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青海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潜力分析

（一）政策与资金的支持。

2006年开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加快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2010年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央财政安排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34亿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是实施禁牧补助；二是实施草畜平衡奖励；三是落实对牧民的生产性补贴政策；四是安排奖励资金。从政策的制定到财力的支持都显示政府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问题的重大思考，我国草原生态问题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青海省政府为了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落实到牧区、草场、牧户，依据国家指导意见制定了《青海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意见（试行）》，对政策实施的目标、任务、措施等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编印了汉、藏、蒙三种文字的《青海省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50问》，对390名牧户信息采集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集中进行培训。

按照财政部和农业部要求，结合实际，在做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前期七项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青海省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方案》。

选择有代表性的6州15县、45个乡、135个村，组织开展了入户调查和模拟测算工作，对制订青海省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困境分析文/尹月香（青海大学财经学院青海•西宁）的方案进行了模拟验证。

在此基础上，经过广泛征求各地意见建议，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二）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

生态文化是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概括，是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信念、价值理想、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生态文化是人类对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反省，是高度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青海藏族形成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草原人文环境。藏族生态文化流传至今所倡导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藏族的生态文化提出了万物一体，崇敬自然，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构建了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奉行和谐节制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高原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正因为这种和谐的藏族生态文化以及对自然与生命的虔诚和向往，使青海藏族表现出感恩于自然与生命的博大宽容。这种生态伦理观已渗透到了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草原人整天接触大自然，投入的感情和智慧最多，因此他们也最懂得草原，最会利用草原。这种草原文化体现了生态文明深厚绵长的精神和理念。

（三）西部大开发促使城镇化建设。

为了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进程，党中央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对一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化、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生态移民，这是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小城镇作为城市、农村的连接体和中转站，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生态移民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是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城乡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带动农村市场化、城市化、文明化、现代化水平提高，使农村逐步融入现代文明的主潮流。青海省政府从2003年开始，对自然保护区内的牧民进行整体搬迁，迁往保护区外生态条件相对较好、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州、县政府所在地，引导牧民转产，从事非牧产业。同时，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移民迁入后，搞半舍饲畜牧业，草场实行季节性禁牧。在一些具有地理区位优势或具备比较完善的交通条件、市场集散功能较明显的地区，组织建设物流中心，充分发挥商品流通业辐射、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农村、牧区工业的发展，促进小城镇崛起，消化农牧业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

小城镇化的建设既可以改善牧民的生活条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青海省政府在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的困境与建议

（一）意识与行为的脱节。环境意识是一个从认识环境到形成关于环境的稳定的态度，并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行为习惯的过程，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认知、态度、评价、行为上的多层面的客观反映。在环境意识的支配和推动下，主体便会产生相应的环保行为，形成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的行为。为了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落实到位，青海省政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等广泛进行了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当地牧民充分理解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是一项惠民政策，既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对当地牧民来说，草原是他们世世代代生存的基础，离开以往的生存依靠便会产生不安的心理，会担心今后的生活，很难短期内根本改变，在自主创业、增加收入方面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热情，收入渠道极窄。同时，由于长期从事畜牧业，劳动技能单一。建议：对于牧民的环保行为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加大对牧民的智力投资和技能的培训。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向公众普及环境知识，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积极投身环境保护。

（二）牧民“等、要、靠”的思想惰性。草原生态补偿是一项针对牧民的惠民政策，多数牧民对中央和国家有关农牧业方面的政策、规定知之不祥，只知道是“一个好政策”，至于究竟好在哪里、有什么内容、如何建设、建设成什么标准，特别是自身怎样参与、配合和努力，牧民们一片茫然，甚至有些牧民认为既然国家提倡退牧还草，那么对于失去牧场的牧民国家就应该养着他们，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等、要、靠”思想。“等、靠、要”的思想使牧民等待国家援助资金，靠上级财政拨款，而不是自力更生地去发展，依赖意识特别严重。同时，由于大多数牧民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经验，不愿接受新事物，排斥市场经济、农业科技信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经验，对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观察别人用的结果再作决定”思想意识守旧，封闭、保守观念较强，也不愿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信息，视野狭窄，以“小家”为中心，得过且过，日子久了便养了惰性，形成蝴蝶效应。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农牧民封闭保守，缺乏顾全大局意识、发展意识和响应上级方针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建议：当地政府针对当地牧民的文化程度深入宣传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对自力更生的牧民给以鼓励和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大科技培训力度，让牧民树立信心，信心才是力量之源，不甘心落后才有动力，集思广益谋发展，积极探索发展之路。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城镇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提。城镇生态环境是城镇人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空间，根据生态环境的整体结构、功能特点和基本属性等，可将城镇生态环境分为三大类:一是水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河流、护坡、水库等;二是地域生态环境，主要包括政府机关、商贸、住宅、工业企业、开发区、绿化、公路、铁路、机场、古迹旅游等建设用地;三是空域生态环境，即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雾霾和空气粉尘等。城镇生态环境大部分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存在多种模式，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1．1政府垄断的单一模式

