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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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范文第1篇
现行的计划体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
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两个计划。每个年度和每个五年，中央政府制定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导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还要制定与全国计划一样内容的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导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国31个省区市的计划加在一起，实际上形成另一个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央和地方的计划，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二、两个计划的追求目标截然不同
中央的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从全局的利益出发，追求的是全局的平衡、全局的协调和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从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追求的是把自己地区的GDP做大，并在地区间相互竞赛。
从中央和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央的“十二五”规划，放低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5年GDP的年均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目的是给调整结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和保障民生留下空间。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与此相反，多数地区仍然追求加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在地区间相互赶超。31个省区市GDP的年均增速，没有一个把7%作为自己的目标，平均为10.5%，超出中央预期目标50%，主要还是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对能源与资源的消耗。中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地方同样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但是，数量的不同会引起质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一高，转变发展方式必然降到从属的地位。
三、两个计划实施的方法也完全不同
在中央层面上，中央政府在计划指标确定后，除少数约束性指标外，所有预期性指标基本上都不对省区市分解下达，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但在地方层面上，地方政府在计划指标确定后，不仅约束性指标分解下达，主要的预期性指标也仍然分解下达给下级政府，并考核其完成情况。
目前，每个省区市都制定有党政官员政绩考核办法，或者是目标管理办法，考核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依据。在考核指标体系中，都包括有GDP增长指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指标。GDP增长指标，有的地方分解下达，有的不分解下达，但在年终要考核其成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指标，省区市普遍下达到地市，并由地市下达到县，年终进行考核。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包括预算内投资、外商投资、银行贷款和自筹投资四个方面。其中，预算内投资是政府说了算的，其它三项投资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由政府全部指挥这些投资并负责其落实，政府就代替了企业的自主行为，其实质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这种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办法或目标管理办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许多预期性指标，主要是GDP增长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本来是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的，把它列入政绩考核体系，并与干部的升降、奖惩挂钩，就变成了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一种约束，非完成不可。混淆了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的职能，把不该由政府直接负责的事情变成政府的直接责任了。
四、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并不是并行不悖，实际上是以地方计划为主
道理很简单，中央的计划要靠地方去执行，而地方执行的不是全国的计划而是地方自己制定的计划，这就使全国的计划被地方计划架空，并在执行中很大程度上地方计划取代了全国的计划。这是使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预期指标预期落空、全面的综合平衡被打乱的重要原因，是造成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重要原因，是造成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干部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瞎指挥，甚至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
这种块块分割的计划体制，由来已久，它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改而没有改的传统体制。
1979年，国务院组织力量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员曾经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既不能搞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能搞分散管理的地方计划经济，必须打破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界限，给企业更多的自，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经济规律组织经济。1984年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指出，传统体制的弊端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从1984年以来，改革的重点放在改革中央的计划体制，重点是减少指令性指标和国家统配物资的种类，逐步放开一般商品的价格，扩大企业的自。但是，一个时期还强调必须加强地方的计划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样两个计划并存并以地方计划为主的体制就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地方的计划权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这引出一个问题，传统计划体制不改变，怎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
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并以地方计划为主，表明了我们的体制仍然是块块分割的体制，我们的市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分割的市场而不是统一的市场，资源配置实际上不是以市场为主导而是以政府为主导。
市场统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社会化的大生产，产供销不是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平衡的。以行政区划界，块块分割，分散布局，势必在全国出现大量的盲目生产和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和资源能源的极大浪费，并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弊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首要要求，就是政企分开，打破条块分割，在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为了克服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这种体制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避免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而又能减少市场的盲目性。
经过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取得了进展。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供求变化决定商品价格，并引导企业的生产建设。但改革并没有到位。其主要表现是，在中央层面上政企不分、条条分割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在地方层面上，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块块分割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打破。这就是我们当前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其关键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许多问题都由此而产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一直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2008年2月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也为改变两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存，为改变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办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意见》指出：
要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加强社会管理，注重公共服务；
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督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增强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上述这些规定，最重要的是明确了以下原则：
第一，政府职能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主体，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主体，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而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政府行为不能再代替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
第二，政府的职能就是四条：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除了这四条别无其他职能。所说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就要在这四条上做文章，依据这四条作出选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自然应当紧扣政府职能，对这四条职能进行考核，而不能超越这四条。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在这四个方面去发挥，而不能偏离这四个方面。否则，就是盲目的积极性。
