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1.1所有权的介绍

昂纳尔将所有权概括为11个特征,即占有、使用、管理、收益、变现、安全、转让、无限期、剩余控制权、承担判决责任、不妨碍他人,这实际是对财产所有权的界定。作为公司股东对其股份享有的权力与其所拥有财产的权力完全一样。但是,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股东对公司享有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股东能完全享有的权能是无期限和剩余控制权,其他权能股东完全不具有或部分具有。即使是公司董事和经营者在上述11项权能中能完全享有的仅仅是5项,即可以占有、管理、处分公司资产、不妨碍他人和剩余控制权。尽管董事和经营者们享有更多的所有权特征,但是他们还是不享有完全的公司所有权。中国学者对上述两种意义上的所有权的表述有:“所有权就是所有者拥有的权利,收益权是所有权的核心和实质。从公司的层面看,所有权以两种不同的形态存在着:一种是资产的所有权,一种是公司的所有权。两者是有区别的。资本所有权是与产权等价的概念,而公司的所有权首先表现为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是相对合同收益权而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权需要借助控制权得以最终实现。由此，从不完备契约的角度可以将企业所有权的核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1.2经营权的介绍

现代公司法人是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权利主体，公司法人对公司名下的全部资产拥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因此公司经营权就是公司法人财产经营权，公司经营权源于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在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形式下，公司股东将其所有的财产作为出资投入到公司形成公司法人财产，公司法人拥有对法人财产的所有权，对公司法人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置权。但是由于公司法人是抽象的法律意义上的“人”，因此公司法人对公司财产的权利最终必须由自然人行使。在古典型公司形式中，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由公司股东自己行使；而在现代公司形式下，由于公司规模的大型化、经营业务的专业化以及公司股东结构的高度分散化，公司股东只能将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之中具有可分离性的权能分离出来委托专业的公司经营者行使。所以说公司经营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大权能中具有经营属性且具有可分离性、可委托他人代为行使的那部分权能。

1.3企业控制权概念的引入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控制权”一词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1932年)将其界定为:控制权就是指无论是通过行使法定权利还是施加压力,实际上有权选择董事会成员或其多数成员(的权力)。有时,控制权并不是通过影响董事会成员选择来体现,而是实际上支配公司经营者,比如对于欠债公司而言银行实际上拥有控制权。其二,出自产权理论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中的剩余控制权。该理论从企业的契约性和合约的不完全性出发来理解所有权关系,并认为企业所有权的核心是剩余权。剩余权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居于最重要地位,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公司的控制权从结构上又可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指那种能在事前通过契约加以明确规定的控制权权力,即在契约中明确规定的契约方在什么情况下具有如何使用的权力;剩余控制权则指那种事前没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控制权结构表现为控制权在公司权力机关的配置状况,法玛和詹森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中从与控制权紧密相联的决策权入手,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分类,把企业决策分为“决策管理”和“决策控制”。“决策管理”包括初始决策的提议和对已认可决策的贯彻执行,而“决策控制”则包括对所提议的决策的选择和对决策方案执行的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经理所得到的控制权是一种决策管理权,而所有者代表所得到的是一种决策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控制权表现为决策管理权,而剩余控制权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大事项的决策控制权。公司控制权通过契约授权的方式在企业的各权力机关之间进行分配:作为所有者的股东除保留通过股东大会制度行使最终控制权,诸如通过投票选举和罢免董事、审批和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等部分决策控制权外,将决策控制权绝大部分授予了董事会。即公司意愿决定权由股东大会行使,公司重大事务决策由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再将决策管理权授予了经理人员,经理人员向董事会负责,董事会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公司控制权具有三大特性：首先,公司控制权是可转移的。大股东可通过内部董事会中“用手投票”的方式,小股东可通过对代表其资本价值的股票在资本市场上买卖,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激发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购并而达到控制权转移的目的。其次,公司控制权具有一定的收益。这种收益不仅表现为它能给其控制主体带来的货币报酬,更重要的是掌握公司控制权就意味着控制权主体能享受到特定的控制权收益,而这种特定的控制权收益是难以度量的一种非货币收益。最后,公司控制权具有对所有权的依存性。

2.中国企业治理模式改革的路径分析

2.1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简称两权分离。在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将经营权委托给他人使用。如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资本家委托总经理经营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两权统一走向两权分离，即国家仍拥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独立法人。实行两权分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

20多年来,中国国企治理模式改革的路径取向一直是两权分离:先是“旧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是“新两权分离”(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

2.2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公司(资产)所有权虽然是获得公司控制权的基础,但(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控制权往往大于或小于(资产)所有权。虽然公司控制权具有对所有权的依存性,但是拥有(资产)所有权并不是获得控制权的唯一途径,所有权与控制权往往会发生背离。从伯利和米恩斯(1932)开始,人们通常用表决权来度量控制权。如果按照这种理解,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组合具有4种模式。

(1)所有权分散,表决权分散,表现为强势经营者,弱势所有者。

(2)所有权分散，表决权集中,表现为弱势经营者,弱势所有者,强势表决权所有者,或强势经营者,弱势所有者。

(3)所有权集中,表决权分散，表现为强势经营者,弱势大股东。

(4)所有权集中,表决权集中,表现为弱势经营者,弱势小股东,强势表决权控制者,或弱势经营者,弱势小股东,弱势大股东,强势表决权控制者。在同股同权的情况下，一份所有权享有一份投票权，所有权和控制权大小相一致。然而控制权私利的相关研究发现，在实践中，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控制权，形成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LucianBebchu等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多重投票权、交叉持股和金字塔结构实现以较少的投入（即较少的所有权）获得较大的控制权。

2.2.1双重投票权股份

双重投票权就是上市公司同时发行具有不同投票权利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股票。这种方式的运用受到各国法律的限制，瑞典、南非、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允许公司发行双重投票权的股票，我国不存在双重投票权的股份。

2.2.2交叉持股

交叉持股就是集团内部的成员，通过相互之间的持股，以较低的投入获得控制权的方式。交叉持股的一个特征是，集团内部成员的控制权并不是掌握在某单一企业或股东的手里，而是分布在集团内，由各成员共同享有。计算交叉持股方式下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相对比较复杂，LucianBebchuk等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2.2.3金字塔控股结构

金字塔控股结构是一种被世界各国的企业集团广泛运用的控制性结构，其典型特征就是上市公司处于控股结构的底层，而处于金字塔控股结构顶端的最终控制人可以以较低的现金投入获得控制权。LLSV等对金字塔控股结构作出了严格的界定：一个以20%或10%的持股水平为控股标准的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应满足以下条件：

（1）处于最下游的上市公司具有一个终极所有者；

（2）至少有一个上市公司存在于下游上市公司与终极所有者之间的以20%或10%投票权为基准的控制链条中（a1,a2,a3均应达到控制权标准，即10%或20%）。

2.3管理层收购“反叛”现代两权分离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MBO)是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金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或控制权结构,进而通过重组目标公司,实现预期收益的并购行为。由于收购中运用了大量负债融资,也即利用了财务杠杆方式,所以说管理层收购是杠杆收购(LBO,LeveragedBuy—out)的一种。英国经济学家麦克.莱特(MikeWright)在1980年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对该现象进行了比较规范的定义,即：目标公司的管理者与经理层利用所融资本对公司股份的购买，以实现对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变，实现管理者以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身份主导重组公司，进而获得产权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由于管理层收购在激励内部人员积极性、降低成本、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法宝。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运用MBO进行资产剥离的案例占资产剥离总案例的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仅为5％,而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就达到了15％。对中国企业而言，MBO最大的魅力在于能理清企业产权，实现所有者回归，建立企业的长期激励机制，这是中国MBO最具鲜明的特色。从目前来看，国内进行MBO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促进国企产权体制改革；二是解决民营企业带“红帽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企业向真正的所有者“回归”，恢复民营企业的产权真实面目，从而为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扫除产权障碍：三是帮助国有资本从非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四是激励和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减少成本。

