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距 制度差距 制度创新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概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人均年收入已突破1000美元。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根据拉美国家的经验，不断扩大地区差距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全面持续的发展，因此，缩小地区差距已经刻不容缓。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我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普遍认为，造成东西部地区差异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东西部地区制度演进上的差异，即改革开放政策与东西部地区原有的商品经济意识相结合，带来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方面体制的变革，与之相比，西部地区制度变革的进程则要缓慢得多。

国外学者研究概况

Sylvie Démurger等经济学家(2002)以1996年到1999年为期限，研究了地理环境和政策对我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影响。

John Whalley等经济学家（2004）采用了数学模型来揭示我国区域间工资和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在乡村与城镇之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因此造成我国东西部区域间目前工资和收入的差距。

国内学者研究概况

山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牛冲槐教授（2004）比较了东西部地区工业诸多方面的差距，指出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最主要的出路在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跨越式发展。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是导致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国家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除了与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偏好有关外，最终是由东西部地区双方内部利益集团不断博弈斗争的结果。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献主要是从地理环境、政府政策等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区域差距进行了研究。本文将结合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制度的实施现状，探讨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

我国东西部地区研究的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Darron Acemoglu（2004）认为，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文化和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差距，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制度的差距才是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所在。

文化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发展观念，地理环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农业的生产率，但是经济制度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动力，因此，经济制度，如产权、市场的现状和市场化程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作用。

此外，没有合理的产权结构，就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人们进行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不会促使人们采用更加有效的技术。

经济制度的重要性还在于良好的经济制度能够充分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能够合理地分配利润、收入和剩余价值。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市场存在缺陷和失灵时，经济制度可以避免利润的不合理分配和资源的无效配置。只有拥有了良好的经济制度国家，才会有利于促进要素的积累、创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才能繁荣。

制度差距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

正如Darron Acemoglu（2004）指出的那样，没有合理的产权结构，就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人们进行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不会促使人们采用更加有效的技术。西部地区目前的制度瓶颈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发展。

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98年东西部地区的绝对值差距为29490.75亿元；到了2001年，扩大到40287.33亿元；2003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与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达到53156.6561亿元。

从我国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情况来看，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为8472.20元，而东部地区有7个省市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只有自治区略微超出。（如图1所示）

西部地区经济效率低下

在说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效率方面，本文选用了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

从表2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只是一年1.46次；有8个省的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不到4％；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全国的平均值为每年每人52062元，西部地区只有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科技发展落后

从2000年西部地区的科研机构研究与试验经费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分别是：42826亿元、132349亿元和434644亿元；我国东部地区的相应经费则分别达到了184286亿元、440431亿元和962168亿元；西部地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经费分别仅为东部地区的23％、30％和45％。

而从2003年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和受权量来比较，西部地区的三项专利的申请量是25376项，授权量是14297项；全国（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三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251238和149588项，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仅仅为10％和1％。

西部地区行政效率不高

从单位行政管理费支出实现的GDP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为102.6元，而西部地区仅48.1元，仅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6.9%。可以看出，以这一项指标来衡量，西部地区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

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制度差距

非国有化程度的差距

当前，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地区，非国有化进展存在明显的差异。

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这一指标看，全国平均为37.54%，西部最高，达62.92%；东部最低，为27.25％。西部比全国平均高25.38个百分点，比东部高35.67个百分点。

从国有企业的个数所占比重来看，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个数的比重为35.89%，东部仅仅为11.22%，西部比东部高出24.67个百分点。从而反映出，迄今国有化程度仍是西部地区高、东部地区低，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开放程度的差距

本文采用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分析东西部地区的差异。

从2002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分别为70.27％和82.92％；西部地区仅为8.46%和10.07％，分别比东部地区低61.81和72.87个百分点。

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2002年，在各省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仍然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外资，达到4312763万美元，而西部地区仅为200527万美元，仅仅占全国引资额的4 .6%；2003年，在各省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吸引外资，达到4417414万美元，而西部地区仅为172260万美元，仅仅占全国引资额的3.2%。与此相关，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也要大于西部地区。

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笔者选用政府干预程度这一个重要指标来衡量。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转变，从主要由政府通过计划方式分配资源，逐步转向主要由市场来分配经济资源。

在改革前，我国分配资源的方式主要是政府财政分配。因此，本文采用了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政府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来说明各省政府干预程度。

2003年，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11％，西部地区为19.8％，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8.8个百分点；而同一年，东部地区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8.9％，西部地区为10.98％，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2.31个百分点。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来比较，西部地区的自治区和贵州省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分别为13.7％和13％；东部地区的上海市比重最低，仅仅占4.1％。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东部地区要低于西部地区。

由以上数据可知，西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

另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教授（2004）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五个方面评价全国30个省市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这五个方面又包含若干指标和分指标，总共由19个指标或分指标构成）。他的研究表明，2002年的全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排名中，前5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上海和江苏，全部属于东部地区，而后5位分别是甘肃、贵州、青海、宁夏和，都属于西部地区。这一研究结果也有力地证实了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明显地优于西部地区。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国政府应该推进西部地区企业制度改革，培育非国有投资主体，加快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从而有效地在西部地区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形成制度优势，加速经济发展，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R].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牛冲槐,白建新.东西部工业差距分析及西部工业跨越式发展[J].工业技术经济 ,2004 (2)