第三，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了《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最大的法律法规和最大的政令，市场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对于《宪法》，中央政府应当执行，地方政府同样应当执行，不能搞双重标准。中央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根据中央的规定，要建成市场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应当改变中央与地方两个计划并存并以地方计划为主的块块分割的计划体制，实行统一执行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的体制，实行全国“一盘棋”。同时，改变现行的与政府职能脱节的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中央与地方的计划分工，应当是：
中央制定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地方根据自身的财力和中央转移支付的财力，制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是安排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公益性事业的建设，解决当地人民关心的问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并在地区的范围内，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应当规定GDP的预期指标，而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则不宜规定GDP的预期指标。这是因为，GDP代表一个国家在计划期内的经济发展总水平，并且同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预期相衔接。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作出这种预测，作出这种全局性的安排，地方政府则没有条件作出这种预测和全局性的安排。GDP增长的预期指标，国家不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必须完成，而是主要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国家通过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和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一个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有这种手段和能力，地方政府则没有这种手段和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是分开的，全国市场是统一的，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权在中央，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规定无所不包的GDP增长计划，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规定无所不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对于GDP，地方政府只能做些测算，规定其中的一部分增长指标，而不能规定全部增长指标。严格来说，全社会GDP的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属于全局性的事务，不属于地区性的事务，自然应当从地方的计划中拿出来。
地方政府不再制定无所不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只负责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制定区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体现了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意见》中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的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上来，并保证全国计划的顺利实施。在这四个方面，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通过间接手段进行经济调节，应当进行重新学习。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则应大大加强，现在很多问题出在这里。目前亟需要有一部《计划法》，明确中央政府该计划什么，地方政府该计划什么。有了《计划法》，政府应当依法行政。
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和考核，应当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正确区分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功能，把属于政府职能范围、该由政府管的事项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不该由政府管的事项就不应当列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要求对干部政绩考核要体现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要求干部全面履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干部做这做那，恰恰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由于地方政府不宜规定GDP增长指标，不再把GDP作为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顺理成章。地方政府之间，可以进行比学赶帮，但不应当放在GDP增长速度上，而应当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划 市场 经济手段 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是人民福祉所系。然而，要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历经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探索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为重要基础，逐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20世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走上计划经济道路。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问题。1992年，在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思想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激发活力，抵御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初见成效之际，我们需要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进一步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一、要警惕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抬头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场危机使人们进一步认清，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单靠市场的经济手段是不够的。中国采取“一揽子计划”等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然而，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成效的显现，国内某些领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又有所抬头，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秘诀，是否就可以完全归功于“计划”呢?又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对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是否就可以偏离“市场”这个改革的基本方向呢?
1、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离不开十多年来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中国已经花了15年时间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
当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国内时，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运筹帷幄，沉着应付，并很快推出4万亿元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形成的“底气”。同时，中国企业已经多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历练本领，或调整转型，或升级改造，其中不少企业转“危”为“机”，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特别是粮食、蔬菜及肉蛋奶等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在“外需”遭遇严重滑坡的不利条件下，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与日益扩大的“内需”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十多年来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2、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计划经济手段，不等于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两者具有本质区别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完成了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践表明，在短期内加强计划这个经济手段，对于扩大内需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有人片面地认为关键时刻还得靠计划经济手段，甚至呼吁只有计划经济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事实上，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计划这个经济手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市场信心，扩大市场需求，绝不是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从总体上，“一揽子计划”是通过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指导功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并不是传统指令式的计划经济。
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取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但是某些领域、不同程度上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依然存在，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某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有所抬头，将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对立起来，将注意力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方向上偏离开来，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潮。
3、只有始终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才能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取得的成效
