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纠纷解决方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事纠纷 立法现状 可仲裁性

一、家事纠纷的概念

家事纠纷,亦称家事冲突、家庭冲突、家庭纠纷等，是指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有关身份或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婚姻案件、亲子案件、监护案件、扶养案件、继承及遗嘱案件等。家事纠纷是一个复杂的纠纷体系,既包括身份关系案件,也包括由此关系所引发的财产纠纷案件。因此，依据纠纷是否涉及财产关系，可以把家事纠纷分为单纯的人身关系纠纷和同时涉及人身、财产关系的家事纠纷。对家事纠纷进行这样的分类,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家事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

二、有关家事纠纷可仲裁性的立法现状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可仲裁事项进行限制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国家都把涉及人身关系的事项归结到不可仲裁的范围内，如：《秘鲁民法》在其1913条以否定性列举的方式规定涉及个人法律能力和地位的争端及涉及道德情感和可接受的标准的争端不能成为仲裁标的。

但随着国际经济以及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家事纠纷纳入了仲裁的范围内,如：瑞士国际私法第177条第一项规定：凡具财产性质之事项，得为仲裁标的；而所谓财产性质之事项，依据解释，在瑞士法下，只要得以金钱评论的请求权，即为财产性质请求权而为财产事项，故瑞士国际私法对争议的可仲裁性系采取宽松的态度，赋予广泛的承认。

我国现行《仲裁法》只用两条条文简单规定了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即：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由此可知， 我国法律是从肯定和否定方面规定了争议可仲裁性的范围，并将家事纠纷排除在可仲裁范围。

家事纠纷中基于人身权所产生的争议不可仲裁，这没有什么争议，但在婚姻、收养、抚养、继承等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对相关的人身权没有任何争议，案件也没涉及到对人身关系的认定，只是单纯的财产权益纠纷，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提交仲裁的，下面本文主要探讨一下两种可以提交仲裁的典型情形：1、离婚后财产纠纷，这里可以提交仲裁的只包括婚后的财产纠纷，对于离婚纠纷中所产生的所有财产权益纠纷，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仲裁的。对于婚后的财产纠纷，由于相关机关已经解决了涉及人身的离婚纠纷问题，此时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已经从人身关系中剥离出来，符合仲裁所要求的当事人主体地位平等、争议的标的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的财产权益，并且当事人处分自己财产权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2、继承纠纷中的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我国《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合同，只不过合同内容涉及到了扶养关系，但是，首先我们应看到它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即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具有人身关系，遗赠人和受遗赠人之间也不必经过人身关系的认定；其次，遗赠扶养协议旨在解决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确无抚养能力的人的生活保障问题的，遗赠人作为其财产的所有人，可以自由处分其合法财产，这可以和任何符合该条件的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这并没有损害到第三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律不应该限制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三、家事纠纷可提交仲裁的现实可行性

根据以上对家事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的探讨，并结合国外的一些规定，可见仲裁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一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国仲裁制度虽然有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缺陷,特别是限制家事纠纷提交仲裁，这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这种现状下,我国有必要将一些家事纠纷纳入到仲裁的范畴内。其可行性和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家事仲裁提供了可能。1995年9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仲裁法》，将仲裁统一为民间性的协议仲裁，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但是从我国仲裁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我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内仲裁方面尚难以完全摆脱以往行政仲裁的烙印，其与现代国际仲裁制度相比较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为了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有必要将一部分家事纠纷纳入到仲裁范围之内。

（二）将家事纠纷提交仲裁可以解决法院诉讼负担过重的现象。为了缓和诉讼负担和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法院对仲裁逐渐采取鼓励并支持的态度。但由于《仲裁法》对仲裁的受案范围规定的仅限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一些可以和人身权认定相分离的、只涉及财产权益争议的家事纠纷，我国有必要列入仲裁的范围之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诉讼爆炸和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促使纠纷快速得到解决。

（三）将家事纠纷提交仲裁符合仲裁的性质和目的。对于仲裁的性质问题，国际社会主要有四种理论学说，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和自治论。纵观这些理论，我们发现，人们对仲裁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尽相同，但是都认可仲裁的意思自治属性。在家事纠纷中，一些纠纷是在人身权得到认定的基础上发生的财产纠纷，当事人可以对其自由处分，只要当事人自愿平等地达成仲裁协议，在纠纷发生时将其提交仲裁，那么仲裁机构就没有理由拒绝裁判，因为这符合仲裁的要求，也和仲裁的意思自治理念相符合。

参考文献：

[1]江平主编.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林一飞.最新商事仲裁与司法实务专题案例（第一卷）[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3]刘铁铮.瑞士新国际私法之研究[M].三民书局出版

