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由几道高考题看探究式教法在哲学教学中的作用

 

2005年，高考文综第28题、32、33题和2006年，高考文综第30题均考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观点。第28题对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作品的认识，考查辨证矛盾与逻辑矛盾的区别。第32、33题是如何看待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问题，考查学生对矛盾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2006年，高考文综第30题是借《新唐书魏征传》中的“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教育论文，思所以亡则存矣。”并结合温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的时事背景，要求学生准确理解矛盾的含义。2009年，江苏高考27题“5.12”汶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北川中学高三学生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多难兴邦”一词蕴含的哲理是

①矛盾双方相互依赖②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③矛盾双方相互贯通 ④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A．①② B．③④C．①②④ D．②③④

这几道题从出题角度来看涉及漫画、古代名人名言、现实重大时事问题。从考查知识角度来看既涉及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灵活、全面掌握，又要求学生要多问、多想，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发散思维能力。而这些方面的素质的培养给予探究式教学法以重大的作用。

（1）探究式教学法符合哲学的本性，有利于抓住哲学的性质和功能，遵循哲学的发展规律。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知识不等于智慧，如果教师把哲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传授，即使向学生讲的“清清楚楚”，也难以体现出智慧来。只有在学习知识和学习过程中主动地探究，通过亲身体验，长期积累，学生才能增长智慧。哲学教育更需要培养学生对智慧的无限热爱和永恒追求的精神。对智慧“热爱”之情极其纯真教育论文，对智慧“追求”之意不可遏止，才能激荡出无穷的智慧。所以，“爱智慧”比“智慧”还重要。这就更需要学生主动的去探究，要多问。如果离开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离开主动的探究，哲学教育的“效益”就会降低。

（2）探究式教学法符合哲学的思维要求，有利于贯彻哲学的思维原则。哲学是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方式。学习哲学知识与领悟哲学思想，体验哲学思维方式，虽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学习哲学知识当然需要思考，而领悟哲学思想，体验哲学思维则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思考，依靠自己的探究。黑格尔认为，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殊性教育论文，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毛泽东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唯物有辨证的理论思维方式，主要地不仅是教师精讲解知识，而是学生自觉进入思维过程，通过自身的探究逐步地养成。如：32、33和30题就要求学生多思、多想。不仅知道矛盾的含义，而且对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相互包含的涵义及关系要理解的清清楚楚。

（3）探究式教学法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学习的主动性，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哲学教育应当给人“挖的深，站的高，看的远”的思维启示，这同样需要学生通过探究来获取。哲学思维是批判性思维，智慧最具有开放性，最具有创新性。自有哲学以来，就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允许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教育论文，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学生亲历探究，对问题作多方面，多层次的思考，进行各种争论，恰恰有利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2009年，江苏27题必须清楚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区别和联系。2005年，第28题不仅要求教师要讲清楚“逻辑矛盾”和“辨证矛盾”的区别，而且要求学生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高中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14]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15]，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

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theoryof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theoryof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21]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22]，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23]。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24]来得肯切与平实。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25]，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26]，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27]，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28]，“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29]，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30]与此同时，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金先生没有弄对。”31]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32]。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33]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牟先生晚年评论金先生，认为他“解决了一些逻辑性的问题”34]，但更多地谈到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与张东荪先生作比较，评价也比对张先生的高出一筹。牟认为金先生“对经验主义及实在论（当时所谓的新实在论），尤其是休姆的思想很有研究。他的分析能力很强，写出的文章确实能触及哲学的层面。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这方面他要比张东荪先生好，后者仅能做到叙述旁人的思想，到自己找问题的时候就不行了。”35]按这个评价，金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张就要低一个层次了。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36]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37]这与牟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金著的《知识论》一书有关。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

然而无论如何，在牟氏的眼目里，熊、金、张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哲学界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三人，是称得上哲学家的三位人物，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和象征。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指出：

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38]

在牟看来，中国哲学要“独立发展，自造文化”，就必须在这三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向前迈进，把熊十力的元学，金岳霖的逻辑，张东荪的认识论重新进行融合与创造，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实上，牟宗三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在现当代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典范。

二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6]此外，除了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8]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9]

