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赛义德　东方学　后殖民理论　后马克思思潮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018－05

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问题域――后殖民理论。该书不仅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模式，更展示了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评的范本，从而使赛义德成为后殖民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正如约瑟夫・布里斯托在《帝国男儿》中所言，有关后殖民性的争论肇始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霍米・巴巴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也都深受其影响。巴巴在《后殖民批评》一文中说，“《东方学》开创了后殖民领域”，斯皮瓦克则评价该书是“我们学科的基藏读本”。寻溯赛义德的思想来源，不仅有助于把握后殖民理论的渊源流变，而且为我们分析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定位提供了某种可能。

一

不可否认，在《东方学》声名大噪的背后，一方面固然是缘自学术性本身，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东方学”现实的政治指归。“东方学”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作为一种跨学科的言说方式，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不仅作为“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更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成为“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赛义德指出，“制造出‘东方人’的形象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其作为人的权利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联结并不纯然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然而，却是一个有着某种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智识性问题”：“我心中总是存有某种合理的期望：东方学不要总是像以前那样几乎不受任何质疑，不管是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而言”。

在当代知识界，讨论知识――权力关系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福柯。实际上，《东方学》与现实政治实践的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福柯的“权力”理论。在福柯看来，知识总是与权力的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权力通过知识发挥作用，知识根植于权力之中。他强调历史是人类从一种统治到另一种统治前进的权力仪式的戏剧，是一部没完没了重复进行的关于统治的戏剧，整个西方的历史是偶然的，只是不同权力与知识的结合。知识与权力的密切联系在于：一方面，知识来源于权力，被权力所驱动：另一方面，知识又是一个生产、规范、循环、操作权力的系统。因此，福柯反对作为阐释现代权力来源及其本质的经济模式和法权模式，认为尽管革命砍去了现实政治社会中世俗专制国王的头颅，但现代性知识系统仍延续着权力的压迫，他要用系谱学的断头台砍去理论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福柯认为，现性知识话语通过话语霸权、行为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诫系统，它以对社会的“合理”设计，压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成为权力的工具，它不但成为理性压抑非理性的借口，而且成为权力压制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文化与种族的借口。“现代性的建构给许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产生了一套规诫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合法化。福柯揭露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同盟”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获得合法性。

赛义德的“东方学”致力于揭示西方是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构造出一个关于东方的知识――权力的关系体系。赛义德自述，“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诫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科学，……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东方学”在赛义德那里基本上有三重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赛义德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的东方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力图实现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基本的描述。有学者指出，《东方学》一书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福柯影响。一方面，“什么是权力以及权力如何行使的观念上。……权力最主要的工具是‘知识’，以致权力问题首先被等同于看它是否‘离经叛道’，再将其用于‘重组’。……要把所有形式‘求真的意志’、所有‘他者’或边缘区域的文化表现模式，较为明确地与权力的操作联系在一起”。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所隐喻的知识与权力的联结，赛义德则考察东方学话语传统暗含的霸权本质。另一方面，“赛义德不同意把人文科学当作围绕着追求‘纯粹’或‘不带感情’知识而展开的学问这样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解。……他认为这样的实践都深深卷入了权力运作和技术操作之中，这是因为所有的学者(和艺术家)都受到特定历史、文化和制度依附关系的制约。……赛义德认为：‘如果不研究思想、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力，更正确地说研究其权力的配置，也就不能认真地研究思想、文化和历史本身’。”

赛义德自己也承认，“福柯的体系和东方学间的平行关系非常显著”。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赛义德“东方学”的提出，是将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理论具体运用于考察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体系下的东西方关系问题。

二

虽然《东方学》受惠于“权力”理论颇多，但赛义德还是与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福柯刻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赛义德的《东方学》是福柯“权力”理论在特定语境中的一种具体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深化。但他对福柯的借鉴只是选取了其中一个特定的断面――后殖民文化批判。赛义德将福柯的知识――权力构架具体运用于分析东方学这一特定语境，从而使福柯的“权力”理论更具有现实的文化批判意义。无怪乎有学者指出，“赛义德改写了福柯关于‘话语’

