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财务能力； 地区差异； 财务环境

财务能力是企业能力的核心构件之一，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动力，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如何提升企业的财务能力就成为政府、股东和企业高管均高度关注的问题。财政部部长助理刘红薇和企业司司长刘玉廷先后在不同场合指出，要将“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能力”列入新时期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①。

我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对企业财务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对于我国企业财务能力的地区差异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现有文献中有关企业财务能力地区差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2011年1 40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公司注册地分东、中、西三组，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地区间的差异比较分析，从而为财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税收征管部门等政府部门出台扶持企业发展政策，为公司高管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企业财务能力提供经验证据。

一、上市公司财务能力地区差异的研究述评

根据企业能力理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包括战略能力、组织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财务能力等。企业财务能力是指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能力，包括财务表现能力、财务活动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由于后二者最终要体现在财务表现能力上，因此现有学者大多使用财务表现能力来衡量企业的财务能力，本文也借鉴这一做法进行财务能力的分析。

早在2002年南京大学会计学系课题组就对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情况作了问卷调查，其中有关企业财务管理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企业进行资金需要量预测时所选用的方法种类更多，财务指标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更多，财务部门在投资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更大，采用的投资决策方法种类也更多且更加科学②。齐寅峰等（2005）调查了201家上市公司和460家非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实务，但他们未进行企业投融资实务的地区差异分析。近年来一些学者就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如余宇新和郭蓉（2012）借助调研数据，比较分析了东部和中西部中小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发现东部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明显好于中西部。张敏丽（2012）在比较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各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后，发现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企业创新能力在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中直接研究企业财务能力地区差异的并不多见，这使得我们对各地区企业的财务能力之间的差异并不清楚。显然，这种现状非常不利于政府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也不利于企业管理者认清自身财务能力的不足，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企业财务能力。

二、上市公司四大财务能力的地区差异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对我国沪深两市2011年1 40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按其所在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组进行企业财务能力的地区差异分析。

（一）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的地区差异

能否按期偿还本息是企业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前提条件，因此，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保持足够的偿债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选用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三个短期偿债能力指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两个个长期偿债能力指标以及流动负债比率一个债务期限结构指标来进行企业偿债能力的地区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就短期偿债能力来看，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的中位数分别为1.983、1.408和0.569，均高于中西部企业的1.451、1.032和0.330，说明与中西部企业相比，东部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或称流动性要好于中西部企业。其中，就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而言，中部企业又要好于西部企业。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东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0.361）要低于中西部企业（0.468），利息保障倍数也显著高于中西部企业。这说明，东部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要好于中西部企业。从债务期限结构指标来看，东部企业与中部企业的差别不大，但要高出西部企业近6个百分点。因此，综合来看，我国企业的偿债能力呈“东强西弱”的格局。

（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地区差异

盈利能力是企业财务能力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本文选用了分别代表企业产品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和股东盈利能力的营业毛利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报酬率三个指标来进行企业盈利能力的地区差异分析（表2）。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的营业毛利率、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要高出中西部企业一个左右的百分点，说明整体而言，东部企业的产品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和股东盈利能力均要好于中西部企业，其中在资产盈利能力和股东盈利能力方面，中部企业又要略强于西部企业。

（三）上市公司营运能力的地区差异

营运能力是企业配置和利用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能力，体现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从本文选用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指标来看（表3），东部地区的企业应收账款周转次数要少于中西部企业，平均每年要少周转1.5次，但存货的周转速度要快于中西部0.3次左右，企业全部资产的周转速度与中部企业差异不大，但要快于西部企业。这表明，东部企业的存货管理水平相对较高，但可能是由于采取了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导致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款速度较慢，坏账风险增大。

（四）上市公司发展能力的地区差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想要生存就必须发展。但珠海巨人集团、沈阳飞龙集团、洛阳春都集团、韩国大宇集团等大量鲜活的案例表明，过度扩张可能会使得企业的融资能力跟不上扩张的步伐，严重时会引起资金链断裂；然而过低的增长速度会使企业丧失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企业规模萎缩，直至被其他企业所兼并。因此，如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为企业发展中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Higgins（1997）提出的可持续增长计算公式来测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可持续增长率是指企业在不发行新股，不改变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时，其销售收入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

SGR=ROS×ROA×RR×AE

其中：SGR为可持续增长率；ROS为销售净利率；ROA为总资产周转率；RR为留存收益率；AE为期初权益期末总资产权益乘数。

从表4列示的发展能力指标值来看，中部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最高，东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最低；但从实际增长率来看，销售收入增长率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大，且都远远超出其可持续增长率，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处于超速发展状态；东部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最高，中部次之，而西部最低；净利润增长率则与可持续增长率分布基本相同，即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整体来看，中部企业有两个发展能力指标值最高，说明从发展前景来看，中部企业有着较强的发展潜力，这可能与中央近几年推行的中部崛起、中原经济区建设等相关战略的实施有关。

三、上市公司财务能力地区差异的成因

根据财务管理环境起点论，任何事物总是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而存在和发展的，财务管理也不例外。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财务管理，其特征相异，根本原因是影响财务管理的环境因素不尽相同（王化成，2000）。因此，笔者认为，造成我国东、中、西部企业财务能力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其财务环境存在差异。根据与企业关系的不同，企业财务环境可分为外部财务环境和内部财务环境。