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11]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12]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三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评论，并不限于熊、金、张三先生。实际上，在牟氏的眼目里，中国哲学界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不仅仅是上列三人。熊、金、张三先生为哲学家，是牟氏从早年就执定的看法。到后期，牟氏认可的哲学家尚有数位，例如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先生等人。至于冯友兰，尽管牟氏对他评价很低，但并没有否定他的哲学家地位。牟氏对梁、唐都有很高的评价，不过，唐在哲学上的地位远高于梁。对于梁，牟氏主要肯定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独能生命化了孔子，是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39]，并认为这就是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贡献。而梁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恰恰是由他的这本书奠定的。牟氏主要就是通过这本书来肯定他的。对梁的这一肯定，牟氏一生没有改变。在获悉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牟氏接受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发表的讲话中复指出：

这（按：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40]

虽然梁先生本人很看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但牟氏则认为“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41]还说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哲学家的本事，“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42]在牟氏看来，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泛滥之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按：指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43]

对于梁先生在中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牟氏深表由衷的敬佩之情。总之，牟先生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44]与此同时，牟氏也指出了梁先生思想的局限，指陈其“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45]，“并未能在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46]因之《乡村建设理论》虽为梁先生最用心的著作，企图从对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牟氏认为，它的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颇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47]而且“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48]然而，无论如何，因为牟氏的这一评价而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居于显赫的“当代新儒家的先驱”的地位，成为当代“文化中国”的象征。同时，梁漱溟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了一个哲学家的地位。

无疑，唐君毅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居有公认的重要地位。作为共同事业上的最亲密的战友，牟氏对唐先生作了他所能作的最高评价，称之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49]在此，牟氏把唐与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并列，表明了他对唐的最高肯定与推崇。然而，牟氏并没有称唐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而特许以“文化宇宙中之巨人”，乃是站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立场上为唐作了历史的定位。换句话说，唐先生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大师。牟使用“文化意识宇宙”一语，乃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的价值领域，简言之，就是由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得之教”所开辟出来的价值领域。50]牟又曾作了如下解释：

吾所谓“文化意识”乃即中国固有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识也。此一意识乃是孔孟成德之教所开辟，而由贲卦彖传简单辞语作代表。由此意识，吾人即可开辟价值之源。依此价值之源以作道德实践而化成天下，即名曰“文化意识宇宙”。51]

在牟氏看来，文化意识宇宙不仅高过科学宇宙与哲学宇宙，乃至特定的宗教宇宙，且能善成与善化这些宇宙。他说：

中国人没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学家不可。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尽性至命的成德之教在层次上是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52]

又说：

此种成德之教，使自己生命“文明以止”的智慧，除于中国传统外，乃无处可以发见者，即使哲学宇宙亦不能尽之，故此文明以止的文化意识宇宙乃高过哲学宇宙，而足以善成之，以彰其思辩之用，而使之为有所归者。53]

由此可知，牟氏对唐的评价，不止是把他看成一般所谓的“哲学家”，而委实高过了西方的哲学家。就哲学上来说，这种“高过”是道德实践与智慧境界上的“高过”，而不是思辩意义上的“高过”。从中国哲学的标准来看，牟氏称唐君毅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对一位当代的哲人来说，乃是一种最高的评价和荣誉。

唐君毅作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虽然不是这一宇宙的开辟者，但他像宋明的大儒以及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儒一样，是这一宇宙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继往开来，承先启后。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与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牟氏正是由此为他作了文化上与哲学上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当代的名哲学家中，唐君毅先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著作等身，诸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哲学原论》（四巨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两巨册），等等。牟氏也对这些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彼其充实不可以己。……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为调适而上遂矣。”可为其写照，并且此数语也就是唐先生的生命格范的如实写照。牟称唐的这些著作为“不朽之作”。54]尽管牟氏对唐的学问也不乏微词，但他认为唐已经尽到了其时代的使命。这可以从他为唐君毅所作的挽联中明显地看出。其挽云：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浪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照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55]

牟氏相信唐君毅的“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分”将永垂不朽。

牟氏与方东美一向道路不同，两人数十年不相往来。方不大喜欢牟，但对牟的著作有过甚高的评价，牟对方也有微词，如前文所述56]，但牟也接受过方对西方哲学的看法57]。直到1972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王阳明国际学术会议上，方氏向牟提了许多问题，得到礼遇，二人之间长时期的僵局才打破，恢复了交谈。58]方东美是现代中国哲学界资深的名教授之一，以“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牟氏很少从正面对他作出评论，但对他的哲学家地位是毫不怀疑的。当牟氏读了吴森先生写的《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一文，──吴文称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为“三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并认为“以他们的才智、功力和在中西哲学的造诣，都足以和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学者并驾齐驱”，59]牟并没有加以否定，或提出异议。60]可见，牟认可了方东美与他（牟氏本人）和唐君毅并驾齐驱的哲学大师地位。