3.乔国锋.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对东西部差距成因分析[J].太原大学学报,2004(2)

4.邓大才.东西部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和西部制度创新[J].探索,2001(1)

5.张幕津,程建国.中国地带差距与中西部开发[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城镇化 倾向得分匹配 倍分法 自抽样

引言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该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在我国，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创造非农就业的源泉。城镇化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我国农村改革的成效能够显著体现在城镇化上。城镇化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或是社会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西部地区城镇化将有助于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达到经济收敛的效果，从而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布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适应了当前背景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落后的现象，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缺乏相关的数理论证，来为西部大开发的中期调整提供可靠的依据。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是否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起到了促进作用，该作用强度如何？西部大开发对于反映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贸易经济、教育、卫生医疗是否也具有促进作用？如果具有促进作用，该作用强度又如何？鉴于此，本文将着重考察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试图从城镇化进程角度来评价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同时探究西部大开发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背后的机制，并以此为依据，为西部地区城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关于政策制定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很少，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问题。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入手得出：农村的多元化以及中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民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Christiaensen et al，2013）。一些学者从管理角度入手，评估合理的城镇化管理对于土地、水资源以及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Nanninga et al，2012）。大部分学者则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入手，分析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Young et al，2012）和水资源问题（Delgado，2012）。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通过分析非洲和亚洲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合理的相关机构设置。二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总结。有关文献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城乡人口的变化特征，证实一个地区城镇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最初的人口密度以及农业人口的生产力（Michaels，2012）。也有文献从城市管理角度，搜集20世纪30年代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电力等技术进步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Vitiello，2013）。三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城镇化与流行性疾病发生概率的关系（Guerra et al，2012）以及城镇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Scheffers et al，2012）。

（二）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也一直被广泛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城镇化。李宪印（2011）、黄祖辉（2011）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三重身份分析了城镇化的重要性；吕园（2013）等从城市空间布局的角度探究了城镇化过程中注意的问题；朱莉芬（2007）从土地角度出发，提出城镇化可以缓解耕地减少的问题；李海梅（2013）根据结构功能理论，提出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应从征地系统入手；农业部（2011）则指出城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陈鸿彬（2003）根据指标评价的构建原则，筛选出反应经济、医疗、人民生活、社会进步4个子系统来评价城镇化水平。二是西部大开发。程燕（2012）、毛其淋（2011）、李国平（2013）从微观经济角度分别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农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和工业效益提升的作用；马栓友等（2003）、靳春平（2006）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必要性和贡献；杜莉等（2002）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发展极”理论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的适用性问题。三是西部大开发与城镇化的关系。付传耀（2001）、李善同和刘勇（2001）研究了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发展城镇化应该注重的侧重点。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正负面影响，并且这些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城镇化利远大于弊，但少有文章从政策的角度来探究政策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在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搜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十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相关计量方法，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前提下，来探究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西部大开发对于反映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教育、医疗卫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城镇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突破了半数水平，其中北京、上海等地的城镇化率达到88%左右的水平，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但是，在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城镇化发展“东快西慢”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较为明显。整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07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接近60%，而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1998-2007年间，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1998-2000年，这之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缓慢，并且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阶段为2001-2007年，这之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加大，逐渐赶超中部地区，并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在2001年出现较快的增速，并逐渐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而2001年是西部大开发政策落实的第一年。但是，直观得出西部大开发能够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结论并不科学，因为我们不能将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部归因于西部大开发，会有其他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促进或者阻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下文中将采用相关实证分析排除干扰，来研究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

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自抽样方法（Bootstrap）来消除小样本偏误，在建立匹配的基础上，再采用倍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来研究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

1.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是否已经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本文将所研究的样本分为两种：激励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也就是处于西部的省份；控制组――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亦即中部或者东部地区的省份。要合理评估“西部大开发”的效果，就需要控制住样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评估某一项政策效果时，只要能够找到与激励组尽可能相似的样本组成控制组，来与激励组作对比分析，那么样本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就可以被大大降低，从而提高研究的准确性。然而，在样本中寻找控制组的过程中，仅仅通过一种特征（如各省的GDP）往往不能够达到满意的匹配效果，因此，通过PSM，可以将多个特征浓缩为一个指标，该指标被称为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PS值），从而使多元匹配得以顺利进行。PSM的分析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为获取PS值，第二步为通过所得的PS值进行匹配，匹配的方法有三种，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核匹配（kernel）。

2.双倍差分法。为了保证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有必要采用双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已经得到了激励组和控制组，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激励组和控制组的差距仅由西部大开发政策造成。

倍分法的基本方程为：

（1）

其中，A3是本文最想获得的变量，因为A3反应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净效应，具体而言，如果A3为正并且显著，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如果A3显著为负，则表示西部大开发对于城镇化的进程有阻碍作用。

（二）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研究方法，分别将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作对比，来确定在和不同地区省份相比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影响的显著性水平。

假设1：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

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但是这并不影响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匹配效果，在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较好的满足共同支撑架设以及平衡性假设的前提下，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水平。

假设2：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同样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

