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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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旬邑县玉米高创创建项目始于2009年，己经实施了三年，是在07~09年“春玉米提升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提升玉米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全县粮食均衡增产，确保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措施。笔者在抓好项目示范点建设的同时，多次进村入户，深入到田间地头，与玉米种植户进行面对面交流，对本县春玉米生产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调研，结合本职工作所掌握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科学的分析，具体如下。

一、玉米在旬邑县农村经济及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1.县情概况

旬邑县地处渭北旱原的北部。北纬35o57~35o33ˊ，东经108o08~108o52ˊ，境内海拔850~1855米，年降水量606毫米，无霜期179天，平均气温9oC，是典型的雨养旱作农业区。全县总面积1811平方公里，有11个镇3个社区，187个行政村，总人口为28.2万，其中农业人口为25.6万。土地类型主要为塬地、坡地和滩地。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粮食作物是以玉米为主。

2.高产创建其间玉米生产发展情况

受农技部门全力推广与市场经济效益的双重拉动，旬邑县玉米生产发展迅速，己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一面旗帜。种植面积从08年的17.6万亩增长到11年的19.8万亩，平均单产从08年的656kg/667m2到11年的679.5kg/667m2；总产从08年的11.6万吨到11年的13.47万吨，2011年人均生产玉米481.1kg。玉米面积、单产和总产稳居粮食作物第一位，挑起了旬邑粮食生产的大梁。同时涌现出马栏北坡子村等一批高产典型。2009年，马栏镇雷庄和北坡子村1412亩春玉米高产示范田，经省农业厅组织权威专家现场实测，平均亩产925.8kg，创造了陕西省旱地春玉米千亩以上集中连片产量最高纪录；其中，北坡子村示范户杨海升3亩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1113.8kg，再次实现旱地春玉米单产过吨。2010年，职田镇青村、照庄等20个村10420亩玉米高产示范片，经省农业厅组织专家现场实测，平均亩产868.1kg，创造了我省旱作雨养农业区万亩连片800kg/667m2以上春玉米高产纪录。

表一旬邑县2008~2011年春玉米面积、总产、单产

二、旬邑县玉米高产创建的成功经验

1.实施办法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对玉米生产高度重视，研究确立了“稳定面积，主攻单产、增加总产”的发展思路，并成立了以主管县长任组长的玉米高产创建领导小组，为玉米高产创建提供了组织保障。

1.1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责任

为了确保玉米高产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县政府成立以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任组长，县农业局局长任副组长，以职田镇、马栏镇、农技站、植保站、土肥站、农机站、种子站等两镇五站负责人为成员的玉米高产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高产创建工作的组织和协调。

1.2保障政策扶持，加大投入力度

整合现有的农业科技入户工程、测土配方施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项目的专项资金，围绕高产创建活动，全力向玉米高产创建示范点倾斜。

1.3开展宣传培训，加强技术指导

农技人员根据农时季节，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政策措施、技术要领、先进经验、典型事例和实施效果，使高产创建深入人心。同时按照“统一划行、统一开沟、统一施肥、统一起垄、统一点种、统一覆膜”的“六统一”要求，集中时间，适时播种，为玉米创高产打好基础。

1.4搞好配套服务，提高补贴标准

县、乡、村积极为群众组织种子、化肥、农膜、农药、农机具等生产物资，对资金不足的种植户协调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贷款，保证及时播种。另外县农技站在项目经费极端紧张的情况下，挤出部分资金补贴玉米种植户，万亩示范片每斤种子补贴1.5元；千亩示范方和百亩公关田每斤再补贴3.8元,每亩免费提供追肥尿素50kg；对机播户每亩补贴机播费10元。

1.5强化督促检查，开展考核评比

为强化高产创建激励机制，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要建立完善以单产、质量、效益、技术推广和高产创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指标考核体系。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包抓领导及技术干部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不认真，未达标的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追究其相关责任。

2.关键技术 农技部门经过20多年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成功总结出了“测土配方施肥，开沟集中使用，选用优良品种，适当增加密度，地膜全程覆盖”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模式，为玉米高产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1测土配方施肥

依托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开展土肥技术指导和服务。播种前，在示范区采集土样，测定土壤养分，制定区域配肥方案，发放到户建议配肥卡。

2.2 开沟集中使用

农家肥结合深翻整地施入，磷肥、钾肥及氮肥总量的40％由机械开沟、起垄、覆膜、播种一次完成。亩施农家肥4000~5000kg，纯氮25kg，纯磷10kg，纯钾16kg，锌肥1~2kg。

2.3选用优良品种

示范方选用高产、抗病、稳产、优质、株型紧凑、耐密植的玉米品种，由经销企业统一供种。万亩示范片主推郑单958和榆单9号，千亩示范方选用郑单958，百亩攻关田分别选用郑单958和榆单9号,十亩标准生产田以郑单958为主。