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冯氏以儒家自居，以为自己的哲学──“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但是，牟宗三并不承认他是儒家。牟氏回忆：

冯氏抗战期在成都时，曾与予谈，谓：“现实中国哲学只有两派，其余皆说不上，此如以前所谓程朱陆王，你们那里代表陆王，我们这里代表程朱。”吾当时即笑而不答。以此为比况，可也。若说儒家，则彼今日之程朱实非儒家。焉有非儒家之程朱乎？吾故不欲详论。61]

由此可知，牟氏没有否认冯为一家哲学，但并不认为冯的哲学能够代表程朱，故亦不承认冯为儒家。冯自许为儒家的态度，直至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最后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把他自己的哲学与金岳霖的哲学看成是程朱理学在现代的代表，并与熊十力所代表的现代陆王心学相并列，即他所谓现代中国哲学的“两派”。但说金岳霖是儒家，恐怕除了冯氏以外，不会再有人附和。牟不以冯氏为儒家，还可以从他与熊十力对“良知”的不同态度与观点中见出，熊认为“良知”是呈现，而不是一个“假设”，冯却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假设。牟认为由此便可知冯氏的哲学与儒家不相应。62]而冯氏在中的表现，则更是与儒家的精神完全相背离了。冯是否为儒家，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冯氏的哲学与为人评价均不高，甚至出言极苛。对此，也不免引起争议63]。

上述牟氏所评论的四位哲学家与他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过他，尤其是唐君毅对他有过直接的影响，而他与唐都继承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的精神路向。冯友兰的《哲学史》，主要是其中论名家的部分，也曾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牟的镜鉴。64]

注释：

1、牟宗三在不同的文章或讲演中，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关于“生命”的学问》（1961）一文中的“三个阶段”是“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民国59(1970)年，页38～39）；而在《哲学的用处》（1983）讲演录中，“三个阶段”则为“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阶段。经过八年抗战的疲惫，在一转眼间，马克思主义的大浪潮控制了中国，这是另一个阶段。国民政府到台湾，在台湾逐步向现代化走，这是第三阶段。”（《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页127。）为慎重起见，本文以牟氏后文（时间与次序均在后）所讲的为准，以他前边的为参考。

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页139。

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28。

4、今有所谓“清华学派”之说。如果说“清华学派”仅指清华中文系的学派特色，或许可以成立，用在清华的哲学系，指金岳霖先生一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研究，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尚可考虑。但所论“清华学派”并非是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或研究家族的共同“范式”（信仰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使用，而是指清华学人们的广义的乃至泛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那么清华的这种“共同之处”是不是能够称之为“学派”，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就颇成问题了（参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何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可以参看吴森<杜威哲学的重新认识>一文，收入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论》（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7（1978）年版。

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143。

7、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28。

8、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

9、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149。

10、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1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3。

1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8。

13、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7年6月24日。

14、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5、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6、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7、知觉因果说，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上自洛克，下至罗素，无或越此；对知识可能说，牟又称为“思想组织说”，即在知识领域内，指出思想之机构或组织的作用，首要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18、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

19、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第44期，1936年7月1日。

20、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

21、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2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

23、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

24、贺认为，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页30）

25、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26、牟宗三（原文署名“光君”）《略评金著〈逻辑〉》，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22期，1936年1月29日。

27、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28、请参阅：(a)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b)李继东《中国现代逻辑史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c)WernerMeissner,PhilosophyandPoliticsinChina:TheControversyoverDialecticalMatterialisminthe1930s,PartⅢ.12,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ford,California,1990.

29、金先生“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这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到证明。建国后，艾思奇先生第一次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演讲，公然反对形式逻辑，金先生在谢辞中智驳艾氏，说艾先生批判逻辑的话，句句都符合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对金先生的观点作出论证，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不正确言论”对待。但是，金先生高贵的学术品质和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佳话。（见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金先生>，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00～201。）

30、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31、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32、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33、牟宗三在1937年发表的《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一文中说：“这是真理论最近的一种新趋势，在中国金岳霖先生讲的很详细，但他还没有发表出来。”（D.3.4.1）说明此时牟知道金在写知识论，但是尚未发表，故牟未见到此书。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牟是否读到过，不得而知。至于金的《论道》一书，估计牟宗三读过，至少是部分地读过，因该书先行以单篇，在牟氏的著作中出现过有关的评论，参阅牟著《逻辑典范》，香港，商务印书馆，民国30（1941）年版，页382。

3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3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0。

3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3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页6。

38、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39、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40、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页208。

41、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2、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8。

43、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0。

44、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8。

45、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0。

4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34，页113。

47、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8、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页209.