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逐渐缩小，黄启才等（2001）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为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差距较小，这就为较好的匹配效果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在较好的匹配前提下，同样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水平。

假设3：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要远高于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导致在匹配的过程中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假设，由于没有良好的匹配效果，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西部大开发政策不能够显著反映出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选取为1998-2007年，其中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3月开始实施，具体政策落实为2001年，所以本文将1998-2000年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未实施期，而2001-2007年则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期。

本文根据不同的假设，分别将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作为控制组，分别对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本文的实验组选取了西部地区的省份，在此，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云南和四川为例。

在PSM的过程中，本文根据陈鸿彬在《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的指标，并且结合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原因，分别选取了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perGDP）、进出口总额（import）、人均医疗床位数（pernumberbed）以及文盲率（lnknowledge）来作为配对过程中的指标。其中，各省份的GDP和人均GDP能够从宏观标准上为配对提供基础并反映该地区的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人均医疗床位数和文盲率则可以分别从经济贸易、医疗卫生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衡量城镇化水平。由于人均GDP是由GDP除以城镇人口得出，为了排除指标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未选取城镇化人口作为指标。同理，人均医疗床位数是由该地区总的医院床位数除以城镇人口得到。表1列示了总体样本中上述各项指标的基本统计量。

通过表1的描述性统计，本文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西部各省份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医疗床位数以及进出口总额等四个方面均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文盲率所占的比重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数据是无法判断西部大开发政策是否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因此，应该基于以上指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选取与西部地区综合实力相似的，同时未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省份，运用双倍差分法来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

运用Collin检验来判别是否以上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10，亦即选取的指标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不对结果造成影响。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对假设1的检验结果――样本总体的平均激励效果（ATT）

本文首先进行对假设1的检验，在采用PSM之后，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匹配效果如图1所示。通过图1可以直观得到，在匹配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倾向得分指数差距较大，呈现交叉趋势，通过PS值以及核匹配后，对照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从曲线上可以看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PS值曲线的分布程度较为一致。

通过表3 可以看出，在通过匹配之后， χ2检验的值大大缩小，其值越小，说明匹配之后的差异越小，匹配效果越好。Pseudo R2的值由原来的0.471减小到了匹配之后的0.221，匹配之后缩小的Pseudo R2值，再一次说明了匹配之后差异的缩小。

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其平均激励效果（ATT）如表4所示。通过分析表4，可以看出，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lnratio）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证明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促进作用。此外，国内生产总值、文盲率、人均医疗床位数和进出口总额都较为显著。其中，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大开发政策都能够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GDP、文盲率以及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差距，并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在进出口额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缩小了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并保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但是在人均GDP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相比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导致经济增长被抵消。通过六个变量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医疗床位数，并降低该地区的文盲率，从而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对于假设2的检验效果――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对比的平均激励效果

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施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其平均激励效果（ATT）如表5所示。通过表5可以看出，与中部地区相比，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城镇化率同样呈现促进作用。此外，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GDP、人均GDP的促进作用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亦即在和中部地区相比的前提下，西部大开发政策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GDP和人均GDP的提高。文盲率虽然缩小了差距，但是并不显著，亦即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未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的文盲率，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差距扩大，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速要高于医疗卫生投入增速。同时，该政策也并未提高西部地区的进出口额，本文认为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主导产业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小于中部地区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不具有贸易优势。

本文在PSM的基础上，采用双倍差分法来分析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从政策实施前的3.265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3.624，增加了0.359，同期中部地区的城镇化从3.512上升为3.716，仅仅上升了0.204，双次做差的结果为0.154，可以理解为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缩小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效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三）对于假设3的检验效果――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对比的平均激励效果

通过与东部地区进行匹配，城镇化率在匹配后并不显著。此外，除了GDP和进出口额在10%水平上显著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再次采用双倍差分法来研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表7可以得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政策实施前的3.197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3.648，增加了0.451，同期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政策实施前的3.893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4.047，仅仅增加了0.154，亦即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对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要远多于西部地区，导致在匹配过程中不满足平衡性假设，匹配效果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政策有促进作用，但是并不显著。

实证结论及建议

本文针对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做了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显示，在分别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比的前提下，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并且保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

在本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不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额，还是代表卫生医疗发展程度的人均床位数和代表教育文化程度的文盲率等，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也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可以得到，通过加快提高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改善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医疗床位数，降低文盲率，可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做到：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大林区；林业产业结构；变动；贡献

0引言

现代林业经济理论一致认为:林业产业三大产业结构分布以及内部次级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对一国或区域经济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影响。深度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保持合理产业结构的稳定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促使林业产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化[1]。为了落实新时期我国林业经济发展战略，适当调整和优化林业产业结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措施[2]。我国三大林区包括南方林区（东南林区）、西南林区以及东北林区，根据2015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整理可知，三大林区的林地面积、活立木总蓄积量和林业产业总产值占全国相应总量的55.90%、62.76%和69.15%，从已有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南方林区或者全国范围的林业经济分析，对林区之间的比较研究缺乏，因此无法厘清主要林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劣势。本文采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我国三大林区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多部门经济模型探讨了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三大林区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根据三大林区各自特征，为全国以及区域林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提供决策参考，以期实现我国林业产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

