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基于甘肃省2005~2015年的年鉴数据，计算各指标权重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综合评价了甘肃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并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对减贫有促进作用。最后针对发展普惠金融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减贫；普惠金融指数；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它以贫民、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为他们提供公平的金融服务。国内正式引入这一概念是2006年焦瑾璞在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自我国正式引入这一概念以来，党中央及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金融服务行业需要向普惠金融方向更多涉及。普惠金融概念的引入及发展，为我国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减贫提供了解决方法，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布局，更好的发挥普惠金融在减贫上的作用，逐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在今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甘肃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许多制约因素，部分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脱贫户返贫率较其他省也居于前列、小微企业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等弱势群体资金紧张。甘肃省的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促进农村地区贫困减缓、改善农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甘肃省人民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4~2018年）》中提出了以增加广大群众对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当前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何，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的减贫效应等问题仍需进行综合评价及实证探究。

二、文献综述

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实证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指标的分类和测度方面，Sarma围绕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渗透度以及使用状况三个方面选择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模型来衡量不同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Arora将指标划分为银行服务范围、便利性及成本等几个方面，从而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差异进行比较。Gupte则将上述两类指标体系进行了综合分析，较为全面地比较了印度不同年份的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情况。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Beck在实证分析中得出交易成本、投资决策、技术创新等因素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Priyadarshee等在分析印度普惠金融发展中，认为普惠金融策略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社会保障项目等的支持。Claessens&Feijen认为，增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即通过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等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使穷人直接参与更多的金融活动，将提高其预期收入，减少贫困。我国学者在普惠金融方面也有许多研究。在指标的选取和指数构建方面，肖翔、洪欣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划分了普惠金融的维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中国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翟帅从6个维度选取指标，运用江苏省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将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马彧菲、杜朝运从服务范围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考察28个国家与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近况。在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王婧、胡国晖运用实证分析考察了普惠金融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宏观经济、收入差距、接触便利和金融调控占主导作用。在普惠金融减贫问题上，罗斯丹、陈晓、姚悦欣认为普惠金融减贫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减贫效应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强。张小林、徐敏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进而发挥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普惠金融减贫问题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然而，从已有实证分析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指标选取、指数构建、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等方面，而且多集中于线性关系研究。鲜有研究在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客观衡量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检验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减贫效应及其区域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利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甘肃省普惠金融与减贫的关系。

三、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及结果分析

（一）普惠金融指标选取

从普惠金融的概念来看，它旨在为社会所有阶层公平地提供金融服务，为此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将直接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供需两个方面出发，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测度。其中，以地理维度的服务渗透性和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评价其供给效率；以存款和贷款的使用率评价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状况。就地理维度而言，其服务渗透性方面分为“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数”和“每万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指标；对于人口维度的服务可得性则分为“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数”和“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而关于存款和贷款的使用率，本文选择了金融机构人均存款和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本文主要通过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其中用于计算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甘肃金融年鉴》、《甘肃发展年鉴》等统计资料。

（二）指数构建

由于所选取指标的单位、量纲等属性不同，且不同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主次之分，因此“等权重”赋值法不能适用于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在对各种赋权方法进行熟悉了解后，本文将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变异系数法即通过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上的赋权，通过计算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即为变异系数，由此达到消除指标间单位和平均数影响的作用。

（三）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05~2011年期间其指数处于低位震荡状态，在2012年快速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甘肃省在普惠金融成长的阶段属于初期，决定普惠金融指数升高的关键因素是金融服务范围，其关于地理和人口两个维度的扩大。从各项指标来看，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人均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四个指标逐年上升，每万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指标波动不大且整体程度较低，这主要与甘肃省大部分市县面积大、人口少有关。人均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在2008年下降后逐年增长，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制定了“四万亿计划”，贷款利率下调，贷款增加。总的来看，每万人拥有的从业人员数指标最高，说明金融服务人员的增加有助于甘肃省贫困人民更好的享有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服务于“最后一公里”的意义重大。