（一）上市公司外部财务环境的地区差异

企业外部财务环境主要包括产权保护、政府治理、法制水平、市场竞争、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专心研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的产品有更强的盈利能力；良好的外部环境，还有利于吸引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其中包括财务管理人才，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改善企业的营运能力，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前述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企业财务能力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的外部环境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樊纲等（2010）、魏明海等（2010）分别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和地区治理环境的评估结果（见表5）证实了笔者的这一分析。表5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干预的程度、地区治理环境质量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上市公司内部财务环境的地区差异

影响企业财务能力的内部环境主要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情况，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董事会规模（人数）、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等。根据大量有关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结果，两职合一不利于权力的制约，较大的董事会规模会降低董事会决策效率，较大比例的独立董事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道德风险，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因此，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财务能力。此外，由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主要是在企业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企业财务负责人的年龄和学历水平对企业财务能力也应有一定影响。一般认为，相对年轻、具有较高学历的财务总监的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会更高。

表6列示的内部财务环境相关指标的结果显示，与中西部企业相比，东部地区的企业两职分离的比例更高、董事会规模更小、独立董事比例更高、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更高，财务总监的平均年龄更小、平均学历水平更高。因此，可以认为，东部地区企业更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该地区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水平更高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能力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即东部企业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弱，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环境由东向西依次减弱。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和上市公司管理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各级政府部门要努力完善企业的外部财务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推进市场化进程，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降低财务环境的地区差异，为企业提供一个能实现经济公平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针对企业财务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区分布特征，各级地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制定与企业财务能力挂钩的财政扶持政策，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企业财务能力较弱地区上市公司的管理和指导；三是企业必须加强公司治理，发挥“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作用，完善管理层的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加强财务管理队伍建设，重点是引进和培养高层次财务管理人才，为提升财务管理能力提供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 Higgins， R.C.How Much Growth Can a Firm Afford[J].Financial Management，1997（8）： 186-198.

[2]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我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3] 齐寅峰，李胜楠，等.我国企业投资决策方法选择的调查研究[J].管理学报，2005（2）： 153-158.

[4] 王化成.财务管理理论结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 周守华，陆正飞，汤谷良.现代财务理论前沿专题[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6] 魏明海，柳建华，刘峰.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研究报告（2006—2008）[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源误配；全要素生产率；LP半参数法；地区差异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XX.XX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0-0000-00

Abstract：The paper takes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 from 2002 to 2013 as a sample and calculates the TFP of the enterprises of the 31 provinces in China and compares its regional disparities by LP semi-parametric method. The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thesis demonstrates th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through studying the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and the covariance （OP covariance） between enterprise shar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t only each region of the TFP has the difference and areas with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the lower th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degree ， but also most regions have been improved constantl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is narrowing.

Key words： Resource mis-allocation； TFP； LP semi- parametric method；Regional differences

引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不同区域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的非一致性却日益突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绩效的提高实际上就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国家或地区贫富的差异是来源于生产率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的不同是引起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Howitt、David Sondermann认为，国家之间比较大而持续的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是由生产技术缓慢的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其它国家而导致的[1，2]。除了技术效率原因以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成为影响生产率的更加重要的原因（Próchniak，2013；Andersson，2013）[3，4]。许多制度体制、政策等因素都可以导致资源误配置，从资源误配的角度来理解跨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Hsieh and Klenow（2009）分别测算了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推测出在制造业产业内，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像美国一样将资源配置给更高生产率的企业，那么这两国的生产率分别能提高30%～50%和40%～60%[5]。聂辉华等（2011）以1999年到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为样本，采用OP协方差法来衡量中国工业的资源误配置扭曲程度。结果发现，中国三位码制造业的OP协方差仅为-0.005，这表示资源类似于随机配置，与资源最优配置的程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6]。杨孟禹等（2015）从要素流动的视角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认为提高区域的要素配置效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7]。柏培文（2012）基于产业角度测算了中国和各省份1978～2010年代表性年份的劳动生产率的扭曲程度，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配置扭曲程度最高，但是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8]。

国内鲜有关于资源误配置和地区生产率差异研究的文献报道，已有文献大多数主要是基于农业和制造业研究资源误配与全要素生产率，而针对工业的研究比较少。我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工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很多的政策性壁垒和市场扭曲，资源误配成为阻碍经济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大多数文献对于总体TFP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出发，要么采用传统的索罗余值法，要么采用数据包络法（DEA）和随机边界法（SFA），从企业层面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TFP的文献屈指可数。本文采用国际主流LP半参数法来计算TFP，这可以有效的解决生产要素与生产率相关而导致的联立性问题及生产率与企业退出市场相关而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9]。同时，本文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来专门研究资源误配具有一定的直接性和创新性，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OP协方差两种方法从地区的角度刻画我国工业资源误配置的情况，系统分析出我国各个地区的生产率分布和资源误配置的程度，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再有针对性的改善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置效果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1.2我国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通常企业层面的数据会存在很多异常的观测值，考虑到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依据标准的数据剔除程序（谢千里等，2008）[10]，在筛选数据样本时剔除了以下观测值：（1）主要财务指标为0或缺失的；（2）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3）不符合“规模以上”的企业；（4）在上述一般性剔除程序完成后，还剔除了生产率位于前后1%分位的异常值。在进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之前，需要进行价格指数平减，这样得到的生产率即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率。由于我国每个地区物价波动幅度不同，本文采用各个省份固定资产的投资价格对资本进行价格平减，采用各个省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中间投入和总产值进行价格平减。其中的价格指数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纂的《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对区域的划分按照世界银行（2006）的标准[11]，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其中东北地区包括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河南；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和浙江；西北和西南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甘肃、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和。

为了比较分析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在测算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后，还需要测算出各个地区的总量生产率，在这里，借鉴Olley and Pakes（1996）的方法，将地区总量生产率定义为所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12]，用公式表示为：

