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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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言教学来说,这些研究极其重要,因为他们认为语言学习者不应只是学习文化环境(即“语言和文化”),还应该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即“文化中的语言”和“语言中的文化”)。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向:一是由宏观或理论语言学转向社会中的语言研究;二是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概念扩展到交际能力的概念,这是从研究抽象的语言形式转向具体的语言运用的结果;三是将社会语言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始于语言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且语言社团中存在着言语变体的假设。

对语言教师来说,在课堂上营造一种理想的“标准”环境会使教学操作起来简单一些,但是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却发现与课堂上所学到的不尽一致,因此他们对真实社会语境中的变化就不够敏感。换个角度说,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更贴近真实生活,但其中的变化却会使语言教学更为复杂和困难。社会语言学的第二个发展趋向是社会背景下个体交际行为的研究,被称为“交际人类学(ethnographycommunication)”(Sherzer,1977)。交际行为不再被看作是语言信息的交流,而是社会中有意义的情节,交际双方都是在社会规则下运用语言。这里的“交际双方”并非单指说话人与听话人,还包括作者与读者、施事者与受事者等,因此这里提及的“信息”也包括文字等无声信息。

在19世纪,语言是学习文学的工具,因此语言教学侧重的是语言形式,尤其是书写形式;即使是在19世纪末,语言的口头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语言的教学方法。语言学和心理学也只是在脱离于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为语言教学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方法的科学支撑。学习语言也是为了了解一个国家与它的人民,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学习。直到二战时期,语言教学理论家才开始意识到人类学与社会学能够为文化和社会的教学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深受Sapir和Whorf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和文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依赖于语境的语言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系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且缺乏不同语言社团的材料,解决了这个问题,语言教学就会得到前进。

在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教学已经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语言形式,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为二语教学提供了更为灵活和理性的标准,学习者也逐渐意识到随着说话双方的关系、情形、话题、及交际形式(书面或口头)而变化的语言变体。不同的社会意义具有不同的语言学表现,有时表现为语音的差异,有时则是语法上的差异,如在选词问题上,这都需要学习者具有一定的能力水平。自交际能力作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目标以来,理论家们就开始研究语用,如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等。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大学英语教学　交际　语篇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a)-0216-01

1　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首先在美国兴起，它主要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也就是说通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一般来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涉及以下内容：(1)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现状，如双语或多语现象，方言等；(2)语言的多样性，如方言和标准语的构成和社会功能，正式语和非正式语等；(3)语码选择与情景、人际关系的联系；(4)对不同语言及其社会效应的评价和态度；(5)由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原因引起语言变化的一些规律。

2　大学英语教学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日渐频繁，流利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不知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传统教学的种种弊端导致了当前学生不得不面临很多问题：(1)受以语法教学为重点的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不重视口语、听力等课程的学习；(2)由于词汇量小，缺乏跨文化背景知识，很多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极差；(3)死记硬背仍是学生采用的主要学习方法；(4)过度依赖老师，缺乏练习机会。

3　社会语言学和英语教学

英语教学和语言学是紧密联系的，语言学是英语教学的基础。在语言学的众多分支里，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对英语教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交际教学法体现了应用语言学的思想；大学英语教学中涉及的社会文化因素反映了社会语言学的理念；语篇分析的教学是语用学的展现。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实用性，研究在社会环境中语言使用的原因、方法和规律。它不仅研究语言本身还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简言之，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形式，语言的应用规律是社会语言学的关键所在。

社会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教育工作者应把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运用于教学中去，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4　社会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只注重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而传统的英语教学也仅限于对语汇、语法知识的讲授，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点。美国社会英语学家海姆期曾说过，语言学习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若想提高语言交际能力。人们必须了解英语国家和我国的文化差异。

4.1　了解中英文化差异的必要性

交际能力是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说出和理解话语的能力。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并不重视文化差异的讲授，学生因此常犯下列错误：(1)语言使用错误，如寒暄语等；(2)禁忌语的误解；(3)文化的误解。

随着中西方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英语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如果人们不了解文化差异，交流便无从谈起。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讲授词汇、语法知识，还应介绍相关的文化知识。讲授文化就是在讲授如何正确使用语言。

