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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大会发言稿

供应商大会发言稿

供应商大会发言稿范文第1篇

新闻通稿最先运用于新闻通讯社。起初,新闻通讯社将采写到的一些重要新闻,以统一的稿件方式发给需要稿件的媒体,这种统一的稿件就是新闻通稿。经过不断演变,现今政府、企业、社团等组织,在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热点问题、危机公关时,自行组织撰写稿件,并主动提供给各类媒体,借助媒体平台统一向社会公众,说明、解释相关情况,阐述观点立场,以统一宣传口径,营造有利于组织的舆论氛围,达到理想的公关效果。在传播条件、传播环境大为不同的今天,新闻通稿或延续原有特点,或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呈现出利弊兼具的特点。

新闻通稿被“重用”

如今,除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外,互联网和被誉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方兴未艾。媒介的多样化使得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更有余地,接受信息的渠道更为丰富,接触信息的总量愈加庞大;传播也由传统的线性传播向非线性传播转变。爆炸式增长的信息使得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面对海量信息,受众的辨知、识别能力越来越弱,价值信息常被不良信息干扰、埋没、驱逐。一旦危机出现,小道消息、谣言、传言将不胫而走,并被无限放大和传播,极易引发公众猜疑、社会动荡。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各类组织越发倾向在危机发生、调查、善后处理等阶段,向社会和大众权威新闻通稿。如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发生连环爆炸,网络上关于此次爆炸的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说法不一,甚至偏离事实。抚州市委宣传部在第一时间证实了事件,并作简要介绍。待事件有了初步结果之后,及时向国内新闻通稿。5月27日,新华社罕见地就这一突发事件英文新闻通稿,新华社在通稿中简要介绍了事故发生原因、伤亡人数。权威部门、权威媒体的新闻通稿有效地回应了社会关切,打消了公众猜疑,正确引导了大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情,防止了谣言恶传和大众情绪波动,维护了社会稳定。

新闻通稿被“滥用”

由于新闻通稿在回应关切、引导舆论、还原真相、击破谣言、危机公关、扩大影响和提升形象等方面具有其他文字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众多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频繁甚至泛滥地新闻通稿。一时间,新闻通稿主体呈多元化,级别呈层次化,主题呈多样化,内容呈同质化,其公信力、权威性大打折扣。部分组织通过权力的干预向其能控制的媒体与新闻事实南辕北辙的通稿,以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公众,掩饰自己失职渎职,维护自身特殊利益。2010年6月1日,某地发生拆迁血案,当地政府新闻通稿,将自己说成无辜,肇事者凶残至极,把血案的责任推到肇事者身上。这很快被新华社《瞭望东方杂志》全盘推翻,推翻之后,当地政府保持惊人的沉默。有时,媒体受到通稿提供单位的利益干扰,将人为策划的“宣传性事件”、“关系稿”、公关新闻,甚至是有偿新闻作为新闻通稿予以,使新闻通稿丧失中立态度,陷入利益泥潭,误导受众,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新闻通稿被“活用”

新闻通稿理论和实务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耳熟能详,但相对于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来说则相对比较陌生;或者这些组织与媒体未能建立新闻机制;或者即使建立新闻机制,但对新闻通稿何时发、如何发了解甚微,往往会错过最佳时机,影响公关效果。此时,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在组织和媒体间承接互动的媒介成为组织和媒体间的桥梁。经过发展,互联网开始为各类组织提供新闻媒体公关、新闻媒体报道、新闻通稿等服务、咨询与策划活动,形成了各类组织与媒体间互动传播的网络平台,比较典型的有“新闻通稿网”。这一平台的构建帮助传播者(组织)为传媒者(媒体)提供有价值信息,方便媒体采编、。为传媒人降低信息采集成本,提高信息效率,同时给相关组织省却采写、联系媒体之步骤。是继b2b、b2c电子商务模式之后,开创组织与媒体o2m(organization to media)互动传播模式,填补了中国组织与媒体网络互动传播的空白。这一模式的出现,对新闻通稿的专业化发展和速度化采编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闻通稿被“商用”