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的喜人态势。然而，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路途还比较艰险，金融领域风险还依然存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下，中国不断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成效的任务还很艰巨。2010年，中国提出要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好”字当头的前提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有人称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科学，我们都应对一个问题引起重视，也就是说，在采取“一揽子计划”等措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后，中国下一步又将如何继续地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显然，大规模投资计划不可能一劳永逸，计划经济手段也不可能“一招通吃”，只有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才能解决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历经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痛定思痛，进一步认清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各级政府首先要在转变自身职能上下功夫，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克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视不够的问题，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抓住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不断打破一些行业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引导企业抢抓机遇，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计划与市场两个经济手段都要硬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主要在于强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运用市场的经济手段发展自己。经过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的经济手段可谓已经深入人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特定条件下，人们对计划的经济手段又重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我们要警惕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重新抬头，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新的时期深入思考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不要因为长期搞市场经济而丢掉计划这个经济手段，使计划与市场两个经济手段都能得到正确运用。
1、搞市场经济不能忘掉计划也是经济手段
中国既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什么还要继续重视“计划”这个经济手段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的论述，是紧密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展开的。从理论上，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市场”这个经济手段可以为我所用。作为经济手段，并不关乎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可以大胆吸收和借鉴。二是“市场”这个经济手段不能包治百病。尤其在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这显然不是“市场”的经济手段，而是“计划”的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明确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问题，但是其紧密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揭示了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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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正确运用计划这个经济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经济手段，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邓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指的就是这一点。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激发经济活力方面的基础性重要作用，也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不能忘掉计划也是经济手段，注意加强宏观调控，化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运用计划手段不能陷入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
任何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都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相适应的。通过改革，中国已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就不能再局限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计划这个经济手段，虽然同为“计划”这个名词，但是不等于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也不能够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因为，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计划经济体系及其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替代它的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体系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等。只有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战略性规划、指导性计划等形式实施计划，国家计划意图才能得到实现。作为经济手段，计划的方式方法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那么，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有什么危害呢?主要是，将计划经济僵化地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主要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而计划也主要采取自上而下指令式计划的方式。按照这样的思维定式，公有制经济成分越大越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越多越好，完全背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是要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促进思想解放。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尽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思维模式的影响还依然不容忽视。特别是，有的地方在经济工作方面，认为计划的经济手段用起来得心应手，市场机制的新办法反而不会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计划经济思维留下“生存”空间。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彻底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多种经济手段
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对不同经济手段的运用，或交替运用不同经济手段，或组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技巧性。实际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于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也不限于应对经济萧条或金融危机，平时也采取各种计划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同样，市场经济也是多样，化市场手段的统称，国家之间很少见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极大地开阔了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手段的思路，一方面冲破了单一计划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照搬照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各种经济手段相互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某种具体经济手段与社会制度之间更没有必然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手段，从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具体问题。
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因为各种思潮的影响而放弃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只有熟悉和驾御国际市场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市场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知识产权战略和高技术壁垒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对于市场这个经济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我满足。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是坚定的，也不会因为各种思潮的影响而丢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其中，国家计划、宏观调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推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计划这个经济手段，任何时候也不能自暴自弃。因此，只要适合推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都要硬。
三、统筹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为民谋利益
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以及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实践还带给我们一些深层次的启示。那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具体选择哪一种经济手段，而在于运用这些经济手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
1、以人为本是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统筹运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对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统筹运用，也要以此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去，中国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活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贫穷落后。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早喊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最早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明确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中国也可以搞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及时果断实施宏大的投资计划，不断扩大内需，切实保障民生，使人民稳定了信心。没有以人为本的经济决策，就不会赢得