由此可见，MBO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国的“MBO热”也就是近几年，从1999年非上市公司四通集团改制打响中国MBO第一枪，1999年粤美的吹响上市公司MBO号角，宇通客车MBG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之先河，已有近5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MBO，另有以百计的上市公司正进行暗中操作，MBO逐渐成中国资本市场热点。自2002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有股权转让的政策和规定，特别是2002年12月1日开始实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更是直接推动了从0升温，由于中国推行MBO具有先天不足，先有实践，后有理论;先做游戏，后定规则;既涉及意识形态，又卷入重大利益分配冲突，存在不少较严重的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特别是自2002年12月开始实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来，上市公司的MBO便如火如荼展开了，自1997年至今，我国己有近百家上市公司探索实施MBO。管理层收购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反叛，是对两权分离理论的一种否定。但它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旨在降低成本。然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也会加剧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为防范管理层收购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风险，必须加强监管。一方面需要加强内部监督机制，提高监事会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扩大其职权范围，并适当增加职工监事的比例，从而建立起内部监事会、审计、财务“三位一体”的监控制约体系；另一方面应建立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包括法律诉讼制度；此外，也需要加强对实施管理层收购后企业动作的监管。至于监督体系，包括市场投资者的监督与中介机构的监督两个层面。

2.4中国企业“两权分离”的特殊性

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与企业制度的选择休戚相关,而在众多制度之中,产权制度的确定关系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从"两权合一"到"两权分离",中国企业历经了重大的演变历程.在企业由受纵向控制的生产单元向自主治理的市场竞争主体转变的道路中，企业“两权分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的、过渡时期的特殊问题。以上市公司为例，这些特殊性表现为：

2.4.1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导致经营者的逆向控制

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在进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时，民间资本规模小、实力弱因而还不具有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实力；同时，国家在改革和立法观念上，又受到“保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控制力”传统理念的限制。在此背景下，作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坚的上市公司的资本构成就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据统计，截止2001年4月末，在全国1102家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中，第一股东为国家持股的占65%，第一股东为国有法人持股的占31%，二者之和所占比例高达96%。我国资本市场中，国有资本规模庞大，减持国有股的任务在国内资本市场难以消化。前几年因减持国有股造成股市巨大动荡，至今余悸犹在。因而，国有股“一股独大”成了难以改变的现实。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会带来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缺乏自我保护的本能和发展进取的内在动力，是市场经济中效能最差的所有者。国有资本投入企业存在多重委托关系，但作为初委托人的所有者是谁却很模糊。所以，所有者缺位和产权界限不清是国有资本的先天性缺陷，使其经常成为经营者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受害者：如果将全体国民看作所有者，他们个人股本在国企国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他们中不大可能有人为公共利益而由个人付出监管成本；如果说国家是所有者，它又只是个没有主观意识、不能感知痛痒的抽象体，对自身利益不具有私人资本那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对利益的追求也缺乏自然人那种内在的动力。我们的国有资本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代行所有者权能，但他们事实上也是人。

由于没有“所有者利益”这个内在动力，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容易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寻租的对象，经营者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因此往往有恃无恐，这种先天性的体制缺陷也因此使国有控股公司成了产生腐败的土壤。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他们中有的把发行股票的融资投向原属地之外，甚至投到国外，滥设分支机构，千方百计摆脱所有者的控制；有的用国有资本为别人滥设抵押权，有的越权转让国有的当红股份，内中隐情可想而知。我国的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分布广、份额重的特点，监管工作力所难及，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权益很难保障。二是“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拖累了整个企业，从而损害了企业全体所有者的利益。“一股独大”使国有资本的经营人在股份制企业里具有了绝对控制权，其它股东很难对其形成制约。一些国有资本的代管部门对企业经营情况不闻不问，向企业派入董事还是沿用干部任用那一套，一些“赚钱外行，捞钱内行，作威作福，两眼向上”的政府官员直接改行当了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利用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盲目决策，乱决策，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在企业经营不断走下坡路的同时，他们自己奢侈的职务消费和高额薪酬却一再提高。正因如此，才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总体效益低下的局面。尽管有不少连续亏损的企业靠造假帐，制造虚假业绩蒙混过关，一些成了空壳的企业通过所谓的“重组”、“借壳”帮人上市保住了原企业的名字，但仍有大批企业成了ST企业，投资人的所有者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2.4.2投机性投资过度，不利于培育成熟的投资主体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现状带来的种种问题，人们呼唤能有效行使所有者权能的新的投资主体快速孕育发展起来。但是，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对培育新的投资主体十分不利。目前，我国企业的上市流通股基本全处于投机炒作状态，股票市场在暴富了一些人（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同时，也成了广大中小投资者销蚀财富的无底洞。据统计，到2003年，国内股票二级市场已经亏损8900亿，仅2001、2002两年国内股市流动市值就蒸发了6000多亿。在投机性炒作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被公然盘剥的对象，上市公司发起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纷纷成为入市圈钱和坐庄炒股的赢家。从深沪股市建立以来，上市公司包括A、B、H股创造利润仅6965亿元，却从社会公众股东手里融资9675亿元。与此相对的是，深沪1364家上市公司发起股东上市前的净资产为5370亿元，现在的净资产增值为11302亿元，加上历年红利1676亿元，资产升值了142%；A股社会公众股东的现有净资产6169亿元，加上分得红利747亿元，比其累计投入资金8447亿元缩水18%。如果扣除被机构投资者瓜分掉的另一杯羹，社会公众股民受盘剥的状况可能只能用“惨”来形容了。

入市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凭借资金和技术的优势，投机炒作的利益也是十分可观。以中国社保基金为例，去年它仅拿出总资产1100亿元的25%，即275亿元左右的资金进行“投资”，当年就获利35.54亿元。其它各类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也纷纷通过炒股赢得暴利。投机性投资造成两大恶果：第一，上市公司发起股东和资金实力强大的机构投资者只愿意把心思用在操纵股市，盘剥广大的中小股民，而不愿意成为能对企业经营者发挥有效控制作用的稳定持股的股东。他们虽然也是股份公司的投资人，但他们对企业的兴趣主要是探询、制造和利用各种虚假信息、内幕信息，频繁炒作牟利，而根本没有治理、控制企业，改善企业管理，提高经营效益的热情。实际控制企业的经营者损害所有者利益的种种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所以得不到遏制，不仅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对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更重要的原因是上述频繁变动的资本所有者根本不会关心企业的根本利益。第二，中小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被盘剥的现实，使散存于民间的大量资金不敢进入资本市场，使全国年增一万亿有余，总额已近10万亿元的国内居民储蓄难以转化为资本。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也因此发生了根本逆转——2000年直接融资比重占15%以上，到2002年急剧萎缩到4.2%，人们翘首以盼的民间投资主体迟迟不能出现大的发展。由于新的有效投资主体成长乏力，我国上市公司中的股权结构仍以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为主流，相应地，多重委托的经营治理方式及其固有的特殊缺陷就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