新闻通稿的这种变化相对于上述第三点表现得更加专业、更加细化、更加具有商品属性。淘宝、当当、卓越等电子商务网站将时下流行的b2c电子商务模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各类商品(含虚拟货币)均能在几大电子商务网站上交易,其中不乏新闻通稿这种刚展露出商品属性的物品。在淘宝网中键入“新闻通稿”,有14个新闻通稿、编辑商家显示出来。通过虚拟业务接触,得知这些、编辑的商家,一般背后拥有一支稳定的写作队伍,或是具有重点院校中文系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是杂志社、报纸等兼职记者编辑,或是从事过网络编辑、公关撰稿和广告文案工作,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编辑新闻通稿的交易流程和网购无异,不同的只是交易的商品是文字而已。一般情况下,顾客先在线咨询,提出写作要求,说明交稿时间,留下邮箱和电话;然后,拍下相应宝贝并付款给支付宝;商家随即安排专人精心创作;创作完成之后商家将稿件发至顾客邮箱,并电话通知;之后,“卖家”会根据“买家”要求对稿件进行修改,并在后台(邮箱、qq等)再次“发货”;最后,“买家”在后台确认收货,同意支付宝下款,并进行评价。也许受到传统观念制约,各类组织还不习惯新闻通稿初露端倪的商品属性,编辑业务关注度还不够高,交易量还不够活跃。但这种新的变化昭示的是新闻通稿的产业功能和经济活力,随着各类组织对公共关系越加重视,专业的新闻通稿、编辑业务将会受到更多的欢迎。

20世纪30年代,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引起全美恐慌。在五种媒体常出组合拳的今天,大众传播效果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闻通稿展示出的统治力和重要性,初步显露出的商品属性,伴随而至的http://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充分发挥新闻通稿的作用,就要发挥其优势,削弱其劣势,这需要标本兼治,内外兼合,具体说来从四方面着手:

遵循新闻本质,提高新闻通稿真实度

真实是新闻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新闻通稿本质上仍是新闻,必须遵循真实这一根本规律。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也是尊重受众知情权的一种体现。现代传播环境的变化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无明显界限,传播者有可能是受众,受众也有可能是传播者。当突发事件或者危机发生时,受众就是传播者,他们的所见所闻就是信息,网络就是他们信息的平台。如果相关组织以推诿罪责、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借通稿掩盖歪曲事实的真相,无疑是掩耳盗铃之举。在现代信息市场自净之后,必将真假立判,虚假信息便成为欺骗受众知情权的一场闹剧,成为自毁公信力、公共形象的愚蠢之作。对于突发事件中的紧急情况、热点问题中的负面情况,各类组织应真诚对待,不加掩饰,确实关系社会稳定的,允许有所“保留”,但绝对不能讲假话。稿件在报道有损组织形象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可充分表达组织采取的应急处置行动和组织领导人亲力亲为的务实之举,通过调动各类力量对事态进行科学控制和善后处理,以合理的调查、解释赢得受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修复受损的组织形象,重新赢得社会大众的尊重及信赖。

转贴于

履行把关人职责,确保新闻通稿质量

传播学中,把关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起着信息审核、过滤作用。从整个社会来看,传播媒介是全社会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从传媒内部来看,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把关人,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新闻信息在提供、采集、写作、编辑和报道的全过程都存在把关人,但其中编辑对新闻信息的取舍最为重要。新闻通稿作为专业性很强的文种,采写、编辑、过程较为严格。因此,采写、编辑、各环节的把关人都应遵循新闻规律,特别注意新闻通稿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措辞是否恰当,要考虑到出去所产生的社会反响,能否起到预期效果。特别要以新闻职业道德自律,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坚决反对并抵制虚假新闻、“宣传性事件”、“关系稿”、公关新闻和有偿新闻,力求以公正、中立的态度报道事件,还原真相,引导舆论,维护公信力。