四、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在前文构建的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章主要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测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应。在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选取上文测算的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作为自变量，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科学性，本文用甘肃省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同时，影响贫困减缓的因素较多，仅选取普惠金融指数与贫困程度作为指标来建立回归模型很难避免会出现误差，而出现不符合经济学假设的类似于异方差现象和虚假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农力度、居民受教育水平4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增加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的指标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出现估计偏差，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说明甘肃省在2005~2015年期间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的趋势，从各个指标来看，甘肃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金融服务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也随之不断提升。同时，本文在构建甘肃省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证明了普惠金融发展发挥了很好的减贫效应。当然，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地区金融资源薄弱、金融服务的创新性不够、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落实不到位、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不足等。基于以上对甘肃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探究，本文将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推进农村地区金融的发展，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让金融资源更好的惠及弱势地区的农民。实行差异化的存贷利率政策，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的政策支持，此外还加强了此类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让更多的贫困群体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第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大农村金融网点的建设力度。设立以村为单位的金融机构网点，提高金融机构下乡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此外加快省内特别是贫困地区宽带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提升互联网的普及率，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方式高效率的参与金融活动。第三，解决小微企业及贫困农民融资难问题，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到小微企业及“三农”等资金严重短缺环节。支持小微企业及贫困农民运用多种渠道进行资本市场融资，推动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同时，应加强个人和企业信用征信系统的建设，建立开放式信用信息平台并完善客户信息保护机制。另外政府应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5]肖翔,洪欣.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研究[J].金融论坛,2014(09).

[6]翟帅.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月刊,2015(12).[7]马彧菲,杜朝运.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及国际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16(01).

[8]王婧,胡国晖.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论坛,2013(06).

[9]罗斯丹,陈晓,姚悦欣.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6(12).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普惠金融”来源于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组织很多专家共同编写的一本有关普惠金融体系的蓝皮书[1]，该概念的提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2011年亚洲博鳌论坛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学者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尽管研究出发点、侧重点不同，但公平、协调均成为学者强调的核心与关键。普惠金融实际上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金融领域进行破题，其目的在于将“无法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人群纳入正规金融系统，使其有机会获取储蓄、支付、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从而与其他客户一样，拥有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2]。普惠金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定量化的研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普惠金融使现代金融服务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本文定量化的分析浙江省各县域金融普惠程度的差?e，在此基础上分析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外已有经验和实证分析结果，倡导从不同层面推进金融普惠发展。浙江省“十三五”提出，构建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科技金融体系和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

由文献[2-3]可知，浙江省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性的区域差异，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金融发展的特点、浙江省县域的实际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从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共选取9个变量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从金融需求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收入水平（Income），普惠金融首先是收入的函数，国外相关文献表明，是否接受收入援助这一变量对普惠金融具有加大的解释力（Kempson和Whyley，1999），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收入对普惠金融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对县域地区居民纯收入（取对数）可以作为普惠金融的解释变量之一。（2）年龄结构（Age），表示各省份非市辖区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采用少年儿童（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来反映。一般假定老人和儿童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接纳能力有限，因此儿童和老人人口所占比重越高，金融普惠程度就越低。

从金融供给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信息化水平（Tec），其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存在争论，如Geach N（2007）指出，手机技术在农村和城市贫民区的普及，将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且便利于居民采用主流金融服务。Kempson和whyley（2000）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大部分被排斥家庭并不拥有网络和电话，因此以电话和网络为介质的金融服务将降低金融包容。本文采用县域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电脑普及率及农户上网比率反映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及金融基础设施供给状况。

从普惠金融的社会因素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Hersi（2009）指出，人口统计的变化、收入差距及劳动力的结构变动等社会要素会对某类社会群体的金融包容水平产生影响；因而本文采用（1）Emplo（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2）Dif（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反映农业人口性别结构、劳动力结构变化及城乡社会差异。（3）Growth（农村GDP增长率）反映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4）urban（城镇化水平）为地区城镇人曰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能使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得农民收入有多元化的来源，增加农民的实质性收入，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5）Agr-p（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该指标反应国家在农业发展上的支持力度。

如县域消费水平、学历水平、电脑普及率及上网比率等指标也是国内恩爱学者研究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但鉴于数据获取的不便利性，本文不做相关研究。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5年浙江省的5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上述9个因素来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关数据来源于2016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等，从整体上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表示IFI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的计算结果见文献[4].