49、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4（1985）年修订版，页266。

50、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26。

51、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70。

52、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7。

53、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71。

54、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6，页264～265。

55、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5。

56、参见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民国85（1996）年版，页494。

57、参见牟宗三《康德与西方当代哲学之趋势》一文，台北，《鹅湖月刊》第5卷第8期（总第56期），1980年。

58、刘述先<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页494。

59、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同上揭书，页185。

6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4～145。

6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18。

6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36。

高中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哲学对高等教育学的贡献

高等教育学科创立只有三十余年，但是高等教育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对话，早在古代教育活动开始之初，就显示出自身强大的包容性和对话性。从早期的与哲学、数学、神学，到近代的宗教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再到现代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建立，高等教育一直在各种环境中不断地完善自我，以建立坚实的学科基础。

西方的哲学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就显示了它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再到柏林大学，无一不体现出哲学在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学主要以什么为后盾来体现自己在民族事业中的作用，这一点，西方哲学史已经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哲学在大学当中的奠基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由于哲学如此长时间的发展，不断的在大学内部发挥自己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整个文艺复兴乃至科技革命时期，哲学不仅促成了欧洲大学的繁荣，更加影响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发展，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说，是“如此全面地影响着那个文明史以来特别昌盛的时期”。

然而，无论在欧洲大陆哲学以什么样惊人的态势在影响着大学，近代中国却是始终如闭着双眼的婴儿，还继续沉醉在我们古老的文化中。直到被国外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睁着朦胧的双眼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是满目的机械和船只，即使中国古代哲学多么博大精深，对大学的影响多么深刻，也阻止不了我们对新奇事物的探索，于是，这一时期的大学都停留在器物层面的简单模仿，大学忙着教人造船、教人纺织、从当时各类大学的名字，就可见一斑。直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蔡元培不仅让腐朽的北大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旗帜下获得重生，也给北大注入了新的哲学精神。他带来了一种其他时期都没有明确提出来的新的哲学理念，“哲学一科，遂凌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中最重要之部分”，其他三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同一时期的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也积极响应，使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从这一时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有很多有实力的哲学家，他们基本上都有海外留学经历，都在北大清华任教，也正是有这一雄厚的哲学实力，使得北大清华处在国内大学的顶端。而后一系列的政治磨难，让本来可以生根发芽的哲学在大学中经历了磨难，也由此很难长出有成就的哲学家来，贫瘠的大学土壤最终没能给哲学足够的养分，使得现阶段的大学，没有稳固的根基，也没有大学本该有的哲学厚度。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总体学术水平较高的大学，哲学水平也处在中国的顶端。也就是说，哲学水平高低与大学水平高低仍然是高度吻合的。

大学与哲学的关联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高等教育学更应该认识到本学科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使得高等教育学在研究大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反过来大学又成为哲学成长的温床。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深深的受到了哲学的影响。很多学科在建立之初都试图从最原始的哲学寻求自己的起点，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而正是这一寻根究底的询问，让高等教育学发现了自己与哲学天然的联系，即使学科建立才三十多年，但是高等教育学所走的每一步，都少不了哲学的支持。

二、高等教育学与哲学的“不平等”

大多数学科都来源于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高等教育学起源于教育实践，经过三十多年对实践的探索，不断的升华为理论，才形成了目前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哲学一直作为一个“帮助者”在引导和帮助高等教育学向前发展，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给予者”给高等教育学提供各种理论和方法。高等教育学的研究通常是从多个具体的实践中得出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础。由个别推论一般，由已知推论未知，由过去推论未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是重点研究的对象，了解一个学科内部的组织机构能更好的进行研究，因此哲学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由于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学的这种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与哲学的综合，这一现象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新的综合趋向，即当结构与系统、功能、元素等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时，各个部分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即在整体结构上的意义。因此，结构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系描述与分析，而不是根据个别的事物或事实来解释现实。它的基本原理是，具体存在的事物，只有存在于一定的结构联系或关系中，才是有意义的。哲学给高等教育学提供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还远远不止以上的方面，这些都显示着高等教育学在这样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哲学的帮助和引导，但是高等教育学可以为哲学提供的理论与方法，几乎没有。

