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开始，“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农转非”对象逐渐扩大，控制指标有所调整，控制办法得到改变。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经过以上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相对户籍制度的功能而言，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等级身份效应；死水效应；怪圈效应；马太效应（请参阅二元制改革方略弊端）。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不少地区和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其改革方略不外乎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这样划分的依据，表面上是户口种类的多少，实质上是隐藏在不同种类户口内部的利益差别。从上文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可知，一元制改革方略与广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二元制改革方略与狭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狭义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无论是自理口粮户口，还是有效城镇户口；无论是小城镇改革，还是投资落户、购房落户、蓝印户口，都属于二元制改革方略的范畴。有些地区实行的蓝印户口，表面上是独立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第三类，但其利益较接近于非农业户口，根本还是要保留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利益差别，因而只不过是二元制的一种变形。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种改革方略哪个更可取呢？下面，笔者从户籍制度需要兼顾的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三个价值取向逐一对两种改革方略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此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后来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这是户籍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体现。尽管这种安排避免了户籍制度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但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为了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会有所行动。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它要由人口流动来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由户口迁移决定人口流动。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对于广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仍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二元户籍制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的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不同级别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二是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在利益分配上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不同等级的利益金字塔，也随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金字塔。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流弊之一。

三是在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中，户口自下而上的垂直迁移非常困难。而户口又具有世袭性，一定终身，世代相传。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

四是投资、购房落户等条件过于苛刻，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户口的商品化。这些附加的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表面上不同于直接买卖户口，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反而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公开化。户口具有商品价值不但有损于户籍管理的严肃性，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农民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交纳了巨额的建城费，让他们重交不公平；现有市民入城时并未交建城费，让以后进城者交费不合理。

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成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一，从人才的培养上看。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于其素质的提高。

第二，从人才的流动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学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速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发达国家的人口年迁移率，一般均在10%以上，美国更高达25%左右。而我国人口年迁移率只在0.5%―3%之间。可见，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是很大的。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银行的报告《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中曾指出，人均收入与一个国家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少依赖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大大减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固然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盲目发展，但户籍制度不解禁，必然减缓正常的发展步伐。请见下表：

人口城镇化的国际比较

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欧亚洲拉美11%64%50%17%39%17%42%19%70%63%18%48%22%50%17%74%71%20%56%23%57%20%74%76%23%63%27%65%26%75%77%26%68%32%71%35%78%78%29%73%38%7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1994年）

从上表可见，从国与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相当明显。尽管国情有别，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之低已经达到反常规的程度。例如，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6%，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增幅较大，但仍然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两种改革方略中，二元制仅仅对一小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本质上还是没有动摇传统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城镇化的滞后，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大量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3．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二元户籍制的城市偏向，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1991―1997年农村就有20873亿元通过财政、金融和“剪刀差”流向城市。

其二，二元户籍制使9亿农民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上，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集约化程度很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作为原因之一，造成了“世界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7%的非农民”的怪现象。

4．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开放城市等发达地区采取这类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孔雀越发东南飞”，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最后，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两类户口的分离与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而二元制则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2．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TheTodaroMigrationModel）指出，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因素包括：工资水平与就业概率。我国户籍制度的城市偏向，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势差与社会势差巨大。据统计，1984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十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4―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差从1.7:1扩大到2.6:1。1995年，1996年虽分别下降为2.5:1，2.3:1，但差距仍然巨大。城乡之间除了货币差异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货币差异。根据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犯罪增加等现象。例如，尽管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阻碍，我国农村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7年底达到1.4亿。而城市失业问题也愈发严重，1997年底城镇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000万，占国有与城镇集体职工总数的20%。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按照一元制方略放开人口流动，必然给城市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再拿犯罪来说，北京近年来，外来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直线上升，1990年为22.5%，1993年则高达4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大量流动人口无法溶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体制中，使体制外生存的流动人口犯罪成本与收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这是流动人口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的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大，引力也更大。这一点已被现实所证明。北京、上海的日流动人口已超过300万，不少大城市也在100万以上。而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已相当严重，城市病已相当突出。若不对人口流动方向加以控制，大量流动人口将集中流向大城市，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二元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将危及社会稳定。此外，二元制也不利于农村的稳定。1亿多的剩余人口流向城市纵然会给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但同样的，若使其滞留在农村，无法安置，也会带来难题，必将危及农村的发展。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各的优势、劣势。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三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权数？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哪种价值取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三、户籍制度改革方略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要以社会稳定为主导价值取向，户籍制度改革要采用渐进的方式。下面引进渐进决策模型。

最早提出渐进决策模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是对理性优化模型的批判，它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它有以下一些内涵：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

2．决策者不必过多的分析与评估新的备选方案，只着意于现存政策的修改和补充。

3．渐进决策主义着意于目标与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使问题较易处理，而并不关心基础的变革。

4．渐进主义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时，只着意减少现行政策的缺陷，不注重目标的重新改进，也不注重手段和方案的重新选择。

决策者采用渐进模型的原因如下：

1．决策者没有时间、情报(intelligence)或资金去调查所有的备选方案。

2．由于新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接受了原来政策的合法化。

3．对现存政策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沉淀成本），如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心理定势、行政实践等。

4．政治上的权宜考虑。

5．决策者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很少寻找“最好的方案”（onebestway），当他们发现“有效的方案”（awaythatwillwork）时，他们就结束了寻找。

6．在缺少公认的社会目标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时候，多元社会中的决策者不会进行针对特定目标的政策变革。

可见，渐进决策模型认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对既有政策具有路径依赖。这一模型把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量变为主，注重修修补补，而不是动大手术。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渐进的方式，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关涉面宽、影响大、敏感性强的一部分，在相同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特有原因的作用之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需要选择渐进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城乡两大社会体系，是较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更深层的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更应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中国有1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采用渐进模式，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

一元制与二元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性的分类，具体的方略选择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可以考虑两种方略的不同组合。正确的户籍制度渐进模式选择，既不是简单、绝对的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的呈渐进，局部、个别可以快一些，多数慢一些。不过，由于二元制改革方略是相对于狭义户籍制度而言的，缺乏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沟通，因而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口制过渡。因此，一元户籍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元制改革方略的主要做法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5万多个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然后再逐步开放中等城市、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本身的各种改革，都属于这一方略的范围。

一元制改革方略主要做法是：首先要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先改内容后改形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为主要证件的户口管理办法。户口簿具有证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效力。身份证是16周岁以上公民的身份证明，出生证是16周岁以下公民的身份证明。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早已进行。定量商品粮供应制度已基本取消，双向选择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基本建立，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也已起步，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为一元制的推行创造着条件。当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强求步伐一致，搞“一刀切”，并不可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方略。大体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可以考虑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区则主要加快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后语

以上三个部分是笔者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及其选择的部分思考。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对公民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宽松的户籍管理是大势所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重大，应以稳定为前提，逐步创造条件，把握时机，循序渐进，从而早日实现兼顾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三种价值趋向的户籍制度。

注释

《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00万》，中国信息报，1997.7.30

《冲破“铁篱笆”――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经济参考报，1997.2.2

李玉峰，《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城市，1995.4

丁水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

李培林，《“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东方，1994.3

朱新武，《把农村资金还给农村》，中国国情国力，1998.8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陈淮，《1998：就业形势的回顾和展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4

Thomas?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PRENTICEHALL,1972

杨遂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户口迁移与流动人口论丛，1994年版

参考文章

万川，《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99.1

任文，《市场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国人口科学，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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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

人口研究编辑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口研究，1997.3

俞德鹏，《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江海学刊，1995.4

牧野郑衡，《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追溯》，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5.3

李玉峰，《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城市，1995.4

张庆五，《有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公安大学学报，1994.3

辛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动态》，政治与法律，1994.4

田鸣，《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差别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1993.

