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范文第1篇

中国的学科制度与美国截然不同。高等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自然也就与美国迥异。与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首倡高等教育学的同一年，潘懋元先生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要创立高等教育学。当年，布鲁贝克提出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时，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而在同一年，当潘懋元先生呼吁创建高等教育学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则刚刚经历了漫长的多事之秋，即将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但无论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冬天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两者共同的一点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被提及或创立时都恰逢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之时，都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大量涌现的现实问题。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由学者从实践出发，凭借自身的学术敏感，并基于知识分工的需要，发出了学科建设的倡议。但现代大学中学科的创立绝非学者的个人行为决定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化进程。就高等教育学的创立而言，基于学科理智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存在的高等教育学最终能否转化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的高等教育学与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制度以及学科制度密切相关，而不是由学者个人的学术趣味所决定。在大学和学科制度的谱系上，美国大学继承了欧洲大学的传统，学科分类及其制度由学术共同体决定，大学的学院设置以及学院内部的系科设置相对固定，政府无权干预大学内部的知识分类与学科制度化进程。在美国大学，由于学科制度化有着严苛的学术标准和强制性的承认程序，大学的学术建制并不以学科身份作为必要条件。相反，根据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很多知识领域或学术分支无须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学科，同样可以在大学获得相应的组织建制以及经费支持，可以选择在既有知识分类框架下，以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形式持续存在并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在美国的经历便是如此。起初也有学者试图将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建制成制度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性学科，但碍于学科制度本身的压力，那些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稍做努力后就主动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企图，不再为高等教育学获得学科承认而斗争。最终，在美国大学，高等教育学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制度意义上的学术性学科，而是被默认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但这并未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的存续。

与美国学术共同体取向的学科制度不同，中国的大学制度与学科制度一直由政府主导，行政权力而非学术传统一直在左右着学科的分级分类与高深知识的管理。在计划教育体制的主导之下，政府习惯于通过学科专业目录的制订及修订来实现对高深知识的治理，大学里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都要基于既定学科专业目录，能否进入目录遂成为高校学科建设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百废待兴以及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视，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被正式列入目录。由此，高等教育学凭借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合法性在大学获得了应有的制度空间，并迅速展开了学科制度化进程，组建了学会，创办了期刊，开设了专业课程，招收了硕博士研究生，授予了学位。30多年来，伴随高等教育自身的大改革与大发展，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大学实现了迅速的扩张，乃至成为教育学门下的显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繁荣主要还是制度层面或建制层面的繁荣，即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学位点的数量的不断增多。而在研究机构规模和人员快速扩张的背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质量或学科建设水平未能实现同步的增长，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专业知识生产的贡献也并不尽如人意。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在新的目录中仅仅对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进行了规范，废止了二级学科的提法。加之，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组织的学科评估也在不断强化一级学科的整体水平。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2016年，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又有研究型大学撤并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的教育类系科。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危机大有不断蔓延之势，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于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甚至产生了疑问。

怀疑者的理由或证据不外乎两点：第一，高等教育的历史悠久，高等教育学却很年轻。从历史来看，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并不必然需要高等教育学。没有高等教育学存在，但高等教育实践可能依然繁荣。第二，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范式，当前的学科制度本身也不具有普适性或永恒性。人类社会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每一种问题背后都会积淀理性的思考，但并非所有的高深知识都要以学科的建制来呈现。依此为据，有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也可以由其他学科的研究或多学科的研究来承担，未必需要作为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对于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认识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一方面虽然现代大学的学科制度是特殊的，但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自古就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科制度，但很少有哪一个时代的知识完全不分学科;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建立主要得益于特殊的学科专业制度，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我国学科专业制度的特殊性而否认高等教育学科自身的合理性。说到底，高深知识的生产制度既无法超越时代也无法超越国家。就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就否认国内高等教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因为过去没有高等教育学就否认现在建设高等教育学科的必要性。面对危机，简单否认高等教育学之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异于饮鸩止渴。无论如何，也无论何时、何地，高等教育实践都需要高等教育理论指导，而高等教育学的旨趣就是对高等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并综合成为一个体系。