三、走向平等对话的学科关系

从布鲁贝克的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问世，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讨论不绝于耳。最初始的学科还未分化之时，教育与哲学总是以细密的不可分割的状态存在着，一直到学科逐渐分化，教育学也逐渐建立，再到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学科的分化也未能切断这种联系。从中西哲学史不难看到，高深知识总是在高等教育机构里面进行，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即使到现代，高等教育衍生出的知识传递与创新职能，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哲学的辅助，知识的传递固然包括哲学的知识在内，而知识的创新尤其需要哲学的理论和原理作为生长点，使人类的文明不断的延续下来。

高中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69-05

在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中，深刻蕴含着对哲学大众化核心问题的思考。首先，谁是改变世界的主体？不是哲学家，而是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靠什么去改变世界？光靠单纯的实践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理论武器。那么，如何才能让人民大众掌握理论武器？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过程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现实物质力量。因此，大众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发生前的17年间。为了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顺势而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很有必要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总结其历史经验、探讨其现实意义。

一、建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

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用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工具。建国十七年，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文本。

1.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

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不仅在数量、质量和速度上超过了前一阶段，而且具有版本多样化的新特点，包含了全集、选集、文选、专题言论、单行本等。在全集出版方面，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翻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列宁全集》（39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在选集出版方面，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4卷本），这两套选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各个时期的主要哲学著作。在文选出版方面，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斯大林文选》。在专题言论集出版方面，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等等。在单行本方面，新版和重新校译了《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哥达纲领批判》等。这一系列经典著作通过新华书店这一遍布全国的最大发行网络，发行到全国各地，其发行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的一大成功举措，为当时的人们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文本材料。

建国初期，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加之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形式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学习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著作，必然会在阅读和理解上遇到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把重新发表并编辑出版哲学著作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最佳切入点。1950年至1952年间，在总结10多年以来的革命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精心的修改和补充，使之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完备，并相继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重新发表后的“两论”成为了当时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首选教材，引发了全国上下的理论学习高潮，对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决定以中央的名义编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选集》，在全国出版发行。1951年10月，《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出60万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党员中，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学习哲学著作的热潮。1952年4月、1953年4月，

《选集》第二卷、第三卷相继出版，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0年代，《著作选读》、《语录》的海量出版发行，直接推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得哲学著作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必修课。

（二）把理论创新和通俗化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要在中国实现大众化，首先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二是要化入中国的语境。只有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阐释，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走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掌握和应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创新和理论阐释并举，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1.在理论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教育中，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绝不只是单纯的通俗化和普及化。还必须实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建国十七年，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理论创新。一方面，基于新的社会实践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从而形成了许多很有个性和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新见解，尤其是在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比如，在认识论方面，提出的新论述有：“哲学就是认识论”，“认识规律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等等。这些新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产生了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大纲》等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哲学宏篇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有效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通过通俗化解释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由于旧中国教育十分落后，直到建国初期，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他们无法独立阅读一般的出版物，根本不可能读懂深奥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著作，更不要说运用哲学理论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把马列主义原理拿到中国人民中间，特别是拿到中国劳动人民中间来宣传，来实践，来应用，如果不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就不可能在中国推广，劳动人民就不可能接受。”为此，党中央在全党尤其是全国理论界进行了发动，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尤其是哲学原著进行通俗化的解读和阐释，以便广大民众能够听得懂、看得下、学得进、记得牢、用得上。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工作者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等经典原著进行了通俗化的解读和阐释，不仅出版了一批系统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著作，而且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大量介绍、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的文章和材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集理论性、针对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于一体，以革命建设的实践成果和科学研究上的成果为主要依据，密切联系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引证了许多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在以通俗的语言具体生动地讲述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同时，引导读者运用这些理论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辨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起了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三）以多样化的宣传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的宣传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全社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在建国十七年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1.开展全同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党中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大规模的学习运动，通过举办暑期学习会、干部训练班、短期政治学校等形式，在各大中学校、各机关、部队、工厂等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热潮。建国之初的前两年，主要是以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为学习重点。从1952年开始，转向对同志两部重要哲学著作，即《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和宣传。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把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这些学习运动紧贴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和接受能力，坚持循序渐进、突出重点，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了党的领袖亲自倡导、新闻舆论引导、哲学工作者带头并指导、广大干部和各界群众主动参与的办法，因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2.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哲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设。在教学机构建设方面，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调整中，集中各大学哲学系的师资，组建北京大学哲学系，使之成为当时全国哲学理论骨干培养的“大本营”。到1956年，又重建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新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所有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同时，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各省市的中级党校也建立了哲学教研室。这些教学机构的建立，对于培养和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机构方面，1949年7月成立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1952年改称中国哲学会），它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团结和凝聚了全国的哲学工作者，在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增设了哲学研究所，它是全国最高的哲学理论研究机构，集中了一大批哲学工作者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为在我国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对于指导全国广大哲学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促进群众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持久深入开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3.积极创办哲学理论刊物。