2.4.3企业内外部监督功能的缺失，使所有者利益处于近似无保护状态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三：一是国有资本所有者和频繁变动的投机性投资者都缺乏对企业命运的深切关注，不能真正发挥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约束和激励作用，致使企业处于所有者缺位状态。二是内部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三是外部市场监督因无内在利益驱动，且缺所有者权利主张的推动，多数处在被动无为状态，企业家与律师事务、审计财会、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不能形成相互制约的体系。由于内外部监督功能的缺失，使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形成了董事会、经理说了算的经营者主导型运行机制。经营者利用作为国有股份所有者代表的主管部门对维护所有者利益的怠惰和自己占有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在签订委托经营企业的合同时，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在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时，总是有选择地披露有利于自己的信息，隐瞒那些可能加强所有者地位的信息，夸大自己的功劳，开脱自己应负的责任，从而获得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契约条款，巩固自己的控制地位，为自己攫取最大的私利。一些代表国有资本当选董事长的人，靠这些手段把企业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而使自己长期占据的董事长位置无人可以动摇。

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3.1股权稀释

股权结构调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关于改革纷争的结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股份制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三个阶段,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有股权一股独大问题日益突出,股权稀释成为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3.2利润转移

国有企业的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和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既不是产权问题,也不是经营机制问题,当然更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企分开和管理问题,而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利润转移的问题.利润转移是国有企业沉重负担的直接结果。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其基本任务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提高企业的综合经济绩效.为了达到经营目标,企业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动作机制和经营活动都有严格地要求,否则企业就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然而,国有企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违背了市场经济对企业组织的基本要求,它们肩负着过多的社会负担和债务负担,致使企业的大量利润转移为社会性支出和银行利息.首先,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附设学校,医院和一些其他福利性,社会性机构,使相当一部分利润转移为社会支出.据调查.目前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病床在企业,有18000多所学校是企业办的,企业办的学校在校生达610万人,在职员工达60万人.不少企业从幼儿园办到大学,有的厂医院达到上百张病床,相当于一个县医院的规模.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和不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扭曲,这一格局的形成,首先在于国家为降低计划和行政组织成本而作出的选择从而使企业迫于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而不得不寻求自身服务的配套和完善.应该承认,企业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弹补了我国社会结构不完善的现实,但为此企业却必须付出经济上的巨额代价.为了支撑这一块,一个企业每年需要付出数百万到上千万元,许多企业办社会的费用超过了每年所创造的利润总额.企业还挑着离退休职工养老的沉重负担.据国家经贸委1994年初对上海,天津等6个新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调查统计,国有大中型企业离退休人员共307.14万人,占在职职工总数的3678,其中上海市工业系统离退休人员达万人,占在职职工总数的50.对于企业来说,这又是一笔数额不小的开支.据黑龙江的有关资料反映.全省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80万人,年支出达28亿元.加上企业办教育,医院,福利,公检法等各项支出2亿元,两项合计近50亿元.其次,国有企业过度负债,使大量利润转移为银行贷款利息.在市场经济中,利用贷款经营是正常的,但如果贷款过大,负债率超过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负效果.从国外企业的情况看,资产负债率一般在45—60之间.而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资产负债率却高达70—80,形成过度负债。据去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接资统计,总资产41370亿元,总负债31049亿元,资产负馈率为75.1,如果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以及资金挂帐4000多亿元,资产负债率则上升为83.3.特别是流动资产负债率,现已高达93—94,企业基本上全部靠贷款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负债过大,企业成了银行的"打工仔",不得不用大量的利润支付银行利息.如昆明电缆厂,1994年支付贷款利息1368万,超过全厂职工工资总额,相当于当年实现利税总额的93.51.北京内燃机总厂1994年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4亿元,自有流动资金仅有6000万元,预计95年贷款将达到1亿元,按现行利率计算,需要付给银行的贷款年息将达到10980万元有的企业除了利润支付以外,还用折旧费充抵银行贷款如北京化纤厂由于债务沉重.不得不将所获利润和一半以上的折旧用于还贷.致使企业无力对逐渐老化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无力开发新产品,甚至无力维持简单再生产.第三,富余人员过多,使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应得利润转移成劳务成本。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一般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即便在经济效益较好,开工饱满的企业中,富余人员的比例也达到2左右.富余人员过多,劳务成本增大,企业的利润就必然减少,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富余人员过多已成为吸食企业利润的巨大黑洞.例如一仅黑龙江一省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就有100万人，为此每年需要支付5个亿.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企业目前约有3000万富余人员,如果按此数推算,每年至少要支付一千多个亿,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两倍多.利润转移使国有企业陷人难以自拔的困境。由于沉重的社会费债务负担,致使国有企业利润大量转移.而正是这种利润转移,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普遍地经营绩效低,竞争能力差以及企业行为的扭曲,使国有企业陷入丁难以自拔的困境。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不佳,特别是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资本利润率低,亏损面大,经济效益很不理想,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作具体分析.国有企业确实在体制上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资产的管理与经营,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需要从深层次上进行改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账面上关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亏损面大的统计,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的实际结果.国有企业肩负着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所没有的种种负担,致使大量利润转移到其他方面,这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低,获利能力差甚至亏损的直接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卸掉那些不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种种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利润转移问题,那么其经营绩效将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

4.对的案例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是在转型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发展起来的，具有一般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非理性和非效率特征。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普遍存在委托问题，人往往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寻求个人私利，而并非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控制性资源，主要包括:固定资产、隶属的分支机构以及通过股权纽带控制的其他生产运营组织等，它们是产生控制权收益的重要来源。并且，控制性资源的获取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控制权收益形成的价值水平，而对于控制性资源的获取方式，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股权并购等企业资本配置决策行为来实现(shieifer和vishny1989，1997)。这种对控制权私利的追求表现在公司投资决策中就是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普遍存在。

4.1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盲目投资、盲目多元化等过度投资行为

将资金投资于各种效益并不理想的投资项目，甚至将资金投入到一些公司原本并不熟悉且与企业主营业务范围无关的领域，造成了过度投资。“德隆系”的崩溃、猴王集团的“极盛而衰”、“托普系”的没落等，都是盲目扩张导致企业经营失败的例证。如，1997年其控股子公司和合资企业多达19个，对外长期债权投资单位也有大幅增加，其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轻工、贸易、机械钢铁等众多领域，分支机构等多个省份。不断膨胀的对外投资最终使公司自食恶果，1998年投资项目亏损5746万元，1999年虽然通过股权转让等措施，使公司控股及合资企业降至11个，但投资项目依然亏损1327万元，最终使公司戴上了PT的“帽子”。还有，PT农商社1994年2月上市之初，就提出了要建立“中国式综合商社”的企业发展构想，即试图建立以贸易为先导，以实业为基础，以金融为后盾，集贸易、投资、信息、综合协调功能为一体，成为科、工、贸一体化，内外贸相结合，集团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商社。这种跨产业和跨部门的“大而全”的企业架构，导致了它过度投资和拉大投资战线。后来的发展中业务门类过多和覆盖面广成了企业发展的包袱，从而导致其业绩逐年严重滑坡，最终戴上了PT的“帽子”。我国很多的上市公司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投资战线越拉越长，严重挤占了生产发展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形成了巨大的资金缺口，最终债台高筑，不仅使这些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使这些公司进入了资金链条断裂的恶性循环。