通过SPSS22.0软件对数据建模，采用进入的回归方法，发现城市化水平被踢出，进一步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回归模型的整体是显著的。从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表3-1显示：从整体上收入水平0.194（t=3.752）、年龄结构0.378（t=3.238）、信息化水平0.305（t=1.782）、农村GDP增长率0.120（t=1.952）是对各地区普惠金融水平呈明显的正效应，且4个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GDP增长率四个因素对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0.237（t=-1.069）对普惠金融水平呈负相关，这个应该和我国国情有关系。城乡收入差距0.184（t=1.267）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0.018（t=0.113）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农村GDP增长率。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阻碍云南普惠金融发展的路障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非生产性借贷、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四个特征，云南也不例外。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4%，在地理资本短缺的地区生活的农户，多年来生活水平基本没改变，存在空间上的金融排斥。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截至2016年末，129个县中有88个贫困县，4700万人口中有574万人是贫困人口，民族和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因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缺失和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需要服务的农户，进而因农户的金融资源非常匮乏，降低了这些农户对金融的认知能力，陷入行为上被金融排斥。

从金融机构视角看，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营商业性和普惠金融政策性比较难平衡。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主要通过净利润指标来实现，因此追逐利润是其本性。然而，普惠金融要求既要体现“普”――普通农户要能容易获得金融服务，又要体现“惠”――农户能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获得服务。理论上讲，农户人均收入比城市低，贷款利率和金融服务价格应比城市低，应具有一定“社会福利”的性质。其次，农村普惠金融投入产出效益不如城市大。由于农村贷款风险大，农户贷款金额单笔相对较小，贷款损失发生的概率比城市高。其他综合金融服务因地理分散，人口密度不如城市大，经营成本比城市高，如果城市还有市场增长机会，从机会成本角度看，金融机构宁愿在城市开展金融业务。

虽然在农村开展普惠金融有这么多路障，然而在云南的农村普惠金融业务还是发展得风生水起，除了政府扶持普惠金融发展和“三个不低于”的硬性考核外，还有哪些可以探寻的解释呢？本文依据2016年10月～2017年1月在云南昆明、昭通、曲靖、文山和大理的金融机构调研的资料和数据，希望从实践调研中来回答这个问题，以期为普惠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借鉴。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述

经过对云南部分地区进行实际调研，将云南现阶段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汇总描述如下。

涉农贷款总额和行政村金融覆盖率

2016年末，全省涉农贷款总额共有8006亿元，同比增长率12%，增长率高出云南各项贷款同比增幅1.7个百分点；至2016年9月末，全省14262个行政村已经有13312个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服务覆盖，覆盖率为93.3%。

农村普惠金融需求

通过抽样调查问卷统计，在农村最需要的普惠金融主要分为三类：支付结算、理财和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贷款，金融知识教育。

随着云南农村通讯宽带“村村通”、2017年底前完成通往所有行政村的道路硬工程和每年推进100万人口脱贫攻坚工作等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对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加。

农村普惠金融主要供给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在原有征信已经有贷款和信用卡授信记录基础上，目前又增加了通讯欠费记录、公用事业欠费等信息。拓展支付结算平台，大力推进农户开立银行账户工作。例如，人行通过与公安部门、人社厅协调，让农信社在开立农村金融社保卡时，可以直接从公安派出所获取农户的信息，利用此渠道为农户开立了农村金融社保卡1234.48万张，帮助全省41.5%的农村人口解决了账户问题，为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奠基了坚实基础；牵头多家金融机构解决农户在乡村支取小额现金困难，在行政村或大的自然村建立了约1.9万个惠农支付点，方便了农户小额取现、汇款、缴费和购物消费等需要。

银监局。建立普惠金融统计指标，将小微企业贷款“三个不低于”、涉农信贷投放持续增长、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投入等指标纳入金融机构考核体系，引导金融机构资源向普惠金融配置。

中国农业银行。依托全省600多个网点，力推“金穗惠农通”工程和金融精准扶贫工程，大力支持高原特色农业、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电子机具在乡（镇）、行政村的覆盖率分别为90%、67%，了200多项涉农业务。

农信社。依托2375个营业网点，至2016年末，共发放“三农”贷款298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65.5%。在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贡献上，布置自助设备13666台，覆盖所有乡（镇）；设立惠农支付点13782个，覆盖了72%的行政村，发卡量、收单量和卡交易量在全省所有金融C构中均名列第一；推广农村客户贷款提前授信，需要贷款时可直接刷为农村定制的“金碧惠农卡”“惠民卡”和“惠商卡”；发放“贷免扶补”创业小额担保贷款53.8亿元。