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全国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党中央积极倡导创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刊物，如《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专刊，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研究》、《哲学译丛》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这些刊物虽然开设的栏目各有特色，刊载的内容各有侧重，但宣传立场和服务面向是一致的。都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述、对形形的旧哲学思想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和学习心得的介绍等等。这些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刊物，给广大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学习所学专业的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同地，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繁荣，同时，对于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

建同初期，党中央把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即《华北专科以上学校1949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要求本地区高校学生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52年10月，在高校院系调整完成之后，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综合大学及财经、艺术院校自1952年起，依照一、二、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规定这三门课程都要开一个学年。1953年2月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规定从1953年度起，将“马列主义基础”列为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的必修课程。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基础课一样，成为高等学校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开始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高校推进的主渠道。

（四）充分发挥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决不仅仅是党的领袖人物的工作，也不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有许多人以多种形式参与、由多方面的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大众化的主体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建国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统筹协调领袖、理论工作者和普通群众三者的关系，引导他们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积极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共同汇聚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强大力量。

1.发挥领袖的关键作用。

党的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引领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从建国十七年的历史来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人物，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凝聚全党集体智慧，亲自著书立说，不断创新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科学的内容；同时，积极倡导、引领和组织发动形式多样的全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宣传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走向并深入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群众，使之为大众所认同、理解并掌握。此外，领袖人物以自己崇高政治威望和深厚理论功底，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通过发表文章、演讲、批示、调研、座谈等多种途径，运用通俗化的语言，亲自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其他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力地带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2.发挥理论工作者的基础作用。

理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锋、骨干和示范者，也是领袖与大众、理论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建国十七年中，以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自觉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他们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建国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对一些重要哲学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学术支撑；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系统而又准确的阐释。尤其是对哲学思想进行了通俗而又透彻的解说，通过哲学批判和论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为广大群众学习、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此外，他们还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在认真学习、改造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承担帮助大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辅导和宣讲任务，或在报刊公开发表学习心得、解说文章，或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举办辅导报告会和学术讲座，或走进大学课堂里讲授哲学课程，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做哲学“通俗化”的工作，受到了干部、群众和学生的欢迎。

3.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客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体。建国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根本上看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习活动，它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明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他们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和途径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员干部纷纷参加各级各类党校培训班和学习班，采取听报告、钻原著、读报刊、学文件、开座谈会等多种办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系统学习，理论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场学习运动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武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在高等院校中，政治课成为学生最关注、最欢迎的课程之一；刚刚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发自内心地信服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全国兴起了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一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哲学与现实生产、生活的结合。

二、建国十七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启示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等同于中国化，也不只是通俗化，更不是庸俗化，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以人民大众为核心而展开的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要“为人民大众而化”，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大众的诉求，积聚人民大众的智慧，符合人民大众的特点，能够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化大众”，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和普及到人民大众之中，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实践指南，从而掌握人民大众。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和创新大众化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由少数人领导指挥转变为人民大众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由被少数人主导推动转变为人民大众广泛参与。

（二）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根基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切实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达到彻底、能说服人、掌握群众，就必须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这根主线，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的支撑和引领。在当代中国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相结合，在指导解决党和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升华和创新，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打下深厚和坚实的理论根基。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传播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不断创新理论传播的方式，要顺应人民大众对理论和现实的诉求，充分考虑人民大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入耳人脑的大众化方式。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要注意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效结合起来，各展所长，形成合力。继续发挥好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在哲学理论宣传普及中的重要作用，讲究宣传艺术，创新宣传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要充分利用一些新兴媒体的优势，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成为理论大众化的崭新平台，努力创建出一批思想理论类网站，突出专业特色，形成各自优势，使之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阵营。