强化商品属性,释放新闻通稿活力

有人担忧新闻通稿被赋予商品属性后,会使创作人成为组织的“御用笔杆子”,会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也许在新闻通稿市场化、产业化的初期,一些媒体为了经济利益,为了市场占有率,会盲目迎合客户的需要,出现诸如“有偿新闻”、“关系稿”等违背新闻原则的情况。但是,一个产业、一个市场有自己的行业规则,有自己的自净能力,有自己的竞争环境。在新闻通稿市场不断成熟、讲究长远效益的环境下,那些违反行业规则,背离新闻规律,投机取巧的新闻通稿必将遭到行业鄙夷和受众唾弃,其自然也就失去了受众和市场。当然,在这个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扶持,特别是要出台鼓励新闻产品商品属性发展政策,放宽新闻产品商品属性的相关权限,激活新闻产品商品属性的活力,力求在政策层面为新闻产品商品属性发展扫清障碍,促进新闻产品的繁荣。

加大教育监督力度,促进新闻通稿健康发展

供应商大会发言稿范文第2篇

各国外交官对他们自己的主要职责是非常清楚的,即会场就是阵地,必须坚守阵地。联合国的会议是不间断的,因此,往往需要整天在会议厅内“蹲坑”。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定“坐功”的外交官是顶不下来的。

联合国多边领域的各类会议五花八门,多如繁星。近年来,面对文山会海,联合国各机构也倡导“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对会议的各项安排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长稿VS短稿

联合国各种大型会议通常都汇聚了千里迢迢赶来赴会的各国政要和达官贵人。以前,各国领导人大都西装革履,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坛,先是向场下挥手致意,然后当众朗诵洋洋万言的讲稿。这种做法很有气派,但却非常费时,听众也容易分神。对此,联合国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从2000年起将各国领导人的正式发言时间一律限为5分钟。在许多时候,会议主席既不看佛面,也不看僧面,更不讲情面,敲槌提醒和打断超时者。这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措施,确实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现在,各国头头脑脑们在会上通常都采用浓缩后的5分钟短稿。稿子虽短,却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各自国家政府的立场,又展示了领导人自身的风采和魅力。政治家们是“地球人”,都知道上了镜、读了稿,对历史、对将来、对世界、对国家、对百姓、对妻儿、对自己都有了交代。

当然,发言时间缩短了,对发言者稿子的要求自然就提高了。用词过于深奥生僻,听众恐怕当场来不及查字典,也理解不了;太口语化了,又怕成了下里巴人,失了“阁下、殿下、陛下”的身份。时间缩短了,对发言者口才的要求也相对提高了。说快了,翻译跟不上,听众只能听个大概。说慢了,时间不够用,耽误下一个。好在事在人为,许多领导人都有自知之明,行前都私下进行过“彩排”,多数都取得预期效果。

2000年9月,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了千年首脑会议。当时,中国领导人乘专机前往纽约参加会议。我也有幸随同代表团乘坐同一架飞机。在飞行途中,我国领导人抓紧时间,在头等仓内反复朗诵演讲稿。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其他随行的同事都深受感动。结果不出所料,我国领导人的这次纽约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

正如俗语所说:“黄瓜白菜,各有所爱。”为了照顾不同国家的不同需要,国际会议同时亦允许各国事先准备不限篇幅的长稿,并允许在场内外散发。这样一来,当时看不完发言稿的其他国家与会代表,便可以在会后“兜着走”,捎回去慢慢“品尝”和解读。这一措施果然顺应了时代潮流。现在,会场内打呼噜或漫不经心进行“校对”讲稿的代表少了,打起精神、竖起耳朵听会和动手做笔记的人多了。