2.4 适当增加密度

根据示范区肥水条件和品种特性，适当增加密度。郑单958亩种植密度 4500~5000株，榆单9号亩种植密度 4000~4500株所有用种均选包衣后的种子，确保一播全苗。

2.5 地膜全程覆盖

选用700x0.008mm的超薄地膜从播种到收获实施全程覆盖，力争做到“四早”，即早整地、早施肥、早起垄、早覆膜，提高水分利用率，为足墒播种创造有利条件。膜两边用土压实，垄上每隔3米压一横土梁。

三、旬邑县玉米高产创建中存在的问题

1.农技部门专业技术力量薄弱

旬邑县农技站、植保站、土肥站、蔬菜站四个基层站所总共在职42人，平均每站不到11人，且其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只有3人，技术力量明显不足。这也是我市县级农技推广部门特别是北五县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引起上级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高产创建项目主推品种单一

一部分群众对全省玉米高产创建主推品种选择余地太小，致使大面积推广难度较大，建议上级主管部门考虑适当增加1到2个群众易接受的品种作为示范品种推广。

3.近年来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加大

干旱、冰雹等气象灾害成为玉米生产中一大威胁，建议省市协调气象部门及时通报灾害天气预报，加大对灾害天气的人工干预力度，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受经济效益的驱动，玉米田长期连作，致使土壤养分失衡，病虫害逐年加重

5.长期单一施用化肥，不施或很少施用农家肥，致使土壤团粒结构破坏，土壤板结，蓄水保肥能力变差，玉米产量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

据调查，由于我县苹果产业较大，大部分农民都将农家肥施入果园，玉米产区均主要靠化肥，土壤有机质无法得以补偿。

6.从产业布局讲，结构过于单一，综合效益低

如虽然旬邑是苹果生产大县，但在玉米主产区马栏、职田两个乡镇，苹果种植面积则相当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玉米面积大没有精力管理果园，另一方面是不掌握苹果管理技术，没有享受种植苹果带来的效益。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类镇村更要加强苹果、核桃管理技术培训，提高果业收入比重，进而提高整体收益。

四、对旬邑县玉米高产创建活动的一点建议

玉米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2015年1月6日，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调查报告称，在辽宁省多个中国玉米主产区出现了未经国家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在当地已经遍布种子销售、种植、粮食收购及市场流通等各个环节。

中国的转基因玉米都来自进口，多用于饲料，严禁进入食品流通环节。国内自产的转基因作物，只有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除此之外，非试验用途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都是违法行为。

此次国内突然被爆有大面积转基因玉米种植，立即在业内掀起了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论战：反对者认为，偷种转基因作物是重大丑闻，政府应严厉监管，出重手打击非法种植转基因的现象；支持者则认为，转基因技术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政府目前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上不作为，农民偷种转基因作物是市场的选择。

无论此事件最终以何了局，监管部门都绕不过去一个槛，即不能一味靠“堵”来处理目前的转基因发展困局。 谁是检测方

2015 年5 月至12 月间，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张菁和同事多次前往辽宁实地调查。

绿色和平的调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种子销售环节、种植环节和流通环节。

2015年5月，绿色和平在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沈阳市的法库县和新民市的种子市场，收集玉米种子样品7个，并送往第三方实验室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结果显示，7个样品中有6个样品含有非法转基因成分。张菁告诉《财经》记者，最初的线索来自一些记者和当地农民，知名反转基因人士崔永元也提供了一些帮助，在种子中发现转基因成分，明确了种植实地调查方向。

三个月后，绿色和平前往黑山县、康平县、法库县、新民市以及彰武县等五地的玉米种植区实地调查，在通往各县市的省道和主要干道两侧的玉米大田中随机采样，采样范围涉及30个村镇，共收集玉米样品45个。结果显示，其中42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比例高达样品总量的93%。

在随后的9月至11月间，绿色和平走访了调查区域的中储粮库、玉米私营收购企业、杂粮批发市场和上述五个县市及其周边城市的超市，从大型杂粮批发市场和当地大型超市随机购买了21个玉米制品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其中20个样品检出了转基因成分。

张菁称，上述数据让她“震惊”。目前，中国没有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玉米进行商业化种植，但调查结果显示，辽宁的转基因玉米“滥种”现象非常严重。

对于本次调查中的检测机构，绿色和平方面表示不方便公开具体信息，只强调是“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

转基因检测需要在农业部认证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机构检测，出具报告才具有权威性。

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主管部门可根据安全评价工作需要，委托具备检测条件和能力的技术检测机构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检测。

在看过绿色和平的公开报告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倾向于认为，绿色和平是用非规范的、初步筛查的方法给出结论，可能不专业、不规范。