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既是资金的提供者，也是城镇生态环境主要的执行者和维护者。政府的治理方式主要有管制、强制执法和严格征税等，而这容易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这种单一模式存在着内在的缺陷。首先是资金的短缺。城镇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充足的资金，这关系到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只能依靠政府来提供。近些年来，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的状况。由于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失灵，不仅会导致政府寻租，还会导致城镇生态环境陷入“治理—破坏—再治理—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使过度治理和治理不足并存。在政府垄断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情况下，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容易使政府陷入官僚制困境，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此外，政府垄断还会导致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边际效用递减，影响治理效果。

1．2政府与企业结合的二维模式

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与企业进行合作治理，既可以克服政府失灵，又可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实现城镇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而企业则是以追求营利为最终目标，出售产品和服务获取最大利润。在政府与企业的二维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为了公共治理发挥最大效用，会允许或授权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因为企业既拥有政府无法比拟的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专业设备，又能够实现城镇生态环境的源头治理，而政府只需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在这二维治理模式中，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提供相应的政策工具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的积极参与性，从而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双赢。

1．3政府、企业和社会联合治理的多元模式

在多元的联合治理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城镇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关系。政府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和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减压阀”和“稳定器”，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更具专业性和灵活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城镇生态环境更为敏感和关注，能创造出比政府更低的公共治理成本和带来更高的效率。与企业相比，社会组织更具有志愿性和公益性。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规模较小，力量薄弱，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等形式给予社会组织鼓励和扶持，发挥其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应有的作用。此外，社会组织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动机的群体组成的，不能作为统一的整体从社会的全局考虑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引导和规范管理，使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这三种模式中，多元治理模式可以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全覆盖，实现城镇生态环境的全方位治理。政府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要从多元治理模式出发设计政策工具。

2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选择的种类

对城镇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应该进行分类，以方便政府确定选择的范围。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分类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在这里，我们将借鉴华中科技大学徐顽强教授提出的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所作的分类，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七大类，并按照政府介入程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即管制、直接供给、市场性政策工具、财政性政策工具、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个人与家庭。下面，按照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程度，对主要的政策工具分别进行描述:

2．1政治性工具

政治性工具就是政府在政治权威和公权力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法规等约束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的行为，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政治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和直接供给。管制首先是确定一个政策目标，然后对政策目标群体某些特定的进行强行要求和禁止。其中管制的内容有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经济管制主要是对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修复效益，以及对一些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进行管制。企业参与城镇生态环境治理，对政府来说，经济管制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而社会管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一些污染企业进行取缔。直接提供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前提下，由政府直接提品和服务，在政策工具中属于消费性支出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和绿化用地等更多地要靠政府直接提供。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性需求领域较为广泛且处于政府内部运作，必须掌握重要的信息和资源，允许内部化交易，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政策工具。但由于政府是参与生态环境活动的唯一主体，可能导致治理成本过高，而且，还存在着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使工作人员执行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现行财政体系和转移支付不足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高效治理。

2．2经济性工具

经济性工具就是在市场规律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利用工商管理技巧和经济刺激措施来指导和规范社会目标群体行为，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手段。政府运用经济性工具，既给予企业充分的自，又能不同程度介入其决策的形成过程。经济性工具主要有市场性政策工具和财政性政策工具这两种，其中市场化政策工具的内容包括市场自由化、市场促进化和市场活泼化。市场自由化主要是允许更多的参与者(企业、社会组织)进入到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解除市场管制。市场促进化主要是创造市场化的产品，政府可以发放污染许可证，允许企业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但要其付费。市场活泼化主要是通过契约外包，与营利或者非营利性组织签订契约，来提供垃圾清理、街道清洁、道路绿化等公共服务。总之，市场机制的政策工具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在财政性政策工具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征费、课税等方式，对企业污染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行为(如空气污染)征收税费，约束企业行为，从而达到政府治理目的。