■讲坛VS圆桌

原来联合国的会议大多是“一言堂”,即领导人在讲坛上一番慷慨陈词后,便可一拍屁股或一甩袖子离场了事。

现在,会议的议题增多了,内容也包罗万象。大家要求“彼此对话”和“互动式讨论”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联合国为此每次都特意安排了不同专题和不同规模的圆桌讨论会,任君选择。这一举措不但供言犹未尽的领导人即兴发挥,更重要的是供大家面对面地交谈或交锋,通过彼此的碰撞,寻求思想火花和解决棘手问题的良方。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就安排了三次圆桌讨论会,分别讨论“联合国作用”、“发展经济”和“促进人权”三项议题。我国领导人对此都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种场合通常不读讲稿,不搞记录。大家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想什么,讲什么,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时还需要“脑筋急转弯儿”什么的,会议气氛常常高过室外的气温,室内也常常塞满各类“看门道”和“看热闹”的代表。

在今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首脑亦不例外,在圆桌周围“排排坐、来唠嗑”,共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人甚至预言,联合国此类圆桌会议将愈来愈走俏,影响也将愈来愈大。

■民间VS官方

在联合国,上至秘书长本人,下至各个专门机构,近年来都在推动一项主张,即鼓励民间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因此,每当联合国举行重要的大型会议时,往往有民间社会或非政府组织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就同一议题举行会议。

由于非政府组织代表都不是“正规军”,既有专家学者,也有“三教九流”,会议往往搞得声势浩大、热闹非常,有时甚至喧宾夺主。

非政府组织成员一般可以分为“左中右”,有怀旧的,有新潮的,有穿奇装异服的“新新人类”,也有“膀爷”和“三点式”女郎。与会代表有真心实意为联合国出谋划策的,有向各自政府发泄私愤的,也有在国际场合哗众取宠的,更有纯属“到此一游”的。可谓“不来白不来,来了等于自来,白来还是要来”!

这些民间社会组织的会议通常都会发表会议宣言,通过决议等,以表达其对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关切,对联合国会议施加影响。

近年来,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高官都逐渐知道“鱼儿离不开水”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或出于重视,或出于礼貌,届时都会到现场“露个面”、“握个手”或“说几句”。当然,最忙碌的永远是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男女警察和打扫环境卫生的“工人阶级”了!

■便服VS西装

以前,凡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们都非常注重衣着。男的通常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女的则穿红戴绿、浓妆艳抹。开会就犹如参加一次隆重的社交活动。不少女性代表甚至将到会露面视作为“时装表演”或“选美比赛”。

但时代不同了,现在联合国的会议日益趋向务实,不太计较形式,而是重在成果。与会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重大会议通常包括大大小小的各类磋商和碰头会,有时磋商是前脚接后踵,从早熬到晚,甚至常常就在会议厅走廊、咖啡厅角落等“战略要塞”进行,代表们衣着太讲究反而显得彼此拘束,甚至还会碍事。

我参加过许多次安理会的专家磋商。每次都听到会议主席主动招呼大家“放下大架子、不顾薄面子、张开嘴皮子、备好笔杆子”,先将西装外衣脱掉,然后才开始讨论实质性的议题。讨论时还经常提醒大家务必言简意赅、言之有物。到后来,只要是一般性的内部磋商或碰头会,不少人干脆就穿件衬衣出场。

遇到圆桌会议等场合,主席还专门在通知上要求大家“穿着随便”,重

在实效。这样一来,大家反而觉得彼此亲切,去了原来担忧衣帽取人的一块心病,在讨论中还真的做到了“互不设防”和坦诚相见!