在这里， 表示的是权重，它是用企业的生产份额来表示的，在本文中是用企业的产值除以该地区总产值求出的。

总的来说，从TFP水平指标来看，2002～2013年期间，我国地区层面生产率最高的是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东北地区，最后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从TFP增长率指标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着较高TFP增长率，这意味着我国工业企业在总体上存在着收敛的趋势。

2资源误配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分析

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生产率，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则表现为生产率的异质性。同时，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资源误配置成为影响生产率的关键性的原因。下面就将探讨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程度，进而考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否与资源误配置程度相关。

2.1离散程度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的比较分析

通常采用9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1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90/10）和标准差作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的指标。表2给出了样本区间内的三个代表性年份（2002年、2007年和2013年）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的指标，即90%分位数与10%分位数之比（90/10）和标准差。

由表2可以看出，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90/10和标准差在四大区域中最小，这表明该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大值与较小值之间的差距最小，也就是说生产率的离散程度最小，这意味着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资源配置程度相比其他区域来说较合理，资源误配置程度最低。其次是中部地区，而东北地区及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企业离散度较大，表明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为严重。

特别的，以2013年为例，生产率离散度最高的是西南和西北地区，该地区的9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1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4.73倍，由于2013年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企业总数目为41243，这表示在同一个市场中，有大概4124家企业的经济效率是其他4124家企业的4.73倍，然而这两者却能够同时存在同一个市场中，这是非常明显的生产率差异，表明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资源误配置扭曲程度最为严重。同时，从2002年到2007年再到2013年的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四大区域的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在样本考察期间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企业TFP均值随着年份逐渐增加，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完成，中国四大区域的资源配置效果逐步得到改善。

2.2 OP协方差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分析

除生产率的离散度外，OP协方差是度量资源误配置扭曲的另一个常见工具。OP分解法的分解方程式为： 。其中， 是行业指标，表示加权的行业平均生产率； 是企业水平的指标，表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是企业活动份额；加横线的则表示该指标的算数平均值。该方程式右边的另一项是OP协方差，即表示企业活动份额与生产率间的协方差。OP协方差的经济含义可以表示为：如果一个地区的资源能够实现优化配置，那么该地区那些贡献了较多生产率的企业应该相应地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配置，OP协方差就越高；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资源没有实现优化配置或者优化配置效率低，那么该地区的OP协方差就越低。同时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在样本考察期间的资源配置的改善情况，本文将样本考察期间分为两个时期，即2002～2007年和2008～2013年，分别计算OP协方差值和增加值，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分别计算了我国31个省份2008～2013年和2002～2007年这两个时期的OP协方差和增加值。整体来看，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大部分省份工业整体资源配置效果低下。而在2008～2013年期间，全国省份的资源配置效果都得到了优化，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作用，使得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以得到较多的资源，资源配置效果得到了优化。

同时，我国四大区域的资源误配置程度呈现较大的差异。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首先资源配置效果最好的是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具体表现为北京、上海、山东、福建和广东的OP协方差值在两个时期都相对最高，这说明，这几个省份的资源配置效果在全国范围内相对最好。同时，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9个省份的OP协方差增加值都相对较大，可见，资源配置效果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提升。其次是中部地区，其中湖北和安徽的OP协方差在2008～2013年时期分别达到了0.099和0.085。而湖北省和安徽省的地区生产率是中部地区同样位居前两名的省份，这可以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市场经济越完善，资源误配置程度就越低。再次是东北地区。在2002～2007年期间，东北三省的OP协方差值相对中部地区来说较低，这说明资源配置效果较差。而东北三省的TFP和TFP增加值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也是相对较低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在东北三省的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占的比重很高，因此影响了该地区的资源配置效果。在2008年以后，东北地区整体的OP协方差值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资源配置程度得到了改善，并呈现出优化的趋势。最后，西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资源误配置程度最严重的区域。在2002～2007年期间，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市OP协方差值为负数，可见其资源配置类似于随机配置，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并没有得到与其生产率贡献相一致的经济资源，存在着严重的资源误配置扭曲现象。2008～2013年期间，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些省份如四川、山西、海南等省份，它们的OP协方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资源误配置情况有所改善，这得益于我国政府在2003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2～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水平的数据，采用LP半参数方法估算了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OP协方差方法来研究资源误配与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各地区TFP差异较大。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及中部的企业TFP均值最高，2013年企业TFP均值分别达到8.32和7.65；而东北及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企业TFP均值比较低，分别为6.88和6.41。

第二，各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差异较大。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及中部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低；而东北地区及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为严重。

第三，资源误配置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环渤海、东南及中部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越低，TFP离散程度越小，OP协方差越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越低的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越高，则TFP离散程度就越大，OP协方差就越小。同时，我国地区资源误配置的程度和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收敛趋势。

要改善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我国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减少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改变金融机构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信贷政策倾斜的现状。

第二，加强对产业政策的完善，政府不仅要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制定的产业政策应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平等对待，减少不平等的保护措施，尊重市场的选择。

第三，降低地区边界效应，消除垄断势力，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定更加合理的贸易政策，从而减少由于不对称贸易的自由化而造成的资源误配置扭曲，避免企业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参考文献

[1]Howitt，Peter.Endogenous Growth and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90）：829C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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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dersson， F. N. G.， Edgerton， D. L.， & Opper， S. A Matter of Time： Revisiting Growth Convergence in China[J].World Development， 2013（45）：239C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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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聂辉华，贾瑞雪.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配[J].世界经济，2011（7）：27-42.