事实上，若基于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的双重结构进行考察，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很多学科都是古老而年轻的，即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很多学科都是古老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很多学科又是年轻的，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在知识的意义上，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实践具有同步性。只要高等教育实践存在，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便会同步产生，只是有无命名而已。今天国内之所以会有学者认为，古代或过去没有高等教育学或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完全是因为我们在用已有的高等教育学的概念或制度范式，去评价古代(过去)或国外的知识分类体系。其结果，由于学科制度特殊性的遮蔽以及学科认同的差异，甚至是语言习惯的不同，高等教育学总是被当作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似乎在古代(过去)或在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的存在也不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远非如此。如前所述，学科的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广泛地存在于学者共同体当中，可称之为无形的学科另一个是作为一种组织建制，边界明确地存在于大学的学院或学院内部的系科当中，可称之为有形的学科。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不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在这些国家虽然没有有形的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高等教育学，甚至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就没有高等教育研究或高等教育学。恰恰相反，只要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蓬勃发展，这些国家的学术共同体中一定存在无形的高等教育学。当今世界那些高等教育强国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事务的专业性是一种常识。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全社会所公认。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赖于几个世纪以来各学科的学者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大量经典著作的启蒙。以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管理与决策高度专业化，每一次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都要基于深入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无论是历史上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还是当前斯坦福大学正在推进的本科教育改革，无不基于大学本身对高等教育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与美国相比，我国有形的高等教育学和无形的高等教育学都存在，学科制度相对完备;但总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大国而不是强国。由于学术积累不够，在我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制度层面上的繁荣无法掩盖学科本身在专业知识上的贫乏。究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或制度化，凭借的主要是学科的行政合法性而不是学术合法性。现有学科专业制度下，通过行政手段设置的学科通常无法很好地在知识与制度层面之间保持平衡。

高等教育范文第2篇

我每次都是乘公交车上学的，所以开7路的开公交车的叔叔阿姨都认的，直到有一次。

一上车，我就会很有礼貌的叫叔叔好，这是我向来的一个习惯了，上了车，我发现竟然是一个我不认得的大哥哥，心里暗暗的想：寒，怎么换人了啊。想着，车子停下了，这时同时上来了个阿姨和老伯伯。车子开动了几秒，停了下来，司机走了下去，拣起了一个钱包，想车子里面叫到：“这是谁的钱包啊？”突然，哪个阿姨开口了：“这是我的，刚刚掉了，真是谢谢你啊”“不用谢了，给我20元可以么，你就看是我帮你拣的，可以么？？”阿姨从口袋里面把一张久久的钱给了他，全车的人都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盯着他。我也给哪个大哥哥打了20分。

车子又开动了，不知道过了多少站。阿姨走下了车，哪个大哥哥司机从座位上下来，把一张20元的新钱给了和哪个阿姨几乎同时上车的老伯伯，大家和我一样都吃惊的望着他。这时他说话了：“上车时哪个人拣到您的钱了，我以为他会换给你，没想到他发到口袋里了，刚刚她还在，我怕他没面子，所以没说，现在我还给你了。”哪个老伯伯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自己少了20元，才知道。

高等教育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学科地位

一、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直接影响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而在一门学科创生之初，人们对它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并不十分明确。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在几部高等教育学着作中，分别是这样论述的：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高等教育学新学科。

――潘懋元着的《高等教育学》（1984）

高等教育学是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研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科学。

――田建国着的《高等教育学》（1990）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泛泛的高等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规律的应用，而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

――胡建华的《高等教育学新论》

上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内容的高等教育学的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一种高等教育学是否揭示出了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或特殊规律。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关于作为基本的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关系的确定

