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
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管理流派；管理丛林；管理理论统一
对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流派，研究者有不同的概括。如克劳德·小乔治概括了四个管理流派：科学管理、行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数量学派。[1]168-182JanesF.Stoner等概括为科学管理学派、古典组织理论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理论的近期发展（包括系统方法、权变方法）。从纵向发展看，在管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不同学派，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更替的关系，后边的学派并未取代先前的学派，各个学派互补共存。
从横向看，同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多个学派并生的局面。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当时的管理理论划分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六个流派或研究方法，由此导致了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
为克服或改变管理学学派林立的现状，一些流派和管理学家试图以一种理论体系来实现管理学各学派的整合，但丛林现象不但未改观，反而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孔茨再次对当时的管理学流派进行梳理时，概括出了11个不同的理论派系。管理理论丛林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能否实现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本文试对这些关系管理理论发展方向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管理理论体系整合的探索
对管理理论的整合出自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管理理论学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学派独立为战，互相排斥，阻碍了管理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没有统一和规范的管理理论又使人们对管理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二是实现管理学科体系化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管理学必须综合各流派的研究成果，使之融为一体，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效的管理科学。学习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些有关组织理论与管理实践的零碎而杂乱的资料。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综合思潮推动了管理学派综合、统一的探索。
（一）系统学派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在管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学派曾希望用“系统的观点”来统摄其他所有各个学派。系统学派认为组织由目标与价值、技术、社会心理和结构等各个分系统组成。传统组织理论强调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从而重视制订原则。人际关系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强调社会心理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群体动力学和其他相关因素上。管理科学学派则强调技术分系统和对决策和控制过程的量化方法。这样，每个管理学派都各倾向于侧重特定的分系统，而不承认其他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学派则把管理看作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要研究一切主要的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系统学派没有将管理理论各个学派统一起来，主要原因是该理论本身难以进行应用。由于这一学派概念上的复杂性，管理人员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应用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开放式系统学派没有指明影响组织内部活动的主要变量，也未能够识别出影响组织运作的环境要素。可以这样说，开放式系统理论学派只是一个时髦的概念性学派，其发展还不足以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综合理论框架。系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趋于衰落。”
（二）权变管理学派的努力。
权变管理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一管理理论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卢丹斯在1973年发表了题为《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的论文，提出要用权变管理理论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卢丹斯指出：“所谓的权变的路径，有时称为情境的路径，到现在仍只是刚刚兴起。也许1980年后，这条路径将能引导我们从管理理论丛林中打出一条出路来。”与系统学派的结果一样，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
（三）价值学派的目标。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组织文化理论的流行，出现了一种用“价值观”的思想来统率管理学各个流派的做法。按照组织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卓越丛书》（ExcellenceSeries）的作者之一汤姆·彼得斯自诩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企业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他的主张为旗帜的“革命”，即“返回基点的革命”，而基点就是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价值学派是一种“非理性主义”，这决定了它无法与传统管理理论相融合，其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整合走向失败成为必然。
（四）过程学派的成就。
1961年12月，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教授发表了《管理理论丛林》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并认为存在着“管理理论的丛林”。孔茨教授先是承认每一种方法都对管理理论有一定的贡献，然后进一步指出：（1）人力资源方法和数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理论，倒不如说是管理者采用的一种方法；（2）过程方法能够包括和综合当今各种管理理论。过程方法最初由亨利·法约尔提出的，在他提出的行政管理的五个要素中，计划和组织是着重点。
就对管理理论各流派的整合而言，过程学派是最为成功的。对管理职能的探讨构成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教科书通用的管理框架。比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托马斯·P.罗宾斯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及托马斯·S.贝特曼的“计划与战略、组织和人事、领导、控制和变革”。就这一事实而言，过程学派对管理理论的整合的努力是最为成功的。