4.2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资金闲置等投资不足现象

很多公司将证券市场作为圈钱的工具，融资之后并不按招股说明书中的用途使用，很多资金被上市公司拿去委托理财等。如麦科特2000年8月上市，募集资金5.2亿，可到2001年中期，除了7700万元还债，1.78亿存银行，1.9亿买国债，用于企业募股项目投资的资金仅7000万。中农资源2000年12月22日发行8000万A股，募集资金4.88亿元，到2001年中期，所有投资项目均未实施，所募资金3亿元用于短期投资，9000万作流动资金，9000万存银行。还有一些上市公司成为其大股东的巨额“提款机”，大股东通过不公平关联交易、子公司不得己为母公司提供巨额贷款担保、把投资者的钱无偿划拨给大股东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从而造成上市公司的失血甚至倒闭，如猴王、棱光、济南轻骑、春都、吉发等，还有三九药业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达25亿之巨，占上市公司净资产的96%之多。对股权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高度集中的结构特征，并且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很高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同时对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国家控股的。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的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增长迅速，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的现象。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公司普遍存在委托问题，而在我国股权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不同于西方股权分散的国家，问题从股东和管理者的冲突转变为大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方掌握着资源的控制权，在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合约的现实情形下，者往往利用拥有的控制权寻求个人私利最大化，而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大多数公司存在终极控制人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会进一步加剧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侵害行为，具体到投资决策就表现为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

5.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研究结论及解释

可以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国外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投资与自由现金流存在正的相关关系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中也普遍存在。而且，这种投资现金流相关性是由于冲突下的投资过度问题导致的。在机会主义动机作用下，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有动机利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建造“企业帝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第二，随着两权分离程度的增加，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加剧。在我国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的主要冲突由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转变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由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可以带来控制权私利，所以大股东有动机侵害小股东的利益来追求控制权私利。最终控制人采用金字塔形式控制上市公司所导致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导致大股东的责任和权利的不统一，加剧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增加了大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过度投资就是这种侵害效应的表现形式。第三，随着现金流量权的增加，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得到缓解。如果说两权分离降低了最终控制人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成本，那么现金流量权的增加就相当于增加了最终控制人侵害行为带来的成本。现金流量权的增加导致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更加趋于一致，可以缓解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行为，减轻损害企业价值的过度投资行为。第四，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升高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同时过度投资行为会受到独立董事制度的制约。股权制衡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其持股比例增大后有动机和能力监督大股东的行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流通股比例增加，股权制衡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五，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偏低，从而导致其没有激励去监督大股东的行为，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还没有培养出大量的有实力的投资机构，不能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行为形成有效的制衡。对于股利制衡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一不符合假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能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很少发放现金股利有关。我国上市公司即使发放现金股利，其数额也较少，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不大，如果提高企业的现金股利水平可能会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5.2政策建议

我国许多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多元化、重复建设等非效率投资行为。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决策者的能力素质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有关的公司治理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激励约束作用，使公司的一些投资决策不是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而是成为决策者谋取私利的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过度投资。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即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又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投资效率的提高，必须通过投融资制度改革，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根据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以有效控制企业过度投资，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必须将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强化控股股东对经营者监督激励，同时抑制控股股东通过非效率投资侵占其他股东利益。前文的实证研究证明，提高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有利于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描述性统计发现我国的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很大，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后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还是偏低。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且主要由国家控股的“一股独大”的情况下，自由现金流成本十分严重，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导致企业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中小股东利益严重受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积极稳妥地进行国有股减持，提高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形成合理的、能够使股东之间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这样非控股股东才有动机对控股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才能对控股股东产生“接管”威胁，减少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行为。公司治理涉及诸多利益主体，因此只有规范完善的法制环境才能保证公司治理顺利、有效地进行，各利益主体的权益才有保障，治理功能才能有效地发挥。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因此，必须规范控股股东行为，防止大股东蓄意“掏空”。政府要完善立法，为中小股东提供更多的法律保护，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更要严格执法，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公司运营，对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一经查出，严厉处罚并立案入档，形成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革从而提高民营资本的比例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提高，更重要的是承担亏损及债务责任。国家应让非国有股东占大头，自己成为少数被动股东，搭非国有股东监管经理人员的快车。国家持股的目的主要应该是分散风险，让国有资产增值，而私人投资者可能更善于和更合适风险管理。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资本结构理论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其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密切相关，通过资本结构的合理安排，可以利用负债的避税效应，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由于债务经营中财务风险和破产成本的存在，资本结构中并非负债率越高越好；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但由于资本结构的选择还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本结构最优区间的不同。这种成熟的理论对分析资本结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基础上提出的，是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基础之上的，而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资本市场环境，一定要立足实际，在借鉴中西方已有的资本结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际以分析我国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关系为目的，希望为我国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国外现状

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国外的研究结果大都表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成正相关关系：Masulis，RonaldW(1980)发表在《经济学刊》上的《资本结构变动对证券价格影响一文中得出普通股价格的变动与财务杠杆水平的变动成正相关关系。Masulis，RonaldW(1983)发表在《财务学刊》上的《资本结构变动对价值的影响某些证据》一文中得出企业价值的变动与其负债水平的变动成正相关关系。LaxmiChandBhandari(1988)发表在《财务学刊》上的名为《债务/权益比与普通股期望收益：经验证据》一文中得出债务/权益比与普通股期望收益成正相关关系。Harris和Raviv(1988)则发现伴随新债发行、股权换债权和股票回购消息的公布，股票价格会上升，即所谓债务融资的信号效应。

三、国内现状

我国学者对资本结构的研究相对还较为滞后，对我国现阶段的实证研究资料较少，在已有的对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由于结合了我国的国情，基本结论分为两派，一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与西方一致，一部分认为是负相关。

1.认为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负相关。

汪辉（2003）在《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一文中，搜集了1998-2000年上市公司的3420个数据，以TobinQ值为被解释变量，以负债融资率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债务融资率与公司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张佳林等（2003）在《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一文中，以我国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为例，对其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两者呈正相关的结论。陈共荣（2005）等在《中国转轨经济中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分析》一文中，搜集了668家上市公司2000-2003年的数据，分别以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和TobinQ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债务融资率和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不同企业价值衡量指标的选择会得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不同结论，因此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资本结构理论。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公司业绩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一、引言