邮储银行。依托700多个营业网点、1700多个汇兑网点，2016年农村小额贷款累计新增额、增幅两项指标在邮储银行系统内均为全国第一，积极开展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房财产权和林权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农村综合金融服务。保险公司。39家保险机构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保险支农和保险扶贫工作，开展芒果、苹果等30项农业保险。针对咖啡、白芸豆、魔芋、山药等进行了价格指数保险。

政府财政部门。开展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普惠金融专项支持工作，例如会泽县颁布，若企业签订“扶贫投资协议”，且带动30户（含）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企业可申请金额在1000万元（含）以内、期限为1～3年的扶贫优惠利率贷款；若承贷金融机构发放年度计划规模扶贫小额信贷发生呆账损失，财政将从政府设立的风险基金中进行全额代偿。

总之，经过数年的努力，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不仅包括贫困人群，还包括一般农户、小微企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服务渠道从最初的金融机构柜台、“背包银行”扩展到柜台、代办点、手机APP、电脑终端、POS终端、自助终端等线上线下并举的多渠道服务局面；服务内容从起始的小额扶贫贷款扩大到存款、汇款、支付、保险和投资理财等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调研资料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探索性的质化研究方法，通过对收集到的一手、二手资料和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归纳以构建破解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理论。

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

开放性编码的目的是围绕持续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影响因素提炼范畴。在此阶段，共提炼出10个范畴：机会察觉、发展普惠金融动力、企业能力、高管观念转换、市场机制、商业模式创新、独特性、互惠共赢、履行社会责任和“支农+支小+支弱”。

主轴编码的目的就是按照质性研究典范模式，绕研究主题――普惠金融持续发展之道，最终找出核心范畴。经过分析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发现扼要说明现象的故事线。通过与已有的理论不断对比，发现故事线：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机构存在未利用的资源，农村市场的增长，高管层价值创造的洞见等构成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普惠的察觉；相应地，产生发展普惠的动力，主要包括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考核、利润驱动、学习效应和高管层为体现发展普惠金融的政治绩效等；在动力的作用下，金融机构有意识地培育发展普惠金融能力，包括风险管理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开放创新能力。一旦具备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能力，金融机构就会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实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战略，并有可能获得持续发展。依据故事线，本文构建出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模型，如图1所示。

研究发现

当前探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之道的主要视角有三个：（1）商业可持续视角。该理论认为，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利润可赚，否则就不可持续。该理论的价值是要关注业务量、收入、成本和“三项费用”等指标。（2）交易视角。该其理论价值是要进行以提高运行效率为目标的业务流程再造，以及重新设计机构交易内容和交易机制。（3）价值观视角。该理论认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具有获取利润的价值、支小和支贫的社会责任等多个相互矛盾的价值目标。本文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观察隐藏在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背后的实现条件、基本途径。经过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高管层观念转变对于普惠金融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即高管由过去只重视发展高净值客户的理念向高净值客户和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二者并重转变。如果高管层经常强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必然会引导企业资源向普惠金融配置，同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会影响员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跟随转变。高管层对发展普惠金融的思维方式、思想认识决定了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力度。

察觉是开展普惠金融的触发点。当金融机构高管察觉到农村客户价值，且他们所在的组织有资源支撑，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又非常重视，一般会选择进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比如，人行在支付结算方面有先天优势，农行、农信社和邮储银行有渠道优势，所以分别在支付环节、渠道两方面发力发展普惠金融。

动力源推动普惠金融业务落地。除了政府和监管部门要求必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外部动力外，部分金融机构是因在农村有广大的网点布局和各种终端投放，巨大的固定成本存在，迫使其扩大普惠金融业务以实现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部分金融机构因深耕于农村多年，对农户比较了解，能设计出农户欢迎的产品，因业务做得越多越有经验的学习效应提升了服务效率。另外，在农村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几大主力机构，如农行、信用社和邮储银行等，都是国有股权占比较大，高管都是党委组织部门任命，为体现政治业绩也促使其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能力是支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被调研机构大都认为，在众多能力中，新产品开发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组织创新能力最为重要。农村客户群体和城市客户群体不一样，如何实现金融产品交易是农村普惠金融的核心。为了实现交易，必然要让产品引起农村客户的关注，这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渠道）将农村客户导流向产品。成功的产品在设计时必须从农村客户人性的本质出发，设计出能有高频交易的产品；在渠道环节，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做到精制投放；在交易环节，设计出能让农村客户享受友好的场景体验来促成交易，体现真正为农村客户便捷着想的思想。普惠金融搞得好不好，最核心的体现在农户能否获得所需要的贷款，这要求有较强的风控能力，由于农村特质与城市不一样，不能单靠大数据分析，必须投入大量的员工做贷前、贷中和贷后风控管理。组织创新能力是机制创新的重要体现，如邮储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既有利于真正开展差异化经营，又有利于配置人财物资源，增强普惠金融业务活力。