财产纠纷解决方案范文第2篇

一、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概念

债务纠纷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的性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与否及债的额度确定或债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本文所谓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是指破产财产管理人向破产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时与债务人就债的性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与否及债的额度确定或债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

作为债务纠纷，就必然具备相对抗的主体双方，清算组作为债权人是主张债权的主体，在债务纠纷的诉讼关系中，一般被列为“申请人”；债务人是对债务提出抗辩的主体，在这一诉讼关系中，一般被列为“被申请人”。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合议庭，虽然在整个破产程序中居主导地位，但在处理债务纠纷过程中，应该处于中立的、裁判者的位置。

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内容，就是破产企业与破产企业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可以是直接的、具体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抽象的。直接的、具体的，是指债的构成可以直接以金钱来计算，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间接的、抽象的，是指债的构成是通过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来体现的，权利、义务的载体不直接表现为金钱。破产程序中破产企业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单一的，也有复合的。单一的是指债权、债务关系的构成，只有某一单独的民事法律关系。复合的，是指债权、债务关系的构成，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法律关系。如破产企业与其债务人之间，既有租赁合同关系的争议，又有加工定做合同关系的争议，还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争议。

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客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以清偿债务的金钱；二是用以交付的财产。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不论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债权、债务，都必须具有给付内容，而给付内容，就是指可以用金钱来计算其债权、债务额度的标的物。破产企业债务人应交付的财产，相当于破产企业债权人享有取回权的财产，即破产企业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加工承揽、委托交易、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破产人财产。在破产程序的运作中，破产企业债务人为履行交付财产义务发生争议的极为少见，大多都是为给付意义上的义务的履行发生争议的。

二、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审理的特点

破产法是兼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特别法。适用破产程序审理债务纠纷，与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民事纠纷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

1、审理的方式不同。根据《意见》第46条和《规定》第73条第2款所作的司法解释，对破产企业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异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按照上述规定，审理企业破产案中的债务纠纷，人民法院只需书面审理，尔后作出裁定即可。这是破产程序中职权主义的立法模式的体现。这种立法模式，强化了法官在破产程序中的职权，削弱了破产程序中涉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理破产案的合议庭，对破产案中涉案当事人提出的各种异议，对破产程序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均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裁决了事。这对加快破产案的审理，提高办案效率的正面效应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当破产企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及其所提供的证据，与清算组提出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争议较大，矛盾较多，合议庭难以辩明双方证据真伪，且对帐目难以作出结算时，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贸然裁决，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可低估的。

2、非完全独立之诉。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是企业破产案的案中之案，在很大程度上受破产案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债权方宣告破产之前，诉讼发生在债权方宣告破产，清算组向债务人发出清偿债务通知，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之后。破产财产管理人要求偿债之诉，伴随着企业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清理活动而开展。⑵、由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同一审判组织——合议庭进行审理。⑶、以破产财产承担诉讼风险。如债务人败诉，债务人应支付的财产均由清算组收归为破产财产；如债务人胜诉，破产企业应支付的财产额即为债务人（已转化为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额。将按法定清偿顺序受偿。

民事诉讼中的民事纠纷，本案与他案之间彼此是独立的，审理和裁判时，法官只对本案的法律关系作出评价，不受他案的影响和制约。

3、诉的合并的条件不同。诉的合并有诉的主体合并和诉的标的合并。我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53条，对诉的合并作了三点限制。一是要求诉的主体的合并，必须符合“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这一条件。也就是说，参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必须与引讼的标的有关联。二是诉的标的合并，必须符合“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客观条件。三是必须符合“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主观条件。此外，《民诉法》第126条，又作出了“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规定。

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审理，法律没有相关的诉的合并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破产法作为部门法又是程序法，不可能象专门的程序法那么细致。更何况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尚在（试行）阶段。因此，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中，当破产法规定不详时，慎重借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运用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去尝试解决企业破产案中不同环节的现实问题，应当是无可厚非的。前文说过，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是由清算组向破产企业债务人发出清偿债务通知之后，引发的破产企业或其财产管理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争议。这种争议将债权人与债

务之间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只要具有给付内容，不论其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或何种诉的标的，都抽象地概括为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在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过程中，破产企业与其债务人之间，只要同时存在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关系的争议，不管是借款关系、买卖关系、租赁关系或承包关系等等，不论同时存在多少种民事法律关系，也不论其标的是否同一种类，在实践中均采取先分别审理，再综合结算，最后并案裁判的方法处理。这种对诉的合并的审理方法，借鉴了民事诉讼程序中对诉的合并的法律依据，摒弃了民事诉讼程序中对诉的合并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制约条件。 4、裁判文书的形式和效力不同。审理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无论是书面审理还是开庭审理，其裁判文书是用裁定书的形式，而民事诉讼的裁判文书，裁定书只用于解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对实体权益的处理是用调解书或判决书的形式。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裁定书，具有一审终审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如不服裁定，只能提出申诉，而不允许上诉。这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益作出处理的判决书，其效力具有明显的区别。