二、管理丛林现象的客观性对于管理理论丛林的原因，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
孔茨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中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组织、领导、管理决策制定等术语的用法及含义不同造成的“语义学丛林”；其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和所包含的范围没有取得统一意见；其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而加以抛弃；其四，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其五，管理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孔茨的分析侧重于技术和主观的原因，笔者就其客观原因进行如下总结：
（一）任务及环境的不同。
管理思想处于环境变革之中，同时又是环境变革的产物。科学管理理论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组织劳动效率低下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背景是，社会需要提高生产率、提高工业产量，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更为基本的物质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是管理的首要任务。当时可使用的人力资源状况是许多工人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或从农村来的农民。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泰罗从工厂的生产车间入手，以机械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通过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改进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一定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对一定时期的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发生转变的产物。即由企业内部转向外部，由主要协调企业内部关系转向使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转变来自于管理实践的需求的推动。组织活动的社会化及各种关系的多元化，使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复杂化，组织与其上下游战略联盟、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环境变化不确定性、要素的跨国流动、市场的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了组织边界的扩展。随着西方后工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管理自身已经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组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解决问题视角的不同。
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问题研究具有不同的层面。保罗·格里斯利认为，管理学有一个核心元素（利用给定的资源达到目标），然而这个基本的核心含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人力资源、环境等）扩展。每个人对管理任务的理解的水平具有内在的转移局限性。对很多管理者来说，他们如何理解管理任务也是不尽相同的。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管理问题，是导致管理理论多元化的又一原因。
科学管理的主要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人的努力方面，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管理科学是与车间或作业层的最佳努力有关的，因而是一种微观的方法。与此相反，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行政管理理论把重点放在高级组织层的广泛的行政管理原则上，对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基本过程的说明。这是一种宏观的方法。在工业方面，管理科学实际上并不侧重于战略问题，而主要是研究战术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科学家并不从事解决高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不良结构”的问题。这类问题用精确的数理统计方法是不能解决的。他们侧重研究可以用定量分析解决的基层、中层的管理问题。
不同的视角产生于管理学者不同的经历。管理学中的各个先驱者，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在管理的整体中引进了一个新的侧面。例如，泰罗由于他的工程教育和冶金方面的训练，对工场工作的成绩作了仔细的研究。而法约尔则由于他在采矿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而用经营与协调的观点来考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谢尔登和甘特则从个人及个人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开辟了管理责任新领域。由于这些管理学者侧重于管理的不同方面，多年来又各自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以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思想状况有些混乱。
（三）管理研究方法上不同。
“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形成与管理学众多的管理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关，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出现的结果造就了管理学的学派林立。[11]94从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上，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传统古典管理理论的衰亡，一大批新的管理理论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科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博弈论、统计学，甚至现代物理学，都在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影响着管理理论的发展，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管理学渗透。有学者通过对管理思想史中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出身与专业背景相差较大，而同一学派学者的专业背景则大体相同，行为科学理论中的学者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而管理科学学派的学者大多有工科背景。行为科学家主要是从具有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社会科学衍变出来的，而与此相反，大多数的管理科学家则来自数学、统计学、工程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技术有关的学科。所以，这两门学科具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正常的。