[7]杨孟禹，杨芳.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再研究――以重庆为例[J].软科学， 2015（8）：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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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evinsohn， James， and Amil Petrin.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4）：317C341.

[10]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J].经济学（ 季刊），2008（3）：45-56.

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3篇

关键词：跨文化管理 文化冲突

跨文化管理是全球性竞争和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领域的角度看，国界正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如今，技术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决定性因素，加速了跨国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还改变了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实质，各国经济互相渗透、相互依存。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跨越国界，拓宽自己的视野，重新审视竞争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更重要的是，组织得直接面对其他国家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资本相容、智力相容和文化相容，跨文化管理，就是要在保持本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创新、自成一家。跨文化管理不是管理文化同一化，而是要以文化上协调配合来处理文化上的差异，缩小文化上的差异；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要在相互学习、借鉴、包容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经营观并建设具有个性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

跨文化管理作为一个全新的经营概念是国际商务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产物。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联盟以及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进步，使得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商务交往的范围和空间更为扩大。这也同时要求各国企业经营必须从单一的文化模式向多元的跨文化模式转变。世界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表现为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和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因此，所谓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跨文化管理学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最合理地配置企业资源，特别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企业的潜力和价值，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

东西方文化差异影响我国企业跨国经济活动

在跨国经济活动中，东西方在文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性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假设，就深深植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并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之基础。理论上把人作为理性动物，管理上则以理性的原则来服务、调节和控制自然人性。但在现实中，人并非真的是那么纯粹的理性动物，而更多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这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传统管理理论所难以应付的。东方文化对人的理解则保留了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理论上过多地强调人伦观念及家族式的等级观念，强调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实践中便以伦理观念冲击理性原则，造成人际关系的复杂与混乱。因此，在跨国经济活动中，东西方文化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理解和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个人本位的竞争观与群体本位的和谐观的差异

西方文化是以自我实现为价值取向，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个人行动的自由、权利、竞争和独立。这种价值观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更为明显地反映出来，表现为从事商务工作的人员具有很强的个人奋斗意识和竞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企业鼓励雇员个人奋斗，不断创新。个人能力是以个人的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并且以契约的形式作为联系企业与雇员的纽带，将个人能力与企业报酬和补偿结合为一体。而中国的企业文化往往更加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企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个人的成就由企业和国家共同分享。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个人的能力如何出众，而是看个人为企业和国家的公众福利事业作出了多少贡献。它要求的既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也是人与人的和谐。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市场竞争渐趋激烈，但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还是以“和谐”为原则。无论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还是在企业内部的各阶层雇员之间，仍然讲求团队合作精神，反对彼此倾轧。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在跨国经营中很有可能产生文化冲突。

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东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观念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

以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时间观念，视时间为大自然所固有之物，是环境的另一成份，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有限的资源，所以可以像商品、金钱一样获得和使用，时间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为了充分利用人生有限的时间，商务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应制定详细计划，时间单位被划分得很细，而且严格按照时间。东方文化的时间观则把时间看作是无穷尽、无限度的资源，强调事务的完成和人的参与，而不是紧扣死板的时钟。在中国，提前完成工作或超额完成计划是一种应该受到表扬和值得提倡的行为，而在西方，则被视为是计划性不强或违反既定的工作计划程序和规定，就是这种价值观差异的典型表现。

在雇员与企业的关系上，以什么作为合作共事的准则，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西方企业要求注重法律、注重契约的观念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合同或企业规则以及既定的工作计划程序和规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企业或公司的委托人可以有权取消所有不成文的规定。西方文化反映在国际商务管理方面，经常表现为轻视人情和传统习俗，只尊重规则和制度，一切服从合同和计划。东方文化的传统伦理思想所注重的则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与和谐，对于企业规则和契约往往认为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的补充约束。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他们非常重视契约的精确性，也非常尊重契约的权威，契约一旦生效就会严格执行。可是在东方文化的传统中，更注重的是信誉和信任。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实际是价值观的差异，是重规章制度还是重人情的差异。

因此，中外合资企业要获得健康发展，中外双方就必须重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

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冲突对于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济活动的影响

文化冲突影响了我国企业与外商企业之间的和谐关系，产生“非理性反应”

所谓管理，是“管”与“理”的有机统一。如果跨国公司管理者不相信工人，只“管”他们，而不会“理”他们，这样下去，管理者和职工就会变得更加疏远，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就会增加，自然就会影响沟通，甚至造成沟通中断。管理者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这种文化冲突，对职工采取情绪化的或非理性的态度，职工也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误会越多，矛盾越深，对立与冲突就成为必然，于是相互之间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可能导致国际经营活动和商业合作的失败。

文化冲突导致我国企业市场机会的损失和组织机构的低效率

由文化冲突形成的误解和不信任增加了国际商务活动的市场交易成本，甚至是市场机会的损失。随着跨国公司经营区位和员工国籍的多元化，这种日益增多的文化冲突就会表现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和外部经营中。在内部管理上，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行为规范必然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大，增加组织协调的难度，甚至造成组织机构低效率运转；在外部经营中，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使我国企业不能以积极和高效的组织形象去迎接市场竞争，往往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丧失许多大好的市场机会。

文化冲突使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陷入困境

不同背景的文化冲突还会影响我国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要求各国的企业打破国别经济界限，树立全球经营意识，在企业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制度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全球战略是国际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对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全球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以全球性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的管理体系作为载体。这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全球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为了实现企业长远战略和全球战略目标，我国企业必须以世界通行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作为运行模式。