5、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债权的受偿和债务的履行方面。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破产企业债务人与破产企业之间互有债权、债务时，可以等额抵消；如债务人负有债务时则应清偿；如经过审理债务人胜诉，经结算，破产企业成为债务人时，胜诉的债务人（已转化为债权人）只能同普通债权人一样申报债权，并按受偿顺序按比例受偿。如其享有优先权则例外。

对双方尚未履行合同的决定权方面。在破产程序运作中，清算组对企业破产宣告前尚未履行的合同，有权决定中止、解除或继续履行，而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则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三、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应当遵循的原则

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既简单又复杂，这就要求审理这类案件的方法也要有繁有简，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化、绝对化。既要遵循破产法的特定规则，又要善于借鉴民诉法的有关原则、制度去解决现实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审理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以书面审理为主，开庭审理为辅。破产企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大多都是反映帐目问题，对异议书提出的问题，合议庭应当及时反馈给清算组，由清算组核对帐目，经合议庭审查，确保帐目准确无误后，合议庭针对异议提出的问题，结合清算组核实的情况作出书面裁定。这是我国破产法解决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不成文规则，也是现实办案当中解决这类债务纠纷的主要方法。但是，当合议庭对破产企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以及清算组主张的债权形成反差较大，双方争议较多，合议庭对双方争议的事实难以把握时，以公开开庭方式审理作为补充，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公开开庭审理，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必要的诉讼准备时间，还应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若干规定》。给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必要的举证时间，或者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决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间。因此，如果破产程序中必须开庭的案中案过多，势必影响整个企业破产案的审理进程。故此，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案的审理，采用公开开庭审理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作为一种 辅助手段，而不宜推而广之。

2、注重个案，把握全局。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在整个破产程序中并不占居特别重要的位置，然而，作为破产企业的债务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或是其他组织。都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及其合法财产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如果在审理这类债务纠纷中，忽略了其独立的人格，忽略了其民事权益，只求破产案的快审快结，简单了事，那么，必将造成对被申请人的侵权，甚至产生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为此，笔者主张，在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时，既要重视破产人和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也要关注与破产案相关的其他民事主体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具体案情的难易程度，把握好审理方法的繁简，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解决好企业破产案与案中案审理中的各种冲突。

3、遵循破产法的特定规则。企业破产法设定了一系列的特定规则，由这些特定规则构成了破产法的特点。

一是时效规则。⑴、《破产法（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了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有效期限：“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⑵、本法第31条规定：“破产宣告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⑶、《意见》第64条规定：“计息的破产债权，计算到破产宣告之日止。”⑷、《意见》第46条规定了破产企业债务人，对清偿债务通知提出异议的期限为收到通知后的七日内。

二是适用裁定不适用判决的规则。对 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审理，事关破产人与其债务人实体权益的处理，尽管有的债务纠纷采用开庭方式审理，类似民事诉讼，其审理结果除清算组与债务人能达成和解协议的以外，依照《意见》第46条之规定，合议庭应以裁定的方式结案，而不能作出判决。在企业破产程序中，裁定既用于解决程序中的问题，又用于解决实体上的问题。

三是对实体权益的审理一审终审的规则。《规定》第13条第2款规定：破产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规定》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破产申请人对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上两点都是对破产案的受理方面规定的上诉权。除此之外，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后，尤其是对实体权益的审理，都是一审终审，没有规定当事人的上诉权，只规定有申诉的权利。可见，现行破产法只以申诉权作为当事人的法律救助手段。

四是适用合议制，不适用独任审理的规则。《意见》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破产程序中的其他民事纠纷，以及企业被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因履行职责对他人违约或者侵权引起的民事诉讼，发生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的，都应由审理破产案的合议庭进行审理。《破产法（试行）》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独任审理的规定。

五是对破产人权益特别保护规则。在国外破产法的发展史上，经历了破产有罪和破产无罪的发展过程，现代意义上的破产法，普遍对破产人存有恻隐之心，于是乎，设立了和解制度、免责制度、自由财产制度等。我国现行的《破产法（试行）》，是在现代文明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制定的，这部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立法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这部破产法虽然吸收了国际现代破产法的立法技术和经验，但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不能脱离我国经济条件的现状。由于我国这部破产法适用的对象不涉及自然人，在保护破产人权益方面，没有采用自由财产制度。《破产法（试行）》第38条：“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本