俞德鹏，《时效户口：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条思路》，社会，1993.7

丁水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功能及改革走向》，社会学研究，1992.6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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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达等，《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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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朱国斌（译），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户籍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笔者于2004年底赴湖州就户籍制度改革三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采用了社会学蹲点式的研究方法，以访谈和随机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鲜活的感官体会和经验事实。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文章将分三个部分展开。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1、户籍制度的历史及其作用2、现状及其问题3、户籍制度改革的阶段和模式。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2、主要特点3、积极作用4、改革动因5、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余论：多余的担忧？“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

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户籍制度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制度在古今中外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中国最古老的户籍制度形式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习民数”制度。《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户籍制度，“版图”一词的“版”字在《周礼》中就是户籍的意思[2]。近代以来，清政府和政府在其统治时期都制定了《户籍法》。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才开始正式确立的。

1、历史及其作用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宗旨里鲜明地写着“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日益严重，政务院相继发出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等一批红头文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与迁移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和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独特的户籍制度体系。

户籍制度原本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等）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但是，我国1958年以来所建立的户籍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治安管理与人口统计的职能，户口与粮油供应、劳动就业、福利保障、义务教育等具体社会制度的结合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固化公民先天身份，控制人口自由迁移的手段，这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可见，“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户籍行政管理制度，而是以户籍身份制度和人口迁移禁锢制度为核心的，与户籍制度、户籍管理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社会制度的总称”。[3]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的确立，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的。建国初期，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的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又十分紧张。在解决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时，政府选择了牺牲农村和农民。另外，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要不断地为城市和工业“输血”，只有将二元格局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保证“血源”的畅通。因此，如果我们带着“历史同情心”去思考，就不难发现这种户籍制度产生的必要性。首先，它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户籍制度。没有它，人口和劳动力就无法按计划调配，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就可能失控，粮油、副食品、燃料就不可能按计划配给，医疗、福利、住房分配也可能处于无序状态。客观地说，户籍制度对计划经济体制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以一定的社会代价为前提的。其次，它曾经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口统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人口的严格控制。理解户籍制度的历史和作用，是我们讨论户籍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不是彻底废除。

2、现状及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户籍制度的弊端开始逐渐报露。如果将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就业、教育、婚姻等问题上所切身体验到的麻烦与不便从理论上加以梳理和分析的话，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户籍制度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高成本、低效率。首先，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大工业的原则是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4]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人只有在自由活动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性。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另一个是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为现代产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节约资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的扩张。随着这种扩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利用，并迅速转换为资本，缓解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的资本严重短缺问题，使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恰恰相反，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却堵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正式渠道，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其次，由于户籍政策将农村劳动力阻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一般而言，合理合法的就业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创造正价值；完全的失业对经济增长无贡献，社会价值为零；而破坏性就业对经济增长只有破坏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主要表现在土地的过度开垦，滥砍滥伐林木、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上。最后，户籍政策制造的身份差别，使得外来打工者群体缺乏基本的归属感和确定性。这种“打工仔”的心态无论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社会的经济进步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负面影响。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相当强烈，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以后回家盖房子。

（2）政治文明

从政治文明的层面来看，正如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经济制度一样，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趋势。民主政治制度是由自由、平等、尊严等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来支撑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自由作为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是全面多样的，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活动自由等自由权利。而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和居住自由则是最为基础性的权利。如果连这些权利都无从保障，又何谈政治自由和民利呢？平等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之一。所谓平等首先是指机会均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出身、性别、肤色、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国家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起点公平的权利是其基本的职能。尊严是指公民的人格独立和不受侵犯，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规范下自由行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过上体面的生活[5]。反观我们的户籍制度，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在其中没有丝毫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户籍制度的存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3）社会整合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6]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还存在着争论，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一个和谐社会的标志至少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同等尊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社会肯定不能说是和谐社会。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失衡”，整个社会面临“断裂”的危险。他认为断裂社会与多元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来断裂社会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7]。社会断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城乡之间的断裂，而现在的户籍制度则加剧了这种断裂。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这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

3、改革的方案和模式

虽然，直至今天户籍制度的上述弊端应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没有丝毫的变化。实际上，自1980年代，户籍制度就已经开始步入了渐进改革的轨道。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改革试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农民自理口粮”

1984年10月，国务院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不含县城关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户口。这种被称为“集镇自理口粮户口”的出现，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农民基本上取得了依自己的意愿进入除县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和非建制镇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而已，一些地方的实践很快就证明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相当局限，生命力也很快就衰退了。

（2）“城镇户口商品化”

1980年代中后期，安徽长天，河北泊头等地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的城市建设费后，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这点燃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1990年代初，“星星之火”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户口买卖的“燎原之势”。虽然公安部于1992年5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开买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做法的紧急通知》，但效果甚微。户口买卖非但没有遭到制止，相反却日益合法化了。此前基本上只局限在镇、县或县级市的地方政府行为，1994年以后已经改由省级政府统一布局和安排，名义也由以前的“集资开发”上升到“户籍制度改革新举措”的高度上了。显然，“城镇户口商品化”的户籍改革模式的本质是金钱与身份之间的一种交易，是一种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的改革模式。

（3）确立总体方案

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办公厅牵头、公安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查、研究、起草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其成果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按农业和非农业划分户口性质不科学；对户口迁移管得过死；户口不应与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相挂钩；户籍法规与政策的健全完善工作滞后。总之，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正式启动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程序。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作为一项地方性改革，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发生在上面这些宏观背景之下的。

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

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

虽然从2001年3月开始，湖州市实行了“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但从1995年开始，湖州市就已经开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了。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到1998年，开展了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5年6月湖州市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确定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经过前期调查、制定方案、组织发动等准备工作，织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从1996年4月正式启动，到1998年底，全镇共办理小城镇居民户5569人。在此基础上，从1997年起，湖州市先后又有15个镇进行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至2001年6月底，全市有16个镇进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变多元户口管理为按居住地和职业登记户口，有利于行政管理；二是解决了一批长期以来受户口政策限制的突出户口问题；三是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对居委会的设置作了统一规划；四是促进了城镇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99年开始的，贯彻国务院国发[1998]24号文件，以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随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也下发了《转发省公安厅关于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为贯彻上述两个文件，湖州市政府办公室于1999年3月下发了《转发市公安局关于解决市本级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有关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主要内容是：1、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1998年7月22日及以后出生的新生婴儿(包括非婚生育，超计划生育和合法收养的婴儿)，户口登记机关凭《出生医学证明》或合法收养手续等有关证明和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予以落户。其他未成年人随父落户问题分二年全部解决。2、夫妻投靠。考虑到承受能力，分二年解决，当年先解决结婚满十年并共同居住三年的，第二年起再解决结婚并共同居住满三年的。3、父母投靠子女。除符合规定的人员允许投靠，不受身边有无子女限制外，对职工退休、其农村子女符合优补招工条件的，退休职工户口可以根据自愿原则不再迁往农村。4、购房入户。1999年1月1日以后购买商品住宅和购买营业房的，可解决落户。5、取消历年来办理的“蓝印户口”。将“蓝印户口”就地并入非农业户口中。实行户口迁移新政策后的1999年至2000年，湖州全市共解决户口迁移33437人，其中亲属投靠9430人，购房入户13443人。

第三阶段是2001年3月至今,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前两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虽然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群众反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是仍然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带有探索性的，政策配套不完善，与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仍有较大的距离。为此，湖州市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决定推出无条件的“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2001年3月14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湖政办发[2001126号]，这标志着湖州“户籍新政”的正式实施。

这个文件本着放开政策、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的原则，为建立起有利于城镇发展的集聚机制，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政策环境，对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作出了更加具体、宽松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8]：

(一)亲属投靠户口的办理。1、出生申报户口，按照随父随母自愿申报原则，凭《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当即办理落户登记。2、收养子女的，凭《收养证》(对事实收养的，凭收养人所在地派出所证明)、收养人户口簿，当即办理准迁或者落户手续。3、子女投靠父母的，凭子女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4、夫妻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结婚证、申请人户口簿，当即办理准迁手续。5、父母投靠子女的，凭父母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子女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6、其他亲属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申请人户口簿，当即办理准迁手续。