跨文化管理能提高我国企业跨国经济活动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实施跨文化管理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如何通过跨文化管理提高经营效能已成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海外投资是近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事业，是以对外出口贸易为导向逐步形成的。但是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在国外的拓展。国企延伸到海外，就使企业具有了双重性质。在形式上，它是一个私营企业、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向当地纳税。实际上，大多数仍是作为国内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类似工厂的一个车间。总体上说，中国的对外经营不论从投资的规模还是从投资项目上，都还处在初始阶段，大部分企业离国际化的标准相去甚远。另外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方式及管理习惯与其他民族有很大区别。最为突出的是缺乏明确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的文化对员工束手束脚，使之难以独立开展海外市场和缺乏经济活动中的冒险精神。鉴于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必须抓住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充分认识并有效利用跨文化管理等手段，把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引向深入。

中国海外企业需要跨文化管理

随着我国企业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在境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建立了企业。 在这种新形势下，企业跨国经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进行全球投资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便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的海外企业及其它机构与不同文化背景和层次实现沟通和合作是我们急需研究的课题。

中国三资企业需要跨文化管理

我国在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管理，使不同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管理方法、思维方式、道德和行为规范发生了正面的交汇和碰撞。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境内的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必然要受到中国大环境的制约，所以它不但要遵守中国的有关法规、制度，而且其组织管理体制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三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具有双向性，其员工多来自中国本土，他们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外双方的沟通可能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同管理方式的融合过程也是长期的，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及融合必将促使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走向全球化、高效化、多元化。

中国国内各地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需要跨文化管理

我国是一个地域宽阔、民族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所处的地域和民族不同，必然造成人们在文化上的差异。

处理好中外企业之间文化的交融与冲突

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强化跨文化管理以化解中外企业文化冲突，达到跨文化的参与及融合，以使我国企业跟上世界企业管理发展的步伐，有效掌握和利用跨文化管理这一手段，积极促进进行跨国经济活动的企业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首先是识别文化差异。由于文化冲突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跨国企业经营管理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其次是进行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是为了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第三是建立共同的经营观和公司文化。通过识别文化差异和进行跨文化培训，公司员工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加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培训，有意识地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大力提倡、推广应用国际化工作语言，在公司内部形成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的风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的原则要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以加快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参考资料：

1．[英]帕特乔恩特、马尔科姆华纳，《跨文化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8

2．张静河，《跨文化管理》，安徽科技出版社，2002，2

3．姜岩，《中外企业文化交流、冲突与协调》决策借鉴，2000，2

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东盟 北部湾 企业文化队伍 广西沿海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88-03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企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持续生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而能否落实好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能否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步步深入、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人才队伍。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吸引了大批企业纷纷落户。在企业落户的推进时期，在企业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企业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机遇和挑战同在。

一、面向东盟的北部湾企业文化队伍建设的机遇

1.企业文化队伍建设的基本前提条件。企业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和物质基础。北部湾地区飞速发展带来的大批企业兴建，不仅使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队伍的建设变得十分必要，而且为有特色企业文化的生成，企业文化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随着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广西钦州港口岸扩大对外开放的批复，北部湾地区成为中国连接东盟商道的前沿阵地，已步入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大批企业抢滩布局，加入北部湾开发建设中。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从2003―2010年期间，北部湾沿海三市的大小企业注册数量从原来的8 600多家，发展到12 000多家，职工近20万人，发展到30多万人。

2.企业文化队伍建设的组织条件。企业家协会的初步成立，为企业文化工作队伍在本行业和学术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为规范企业文化管理层和企业文化工作实施人的文化行为，为企业文化人提升企业文化改革创新的理论素养提供了组织基础。2003年1月，广西企业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大会暨广西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召开。2004年以来，北海市、防城港市也先后成立市、县级企业家、女企业家和青年企业家协会。2005年6月，钦州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2007年10月钦州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重新登记成立。2008年9月首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文化论坛举办。2009年12月，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

3.企业文化队伍建设的舆论条件。一是少数地方党政部门的电视、报纸、网络等“声像文字”初步开辟了“企业形象”展示栏目，为广大企业文化工作者配合地方官方媒体阶段性开展卓有成效的企业文化宣传提供了途径；二是少数企业内部网站开发、内部报纸刊物的出版、企业文化环境的相对改善，使企业文化人在推动内部企业文化信息传播中得到锻炼；三是各种企业展示会（如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企业文化交流论坛、开工典礼、大专院校和地方文艺团体赴各企业开展联谊演出等，为企业文化工作者开拓了视野，提高了技能；四是社会各种学术性、综合性期刊开辟专栏，开展了相关企业文化研究和讨论，为企业文化人提供了提高企业文化理论水平和拓展思维的渠道。

二、面向东盟的北部湾企业文化队伍建设的挑战

1.多数企业无专门的企业文化队伍。认识与重视程度不够，多数企业没有专门的企业文化队伍。“2003年9月，某调查数据显示，在北部湾沿海三市的企业中，70％的企业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的必要性，30%的企业虽然有管理部门”，但形同虚设，没有具体的负责人，更没有开展相应的活动，特别是小企业认为企业文化与业绩没有直接的关系，与其建设企业文化，不如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1]。另外，投入经费不足，企业文化队伍紧缺，兼职现象严重。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一些老的国营小企业和新开张的民营小企业，他们资金薄弱，聘请的人员一身兼几职，无法兼顾什么文化事业。