发展普惠金融，政府的推动和补贴固然很重要，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为重要。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机制来促使金融机构自觉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因而，政府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时，应该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利率、再贷款、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金融机构有动力提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

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实现的方式

商业模式创新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负有重要的使命，依据是否引入第三方（第三方合作伙伴分摊产品或服务成本，或第三方关联客户参与支付价格）买单，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渐进式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即在农村普惠金融商业模式发展中没有引入第三方，而只是对原有各业务模块进行创新，称为渐进式商业模式创新；将商业模式中引入第三方为金融机构分担金融服务提供成本或者为农村客户支付价格的商业模式称为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

采用渐进式的商业模式创新，关键路径是要突出独特性。在访谈中发现，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农村市场的原因除了其不了解农村外，关键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同质，没有独特性。那么如何能走出特色之路呢？

独特的定价模式。由于渐进式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在原有的商业模式中部分增补、组合和拓展，因此，除了对手没有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定高价外，其他产品定价只能将竞争对手作为参照对象，价格不能高于同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包括折扣、补贴、分期付款、付款期限、信用条款等组成不同的价格组合策略。

独特的运营模式。不能将城市推行的产品或服务照搬到农村，而是要突破城市经营业务的思维，设计符合农村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按照农村客户的多样性需求联结成一个整体，将一系列能给农村客户提供价值的要素打包，降低总体成本，解决原有农村客户购买力约束。同时，可以在支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企业文化、价值链的关键点等方面嵌入自己的特色，让竞争者无法模仿而锁定客户，获得持久的利润。独特的营销模式。主要围绕“3P+STP”（3P指产品、渠道和促销；STP指细分市场、目标客户和定位）来展示金融机构的独特营销模式。在产品或服务上，按照时间、空间和地域三维度，对品牌、品种、功能、设计、服务等进行不同产品组合；在渠道上，采用不同的渠道组合，包括线上、线下、分销渠道等；在促销上，采用不同的促销组合，包括广告、事件、人员、优惠、公共关系等促销；在细分市场上，同时关注现有和潜在市场需求，不但考虑需求拉动，还要考虑通过产品推动农村客户购买；在目标市场上，对关键顾客和被金融排斥的边缘农户给予同样重视；在定位上，将农村客户的问题作为客户识别的起点，并以提供解决客户问题的功能为终点，客户所遇到的问题是客户需求的分析单位。

渐进式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质上仍然是竞争导向的经营模式，金融机构要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约束是收入要大于成本，且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净利润率不能低于在城市经营的业务。农村普惠金融收入（业务量）和成本的来源取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如果农村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状态，服务价格就得降低，定价空间和净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金融机构越受损，客户越得益；如果农村市场的垄断力越强，产出就低，服务价格就高，金融机构定价空间和净利润空间越大，农村客户越受损。然而，在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上，多数情况下只有农信社、邮蓄和小贷公司等少量机构，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在这种竞争的态势下，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量一般达不到农村客户需求的均衡量，且产品或服务价格偏高，农村客户利益受损，这与普惠金融要求的服务可获得性相矛盾，结果是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不能做大。

采用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关键路径是要能引入第三方来承担成本或支付价格。颠覆性的农村普惠商业模式与渐进性商业模式的不同之处是，金融机构采用生态网络思维拓展农村普惠金融业务，不仅局限于在金融机构和农村客户之间发展业务，而是引入关联网络价值量足够大的第三方合作伙伴（为金融企业承担提品或服务的成本）和第三方关联客户（为农村客户买单）。在颠覆性的农村普惠金融商业模式创新中，为什么第三方合作伙伴愿意参与买单呢？