2．3社会性工具

社会性工具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很少或几乎没有政府的介入，以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分配社会福利为目标。其主要包括社区治理、志愿者组织、个人与家庭。城镇社区内的垃圾处理、绿化等，可以由社区居民自行规划，政府可在此基础上给予相应的补贴。志愿者组织又被称为“社会中介组织”或“民间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失灵。城镇大部分生态环境的治理，志愿者组织都可以参加，如街道清洁、植树种花、生态文明宣传、垃圾回收、环保巡逻纠察等。志愿者组织参与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有利于减低政府公共治理成本，但这必须以志愿者组织的发育状况为前提。总之，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和第三部门的发育，社会性工具的使用将会得到不断的加强。

3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工具选择的的依据

在消费特点上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分类是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从消费特点上对城镇生态环境进行分类，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俱乐部产品性质或公共资源性质的生态环境。

3．1纯公共产品性质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

纯公共产品性质的生态环境在消费过程中，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较为典型的是空气、环境保护、免费公园、公共座椅、公共厕所等。俱乐部产品性质或公共资源性质的生态环境，大部分的生态环境都属于这一类，如公共草坪、矿产资源、公共牧场、公共池塘、公共河流、公共渔场等等。对于这类性质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选择政治性政策工具来进行治理。

3．2俱乐部产品或公共资源性质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选择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生态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35-04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到“两型社会”建设，到国家“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正式公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方向。[1]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条件，如何认识它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如何平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起步不久的伟大战略，十分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怎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伦理观念形塑方面的优势，探索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方法和途径，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观教育理论，以达到顺利推进这一伟大战略的目的。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进行的工程。这既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合理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可以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选择从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进行生态文明的伦理教育，应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前提和逻辑起点，它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1.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生态伦理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文明观的树立，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现实的生态困境和“生态危机”对人们的教育，因生态忧患意识的产生获得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文明观念。进而产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和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生态文明的观念。为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准备，而学校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可见，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科学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以尊重生态价值为特征的生态伦理成为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时，才能克服那些危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观念上的、深层次的文化痼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

2.与现有社会文明的其他规范相比，生态伦理具有独特优势

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一方面是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的规范、各种社会习俗等外部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些会使人感受到其主体性受到抑制，因而常常伴随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规范，它使人内心有了德性的引导，从而在调节自己的行为时能感受到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尤其是这样，既要有法律的规范，更应该作为一种德性进入人们的心灵之中。加上生态环境本来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一旦进入人们的德性世界，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就会彰显出不可小视也不可代替的独特优势。通常情况下，某种伦理原则和规范一旦形成，就必须借助于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社会进化的观念体系、实践路径、实施方法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具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生态伦理教育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3.探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伦理教育的依赖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依赖大批具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的人的有效实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弄清在目前的中国，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的人如何入手？要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观念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生态伦理教育又如何保障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中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借助有效科学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可以较好地认识和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

4.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形成中作用独特优势明显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系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它包括动机系统、心理过程系统、观念系统。在这些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又侧重于人们的政治思想及观念系统的构建。政治思想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居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同时政治思想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伦理观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站在时代前列，以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和帮助人们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体系为己任，努力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任务。

其次，从学科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实现了学科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正在迈向精细化研究的新台阶，一大批研究专著的问世表明，这个学科不仅研究方式多样化，还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从专业人才培养来看，该学科已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建功立业的实践表明，这个专业优势明显，风格独特。在此基础上介入和开展生态文明伦理观念教育优势十分明显。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可行性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做出过深刻的反思。1972 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建设。这些都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现实基础。从理论方面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自20 世纪中期以来，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学者们将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思考推向了广阔的领域。西方的生态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索。这些无疑对我们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以及树立怎样的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是近年集中于对生态文明的特征的研究，国内以姜春云、张云飞、刘湘荣、廖福霖、李锦、陈寿明、吴凤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特征都有深刻研究。这些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巩英洲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刻的哲学审视和理性描绘；杨通进、高予远对现代社会生态转向和生态文明的构建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描绘；薛晓源、李惠斌的《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对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理论进展做了很好的概括；[2]姬振海在对生态文明问题研究中，将文明分为意识文明、行为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四种的学理创新；[3]（P35-37）苗启明在提出制度文明之后，进一步将社会生态文明区分为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五层双质结构，以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深层思维方式：熵理思维方式；[4]（P51-55）特别是最近张云飞先生关于生态文明历史方位的分析等，都极具启发意义。[5]（P5-11）这些研究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