（四）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专业队伍

建设专业化的队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得以实现的组织保证，其中应当包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等三支队伍。当前，要着力从三个方面来加强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培养专业队伍的良好学风和工作作风，尤其是要让他们树立调查研究的学风，让他们敢于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社区之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让专业队伍和工农兵学商相结合，思想互相融合，感情打成一片，努力克服“闭门造车”和“经院化”的主观主义作风。二是要不断提高专业队伍的综合素质，重点培养一大批既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具有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三是加强对专业队伍的培养和扶持。建立常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业队伍的培训学习交流机制，通过定期学习培训让他们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纵观时代的历史视角和宽阔的国际视野。

（五）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机制

高中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哲学专业学习；人文学科；思维能力训练；理论素质培养

北京市教委2017年1月4日了《2016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详解了2016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有91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而在本科及以上就业中，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最高。为此，《光明网》特刊发评论员文章《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文章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具有长线学习逻辑的学科，与很多专业不一样，它的精准就业一一‘从事哲学研究’，事实上是以博士教育打底的。所以，选择哲学专业的人会有更长的深造预期，而就业率统计是包含深造率的，即考研和读博同样归类于所在教育阶段的‘已就业’类别。”“二来，哲学是人类文明最早熟的学科之一，几乎是人类一切学科的母体，也表征着众多学科的价值归宿。”文章最后指出：“这两点，可看成‘哲学就业率最高’的解释，换个角度，也是对‘如何选择专业’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所启发。”这个看似肯定哲学专业的结论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第一，真的是因为考研和读博归于“己就业”类别而使得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提高？第二，选择哲学专业真的与“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关吗？由于《光明网》的评论员文章流传甚广，看似也回答了人们心目中的“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问题

哲学专业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究竟如何？根据即将出台的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5），“哲学类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又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作为基础性学科，哲学对公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哲学类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能够运用哲学思维认识、分析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能力，良好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的专门型或复合型人才。”这表明，哲学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专业培养应当以塑造理论思维能力和良好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为主要目标。这样，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就很清楚了。

首先，哲学专业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指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还包括宗教与文化等，总之这些都是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或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热莸摹R虼耍哲学作为人文学科，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的经验生活距离较远，也与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需要的生活条件等现实问题相距甚远。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培养的目的并非为了职业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岗位的需要，而是为了培养具有健全思维能力和深厚文化素养的理论人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除去哲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1）创造性地学习哲学专业知识的能力，（2）将所学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3）能够以哲学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4）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5）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创造性地学习，是指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所学到的哲学史和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学会从理论上把握哲学基本观点和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和分析一切哲学理论和观点。要做到这些，的确需要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哲学理论，更可以用于解释一切理论观点，因为理论思维和分析论证原本就是锻炼人们思维能力的重要内容。当这些内容被用于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就成为哲学专业培养所需要的实践能力。抽象的理论思维与严密的分析论证，经过哲学专业的严格训练，就可以成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我们能够推进社会进步和思想变革的重要方式。因此，哲学专业训练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思维上的抽象能力和论证上的推理能力，能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从事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新思想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锻炼。显然，这些都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职业无关，而是与他们走入社会、进入工作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关，与他们将来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事业有关。这才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哲学专业虽说是属于人文学科，但与文学、历史以及艺术等人文学科不同，这个专业更多承继的是逻辑的思想训练和理论的概念分析工作，突出对已有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考察，强调对逻辑论证的细微入理，提倡对哲学观点的思想阐述。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哲学专业教学中贯穿始终。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专业完全是一门阳春白雪的学问，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精英培养的方式？其实，细想一下，这不过是哲学专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并不完全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专业。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和概念分析的训练恰好是我们从事任何问题研究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试想，如果我们无法从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到对相近事物的普遍认识，如果我们无法对一个概念的使用形成观念或想法，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呢？逻辑思维是帮助我们能够形成正确判断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形，如何能够通过分析梳理形成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正确理解，这就需要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哲学专业学习正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这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认识活动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是我们得到判断和进入推理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就需要对概念的意义和用法作出清楚的界定，了解概念的内容和出处，并能够恰当地使用概念形成判断和推理等。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始终是学习推理论证的第一步，也是构成推理的重要内容。只有当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概念内容，可以恰当地运用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断和有效的推理。例如，对于“人”这个概念的意义和用法，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推理。抽象地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不考虑语境和用法，就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概念的使用，首先需要对概念所出现的判断或句子有清楚的说明，只有在这些判断或句子中才能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孤立地使用概念或对概念的用法提出问题，都无法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这些都是逻辑思维训练中的基础，但却是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经常出错的地方。哲学专业学习就是要反复训练这样的推理能力。