■电脑VS纸张

联合国是一个生产文件的“大户”。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在纽约的各国代表团平均每个工作日收到30份不同内容的文件,一年收到的文件达87500页。为了精简文件量,联合国秘书长曾做过自我约束,规定他向联合国各机构提交的一份报告不得超过16页,或超过7200字,其他负责人提交的报告最多也不能超过20页。

联合国文件多并不可怕,大不了随手一扔。但每次会议必有名目繁多的案文磋商却使人头痛万分。以前,各国代表全都是纸上谈兵,靠笔纸修改宣言稿或决议草案。遇到各国代表团意见分歧时,常常是一稿未定,另一稿修改案文又新鲜“出炉”,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影响了谈判效率。

随着世界进入数码时代,一些联合国会议已开始喜新厌旧,启用多媒体投影设备。如联合国安理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就在磋商室内安装了投影机。这两年又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两个大会议厅内安装投影设备,并考虑在翻译厢内配置同步收看的小屏幕。

在联合国主办的一些会议上,不少到会发言的代表为了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越来越借助手提电脑的投影功能,发表图文并茂的发言。这样做有许多好处。说者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听者眼耳并用、兴致盎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联合国秘书处或会议主席团有时干脆在会场内架起了巨大的屏幕,逐段用英文与各方商定案文。这时,各国代表就必须“拼”个人综合素质了。政策水平、应变能力、英文功底、眼睛视力等等,少一样都不可。稍不留意,案文讨论就会“轻舟已过万重山”。

有一次,我国有一位退休后返聘的年迈大使去参加一次重要的磋商。当时,会议就采取了这种同步式的案文磋商。只见主席当场吆喝一声:“对这个词谁还有什么意见?”然后抬头向四周一转,两眼往场内一溜,手中木槌使劲一敲,就算全体接受了。

这位从小就投身革命的大使,从未见过这种急风骤雨式的磋商。幸亏坐在他身后的中方助手眼明手快,及时帮他出招,才使会议的最后文件妥善地反映了我国的合理关切。

■表演VS讲演

常言道:“好事”传千里。联合国这些讲究实效的做法,逐渐成了样板。一些地区性的多边会议亦不甘落后,不但对联合国会议的新套路照葫芦画瓢,还能青出于蓝。如近几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会议的东道国敢想敢干,特意将会议日程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空出来,组织一场专门的文艺演出,由各国代表自行上台献艺。

不同文明、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血型、不同宗教、不同身材、不同级别、不同收入的不同国家代表,在同一个舞台上自编自演不同的节目。

在会议的庄严讲台上,各国代表讲演时通常都会目不斜视、一本正经。但在轻松愉快的娱乐之夜,大家却忽然变得肆无忌惮、“亲密”无间。许多国家的代表一专多能,综合素质高,在演出时纷纷拿出“绝活儿”,结果博得满场喝彩。大家在紧张激烈的磋商中结下的“恩恩怨怨”,都在这载歌载舞当中化为乌有。

如在2002年10月的亚太组织合作会议高官会期间,我国与美国的高官相互反串了一台《缉拿本・拉登》的闹剧,让在场的观众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开会VS用餐

举办国际会议本是一件耗时、耗力、耗财、耗人的事情,许多主办部门和人员都为此感到头痛。但凡到过联合国总部开会的代表,都切身理解到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联合国安排会议大都因繁就简,有自己的优点,即:只管办会,不管吃饭!

联合国有两个大餐厅,一个在四层,一个在一层。四层属于“高档消费”,可以自助,也可以点菜。自助餐每人30美元左右起,高级外交官多在此用膳。一层属于“大排档”食堂,全是西式“家常菜”套餐。那里常年供应汉堡包、牛排配土豆条等,每份5美元到8美元不等。联合国一般职员、工勤人员和各国中低级外交官多在此“凑合”。由于菜谱长年不变,常在那里用餐的人都能对菜单倒背如流。

如果是联合国与别的国家合办会议,情况则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举办会议的东道国都会为全体与会代表举办一次欢迎招待会,象征性地尽一下地主之“礼”。对于代表们在会议期间的“温饱问题”,财大气粗一点的主办部门,会“赏赐”几顿自助餐;手紧一点的组织者,则只能意思意思,提供几块三明治之类的快餐。