1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1.1动态偏离-份额分析

模型美国经济学家Daniel和Creamer相继提出动态偏离一份额分析方法[3，4]，并由Dunn等学者在之后进一步加以完善[5，6]，是目前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中被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本文根据该方法原理，以三大林区为研究区，以全国为参照区，分析三大林区林业产业结构优劣及自身竞争力强弱。

1.2多部门经济模型

葛新元等在研究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提出了多部门经济模型[7]，靖学青运用此模型定量测度了长江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8]，黄烈亚等分析了全国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贡献及其空间差异[9]。该方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对同一区域不同时段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纵向比较或同一时段不同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而非在于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绝对水平。

1.3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1999—2015年的历年《林业统计年鉴》中我国三大林区各省区的林业总产值及林业内部一、二、三产业产值。我国三大林区为南方林区（东南林区）、西南林区、东北林区。其中南方林区包括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十省（区）；西南林区包括四川、云南、三省（区），由于历年相关数据缺失过多，再加之林业产值过少，对西南林区林业产业结构总体变化趋势影响不大，所以本文对其不予分析；东北林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由于从2003年开始木竹采运业产值计算到林业第一产业中，在此之前的年份该指标计算到林业第二产业中，因此将1999—2002年木竹采运产值从林业第二产业中扣除，加总至林业第一产业当中。为了剔除价格变化对产值的影响，对各地各项产值以上一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其中物价指数依据历年以可变价格计算的各类林业生产总值和林业总产值指数推算得出，历年以不变价格计算各类林业生产总值由物价指数和以可变价格计算的各类林业生产总值推算得出。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南方林区、西南林区、东北林区及全国的林业产业总产值分别为1.6215×103亿元、2.2092×102亿元、3.2918×102亿元和3.1877×103亿元，到2015年分别增长到了3.2225×104亿元、4.1688×103亿元、4.6532×103亿元和5.9363×104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49%、13.02%、12.04%和13.76%。南方林区和西南林区1999年的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64.31:32.90:2.79和67.91:28.72:3.37，从2003年开始，林业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林业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到2015年分别调整为25.78:56.12:18.10和47.48:30.55:21.97。其中南方林区林业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主要向第二产业转移，共转移23.22个百分点，西南林区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共转移18.6个百分点，由此得出南方林区的产业结构变动程度要大于西南林区。而东北林区的产业结构变动程度极小，三次产业比重由1999年的40.90:44.98:14.12调整为2015年的40.48:44.18:15.34，在林业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三次产业比重也始终保持在平稳状态。

2数据处理结果及分析

2.1三大林区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以三大林区为研究区，利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参照全国评价三大林区林业产业结构优劣，分析其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林业产业及三次产业累计动态偏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1.1三大林区林业产业结构总体情况

根据1999—2015年三大林区林业产业累计动态偏离分析结果（见下页表1），从林业产业（三次产业总计）的累计情况来看，南方林区的总偏离量（883.28+886.15）大于0，西南林区（66.95-79.35）与东北林区（1599.34-2883.48）均小于0，说明南方林区1999—2015年累计的林业产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林业产业平均增长速度，而西南林区与东北林区均低于全国林业产业平均增长速度。西南林区的结构偏离分量（-79.35）小于0，南方林区（883.28）和东北林区（1599.34）均大于0，说明西南林区林业产业结构素质较差，而南方林区和东北林区则具有较好的林业产业结构素质。南方林区（886.15）和西南林区（66.95）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均大于0，而东北林区（-2883.48）小于0，说明南方林区和西南林区的林业产业具有竞争力优势，而东北林区不具备此优势，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的构成相当复杂，实际上竞争力偏离量包括了除产业结构以外的其他一切因素，其大小由生产率水平、投资规模、产业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东北林区已具备了较好的林业产业结构素质，要通过对除林业产业结构之外的各个方面进行完善，来逐步加强其林业产业竞争力优势。

2.1.2三大林区三次产业结构优劣及竞争力差异分析

从林业三次产业1999—2015年的累计结果来看，南方林区林业第一产业的总偏离量（-7539.72-851.77）、结构偏离分量（-7539.72）和竞争力偏离分量（-851.77）均小于0，表示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南方林区1999—2015年累计的林业第一产业增长速度较慢，产业结构素质较差且不具有区域竞争力优势；同样，南方林区林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且具有良好的产业结构素质，但林业第二产业不具有区域竞争力优势，第三产业具有区域竞争力优势。西南林区林业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且具有较好的结构素质，林业第一产业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且结构素质较差；区域竞争力方面，林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具备区域竞争力优势，而第二产业不具备。东北林区林业第一产业增速缓慢、结构素质差且不具备区域竞争力优势；林业第二产业增速较快，有较好的林业产业结构素质，但不具备竞争力优势；林业第三产业增速缓慢且不具备区域竞争力优势，但是林业产业结构素质较好。