‘建构’知识目的的论点，此处的‘话语’被认为是建构权力的媒体，通过‘话语’权力才得以实施。……内涵在东方主义中的惩戒政权体系把‘真实的’东方(East)改造成了一个推论的‘东方’(0rient)，更确切地说是用此代替彼”。赛义德虽然得益于福柯的知识――权力分析构架，但他并不像福柯那样抽象地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从中抽取了“东方――西方”的特定视角来解析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制。

正是由于赛义德选取的这种特定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视角，使得福柯的“权力”理论本身也沦为批判 的对象。在赛义德看来，福柯的“权力”理论虽不至于完全归结为一种“东方主义”的共谋，但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于是，赛义德与福柯的观点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是与“the Occident”相对而言的，而不同于在地理学意义上的“the East”与“the West”。在东方学的话语传统中，是西方的知识系谱塑造出东方的形象，西方知识臆构的东方(“the Orient”)取代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真实的东方(“the West”)。正是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传统形成了如下的观念：“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造成了西方这一“中心”对东方这一“边缘”的压制。赛义德认为，即便是福柯的作品也难以摆脱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虽然福柯“所作的大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不是权力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施展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而是一个大得多的画幅的一部分”，但“福柯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范围内，话语和规则的观点是十分武断的欧洲式的，他也没有意识到规训――它同运用大量细节(和人类)的规训的使用一道――如何也曾被用来统治、研究和重构――接下来就是占领、统治、开采――几乎整个非欧洲世界的”。

此外，与《东方学》同时发表的《文本问题：两种典型位置》一文也表明，赛义德对福柯方法论的不满；在《文化与制度之间的批评》一文的修订稿中，赛义德对“权力”理论的拒绝更加坚定；在后来的《对东方主义的再思考》、《福柯和对权力的想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著作中，赛义德也离福柯越来越远。

三

然福柯不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么究竟是何种思想资源构成了赛义德理论建构的支援背景?在思想深处，赛义德更多地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从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建立起某种内在关联。我们可以从赛义德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推崇中找到直接的证据。他说：“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赛义德的一些重要观点，直接来源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知识分子理论。

《东方学》后殖民文化批判这一特定视角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启发。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核心问题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武力斗争，而且还包括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夺取文化霸权的非暴力形式的革命。无产阶级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仅仅依靠暴力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文化领域的革命，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文化在维系统治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文化领域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是夺取领导权不可或缺的前提。葛兰西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使“霸权”理论有着强烈的政治实践指归。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葛兰西“霸权”理论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只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兴盛，葛兰西才日益唤起人们的理论兴趣。

赛义德以文化批判作为关注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葛兰西的影响。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与传统的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不同，后殖民理论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且不断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殖民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共生物。虽然二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正逐渐解体，但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却并未就此终结。不仅在传统的经济政治层面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国际贸易和国际事务的控制；而且在文化层面上，更是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科学技术、传媒手段和文化产品等方式对第三世界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形成了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霸权。赛义德作为一个身处“西方”的具有“东方”血统的知识分子，力图解构这种权力话语深层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心态和历史目的论，从全新的视角审视殖民主义解体之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问题，倡导一种平等的、对话式的国际文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东方学》一书构成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诠释。

赛义德提供的“革命策略”显然是受到葛兰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上。葛兰西强调，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改变现实的批判意识的产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任何力图夺取和巩固领导权的集团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只有当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进行斗争，同时主动地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该集团才能够逐步瓦解敌对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展他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旦传统知识分子被同化了，有机知识分子力量得到壮大，那么改变现实的历史主体潜能就能得到发挥。沿着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历史主体地位的探索路径，赛义德指出，在东方社会里，东方民族利用民族主义，作为非殖民化中的文化抵抗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文化抵抗方式与独立意识在20世纪已成为一种全球性事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同仇敌忾，反抗他们眼里的不公正行为。知识分子揭露现存文化中霸权的方式，就是通过溯因来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虽然也需要东方人敢于说话，但更需要东方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斗争。

在赛义德看来，被西方人作为一种学科的“东方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葛兰西所说的具有权力特征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就是文化霸权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向人们传播知识，而是谋求西方对东方的支配权。这样，赛义德就把意识形态与夺取领导权的政治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和夺取领导权的政治实践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既然意识形态与领导权密不可分，那么谁占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权力。知识历来是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行使文化霸权，就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所言，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它就必须加强教育，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那么它就能占 领文化阵地，就能动摇乃至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受此影响，赛义德认为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使命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详细探讨了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他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先驱人物塞萨尔、法侬等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邪恶本质的揭露。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三剑客――钦维祖、杰米和马杜比克等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