长期以来，受教育学局限性的影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引起传统教育学者的关注。传统的教育学固守其普通教育的“地盘”。但是，我国的普通教育学却又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其他教育现象关注不多甚至视而不见，那些对教育学感兴趣的学者也主要是关注中小学教育而不关注高等教育，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不但被社会科学家忽视，而且被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高等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找不到理论根基，在传统的“教育系”或“教科院”这些教育学的组织建制里高等教育研究难有安身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如果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由高等教育学承担理论建设的任务，以人类一切高等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探索和揭示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并对现存的高等教育概念和原理进行制度化梳理，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由概念、原理、原则、规律等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据笔者分析，无论是在学科建制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并列的兄弟关系。

但是一般人却认为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为什么高等教育学研究还要进行学科化的探讨；为什么长期以来，教育系（学院）里面一直没有开设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而是以中小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呢。因此，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学学科演进历程的客观分析，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的问题。

三、教育学的演进过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国民教育运动，伴随着国民教育运动的展开，中小学的师资培养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进行师资培训的师范院校应运而生，为了满足中小学师资培训的实践需要，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诞生了。

赫尔巴特之后，教育学的进展一直不大，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名不符实，名为教育学，实为普通教育学。其二，由于教育学以师资培训的课程形式存在，因此其内容主要关注教学的方法、原则、程序、规律等问题。这种传统的沿袭，教育学就成了研究“教什么、怎么教”的学问或艺术，而非研究“教育是什么”的科学。其结果是“当固定化的学制、教科书和班级授课制这“三位一体”的学校体制形成的时候，当以学校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形成的时候，大规模的培养人才的本质在教育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传统教育学本身，却走向了衰微。

总之，由于历史的局限，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不完备的，而且一直没有完备起来。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教育学只能相当于普通教育学。

四、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建制问题

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兴起远远早于普通教育。自古希腊起，接受教育就是少数统治者子弟的特权，因此，在古代，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理论就是高等教育的理论。但是等到近代民主思想勃兴，接受教育成了每个人都该有的权利之后，普及的全民的教育理论才应运而生，教育讨论的也就多集中于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上，似乎并未注意到高等教育所独有的问题。换言之，就教育研究的历史来看，整个教育研究一开始就是以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开端的。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中期潘懋元先生首倡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分析当时形势，高等教育研究毫无基础，要建学科谈何容易，但是不建学科，高等教育研究又无从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学科的合法性而言，在教育系里谋求高等教育研究的建制，借助教育学的名义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较为有利。但当时的教育系由于对高等教育毫无研究，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持排斥态度。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依托综合大学成立“高教所”发展起来。不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名为“学科”，但经典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含义并不强。而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草创基本延续了教育学的体系，重走了普通教育学的老路。

因此，必须突破普通教育学研究定势的束缚，尽快摆脱高等教育学对普通教育学的依赖，站在高等教育学立场上，以自身的逻辑为线索进行学科的研究和建设。那么，既然高等教育研究在大学里获得了独立的建制，高等教育进行学科诉求，就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就学科本义而言，学科就是独立学科，二级学科进行学科诉求的意义不大。因为在学科的含义里，一个重要的内含就是学科建制。可以想象，如果教育学是完备的，那么，高等教育学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在教育学的门下开展研究，就好比经济学门下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但由于教育学不完备，高等教育学在教育学门下既无法建制，又无法利用它的学术资源。高等教育研究不得不另立门户，重新创业。那么，既然是重新创业，“名正言顺”则尤为重要。事实上，既然高等教育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那么证明自己是独立的学科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高等教育学明知逻辑上不可能取得与教育学并行的独立学科地位，却又不得不努力地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的诉求经历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学实现学科独立的历史还很漫长。近年来，教育学重建思潮的兴起提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即完备的教育学，也许将会出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独立问题可能自动消解，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将不再成为问题。那么，教育学应如何进行重建呢？通过教育学的重建，教育学将成为真正完备的教育学科，这样，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研究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1984.

[2]王道俊，王汉谰.教育学，1999.

[3]侯怀银，王霞.高等教育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研究，2006，（4）.