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历史再次启迪我们，再精明的经济政策设计，只要偏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就会使经济陷入危机，只有把经济手段与人民利益捆绑在一起，发展相信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取得喜人的成绩。
2、只有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为统筹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提供坚实的体制与机制基础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经济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有利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发展的协调、区域发展的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只有不断深化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的统筹运用提供坚实的基础。否则，在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基础上运用计划与市场等经济手段，只能是市场化程度越深，城乡、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问题就越严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就越突出；国家计划的力度越大，部门利益、行业垄断、地方保护等就越明显，各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子就越迟缓。因此，要锁定科学发展大目标，坚定体制改革大方向，通过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手段的实施效果。
3、要善于统筹和结合，灵活运用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
从具体的经济政策层面，我们也要加深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思想的理解。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人们经常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看待。对于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之间的联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实践说明，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之间并没有截然清晰的边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有时取决于对不同阶层或群体利益的权衡。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某些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政策，一方面受到工薪阶层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却遭到某些金融巨头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为由的抵制。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对某些民营资本投资也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只有善于统筹和结合，才能找到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最佳契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进一步吸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使经济手段的运用更加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的特征。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手段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姓“社”姓“资”的制度属性的区别。由于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提，因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并同该社会基础制度结合在一起。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要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党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以及后来的实践，是重要的历史性尝试。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市场经济。虽然列宁很早就提出过搞混合经济的设想，但没有来的及实施。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设想，还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全面的实践，这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还为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完善的，有些实践也是盲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问题，如怎样将国企推向市场，国企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破产、三农问题如何解决、金融体制如何改革，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但是，市场经济又总是与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即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区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转贴于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之点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与之并存的必然是非公有经济的各种形式，它们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也提出了改革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任务。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传统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出特有的优势。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东北地区；沉淀成本；经济转型；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32－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中，矿产开发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地区或城市的财富增长与开采部门密切相关。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以开发某种本区域优势资源为主要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资源型城市，如阜新、本溪、大庆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单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产业结构调整、计划经济体制等影响，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资源型产品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居民收入下降、城市失业率增加等衰退现象，直接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再次腾飞。实际上，资源型部门投资有显著的沉淀成本，特别是对东北地区的开采部门来说更为突出：传统的经济体制影响根深蒂固，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多重压力，这些初始条件都部分地以沉淀成本形式限制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
由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依靠市场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任何投资成本都不会产生沉淀成本，退出市场或产业结构调整不会带来任何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依靠市场制度完全可行。
然而，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和资源型转轨的复杂性，使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时面临着显著的沉淀成本，这些沉淀成本不仅影响该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更重要的是，还影响该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因此，如何补偿沉淀成本成为东北地区经济转型的关键。
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特殊性
东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资源型城市面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导致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极为艰难，也成为影响东北振兴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了解黑、吉、辽三省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才能有效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东北地区城市与自然资源二位一体
根据王青云（2003）划分资源型城市，我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东北地区黑、吉、辽总计30座，大约占全国的1／3，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如表1所示：
这些城市往往都是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根据王青云（2003）对于典型资源型城市划分，我们可以得到表2：
从而看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分布不仅广，而且往往都是以矿产类枯竭型资源为典型特征的，同时，这些城市按照人口规模来划分也是大中城市居多，这对经济转型与就业等造成极大影响，如表3：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城市都是依靠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资源兴，城市兴；资源衰，城市衰。因此，城市经济转型不仅需要重新考虑资源发展循环观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还需要发展非资源产业以促进和再造城市功能。
（二）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比例大，计划多，市场少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资源要素禀赋结构难以适应这种要求，从而导致与该战略相配套的体制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本的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资本被纳入计划配置的框架，要想使资本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等也纳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并把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同样配置到重工业生产领域。