2.企业文化工作者思想存在误区。企业文化工作者的观念还没有从政工干部意识中转变过来。在极少数存在专门企业文化工作者的企业中，企业文化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企业的文化工作人员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工干部”的喊口号、“唱歌”、“跳舞”等文体活动的形式上，不能主动把企业文化与企业改革、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还没有真正从协助企业班子塑造企业精神，以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和发展战略为中心，建设企业文化场地角度来开展工作。

3.企业文化工作者缺乏特色意识。北部湾地区企业文化工作者或年轻，或从异地他乡远道而来加入到北部湾的开发建设大潮，缺乏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提炼。北部湾文化历史深远、丰富多彩，如家文化、客家文化、珍珠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民族英雄文化、坭兴陶文化、京壮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等都是北部湾企业文化取之不尽的营养源泉，而区域的企业文化工作者，甚至企业领导层对北部湾的传统文化还缺乏了解。北部湾企业文化工作者缺乏对东盟各国文化、国际贸易政策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地处北部湾经济区改革开放的前沿，设有“企划部”或“宣传部”、“人力资源部”、“党群部”等少量大型合资企业或国企，虽有专人负责企业文化工作，但这些工作人员对东盟十国的民间习俗也是略知皮毛，对国家和广西关于跨国企业和国际贸易的政策也是一知半解。

4.企业文化工作队伍的外延被缩小。北部湾地区少数企业虽有企业文化工作者，但缩小了企业文化工作队伍的外延，没有把企业领导者的战略思考、示范作用，专职文化工作者的策划宣传、主动作用与员工的基础作用、主体作用相结合。部分企业认为企业文化是由专家策划的，员工是被动的接受者。部分国企文化工作者认为企业文化是政府的事，政府没有指示，就不想干；还有少数民营企业的文化工作者认为，企业文化是老板的意图，只要按照老板说的办就行了。

三、面向东盟的北部湾企业文化队伍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吕余生曾提出，“新时代、新形势对企业文化工作者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在构建北部湾企业文化过程中，要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建设一支有坚定政治立场、宽广战略眼光、广博文化知识、崇高职业精神、过硬工作本领的企业文化工作队伍，这样就能打造出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开拓性、创新性的北部湾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为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想，从重视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制度等开始转为重视企业的价值观，体现了企业的组织行为的整体性，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及地域、民族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上面陈述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以观念转变为先导。 企业文化工作者要正确把握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企业文化是个体在某个特定企业环境中的行为方式，是指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和发展目标的总和。企业文化以全体员工为工作对象，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交心联谊等方式，以最大限度地统一员工意志，规范员工行为，凝聚员工力量，为企业总目标服务。因此，作为北部湾企业文化工作者，只有充分领会企业文化的深刻内涵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建设的效能，才能根据企业文化的构成要求，以身作则去践行企业文化行为，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企业文化工作者要转变观念，正确处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企业文化建设是方兴未艾的企业文化管理战略；二者在企业生存发展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不可相互代替，应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企业文化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经营管理中的极好途径和载体，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时代感。与此同时，企业文化工作者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也应当很好地利用和发掘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优势来推动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作为北部湾企业文化工作者要运用生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宣讲“北部湾速度”、“北部湾精神”，宣讲北部湾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宣传国家支持北部湾发展的有利政策，让企业员工触摸到北部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激发起员工的积极性和建设热情。

2.以特色打造为重点。企业文化工作者要在强烈的自觉意识下研究北部湾文化特质，培育鲜明的北部湾企业文化。构建一个区域的企业文化，首先要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文化、民俗文化，挖掘其文化特质，否则区域企业文化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北部湾经济区沿海三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孕育了非常独特的区域文化，即底蕴丰富的历史文化，博大开放的海洋文化，颇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色彩斑斓的西方文化，活跃起伏的开放文化。整理、开发、利用这些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成为构建面向东盟的北部湾企业文化的基础。

北部湾地区作为中国连接东盟商道的前沿阵地，活跃开放的文化是北部湾企业文化最值得发扬的文化资源之一。北部湾经济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是广西最早受东南亚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西方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使该地区得现代文明风气之先，孕育了人们开放、进取、敢竞争、不保守、敢反抗、敢争先的人文精神，比如“钦州精神”，这个基础是培育面向东盟的北部湾企业文化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企业文化的源泉，所以北部湾地区企业文化工作者在北部湾与东盟合作的大背景下还必须坚守自身特色，把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相一致，与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企业自身的特点相适应，与企业自身条件相吻合。

3.以尊重文化差异，重视文化认同为策略。随着北部湾地区逐步走向区域化和国际化，必然引起文化之间的碰撞或摩擦，所以企业文化工作者要了解和尊重东盟国家跨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与东盟国家的文化存在同源性，共同认同于东方文化体系，但是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差异以及生产和实践的特殊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价值观念、、民俗习惯等许多方面。（1）语言表达差异。企业文化工作者要熟悉东盟国家的语言，以更准确的了解各地的市场信息，进行文化信息交流与传播，为企业高层适时提供决策参考。（2）价值观念差异。企业文化工作者要充分了解东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企业的价值取向的本质，达到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的效果。（3）差异。东南亚地区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使得本地区各国间及国家内部民族宗教关系复杂，不同的带来不同的文化倾向，对此，作为一个开放度不断扩大，与国际接轨日益频繁的部级经济区企业的企业文化工作者，务必要深入了解各国各民族的的异同，为双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4）民俗习惯差异。虽然儒家文化在东盟国家具有普遍的认同价值，但是在与东盟国家文化实际的沟通过程中还必须承认其习惯上的明显差异。所以企业文化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推动文化融合，做民族文化认同的使者，同时要熟悉异国风俗、礼仪的表达，防止双方企业中信息传递的失真与误解。