高等教育范文第4篇

从12世纪算起，大学已经走过了近900年的发展历程，为人类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阎凤桥2008）。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中世纪就创立了牛津、剑桥大学（1209年），至今已有800年历史。美国的高等教育从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也已经走过了370年的历程（唐谨，张妍，2008；易红郡，2008）。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学，包括欧洲的许多大学（孙珂，王宏方，2008）和英国殖民地的大学等（崔爱林，2008），多数属于教会大学，都是少数的“尖子”聚集在“象牙塔”式的大学里，远离世俗，为“真理”而求真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产业工人成倍增加，技术不断进步，要求高等教育从“尖子高等教育”到“群众化高等教育”，再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或称之为普通高等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转变。大学开始承担新工业所要求的训练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有志于从事专门职业的个人任务。大学教育增加了专业训练，培养工程师、教师、医生等（郭晋华，1980；张艳荣，2002），此刻为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改革。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始建于彼得大帝时期，1724年建起俄罗斯第一所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以及其后建立的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1797年）等（朱丽荣，2008）。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于19实际7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彭寿青，2005），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创立时间相近。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造成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贫民弱，清政府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兴起教育救国和西学东渐，设立了现代高等学府（张伶俐，郭汉民，2006），即早期的三所百年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10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改革（侯怀银，2008）。

如同美国、日本等的大学仿效欧洲大学一样，我国早期的高等教育，也是效仿日本学制、借鉴美国的模式（张伶俐，2007）。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模仿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常连智等，2000）。

首先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被关闭了10年之久的考场大门为普通学子打开，人们的身份不再为家庭出身所固定，社会的活力被激发出来，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当时一代人的命运，也实现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折（李传柱，2008）。

此后，确立了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法规，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高等教育由国家包办的格局发生变化，多种形式办学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力量办学的比例不断提高。同时，高等教育出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包括学生上学交学费，学生毕业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一改过去国家一包到底的传统（邵生，逸名，2008）。国家学位制度得到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博士后流动站建设日益完善，招生人数得到极大提高；尤其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陈强，2008）。3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全国高校总数持续上升，教师队伍急速发展和提高（别敦荣，赵映川，2008），在校生规模已居世界前列，每年本专科毕业生数量占世界首位。

根据2007年教育部统计数字，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元下1908所。其中本科740所，高职（专科）院校1168所。另有成人高等学校413所，民办高等学校994所。全国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机构795个，其中，普通高校479所，科研机构316个。

2007年全国各类高校招生人数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3%。全国招收研究生120万人，其中，硕士生97万多人，博士生22万多人。毕业硕士生27万人，博士生4万人（教育部，2008）。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但宏观上进展卓著，而且从一系列的微观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包括教育制度改革（鞠敏，2001；董节英，2008）、办学体制改革（房力明，梁方军，2004；范文曜，王峰2008）、教育学科体系（侯怀银，1998）、学科建设（侯怀银2008）高等教管理（陶增并，1990）、教育产业化、教育收费改革（牧晓波，2006）、高校后勤改革（朱寿标，曾祥，2007；徐红樱子等，2008）、职业教育（王铮，2008）、成人教育改革（王林青，刘娟娟，2008），更引起一些意见和观点分歧。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初步探索和迅速发展三个阶段（侯怀银，2008），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其速度居世界前列，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发挥了巨大作用。

高等教育改革在世界各国及其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工业发达国家的 高等教育都是在改革中提高、在改革中提高、在改革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朱勃，李然萱，1979:顾明远，1980）。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历经数百年，进行了历经大的改革，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的园地、科学技术创造的源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动力之源泉、经济建设的动力之源，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起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兴起洋务运动和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高等学府―――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张伶俐，郭汉明，2006）。100多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侯怀银，2008）。

本文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高等教育改革历程与成就。结合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概要论述。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始建于彼得大帝时期，1724年建立起俄罗斯第一所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以及其后建立起的俄罗斯立师范大学{1797年}等{朱丽荣，2008}。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彭寿清，2005}，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创立时间相近。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初等探索和迅速发展三个阶段（侯怀银，2008），保持了较快的发展，以速度居世界前列，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挣钱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宏观上进展卓著，而且从一系列的微观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侯怀银，刘亚敏，2008），更引起一些意见和观点分歧，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朱勃，李然萱，国外教育改的趋势，人民教育，1979/04