我国经济的日益增长有赖于我国中小企业板的产生与发展，自从20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的发展意味着我国的中小企业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在规模的扩大和外部融资方面都迫切地需要转化，另外在公司管理以及科技的投入方面也需要顺应经济地发展做出调整。这些改变为中小企业板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所以后来的这些中小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相应的公司制度还是齐全的，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年薪制等制度结构一应俱全。从2004年到2010年短短六年时间内，深圳证交易所创立的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635家。对于一家中小上市公司来说，管理层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委托―这个问题间接地决定着这个公司的运营。如何更好地完善挂牌上市的中小公司治理结构，提倡股权激励制度应用于这些中小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中，事实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办法确实可以在这些中小上市公司中获得相对较好的管理效果。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Berle和Means（1932）提出，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管理层只有少量的股权会促使他们牺牲公司利益而谋求自身的利益。但是随着他们股权比例的增加，这种情况会改变。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公司的股东，从而与广大股东利益一致，自利行为会减轻，对经理持股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相关性研究早期是得出一种线性相关，也就是说经理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成正比，持股比例越高，业绩越好。Jensen和Murphy（1990）研究结果表明，首席执行官的股票期权的价值会随着股东的财富发生变化。Mehran（1995）分析得出，CEO致力增加公司业绩的动力来自公司对其的激励报酬的结论，而且企业业绩与CEO持股比例是正相关关系。Chen等（2003）发现Tobin’s Q值与高管层持股比例呈显著正线性相关关系，即高管层所持有股份能够促进公司业绩增长。Griffith（1999）研究CEO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得出结论两者呈U型关系。Demesetz（1983）得出结论，股权结构和公司所有权结构，与企业获得利润的实力没有联系。同样的结论也可以通过超产权理论得出，公司所能接受的市场挑战程度才是和企业业绩有直接关联的，与管理层是否持股并没有相关关系。Demsetz（1985）研究得出股权集中度与账面利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Kole（1996）研究发现了业绩不是由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来决定的，反而是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可以决定业绩。Chung和Pruitt（1996）、Cho（1998）等运用联立方程来分析他们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发现两者互相决定。Cho（1998）研究发现，公司的价值与公司战略方向有一定关系，这个关系反应在高管层所持有的股份上；有一流投资机会的企业或Tobin’s Q值高的公司，管理层更希望增加持股的比例，但高管层所持有的股份比例难以对企业的价值产生影响。

（二）国内文献张晖明、陈志广（2002）通过对沪市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公司的业绩与管理层的报酬和所持股的比例成正比。徐承明和濮卫东（2003）研究发现企业的效益和CEO、总经理的占有股份比例呈正比。汪旭晖和徐健（2009）对国内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分析，认为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对企业绩效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呈单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并不多见。于东智、谷立日（2001）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和高级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主要是呈相关关系，只是持股比例有不同，分阶段回归的相关系数都没有呈现显著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团队生产理论认为，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作为一种激励制度安排，可以激励管理人员积极工作，更有动力监督团队成员工作，减少团队成员偷懒与“搭便车”的风险，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率和业绩的提高；委托理论认为，人与委托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人消极怠工，存在道德风险。这时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激励作为一种制衡机制，授予管理层一定股权让他们成为公司股东，两权分离而产生的矛盾一定程度得到缓解，经理人员与股东的行为行为目标一致，经营人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一定程度减轻，对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发展都有正向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管理者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稀缺的人力资源。这一特征决定着企业应该通过某种机制激励管理者留在公司，并且尽其最大努力程度为公司创造效益。通过授予管理者公司股权让管理层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这也让管理层得到到企业所有者一种不可替代的认同，这些都激励着企业的管理层努力工作。这些关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对公司业绩有正向影响的论点从这些理论也能分析得出来。但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掘壕自守假说认为管理层股权比例的提高多导致公司对其的约束和监督削弱，管理者发生自利行为的风险增大，损害公司的价值。本文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会对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产生的两种相互抵消的激励作用，当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重波动时，公司的收益会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成正比，当然同样能使高管们滋生防御心理，假如双方发生效应，就会使得中小上市企业的绩效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持股的比例在一定段位内，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和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而当高管层的持股比例足够高时，可或许会追求非价值的最大化目标，从而影响到企业的价值，或者说，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高，企业的业绩可能高也可能低，也可能是先高后低。本出了以下的假设:

假设1：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中企业的业绩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存在非线性关系

从内生性视角来看，高管层所持有股份的变化不是独立的，以公司周遭环境的波动来调整企业绩效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的关系，使管理层的持股权重达到合理化。以下为本文的假设：

假设2：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和企业业绩之间产生内生性

（二）研究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文研究了自2008年至2010年中小企业板截面数据，这些数据全部来源于CCER（色诺芬）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巨灵数据库、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和上市公司在深交所网站公布的年报，运用了Excel2003和Spssl1．5两个数据处理软件来处理数据。为了保证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分析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和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时，争取减少样本数据的影响因素，并且保证统计度量标准是一样的，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的标准如下：无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公司不包括在内；不包含与金融相关的企业；不包含ST企业和已停止入市的企业；不包含数据残缺不全的企业，如某些企业在年报中隐瞒管理层的持股情况。根据以上原则，本文最终对2008年的213家、2009年的265家和2010年的350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了研究。

（三）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本文对研究变量进行定义见表（1）所示。本文构建以下研究模型：（1）假设1的实验模型 本文使用二次非线性模型来验证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和公司业绩的联系，这个模型可以标志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和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假定二次非线性模型开口向负Y，那么高管层单次方系数为正，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二次方系数为负。

Per=a0+a1MSR+a2MSA2+a3SIZE+a4DEBT+a5GROW+a6CEOD （1）

Per代表公司业绩，本文选用ROA来对应；MSR是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其他变量有公司规模（SIZE）、负债率（DEBT）和成长性（GROW）和CEO双重性（CEOD）。（2）假设2的检验模型。为了检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公司业绩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公司业绩为解释变量对高管层所持有股份进行回归分析。

MSR=a0+a1PER+a2SIZE+a3DEBT+a4GROW+a5CEOD （2）

模型2的控制变量虽然与模型一的控制变量相同，但目的不一样，其内涵有所不同。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总资产收益率均值和最大值为6.25%和38.97%，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体上是盈利的。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均值和最大值是19.23%和75.38%，因此可以看出在中小板上市企业中管理层大多数都持有股份，这也表明对中小企业板高管层所持有股份进行研究具有非常现实意义。此外，企业规模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分别是21.02、24.51和19.24，其中标准差只有0.8，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之间规模相差不大。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是38.7%，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负债率大部分都不高，其主要融资方式是权益融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最大值为297.81%，最小值为-97.50%，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8.83% 和38.70%，意味着我国中小上市企业的成长性具有显著差异。CEO双重性的均值是0.31，表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在中小板上市企业中的比例大概占31%，董事长和总经理互相不兼任的大概占69%。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表（3）反映了总资产收益率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呈显著正比系，其证明了企业绩效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之间是存在着相关关系的，只是不能因此判断出是公司业绩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之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又或者是二者互相影响。其他的控制变量都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者相关，表明在研究中采用的控制变量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中小板块公司的利润额产生影响。并且基本上是呈正相关关系，只有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与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正相关，与CEO双重性负相关。