转基因的测定是严格的专业测试。必须由专业人员取样、封装、记录直至测试，全程规范。此外，若是正规实验室检测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玉米有如此高的比例，也有可能是取样过程中发生了转基因污染。比如，盛放过转基因大豆的麻袋，再去装玉米，就会测出玉米含有转基因。

姜韬介绍，一次规范的转基因成分定量检测，花费在3000元以上；若采用快速检测转基因的试纸，平均一次费用是五六十元，但试纸法既不能准确定量，也不具有判决性的定性作用，只能用来初步筛查。

绿色和平公布的送检样品数目为73个，若全部采用规范的定量检测，则检测费用在20万元以上。张菁同样不肯透露检测费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对《财经》记者分析，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的检测要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进行，绿色和平没有公布他们的报告是谁做的，不具有公信力。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经理李一方表示，以前曾公布过国内第三方实验室的报告，但随后该实验室就受到政府部门的施压，故而现在都与第三方实验室签署保密协议。

农业部尚未就此事件做出回应。1月7日，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江对《财经》记者解释称，以前没接到绿色和平组织的举报。现在省农委已经派出了5个工作组到报告中提到的县市，同时邀请农业系统的工作人员与农户协助进行调查，调查出来后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2015年就调查出有农户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已经在上报农业部后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他介绍，监管重点在种植与种子入库阶段，发现疑似转基因作物或者种子后，会交到农业部认证过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谁应受罚

2015年10月，康平县和法库县的一些种子店在“试验田”上召开现场会，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也跟随销售人员进场。“试验田”通常是种子店老板自己或亲戚家的几垅玉米地，里面种植着店里招牌的转基因玉米种子。销售人员向前来参观的村民宣讲转基因玉米如何“抗虫”，好管理。

抗虫和抗除草剂，是全球已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最受推崇的两大优势。绿色和平此次检出的转基因玉米品种主要为Mon810、NK603、Bt11和TC1507，均为抗虫、抗除草剂或者二者兼具的品种。

这四款转基因玉米均为全球市场上主要的商业化转基因玉米品种，目前中国只批准进口做加工原料。生产商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杜邦先锋和陶氏公司，以及瑞士先正达公司。

绿色和平未能查到这些转基因玉米的来源。一位跨国种业公司的亚洲区生物技术总监表示，绿色和平提到的几个县，确实是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比较多、而且时间比较长的县。这些县每年都有公开的现场会，向农民推介转基因玉米种子。最大可能是不法分子从转基因试验田中盗种，然后非法制种，私自售卖。

如果细心的话，甚至可以粗辨出转基因玉米植株，它的叶子更光滑漂亮。一位中外合资农业公司的市场总监也向《财经》记者证实，辽宁市场上的转基因玉米比较盛行，其他如河南、山东等玉米种植大省目前没有转基因玉米。

转基因作物与普通作物相比，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大减少除草、打药等农业劳作，并且在遭遇虫害时保持作物稳产。据上述生物技术总监说，尝到种植转基因作物甜头的辽宁当地农民，“哭着喊着要种转基因抗虫玉米种子”，以致该公司原来在辽宁主打的常规杂交玉米种子销量大幅下滑。

巴西也曾经历同样的事情。阿根廷在南美洲最早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而巴西由于法律法规上的矛盾，一直没有批准种植。巴西农民看着邻国的同行富了起来，心有不甘，就从阿根廷偷运种子回来种，到2004年前，与阿根廷交界的巴西农民普遍偷种转基因大豆。之后，巴西政府放开管制，时任总统卢拉签署法令，允许使用转基因大豆，此后修订法律，解决转基因作物种植问题。

在中国批准种植转基因玉米之前，商家非法生产和农民“偷种”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在现场会上，也有农民质疑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合法性，销售人员则声称，所售种子是经国家批准可种植的，经过辽宁省的审定。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理要求和技术标准生产、加工的，农业主管部门可依据职权，责令停止生产或者加工，没收违法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及违法所得。同时，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少华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后期调查绿色和平报告所言属实，确实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的行为，种植者本身不会承担法律责任，但要追究种子销售者的法律责任。

玉米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试验全程监管

对经农业部批准在我省开展的转基因玉米、水稻安全评价试验进行全程、动态监管。督促研发单位做好自查的同时，在播种期、开花前、收获期和试验结束后进行现场检查，并按要求组织填报《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安全自查表》、《转基因植物田间试验安全检查工作表》和《转基因植物田间试验检查报告表》等材料，并在试验结束后对转基因繁殖材料和残存物进行销毁，严防活体废弃物进入环境。