[2]顾明远，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04

高等教育范文第5篇

 

一、论坛概况

 

为探讨教育国际化进程以及国际学生流动中出现的新热点、新问题，为国际教育工作者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2007年开始在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期间举办“国际学生流动论坛”。

 

“国际化与学生流动论坛”议题覆盖来华留学、质量保障、网络招生、中美学生流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的专家、学者和教育管理人员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国际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国际学生招生规模与质量问题，以及高校内涵建设与国际化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研讨。从论坛形式、设计和内容来看，本次“国际化与学生流动论坛”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一)首次聚焦“国际化与学生流动”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各地区的学生流动逐渐彰显新趋势。北美吸引留学生增势放缓，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加快，亚洲成为新兴留学目的地，学生流动趋势呈现多极化发展，而这些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教育战略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本届论坛从国际社会、政府、学校、教学、科研等层面解析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生流动，围绕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学生流动中的新进展、新影响、新办法等热点问题，从不同视角为广大国际教育工作者提供经验交流与分享的平台。

 

(二)中西教育理念的碰撞与交融

 

为进一步推动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和来华留学事业发展，深入落实全国留学工作会议精神，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外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主旨发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方军，欧盟驻华代表团教育参赞马尔钦·格雷贝克(Marcin Grabiec)、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首席执行官玛琳·约翰逊(Marlene Johnson)，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江苏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校长，就大学国际化建设、国际学生流动趋势、来华留学质量保障、来华留学招生与管理等议题，同与会者进行交流和分享。演讲嘉宾融合中西方最新教育理念，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分享了具有国际视野、高品质的国际教育管理与实践案例。

 

(三)权威的教育趋势解读

 

为响应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战略，论坛邀请专家和学者解读“一带一路”对来华留学事业的影响，探究来华留学生教育模式与服务质量、管理理念与服务水平等。同时，论坛邀请了各国使领馆代表就“国外政府资助来华学习政策及项目剖析”等议题分享本国政府在推动国际学生流动方面的做法。此外，论坛分设了“商学院的国际化之路”“如何管理并用好中介”“绿色渠道——网络招生与市场”“工作坊：打造你的校友关系项目”等议题，从微观和实践层面为国际教育工作者提供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四)《2015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首次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一些高校纷纷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高等教育国际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经过4年的前期研究与试点，2014年12月，受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对国内高校国际化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在“国际化与学生流动论坛”上正式对外。报告从国际化战略、组织与管理、教师、学生、课程与教学、科研、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9个方面，共分57项指标对所调查高校进行分类、比较、分析，为政府和高校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行资源配置提供参考，受到政府、学校、国外使领馆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

 

(五)来华留学质量保障备受关注

 

随着国际学生流动总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新形势下的一项重要工作。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在总结我国来华留学工作所取得成就时，针对缺乏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生源质量有待提高、课程和师资缺乏竞争力、对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视程度不一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应对措施。国内外院校代表也分别从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师资、实践等方面探讨了如何保障和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二、主题：国际化与学生流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化战略对国际学生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世界知名高校正在构建全球教育体系，通过合作办学、建立分校等多种形式将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学生流动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教育国际化和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和区域的资源分配与社会发展。

 

(一)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加速国际化发展进程

 

“教育国际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但总体来说，教育国际化是主动面向多元世界、积极寻求合作交流、达成共识和相互理解的动态进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生建学指出，随着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国际化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国际教育形势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欧洲、美洲、亚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接连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副校长大卫·萨德勒认为，英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挑战，如资金、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学生对于英国大学的期待的变化等，使英国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化能够提升学生和教师的教育经验与体验，实现国际教育与科研合作。

 