然而，许多研究者只是借用“生态文明观”这个概念，借用国外生态学理论、工业化发展的得失经验来阐述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对什么是生态文明观、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应该和可以坚持怎样的生态文明观、怎样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等类似问题的研究却十分少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相对稀少。就实践层面来看，仅有局部的、少量的诸如兴办“绿色学校”、提倡“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城市”、“生态村镇”的类似实践。对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的研究还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参与机制。至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与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进行理论整合，探索其实践路径、应对策略的基础研究则几乎为零……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和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同时，该研究的有效展开，还必须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中就如何突破难点、选准重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环节上精心设计，以保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

文明观伦理形塑的价值和意义1.理论价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影响，使得全人类不得不面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又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克服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倡导和弘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塑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就成为必须及时展开科学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的研究尚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成果相对稀少、专著也未曾见到，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因此，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做出系统研究，既能体现生态文明观的时代精神，又能建立一整套进行实际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填补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

2.实际运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在现实中人们究竟会把生态文明摆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趋势，“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尚任重道远。伟大的事业，急需大批具有现代生态文明观的优秀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应该依赖自身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呼唤，在办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基础上再立新功，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途径与方法，推进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寻求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论证，增强实践操作效果。此外，还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崭新的时代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并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实践指导，从而增强其运用性。

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

有效开展生态伦理形塑教育1.确立可行的研究目标

首先，要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我国公民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领域和方法，为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称得上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献计献策。其次，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向培养社会急需人才实践转化的途径与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为培育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用之才而努力。第三，努力论证以下观点：（1）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特殊性；（2）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与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关系密切；（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4）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良性控制；（5）高校应成为生态文明观的倡导者，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通过这些研究，努力在可行性方面打开道路。

2.构建科学的研究内容

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全面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在树立生态文明观中的基本特征、地位作用以及内容体系、基本路径。第一，尽早开展生态文明观的基础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基本问题研究。包括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关系等问题的基础研究。特别注重对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研究和清理。第二，开展树立科学生态文明观的实施路径研究。即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现实研究。主要是在现有的生态文明观念和应有的生态文明观的实然与应然模型分析中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实施对策与路径。第三，开展生态伦理与当代价值观的转型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发展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理论的变迁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拓展中来思考当代中国人的生态伦理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第四，开展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的个案研究。即从某省、某地区的实际调查出发，从生态文明观的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有关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与现代人的生态行为选择、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中国本土的生态文明观体系，探索可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与途径。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现代与原始共生共存、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观念结构迥异，因而，对这种复杂地区的个案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观念进行对比，从而有很大的深入分析的时空和理论探讨意义。

3.准确把握亟须突破的重点和难点，开展实际的调查研究

根据以上讨论，全部问题的重点，在于探索解决矛盾的途径与方法。它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探索解决生态文明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理想与我国目前人们现实具有的生态文明观之间的矛盾的途径与方法。第二，探索对我国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第三，探索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树立生态文明观中的总体指导和良性控制问题。

可见，以上问题的研究和探索需要我们认真地设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案。而类似调查的难点在于：在有限的资金和时间内，对目前我国生态文明观现状的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地调查方法的完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总之，要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坚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态伦理学的分析研究法从我国当代生态文明观演进的过程中，着重对“文明转型”期在我国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进行多元、立体、系统的动态性研究。大胆尝试在我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研究中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为路径的实践措施，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注重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光荣传统，建构我国本土化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文明观念的理论体系，以达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目的。这一切是可行的、值得投入的，也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EB/OL]. http：///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无更新日期。2012.10.26.）

[2]薛晓源，李惠斌.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苗启明.熵理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J]. 学术月刊，1998，（11）.

[5]张云飞.试论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J].教学与研究，2009，（8）.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und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Set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NG Xi-hui1，SONG Yu-qing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2， Yunnan， China；

2. Department of Ad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 Yunna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