（三）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总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业绩，利用中小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的数据回归分析模型（1）。结果见表（4）。表（4）表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正比，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重的平方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两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初步地说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和总资产收益率之间呈非线性关系。总资产收益率与企业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但是总资产收率与CEO双重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对假设2进行验证，本文根据中小上市公司从2008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模型（2），分析的结论见表（5）。除企业规模外，其他指标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之间的回归结果并无明显关系，因此证明假设2不成立。杜兴强和漆传金（2008）研究过我国主板上市企业，其结论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我国主板上市企业中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呈现出来的是内生性特征，而与主板不同在中小板块反映出来明显的外生性。这种结果出现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有国内中小板块公司上市较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股权结构方面，中小板块公司和主板上市公司存在较大不同的因素。为了深入分析业绩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笔者将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重分成三个部分并进行了回归分析表（6）。可以看出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总资产收益率之间呈N形关系，且转折点为10%和50%。当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上升到10%至50%时，两者是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重的增加导致了管理者防御，成本增加，对企业业绩的提升没有任何帮助。管理层要想拥有绝对的控股权，持股比重大于50%，管理者经营行为也会受其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加，进而提升企业业绩。这说明了，总资产收益率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受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重的影响。对假设1的检验中，结果显示只有资产负债率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变量包括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公司规模、营业收增长率、CEO双重性都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在剔除了内生性总问题，本文利用分段回归模型得出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在10%以内，与公司业绩是呈正相关关系，在10%-50%内，与公司业绩是呈负相关关系。而超过50%后，与公司业绩又呈正相关关系，总体呈N型关系，假设1成立。对假设2的检验，高管层所持有股份的内生性检验，利用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企业业线绩和相关控制变量做了一个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企业规模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呈显著正相关以外，其他指标与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之间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假设2不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内部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已经在国内中小企业板块中逐步建立起来，在激励机制的引导下，通过企业管理层自身的努力，做大做强的企业越来越多。透过众多具有代表性公司的案例，看出高管层所持有股份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的业绩有正面作用。然而，分析中也发现一些问题，目前国内的中小企业板在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板实施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激励机制，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多是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实际持股比例占大多数的大股东通常都是董事长及其家族；存在缺陷的董事会经常导致，独立董事失职，或信息披露失真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出现，企业高管层股权激励机制就会被削弱。股权激励机制如果想在管理层中得以，并且发挥应有的作用，则必须改变我国部分中小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优化股权结构，完善董事会结构，董事长要与总经理分设，一定要对监事会制和独董制进行制度完善，在独立董事中全面了解公司的成员比例应当有所提高。（2）改革企业持股构成。除董事长、总经理外还应该提高高管层其他成员的持股占有率，改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研究发现虽然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层所持有股份比例不低，然而，担任经理人的很多情况下还是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经理人持股比例还比较低，无法产生有效的激励效果。（3）推动实行多种股权激励措施。通过引进高管层所持有股份、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层收购等方式，扭转缺乏长期激励机制的国内现状，股东利益与管理层互利互惠，使约束和激励作用在资本市场得到更好的发挥。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一方面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讲，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利益和利用公司冒险动机也会随着其在公司利益增大而增加。

参考文献：

［1］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高明华：《中国企业经营者行为内部制衡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5期。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公司资本结构的文献。从早期的最优资本结构到著名的MM 理论以及MM 理论的延伸，都是对财务学研究的深入，是不断地条件放宽的过程。现代的资本结构研究主要有信息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优序融资理论、成本理论、控制权理论、成长理论、公司行为理论。

关键词 资本结构；MM 理论；公司价值

【作者简介】潘红洋，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资本结构研究从Modigliani 和Merton Miller 在1958年提出著名的MM理论开始，成为财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财务学的发展，各种关于资本结构的论述层出不穷，即使是从实证的角度去分析，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本文主要梳理关于公司资本结构的主流文献。

一、公司资本结构的早期理论

Bradley、Jarrell & Kim(1984)认为公司是存在的“最优的资本结构”，这种观点从债务带来的收益和产生的成本的角度去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大卫·杜兰特（D·Durand，1952） 对公司资本结构做了系统梳理，形成三种主要的观点：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债务的成本相对于权益成本（股本） 是比较低的。同时，该理论还认为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不会受到企业负债的影响，不管企业有多少负债，企业的权益成本和债务成本都是不变的。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的负债接近百分之百是最好的资本结构。净营业收入理论假设发债的利率是固定的，同时假设投资者以固定的加权资本成本来估企业的EBIT （息税前利润）。净营业收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受到资本结构、财务杠杆的影响，最优的资本结构是不存在的，因而筹资决策和资本结构对企业的价值没有影响。传统理论是介于净收入理论和净营业收入理论之间的理论，它认为负债到了一定的程度会使企业的成本升高，企业最优的资本结构中负债率不能接近于百分之百，当债务比例上升时，债务成本将会上升，并超过权益资本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加权成本达到了最低，此时债务和权益的比例就是最优的资本结构。

二、公司资本结构的经典理论

MM理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早期的MM理论、修正MM理论和米勒模型三个阶段。Modi?gliani & Miller(1958)共同提出了对财务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的MM 理论，此时的MM 理论是建立在完美市场中的，这和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相似，完美的资本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所有公司的风险是相同的。在这三个假设条件下得出了早期的MM 定理的结论。企业的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是无关的，只是和风险程度相近的预期收益率资本化的预期收益水平相关。对于股票价值收益的衡量，认为每股收益就是在风险程度相同的纯粹的权益流量相匹配的资本化率，同时还要加上财务风险的溢价。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决策的选择点只是纯粹权益流量资本化率，决策和投资的类型是无关的，也就是投资那些净现值为正值的项目。修政（考虑所得税） 的MM理论。早期的MM理论只有在完美资本市场的条件下是成立的，但是完美资本市场的条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莫迪安和米勒（1963） 在MM理论的假设中加入了所得税。公司的负债越高，公司的利息费用也会随之增加，由于利息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利息费用达到了节税的目的，公司的价值会随着公司的负债增加而增加。该理论认为有负债公司的价值要高于同样情况下无负债公司的价值。

继修正过的MM 理论之后， Miller(1977)在《债务与税收》一文中修正了原有的MM理论，把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同时考虑进去来分析其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三、公司资本结构的现论

（一） 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是对MM理论的一个延续，它在考虑所得税的优点的同时也将破产成本考虑进来，考虑了税收收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平衡。MM理论在米勒模型时考虑到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价值和负债是正相关的。但是以上的模型都没有考虑大量的负债会使得财务风险的成本增大，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大。因为以上的问题，Myers和相关的学者在税收存在的情况下对企业的各种税收以及企业的负债水平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企业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Flannery（2007） 认为只要能够选择合适的变量反映权衡的正面和负面就可以大致拟合出公司的目标负债率，他们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的研究工具的加入使得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对原有的资本结构研究的假设进行了宽松化的处理，在假设的条件上不那么严格，而是更加契合实际情况。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引进了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公司资本结构研究。

（二） 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是Spence （1973） 提出的。Ross （1977） 借鉴了Spence 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建立了“激励—信号”模型，研究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功能。该理论认为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包含了公司未来前景的重要信息，公司要通过这种方式给外界传达相应的信息。经理人或其他的公司的经营者要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尽量避免向外界传播负面的信息，要向企业的相关者传播利好的信息，吸引债务和权益投资者对公司的进一步投资。Ross认为债务具有较强的约束性，高的债务率就意味着高的破产概率。公司的债务比例能够传递出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和盈利的信号，投资者根据这个信号对公司的价值进行评估。低质量的企业破产风险高，低质量的企业尽量避免过高的债务比例，从而适当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

此时管理者都愿意采用高的负债率向投资者传递信号，以此来显示企业质量较高，增加企业价值。Leland & Pyle(1977)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信号传递理论，以公司的内部人员(公司的创办人或是公司的经理人） 所持有的公司的权益持股比例为信号，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杠杆比率的增加使管理者保留更大权益，也就是当企业提高杠杆比率时，管理者的股本在公司中的比例上升。由于股权是风险资产，管理者通常是规避风险的。管理者持股比例上升使得管理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只有管理者认为公司所进行的项目是优质的项目，才愿意持有更多的股份。因此拥有高质量项目的企业创办者或经理人可以通过增加债务的比例，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其投资项目为优质项目的信息。Faulkender & Petersen （2006） 认为企业的财务杠杆和企业在信用市场的评级有很大的关系，在信用市场上评级较高的企业偏好采用债务融资，那些在信用市场评价不高的小型企业通常只能采用权益融资。Guriev & Kvasov （2007） 研究了融资市场上的贷款寡头之间的博弈策略，证明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升高，因此企业只好采用权益性融资。