4.以健全制度机制为保障。北部湾地区的企业应建立企业文化队伍建设专项经费制度，使企业文化队伍建设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建立企业文化队伍的定期培训机制，使企业文化工作者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培养和提升跨文化管理的能力并及时有效地从生产实践中吸取营养；建立合作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各级企业家协会、研究会等机构，举办企业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以会代训等形式让企业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企业文化学习。与区内外高校或相关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校企合作，设立企业文化学科体系，改革企业文化课程，增加东盟企业文化相关部分，向北部湾企业培养和输送企业文化专业人才；建立企业文化队伍的考评和激励机制，定期对企业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进行奖励，对相关企业员工进行考核。

5.以舆论传播为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员工不是企业文化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将企业文化及它所引发的一切消息动态及时传达给每一个员工，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前提。北部湾企业文化工作者要积极大力争取本企业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加强和各级官方和民间的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沟通和联系，时势策划本企业的形象宣传，努力构建一条纵向和横向畅通的企业文化展示平台，只有广大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企业文化队伍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6.以理论创新、战略创新为方向。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当前北部湾沿海三市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也不利于对企业文化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借鉴各地企业文化研究的先进经验，认真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操作方法和客观规律。企业文化的研究应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应侧重于以下四个方面：（1）在北部湾和东盟合作的跨文化背景下，学习探讨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学习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2）加强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等的实证研究；（3）加强企业文化队伍自身建设的研究；（4）加强对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学璞，林石火，杨春晓.钦北防三市七单位企业文化调查报告[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4，(4).

[2]吕余生.试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企业文化的构建[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10).

[3]中国文化促进会.2006―2020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纲要[Z].

[4]王子昌.文化认同与东盟合作[J].东南亚研究，2004，(5).

[5]领导干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EB/OL].省略/newshtml/2006-12-27/36810.shtml，2006-12-27.

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5篇

关键词：塞尔指数； PM2.5空气质量指数；税率差异化；公平性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大气污染和环境质量已然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北方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连续多日空气污染情况超过警戒值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担忧。

（一）PM2.5指数。2012年2月，国务院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2013年2月28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称PM2.5拟正式命名为“细颗粒物”。随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PM2.5空气质量指数的关注度上升，一些主要城市也陆续开始检测并公布PM2.5指数，增强企业和个人对保护大气环境的意识。

（二）环境税现状。环境税（Environmental Taxation），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Ecological Taxation）、绿色税（Green Tax），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征环境税，如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2011年12月，我国财政部亦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

然而，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依靠环境税的征收缓解大气污染问题，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我国各区域长期发展不均衡，各地环境质量差异较大，尤其是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政策均有很大差异，分区实行环境税差异化税率，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三）塞尔指数。塞尔指数作为衡量相对差距的主要指标之一，其突出特点是可以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便于考察和揭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鉴于此，本文在进行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四区环境税税率差异化分析时，提出了衡量PM2.5空气质量指数区域差异的塞尔指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地实行差异化税率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并在并提出了四区环境税税率设定的建议，预测了环境税差异化税率实施后达到的效果和潜在影响。

（四）现实情况。在我国，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既能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需要，又不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税税率政策，出发点应当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并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家整体财力的可能，以及纳税企业的纳税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确定一个适度合理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同时，环境税税率政策的制定，要有利于平等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公平竞争和发展，就必须要坚持公平税负的原则。

二、研究区域

（一）区域环境概况。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当地居民对于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程度也不同。为实现社会税收再分配公平，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区域空气状况的税收比率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华南、华东、华北、西北四个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同、地形地貌环境不同而导致的空气质量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从地理上看，华北地区以温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四季分明，冬季盛行西北风；地形三面环山，复杂多样，主要由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构成。在封闭的山谷盆地中，因四周群山屏障的影响，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华东和华南地区地形以丘陵、盆地、平原为主，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夏季吹东南风，冬季吹西北风，高温高湿的环境同样不利于污染物扩散。而西北地区距海遥远，再加上地形对湿润气流的阻挡，仅东南部为温带季风气候，其他区域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而干燥，夏季高温，降水稀少，自东向西递减。由于气候干旱，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都很大。

（二）区域经济概况。从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华北地区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较高的速度。特别地，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和化工等产业为支柱的完整工业体系。其中，煤炭的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华北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值。近年来，华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它是我国南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总体而言，以传统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华北地区污染物排放较大，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华东、华南地区相对排放较少。而西北地区则主要承接了华北地区相关重石化工业的转移。

（三）当前环境问题。从当前环境状况来看，当前华北地区面临的最重要的环境危机，当属大气污染。冬春季节严重的沙尘暴和雾霾天气，严重威胁了该区域人们的健康状况和人居环境。从全国空气污染指数、PM2.5等指标来看，华北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远低于华东、华南和其它区域同期数据。根据环境保护部的2013年空气质量状况报告来看，华北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仅为37%，重度污染天数为16.4%，严重污染天数为8.4%；相比较来看，华东和华南地区重度污染天数仅为0.9%和0.4%，且没有严重污染记录。华东和华南地区虽濒临海洋，海洋的湿气凝结成雨，下雨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空气，使得环境空气质量明显优于华北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化石能源的燃烧、大量汽车尾气的排放等也使得两个地区的雾霾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西北地区的环境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出现种种问题，如干旱缺水、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等，再加上因华北地区第二产业转移带来的空气质量问题，实施环境税限制污染物的排放迫在眉睫。