哲学专业教育在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通过论文写作检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得到了培养。论文写作是哲学训练的综合性考查，其中包括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也包括对重要观点的提炼和分析，特别是对自己观点的逻辑论证和对重要文献的使用。这些都必须通过文字的方式加以表达，辅之以口头陈述和讨论等。由此，哲学专业的培养方式应当包括这样一些重要环节：文献阅读、难点讲述、问题讨论、观点论证、文章写作、文章推敲和修订。由于思想观点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文献的阅读，而对观点的表达则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方能成立，这样文献的阅读能力和观点的表达能力是需要着重锻炼和培养的。应当说，这些能力培养并非只有哲学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而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必须具备的。但哲学专业教育更强调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专业能力加以锻炼和培养。这如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朋友，但把音乐表演和创作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却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所要做的工作。哲学专业就是如同音乐专业一样，是对人类共同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专门培养。

必须特别说明，哲学专业培养的目标并非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而是从事哲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以及具备以上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家和思想家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由时代造就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学的哲学专业既不可能也o意培养哲学家或思想家，只能致力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的文献阅读和知识学习，掌握更多以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运用逻辑分析和理论思维能力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哲学学习是一种思维能力训练，也是一种培养学生能够更好地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的方式。

哲学专业学习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光明网》特约评论员在分析“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的原因时，提及深造率被归为就业率统计的问题。的确，哲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包括读研、考博和出国等）一直比较高，许多毕业生选择深造，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这恰好说明哲学本科专业学习的重要特点，即哲学专业不是为了传授某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或者培养某类专门的人才。换言之，哲学专业学习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特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这里的“通识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如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各类通识课程。哲学作为一种通识教育，是指“哲学”的本义就是使人变得更为智慧的学问。我们知道，“哲学”本身并非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问。早在20世纪初，当哲学专业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后，哲学教育就被当作哲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甚至就直接称作“哲学教育系”，如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育被李达、潘光旦、冯友兰等哲学家看作是哲学专业的重要内容。如今，在各师范类院校以及其他大学中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最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师范院校的哲学专业就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哲学教育原来就是哲学专业的本义，哲学专业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能够更好地寻求智慧的方式为目的的。所以，自从哲学专业设置以来，哲学专业本身并无专门的技术和知识需要传授和掌握，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掌握人类一切知识去做好准备，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在一切知识中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是为了使学生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能够对一切问题提出分析判断和形成理论观点。一句话，就是为了使学生有一颗求真之心和理性大脑。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误解哲学是“无用之学”的问题了。

的确，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看，哲学专业属于“无用之学”。不仅如此，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属于这样的“无用之学”，因为它们都不能给人直接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不会传授某些专门的知识或技术。它们只是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关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关乎个人的人文素质培养。这样，包括哲学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是仅仅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与人类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关。进一步说，如果说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的话，哲学专业则基本上不提供这样的专门知识，而只是帮助学生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虽然哲学专业学习也要了解大量哲学史和各种哲学理论观点，但掌握这些内容并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能力培养的训练手段，类似于数学学习中要做的大量习题一样。所以，死记硬背地掌握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哲学学习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相反，掌握这些知识是为了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观点的分析，更好地训练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这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

既然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学科领域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思维训练，这样，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并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更好地运用在哲学专业中所得到的能力训练。所以，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时，更多会选择非哲学专业，其中既有与哲学专业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有关系较远的自然科学或实用学科等。而最后选择哲学专业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方向，或许更有机会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也说明，为什么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比较高的深造率，而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被纳入就业率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哲学专业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未来人生发展？其实这个问题与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所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考察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确，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从广义上来说，哲学的确可以并且总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哲学专业学习与此不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热爱音乐，这是人之常情，但要把音乐作为专业来学习则是另一回事情。严格地说，哲学专业学习不是直接地考察人生的意义，也不是对智慧的追问，而是为更好地考察人生的意义做好准备，是为更好地追问智慧而锻炼自己的能力。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哲学专业本身并不培养哲学家，而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是培养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