主要农作物转基因成分抽样检测与监督

一是在长春绿园区、四平公主岭市、通化梅河口市等3个重要的玉米商品种子集散地，以我省2013年主推（栽）玉米品种为重点监测对象，开展玉米种子市场转基因成分抽查和检测监测。二是对参加2013年吉林省农作物生产试验的全部玉米和水稻品种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从源头加强监管，严防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品种冒充非转基因品种进行审定。三是把长春、四平、吉林、通化、延吉5个地区作为监测区域，以粮油专业市场和集散地、大型生活超市为抽样点，以玉米粉、玉米碴、玉米油、稻米、米制品为重点监测对象，开展2013年玉米和水稻农产品市场转基因民分抽查和检测监测。

玉米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药剂；自走式高杆作物喷杆喷雾机；玉米螟；防效

中图分类号 S435.132；S48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3-0154-01

近几年，绥化市的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玉米螟的发生面积及发生程度也呈增加和加重的态势，探索新的施药方法和施用药剂成为当前防治玉米螟的关键[1-2]。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田设在海伦市前进乡园区内，地势平坦，pH值6.8，有机质含量3%，土壤疏松。

供试机械：3WX-280G型自走式高杆作物喷杆喷雾机（北京丰茂机械有限公司）。

供试药剂：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有效含量≥16 000 IU/mg，武汉天惠生物工程有限公司）；0.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唐山市瑞华生物农药有限公司）；2%阿维・高氯氟（唐山市瑞华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4个处理，分别为0.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750 mL/hm2（A）；2%阿维・高氯氟750 mL/hm2（B）；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1 500 g/hm2（C）；以喷清水作空白对照（CK）。采用大区对比法，不设重复，顺序排列[3-4]，每个处理为1 340 m2，总共是5 360 m2。

1.3 试验实施

5月4日播种，采用常规栽培，底肥施玉米专用肥（16-15-12）450 kg/hm2，追肥施玉米专用肥（16-15-12）200 kg/hm2。各处理按设计药量对水450 kg/hm2采用3WX-280G自走式高杆作物喷杆喷雾机进行茎叶均匀喷雾。

1.4 调查内容与方法

1.4.1 防效。在玉米收获前，剖秆调查玉米植株被害情况，按照棋盘式样点取样法每处理取5点，每点调查20株，计算被害株率、百秆虫量[5-7]。

1.4.2 产量损失。按照防治效果调查方法，调查被害株率。将玉米受害分为雌穗上部折秆、雌穗下部折秆、穗柄受害和秆受害4个部位，分别求出各部位重量损失率，以其为常数，再与各部位株率各自相乘，将4个乘积相加，即得产量损失率。

1.4.3 产量结构。玉米成熟后，采用对角线法取样，每处理取5点，每点取1 m2，调查有效穗数、穗实粒数、百粒重，计算单位面积的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防效

由表1可知，处理B平均防效最高，为72.9%，其次是处理C，为61.6%，再次是处理A，为50.2%。

2.2 玉米产量损失测定

各部位重量损失率分别为雌穗上部折秆11.4%、雌穗下部折秆32.1%、穗柄受害13.0%、秆受害5.84%。由表2可知，挽回产量损失率最多的是处理B为76.70%，其次是处理C为64.54%，再次是处理A为53.08%。

2.3 玉米产量结构

由表3可知，处理B产量最高，为10 042.6 kg/hm2，较CK增产11.9%；其次为处理C，产量为9 862.5 kg/hm2，较CK增产9.9%；再次为处理A，产量为 9 562.7 kg/hm2，较CK增产6.5%。

3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2%阿维・高氯氟750 mL/hm2防治玉米螟效果最好，其次为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1 500 g/hm2，再次为0.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750 mL/hm2。在防治玉米螟上建议大面积推广应用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和2%阿维・高氯氟[8]。

4 参考文献

[1] 胡印富.不同药剂防治玉米螟田间试验简报[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28（1）：122-124.

[2] 潘春丹，赵杰，徐晓梅.不同药剂防治玉米螟田间试验简报[J].上海农业科技，2012（1）：122.

[3] 韩成卫，刘丽，孔晓民.生物农药对鲜食玉米田玉米螟的防效试验[J].山东农业科学，2012，44（8）：100-102.

[4] 王天放，沈莉，郑大军.榆树市不同处理方法防治玉米螟效果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3（3）：129-130.

[5] 王娜，祖农・卡德尔，高秀香.不同药剂防治玉米螟防效试验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3（6）：48-49.

[6] 刘翠娜，邢小萍，李洪连，等.化学农药对玉米中后期几种病虫害的田间防治效果[J].河南科学，2014，32（4）：527-530.