(二)购房兴业户口的办理。购买房屋、投资兴业，本人、配偶及随同居住的亲属要求在房屋所在地或者投资地落户，凭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营业执照及落户人户籍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

(三)毕业生和干部、科技人员调动(录用)户口的办理。1、干部、职工调动落户，凭调入单位的证明、本人身份证件，当即办理准迁手续；家属要求随迁的，可以同时办理。2、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凭就业单位证明或亲属及其他关系人的申请，当即办理落户手续。各类职业学校(含职业高中)毕业的毕业生，可以比照前款规定办理。3、对全市范围内引进的科技人才，要求在市区入户的，准许入户。

(四)在市区务工、经商人员户口的办理。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并交纳一年以上养老金的，经商人员已依法申领营业执照一年以上的，可以在单位集体户、店铺开设地或者住所地落户，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或营业执照、本人户籍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

(五)对新建住宅小区，尚未建立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只要人员已实际入住，户口登记机关应准予办理户口迁移，可采取靠入就近居委会的办法解决，不得以未建居委会为由不予办理户口迁移。

(六)对符合上述落户条件的户口迁移(申报)事项，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不再逐级审核审批，申请人可直接在户籍窗口办理准迁或迁移手续。

这项户口迁移管理规定自2001年3月16日实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全市已经办理城镇户口准迁手续866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63900多人。市区办理准迁手续665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53000多人，以工作调动、招聘等各种方式在湖州落户的各类人才有3600多人，其中研究生90人。“户籍新政”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前往办证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办理或咨询户口迁移登记的群众络绎不绝，甚至连续半个月出现凌晨就有群众在办证中心门口排起长队，队伍一直排到马路上的踊跃场面。不少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9]

2、主要特点

湖州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中央和省级的多家新闻媒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称之为“开了户籍变法的先河”。省内外10多个地市（县）的政府、公安机关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经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领导还专题听取了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汇报。湖州市公安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胜出，主要原因是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六个评选标准相符合。这些特点是：

首先，创新性和彻底性。湖州放开户口迁移限制的改革，开创了同类市中有实际意义的户籍自由迁移的先河，在全国地级市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政府宣布从2001年起“县级以下放开户口限制”。但是，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超前性的步伐，没有机械地局限于县级区域，而是敢于创新，敢冒风险，改得彻底，一放到底。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固定住所、工作单位或生活来源和亲属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基本上都可迁入湖州市区，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待遇。从根本上消除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别，这也恰好符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第一个评选标准——“创新程度”：即“该项活动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不是模仿他人或死板地照搬上级机关的指示。创新程度愈高，就愈应受到表彰。”[10]

其次，重要性与效益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是对行政部门自身工作方式和办事效率的改革。湖州市公安局将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打造服务性公安”的一个切入点，是在挑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他们把户口迁移审批改为登记，纳入电子政务，实行一窗式管理。如办理迁往市区手续，简单快捷，只要携带身份证、户口薄，到市办证中心公安窗口走一趟，仅花几分钟就能办成。体现了权力机关难得的为民服务精神，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最后，持续性和推广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改革措施的配套和完善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公安机关一拍脑袋就可完成的。湖州的改革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建、卫生、交通等多个部门密切配合的结果。对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该项活动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和推广意义。

3、积极效用

湖州户籍改革的受益人不只是那些刚刚落户湖州的“新湖州人”，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因此受益。既为逐步全面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公民自由迁徙权利提供了可行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此外，改革给其它类似湖州的中等城市带来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小视。我们可以将这些积极作用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局部作用。

首先，对于湖州的整体发展来说，户籍改革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户籍改革，革除了妨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弊端，使城乡劳动者、资金、物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调配和组合，突破了城乡人口迁移的限制，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2001、2002年全市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9.9％和41.5％，比上年提高了1.2和1.6个百分点，[11]湖州的目标是，到2007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城市化发展又拉动了房地产、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方面给城市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又扩大了中心城市框架，改善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

其次，对于公民个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在湖州工作、生活多年，户口受政策限制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人员来说，户籍改革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享受到了应有的福利待遇，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最后，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户籍改革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原来的户口迁移，特别是‘农转非’，须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分局、市局承办人和分管领导逐级审批，环节多、时间长、名额少，迁移工作既难又烦。户籍制度改革，革除了层层把关的繁琐手续，实行准入登记，节省了警力投入，减少了周转时限，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公共财政的支出。”[12]

第二，全局效应。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全局性效应体现在两点。首先，户籍制度不是坚不可摧的堡垒，更不是捅不得的“马蜂窝”。湖州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改革可能在社会层面带来的种种混乱和失序，完全是那些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借口和托辞。目前，已经具备了在像湖州这样的中小城市放开户籍政策的环境和条件。第二，改革和创新并不意味着是对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损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善创新甚至惧怕改革，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利益。而湖州市公安局锐意创新的成功案例却表明，顺应时展和民众需求的渐进式改革非但不会从根本上损害党和政府的利益，相反还有可能成为地方官员一份沉甸甸的政绩。

4、改革动因

虽然，人们赋予了湖州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宏大的理论意义，套上了诸如“实现人的自由迁徙权”等漂亮的光环。但湖州的改革者们却从来都不避讳他们在改革之初的真实想法和现实目的。事实上，改革的动因既简单又实在，就是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加速城市化进程来拉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在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占有一席之地。

湖州虽是浙北的历史名城，地处沪宁杭、苏锡常中间，但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却一直是不温不火。既没有温州的民企传奇，也没有苏南的招商浪潮。这让夹在高速发展的上海与杭州之间的湖州万分着急。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改变相对落后的状态，是湖州的决策者们思考最多的问题。2001年初，湖州市委市府组织市级机关开展了“搞活思想、激活思想、用活办法，推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大讨论，制定了“建设大城市，实现新跨越，加快推进迈向太湖时代”的奋斗目标，提出湖州要在2007年跻身大城市之列，中心城市建成区人口将从现在的40万增加到50万以上，建成区面积从38.2平方公里增加到50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达到54%。笔者在湖州期间也看到，整个湖州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样，实践着“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宏伟目标”。湖州把城市化作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但是，发展就需要“人气”，而湖州的问题恰好出在中心城市的“人气不旺”上面。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推出的一剂“药方”。政策的制定者希望通过放开户口的限制来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进入湖州，同时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增长。时任湖州市市长的黄坤明在2001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论开放户籍政策时一语道破天机：“率先放开户籍限制是被逼出来的!”

5、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户籍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户籍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也是方方面面的。如就业、子女就学、住房、计划生育、公共交通、消费服务、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社会治安等。人们原本以为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会像郑州一样因为就学等问题而遭到挫败。然而，三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各部门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少人担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会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人口膨涨的问题也没有发生。因为，老百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进入城市的多是在城市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即有固定的住所和生活来源，并且认为在城市会更有发展的人(创业、购房、或求学)。盲目进入城市的人较少。所以这些并不是湖州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大问题。

目前，湖州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不能实行双向的自由迁徙。即只允许“农转非”，不可以“非转农”。湖州户籍制度改革后不久，特别是去年以来，要求“非转农”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改革者当初始料不及的。据吴兴区近郊的道场派出所反映，该乡要求“非转农”的人员几乎每天都有，已成为派出所的难点工作之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湖州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决定的。湖州去年提出了在2007年建成大城市的目标，并得到了省政府的批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用地需求也相应增加。农村的大量土地要被征用。而农民土地及房屋补偿是以户口为标准的，一户人家人口越多，得到补偿金就越多，有的家庭能得近百万元的补偿金。而原来在征地范围内，前两年户口迁到城里的人员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出于利益的考虑，有些人要求将户口迁回；还有一些人想将户口迁往农村以便享受农民建房的政策。目前，因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关政策的出台，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解决“非转农”问题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把附加在户口上的利益彻底剥离出来，还户口以本来功能。以前，城市户口意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经济利益，使得农村人渴望成为城里人。然而，随着依附在城市户口上的利益逐步丧失，人们对城市户口的渴望也逐步淡化，甚至出现了“非转农”的压力，主要原因就在于现在的农村户口又被重新附加了一部分城市户口所不具有的特殊利益。