商学院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出现了两份对管理教育具有影响的有关工商教育的报告。一份出自福特基金会委托并资助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A·戈登和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E·豪厄尔的研究，另一份出自卡内基公司资助斯沃索莫大学的弗兰克·G·皮尔逊进行的研究。两份报告都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工商教育的状况：工商管理学院甚至在定义教给学生什么、该怎样教这样的基本问题上都一片混乱。由于墨守成规，商学院没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培养出具有能力和想象力，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管理人员。
他们建议改革未来的商学院的课程内容。自此，像数量和行为科学这类课程激增，因此聘请了数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未经过工商训练也没有工商背景的人员到管理学院任教。
研究方法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学科背景上，还体现在研究范式上。描述性范式与规范性范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规范方法一直被主要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注重的是事情应当如何；他们研究组织及其环境，以便提出能使组织作出更合理决策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行为科学家对有关人的行为的经济-技术设想提出了疑问，而他们关心的是描述人和组织实际行为的方式。
（四）实践者与研究者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管理学者中，追求管理理论的实用性和管理理论的唯知性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随着管理教育走进课堂，越来越多的学院派学者进入到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来，他们倾向于用定量的方法，努力提高管理理论的精确程度，而实践派则大多倾向于用定性方法，关注理论成果在管理实践中的效用。所以，由于管理实践者和管理研究者们的研究目的和他们的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管理学者们很难走到一起。
为了解决管理理论丛林问题，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集了著名学者以及工商、教育和政府中在管理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实践家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美尼尔·A·雷恩对这次会议的争论总结说：
学者们只能理解那些来自自己专业的人，而实践家们则无法理解学者，学者也是如此。孔茨在《再论管理理论丛林》中指出，“我们仍然处于管理理论丛林时代？？也许（走出丛林的）最有效的方法要靠领导潮流的管理者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缩小职业实践与学院派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孔茨同时也责怪他的同行学者没有把理论研究更多地与实践结合起来。
三、从管理的本质看管理理论体系的整合
判断一门学科的标准是其具有自己的假设、目的、工具、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管理有权利作为一门学科。但许多学者指出了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如保罗·格里斯利就认为管理学是一个混合的概念，管理学在其一般意义上并不是一门学科，它整合了其他学科的材料，因此它更适合被称为超学科（Meta-Subject），它包括了对各种学科的思考、分析和实验，考察在管理行为中这些学科如何融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对管理者的行为做出贡献。彭新武指出：从实践上看，与其说科学管理理论是探索管理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努力在管理中应用科学。管理工作涉及做事的方法和技术、技巧。管理既应被看成是一门科学，也应被看成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管理学理论是不能被整合为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的。
就管理学的教学而言，这种整合的必要性也并非是绝对的。学生应该欢迎管理理论的多样化，而不应试图获得简明的知识体系。研究的课程是复杂而动态的，而这个知识体系又是不断演化的。
许多学科都能对管理学作出贡献。组织是复杂的系统，它们本身就要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那种建议我们把所有这些都很好地包进一个包袱，然后用一条简化了的理论丝带将它们捆扎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学习组织理论的学生和管理实际工作者应该承认和吸收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贡献。任何要将这一研究领域禁锢于某种有限的观点的企图都将减少我们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的灵活性和机会。
参考文献：
[1]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JanesF.Stoner等。管理学教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4.
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范文第2篇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D.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M.Gaus。其追随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范文第3篇
自从人类开始利用群体去实现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以来， 管理就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地追求既定目标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西方，从19 世纪末“管理学之父”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算起，西方管理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科学管理”概念的提出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从单一范式确立到多种范式竞争的火爆局面。
较之与西方，中国的管理思想更加源远流长，从道家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到儒家的“仁者爱人”再到法家的“循名而责实”，中国的管理思想跟中国的文明历史一样悠久，尽管古代的管理思想在我国并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管理科学，但它却为今天中国式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论营养。
除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迅速吸纳了西方上百年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这成为中国式管理可资借鉴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管理学理论丛林”。
面对这样一座丰富宝藏，我们众多“樵夫”摩拳擦掌冲入“丛林”大砍其柴，但结果却发现这片貌似甜蜜的“甘蔗林”并非就是养育我们的“青纱帐”——从实达公司倾巨资聘请麦肯锡做管理顾问而惨遭失败，到乐百氏与达能全面合资后全面败退，再到屈云波科龙公司“西化”的营销改革最终失利，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全盘西化在中国水土不服。