玉米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兴隆洼文化玉器在种类、造型、雕琢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们不仅是迄今所知西辽河流域年代最早的玉器，而且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为研究中国玉文化及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 ：兴隆洼文化；玉器；造型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05-06

收稿日期：2015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崔岩勤，女，汉族，本科学历，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玉器、红山文化玉器、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

一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该地区已确认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1]。从目前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看，小河西文化和富河文化的遗址较少，还未发现玉器。赵宝沟文化仅有小善德沟[2]遗址半地穴房屋居住面上出土几件玉玦。小河沿文化出土玉器也较少，例如在大南沟墓地[3]发掘墓葬83座，只在M14出土绿松石珠一件，M56出土玉管一件。在西辽河流域出土玉器数量较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兴隆洼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不仅是迄今所知本地区年代最早的玉器，而且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4]。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8200—7600年[5]。目前已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兴隆沟遗址、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巴林右旗锡本包楞墓葬、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除南台子遗址外，其余均发掘出土了玉器。

本文主要依据已发表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调查报告及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的相关论著，就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二

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的遗址集中在内蒙古赤峰及辽宁一带，通过发掘报告可知各遗址玉器出土的状况。

兴隆洼遗址[6]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一低丘岗上。1983年—1993年先后进行6次发掘，清理发现一大型聚落遗址，有半地穴房址、灰坑、窖穴、居室墓葬及环绕房址的围沟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牙器等。出土的玉器以玉玦为主，其次为玉匕形器，其它有弯条形器、玉管、玉斧、玉锛、玉凿等。其中玉玦数量较多，有10余件，在M117、130、M135、M142等居室墓中成对出土，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在M109、F11、F250出土有弯条形器，F125、F128出土匕形器，T220、F110、F138出土玉锛，F260出土有玉凿。

兴隆沟遗址[7]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部，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东南距兴隆洼遗址13公里。1982年进行古代遗址普查时发现，1998年开始调查，2001-2003年进行三次发掘。遗址分3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为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清理的遗迹有房址、居室墓葬、灰坑等，发掘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等。出土玉器的种类与兴隆洼遗址相似，有玉玦、玉匕形器、弯条形器、玉锛、玉凿等。其中M4墓主为一女童，出土两件玉玦，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右眼眶内。M7出土2件玉玦，一件位于左肩部，另一件位于右肱骨内侧。在F11出土有弯条形器，F21出土有玉凿，F22出土有玉匕形器。

查海遗址[8]位于辽宁省阜新县沙拉乡查海村南约2.5公里的丘陵地带。1986—1994年进行7次不同规模的发掘。清理的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居室墓等，出土的遗物有石器、陶器、玉器等。7次发掘出土玉器共计二十七件，玉匕形器十二件、玉玦六件、玉管四件、玉斧两件、玉凿两件、小玉环一件。其中玉玦、玉匕多见于墓葬，在地层和房址内也有出土。其它器类皆为地层和房址内出土，墓葬中不见。F43居室墓中出土玉玦两件，位于墓主头部两耳处；F7居室墓中出土匕形器六件，分别位于墓主人的腰部、胸部和颈部。

白音长汗遗址[9]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乡白音长汗村南约0.5公里，西拉木伦河北岸的阶地上，于1988年、1989年和1991年进行三次发掘。文化遗存分五期，其中二期为兴隆洼文化。发现的遗迹有围沟、房址、灰坑、墓葬，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在山岗顶部清理7座墓葬，出土玉器七件，有玉管四件、玉玦两件、玉蝉一件。其中M4出土玉管两件，玉玦一件；M2出土玉玦一件，玉管一件；M11出土玉管一件；M7出土玉蝉一件。

锡本包楞墓葬[10]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锡本包楞，该墓是当地牧民在挖牛拦围壕时发现，为一土坑竖穴墓。墓内有一完整的人骨架，仰身直肢。出土三件玉器，玉玦一件位于墓主的头部，玉匕形器两件，位于腰部。此墓的文化特征与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有相似之处，推断应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墓葬。

三

综合分析兴隆洼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到兴隆洼文化玉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玉器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土状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考古发掘为主，在已发掘的兴隆洼遗址、兴隆沟遗址、查海遗址、白音长汗遗址及锡本包楞墓葬等均有玉器出土。同时，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种类有石器、陶器、蚌器、骨器、玉器、动物骨骼、植物遗骸等，在器物群中，玉器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玉文化提供了考古资料。