首先，合作会产生战略利益，合作存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例如，农行在火腿之乡宣威向养猪农户发放贷款时，由于农户没有抵押物，大面积发放贷款困难，第三方宣威市鹏跃科技饲料公司因为考虑到养猪户对其销售饲料和仔猪有战略利益，愿意为农户作贷款担保，饲料公司因担保联结，直接向农户销售饲料和仔猪，解决了产品销售市场问题，农行通过供应链金融解决了农户贷款问题。（见图2）

其次，资源整合能提高效率。通过分工合作或者资源之间优劣势互补或同类资源的不同效率的替代，引入分工、互补或替代的第三关联方，能节省交易成本，获得资源整合收益。例如，政府发放低保补贴、玉米补贴等，通过金融机构的网络渠道来，降低发放成本和农户取款成本，沉淀资金形成存款，为金融机构增加了收益。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 基本金融服务 均等化 民间金融

很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普惠金融是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他们认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也具备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因此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政府应该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三种模式。之后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温州等地在试点普惠金融服务。本文认为普惠金融与公共服务在涵义上和目的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对于广大农村和中小企业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在很多文献中，很多学者都提到了普惠金融的多元化供给，那么并非只有他们研究所说的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供给主体。我想到的是民间金融应该如何更好的提供这种服务，这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首先，必须了解民间金融的界定，如高利贷、合会等。在农村别是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资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往往得不到有效支持，特别是小企业和家庭在起步或遇到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这大大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在解决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上，民间融资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此外，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供给的极度不均衡，催生了民间金融自发开展和形成，游离于政府金融监管之外的非官方资通活动和组织。其次，由于普惠金融的宗旨，加之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利益驱使，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的实现普惠是不可能。因此必须通过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如民间金融机构来实现。

民间金融具有如下四个优势：第一，机制优势；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二是信息优势；正规金融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经常存在，而农村民间金融是建立在广泛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基础上，作为熟人社会，当事人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透明度较高。三是成本优势；在农村民间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后管理很低，交易成本较低。四是速度优势；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 使其与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中长期共存成为可能。

至于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正在进行的浙江丽水和温州改革试点就是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丽水试点是从破解“农金需求大，融资难”的两大难题展开，着重围绕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强化惠政策健全，健全村金融市场、完善农信用搭建服务平台，改进支付金融市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等体系铺开。而温州地区是通过民资管理公司和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的率先“试水”，这标志着将温州民间资本引向规范化和阳光化，不论何种供给方式，民间金融作为供给主体的目都是要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和普惠化，因此根据民间金融的特性，可以引导资本更多投向于小微企业，以更好的发挥其优势提供金融服务。对于其在中国农村的合理发展，我认为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参与者动机各异，因此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诈骗洗钱的工具。所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民间金融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保护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正常的、零散的借贷行为，符合零散的借贷行为，在一定程度内给予民间金融主体自由，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具有投机性质并且以诈骗敛财为目的，破坏了市场秩序的行为要严厉惩罚。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活动的管理方式主要通过第三方监管并且明确职责，而不能让有逐利性质的正规金融机构来充当。在民间，要加强对大众的金融知识和舆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塑造良好信用观念。一些低文化和低收入人群因为金融知识的欠缺和风险意薄弱常卷入到一些非法或违规金融活动中，从而引发社会秩序不稳定。这也给司法部门的判决带来相当大困扰。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在全社会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同时提倡合法合规的民间借款。

其次，需要开放民间资金市场准入制度即允许民营资本以参股现有银行机构的方式进入银行业，建立一部分民营银行，这样才能真正把普惠金融的宗旨落实。同时由市场竞争决定优汰劣胜，而不由人为地规定一个先后顺序。因为目前还没有建立关于新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市场准入、监管退出等基本法律法规，以应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政策。这有利于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民间金融合法化、公开化，这样有利于进行民间资监管为受到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人群服务，赋予其获得金融服务的基本权利，真正使民间作为普惠融的供给主体之一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雨露，马勇.中国农村金融论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韩俊.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J].农村经营管理， 2009，（2）.

[3]何平.和谐社会视野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

[4]姜风旭.发展普惠金融助力和谐社会建设[J].华北金融，2007，（11）.

[5]江明融.公共服务均等化论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报， 2006，（3）.