相反，因本土特色而成功的“海尔模式”、“联想模式”、“华为神话”、“南街村共产主义管理模式”以及百度、阿里巴巴等新型高速成长的网络公司，无不渗透着中国人自己的管理智慧。管理学是管理实践的升华，任何直接经验只有转化为间接经验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存和传播。无论在哪个领域，优秀的理论总是来源于杰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就中国而言，众多超常规、高速度发展的新型企业的崛起总会给我们本土管理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双重烛照下，在中国本土标杆企业管理实践的摸索中，一个充满个性特色且带有巨大争议的管理学概念应运而出——中国式管理。
二、中国式管理的流派分支
从狭义的角度讲，“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最初是台湾学者曾仕强个人发明的“专利”，但一经提出，这个概念就迅速泛化为代表一切中国本土原创性管理派别的理论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中，按照观念、风格和研究方法等区别性因素的异同，中国式管理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流派：
1、崇古主义派
尽管把它放在中国式管理理论流派的“排头”，但严格说来，崇古主义算不上一种真正的流派，只不过有相当一批管理学界和业界的人士崇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当今的中国式管理就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精华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在“古为今用”这一大旗下，众多的支流汇集成了中国式管理中的崇古主义流派。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性，崇古主义流派又呈现出不同的分支：如沿用易经管理思想的易理派、恪守道家管理思想的无为派、崇尚儒家管理思想的儒商派、遵循兵家管理思想的兵法派、修炼佛家管理思想的禅宗派，采纳法家管理思想的帝王派等等。不同的流派分支又提出了不同的管理策略：王道管理、仁义管理、中庸管理、修身管理、兼爱管理、无为管理、太极管理、无极管理、弱管理、柔管理、隐管理、简朴管理等等。
从管理原则上讲，崇古主义流派坚持古为今用的管理原则，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力图给当下的中国企业管理提供纯正本土化的文化根基。
从管理特点上来讲，崇古主义流派的特征在于强调“哲学式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是科学式的而是哲学式的，崇古主义管理也不进行精细的科学分析，而是看重微言大义的“管理箴言”，它讲究见微知著、触类旁通，今天流行的“一分钟管理”也正是从中找到了借鉴。
从管理风格上来讲，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属于“境界管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境界，使得崇古主义管理看重提升企业家个人修养和企业的宏观愿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暗合了当代西方的战略管理。
正是由于与当下某些流行管理理念达成了“否定之否定”式的契合，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在今天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试图从传统典籍文化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基因的书籍，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被中国当代的企业家当成管理秘籍来读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王熙凤是一个好领导》等等，不一而足。这又成为崇古主义管理流派的一个新变体。
2、框架体系派
与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倡导的“古为今用”不同，一批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参照西方现代管理理念，试图建构一种独立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之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框架体系派”。
框架体系派主要由高校教师和研究者组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彭新武教授及其“进化管理学”理论框架、西南财经大学罗珉教授及其“管理学范式”理论体系、中欧管理学院梁能教授及其“中国MBA教育”框架体系等等。当然，其中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还要数以下两位：一是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东水教授及其建构的“东方管理学派”。二是中国首位管理工程学博士、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候选人席酉民教授及其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
“东方管理学派”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复旦大学，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东方管理学派”立足本土、博采众长，形成了一套以“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为主体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在这样的框架体系下，“东方管理学派”把“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自己的管理宗旨，在现代管理学“人本复归”的大前提下，以“学、为、治、行、和”为主线，提出东方管理学的目标是构建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
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东方管理学派”已经渐渐为世界各管理学派所认可，成为了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独树一帜的管理派别，并2003年正式设立东方管理学博士点、硕士点，开全国管理教育之先河。
与苏东水教授及“东方管理学派”的文科哲学背景不同，“和谐管理理论派”的倡导者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教授则是从理工科学背景上探讨中国式管理的本质和规律。
“和谐管理理论”是物理学出身的席酉民教授在其成为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和谐管理理论”将组织系统视为基于规则和单元自治的整体，以便考虑组织如何在持续变动的外部环境中发挥整体优势而非部分的改进。该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认为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遵循双规则，即用优化思路解决客观科学的一面以及用减少不确定性的思路解决主观情感的一面，并设法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组织有效性。
经过多年探索，和谐管理理论已经建立了包括“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等一整套特色鲜明的概念界定，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例如，从“谐”的部分中抽象出了“理性、科学安排和优化”的机理，称之为“谐则”；从“和”的部分中抽象出“环境诱导下的自主演化”的机理，称之为“和则”。另外，和谐管理理论还引进了物理学中“场”的概念，任何东西，只要进到“场”里，就会自然地形成固定的规律和运行状态，和谐管理的目的就是制造这样一种“场”，使进入系统的人能够目标一致，相互协调，形成一种软控制。