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开会、讨论、研拟文件,因此,在餐厅内各取所需、自由交谈的经济实用餐饮方式很受欢迎。而每晚举行正式宴会,一道一道大菜不停地上,将客人撑得打嗝,或灌得半醉的做法,只能误了大家的“好事”。

现在,许多与联合国合办会议的东道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采取多开会,少管饭的办法。结果,会议的时间缩短了,效率反而提高了。

供应商大会发言稿范文第3篇

楼市调控渐入敏感区之际,《全国房地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下称房地产业“十二五”规划)的编制正步入舆论聚光灯下。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由行业协会专家完成的“全国房地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针对“十二五”期间的房地产业发展定位、方向及目标等原则性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建议,其中涉及是否坚持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定位、开征房产持有环节税、进行全国范围的房屋普查、稳定政策预期以及增加土地有效供应等诸多敏感问题。

重释“支柱产业”

该建议稿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牵头起草,目前已上报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并抄送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正在等待各方的意见反馈。

然而,处在楼市调控的风口浪尖,参与房地产业“十二五”规划编制的专家们深感任务艰巨,一些原本可以实事求是的问题,如今不得不顾及舆论风险。比如,是否继续保留自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确立的“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历史定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得到证实,房地产业“十二五”规划谏言者们倾向于承认房地产拉动国民经济的客观作用,但同时提出应对“支柱”重新释义。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短期内这一现实改变不了。”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苗乐如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选择及表现,赋予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定位,“这不是人为能够左右的。”

但苗乐如同时强调,应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支柱”:房地产虽然担负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其自身增加值有限,“核心在于它拉动的50多个相关产业。”

这与半年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的观点如出一辙。后者曾指出,拉动50多个相关产业的,是建筑业而非房地产业。多年以来房地产业被当成“支柱产业”其实是一种“误解”,“建筑业才应该是支柱产业。”

与黄小虎同时提议弱化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的,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一批业内专家。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因为过多强调房地产的“支柱”地位,才导致住房过渡市场化,使保障缺位。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上述专家们呼吁,应调整发展思路,“使住房政策向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回归,向社会保障和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回归”。

对此,苗乐如表示,无论是否提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定位,最终还是应客观认识房地产业的责任,从“国计”和“民生”两个角度去制定未来5年的房地产规划。“两个担子都要担起来。”

由此延伸,苗乐如认为,不应将商品房与保障房割裂看待。大力发展保障房“并非意味着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因为从房地产对钢铁、建材等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来说,保障房和商品房对“国计”所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保障房和商品房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去解决民生问题。”

支持开征房产税

对于此前业界广为关心的开征物业税(或称房产税)问题,房地产“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明确表态:“赞同开征房产持有环节税。”

但建议稿牵头人朱中一认为,开征房产持有税种的前提是“不要给大多数老百姓造成压力”,因而要设定合理的税收豁免范围。同时,还要鼓励持有多套房产的人“把多余的房子吐出来”。因此,在开征房产持有环节税的同时,还应降低流转环节的税收。“让房地产市场活起来,盘活闲置的房子。”

与此同时,“短期看信贷,中期看土地,长期看结构”,是房地产业“十二五”谏言者们普遍认同的一种房地产调控逻辑。

信贷政策在房地产调控中往往立竿见影。这一点已为不久前出台的“史上最严厉”房产新政“国十条”所证实。在收紧第二套放贷、暂停第三套房贷的差异化信贷政策下,北京、深圳等地房地产成交量迅速萎缩,炒房现象得到控制。

这一从严的调控手段,会不会被编入房地产发展“十二五”规划、固化为长期政策?建议稿起草专家给出的回答未置可否:“这个很难说。现在国家调控政策刚出台,说这个不合适。”

土地方面,谏言者们思考的问题是:“国家的土地供应计划是有了,但怎样变成有效的土地供应?”