2.2三大林区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上文对三大林区间林业产业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为进一步挖掘产业结构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应用多部门经济模型。从平均水平来看，西南林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其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Z值与S值的均值分别达到了3.0865和17.2948；南方林区居中，其Z值与S值的均值分别为1.4291和11.9161，通过数据描述已知南方林区的林业产业结构变动程度要大于西南林区，但其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小于西南林区，说明西南林区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取得了更好的成效，而南方林区的年均增长率（14.49%）大于西南林区（13.02%），说明南方林区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低于西南林区，但其他诸如资金、劳动力、科技的投入以及政策等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要远远大于西南林区。东北林区的Z值与S值的均值分别为0.5034和5.4038，其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虽然较低，但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东北林区有较高的林业产业结构素质，因此只需保持较好的林业产业结构素质，从其他方面着手，稳步提高东北林区林业产业产值。从平稳性来看，西南林区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最大，其Z值和S值的标准差分别为6.2474和68.1376，极差分别为23.3982和299.0649；南方林区居中，其Z值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为1.9314和6.0574，S值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为2.8518和11.0056；东北林区最小，其Z值和S值的标准差分别为0.6520和1.9473，极差分别为2.2823和7.3090。

以2003年为界，1999—2003年三大林区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都相对有较大波动，2003—2015年南方林区与东北林区都趋于平稳，但西南林区2003—2006年波动幅度很大，这可能是由于2003年以来，全国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此时南方林区与东北林区已经有比较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通过林权改革这一政策的实施，林业产业产值可以稳步增长，而西南林区之前的林业产业结构可能阻碍了林业产业的发展，其2003年以前的林业产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0.49%，因此对林业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2002年西南林区林业三次产业比重为85.53:12.02:2.45，之后林业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调整为2006年的53.54:32.72:13.74，此举措使2003—2006年西南林区的林业产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52%，远远超过1999—2015年的平均水平（13.02%），从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值来看，S值从2002年的-232.4521增长到了2003年的57.4575，2006年以后西南林区的林业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Z值和S值也随之变小且趋于平稳。由上述分析可知，林业经济受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并在其影响下周期性增长。

3结论和对策建议

3.1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1999—2015年我国三大林区林业经济增长、林业产业结构优劣和竞争力优势的强弱，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

（1）与全国相比，南方林区的林业产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西南林区与东北林区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大林区的林业第一产业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二产业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南方林区与西南林区的林业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快，而东北林区则相对较慢。

（2）南方林区与东北林区均具有较好的林业产业结构素质，但西南林区林业产业结构素质较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的结构层面，三大林区的林业第一产业结构素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有较好的结构素质。

（3）除东北林区外，南方林区与西南林区的林业产业结构均具备区域竞争力优势。但在三次产业的区域竞争力方面，仅有西南林区的林业第一和第三产业，及南方林区的林业第三产业具有区域竞争力优势。

（4）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其林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西南林区，其波动幅度也最大；南方林区贡献位居第二，波动幅度也居中；东北林区产业结构贡献最小，但相对最平稳。通过分析西南林区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对林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得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和产业持续发展的正向拉动作用比较显著；随着林业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日益突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深度优化势在必行，从而促使了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也逐渐合理，使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变动贡献也再次变小。因此，林业经济增长变缓是促使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之一，而结构调整同样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使林业经济周期性增长，从而实现林业产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

3.2对策建议

（1）南方林区林业具有第一产业增长缓慢、结构素质差的特征，且与其他林区相比缺乏区域竞争力，但其拥有雄厚的第一产业基础。为实现林业资源转化能力的全面提升，要以林业经济的稳步增长为基础，同时加强对林业的投入和管理，切实保证林业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完善；要注重林产加工业技术水平的有效提升，带动以林产工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的持续发展；此外还要重视以森林旅游业为重心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以便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有效转化。

（2）西南林区森林旅游资源丰富，森林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较大，因此要推动资源优势的整合，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旅游产业的合理布局，形成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林业发展模式。同时，要切实强化森林培育力度，规范森林经营措施，提高森林经营水平，深化林业科技创新并提高科技含量，以推动林业第一、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为第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东北林区蕴含丰富的森林资源，2015年活立木蓄积量占到了全国的18.27%，但其资源优势未能实现向经济发展优势的有效转换，林业产业总产值只占到全国的7.84%，这主要是由于“天保工程”的实施缩小了木材生产的规模。目前木材加工业仍是东北林区的主导产业，且面临生产要素分散、产品科技含量偏低的发展瓶颈，林业产业效益本身就不高，木材生产规模的退化更是制约了林业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在保证林业传统产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将林木培养、经济林产品种植和采集等作为培育重点，优化第一产业结构；淘汰落后次级产业，整合优势次级产业，调整第二产业内部格局；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加大对第三产业的规划与投资建设，实现东北林区的产业重心向以森林休闲等行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转换。

参考文献：

[1]肖兴志,彭宜钟,李少林.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与定量测算[J].经济学(季刊),2015,(1).

[2]张智光.江苏省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体系研究[J].林业科学,2004,40(5).