三、余论：多余的担忧？

现今，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突破口。全国各地传来了很多“一夜间农民变为居民”的消息。先是深圳将原集体所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27万农民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并享受居民待遇。接着，有媒体报道，浙江明年要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农民可能统一改称居民。对此，人们普遍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笔者却认为“冷静而谨慎的乐观”态度更为必要。我们应该质疑的是，地方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农民将为此失去什么？得到什么？我们的担忧是“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

我们当然不想亵渎各地方政府改革不合理的二元户籍制度，赋予公民平等的自由迁徙权利的高尚愿望。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正像公共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告诉我们的那样：国家不是神造的而是人造的；政府是民选的但却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也是由人制定的。这些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有着个人利益的常人，他们既不代表社会利益，也不是除社会公共利益别无它求，他们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行动目标。[13]地方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供给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出对自身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只有在确定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的供给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以供给新制度，否则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14]

显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改革户籍制度最重要的预期收益就是农民手中的土地。即便在目前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背景之下，行政压力体制下“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干部考核体系，使得招商引资依然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核心工作。控制土地数量和价格的能力是使其在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态势下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们随时准备用“脚”对不同城市的政府进行投票。为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户口”与土地的一个交易，这种看似解放农民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盘剥方式。站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对一些地方一夜间将农民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做法会有更深刻的解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在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时负责任地指出，“虽然地方政府不乏创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些创新中，许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创新的浪潮中搀杂着大量的泡沫。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把创新当作实行新的"政绩工程"的借口，用其来迎合某些上级部门的垂青。因此，只有民众才是评估政府创新的最终主体，只有公共利益才是衡量创新绩效的根本尺度”。[15]

此外，地方政府在以户籍制度改革来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对城市化的简单化理解。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因此，人们都将城市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一般而言，人们理解的城市化就是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乡村向城市的转变。通常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城市化的水平。事实上，这种理解是颇为表面的。要想全面地理解城市化的概念，必须首先明白何谓“城市”。美国社会学家沃思对城市的界定最具权威。他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是城市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提出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观点。在对城市进行概念界定时，沃思首先批评了以人口比例作为衡量城市性的惟一指标的做法，他指出：“只要数目仍作为惟一标准的话，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城市定义。”他还指出以居民的职业，一些物质设备和机械以及政治组织的形式作为界定城市的标准也是片面的。因此，城市既不是用特殊地点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文化影响来界定，也不是用城市的物质约束来界定(尽管城市并不能脱离这些东西而独立)，而是以城市作为人类联系的一个特殊形式作为切人点，也就是说，城市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表征着人类联系的具体形式。沃思将城市定义为“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16]

很难给“城市化”下一个准确而又唯一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有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侧重于从产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在城市集中的角度阐述城市化；社会学家则侧重于城市扩展过程中引起的人际关系的性质改变；地理学者则偏重于从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来认识城市化。因此，出现了狭义城市化和广义城市化概念。狭义城市化指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质变过程。广义的城市化概念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原有市区的重新组织与城市的自我更新。；2)城市地域的扩大；(3)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和变化；(4)大城市地域的形成。

总之，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城市化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种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为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发展过程，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虽然，在中国这样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城市化进程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型的角色，但最终还应是一个由“看不见的手”所自然推动的渐进性过程。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而中国的农民也不是一天就都能“进城”的；虽然政府是“必要的”，但要切记政府不是“天使”而是一个“利维坦”。

注释:

[1]资料来源于湖州市公安局，“湖州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情况介绍”，2004年，第1页。

[2]俞鹏德著，《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俞鹏德著，《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534页。

[5]俞可平主编，《政治学通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336页。

[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24页。

[7]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来源于世纪中国网站。

[8]详见湖州市政府文件，《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湖政办发[2001126号]，第1--4页。

[9]详见湖州市公安局，“湖州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情况介绍”，2004年，第3页。

[10]俞可平，“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来源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网。

[11]详见湖州市公安局，“湖州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情况介绍”，2004年，第5页。

[12]同上，第7页。

[13]（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6页。

[14]详见何增科，“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政治转型”，中国政府创新网。

户籍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技术户籍制度中国问题美国案例

中国的许多不公平和弊端都和户籍制度有关系。那么一个问题提出来：通过法律手段——立法、司法和《立法法》第90条、91条规定的违宪、违法审查办法，如何能够在实际上减轻其弊端。我强调是要减轻弊端，而不是造成新的祸害。本文最初步的发现，我国和户籍制度有关的问题是一团乱麻，绝不是仅凭人权的抽象道德就可以解决，我们需要以最大的耐心注意法律的技术。

一、对《户口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北京某大学教授于2004年的11月9日，上书全国人大，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声言现行户籍制度有悖《宪法》。[1]该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目标就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建议书》中指出：《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户口登记条例》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等规定”。该教授认为，正是由于二元户口制度及其附加功能的不断强化，才导致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最突出的就是在就业和受教育两方面，如有的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持农业户口者的子女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不得不交纳一定的借读费，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失去。

单单从规定本身看，《户口登记条例》本身仅仅是用来记录一个人是什么地区的，那么很难谈到违宪与否的问题。确实，因为登记条例的存在，可以方便地区别不同地区的居民、农村和城市的居民。但是，一提户籍制度，就不得不将范围推广得非常遥远，推到无数的法律规则当中去。所谓的户籍制度在我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规则构成的，在各个地方规则又都不相同，我们事实上无法定义什么是户籍制度——除了在理论上抽象之外。在理论上所进行的抽象和理论判断并不能直接用在现实当中，不能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法院判断并认可一种抽象的权利理论和学理论，这既无必要，也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要对这千千万万的规则进行法律意义的判断和审查，那么将是一系列具体的判断，而不是抽象的判断。

我们是否要消除一切区别对待？在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将发现，公民基于上述区别形成的某些不同对待、享有的不同权利，不能废除，其存在有合理性。例如，“高考移民”问题；农业户口同时也意味着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意味着某种财产权利等等。并不是所有对公民的区别对待都是不合理的，比如一个其他城市的居民到本城市来，由于他不给这个城市缴税，所以当他使用本城所提供的某些公共品时，就要付费，这一点没有人认为是不公平的；某地给了本地居民一些特殊的优惠，比如美国上州立大学本州居民和他州居民的不同学费比例也是合理的。

要分别考虑各种具体的区别对待，各种具体的区别对待在我国是一种附加的制度，和《户口登记条例》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改革户籍制度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语义分析或者纯逻辑的问题，没有一般的抽象原则可供推理得出结论，这是在充分了解现实情况和不同规则下的社会后果后进行审慎判断和权衡的问题。审慎的做法是在那些附加的制度当中看看哪些是最不可取的，可以相对平稳地废除，并且这种废除和其他规则之间并不产生一种严重紊乱的后果。改革户籍制度需要发展法律技术。

二、涉及我国户籍制度的一些具体事例

“高考移民”问题

我国实行各省、市、自治区分别进行评卷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政策。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这被称为“高考移民”。与沿海省份及其他教育发达省份相比，西部省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会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因而，每年高考报名时，教育发达地区的许多考生便想方设法移入新疆、、宁夏、青海、贵州、云南等教育欠发达的西部省区应考。这就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政策规定和分省定额录取的格局，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国家教育部和一些中西部省份均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杜绝“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在《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中规定：以虚报、隐瞒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取得录取资格的，应由高校取消其入学资格。海南省曾经规定，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本省要有户籍；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要在海南就读；考生本人小学或者初中在海南毕业且毕业时户籍在本省。另外，考生本人在海南有户籍且其法定监护人属驻琼部队现役军人或者属省人事部门确认引进的优秀人才，也可在海南省报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不符合以上条件之一，但户口在海南的考生限定报考本科第二批和专科(高职)学校。2005年海南省出台了更严苛的《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规定》，以“入住三年，读书三年”为基本要求。吉林、广西、宁夏、贵州、青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类似政策。