4.2　重视语篇教学

社会语言学所指的语言单位是语言的交际单位，而不是语法单位。语言的交际单位不是一个孤立的句子或单词，而是整个语篇。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语篇被分为句子、单词、甚至是语素，交际功能却鲜有提及。然而，很多语言现象仅用语法知识是解释不了的，如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很多不符合语法规范，而它们却是现实存在的。在传统的教学中，学生会学习单词的发音、意义、拼写和句子结构；但却把握不住整篇文章的语义结构。相反，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语篇教学找到答案。

语篇教学会引导学生关注语言的交际功能。通过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师生不但可以了解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还可以感受到语言里体现出的社会文化因素。

4.3　对教师的要求

面对上述问题，教师应该换个角度重新思索目前的教学方法是否恰当。选择新的教学方法应以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为前提。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学生缺乏外语交流的环境，他们只能通过课堂教学提高交际能力。所以单词的发音、拼写和意思、语法结构不再是授课的重点，如何实现不同情景下的交际目标、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才是授课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实际情景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维果茨基；中介；语言；最近发展区

一、社会文化理论

以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知识的建构应在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为中介，强调社会环境在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阐明认知与发展的关系。Vygotsky（1994）用文化历史发展观研究人的心理，开创性地揭示了心理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随后才可能转移至内部，成为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结构，即内化的过程。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中介。中介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由生物因素决定的低级心理机能（包括听觉、视觉、自然记忆等）会被保持并发展成更复杂的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高级心理机能（包括逻辑记忆、有意识的注意、概念思维等）。在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环境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是通过高级文化工具（语言、计算和逻辑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符号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拥有的最普遍、最强大的工具。它是人类用来连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过符号工具人类调节和有意识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赋予的心理机能。

2.2 内化。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的发展中，这种从社会的、集体的、合作的活动向个体的、独立的活动形式的转换，从外部的、心理间的活动形式向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心理发展的一般机制――内化。内化是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内部心理机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内化，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以及人与文化产品间的活动才转化为大脑内部的活动。

2.3 语言和思维。维果茨基（1962）指出，语言对认知发展具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传承中成人将生活经验和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经由语言传递给儿童；其二是儿童以学得的语言为工具，用于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义，他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即语言具有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思维源于合作性的对话，当这些对话被内化为“内在的语言”时，即从外部的活动向内部的心理过程转化，学习者就能够用“言语思维”独立地去表达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识更丰富的同伴帮助下才能表达出来的意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对话，学习者获得新的处理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模式。

2.4 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存在两种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指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两个发展水平的界说，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其意指认知发展真实水平与认知发展的潜在水平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维果茨基认为教学不要面向儿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儿童的明天，也就是说教学应当走在发展前面，引导发展。

三、社会文化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语言的习得与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局面，为外语教学带来了种种启示，对在课堂上培养学生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言的能力以及交际能力有着深远的知道意义。

3.1社会文化环境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教师应把语言课堂看成是外语教学的社会环境，努力营造与现实世界相吻合的课堂氛围，为学生提供使用语言的情景和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在语言的交流中学习和使用语言。通过社会情境的营造，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

3.2 发挥中介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通过中介来实现，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语言习得也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学习者之间的对话与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对话一样有效果。通过同伴调节学习，学生从与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为彼此提供帮助。而有些非语言的文化产品，如学生档案袋也可以作为中介工具，促使学生建立学习目标，选择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强调语言的意义和运用，置语言的流畅运用于首位，要求学生在学习初期就流畅的表达思想，重视言语活动而非语言练习，重视言语的流畅而非语言的准确，语言练习和背诵等从掌握语言形式进而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并不等于己经发展了听说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而且在交际之中，习得语言可以实现言语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直接联系，从而实现活用式掌握外语。

3.4 教学中实施动态评价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存在个别差异和情境差异，即不同个体之间最近发展区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个体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发展区。过去人们把学生发展水平仅仅看作静态的“点”，而最近发展区概念的引入，把学生的潜在水平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作为评价的对象，现在学生发展水平是一个变动的“区段”。因此，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师用发展的观点，了解每个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评估出学生成绩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续动态的测量方法，让学生发挥潜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其他心理语言学及二语习得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考虑社会交互和语言发展的关系，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入社会文化理论，有效的促进学习者第二语言的习得。