[6]焦瑾璞.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7]孙建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发展 国际经验 借鉴问题

一、前言

就我国的金融发展情况而言，其发展特点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资源较为集中，弱势群体、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被隔离在金融体系之外。这种发展特点不仅增加了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失衡，且整体发展质量相对较差。相比之下，普惠金融发展更加使得我国当前的金融现状，因此可以在合理分析其他国家应用经验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借鉴和参考。

二、普惠金融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的内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示出来：第一，责任方面。普惠金融的责任内涵是指，其将传统金融机构忽略的潜在客户对象，如小型企业、低收入人群等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一种发展责任。第二，理念方面。普惠金融的理念内涵是指金融融资渠道以及金融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第三，创新方面。普惠金融的创新内涵是指，应该通过金融产品、金融制度等要素的创新，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创新[1]。

（二）普惠金融的特点

普惠金融的特点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全面性特点。这种特点是指，与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相比，普惠金融能够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第二，公平性特点。普惠金融的理念认为，无论人们的经济基础如何，都应该向享有财产权等权利一样享有金融权。在这种理念中，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自己能够承担的成本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以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

这里主要以以下几个国家为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

（一）肯尼亚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与其他国家相比，肯尼亚的国情较为特殊。该国家人口中有约70%的人口都居住在偏h的农村地区，因此整个国家拥有银行账户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肯尼亚的大多数银行机构都位于城镇地区，因此其金融发展十分不均衡。基于这种现象，英国跨国移动运营集团首先与2007年在肯尼亚推出了一款手机支付产品，为大多数肯尼亚使用手机的居民提供了手机银行服务。由于该国家中拥有手机的人口数量较多，因此该措施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保证普惠金融的发展，肯尼亚还通过反洗钱规定的严格遵循以及监管工作的全程开展，实现对手机银行风险的有效控制[2]。

（二）巴西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巴西边远其与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难度相对较高。对此，巴西应用将边远地区现有的超市、药店等非银行机构转化为银行机构的模式，实现真正银行机构功能的有效分解。在这种情况下，机构的金融行为是由其对应的商业银行负责的，其相关金融服务的提供使得当地人们的金融需求得到了合理满足。

（三）俄罗斯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俄罗斯的普惠金融发展是通过5年金融扫盲计划的开展实现的。在该计划中，俄罗斯将总体计划资金确立为1.13亿美元[3]。该计划的应用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俄罗斯相关部门在调查15岁学生当前金融知识掌握水平的基础上，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金融核心竞争力知识框架和金融知识教育资料。应用该计划之后，俄罗斯民众的金融行为效率发生了显著提升。

（四）墨西哥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墨西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做法主要是，推动自身金融机构的透明化发展进度、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以及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除此之外，墨西哥政府还通过加强与金融发展有关政策改革措施的应用，提升自身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例如，墨西哥通过《2008～2012国家发展融资计划》政策的出台，是的银行商等非金融机构能够在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并在原本的吸收存款机构管理中融入信用机构以及小型储蓄机构等因素，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上述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四、普惠金融发展的借鉴问题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借鉴问题进行分析：

（一）融资方式方面

就该方面而言，为了实现普惠金融模式的应用，应该利用政策对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工作进行指导。例如，激励金融机构将自身的金融资源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提升群众服务需求度较高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力度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注重绿色信贷的合理发展，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形成股权融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新型债务融资工具融资等多元化融资模式的形成，进而促进我国金融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4]。

（二）普惠金融立法方面

法律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应该针对普惠金融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得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形成良好的供给体系。除此之外，税收方面的政府部门要应该对货币监管政策等方面进行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政策体系。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消费者是普惠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对象。为了保证金融消费者对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作用的产生，应该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借鉴对象。从其他国家的应用经验来看，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专业化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建立实现的。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可以通过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的完善、金融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升以及金融服务收费流程的规范等方面来实现。这种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常态化的处理方式，能够显著提升保护效果，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速度的提升[5]。

（四）金融创新方面

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其有必要对自身的传统交易模式进行创新调整，以提升自身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契合度。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可以从业务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通过相关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提升资金融通等功能的服务质量。

五、结论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发展普惠金融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了促进普惠金融的合理发展，可以在充分参考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以及肯尼亚等国家既有普惠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适合我国金融现状的有针对性发展策略，通过这些策略的应用，促进我国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实现对所有民众金融需求的满足。

参考文献

[1]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中国农村金融，2014，02：78-82.

[2]姜丽明，邢桂君，朱秀杰，李玉翠.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国际金融，2014，03：17-22.

[3]向忠德.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2.

[4]卢娟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研究[D].湖北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