能否废除一切对“高考移民”的限制？这个问题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知道了平等受教育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找到了稳妥地减轻弊端的答案。既然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还没有改变，是否可以设想，取消本省和外省户口的一切区别？如果这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类似的问题古已有之。[2]中国古代（宋、明、清）采取的是乡试、会试取中名额按地区分配，并禁止“冒籍”行为。例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远省份或致遗漏，因此废去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会试中额。从此，分省定额取士制一直延续到科举被废。这项措施的实施是希望通过对录取名额分配的控制，照顾文化不发达地区，平衡地区利益。各地区有固定的取中名额，这就使得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向边远地区流动，导致了“冒籍”现象的产生。明清两代，“冒籍”问题尤为严重。明清两代对“冒籍”问题的解决对策一般是根据户籍限制其报考，一旦发现有“冒籍”行为，即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进行惩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本文不能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平衡两种平等原则在具体实践中的冲突，需要考虑到国家的稳定和整合（古代云、桂、黔无人中进士，今天青、新、藏无人考到北京来上北大、清华，都是或会引发这些问题）。

农业户口与财产权资格

“农转非”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是农民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一出农门便身价倍增，农民们通俗地把农转非、吃商品粮称为“吃国家粮”。到上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我国不少地方出现“农业人口转非农人口”的热潮，当时，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一个的“农转非”名额非常抢手。十几年过去了，原来办理了“农转非”的一些人，如今却有许多要求“非转农”。有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人口的扩容，主要是通过行政区域调整和征用农民土地而“进城”的，农民主动要求户口“农转非”的并不多。江西新余、浙江海宁这些被作为城乡统一户籍制度试点的县市，也有类似的情况———政府鼓励的“农转非”政策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踊跃场面，一些多年前“农转非”农民反而竭力要求“返农”。[3]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农转非”呢？农业户口也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资格，在有些地方，这个资格远比空头的“市民”身份更值钱。附加在城市户口的诸多福利和特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逐渐消退，比如，计划经济年代城镇户口附加的粮油关系、副食品补助、招工就业等等名存实亡。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等，基本上都与工作岗位挂钩。而同时，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乡村除了较稳定的农业收入外，还有集体经济收入和土地被批租变成“股东”的红利。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城市发展中热衷于鼓励甚至是强迫农民“洗脚进城”，看中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农改非”后，农民原来手中的集体土地就变成城市国有土地，城市政府轻而易举取得了土地的开发使用权。

要保障一个人的正当权利，在我国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并不是要改变他的“户籍”，有时候，这么做的结果刚好相反。

怎么确定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

既然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意味着价值极高的财产（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在农业税费高的情况下，甚至是负担），那么怎么确定这个资格？根据什么标准？这和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本文仅仅是作为问题提出来，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法律问题，不仅仅是迁徙自由的原则就可以解决的。

陈端洪研究了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中的法律问题。[4]珠江三角洲较其他农村地区城市化和化的进程快，在此过程中，不少村民委员会积累了可观的集体收入，定期或不定期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或向村民发放分红。许多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外嫁女”及其子女不得参加分配或不能取得全额分配。为此，“外嫁女”多年来纷纷上访并走上了法律诉讼之路，聚讼的核心问题是征地补偿款和分红的分配权。“外嫁女”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一系列复杂的法律问题摆在法官的面前：村规民约规定女性出嫁必须在半年或一年内迁走户口是否侵犯了妇女的平等权？是否违背了迁徙自由的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土地的财产权主体怎么确定？“外嫁女”在集体经济，包括土地上到底拥有什么权益？如何理解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如果违法，谁来撤销之或责令改正？法院是否有权自治组织的内部分配方案进行审查？如果法院是有权对村规民约进行审查，以什么方式进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与政府在法律上是一种什么关系？

正如陈端洪指出的那样，“外嫁女”案件实质上是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身份——的纠纷。成员资格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户口、村民待遇。如果类比宗族，上户口有些类似上族谱，村民待遇好比宗亲待遇，但由于实行集体经济而有更多的经济内涵。

从上文的叙述来看，笼统地谈废除户籍制度无法实际上减轻弊端，甚至有适得其反的后果。我国户籍居民身份或居民资格与农村集体的成员资格缠绕在一起。如果两种不同的资格或权利能够分开，财产资格不再以户籍居民身份为前提条件，户籍制度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可是，这么做需要我们发现或创造出一些精致的法律概念，特别是财产权方面的法律概念。财产权方面的问题获得哪怕部分的解决，“居留权”方面即使出现冲突，解决起来也容易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展开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运动，而不是在消除农民身份依附的同时，制造出一无所有、游离社会结构之外的所谓自由人，重蹈的覆辙。

三、他山之石——美国的有关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美国没有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区分，但存在着和中国户籍制度相关问题类似的问题：一、基于本州公民和非本州公民[5]或基于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区别待遇问题；二、以某地居民身份或定居期限为享有某些权利的前提条件问题。我们看一下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律发达的国家，这些问题是怎么处理的。通过研读美国问题的相关判例，我们可能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线索，并且实际体会判例法中法律技术的美德（virtue）。

美国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每一州公民得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与豁免权”，这被称之为州际特权和豁免权条款。《联邦党人文集》第80篇阐述道“每一州公民得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与豁免权”，乃“联邦形成的基础”，强调了这一条款的重要。从字面看起来，这个条款的意思是：A州的某公民，现在正在B州，应受到与B州给予它本州公民完全相同的待遇，但实际中的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以某地居民身份或定居期限为享有某些权利的前提条件问题，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1款“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更密切相关。理解这些条款的具体含义，需要求助于宪法判例。

本文选择了一些案例,并分组进行讨论，这种分组仅是为服务于本文要说明的问题进行的。其中，一组是“渔猎系列”的4个案例，对应于上述问题一；“居民身份确定和定居期限要求”这一组，对应于上述问题二。

“渔猎系列”案例

“渔猎系列”案例涉及的是一州居民到另一州领土上捕渔打猎的权利，这个归类表面上比较好玩，但下文所列是非常重要的宪法4条2款判例，其中的判决规则可以扩大于不仅仅捕渔打猎的事项。

考菲尔德诉考耶尔案（Corfieldv.Coryell）[6]维持了新泽西州一个禁止任何不是“本州真正居民”的人从该州的水域中捞取蛤和牡蛎的法案的效力。

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McCreadyv.Virginia）[7]判决：这一条款（宪法4条2款）没有禁止弗吉尼亚州授权给它的公民在州的潮汐水域养殖牡蛎的排他特权。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Toomerv.Witsell)，[8]最高法院取消了一项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居民和非居民在州的领水内捕虾缴纳不同的许可证费（二者分别为25和2500美元）。

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业和狩猎委员会案（Baldwinv.FishandGameCommissionofMontana）[9]维持了蒙大拿州狩猎驼鹿许可证对居民和非居民收取不同费用的规定。

考菲尔德诉考耶尔案中华盛顿法官的意见曾多次被引用，这可以说是阐述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经典之作。在判决中，他试图界定什么是各州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提出了基本权利理论，认为这些特权和豁免权在性质上属于基本的权利，是所有的自由政府下的公民都有的权利。至于这些基本权利是什么，他认为列举出来，与其说是困难，不如说是乏味。接下来，在这些基本权利之中，他列举了：“一州的公民为了贸易、农业、职业追求等目的，通过或定居在任何他州；申请人身保护令状；在州的法院提讼和进行各种主张；取得、持有和处置财产；免于超过州内其他公民的税负和义务”。[10]