四

以上，我们分析了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赛义德的思想来源。不难发现，赛义德的思想异常复杂，似乎是徘徊在福柯与葛兰西之间。一方面，赛义德受惠于“权力”理论之处颇多，甚至可以将《东方学》视为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理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一种具体的运用。另一方面。赛义德本人却刻意地与福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并没有像福柯那样抽象地考察知识与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从中抽取了“东方――西方”的特定视角来审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特定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视角的选取，使得福柯的“权力”理论本身也沦为批判的对象。最终，赛义德与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福柯走向决裂。

诚然，赛义德对葛兰西“霸权”理论推崇有加，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夸大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赛义德的影响。众所周知，葛兰西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传统，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来对待，并将其具体化为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可以归人马克思哲学的传统之中。姑且说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算作广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如同面对福柯一样，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同马克思保持着距离，甚至从根本上来否定马克思的现代性超越机制。德里克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后殖民批评认识论的矛头所向，就是为了超越从前的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对立和认同”，他们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首当其冲的便是“现代化叙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表现方式，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在后殖民理论看来，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无助于解放，反而会造成新的强制与压迫”。后殖民理论强调过去是“建构出来的”，无法指导未来，并排斥了“基础”结构、二元对立、本质化身份以及“人本”主体性等概念，从而“把革命活动扫地出门，除非革命作为偶发的可能性”。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东方学；东方主义；后殖民；解构

兴起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后殖民理论将西方思想推向了一个高潮，它集中探讨了宗主国与被殖民国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问题、他者与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东方主义以及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等。

我们都知道，“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列强透过海外殖民、奴隶买卖等野蛮的方式，对不发达的国家进行压迫、统治、奴役以及剥削。宗主国将殖民地当作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劳动力以及资本输出的场所。殖民地则是指那些被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了政治及经济的独立势力，并受它管辖的地区或国家。而“后殖民”(post-colonial)则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即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另一个含义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但是第二个含义在现今的后殖民时代仍存有争议，因为如果说殖民主义是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及经济权力的话，那么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越殖民主义。现今的殖民化表现为帝国主义对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文化与社会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习俗，从而弱化与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

而“东方学”便是西方的哲学家提出来的一套企图模糊东方人视线，瓦解东方人的思想意识，从而对其思想精神以及文化进行统治的理论体系。“东方学”(Orientalism)，我们可以看到其词尾是“-ism”，而这一词尾表示的含义是“主义”，带有浓重的主观感彩，可见东方学(Orientalism)是一种渗透着西方文化“偏见”的主观话语，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西方学者从西方自身的视角来定义东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不是纯粹的、客观的，而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提到“东方学”，自然就会联系到赛义德这一后殖民思潮中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著作《东方学》以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依据全面的解构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赛义德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不是一门真正的关于东方的学说，而是通过一种关于东方的言说、知识和书写，从而达到对东方进行文化控制的目的和手段。直白一点说，“东方学”就是间接的为西方殖民活动来服务的，只不过它为自己化了装，为自己披上了一件华丽的、迷惑他人的外衣。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任何知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知识――的堕落这一现象能有所警醒”。东方主义兴起以来，许多东方国家受其影响，在思想、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剧烈的反应。目前，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化界把西方所喜爱看到的东方艺术、风俗、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历史等等搬出来给西方人或者自己看，并且将西方的“东方主义”作为评价自身的标准，认为只有得到西方赞同的才是真正的东方的，认为只有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

以中国第五代导演冯小宁的电影作品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东方的阐释和东方对西方的“东方学”的附和。