[7]葛新元,王大辉,袁强,方福康.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量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

[8]靖学青.长三角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贷配给 区域差异 区域经济

一、引言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一种典型状况，是指在银行所报的利率条件下，人们对贷款的需求超过了银行所能提供的贷款数量，这时银行报出的贷款利率是低于市场出清利率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从近乎绝对平均化的贫穷状态开始向多样化的发展演化，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性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我国的信贷也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均衡状态而呈现了区域信贷市场严重分化的态势，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信贷配给弱化，中西部地区信贷配给状况加重的局面，这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阻碍。

区域信贷配给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区域内的信贷供给无法满足区域内的信贷需求，从而使得区域内的信贷市场无法出清。这里的区域可以是区域经济学中泛指的任何区域范围，包括城乡和农村，行政省区的分类等，本文这里的区域特指以行政省区为基础的我国三大区域的划分，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试图探讨这三大区域之间的信贷配给差异。

二、我国信贷配给的区域差异

（一）我国信贷配给区域差异描述

1.存款区域差异逐渐扩大。从存款的区域分布来看，从改革开放至今，三大区域的存款额始终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但是差异在逐渐扩大。1988年东部地区的存款余额为4086.3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2.2倍和3.6倍。1992年东部存款余额为11392.7亿元，分别比中部和西部多6922.9亿元和8631亿元，也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2.5和4.1倍。从1993年开始，各个区域的存款增长较快，区域间的差异也逐渐拉大。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存款余额分别是316067.32亿元，92243.15亿元和64836.32亿元，分别是1992年的27.7倍，20.6倍和23.5倍，说明存款增速中东部地区最快，西部和中部地区尾随其后。2008年东部存款余额分别是中部、西部的3.4倍和4.9倍，比1988年分别多了1.2倍和1.3倍，说明东部地区与其他两个区域的存款差异在逐渐扩大，并且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2.贷款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增速最快。1978-1992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三大区域信贷配给差异不是太大。1993-1998年，三大区域间的信贷投放出现“非均衡”，差异变化明显。1992年，东部信贷投放量11014.6亿元，分别是中部6291.68亿元的1.8倍和西部3296.04亿元的3.4倍。到了200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信贷投放量迅速扩大，分别达到61019.52亿元、25553.27亿元和14323.5亿元，东部地区分别是中部、西部地区的2.4倍和4.3倍，比1992年增长了0.6倍和0.9倍。

自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起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额控制后，商业银行完全摆脱了过去信贷规模限额控制的束缚，自主地根据市场进行信贷配给，中国区域间信贷配给差异化空前高涨。2008年，东部信贷投放量达到210284.01亿元，中部和西部地区也分别达58021.91亿元和42366.13亿元，是2000年的3.45，2.27和2.95倍，说明东部地区的信贷投放增长最明显。而这时期的东部信贷投放量是中部和西部的3.62和4.9倍，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2倍和0.6倍。

如表所示，从总量分析，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积聚了大多数的金融资源，以2008年的数据看，东部地区信贷余额高达210284.01的亿元，占全国信贷总额的68%，中部和东部地区仅占19%和13%，而同期东部地区的GDP为全国的61%，相对于GDP的比重，信贷资金的流入量显得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远远少于东部地区。从2000年到2008年，东部地区信贷余额占全国的比重逐年增加，而中部在逐年递减，西部地区虽有下降但幅度不大，说明东部区域控制经济资源的能力在增强，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中部区域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减弱，西部区域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下，基本维持不变。从增长率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量一直在增长，但与东部地区的高增长率相比，中西部地区一直在低位徘徊，基本处于10%～15%的一个较低水平，甚至低至10%以下。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信贷配给有加重的趋势，其与东部地区在获得信贷资源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3.存贷比整体下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明显。1992年以前，东中西部的存贷比都在1以上，也就是说贷款量大于存款额，说明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银行和企业实行的信贷配给是高度的计划性，没有考虑市场因素，才出现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东部地区存贷比首次下降到1以下，说明东部地区的资金自我积累能力开始增强。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广西经济 影响

一、前言

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世界经济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任何国家和地区已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化潮流之外，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迅速发展。

自由贸易区正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邻近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间协定、建立以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参加各方逐步降低以致最后取消彼此间的关税，取消贸易与非贸易壁垒，让商品在区域内无碍流通，以促进贸易和经济的增长[1]。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与东盟各国展开积极对话，并最终促使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双方领导人达成了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意向。2002年11月4日，中国同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的关税。2005年7月20日，《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7000种产品降低关税，到2006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降为零。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署，标志主要谈判结束。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至此，一个覆盖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惠及19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同时也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施以来，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9.8%降至0.1%，东盟的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低到0.6%，四个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也逐步降低关税并于2015年实现90%商品零关税的目标。2010年1-11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2630.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6%，其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增长速度。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1244.5亿美元增长33.6%，自东盟进口1385.6亿美元增长47.5%。由此，东盟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再对比同时期的被很多专家称为争端多发年的中美贸易，就更能感到中国东盟贸易的发展及其重要。而广西作为中央确定的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门户、前沿、桥头堡，更是占尽天时地利，近年来，广西自治区充分利用地缘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并加强政治文化交流，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受东盟自由贸易区惠及程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广西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广西通过参与自贸区建设，不断扩大对东盟合作，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而且有力地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东盟已成为广西开放合作的一大亮点。