考古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11]：第一类出自遗址的堆积层，如查海遗址T0604二层出土的玉斧；第二类出自房址堆积层内，如兴隆洼遗址F110第一层内出土玉锛一件，F173第二层出土玉锛一件，F125第一层内出土玉匕一件；第三类是出自房址的居住面上，如兴隆洼遗址F229居住面出土玉玦一件；第四类是出自居室墓内，如兴隆洼、兴隆沟、查海遗址居室墓，出土有玉玦、玉匕形器等；第五类是出自位于室外的墓葬内，如白音长汗墓葬和锡本包楞墓葬等。从出土玉器的种类看，出自墓葬中的玉器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它们应为墓主人生前佩带或使用的器物。最典型的是玉玦，多成对出土，以兴隆沟遗址、兴隆沟遗址为代表[12]，主要有兴隆洼遗址的M117、118、M130、M135、M142、兴隆沟遗址M7、M4等，出土时多位于墓主人的耳部。出土玉匕形器最多的是查海遗址F7居室墓，共计六件，两件一组，分别位于墓主人的腰部、胸部和颈部。锡本包楞墓葬出土两件，也位于腰部。由于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位置明确，为我们认识其使用功能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在遗址或房址的堆积层内，只零散地见到玉斧、玉锛、玉凿等，它们未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二）兴隆洼文化玉器玉质精良、色泽美丽，玉器种类独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经专家鉴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所用玉料主要是辽宁岫岩的闪石玉[13]，有淡绿色、青绿、黄绿、深绿、乳白或浅白色、黄蜡色等多种颜色。在中国玉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岫岩玉是利用最早、范围最广、历史延续最长的玉材[14]，从新石器时代至今一直被开发利用。玉器因其使用功能多样、文化内涵丰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玉石也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奠基石。兴隆洼文化玉器使用的岫岩玉是中国古代玉文化起源时期的重要玉材，对研究玉石的分化、玉石资源的开发利用、玉器的起源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目前所知兴隆洼文化玉器约有百余件[15]，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弯条形器、玉管、玉斧形器、锛形器、凿形器等，分为装饰类和仿工具类。各类玉器中，玉玦出土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的典型器类，其次为玉匕形器。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的以玉玦、玉匕形器等为代表的玉器组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的玉玦、玉匕形器还处于雕琢与使用的初创阶段，与兴隆洼文化年代相当或略晚的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许多遗址发现都与此类似，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6]。兴隆洼文化玉器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其次，从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承继关系看，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器在后来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已不多见。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种类增多，题材丰富，数量增加，器体较大，使用功能多样，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相比具有明显的创新和发展。就玉器的种类而言，红山文化玉器大体可分为动物类、人物类、仿工具类、装饰类、特殊类等五大类[17]，其中动物类玉器有玉猪龙、双猪首玉璜、双猪首三孔器、兽面形器、玉鸟、玉鸮、玉龟、玉鱼、玉蚕等；仿工具类有玉斧、玉钺、玉纺瓜、棒形器、勾形器等；装饰类有玉环、玉镯、玉珠、玉玦、菱形饰、曲面牌饰等；特殊类有玉箍形器、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勾云形玉器等；人物类有玉人、人面饰等。这些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种类相同的仅有玉玦、玉斧，并且数量极少。比如出土玉玦的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红山文化墓葬[18]，出土两件玉玦位于墓主人的左右耳部，属装饰品，器形和使用功能继承了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传统。玉斧在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没有出土。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的玉斧[19]，一件近长方形，体扁平，弧顶，双面斜刃，通体磨光，通长13.5厘米，宽5.8厘米；另一件为平顶，圆弧刃，顶部有一圆孔。因其为采集品，使用功能不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出土玉器较多的遗址主要是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20]，共计出土九十四件，有玉珠、玉玦、玉斧、玉钺、玉璧、玉环、玉弧形器、直条形器、弯条形器、圆柱形器、矩形器、楔形器、玉勾云形器、玉箍形器、玉勾形器、玉鸟形器、玉龟形器、玉曲面牌饰、玉璇玑形器等。玉器在种类和造型上继承了红山文化玉器的传统。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种类相同的只有玉玦、玉斧、弯条形器。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玉玦十件，完整的五件，出在男性墓中，皆在耳部，或左或右，成对出土的仅一座墓，在M1214位于墓主人左右耳部分各一件。另外五件是玦形器的一段，折断的一端磨制平整，多数在一端有穿孔，以穿系佩戴。这种使用方法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了变化，佩戴者的性别有差异。出土于耳部的墓主人均为男性，出土于胸前或腰部的墓主人均为女性。弯条形器在红山文化中不见，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出土四件，出自两座墓内，每座两件。一座墓葬墓主人是11岁的左右的女童，弯条形器位于胸前；另一座墓葬的墓主人是40—45岁的男性，弯条形器出自墓中的龛内，周围堆放漆器、猪蹄骨等。大甸子墓出土玉斧七件，出自七座大中型墓葬中。玉斧器形大，上有穿孔，斧身有钻孔，应安装有木柄。墓主人均20岁以上的男性，最大者55岁。玉斧出土时位置比较固定，位于胸腰之际，斧身与葬具及躯体的方向垂直。就器物使用功能而言，这时的玉斧已成为身份地位和权利的象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玉斧形器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相比，在形制及使用功能方面已有明显的差异。