2009年,全国土地供应计划完成率约为55%。2010年,鉴于前5个月北京等三大城市仅完成计划的20%的局面,18.5万公顷供地计划最终会否再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仍是悬念。而土地供应的有效增加,事关未来房屋供应能否跟得上、供需是否会再度失衡、房价是否会再次反弹等若干系统风险。

朱中一认为,目前土地供应计划不能有效完成,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交易底价定价过高,根源还在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在金融和土地两大房地产核心环节外,苗乐如进一步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投机疯长、炒房猖獗和房价飙升,都是住房结构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以北京为例,目前政策性住房约占市场总量的30%。而国际上公认的住房结构较为合理的两个地区,新加坡政策性住房约占市场的50%,香港也超过49%。苗乐如据此认为,“北京市政策性住房惟有达到50%~60%,供需才算基本平衡,市场控制才有基础。”

另一个结构失衡体现在房地产“业态”层面。朱中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谈及在三亚市调研时的体会认为,三亚市90%以上的购房者为外地人,房屋空置现象严重,是对当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为此,他建议三亚市应多发展产权式酒店等持有型物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泡沫风险。

规划数据缺失

朱中一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起草建议稿过程中,他遭遇了一个现实的尴尬:可供参照的全国性住房基础数据“并不清晰”。

自1985年第一次全国房屋普查工作以来,住房领域内大规模的“家底”摸查已中断了25年。而这25年,中国房地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房基础数据的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例如: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带来的住房需求量增长,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统计口径变化,以及城市存量房资产多少等,均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

鉴于此,朱中一在建议稿中呼吁,应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房屋普查,以精确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科学制定未来五年的住房发展规划。朱中一认为,目前各城市按年度制定的廉租房等保障房落实计划,过于局限。未来五年,“全国住宅建设领域应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各类住宅的合理建设规模,应在数字上明确规划。除了强调“数字”规划,建议稿还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应加强房地产“政策”长期规划,稳定政策预期。

朱中一认为,虽然自2009年年底至今的“国十条”新政,房地产调控态势始终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但是“不断有政策出台”,使“稳定市场预期”成为挑战。“如果政策预期不稳定,开发商就不敢投资,就会加剧目前住房供给不足的局面。所以就很难保证房价会在调控松懈时再次出现反弹。”

供应商大会发言稿范文第4篇

何为“电商平台”?

根据三审稿,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在2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主办,新京报承办的“新时代的电子商务行业担当”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称,电商发展将经历四个阶段:1.0阶段是传统经济的门户化;2.0阶段商家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广泛连接;3.0阶段借助大数据技术配置社会资源;尚未来临的4.0阶段则是平台化+智能化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在周汉华看来,三审稿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规定仍然只聚焦于网络商品交易方面,“覆盖面不够广”。在目前最需要规范、争议最多的领域,即网络餐饮、社交电商等3.0阶段的平台经济,三审稿“提供不了解决方案”;而对2.0阶段的平台经济,新规则可能会和已有规则发生重叠、冲突。例如,网购食品如果出现安全问题,适用《食品安全法》还是《电子商务法》存在两难。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当前电商平台已经相当多元化,不同类型平台的责任、权利、义务各不相同,且今后平台形式将更加丰富。在此情况下,试图用一种标准来框定所有平台,“这是立法技术上一大遗憾”。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电商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法律。用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的话说,法律刚制定出来,很多内容“可能已经落后于时代”。要解决这一问题,须有更具前瞻性的眼光。

平台责任的边界在哪?