条虽属免责制度的表述，但当企业破产终结后，这一法人即告消灭，被免责的主体已不存在，免责与否已无意义。 现行破产法在保护破产人权益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将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职工在企业破产前用于维持生产、经营的集资款，列为破产财产分配的第一清偿顺序。这就表明在破产程序中，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中享有优先权。而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如其系企业法人，在债务纠纷案中，其应承担的债务一旦被裁定，则不能以应偿付职工工资等为理由，来对抗债务纠纷案的执行。

二是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后，破产企业的财产管理人清算组，可以从破产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对企业破产前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作出中止，解除或继续履行的决定。

三是根据《规定》第55条第1款第5项和第2款的规定，因清算组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实际损失额可作为债权申报，“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定金不再适用定金罚则。”

四、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审理的两点立法思考。

《破产法（试行）》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了关于贯彻执行《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司法解释，这两个司法解释对规范企业破产程序的操作。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文明、民主程度的日益提高，《破产法（试行）》和关于《破产法（试行）》的司法解释，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

笔者仅从自身参与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实践出发，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审理提出两点立法思考。

1、我国新《破产法》应增加“对破产程序中案情复杂的债务纠纷，应当公开开庭审理”的规定。根据现行的破产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以破产企业为原告的纠纷，只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给付内容，在破产程序中都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尽管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趋于简单化，但案情并不因此而简单化，证据的质证、辩证和认证过程也不会简单化。为此，笔者认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合议庭感到疑难的债务纠纷，实行公开开庭审理，客观上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确保裁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同时，公开开庭审理也是社会文明、民主程度提高的理性要求，有利于提高破产案件审判的透明度，有利于增强破产案件裁判的公信力。

2、应当给予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我国现行的《破产法（试行）》及其司法解释，没有设定回避制度。因为，就企业破产案的受理和裁定宣告破产而言，与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审判人员本人并无利害关系，而且在债权登记、审查和破产财产清理、以及分配方案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工作属于清算组的职责范围，合议庭只行使指导、监督的职能。从这一角度看，立法上似乎无需引入回避制度。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属破产财产清理环节中的特殊情形。当破产企业债务人与清算组就债权债务关系的争议形成对抗时，审理破产案的审判组织就要介入纷争，充当裁判。而破产企业的债务人与破产企业之间的争议内容，正是双方的利益关系。这就存在裁判者能否站在中立的立场去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纷争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裁判问题。

财产纠纷解决方案范文第3篇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物权法是一部关系到社会生活每一个细胞、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民事基本法。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权制度，是当代中国的伟大而深刻的社会与法律变革。制定物权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一，充满活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而要充满活力，就必须调动全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物权法对财产归属关系、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的规范作用，社会成员对自己的财产才能建立起信心，才能内在地迸发出创造财产的冲动与激情——这就是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而每一位社会成员财富的增长，也就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物权法在依据现行宪法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中国物权制度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和物权的取得和行使的相对性原则，并且强调：“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第3条第3款)；“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第1条)；“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第64条)；“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第65条)，等等。这些规定，设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激励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法律机制，必将大大地激发全社会成员争取和创造财富的巨大活力与动力，进而有力地增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权法是创造财富的法律。

第二，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反映在财产关系领域，就是要确认与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物权作为维持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的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权法通过对公民财产权的确认、利用与保护，从而维护人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的物质基础，保障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实现以人为本的法律要求。物权法运用一系列具体的法律规范，确认并保护私人所有权、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强调：“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39条)；“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第40条)。这就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的合法权益。不仅如此，物权法还注意规范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合理的张力关系，一方面，强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42条第1款)。另一方面又强调依法维护公民的物权权益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42条第2款)；“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第42条第3款)。这些规定，把以人为本的法律要求转化为具体实在的所有权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是保障基本人权的法律。

财产纠纷解决方案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事盗窃；刑事盗窃；认定；区分；量刑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 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种费用2 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 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起诉。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 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 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起诉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

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财产纠纷解决方案范文第5篇

搭建调处平台

2014年5月，在上级省市人民银行的指导下，枣庄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重点承担了金融消费咨询投诉受理、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等工作。