华盛顿法官的判决是新泽西州的法案没有违反宪法州际特权和豁免权条款，因为该州水域中的鱼属于该州全体公民的财产。法院不同意这种观点，即根据宪法的这一条款，本州公民拥有的所有权利仅仅因为本州公民拥有，外州公民就可以被允许享有了。“我们更不会同意，在对各州公民的共同财产（commonproperty）作出规则时，州的立法有义务将保证本州公民行使的相同权利延展至其他州公民”。[11]法院认为，“如果将各州的共同财产等同于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而赋予其他州的公民，就走得太远了”。[12]

华盛顿法官将州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解读为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此观点如加以引申，则会要求建立对此基本权利的联邦法律保护，因为，既然是基本权利，是不能从外州公民那里撤回的，又怎么可以从本州公民那里撤回呢？[13]但是，对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基本权利理论的此种引申含义，最高法院从来没有接受，在“屠宰场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完全拒绝这样的理解：“它的唯一目的是向各州宣布，无论其向本州公民授予、创设权利还是对本州公民运用这些权利加以限制、限定和规制，该州对处于其管辖之下的他州公民的权利予以衡量时，应一视同仁，不得损益”。[14]这一条款被狭窄地严格限制在反歧视含义解释上。

即使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基本权利理论仅仅应用于反对州际歧视的领域，不涉及对州立法除此之外的全面审查，仍然导致要决定，对州公民权来说，什么权利是基本的，什么不是基本的。但是，最高法院拒绝对宪法4条“特权与豁免权”术语提供任何精确和全面的定义。柯提斯大法官（JusticeCurtis）在一个案件的判决中说：“我们不认为企图去定义宪法这一条款权一词的含义为必要。这个词的含义在每一个案件中，根据某个特定的权利被确认或否认的观点来决定，乃是更安全、更合乎司法部门职责的。我们处理的是如此宽泛的一个条款，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极为微妙和重要，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仅仅是抽象的定义极少会导致正确而错误地进行定义则一定产生祸患”。[15]

本文看来，美国宪法这一条款中，州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对其的确定常引起异常微妙和复杂的问题。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如将其解释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又被理解为含有确切的权利目录而非歧视性州法的一般性否定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它很容易导致联邦法院对州立法的全面审查，面对处理千变万化的具体情况的千头万序的州立法，法院当考虑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自我克制；即使在仅仅适用于州际歧视时，基本权利目录也有问题。我们不难找到实际的或虚拟的具体情势，在这些情势中，有些权利看起来是基本的，但行使时居民和非居民必须被区别对待，如选举权、担任公职权等；有些权利远不是那么基本，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仅部分人（本州居民）享有则会带来巨大的祸患。

考菲尔德诉考耶尔案中华盛顿法官判决中的判决规则实（holding），成为最高法院在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判决的基础，该案法院支持了一项弗吉尼亚州的法令，这项法令禁止外州公民在州河流的潮汐水域养殖牡蛎。首法官维特（Waite）撰写的法院意见认为，州占有其潮汐水域和河床，州人民得以共同在那里捕捞和养殖，此种占有不过就是人们对于其共同财产的经管而已。州公民在那里面养殖牡蛎“事实上是一种财产权利，而不仅仅是公民权的特权和豁免权”，一个州的公民没有被宪法的特权和豁免权条款授予“另一个州的公民的共同财产（commonproperty）中的任何利益”。[16]

在上面两案判决中，法院使用了州公民的共同财产概念，认为在某些事物上，州公民共同拥有某种财产权利，这是私权利（privateright），因此不属于宪法第4条第2款的“特权与豁免权”的范围。州政府，乃是作为某种类型的受托人（trustee），为其公民的利益行使财产权利。本文看来，此种财产权利概念本身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州公民的财产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等同于或类比于个人和法人的财产权利。既然权利不过就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既然存在着一个个不同的个别的州，既然人们又可以理解法人财产权利，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州的财产权利或私权利。这确是一个合理且有用的概念，能够帮助人们思考许多州际区别待遇的问题。不过，州的共同财产权利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州本身是一个实体，不同于普通的社团，不容易划清州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受委托行使的财产权利的界限。当说到州所有的时候，意思可能是州政府独占的公共权力，对抗的是其他政府行使同样的权力，对外州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对其他政府公权的限制，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使可以确定为州公民的共同财产权利，同普通的财产权利相比，在实践中也会表现出特殊性，比如或许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涉及南卡罗来那州对该州海岸外一段领海内商业性捕虾的管制法令的合宪性。南卡州管制的虾场乃是从北卡罗来那州到佛罗里达州近岸海域的一个更大虾场的一部分，这里的虾大部分是洄游性的，南卡州法令中的一款规定居民的一艘捕虾船付执照费25美元，非居民付2500美元。首法官文森(Vinson)发表的法庭意见第一次使用了对州际区别对待合宪性的实质理由（substantialreason）测试，“像许多宪法条款一样，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并不是绝对的。它禁止对外州公民的区别对待而没有超过仅仅被歧视者是外州居民这一事实的实质理由”。在宪法特权与豁免权的每一案件中，要考察区别对待的理由，区别对待的理由和区别对待的措施间有无紧密联系，以及州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余地（避免或较不严重地区别对待）。南卡州的法令不能通过上述检测：对州保护渔业资源的目的而言，外州居民不是资源损害的独有因素；外州居民也不曾使用更大的船或特别的捕捞，对外州居民的执法成本也不是更大，也没有什么州自身的资金贡献于虾资源的保存；州可以采取其他办法，如根据捕捞船尺寸收不同的许可证费，向外州居民征收等于州税在他们身上的额外花费数额等等。[17]

接下来的是在州的领海中捕虾是否构成了例外，不属于州公民权的特权与豁免权的范围。该案看起来和上面的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十分类似。文森对图默案和麦克瑞底案的事实进行了区别，区别有二：麦克瑞底案的牡蛎不游动，图默案的虾洄游；麦克瑞底案中州法管的是内河，图默案则为领海。如此，就算麦克瑞底案确立了特权与豁免权的一个例外，但本案的事实和它不同，不成为例外。南卡州的这项法令被判违宪。

希克林诉奥贝克（Hicklinv.Orbeck）案[18]中,最高法院使用了图默案确立的测试方法。法院一致取消一项阿拉斯加，该法律要求阿拉斯加居民比非居民优先拥有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工作。援引图默案，法院认为，宪法第四条第一款并不排除在许多情况下确有正当独立理由的对外州公民的区别对待，但它确实规定，除非有实质的理由，一个州给它本州的居民以好处的时候，它不能拒绝把同样的好处给外州的公民，实质理由通常指的是，一个州必须确定，非本州居民是该州正在设法解决的某一问题的特殊根源，并确定州法的规定与消除该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法院指出，即使一州通过要求私人雇主歧视非居民减轻其失业问题是正当的，阿拉斯加法律也不能被维持，因为阿拉斯加失业问题的原因在于相当数量的失业居民缺乏和训练或居住偏远，而不是来自寻求工作者的蜂拥而入，更有甚者，这一法律的优先扩展到所有阿拉斯加州人，不仅是失业者。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中的实质理由测试其优点在于处理州际区别对待这一复杂问题的灵活性。它将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司法审查焦点，从划定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转移到州保持区别对待的理据上。一个允许仅仅是必要的区别对待的灵活方法，代替了僵硬性的废除任何损及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的区别对待的方法。

图默诉威特塞尔案首法官文森视麦克瑞底诉弗吉尼亚州案为一孤立的先例，而且字里行间对该案的不以为然，他写道这一“完全所有权理论----现在一般被视为仅仅是一种虚构，表现在法律向它的人民概略表达重要性就是：州有权力保存和调控一种重要资源的开发”。实际上，他拒绝了该案久经确立的规则。

图默案中一个问题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名称，在实质上，州公民的共同财产理论在根本上就不成立，还是应仅仅着重在其应用的范围的确定上？可能，有些事物曾经被理所当然认为是州的共同财产，但随着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了，也可能会出现新的事物需要被当成共同财产。