3、操作模式派
与学院出身的教授们致力于建构中国式管理的框架体系不同，另一批来自企业管理一线的实战派人士对中国式管理的具体操作模式情有独衷，这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的“操作模式派”。这个派别基本由业界人士组成，他们不在意建构理论框架体系，而是更关注如何把古今中外的管理理论具体化为各种适应本土情况的操作模式。
例如北京光起管理模式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设计师刘光起提出的“A管理模式”、 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提出的“C管理模式”、马尼拉商学院名誉校长郭咸纲提出的“G管理模式”等等。在操作模式派的麾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中国企业教师爷”之称的陈惠湘以及科瑞集团副董事长郭梓林等人的不同贡献。
当然，“操作模式派”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要数号称“中国式管理之父”的台湾学者曾仕强。“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也正是由于此公的首倡才成为目前中国管理界提及率最高但又最难以界定的一个的管理学术语。尽管被推举为操作模式派旗手，但是整部《中国式管理》中却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操作案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曾仕强提出了“中国式管理”框架的“M理论模式”。
在曾仕强眼中，“M”代表的意义很多，像中庸、人性、管理统统在里面。但其核心还是以人为本的“中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有“三大主轴”：第一、以人为主：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人性化管理。第二、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如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大家有共识，比较容易同心协力，把一盘散沙，聚集起来发挥巨大的力量。第三、依理而变：合理解决一直被视为比依法办理更为合乎道理的方式，中国式管理，也可以说是合理化管理。”
尽管该模式不乏有理论体系概括的尝试，但其操作性导向决定了其离成为管理学普遍规律的系统理论还有一些距离，曾仕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给中国管理学界和业界的致力方向定了性，把大家都统统拉到一个并不统一的战壕里来——中国式管理。
模式，作为一种“拿来就用”的可执行性操作规程，受到业界很多管理培训师的推崇，因为它能直接应用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去。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仅以字母开头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就不下十余种，“A管理模式”、“B管理模式”、“C管理模式”、“G管理模式”……只嫌26个字母还不够用的。
尽管模式比框架更贴近实际，但应用面却更有限，一种模式往往是一个特定企业的独门秘籍，而很难成功移植，橘生于淮则为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单一模式的推广。因此，能够推广的只能是不断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地发明新模式，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模式满天飞”的秘密。
4、经济学家派
“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还屹立着一批树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尽管有点错位，但这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经济学和管理学本身是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最优状态，而管理学的本质是关于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学问，其核心在于发掘组织和人的价值。
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假设条件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讲求社会整体的效率和公平，以提高社会公共福利为宗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而管理学的重点却是为企业利益服务，以提高个体企业盈利能力、增加股东回报为目标，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这就带来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潜在“利益”冲突。
但是，经济学家管理化和管理学家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中国特色之一。由于经济学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占据先机的经济学家在这场本不该存在的较量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成为中国式管理这道色彩斑斓的风景线中绕不过去的另一道独特景观。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管理，并不在意单个企业一城一地之得失，他们看重的是对整个行业或企业界整体进行高屋建瓴的把握与分析，以便试图指引中国企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中“经济学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唯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丁栋虹等。
三、中国管式理的优点和硬伤
对于中国式管理，支持者称其为“本明而道深”、“灵活而变通”；反对者称其为“耍太极”、“家天下”。其实，透过种种争议，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式管理固有的优长和硬伤。
无论什么样的框架体系和操作模式，中国式管理的核心都在于“安人”，这与西方管理体系的核心“立法”有着本体论上的差异。中西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也便在智慧与制度、伦理与法规、弹性与标准、艺术与科学之间划出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的主要优长在于它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强调人的个性与弹性，把人区别于冰冷的机器，但是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它不可避免的硬伤：缺乏标准化与重复性，管理只是领导人的领导艺术与个人能力。
管理的科学性决定了管理活动必须接受标准化的约束，但管理的艺术性又强调不同个体的弹性空间。其实，中西管理理论关于“安人”与“立法”的差异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像有些研究者所提的那样：适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因为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适于自己，而是超越自己，唯有如此，企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 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三)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法]H.法约尔着.周安华等译.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7