由此可见，以玉玦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群，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独特的玉器组合，具有时代特点。

（三）从玉器的形制看，兴隆洼文化玉器器形小，形制规范

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玦、玉匕形器、玉管、弯条形器、玉斧形器、锛形器、凿形器等形制小，均为几何形，器表光素无纹。

玉玦有环状、柱状两种类型。环状玉玦为圆环形，体上有一缺口。在兴隆洼遗址、兴隆沟遗址出土较多[21]。比如兴隆洼遗址M117出土的一对玉玦，一件直径2.99厘米，厚0.60厘米，另一件直径2.82厘米，厚0.45厘米。M130出土一对玉玦，位于墓主头骨左侧的直径4.77厘米，厚0.73厘米；头骨右侧的直径4.77厘米，厚0.74厘米。兴隆洼M135出土的2件玉玦，器体较大，有“玦王”之称（图1）。位于墓主头骨右侧的直径5.94厘米，厚0.75厘米，出土于头骨左侧的直径6.05厘米，厚0.79厘米。查海遗址出土的环状玉玦（标本T0407②：6）外径3.8-4厘米[22]。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两件玉玦[23]，M4出土一件，直径4.2-4.4厘米，厚1厘米，孔径0.9-1.5厘米；M2出土一件，直径2.9-3.1厘米，厚1.2-1.4，孔径0.7厘米。巴林右旗锡本包楞出土一件玉玦[24]，外径4.6厘米，内径2.8厘米，厚0.75厘米。管状玉玦呈管柱状，体侧有一细长的开口。兴隆洼遗址[25]M142出一对（图2），位于墓主头骨左侧的直径1.17厘米，厚0.80厘米；头骨右侧的直径1.28厘米，厚0.95厘米。M118出一对，出土于填土中的直径1.05厘米，厚1.05厘米，墓主右肱骨处的直径1.18厘米，厚1.01厘米。查海遗址出土的一件（标本T0505②：1）厚2厘米，外径2-2.2厘米[26]。

玉匕形器为扁长条形，一面内凹，一面外弧。顶部略窄，有一钻孔，通体光素无纹。其造型应是仿骨匕形器制作而成[27]。兴隆沟遗址[28]F22出土的匕形器长4.26厘米，宽1.11厘米，厚0.18厘米。兴隆洼遗址F125出土的匕形器（图3），长3.60厘米，宽1.18厘米，厚0.28厘米；F128出土匕形器长2.65厘米、宽1.31厘米、厚0.43厘米；查海遗址[29]出土的匕形器（标本T0307②：1）长11.6厘米。

弯条形器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器体呈弯弧状，似动物的獠牙，顶端有钻孔。兴隆洼遗址[30]M109出土一件，长7厘米，宽1.00厘米，厚0.70厘米；另一种类型可能是残玦改制而成，兴隆沟遗址[31]F11出土一件（图4），长1.80厘米。兴隆洼遗址[32]F250出土一件，长4厘米、宽0.32厘米，厚0.52厘米。它们应是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改制的实例。

玉管的造型与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管形制相似[33]，多为圆柱状，中有对钻孔。查海遗址出土四件[34]，两端为斜口，最长的一件（标本T0607②）体长4.5厘米，直径1.2厘米，孔径0.5厘米；最短的一件（标本F41：2）体长2厘米，直径1.5厘米，孔径0.7厘米。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玉管四件[35]，两端平齐的一件，M2：7长9.5厘米，直径1.9-2.3厘米，孔径0.6-1.2厘米。一端平齐，一端斜口的三件。其中M4：5长3.8厘米，直径1.3-1.5厘米，孔径0.4-0.9厘米；M4：17，长3.8厘米，直径1.55厘米，孔径0.35-0.75厘米；M11：2长4.1厘米，直径1.6-1.8厘米，孔径0.6-0.7厘米。

玉斧、玉凿、玉锛等形制与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相似，应是仿石器加工而成[36]。查海遗址出土的玉斧[37]（标本T0607②：2）为扁方体，正锋，直刃，两侧有切割平棱，顶部残。器体残长5.2厘米，厚0.8厘米，刃长2.1厘米。兴隆洼遗址[38]T220出土的玉锛（图5），体长3.46厘米，宽2.05厘米，厚0.83厘米；F110出土玉锛，体长3.93厘米，宽2.14厘米，厚0.83厘米；F260出土玉凿长3.87厘米，宽1.35厘米，厚0.68厘米。