（四）样本城市选择。综合以上各点，我们首先筛选出华南、华东、华北三区所辖的有PM2.5值监测的城市

并在各区域中将这些城市按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罗列，从高至低进行排序（统计局官方GDP数据）在各区域中按经济高低划分为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中下水平城市三档，从每个地区的各档城市中各挑选头两个城市作为样本。由于西北地区空气监测平台匮乏，获取PM2.5数据难度大，且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故只挑选西北5个省会城市作为样本。

三、研究方法

（一）塞尔指数。研究过程中，我们运用经济学科中研究区域差异问题的探讨方法，如塞尔指数、方差、调整极差、基尼系数等方法，特别是塞尔指数，研究不同地区资源配置公平的问题，从而探讨税收在再分配中该如何合理配置资源。

分析图表1可知，各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塞尔系数各不相同且差距较大，这反映出各区域间区域内的PM2.5值差异大，相应造成的污染程度就有所差异。区域间差异最大的是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地区的GDP仅占四个地区的8.76%（最小），而PM2.5排放占24.5%（第二），而且投入产出比不高，造成公式分子较大，分母较小。而区域内差距，华北地区的塞尔指数是最高的，因为华北地区的PM2.5值排放量最大，但其第二产业的产值又相对较小，投入产出比不高，同样造成公式分子较大，分母较小。相对而言，华东、华南地区的塞尔指数值较低。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西北地区区域间贡献率最大，由此说明西北区域相对另三个区域来说，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正在进一步扩大。假设不考虑各区域历史环境问题，即在同样的环境因素下，每一单位的第二产业的GDP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西北的贡献较大，因此，这一区域所负担的环境税也应提高。而华北地区区域内差距较大，因此该区域内部环境税要有所区分。

而华东、华南区域间差异为负数，是因为与华北、西北地区相比较，两区域第二产业GDP值较大，分别达到23384亿和15179亿，近似于占了40%和26%。于此同时，两区域的PM2.5分别占23%和16%，所以代入LOG函数后因为二者之比小于1，才产生了负数。但这并不能说明华东、华南环境污染不严重。此外，这两区域的区域内贡献率均较大，因此区域内部也要有所区分。

五、税率差异化与税负公平性分析和影响

（一）区域税率差异化。针对近年来大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开征环境税，利用法律规范来控制环境污染，已被认为是改善这一状况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国大气污染现状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以华北地区空气污染尤为严重，因此，我们提出了开征环境税的预测，并基于华北、西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环境污染现状及PM2.5差异塞尔指数分析，提出分区制定差异化税率的设想。

环境税税率的制定，必须体现各区域自然环境、产业分布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差异，即华北地区税率最高，西北地区次之，华东和华南地区相对较低，四个地区税率呈阶梯递减。

由“拉弗曲线”我们可以知道，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呈现“倒U型”结构。因此，环境税税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税率过高会影响经济发展，增加企业的负担；税率过低则不利于税收调控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针对西北地区的税率制定，尤其应该体现这一原则。西北地区历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长期以来，国家都把扶持西部地区发展作为主要的战略，并在该区域投资、税收和企业发展方面给予众多的优惠政策，减税也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即使在未来开征环境税，考虑到西北地区客观条件的特殊性，在环境税的制定上也应当给予一定的优惠，如降低税率、计税时扣除一定比例的税额；等等。

同时，在制定环境税时，实行以PM2.5排放量为标准的累进税率，设置多级累进税率，对污染较高的企业加重税率，污染较少的企业减轻负担，以体现公平效率原则。此外，我们需要强调，环境税是基于不同区域第二产业产值对环境造成伤害所应负担，而征收的环境税也主要用于整治该城市的空气污染，所以环境税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潜在影响。环境税的作用并非在于增加政府收入，打压污染企业的发展；而是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刺激企业减排，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考虑到在开征环境税之后，企业的税负加重，可能会使企业减缓生产，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征收环境税可以激励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在减少排放的同时保证经济产值。

在制定区域差异税率的同时，对于区域内污染较少的企业，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使环境税的征收更加公平。比如，华北地区的区域内排放差异较大，是由于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和主导产业不同造成的，应当在区域内部也体现税率的差异化，保证企业税负相对公平。在实际征收环境税时，排放较少的企业可以凭企业环境评估报告到地税局申请环境税优惠税率及退税，相关资金从该市环境税收收入中提取，从而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所以，如果企业顺应市场、顺应科学发展、贯彻节能减排，征收环境税不会对企业造成很大负担，而会使企业的产值与环保工作良性发展。

（三）局限性。在我们目前的研究报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研究的PM2.5空气质量指数，是一个较新的指标。我国从2013年开始才有官方的检测数据，且目前

PM2.5的城市仍然很少，主要都是各省的部分大城市。

其次，现在公布的PM2.5数据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监测标准也不统一，受到了许多质疑。据报道，有些城市把检测

PM2.5的基站设置在城市中环境较好、离污染源相对很远的地方，以对外隐瞒大气污染的实际状况。若现在开征环境税，则可能导致部分城市为了保护本地企业，虚报PM2.5指数，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另外，我们所采用的主要城市GDP数据，只局限于第二产业产值，这是考虑到第二产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当然，PM2.5的来源很多，其他产业和居民日常生活也会排放，我们此次的调查数据并没有涉及这些方面。随着我国部分城市逐步公开PM2.5污染源的分布情况，完善监测机制，这一情况将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 经济研究导刊：《四川省区域发展差距的赛尔指数分析》 ，刘素贞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都610031） 2009年第24期 总第62期）

[2] 中国证券报：《环境税预期升温 环境治理再引关注》，魏 静 2013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