国人很少会注重地位等级。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车上，美国人通常没有一定的规则来安排座次。杨同宝，郑洁（2009）认为中国人非常关注座次，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最后总是最低的一代，而准备付款的人坐在左边。当一个中国人被邀请到一个美国家庭做客时，他或她希望坐在门对面的位置上向美国人问好。事实上，美国人用右手安排他们的风俗以显示平等和亲密。中国人可能会被忽视和不受欢迎，导致误会产生。

三、结束语

总之，由于地理环境，对待人性自由的态度以及经济依托等方面的差异，当西方人与东方人交流时，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因此，减少他们之间的误解，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它可以帮助西方和东方人更有效地沟通和轻松的同时加深自身的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 朱筱新. 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形成及特点[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3，17（4）：16-20.

[2] 梦银. 美国人自己来[J].当代工人，2016（23）：44-45.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跨文化 国际商务 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国际商务交际既是一种经济往来，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商务活动处在一个多元的跨文化环境中，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导致国际商务交往中的文化交际失误。东西方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冲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越来越显示出对多元文化理解的必要性。国际商务活动中跨文化意识直接决定着经济效益。如果一个跨国企业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就不仅需要掌握高超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而且需要深刻了解对象国的文化。所以，一个现代企业在国际社会的成功，不仅是经济的成功，而且是跨文化交往的成功。只有认识并重视这些文化差异才能在涉外的商务活动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国际商务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跨文化商务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文化差异是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的原因。因此，涉外企业必须重视对跨文化商务往来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才能成功地进行国际商务活动。跨文化商务交际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取向、语言、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等众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会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跨文化国际商务交际中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了解文化间的差异是国际商务交际成功的关键。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在国际商务交际中的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典型特征。受“主客体统一”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往往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主体意识。表现在语言上，“汉语多用‘人称’主语，句式多倾向于‘主动’句式”（张思洁、张柏然，1996）。例如一则外贸函电中文报盘：“我们须申明，丝绒的需求殷切，而现货有限，该盘有效期仅限一周。”汉语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比较多，这反映出中国人的交际和关注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和“你”之间。

西方思维模式起源于西方机械综合论宇宙观。（赵征军，2002）西方人注重客观事物和现象对人的作用和影响，反映在语言上，以英语为典型代表，英语“倾向于多用‘非人称’主语，句式多倾向于‘被动’，‘主动’句式并重”（张思洁、张柏然，1996）。例如：The goods were promised to be delivered within a week，and we have been put to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e through the long delay.英语第三人称的使用频率比汉语要高，多用被动语态。用了被动语态，把信息的焦点集中在实际存在的问题之上，刻意隐去责任方，给对方一点面子。这是商务文化沟通的一种语用策略。给对方面子目的是为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得到对方的支持与合作。

在国际商务文化中，无论是商务信函写作，还是商务洽谈，人称和语态的选择一定要考虑对象国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一定要遵循礼貌原则。

2.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在跨文化商务交际过程中，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往往发生冲突。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自然会产生差异，商务活动中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东西方价值观念差异包括群体依存和个体自主，这一价值观念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差异。

例如，对称赞的反应是基于谈话者共同的文化价值。如果谈话者之间的文化价值不同或者一方的文化价值不能被另一方所接受，那么称赞就不会达到目的。西方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应该受到重视，而中国人更看重集体的利益。所以，中国人对称赞所作的反应通常是不突出自己，中国人视谦虚为传统美德，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往往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称赞，把它当作对自己成就的一种承认。再如，在商业谈判中如果西方人说：“Please stop in at any time，we can have a dinner sometime，I will call you.”（欢迎你随时光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顿饭，我再打电话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向你发出邀请，这只是一种结束谈话的信号，比直接说出结束语更为婉转、得体、效果更佳。西方人的真正邀请一般包括明确的内容、地点和时间。

总之，西方人的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性。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强调个性。而中国人的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独立性，总是把自我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注重集体荣誉感，强调群体。

三、总结

世界不同文化群体既有人类所共有的思维规律，也有在自己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特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对方也用与自己同样的方式思维，从而导致交际难以顺利进行。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差异共存才是根本，是基础。林语堂指出：“确实，要想尝试去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之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胜任的。这种工作需宽广博爱的情怀。……他必须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一样去感觉事物，用心灵的视觉去观察事物。此外，它必须摆脱一切自己的潜意识思维的影响，一切从小养成的观念意识和成年时代的所得的深刻印象……只有秉此超脱与淳朴的心地，一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异族的文化。”所以，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窦卫霖.国际商务交往中的语言文化差异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