参考文献

[1]Lantolf，J.P.& Thorne，S.（2006）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1. 军事 / 语言学与军事语言 / 学 “某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有渐增之势，“军事语言学”不知不觉加入了语言学之林，标志着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某某 / 语言学”不等同于“某某语言 / 学”。“军事语言学”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研究军事语言的的人似乎都没有细加区别。属于“某某 / 语言学”的固然不少，如“历时语言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应理解为“历时 / 语言学”；又如“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应理解为“心理 / 语言学”（前期也有叫“语言心理学”的）。但是，属于“某某语言 / 学”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因为前者是研究“生活语言”，后者是研究“汉语言”。“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 / 学”。有人既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又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我们认为，后一论断是正确的，前一论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把“军事语言学”理解为“军事 / 语言学”了。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 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 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 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 item, 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 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 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 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军事语言学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来，军事语言学不是直接和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现身手的机会。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教学；研究状况

西方的文化教学始于中世纪的拉丁语教学，从最初的语言教学开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就形影不离。1880年法国改革家和教育家Gouin发表的一本语言学专著《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艺术》一反过去传统式的拉丁语教学模式，明确将文化教学目标列入语言教学，开创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并举的先河。1900年，美国出现了有关语言文化教学的提案，这是第一份将文化教学列入语言教学的正式文件(转引至陈申，2001)。1945年美国学者Fries首次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意义揭示出来。他认为语言的掌握是建立在对其使用的文化环境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60、70年代国外语言学界掀起的文化热打破了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模式影响下，文化学习模式被视为理解课文，文化知识的习得建立在文学作品的课文的理解和翻译上。人们认为，外语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双方始终进行着一种文化协商。美国语言学家Lado也较早提出语言教学应当包含文化教学。1957年他出版了《跨文化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科学的方法》两书，都明确提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使有关研究文化教学的文献陡然增多。语言学界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由浅入深，在语言教学中实施文化教学的观点从理论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如英国学者Michaelyram和美国学者Ned Seelve，Gaff Robinson等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结合文化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家Hymes在他的名作《文化与社会中的语言》、《论交际能力》中首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导致了语言教学领域方向性变革，正是他赋予了社会交际与文化因素在语言能力中的崇高地位。至此，语言学界在文化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70年代以前，外语教学中吸纳了一些文化内容，但教学中涉及的文化面较窄，有些文化知识并不是目的语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尤其是交际文化涉猎甚少。70年代末，许国璋先生最早将社会语言学这一关注语言得体性的学科引进国内外语教学领域，这以他于1978年发表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一文为标志，该文强调以语体的变化适应不同的交际需求，强调考虑交际文化因素。8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引入我国。由于交际教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很自然地，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较早见于何道宽(1983)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交际》和胡文仲(1985)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听、说能力要求愈来愈高，反映在英语教学中，所学语言的跨文化因素和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在语言文化的不同层次上展开了许多研究。1980年许国璋先生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率先发表了有关语言与文化的论文。他在文章《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中区分了英语教学环境、中国文化环境和英语国家文化环境三种语言环境后指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应对号入座，进而首先揭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的关系问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权威一一胡文仲教授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作品颇丰。1988和1990年他编写出版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两书着重从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以及人们交往等各个侧面，论述文化因素对于人们交际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学生典型的文化错误并对如何进行跨文化教学进行了介绍。胡文仲还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跨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他的专集《文化与交际》(1994)集国内44篇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成果于一体，给外语教学界的文化教学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持，因为该论文集中有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并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克服和预防文化干扰，提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敏感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建议。还有其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论述也颇丰。如贾玉新(1987)基于文化和交际的关系生动地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赵贤洲于1989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的文章“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是较早提出“文化导人’概念的论文之一；邓炎昌、刘润清(1989)出版了《语言与文化》，该书采用英汉两种语言撰写，比较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讨论了使用英语时所涉及的文化内涵和非语言交际问题；桂诗春(1988)在《应用语言学》里呼吁将社会文化项目纳入外语教学大纲，并介绍了几种进行社会文化教学的具体办法；高一虹(2000)在《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一书中，把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放在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中，并进行了科学有效的实证性的研究。进入21世纪，许多的大学教授、学者以及一线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也对文化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各地文化教学现状展开了实证研究，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这些都对我国语言与文化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1]Hymas，H，D，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J，B，Pride andJ，Hlmes(eds)，Sociolinguistics[M]，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 Books，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