著名的弗兰克福特大法官(JusticeFrankfurter)，不满于法院意见对州公民权特权与豁免权的例外这一问题的处理，写下了附议意见，认为对处理特权与豁免权的“例外”不给出任何线索将遗留大量问题。他的附议意见认为“不可想象制宪者会意图消除在一个州和它的公民之间的所有特别关系”。他认为宪法通过时关于州对其渔场的权力有一共识，这一共识反映在麦克瑞底案州公民的共同财产理论中，“麦克瑞底案不是一个孤立的判决乃得以睥睨视之，它实乃我国法律中至重要教义的象征，它表现了此前法律史中的要素，围绕它积聚了一系列的裁决。不仅有大量案件应用该案教义（doctrine）处理州为其公民利益控制本州的猎物和渔场的权力，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本法院还扩展该理论，指向州人民的公共领地（publicdomain）或共同财产或共同资源的管制和分配问题，这些事物的享有可以仅限于本州公民而不及于外国人和外州公民”。

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业和狩猎委员会案，维持了蒙大拿州狩猎驼鹿许可证的规定。这项规定的是：蒙大拿州本州居民可以购买单独的狩猎驼鹿许可证，价格为9美元，非居民则只能购买包括狩猎驼鹿在内的联合许可证，价格为225美元，同样的联合许可证本州居民购买只需30美元。最高法院的结论是，宪法第四条第二款仅仅适用于那种“妨碍统一合众国的形成、宗旨和”的歧视。简言之，非居民捕猎驼鹿一事“仅是娱乐和运动”，平等地捕猎驼鹿“对合众国的维护和福利无关大局”。关键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活动对全体国民的福利的重要程度是否达到要列入受宪法第四条第二款保护的特权和豁免权的范围以内,援用宪法4条2款的规定应是在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19]

布伦南大法官(JusticeBrennan)发表的反对意见（有两位大法官加入）则认为，是否“基本权利”这一问题和宪法4条2款是无关的；关键的是对外州居民的区别对待是否有理由，而蒙大拿州的这项法律不能通过实质理由测试；至于州所有境内野生动植物的教义已经完全过时，这只是州在合乎宪法和联邦法条件下行使警察权力的问题。

鲍德温案法院根据宪法条款的原初目的和州公民权的基本权利理论来思考该案中所涉州法的合宪性,拒绝使用实质理由测试。看起来，基本权利理论在该案中又复活了，却伯认为这与其说是坚持过时的教义不如说是出于方便。[20]本文认为，该案法院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重要，法院意见令人困惑的语词背后，仍然是州公民集体拥有某些类似于私权的权利的认识，“有一些物品或服务是州公民为他们自己创造和保有的，他们有权利将之留给自己。蒙大拿州仔细管理的驼鹿群接近于公立图书馆、公立学校、州立大学、州立和公共福利项目——这些事物法院已经认为州可以为其公民使用或享有而保留”。[21]不过，一些州资金支持或州保留的物品或服务，因为国家统一与和谐的需要，对其的使用与享有仍然要在居民和非居民间一视同仁，例如警察和消防服务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细致地逐案讨论。

看来，基于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区别待遇这个问题是复杂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一条款的首要目的，在于帮助将独立的、州的集合融合为一个国家（nation），但是，另一方面不可想象消除在一个州和它的公民之间的所有特别关系”；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具有某些基本的权利，居民与非居民的区别不能消除这些基本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一州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享有的事实就必须与其他州公民共享,他们总有一些排除他州公民享有的独占权利。

上文已经通过案件阐述了一些法律概念，本文认为，一种精致发展的地方人民的共同财产概念、一种精致发展的实质理由测试方法、一种在个案中确立而非事先条列目录的基本权利概念，对于我国解决和户籍制度相关的问题，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居民身份确定和定居期限要求

夏皮罗诉汤普逊案（Shapirov.Thompson）[22]，法院否决了州法以一年期的定居要求（one-yeardurationalresidencerequirements）作为申请福利帮助的条件（除此之外，申请者是符合当地居民身份测试的）。与此案类似，在Dunnv.Blumstein[23],法院否决了一项田纳西州的州法，该州法要求选民在选举登记之前，要在州住满一年，在县住满三个月。在MemorialHospitalv.MaricopaCounty[24]，法院否决了亚利桑那州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在某县一年期的定居，贫困者才有获得由县资金提供的非紧急性医疗的资格，法院判定，此项定居期限要求，违反了宪法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创造了不公平的分类，通过否定新来者“生活的基本需要”侵犯了他们州际旅行的权利。

以上三案，法院判决，州法施加定居期限作为州际旅行权的负担需要紧迫的州利益（acompellingstateinterest）作为理由。在三案中，州法都缺乏这样的理由，所以分别被判违反宪法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不过，是否享有权利，并非和定居要求无关，在三案中，法院都仔细区别了定居期限要求（durationalresidencerequirements）和真实定居要求（bonafideresidencerequirements），[25]布伦南大法官强调，定居要求和一年期等候要求乃是截然不同的和独立的获得帮助的前提条件。[26]福利机构在批准福利申请之前，可以做必要的关于申请者工作、住房、家庭等事实情况的调查，决定申请者是否是居民。[27]法院并不认为任何定居期限要求都是违宪的，“对于以等候期限或定居要求决定投票、免学费、获得职业执照、获得打猎捕渔执照等等的合法性，我们并没有暗示看法。这些要求也许可以促进州紧迫的利益，也许不构成对行使州际旅行之宪法权利的惩罚”。[28]

罗莎丽诉洛克菲勒案（Rosarisv.Roclcefeller）[29]维持了相当于初级选举的居住年限要求的政党注册限制。Sosnav.lowa案[30]法院维持了衣阿华州的州法，该州法以一年的居住期作为在州法院离婚的资格条件。在Vlandisv.Kline案[31]，法院宣布“州可以确立这样的州内身份的合理标准，以使那些实际上不是该州的真实居住者而是仅为了教育目的而来到该州的学生，不能利用州内的学费优惠比例”。佐波尔诉威廉案(Zobelv.Williams)[32]也是关于居住期限问题的。政府是否可以基于居住持续的时间长短给予福利,其中新来者也获得一点,但长期居住者获得更多?在此案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阿拉斯加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把从北部坡石油开发所获得的巨额收入直接分配给阿拉斯加的公民。接受的数量依据其居住时间的长短。从1959年建州开始，“分配的单位”将依一个居住年为一个分配单位的比例。法院以8对1的表决，宣布阿拉斯加的法案违宪。首法官伯格（C.J.Burger）的多数意见认为该州法案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甚至不能通过最低合理性标准之审查。

马丁内兹诉白纳姆案（Martingezv.Bynum）[33]是关于真实居民要求的州法合宪性问题。德克萨斯州教育法典规定，如果一个未成年人没有和“父母、监护人或其他根据法院的裁定对其有合法监护权的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他在某校区出现的“主要目的为了获得免费公立学校教育”，那么州法允许校区禁止他在公立学校免费入学。出生在美国的公民莫雷尔斯（RobertoMorales）离开居住在墨西哥的父母家，到美国和居住在德克萨斯州麦卡伦（Mcallen）的姐姐马丁内兹（Martinez）住在一起。麦卡伦独立校区认定,莫雷尔斯移居的主要目的是在地方公立学校上学，因此该校拒绝他免费入学。一项集体诉讼挑战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明显违宪。联邦地区法院和第五巡回法院都肯定了该法的合宪性，最高法院也以8：1表决维持了该法的合宪性，只有大法官马歇尔表示反对。法院的裁决认为，一种适当定义和普遍适用的真实定居要求，在确保提供给居民的服务只为居民所享有方面，促进了重要的州的利益。尽管真实定居标准之含义依语境而变化，传统上这一标准包含两个因素：亲身居住在某个地区并有意图继续留在那里，校区的性质决定，要求学龄少年或他们的父母至少满足传统的标准（才能免费入学）是正当的，德州州法的规定较传统标准更为宽厚，因此是合宪的。