此外，在查海遗址出土一件外径1.2厘米的小玉环[39]，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一件圆雕玉蝉[40]（图6），体长3.55厘米，头宽1厘米，尾宽1.2厘米，厚1.1厘米，孔径0.3-0.5厘米。这两种玉器在兴隆洼文化玉器中是极罕见的。在兴隆沟遗址F22还出土一件管状饰半成品[41]，直径1.52厘米，厚0.88厘米，一侧有明显的沟槽，这件器物是研究玉器加工工艺十分难得的资料。

（四）兴隆洼文化玉器雕琢技术成熟，主要包括选择玉料、开片、琢磨毛坯、整形、钻孔、切割、抛光等工序

邓聪先生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工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42]。从总体看，兴隆洼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艺因器形不同有简有繁。较简单的是玉斧、玉凿、玉锛的制作，一般经过选择玉料、开片、琢磨毛坯、整形、抛光即可。稍有一定难度的是匕形器、弯条器、玉管，它们增加了钻孔的工序。技术难度最大的是玉玦的制作，包括选料、琢磨毛坯、中央穿孔、内孔研磨、开玦口、打磨抛光等多个工序。在各项工艺中，钻孔和开玦口技术最独特。玉器上的钻孔有单面钻和两面对钻两种类型，因器形不同，使用的钻孔方法也不同。比如，玉匕形器、弯条器的小孔靠近器体一端，多为单面钻。玉管器体稍长，孔为两面对钻。玉玦的内孔使用两面琢击敲穿，或以实芯钻钻出小孔，然后扩孔的办法。前者用于环状玉玦，后者用于管状玉玦。开玦口的切割技术主要有线切割和片切割两种方法。可见，兴隆洼文化玉器虽然属于玉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但雕琢工艺成熟完备，玉器器形规整，通体磨光，温润光洁，为后来西辽河流域玉文化发展的高峰——红山文化玉器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兴隆洼文化玉器使用功能具有多样性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可依据玉器出土时在遗址或墓葬中的位置及器表残留的痕迹进行推断。当时玉器已具有装饰功能、使用功能、宗教祭祀或礼仪功能等多种属性。

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玉玦、玉匕形器、玉管、弯条形器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玉玦，多成对出土，位于墓主人的耳边，应为耳饰，代表了兴隆洼文化时期独特的审美情趣。比如查海F43居室墓、兴隆洼M117、M130、M135、M142等出土的玉玦即属此类。其次是玉匕形器，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查海遗址F7居室墓，共计出土六件匕形器，出土时两件一组，分别位于墓主人的颈部、胸部和腰部，应为项饰、身上的挂饰或衣服上的缀饰[43]。锡本包楞墓葬出土两件玉匕形器，也位于墓主的腰部。

具有使用功能的玉器主要有玉斧、玉锛、玉凿等。刃部有痕迹的可为实用器，属工具类[44]。兴隆洼遗址F138出土的玉锛，体长3.31厘米，宽1.83厘米，厚0.58厘米，刃部上有由于使用产生的细微破痕。F110出土的玉锛，体长3.93厘米，宽2.14厘米，厚0.83厘米，刃部一侧有细微破裂面，估计是使用的痕迹。

具有宗教祭祀功能的玉器有玉斧、玉锛、玉凿等。尤其是玉斧，除作为工具使用外，无使用痕迹的可能是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驱邪“神器”[45]。

此外，部分玉器具有一器多用的特点。一类是玉斧、玉锛、玉凿等，它们或具使用功能，或有宗教祭祀功能。另一类是玉玦，它不仅是装饰类玉器中的重器，同时还有特殊的使用功能和寓意。如在兴隆沟M4出土的两件玉玦，一件出自填土内，另一件嵌入墓主人右眼眶内，应具有以玉示目的象征意义[46]。

从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看，兴隆洼文化玉器虽多出自墓葬中，以随葬品的形式出现。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种类较多，有陶器、骨器、石器、蚌器、玉器等，每座墓葬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多寡不一，还没有形成规律性的器物组合关系。在众多的墓葬中，最典型的是兴隆洼遗址M118，该墓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数量大[47]。在墓主右侧葬有两头整猪的骨架，为一雌一雄。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蚌器、玉器等五大类，包括陶杯、石斧、磨石各一件，石管九件，小石块四件，骨梗石刃镖三件，骨两端器两件，骨针、骨叉状器、骨料各一件，牙饰品八件，圆形蚌饰一件，短管状玉玦两件，压制小石叶715。从整体上看，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的墓葬只是少数，同时伴有其它类型的器物，随葬的玉器多为主人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以玉玦、玉匕形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生前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与红山文化晚期“唯玉为葬”的葬俗是不同的。

从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该地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玉器，这些玉器不仅为认识西辽河流域玉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兴隆洼文化的社会形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红山文化玉器找到了源头。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兴隆洼文化有承继关系。从中国玉文化发展的视角看，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说明西辽河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出现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为研究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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