（一）对广西经济贸易的发展成效显著

1、贸易额不断攀升。

据南宁海关统计，2011年前3季度，广西对东盟进出口68.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8.9%，占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0.5%，高出广西外贸平均增幅30个百分点。最大的亮点表现为进出口额双双攀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通过海关的数据分析得知，前3季度广西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规模稳居西部12省区市之首，在全国前10强中排名第9，以68.9%的增长速度摘得增速最快省区市桂冠。其中，边境小额贸易贡献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成倍增长。北部湾经济区内的南宁、防城港、北海、钦州4市成为绝对主力。贸易顺差水平也继续保持稳定状态。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贸易发展均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双边贸易额在20年间增长了37倍。其中，今年1-9月份，双边贸易额已达2670.7亿美元。

2、东盟成为广西第二大利用外资来源地

2004年至2009年，广西实际利用东盟资金从2449万美元增长到8257万美元，增长3.3倍，年均增长43.8%。截至2009年底，东盟10国在广西均有投资，成立三资企业累计461家，合同外资额20.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全额10.6亿美元。在所有投资广西的国家和地区中，东盟的合同外资金额仅次于香港居第二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第三位。东盟成为广西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3、东盟成为广西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

2003年至2009年，广西对东盟协议投资全额由610万美元增至1.25亿美元，年均增长65%；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全额由3367万美元增至1.17亿美元，年均增长23%。截至2009年底，广西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项目162个，合同投资额3.8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3.2亿美元。重点领域合作也在扎实推进。围绕中国与东盟合作的11大重点领域，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广西与东盟在交通、农业、加工制造、能源资源开发、旅游、文化、教育等重点领域优先推进了一批合作项目，合作的势头越来越好。广西还把积极参与和推动次区域合作作为深化和扩大与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内容，取得了可喜成效。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得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合作已经深入开展。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新构想也同样在中国和东盟各方达成共识。

（二）有效利用东盟贸易区的平台，加强了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

作为中国与东盟交流前沿，广西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已全面开花。广西已成立中国―东盟青少年培训基地、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广西创作管理运营团队与越南、柬埔寨合作建设山水实景演出项目，成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201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和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广西相继开展了中泰友谊歌会、中国―东盟青少年艺术盛典总决选等多项纪念、交流活动。鉴于广特的区位和资源等优势，今后广西将着力发展演艺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博物业、民族民间文化创意、文化会展和动漫等重点领域，鼓励广西与东盟的文化贸易开放，拓宽文化贸易渠道。

根据广西官方的部署，广西力争至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广西将通过打造文化外宣品牌，构建对话平台、现代化信息交流、文化研究等平台，成为中国―东盟文化融合聚集区。

三、对广西经济的不利影响

广西属于欠发达地区，2010年人均GDP为18348元[3]，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四位，第二产业在GDP比重较低，因此,广西还处在工业化初期。诚然，自由贸易区会给广西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自由贸易区也是一把双刃剑，亦会给广西带来新的历史性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国际市场的外贸出口所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

广西201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77.06亿美元，同比增24.3%，东盟连续10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西出口东盟的主要产品是机电、农产品、矿产品、化纤服装、农用物资、玻璃、陶瓷、中成药等。这些产品的特征表现为二多二少，资源型产品多，新产品开发少；初级产品多，高新技术产品少。如机电产品出口，广西只占30%，而全国达到60%。一方面，由于广西与东盟在自然禀赋，生产传统，技术水平，市场辐射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广西与东盟无论在出口产品结构还是在出口市场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中国与东盟出口产品重复率达60%。这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在出口市场上遭遇到来自东盟的竞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广西主要是中小企业,资源型的初级产品比重较大,出口贸易处于弱势。这些特征说明广西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而且在未来还会遇到更激烈的竞争。

（二）农业面临“早期计划”的冲击

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气候使广西成为中国的“天然温室”，广西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甘蔗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南菜北运基地以及荔枝、龙眼等亚热带水果作物重要产地。而东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亚热带气候，且土地肥沃，有利于各种热带、亚热带农作物生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农产品作为首先降低关税的部分，这将有利于东盟国家热带、亚热带农产品以更丰富的品种、更优惠的价格进军中国市场，但是却严重威胁广西农业的国内地位。近年来，越南出口广西的水果增长很快，1997年仅335万美元，到2003年已超过400万美元,这种趋势今后还会增加，广西将受到负面影响。

（三）边贸优势将逐步弱化

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往来中，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广西的边贸曾在对外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1989年中越边境恢复边民互市以来，边境贸易发展很快，从1989年到2001年，年均增长近20%。2003年边境贸易额达到5.35亿美元,分别占广西对越南和东盟贸易额的80.3%和64.8%。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减免关税，边境与内地的各种政策趋于统一，边贸的优惠政策萎缩，边贸和国贸的通关手续、收费标准趋于一致，广西边境贸易的比较优势大大减弱。

四、广西加快发展的策略

（一）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竞争力

1.农业方面，加快农业发展外向型和现代化步伐。广西农业是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受冲击最大也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广西的农产品生产成本在东盟市场竞争力较低，但畜产品、蔬菜、水果、烤烟等具有比较优势。在加强优势产品出口的同时，应与东盟农产品加工较发达的国家开展深层次合作，依靠科技进步，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发展具有高附加值和更具竞争力的优质农畜产品制成品的出口，以满足东盟市场需求。