（三） 优序融资理论

Myers & Mailuf （1984） 在MM 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由于现代企业模式的兴起使得管理职能和所有权相分离，内部的管理者比投资者和所有者掌握更多公司的信息。管理者要从股东的利益出发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成本。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公司在为新项目融资的过程中尽量避免逆向选择，会选择一些信息成本最低的融资方式。这一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的过程中要先选择内部融资，这样的融资可以给外界传递一个积极的正面信息，同时不会使公司价值下降，而且保证了原有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失。外源融资中的债务资金需要在规定的时间支付固定的偿付额，只要公司能够正常的运作，债权人的权益就能够保障，对信息要求有限，逆向选择低于权益融资，以此可以看到权益融资的成本高于债权融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最优的融资顺序是先内源性融资（留存收益），再外源性融资；如果需要外源性融资，企业偏好债权融资，最后不得已才用股权融资。

（四） 成本理论

詹森（Jensen） 和麦克林（Meckling） 在他们共同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经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1976） 中首次提出了成本的概念。成本是指为设计、监督和约束利益冲突的人之间的一组契约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加上执行契约时成本超过利益所造成的剩余损失，主要有三个方面：企业制定、管理和实施契约所发生的全部成本。詹森和麦克林认为有两种比较大的冲突：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冲突。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是代表股东的，由于他们和股东的目标不一致，消息不对称，就产生了成本。经理人不是为了股东的利益，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同时现代企业制度使得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办起来的，需要大量的股东，股东的实力不同，因此就产生了大股东和小股东。大股东控制了更多的资源，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很高，大股东易对小股东进行侵占利益，自由现金流（FCF） Jensen认为当公司具有较多的现金流和很少的投资机会时，企业会投资净现值（NPV） 为负的项目， 公司的价值减少。Jensen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把多余的现金返还给股东，但是经理人通常希望自己手中的权利最大化，宁愿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不愿意将多余的现金返还给股东。Grossman 和Hart（1982） 将Jensen和Meckling的理论模型化，提出了股票期权计划和外部收购之外的第三种方法——破产。他们认为如果管理者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破产的可能性就提高了，管理者从公司中获得的利益会被破产所抵消，因此管理者倾向去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当权益性的资金比较高的时候，资金都是通过发行股票获得的企业不容易破产；当企业负债高的时候，企业有较少的现金流，要定期偿还债权者一定的利息，这使得企业破产的风险提高，管理者会更多地约束自己，有效经营企业，以免失去自己的职位，从而提高了企业的价值。

（五） 管理控制权理论

Stulz(1990)认为管理者有强烈的“帝国建造”动机，管理者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利的范围，让企业不断扩张。Stulz模型中所有者必须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中寻找资本结构的最佳位置。哈里斯（Harris） 和雷维吾（Raviv）（1988） 主要研究了职业经理人如何通过自己手中的权益去操控企业可能的兼并方法、过程和结果，其基本的理念是把债务杠杆看成反收购的一种方法。

基于企业成长行为的资本结构理论，Myers（1977)将企业的资产分为了当前业务和增长机会，他认为当前业务的担保价值比较高，增长机会附属担保价值低，债权人在借款的合同中明确规定风险约束企业的高风险项目，因此就与股东的利益相冲突。Hovakimain， Opler 和Titman（2001） 的研究认为企业应当用更多的股权融资支持增长机会，用更多的债务融资支持当前业务。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CEO薪酬;CEO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

一、引言

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控制”变为“经营者控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在必要的约束条件下激发企业经营者(CEO)的积极性和才能,对于企业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国内的上市公司还是国外企业,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都似乎是一个敏感而神秘的数字。为了对CEO薪酬有更加全面的把握,本文从上市公司CEO薪酬水平的理论基础、上市公司CEO薪酬的决定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有关CEO薪酬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综述,旨在陈述目前高层管理者薪酬研究的现状并为我国目前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薪酬水平的决定提供参考。

二、上市公司CEO薪酬决定的主要理论基础

(一)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是大多数有关CEO薪酬决定研究的理论基础。1931年Adolph Berle和Gardiner Means对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和“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背离作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人行为”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在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背离和信息成本过高而导致监控不完全的情况下,企业的职业经理所作的管理决策可能偏离企业投资者的利益。在现代上市公司经营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人行为的不可观察性以及风险偏好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公司经营者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成本不可避免(Eisenhardt,1989;Jensen&Meckling,1976;Levinthal,1988;张维迎,1996)。为了克服道德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成本,委托人和人之间多次博弈,最终趋向于签订一种奖励性契约,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股东的目标函数尽可能达到内在的一致,减轻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所有者对其进行监督的负担(高尚全,2000)。这种委托人与人之间的报酬――绩效契约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约束,使得经营者选择和实施可以增加股东财富的活动,最终实现股东和经营者的“双赢”。

(二)竞标赛理论

在由拉齐尔和罗森系统论述的竞赛理论中,总经理报酬被视为总经理的个人的奖金,这不是因为这些人的生产率与这种奖金等值,而是因为赢得这种奖金的竞争会使所有第二层管理人员更加努力。总经理的报酬并不一定反映了他的生产率,但是这种高报酬会驱使一个人或其他所有人努力去接近更高的位置。

(三)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的CEO的薪酬的,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是人们之间的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Coarse,1937)。现代企业尤其是股份制公司是财务资本和经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Stigle and Friedman,1983),企业里的人力资本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从产权的角度来讲,上市公司中存在两类权能完整的产权:股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两类性质不同的产权主体:股东和经营者;追逐两类不同目标:公司利润最大化和经营报酬最大化;承担两类不同风险:股东承担公司亏损和破产风险,管理者承担减薪、降职、失业风险。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两个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关系,以及围绕交易价格――利润和收入报酬的相互博弈,这种博弈贯穿于公司活动的始终(张广柱,2000)。

三、国内外对上市公司CEO薪酬决定因素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对CEO薪酬的研究

1、CEO薪酬的决定因素

Smith和Watts(1983)认为管理者薪酬计划的设计是为了达到两个非相互排斥的目标:减少成本和减少税收。基于1964-1973年的49个制造业公司的一个样本,Lewellen、Loderer和Martin(1987)得出了税收和假说的可检验的含义,推断不同公司之间的薪酬差异由因素解释比由税收因素解释更好。

Reilly、Mainhe和Crystal(1988)基于对1984年的105个公司薪酬的分析,检验了CEO的薪酬水平是由竞赛理论解释较好还是由社会比较理论解释较好。他们对作为其他公司管理者的薪酬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分析,发现CEO薪酬与委员会成员任职的公司中的管理者薪酬正相关,他们将此解释为对社会比较理论的支持。此外,他们发现CEO的薪酬独立于CEO的副手的人数,他们认为这与拉齐尔和罗森提出的竞赛理论相矛盾。但是,Leonarrd(1990)使用439个公司中20000多个管理者的个人数据,发现管理者薪酬与公司的层级数有正相关性。他还发现两个连续层级间的薪酬差距在组织的较高层级中扩大了。他将这些发现解释为对竞赛假说的支持。理论与管理者薪酬结构相关的许多含义反映了风险和激励之间的基本冲突。事实上,这一冲突是公司的核心问题,因为组织的公司化形式的比较优势在于分散的股东比管理者更有能力承担风险。Lambert、Larcher和Verrechia(1991)计算了“确定等值”,他们认为给予风险厌恶的管理者的薪酬组合的价值通常远小于薪酬契约的“期望价值”。他们的结论对于研究将固定薪酬与变动薪酬的各种成分整合为“总薪酬”进行单一度量具有重要意义。