在Plylerv.Doe案[34]，最高法院判决德克萨斯州教育法典的一项违反宪法平等保护条款，这项州法授权地方校区拒绝非法移民子女入学，规定不为这类学生的教育经费提供州资金给地方校区。法院认为该州法不能促进重要的州的目标，而且，非法移民子女不能为他们的非法地位负责，对公共教育的剥夺不能等同于其他政府服务利益的剥夺，公共教育对于维系一个的联结纽带，对于维续美国的和文化传统至关重要，剥夺一个人的教育对其整个人生有巨大的负面。

中美两国具体情况不同，以上“居民身份确定和定居期限要求”诸案例中确定的具体规则未必是我们也需要立即采用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法院采用区别与分类管理的技术。根据宪法判例法，一个人，如果到某州堕胎的话，不需要是该州真实的合法居民，[35]如果到某州获得福利或免费医疗帮助，需要真实居民身份但没有等候时间要求，如果离婚，则需要在该州住满一年（如果州法有这样的规定）。法院区别了定居期限要求和真实定居要求，某些权利的享有需要定居期限，某些则不需要，不同的权利可能要求不同的定居期限。真实定居标准或居民身份本身，虽然有一传统的定义，但并非是一个固定的逻辑起点性的定义，从中可以派生出所有权利享有的资格，毋宁说，仍然要在具体个案中进行真实居民或真实定居标准的法律含义解释。对应于免费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居民标准和享受州立大学学费优惠的标准不同，前者，合法进入并停留6个月以上的外州或外国人，其子女就被视为所在校区的居民，[36]甚至非法移民的子女也被视为居民，但并非任何一个停留的儿童都是居民（马丁内兹案）；后者，也许传统的定居标准还不够，需要的是家居（domicile）标准。[37]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论证方式，是对真实定居标准的含义逐案解释；还是认为不同的权利对应不同的居住标准要求；甚至认为问题不过是确定权利享有的适当资格而已，居住标准云云，只起到修辞的作用，论证使用的词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进行的细致分类。

四、结语

我们承认，广义的户籍制度在我国制造了深重的弊端，它侵犯了人民的权利、破坏了国家的大同。但是，无法消除政府服务和提供利益的地方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如将平等权或迁徙自由权视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又被理解为含有确切的权利目录，依此目录来否定一切区别对待，只是似是而非的法律理论。一种在个案中确立而非事先条列目录并且往往只起修辞作用的基本权利理论，甚至是更好的。

我们的面临弊端为一种如此僵硬的思维方式——找到一个原点然后演绎推理获得所有实践结论——所制造，消除弊端却不能采用同样的思维方式，需要的是细致入微、抽丝剥茧般的功夫和审慎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户籍本身成为派生一切权利的源头，也不要立即使之毫无意义，这都不合乎法律的精神。像地方人民的共同财产这样精致的法律概念是需要发展的；区别与分类管理的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从我国的情况看，某个地方的人群至少可以作这样的分类：户籍拥有者、定居者、一定期限以上的定居者、临时停留者。这几个类别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毫无疑问，某些权利是所有人包括临时停留者都享有的；某些权利只有定居者享有，户籍拥有者但不定居者也不能享有；某些权利是一定期限以上的定居者才能享有；也不排除，某些权利必须是户籍拥有者且一定期限以上的定居者才能享有；有些情况下，某些权利只要是户籍拥有者就可享有而不管是否定居，等等。

本文还想指出，户籍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成员的资格确定问题，可能需要借鉴普通法曾经的精华——英国中世纪的土地法来发展一些法律概念。例如，多重所有权（国家、地方、村、村民）概念，并需要仔细确定每一方权利的界限和权利的性质——是私权利、还是在所有权名义下的公权力、是否存在可类比于领的政府权力，并且这些只有在具体的情况中才是可能的。

当我们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户籍制度的僵硬性和弊端就已经开始逐步消除了，通过不断的单个规定和案件的累积，最终人们会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存在户籍制度的国家，这一切甚至发生在不知不觉中。

[1]李慎波：《法制早报》2004年11月18日第1版。

[2]本段资料刘海峰、樊本富：《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教育》2004年第10期。

[3]参见邓建胜：《谨慎推进“农转非”》，见/20051031/n240625266.shtml。

[4]参见陈端洪：《排他性与他者化：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北大法律信息网，/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7136。

[5]在美国，州的“公民”包括一个州内的任何合法居民。

[6]6Fed.Cas.546,(no.3,230)(C.C.E.D.Pa.1823).

[7]94U.S.391(1876).

[8]334U.S.385(1948).

[9]436U.S.371(1978).

[10]6Fed.Cas.546,(no.3,230)(C.C.E.D.Pa.1823).

[11]Id.

[12]Id.

[13]参见LaurenceH.Tribe,AmericanConstitutionalLaw,secondedition,FoundationPress,Inc.1988,p529.

[14]参见slaughter-HouseCases,83U.S.36，77(1872)。

[15]Connerv.Elliott,59U.S.591,593(1855).

[16]参见McCreadyv.Virginia,94U.S.391，395(1876)。

[17]参见334U.S.385,396-399(1948).

[18]437U.S.518(1978).

[19]参见436U.S.371(1978).

[20]LaurenceH.Teibe,AmericanConstitutionalLaw,secondedition,TheFoundationPress,Inc.1988,p534.

[21]Id.,p539.

[22]394U.S.618(1969).

[23]405U.S.330(1972).

[24]415U.S.250(1974).

[25]在三案中，权利被州法否认者的真实居民身份都没有在法院受到挑战。

[26]Shapirov.Thompson,394U.S.618,636(1969).

[27]394U.S.618,636(1969).

[28]394U.S.618,at638,footnote21(1969).

[29]410U.S.752(1973).

[30]419U.S.393(1975).

[31]412U.S.441(1973)).

[32]457U.S.55(1982).

[33]461U.S.321(1983).

[34]457U.S.202(1982).

[35]Doev.Bolton,410U.S.179(1973)，乔治亚州的堕胎者必须是本州居民的规定被判决违反州际特权与豁免权条款。

户籍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 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方向的影响 户籍制度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约束分析 《基于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评介 谈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歧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对策 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综述 浅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其经济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相关性研究 对我国户籍制度及其改革的若干思考 浅析日本农民工户籍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浅析制度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浅析经济危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论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制度研究 劳动力比较利益对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影响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 浅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9-7-1）.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地区差异较大。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对东部地区城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对广大西部地区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汪玉凯[ZW（DY]人民网：《汪玉凯：户籍改革难度大不能“一刀切”》.基于此提出户籍改革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城市规模和综合承受能力进行调整。此外，户籍改革并非只是简单落实城市户口问题，要考虑到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最后，户籍制度导致户易，其实质是裸的金钱交易。由于地方政府在这块有比较大的自，又可以通过变卖户口获得短期可观收益，于是在各地愈演愈烈，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3.2 改革建议与趋向

现行户籍制度广受诟病，这一和计划经济同时建立起来的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人为分割，使得数亿务工农民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应让市场来调节人口的流动（潘义勇，1998潘义勇.实现人口零增长的自然机制[J].学海，1998.；岳智明，1999岳智明.中国宪法应恢复迁徙自由[J].河南社会科学，1999.；江奔东，1998江奔东.论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J].文史哲，1998.；刘俊武，1999刘俊武.迁徙，是用脚投票[J].粤海风，1999.等）

。即当一个地区（城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时，工资的上涨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而劳动力流出地则因劳动力的减少，一方面失业（待业）现象减少，另一方面较低的工资水准亦可适当上调。此动态过程直至劳动力流入地与劳动力流出地之间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劳动力的流动就会自动停止。

夏先良与王迎新（2002）夏先良，王迎新.中国户口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J].城市管理，2002.又指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那些放开户籍限制的城市也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问题。放开户籍限制不会构成对城市就业、住房、治安、交通的压力，反而创造了发展的契机。

各方观点不一，但是一致都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应改革，使之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虽然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复杂任务，但是只要国家政府、社会全体和人民群众能齐心协力。就能消除户口待遇差别，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社保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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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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