冯小宁的电影作品大多是战争题材，如《北洋水师》、《战争子午线》、《红河谷》、《黄河绝恋》、《紫太阳》等，其中尤以《黄河绝恋》著名。

《黄河绝恋》讲述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一个故事。渤海上，一艘日本军舰被炸弹击中沉没，而盟军飞行员欧文的飞机也受伤迫降在长城脚下，在生命危急时刻，他被一个中国孩子救出。八路军战士黑子和女军医安洁等人奉命护送欧文前往根据地。在途中，黑子一行遇到了接二连三的意外，中西方观念的不同也使黑子和欧文之间产生了冲突。欧文目睹中国人民在残暴的侵略者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逐步消除了对八路军的偏见，深切感受到中国人民博大的胸怀和对和平的呼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战斗中与他们建立起了生死与共的感情。半个世纪后，已经步入老年的欧文再次来到黄河边，深深地怀念那些为救护自己而付出生命的中国人……

这是导演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是观众所想要看到的。在导演的眼中，在观众的眼中，中西方文化在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又走向了融合，西方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认同正体现了东方的价值所在。在影片中，黑子、安洁、欧文被缴械关进了监牢，在围绕着投不投降这一问题时，黑子与欧文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欧文始终无法理解黑子为了民族的尊严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直到后来的生死与共，才使欧文逐渐开始理解并认同黑子的做法。而作品似乎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当黑子不能被欧文所理解、所认同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念，他的思想意识只能是孤立无援的，只能是代表他个人的，并不具有价值性。而当欧文(代表西方)开始理解了黑子，并对他的价值观、民族意识产生认同感的时候，黑子(代表东方)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扬。而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对外战争才能逐步朝着胜利的曙光走去。

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两次重复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they must be represented.)，我们可悲的发现将这句话用来诠释导演对黑子和欧文所代表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定位再恰当不过了，黑子无法表述其自身，只有当欧文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对其进行表述、认可时，黑子才是“黑子”。

我们看到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来进行表述，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权力话语他者化，带有的是浓重的文化霸权色彩。而赛义德对“东方学”的解构和批判所依据的理论之一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学科》一书中所展示的，“自19世纪以来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打上了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褊狭性问题凸现出来。”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谈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对其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运用到了对东方学的研究之中，揭示出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霸权、控制与歪曲。赛义德认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着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

《黄河绝恋》是以欧文这一西方文化的代表为叙述人缓缓展开的，欧文从其自身的主观角度来对中国的民族、文化以及精神进行阐释，在这里东方文化虽然得到了很好的解读和表现，但却只能是通过西方文化来对其进行表述的，而黑子和安洁对自己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述在影片中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那样的没有说服力、震撼力。

当欧文认同了黑子的思想观念后，故事的发展也到了其高潮之处。黑子、欧文与安洁被上百个敌人所包围，而黑子此刻唯一的亲人(女儿花花)成了敌人手中的人质。黑子宁可痛失爱女，也不愿丧失民族气节，不愿丢掉作为一名抗战战士的尊严，而此时关于前面的矛盾冲突(投降与否)也被提了出来，黑子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大声喊叫着让欧文快离开，却没有想到的是欧文却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欧文以他的“假投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回了花花的生命。在这里，欧文胜利了，同样影片留给我们的感觉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胜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比东方的先进、文明，东方文化只有在附属于西方的时候，只有跟随着西方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所在。

影片之所以以这样的结局来收尾，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影响，是西方的“东方学”的产物。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第3篇

东学在本文泛指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根据优势文化扩散的原理，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优势文化的扩散力较强。因此，相对而言文明程度高的文化容易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扩散。古代东方无论是物质文明程度还是精神文明程度均符合向西扩散的条件。而每逢西方遇到危机或西方学者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都乐意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然而，现代东学西渐的过程却阻力重重。独特的近代世界历史和东西文化交流不畅，加之东学西渐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和不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要么西人对东学一无所知，要么西人用透镜方式看东方，或有如视而不见，或横挑鼻子竖挑眼。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东学西渐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西学本文泛指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文化。较之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中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文化的定义在历史上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随西方一词概念的变化而变化，时而丰富、时而转移。