2.工业方面，重点是改造传统产业。广西工业基础落后，广西工业90%以上是传统产品，虽然有资源优势，但加工层次低，产业互动链短，出口商品的初级化现象明显，产品能耗和成本高。如每亿元工业产值能耗约为1 .2万吨标准煤，电耗1256万度，比全国分别高54%和47%。即使是机械工业，大多数也是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平。因此，广西提高工业竞争力，除了继续发展有限的资源型优势产业，如铝、纸以外。重点应该放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上。有条件的可以自行改造，而更多的是提倡鼓励以产权为纽带，与国内外强势企业进行嫁接改造，实现产业链的对接。在这方面，柳州的许多企业，如柳工、柳化、柳汽、五菱等已经这样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蔗糖是广西典型的资源型优势产业，但如上所述，它将面临自由贸易区和WTO的双层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广西蔗糖业不是盲目进行规模扩张，而是进一步整合、改造、提升，把蔗糖业做大做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糖厂加工能力、加工深度和加工效益。

3、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1)加快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是广西的优势产业之一，也是自由贸易区冲击最小的产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减少甚至取消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人员往来的限制，减少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旅游业合作方面的障碍，为广西旅游国际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2003年8月9日，中日韩和东盟各国旅游部长在北京联合签署了《10＋3振兴旅游北京宣言》，要求区域内国家联合开展跨国旅游和旅游促销，并简化手续为本区域内及跨区域旅游提供方便。在中国对外开放旅行社合作后，广西与东盟的旅行社可以合资合作，充分利用东盟旅行社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市场网络资源，大力发展广西与东盟在旅游业上的全方位合作，实现广西旅游更大的发展。

(2)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广西建成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物流中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可使广西成为中国与东盟经济往来的物流中心。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之间交通网络的完善和对接，以广西具有的区位优势――国际通道和枢纽、中国与东盟往来的桥头堡和门户，广西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重点是华南、华东)与东盟(重点是中南半岛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物流中心。加强通道的运输组织、中转换装换乘、装卸仓储、公路和水路联运、通信信息、生产服务等功能建设，大大加快广西和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物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流动速度和效率，成为经贸合作和物流集散的桥梁和枢纽。

（二）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双方产业分工

广西与东盟在经济上既有互补性，也有很大的产业雷同性。双方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出口是相互竞争的，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品及其劳动密集型产品。残酷的竞争可能导致低层次的内耗，最终两败俱伤，而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恰恰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竞争力，可以将双方的竞争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合作型竞争。积极接纳以东南亚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加快广西成熟的优势产业向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转移步伐，以国际产业转移深化国际贸易。

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所依托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外转移以求新生.而广西在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非常有利于相关产业向我转移。

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或略低的东南亚国家，广西应意识到有不少产业与这些国家相比较而言具有人才、技术及资金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诸如广西在建材、制糖等产业均已步入成熟期，国内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缩减。为有效地推进产业的升级，并释放出市场空间及资源以接纳新的产业转移，逐步转移及淘汰这些产业已是大势所趋。广西可促成这部分产业主动地走出去，向国外有发展潜力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或略低的国家转移，充分利用所在国相对丰裕及便宜的资源来壮大企业实力，还可以绕过或多或少存在的贸易壁垒更深入到广阔的东南亚国家市场，并带动广西相关配套产业的产品出口，深化广西的对外贸易，同时改变广西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单向及被动接受的地位。也为进一步接纳国际、国内的产业转移释放出相对更多的资源，为广西的经济发展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三）加强与周边区域合作

广西属于欠发达省区，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走向东南亚的，也是难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因此,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虚心学习，加强与兄弟省区的合作,最主要是东靠西联，东靠即靠拢广东，对接珠三角，融入珠三角，西联即联合大西南，特别是要加强与云南的合作。

（四）加快边境城市的建设，带动边境贸易的升级、完善和多样化

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区内，桂越边境贸易必须逐步按国际惯例规范化，使小打小闹的边贸发展成为包括易货、转口、加工以及投资等多种形式的大经贸活动。要实现贸易结构升级，边境中心城市的发展极其重要。广西应提高边境城市在未来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力，并以城市作为边贸发展的支撑点。虽然桂越边境地区的交通、教育、卫生、广播电视等落后状况有了改进，然而目前广西边境城市经济仍以单纯的流通性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单薄。广西应抓住自由贸易区启动的大好机遇，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与云南、越南、缅甸合作开发、培育外向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的边境经济区，发挥区域易货中心、物流中心、服务中心的作用。并在边境经济区提供更优质的辅助服务、加快通关速度、免费安排交易翻译人才等。

（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核心竞争力

在自由贸易格局下,广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力资本,是科技和人才。提高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高度重视教育。广西当前最需要发展的重点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加强高层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培养一批熟悉国际市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和企业家，政府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营造良好的环境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参考文献:

[1] 周中坚.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其影响[J]，学术论坛，2002，06.

[2][3]广西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M].广西统计出版社，南宁，1997-2010.

[4]杨成绪等. 共商合作,共享商机[M].北京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2004.

[5] 李小建等.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9.

[6]刘伟等.发展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北京，2002.

作者简介：

舒锡慧（1979-），女，云南大理人，河池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