2、CEO薪酬的效应

关注CEO薪酬与绩效的关系的研究多是以委托-理论为出发点的,在委托-模型下,所有者为降低由于经营者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会将经营绩效与激励薪酬挂钩。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最优经营者薪酬契约应该是薪酬与绩效密切关联。在这一假设下,国外的有关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该假设。

Rosen(1992)回顾和评论了有关薪酬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此外,他还分析了管理者薪酬文献中“最典型的现象”:CEO现金薪酬对企业规模的弹性在不同的时期、企业和国家之间的一致性。特别是像Baker、Jensen和Murphy(1988)、Kostiuk (1990)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CEO薪酬对企业规模的弹性处于0.25-0.35,这意味着10%的大规模的公司将多给予其CEO约3%的薪酬。Lewellen和Huntsman(1970)使用1942-1963年公司委托授权书的数据分析了财富100强中的50个公司,推断在决定管理者薪酬上会计利润至少同企业销售收入一样重要。Ciscel和Carrol(1980)综述了相关文献,研究了用于处理销售额与利润之间内在多共线性的可供选择的方式。有关管理者薪酬的早期研究大多数关注于管理者薪酬是与企业规模的相关性大还是与利润的相关性大,检验了Baumol(1959)提出的企业最大化的是规模而不是利润的假说。但是,当理论(表明CEO的薪酬应当与委托人的目标相联系)与现代财务理论(表明委托人的目标是增加股东的收益,而这不一定增加利润或销售收入)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兴趣就消失了。

Murphy(1985)基于1964-1981年美国73个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样本,分析了管理者薪酬与股东收益(包括股票溢价和股利)之间的关系。Murphy发现管理者薪酬对股价绩效的弹性是强的,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他考虑了薪酬的几个不同度量,包括工资和资金(现金薪酬)、期权薪酬和总的薪酬,发现现金和总薪酬对于公司价值的弹性β近似为0.1。此外,他还发现管理者薪酬随营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股东的收益保持不变。Coughlaan和Schmidt(1985)基于1978-1982年的149个公司的数据,研究了CEO现金薪酬的变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与Murphy (1985)相一致的是,他们发现薪酬变化与股票价格绩效正相关。Coughlaan和Schmidt(1985)还首次提供证据表明在差的绩效之后更有可能更换CEO。此外,他们是最早使用《福布斯》公布的CEO薪酬数据的研究者之一,这些数据在随后许多管理者薪酬的研究中广泛使用。

如果管理者薪酬被设计为减少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可以预测这样的管理者薪酬将改善管理激励与企业绩效。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较高的薪酬绩效敏感度导致了较好的企业绩效。第一个试图确立薪酬绩效敏感度与公司绩效之间联系的是Masson (1971),他分析了在航空、化学、电子行业中39个公司的薪酬数据。Masson使用两阶段回归,提供了弱的证据表明对于有较高的薪酬绩效相关性的企业,其绩效在将来会更好。

(二)国内对CEO薪酬的相关研究

1、国内关于高管薪酬的理论研究

(1)高管薪酬决定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CEO薪酬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介绍和评价国外学者关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激励、监督、约束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外的经验做法;二是对目前我国企业高管人员收入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作评述;三是就有关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制度的设计、构成方法及一般原则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

(2)关于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虽然对高层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非常活跃,但是专门从理论和实证上深入研究管理者报酬决定问题的却不多,而对管理者报酬的研究多集中在管理者报酬确定的基本原则、管理者报酬的支付形式、管理者报酬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田志龙教授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制定企业家报酬需要考虑到企业的性质、企业经济效率、经理市场、经营者自身业绩等因素。刘洪、赵曙明指出企业家的行为成本、贡献、承担风险、机会成本、企业效益、整体激励以及政策法规都是影响企业家报酬的主要因素。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更加透明化,实证研究的数据较易取得,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的学者、专门机构也开始对上市公司经营者薪酬进行实证性分析,试图从中找出决定和影响经营者薪酬的真正因素。

2、国内高管薪酬的实证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CEO的二重性等分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但研究结论并不能验证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主要的实证研究有Agency Theory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The Case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对我国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薪酬进行的实证研究,目的是为了检验在我国背景下,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他们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研究发现了对理论的支持: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CEO的报酬敏感性随着绩效的变化而降低。

国内许多学者更多的是关注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探索决定和影响管理者薪酬的真正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魏刚、李增泉等人。魏刚以1999年81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分析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人员持股数量与公司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报酬水平受企业规模、管理层持股和行业影响。李增泉以1999年4月30日前披露年报的848家上市公司中的799家、748家公司为样本,对经理人持股情况、经理人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并不与公司绩效相关联,持股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是我国大部分的公司经理持股比例都较低,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张正堂以我国1999年和200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方差结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家报酬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999年和2000年,企业业绩、企业规模和公司控制强度三类因素对企业家报酬水平的总体解释率分别为8.9%和30.66%,同时,两年相比,企业业绩和企业规模对企业家报酬的决定作用有了明显的提高。

此外,国内也有管理咨询机构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如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上市公司1999-2003公开披露的年报数据每年研究上市公司经营者薪酬和持股状况,在其2004年公布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4》中分析结论为:一是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连续三年保持增长势头,但是高管总体报酬水平仍然偏低;并且高管薪酬水平受行业、地域影响较大;二是高管的年薪与公司业绩是紧密相关的;高管持股市值与公司业绩为弱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不显著;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三是相对于股权激励,我国更多的上市公司还停留在现金激励阶段,形式比较单一,激励作用不大。

国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激励效果不显著,高管报酬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对高管报酬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等。杨瑞龙、刘江运用我国上市公司家电行业的41个样本对经理报酬、企业绩效与股权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家电行业中,经理报酬与企业股权无关,与企业绩效也无关。通过实证考察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发现,高管人员年度报酬偏低,其报酬水平与持股数量只与公司规模正相关,而与经营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现行的CEO激励机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四、对CEO薪酬研究的建议

(一)目前研究主要是把CEO的外在薪酬中的直接薪酬作为研究对象的,对CEO的内在薪酬关注不够

薪酬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分为内在薪酬和外在薪酬两大类,前者是指个体从企业生产劳动和工作过程本身获得的收益,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通过工作的丰富化或重新设计工作来增强个体在工作中的个人价值感,可能会使工作的内在薪酬增强。后者是指个体从生产劳动和工作过程之外获得的报酬。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CEO的外在薪酬进行了论述,对于CEO的内在薪酬关注的程度不够。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CEO的薪酬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上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大量的学者试图检验出CEO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方面的失败导致学者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国内对经营者薪酬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共积累了二十余篇(实证)文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经营者薪酬进行了研究,但从国内文献的理论分析、样本选取以及实证结论来看,我国在管理者薪酬方面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要将这一研究推向前进,要求分析和检验管理者薪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全面分析高层管理薪酬确定的标准及其权变影响因素,对经营者薪酬激励进行全面、系统的模型设计和实证检验。

(三)对CEO薪酬体系设计的研究理论没有为实践提供很好的指导作用

关于上市公司CEO薪酬激励体系的系统设计,以往的实证由于没有全面系统地考虑经营者薪酬激励体系及其权变影响因素,也很少有实证对研究样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因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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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瑞龙,刘江.经理报酬、企业绩效与股权结构的实证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