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从地域上讲，主要指欧洲，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及其他欧洲移民聚集地。从内容上和发展历史上看，则先后出现了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几个阶段。由于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生产力产生过不同程度地推动作用，使得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在21世纪的今天，成为文化扩散的主流。西学东渐亦伴随着西方文化扩散同时发生。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崛起，东方势危。无论是思想、经济、科技，还是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西学都在东方文化中拥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西学中的精华，诸如科学和民主观念已融入东方文化，并与东方古典文化相结合，形成指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现代技术落后的民族在西学东渐中学习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快速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在西学东渐中，东方民族亦饱尝西方文化殖民的苦果和屈辱。此外，西学中的糟粕，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作风和观念则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并时常成为文化冲突的祸根。对此，德国学者施宾格勒指出西方文化必然没落，英国学者汤因比也预言西方文化难以带领人类走向未来。因此，我们认为西学东渐需要一套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要在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基础上发挥西学东渐的积极作用。

二、西方文化教育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西学东渐要取其精华，摒其糟粕。要想做到这点必须进行正确的西方文化教育，提高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手段来推进国内的西方文化教育。要在教育的过程中使教育者认识到由于地理环境及其所造就的不同的人文环境使得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由于存在差异，因此其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世界文化就是由不同民族文化互相联系、互为交织构筑在一起的。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各个角度了解西方世界，并意识到世界不同民族和文化都是在相互吸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各自延伸。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不免要接触大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具备多元文化观念，尊重异质文化，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树立全球文化和多元文化观念，世界各民族才能顺畅、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学习西方文化要与时俱进。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取真知，客观地了解西方文化。与时俱进突出地表现在对创新精神的弘扬和坚持上，因此学习西方文化还需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西方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其各个侧面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又是不断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与时俱进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批评西方文化，我们便只能片面地、狭隘地认识它的一个方面，这样会以偏概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坚持与时俱进是全面、正确地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前提。此外，要建设一支西方文化教师队伍。正确地教育和传播西方文化不但需要教师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还要具备丰富的经验、成熟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真正做到学贯东西。因此，教师在教授西方文化的时候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教师在熟悉西方文化各种现象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西方文化背后的原因，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大量阅读西方文化典籍，经常与国内外学者交流，以获取最新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批评能力。

教师在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方面要注意多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凡是遇到体现文化差异的地方，都要把东、西文化进行比较，交代历史、时代背景，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观分析西方文化现象，提高学生辨析文化差异的能力和敏感性。在指导学生进行文化文本解读和批评的时候，要综合认识西方文化各阶段发展的不同内容和特点，要详细地交代其产生原因、发展过程、流变缘由、文化后果等方面，并做逐一分析，借文化批评来达到认识西方文化的目的。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模拟真实的西方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科学、合理地西学东渐。

三、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东学西渐的意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学对西学的影响日甚。但还远没有形成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匹敌的气候。而且，在现代东学西渐中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礼高德广被中国人视为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然而，当代对外交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恭敬谦卑的虚心态度有时并换不来对等的尊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文化上，尤其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宣传和传播方面应加大力度，并做到有意识、有目的、有方向地对外传播。季羡林先生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东学西渐）的世纪。因为西方大众对中国的了解远逊于中国大众对西方的了解。甚至有所谓“政治精英”“、文化名流”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对中国文化进行想象式建构，不断误读、误解中国文化，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怀着伪善的目的恶意曲解中国的民族文化政策。由此造成民族间心理和现实冲突的后果是严重的。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喜福会》,母女关系,中美文化,冲突融合

一.母女间冲突与融合的实质

（一）冲突的实质­­­­­——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

《喜福会》中母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征和小说结构框架”，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种东西方二元文化的对立。”

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物产丰殷。那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眼里就是一个充满财富的神秘国度；但是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大门就被迫打开了，西方列强们豪取强夺、恣意妄为，自此之后他们就以征服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中国文化了。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利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也就是说在东西方二元对立关系中，两个对立项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东方人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无知”、“懒惰”、“愚昧”以及“阴险狡诈”等贬义词的代名词。这些概念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支柱。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儿对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片面的、歪曲的。

在文化关系上，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制定出针对东方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他们一步步的把东方造就成“他者”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与东方之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自索绪尔提出二项对立的原则以来，人们有了新的认识事物、确定事物的方法。我们认识到世界不是由独立存在的个体构成，而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事物的真正意义也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在于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正是事物之间的差异确定了事物的存在，而这差异也成为事物之间互为“他者”的前提。因此，任何事物都不能由自身确定，而必须通过不同于自身的他者来确定。在东西方文化之中，东方成了西方眼里的“他者”，而有了东方这个“他者”，西方自身才可得以确定。东方在这里所代表的是西方为了确定自我而虚拟出来的不同于西方传统价值的东西。