三审稿显著强化了电商平台的义务与责任。三审稿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间专家认为,加重平台义务和责任虽回应了社会关切,但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在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凯湘看来,这一规定没有理清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定位”。这种把责任泛化的做法,将对整个电商经济造成显著冲击。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也直言,让平台承担太多责任,但同时却没有授予其相应的权利,“这将是一个平台不能承受之重”。

以网约车为例,在无法掌握司机个人犯罪记录等历史数据情况下,约车平台要进行资质审核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

“加强对平台的治理,不是说要强化不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而应当让平台充分竞争,用市场的力量来约束市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健说。

“中国法”能否走向世界?

互联网无边界,但法律有国界。面对这种矛盾,中国电商法需要、能够在多大范围内适用,成了绕不过去的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沈括表示,中国电子商务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企业和消费者均面临巨大的域外制度性风险。在此情况下,中国《电子商务法》需要在国家层面给予必要的制度支撑与规范依据,尤其是在法律的域外适用问题上应做出更清晰、审慎的判断。

供应商大会发言稿范文第5篇

除已披露的“开征房产税”、“保障房封闭运行”等建议稿细节之外,《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建言专家给北京房地产“十二五”期间的核心建议是“定规模”,即合理测算北京市未来五年土地和住房供应的总量。

参与此项建议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苗乐如并未透露北京房地产“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规模”的具体数字,但表示“基本接近目前的市场供应规模”。

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宫萍提供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数字显示,北京市2009年完成过户的商品房套数为148713套,面积为1760万平方米;存量房过户套数为202910套,面积为1984万平方米。两者相加,2009年北京市房产交易量约为35万套,面积超过3700万平方米。

苗乐如表示,在合理测算住房供应规模的基础上,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措施将与之联系,“比如说是否要实行住房‘限购’政策”。

之前曾有媒体披露:由于北京市住房投资性需求强烈,因此“一户本地家庭限新购一套商品住房”的调控政策应该变为长期政策;同时,考虑到外地人全款炒房目前还未被调控,建议应限制外地个人仅以投资为目的的购房行为,且对持有多套住房、高端住房和闲置住房研究征收房产税或物业税。

苗乐如认为,严格控制住房供应规模,是北京市的现实所决定。北京市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却无限膨胀,“有限的住房资源和无限的住房需求”,成为北京“十二五”期间必然要应对的考验。

为此,北京房地产“十二五”建议稿认为,北京市除了应确立“世界城市”目标下的住房规模,“留下一部分住房空间吸纳境外人员”,“建一些高档房屋”外,还应考虑增加政策性住房的比例。

对于政策房建设,一个典型的参照案例是,在国际上公认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新加坡,政策性住房占市场住房供应总量的50%;香港政策性住房也超过49%。而北京,目前政策性住房仅在30%左右。苗乐如认为,北京市政策性住房惟有达到50%~60%,市场控制才算有基础,供需才能基本平衡。

与控制住房供应规模核心思路一脉相承,在住房保障方面,北京房地产“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明确,应坚持“保障低端、支持中端、放开高端”的原则,建立市场与保障有机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

与之对应的具体建议是“保障房封闭运行”。所谓封闭运行,就是新建的保障房配售、出租、出让都要经过政府的手,不能由持有者自行买卖。即便是满5年的部分保障房,如果持有者打算转让,应该只能卖给政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交易部分增值收益即可自由买卖。

建议认为,如果对类似经济适用房转为商品房上市交易的行为不加约束,政策性住房资源就会不断地流向商品房市场,住房保障的效力就无法持续发挥。

在有关增加土地及住房供应的建议中,苗乐如最近曾向北京市提出建议:进一步改革现行的“限房价、竞地价”土地出让规则,以“竞房价、竞地价”双竞原则与“提价报告”制度,统领北京市未来的土地交易。

苗乐如解释说,“双竞”原则加“提价报告”制度,就是土地竞标过程中“出地价最高、房价最低者得”。开发商获地后,如果因开发周期内原料价格上涨的客观合理因素追加了成本,可以提出“提价申请”,前提是补交增值税。这样既能保证地方政府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又能使政府对房价的涨幅有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