大学国际化若要取得成功，需要平衡学校的特点和大学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罗伯托·拉贝认为，大学制定国际化战略要有清晰的愿景，并能满足不同的需求，既能反映学校的特点，又能积极应对全球的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二)提升国际化培养力度，营造国际化育人环境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指出，随着高校国际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留学国别不断增多。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带来新变化，体现在人才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学生双向流动格局有待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被提上日程。另外，随着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教育变革，教育信息安全等问题成为新的议题。

 

欧盟驻华代表团教育参赞马尔钦·格雷贝克认为，在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中，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通过海外学习获得技能。“伊拉斯谟+”计划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非正规的教育活动。欧盟公布的“伊拉斯谟+”计划2015年的目标是为60万年轻人提供海外学习、培训、志愿者交流等机会。2016年，“伊拉斯谟+” 计划的拨款总额为22亿欧元。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副校长大卫·萨德勒介绍了该校在吸引国际学生、跨国教育、研发、学习等方面的策略。他指出，学校在组织架构、教育治理等方面面临挑战。例如，如何以更有效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促进学生流动，提升学校的国际化能力建设，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到海外学习。

 

江苏大学副校长许化溪指出，近年来，江苏大学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 并重，以观念转变为先导，以提高办学水平为目标，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核心，以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为关键，统筹规划，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学校为主导，学院和学科为主体，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新格局。

 

(三)打造国际化合作平台，深化国际化发展内涵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副校长大卫·萨德勒指出，该校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了积极合作，其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是北京邮电大学、南昌大学等，同时与国家汉办、上海财经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他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进行跨国合作，尤其是和中国院校合作。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罗伯托·拉贝介绍了学校开展国际合作的经验。目前，该校正在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如开展共同研究、国际能力建设项目，建设多文化、多种族的校园等，通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获得可持续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在发言中提到，目前该校与威尔逊中心合作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合作成立了最大规模的本科生项目，与纽约大学合作成立了上海纽约大学，与法国里昂商学院联合成立了亚欧商学院等，并通过举办世界磁共振年会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了系列成果。

 

(四)坚持国际化发展思路，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发展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罗伯托·拉贝认为，国际化必须要有战略引导，该校已经将国际化纳入到战略规划中，致力于提供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合作机会。他指出，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给予高校自我发展的空间，既要有战略规划，也要有独立发展。也就是说，高校的国际化发展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也要遵循教育规律，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介绍说，华东师范大学是入选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的学校之一，还承担着发展中国家教育硕士的培训项目和短期培训项目的责任，并参与共建9所孔子学院，积极举办留学生文化节等。

 

江苏大学副校长许化溪介绍，江苏大学在机制建设、师资培养、政策导向、氛围营造等方面的经验丰富。江苏大学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建设高水平大学的主要措施包括充分认识国际化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继续大力推进国际化的思路(突出学术导向、队伍支撑、学生主体、环境营造)等。

 

(五)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学生流动呈现新常态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就国际学生流动的新进展作了主旨演讲。他谈到，面对国际学生流动日益频繁带来的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期我国留学工作的重点是实施《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解决尖端人才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来华留学青年领袖培养等难题，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不断完善留学工作服务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实施人文交流推进计划。

 

欧盟驻华代表团教育参赞马尔钦·格雷贝克指出，国际学生流动有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提高职业流动性，增进学生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首席执行官玛琳·约翰逊女士介绍了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年会的有关情况。她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流动最新的趋势表现在种族多元化，家庭收入背景多元化，高等教育成本增长明显，以及学生要为全球化做好准备等。

 

三、来华留学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

 