3.[德]马克斯?韦伯着.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下卷)[M].商务印书馆, 1997
4.谭功荣着.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美]赫伯特?西蒙着.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6.[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着.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3
7.[美]徐中奇.行政生态学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4)
8.[美]F.W.里格斯着.行政生态学[M]. 金耀基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管理科学学派的主要观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管理学；经验主义学派；德鲁克
一、学派名称
经验（主义）学派，又称经理主义（学派），英文名为Empirical management school。
二、产生背景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德鲁克创立的经验主义学派的产生首先可以回溯到美国的《系统杂志》（现已更名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出版商A・W・Shaw于1911年应哈佛大学商学院（HBS）之邀第一次讲授《经营方针》课程。HBS的初衷是想从高层管理者的视角帮助学生整合在各门具体管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A・W・Shaw一反之前商学院教学理论远胜于实践的常规，邀请了大批的公司总裁参加了这门课程的教学，让他们与学生一起讨论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使学生知道高层管理者在过去管理中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以及对应的常见解决措施。与此同时，HBS的教授们对这些实际管理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分析，试图得出企业竞争优势的评估方法，他们从这些总裁的第一手管理经验中发现，管理者做出的决策对企业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管理者是对企业的环境进行分析、对企业强项和弱项有充分了解、对选择能使企业实现重大价值的战略等负有重大责任的个体，这与之后德鲁克的管理者任务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研究方法对德鲁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最终形成了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集中研究高层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从高层管理者的实践中归纳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原则的研究方法。而当德鲁克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日臻完善，竭力想进入一家大型的企业组织内部进行正式的研究，但却一直事与愿违，屡遭拒绝，正在这时，由于他于1942年写的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引起了时任通用汽车（GM）总裁的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Allred Sloan）的注意并且为之深深折服，于是邀请德鲁克到通用汽车公司进行调研，随后德鲁克受聘为GM顾问，让他有机会深入到了一家公司对其内部结构、管理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一书奠定了组织学和经验主义学派理论观点的基础，而在1950年，德鲁克进入纽约商学院（NBS）学习，那年元旦，他探望了自己的老师、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熊彼特，此时熊彼特已经进入了弥留之际，他对德鲁克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着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番话对德鲁克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在管理学中对经验和实践如此重视的信心。“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经验主义学派至此正式形成了。
三、理论思想归纳
经验主义学派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当代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基本所有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自己的管理咨询公司。他们认为管理学就是研究经验，认为通过对管理人员在个别情况下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研究，会使人们懂得在将来相应的情况下如何运用有效的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因此经验主义学派把管理理论的研究放在对实际管理工作者的管理经验教训上，强调从企业管理的实际经验而不是从一般原理出发来进行研究，强调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其基本的管理思想就是有关企业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实际的建议。
四、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一）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
美籍奥地利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是现代经验主义学派的开山鼻祖，他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在管理学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代表作：
《公司的概念》（1946）：第一次将经验主义学派成型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实践并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
《管理的实践》（1954）：提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为客户提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提出不仅仅是高级管理人员才是管理者，所有负责行动和决策而又有助于提高机构工作效能的人，都应该像管理者一样行动和思考。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一本给企业管理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一本给学生的系统化的教科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
（二）欧内斯特・戴尔（Ernest Dale）
美国管理学家，并担任美国和国际性一些大公司的言事和顾问，是欧内斯特・拉尔协会的主席。
代表作：
《伟大的组织者》：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开创了比较管理的经验研究的先河，戴尔为人们探寻管理新知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三）艾尔弗雷德・斯隆（Allfred Sloan）
美国高级经理人，长期担任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和董事长，于1921－1922年就提出了一种叫“集中政策控制下的分散经营”组织机构模式，是事业部的雏形。