机构治理独立，履职立场中立。协会是公益性民间社团，不是行业协会商会和金融机构的利益代言人，成立目的是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独立中立、快速便捷的纠纷非诉解决渠道。协会是独立法人机构，人民银行仅是其业务指导单位，推荐人员担任了协会秘书长进行日常管理，而协会会长、副会长单位则由当地主要金融机构担任。协会吸收了来自公检法司部门及高校、律师事务所的51名个人会员，投票权重与单位会员一样，但数量是单位会员的1.13倍，可有效保证其运作和决策独立中立。协会同时独立行使人员和经费管理职能，人员招聘和一定金额以上的开支由协会理事会研究通过。

服务范围广泛。协会单位会员广泛分布于银行、保险、证券、支付等行业。协会的投诉受理范围，包含了人民银行授权的12363电话接听、会员单位的投诉、地方政府转来的投诉以及其他涉及地方金融稳定的重大金融消费纠纷投诉等，其服务范围不仅覆盖整个金融体系，还与地方政府服务部门建立了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有利于信息收集共享，便于开展纠纷调解。

规范高效开展纠纷调解。协会对投诉的处理，首先转办给被投诉金融机构，由其内部投诉处理程序先行处理，通过此方式，绝大部分投诉可直接办结，有效满足了金融消费者期望及时快速高效解决纠纷的初衷。对经上述程序仍无法达成和解的投诉，当事人一方申请调解的，可向协会咨询调解委员会（由协会秘书长、个人会员及各单位会员负责人组成）提交书面申请。对符合《枣庄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纠纷调解暂行办法》规定且被申请人同意的，协会坚持合法合理的原则居中调解。对不符合规定或被申请人不同意调解的，咨询调解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接到申请书或答复书之日起5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告知其他纠纷解决渠道。

协会居中调解纠纷时，咨询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需要，指定调解员，或由当事人选择调解员。调解员依据合法合理的原则，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后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签署《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于调解未达成和解的投诉，协会告知当事人可依法寻求其他救济途径，并探索与仲裁建立对接联动机制。

引入仲裁机制

协会在开展金融消费纠纷非诉第三方调解实践中，发现存在手段有限、调解结果权威性不足等问题。为丰富调解手段，充分发挥调解和仲裁在处理金融消费纠纷中的功能作用，枣庄市中心支行引入了仲裁机制。2014年8月5日枣庄市中心支行与枣庄仲裁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金融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的通知》，成立“枣庄仲裁委员会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下设调解仲裁联络办公室，设在枣庄市中支办公室，负责全市金融纠纷调解日常业务工作，依法受理、调解金融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具体职责履行授权给枣庄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实施，形成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调解运作机制。

有效实现了协会与仲裁的对接。协会加挂调解中心的牌子之后，对于受理的涉及金融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的投诉，经转办被投诉金融机构无法实现和解的，金融消费者可自由选择是走协会调解流程还是走调解中心流程进行调解。对于经协会流程调解的金融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调解成功达成调解协议，且当事双方同意增强协议法律约束力的，协会可将调解协议移交调解中心，由中心联系仲裁委制作裁决书;调解未能达成和解，且当事双方同意仲裁的，协会将投诉转交调解中心，由中心移交枣庄仲裁委进行仲裁，有效实现了协会与仲裁的对接。

对于直接经调解中心调解的金融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调解成功的，可制作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书，不具有终极法律强制执行力。但当事双方同意对调解书作仲裁决定以增强协议执行效力的，调解中心可将调解书移交枣庄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制作裁决书。调解庭调解不成功，当事双方同意仲裁的，调解中心可将投诉直接移交枣庄仲裁委进行仲裁。

进一步增强了协会非诉调解的执行力。调解中心实行专家调解，调解人员由枣庄仲裁委、枣庄司法系统、人民银行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调解中心的调解范围覆盖银、证、保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类纠纷，调解中心完成调解后经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书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实行一裁终局，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效率相对较高，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运行关系。

体现了金融消费者适度倾斜保护原则。对于调解中心移送的案件，枣庄仲裁委员会实施优惠收费政策。仅须仲裁委根据调解协议内容制作裁决书的，收取受理费的60%。经仲裁庭审理后，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撤回仲裁请求的，只收取仲裁员报酬和案件处理费，不再收取案件受理费;当事人请求仲裁庭依法裁决的，裁决书做出之前，依法补交应收案件的受理费。优惠的仲裁收费模式，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体现了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倾斜保护。

成效及未来方向

截至2014年末，枣庄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已受理金融消费投诉案件17件，组织调解5件，移送枣庄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2件。协会对投诉的处理效率明显提高，投诉办结时间从原来一般10个工作日减少为2～5个工作日，且所有投诉均未转为法律诉讼，投诉处理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均达100%，有效保护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协会已收到表扬信2封、锦旗1面、感谢电话10余次，获地方党政机关表彰、表扬和领导批示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