东方和西方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及价值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体现了彼此的存在。西方作为“征服者”占据了有利地位，它通过压迫、歪曲东方，将自己同东方对立起来以从中获取力量，进而确立自己的权利与自信。这是不平等的，是建立在东方这个“他者”的屈辱之上。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东方和东方文明，西方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权威心态及战略地位。反之，东方在确立自我的时候也正是把西方当成了“他者”。《喜福会》当中的母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与代表美国现代文化的女儿各自建构“自我”形象，而把对方看成是“他者”。更重要的是，她们看到的都是“他者”身上的文化“陋习”，因此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二）融合的实质——东西方文化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消解

母女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也看到了，母女双方在共同努力下最终走向和解。女儿们对母亲们的理解和认同实质上是以女儿们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以母亲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这既实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霸权关系的消解，又以从边缘向主流解构的思维方式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确立了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当然,冰冻三尺，非一夜之寒，我们无可否认,要想实现东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上文所说，正是事物之间的差异确定了事物的存在。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他者”的存在才显示出了“自我”的存在。因此，“自我”的形象是在虚拟“他者”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和拉康所提出的“镜像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拉康认为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说明婴儿在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际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概念。在这里，“他者”可以被看成是潜在的自我，是“镜像中的自己”。通过“他者”这面镜子，显示出来的其实是自我的真实形象。因此，《喜福会》中充满矛盾冲突的母女们最终都在对方的文化当中找到了能与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认同的地方，母亲在女儿的反抗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当中的边缘性；而女儿也在母亲的干预之下明白了原来美国文化也有它自己的不足与缺陷，进而达到了母女之间的和解，最终消解了母女之间，也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

这种对立关系的消解旨在说明东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无所谓哪个更胜一筹，它们各有千秋。一方面，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其值得他人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们也有各自的不足之处。我们不应该只看见自身优越于对方之处而将对方全盘否定，而是应该敞开心扉，摒除偏见，发掘和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

二.结语

《喜福会》讲述了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作者从个人记忆出发，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上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使小说更具有内涵。谭恩美在作品中凸显了与民族历史割裂的美国华裔后代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在的矛盾以及她们对于生活、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作者把母亲的过去同女儿的现在并置在文中，形成了既是时间上又是地域上的强烈对比，其目的在于解构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说明虽然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通过沟通与融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的许多共同的本质。谭恩美通过《喜福会》找到了结合中西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又各具魅力的文化的切合点,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平常的关系——母女关系对文化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尽管有着不可避免的冲撞,也未尝不可以共存和兼容。

参考文献

艾米﹒谭.喜福会[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238.

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第5篇

论文内容摘要：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后殖民理论家因其具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身份，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视角更为开阔。理论更有深度和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梳理，提炼出其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以期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当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诸多理论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赛义德。对其理论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欧洲，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种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切身处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从而使赛义德的眼光超越了学院派的狭隘天地。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尽管传统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文化与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并未终结，传统的殖民主义通过文化、科技延续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后殖民主义者通过分析东西方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上的种种表现，对这种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借助权力、话语关系的理论，指明了西方学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写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态。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特点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东方主义》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范式。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意识和理论阐释建立在广泛的文本解读基础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赛义德的批判性解读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如果有人将《东方主义》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有违赛义德初衷的。不仅如此，赛义德还反对二元对立的论调，他认为，像东西方这样的二元并没有一种稳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本质。而是被不断建构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赛义德倡导一种多元的、多样的、杂生的文化策略，各种文化共生、和谐相处，平等交流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压制，这是摆脱文化霸权的惟一途径。

欧美国家和其它国家文化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对于有第三世界血缘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夹缝人”来说，他们在东西方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或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人时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赛义德则坚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模式。赛义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并希望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立场，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共生的新型关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赛义德认为，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与东方对立的文化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方文化怎样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险呢?这就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东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利的强加，任何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时，认为只有转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得到质疑。西方文化先于东方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着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权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国许多的文化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前景更为深远的思考加入了这场持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讨论。当代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对外大力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赛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