代表作：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彼得・德鲁克早已记不清曾经向多少人推荐过此书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仍然坚持声称本书是所能读到的最好的商业著作；《商业周刊》把它放在“绝对必读书架”的第一名；《财富》杂志则把它列为2003年度CEO必读书。《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对通用汽车诸如计划和战略、持续经营、财务成长以及领导等企业基本的管理政策和战略概念的早期创新和发展进行了详细描述。
五、主要理论观点
管理应该侧重于实际应用，强调管理的实践性和艺术性，反对管理是一种纯粹理论的研究。在他们看来，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而不是纯知识的学科，但又不同于单纯的技巧、常识的应用，它的实际应用是以知识与责任为依据的。“任何一种知识只有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一切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只有位于管理第一线才能够获取对以后管理者真正有用的经验，而正是这种经验对管理企业来说弥足珍贵。
管理者的终极任务是了解本机构的特殊目的和使命，使工作卓有成效，使职工卓有成就。处理本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责任。管理者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企业的目标能否达到取决于经理人管理的好坏，管理者的素质是衡量一个企业业绩的主要标志。高素质的管理者被认为是企业实力的象征，而低素质的管理者则被认为是企业虚弱的象征。经验主义学派认为，作为企业主要管理者，有两项别人无法取代的职责，第一项是创造出一个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的总和的真正的整体，创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整体，把投入于其中的各项资源转化为较各项资源的总和更多的东西；第二项特殊职责是在其每一项决定和行动中协调当前和长期的要求。为此，每一个经理都必须：制定目标和措施并传达给相关人员；进行组织工作；进行鼓励和联系工作；对工作和成果进行评价；使员工得到成长和发展。
实行目标管理法。经验主义学派给管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们提出了任务（或目标）决定管理，并据此提出了目标管理法。在他们眼中，传统管理学派偏于以工作为中心，忽视人的一面，而行为科学偏于以人为中心，忽视同工作相结合，而目标管理法则结合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法，使职工发现工作的兴趣和价值，从工作中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
企业要建立符合自身条件的组织结构，这个结构必须符合企业寻求利益最大化和员工价值最大化的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管理者必须根据企业的特点和以往的管理经验自行建立一个组织结构。
六、简要评价
经验主义学派是现代管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对管理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它批评了传统管理学不假思索地采取偏重于狭窄地归纳法的实证主义方式，他们直接调查个体的理解，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解释这个世界，从管理学者自己作为行动主义者而不是旁观者的立场，在复杂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形成和再造管理的未来。他们厘清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一直纠缠不清的关系，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科学，并认为自然科学是探寻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管理科学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中的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可循。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对个案的研究和考察。当今享誉世界的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法即来源于此。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组织活动由个人行动来决定，个人行动由个人动机、行为规范和价值关系来决定，充分肯定了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把人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一起列为了管理的目标，反对了实证主义管理学把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些无个性的社会事实或者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科学的主要方法是以描述性的历史方法说明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反对在管理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概括规律方法。经验主义学派中很多重要的理论都是运用了描述性的历史方法。例如，在德鲁克的最有名的关于企业经营就是“引导消费、创造客户”的定义，是源自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决定消费的论述，但是德鲁克将这个理论放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加以考察，并用描述性的历史唯物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经验主义学派为管理学提出了任务（目标）管理法，这一方法是当今运用的最多的管理方法。
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之处：经验主义学派的方法可以说在管理丛林中十分具有特色，但他们受到了很多管理学家的批评。经验主义学派由于强调经验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原理和原则，无法形成统一完整的管理理论，管理者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而初学者则无所适从。同时，过去所依赖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去。孔茨在他的书中指出：“没有人能否认对过去管理经验或者过去管理工作‘是怎样做的’进行分析的重要性。未来情况与过去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确实，过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依赖历史上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的原始因素，肯定是危险的。其理由很简单，一种在过去认为是‘正确’的方法，可能远不适合于未来情况。”这番话说明，由于组织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过分地依赖未经提炼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来解决管理问题是无法满足需要的。
参考文献：
1、奚红华.德鲁克管理思想回顾及简评[J].现代管理科学,2005（7).
2、丁军.德鲁克管理思想剖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6).
3、罗珉.经验主义学派方法论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12).
4、肖莹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J].人物,2005（4).
5、徐向艺.管辖治理――管理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