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华留学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是提升来华留学管理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规范来华留学工作的有效途径，对促进来华留学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来说意义深远。本次论坛围绕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规模与效益兼顾、通过提升质量打造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一)来华留学规模稳步扩大，国际留学生结构不断优化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介绍了来华留学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挑战。他指出，近10年来，尤其是《留学中国计划》实施以来，来华留学取得了明显成就，生源结构逐步优化，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日常管理日益规范。与此同时，来华留学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留学生结构与生源质量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和我国的世界影响力、经济地位还不相称;学历教育的结构和水平有待提高;依靠地缘、文化、性价比等优势吸引国际学生的局面有待改善;课程和师资竞争力有待加强等。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生建学指出，中国政府对来华留学事业发展高度重视，为实现教育部的《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年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50万的目标，各界都在努力，并在发展过程中坚持规模和效益并重。特别是人文交流以及中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来华留学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来华留学事业前景广阔，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加强来华留学管理服务，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留学工作处毛冬敏副处长指出，《留学中国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要实现来华留学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要提高来华留学竞争力。

 

随着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教育、教学、生活还是在更深层次的跨文化方面，如何加强来华留学生管理是重大课题。复旦大学留学生处处长杨增国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各国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准之一。留学生管理服务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便捷服务，如复旦大学建立了以留学生生活园区为核心的留学生事务中心，为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一体化的便捷服务。

 

清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陈强认为，课程是国际化办学的重要载体，中国大学为留学生提供的课程标准要达到国际水平，特殊性体现在因材施教，要考虑学生跨文化的适应过程，成立专门服务留学生的机构是有必要的。

 

(三)推进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来华留学品牌建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认为，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不断摸索和尝试，不断改革创新和与时俱进，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

 

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王耀刚对质量保障体系进行了展望，即建设新校区，提升学校软硬件水平，与国际医学教育接轨，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坚持以质量为中心，大力推进留学生教育改革和创新，大力推进留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优化专业结构，拓展办学层次，建立多元化校园文化氛围，提升留学生管理水平，完善全英文数字化网络平台。

 

清华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陈强指出，质量框架是一个多维度的基于过程的动态体系。质量保障实施方案、标准框架要充分保护留学生的利益、为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足够的支持和辅导、促进校内相关教学和管理机制建设。

 

(四)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来华留学内涵式发展

 

欧盟驻华代表团教育参赞马尔钦·格雷贝克认为，国际学生希望有在海外学习与生活的经验，并希望获得相关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适应能力。很多参与“伊拉斯谟+”计划的学生希望提高自身能力，包括好奇心、宽容度、自信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获得更宽广的视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指出，在招生录取阶段要确保生源质量稳中有升，严格遴选合作院校，吸引海外高端人员，高效利用奖学金资源。入校阶段依托“优秀师资、精品课程、实践考察”三位一体培养平台和国际跨文化交流平台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处长杨增国认为，应该建立多元化留学生培养体系，完善招生选拔机制，设立多元化培养目标，建立多元化培养体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对留学生培养要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并积极走出校园，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栾风池表示，留学生教育要有先进的理念，要努力达成四个“度”，即教师教学资源条件保障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度。

 

(五)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指出，推进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高校能力建设，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建立来华留学质量标准;逐步建立海外学历生的入学标准;搭建中外学分互认平台;积极鼓励大学开设英语授课课程，加强英语授课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大学逐步开展趋同化管理和教育;加强中国留学品牌建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介绍了该校提升教学质量的措施，包括在毕业实习阶段依托“实习+就业+创业”平台，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建立自学自测系统;注重文化交流和体验，开展第三国拓展式培养等。

 

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王耀刚指出，该校在来华留学临床教学工作全英文教学保障体系的建设阶段创立了来华留学生临床医学专业全英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供质量督导保障、品牌课程保障、政策资金保障。学校积极深化留学生教育改革，创新临床实践特色，建立模拟医院，注重吸收国际先进医学教育理念，积极出版全套英文教材。

 

(六)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教学质量

 

天津医科大学提出要培养高水平全英文授课教师队伍，注重留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全英文信息化网络平台。目前天津医科大学成立的教育部来华留学医学英语师资培训中心和来华留学生医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在培养高水平师资、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人才培养处处长张明认为，师资队伍质量高低至关重要，该校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以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采取的措施包括创新理念，坚持以学生为本，贯彻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的实践教学理念，进一步提升教师语言能力，以提高医学留学生教育水平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