因此说，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目标，不仅要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集中计划安排的手段配置到重工业领域，而且还要压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从而降低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林毅夫等，1997），是一种适合加速发展重工业的手段。因而，在东北地区形成高度集中的配置资源体系，往往追求低补偿、高积累政策，导致政府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大力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很少关注补偿基金，很少考虑折旧基金，因而很容易导致沉淀成本增大。
（三）东北地区重工业／轻工业比例大，产业结构不合理
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选择那些适宜发展重工业的地区作为这个战略的重点发展基地。由于黑、吉、辽不仅有一些工业生产基础，而且该地区拥有煤、石油等能源矿产，铁、锰等金属矿产，以及很多非金属矿产资源，适于发展重工业，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配置资源手段。反过来说，市场机制很少，因为市场机制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悖：如果使用市场机制发展重工业，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重工业耗费的资本较多，如果资本价格较高，投资成本就会较大，相对而言，轻工业要比重工业较少耗费资本，而更多地是耗费劳动。如果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稀缺的资本使用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轻工业就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手段不是发展重工业而是发展轻工业。另一个是经济总量问题。由于重工业的投资成本高，在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工业生产领域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而利润减少意味着资本积累不足，进而导致用于再投资的资本就不足，这会直接影响再投资的规模。如果投资规模小，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采用市场机制难以做到发展重工业，难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东北地区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厚，市场机制较少。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关，恰好东北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适合发展重工业，而很少发展轻工业，导致产业结构扭曲。
（四）东北地区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例大，所有权结构不合理
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基地，市场机制难以与重工业发展战略相匹配。此时，完成重工业的任务在逻辑上只能落在国有企业身上。因为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求对资源投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而这种源于私营企业追求目标的内在要求，同国家计划要求的集中统一安排和资源配置的目标是矛盾的。因此，为了实施优先发展战略，不仅需要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还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塑造一个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有企业去完成这个战略目标。因此，不仅计划经济体制色彩浓厚，而且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比重小，如表4：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如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比例大、资源型城市十分典型，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例大、重工业／轻工业比例大、处于工业化前期或中期等诸多特征，对于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只有研究了这些初始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的约束，我们才能找出影响经济转型的障碍有哪些，并消除这些障碍。
三、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的转型障碍
由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阻碍资源（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流动最基本的因素是沉淀成本。沉淀成本（Sunk Costs）是指投资成本无法通过转移价格或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的那些成本。因为沉淀成本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情况下十分显著，为了说明问题和研究抽象需要，我们区分了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等两类，为我们认识沉淀成本作一些铺垫。
（一）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专用性资产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资产，由于只能用于特定的生产和服务，这样在企业退出某一产业而进入另一产业时，这些资产很难随企业被带入所进入产业接续发挥作用，难以回收投资成本，因而企业面临处置这些资产的障碍。按照威廉姆森（2002）对资产的划分，专用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投资有沉淀成本。资源型城市企业需要投入生产性资产，如矿产地质勘查、开采以及加工所投入的物质资本，由于专用性较强，从原产业退出时难以回收投资成本。有些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即使能够折价出售，也因无完善的资产市场，特别是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也不能按照正常折旧后的价值出售，这些无法回收的资产价值，有可能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目前商业性地勘市场尚未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不论开采成功或失败，都需要支付大量搜寻等交易成本。这些成本都是沉淀成本。同时，沉淀成本也来源于城市非交易产品部门。房地产、基础设施或设备的投资都是为了解决日益上涨的人口数量。这些投资既不能迅速地转移到交易产品生产部门去，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区位。因此对于非交易产品投资往往产生沉淀成本。同时，区位偏离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矿业城市区位偏离，主要指矿业城市依资源而居，大多位于内陆、边远荒漠地区，地理环境闭塞，远离交通干线，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远离国内、国际市场，区位条件差。为了摆脱区位偏离，需要投入运输网络和储藏基础设施。在城市地区，往往集中在公路、铁路、电信系统以及储藏设施，虽然这些投资本身并不是沉淀成本，但是这些都具有厂址区位专用性，难以移动到其他地区。
其次，固定成本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它主要包括：（1）离退休劳动力安置成本，企业退出后要给劳动力重新安排工作或重新培训，而这笔培训费用和转移费用往往很高；（2）因企业退出造成终止各种契约所必须支付的违约费用；（3）退出企业职工情绪下降引起的生产经营状况恶化，使企业收益减少等。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在这些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更是数以千万计，一旦这些企业退出，能否支付这笔巨额劳动力安置成本、重新培训成本等，将成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最突出的问题，而且它将成为国有企业从某些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的关键所在。
再次，国有企业巨额负债形成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国有企业大多数有一个高昂的负债率，而且大部分是欠国有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按照国际经验，企业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比例大体各占50％，显然，国有企业的债务比例是太高了。而且这些债务主要是欠银行的。尽管国有企业亏损会成为从竞争性产业退出的最好理由，但亏损严重的企业是很难转移出去的。如果通过破产的方式退出，国有银行则不答应，因为这些企业破了产，国有银行的债权很难收回，这实际上等于破了国有银行的产，国有银行宁愿维持国有企业的现有状态。政府也会为了保住国有银行不至于发生危机，而采取维持国有企业现有状态的政策。看来如果筹集不到解决国有企业债务负担的巨额资金，国有企业从竞争性产业退出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最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忽略了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追求低补偿――高积累的政策，很少考虑折旧或者很少考虑简单再生产，往往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投资成本折旧不够，无法得到更新改造，最终形成很多无法补偿的投资成本。同时，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忽略了适用生产技术，往往追求高精尖技术，导致很多机器设备初始价值下降而造成无形损失，也会形成大量无形沉淀成本。
（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经济性沉淀成本
首先，劳动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目前中国的劳动市场发展缓慢，而且很不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在从某些产业退出时，借用现有的劳动市场实现大规模退出企业职工转移，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退出企业不得不付出一笔巨资解决职工的转移和安置问题。而且，企业与职工之间因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交易成本也是阻碍职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也无法利用工资这一价格信号引导职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其次，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信息更加不完全，资本价格无法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退出时，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企业资产的迅速转移或变现，使资本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地方或部门去。因此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上，需要借贷和资本供求者必须支付巨大的搜寻、签约和履约等交易成本。
最后，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造成沉淀成本。产权市场是市场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市场退出的重要渠道。而我国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非市场化倾向明显，市场退出多数停留在“关、停、并、转”上，导致产权交易不活跃，不少产权市场还是有场无市，规模小，交易极为清淡，退出企业的资产和产权无人问津，加上中介组织不足，业务人员素质低，信息量少，中介服务功能不强，这一切都造成产权交易困难重重，加大退出成本。
（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形成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由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中退出时，无法将原有企业部分离退休职工转交给社会，而必须自己承担这部分职工医疗、住房和养老金等成本。换言之，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同样面临“企业办社会、债务负担和冗员负担”三大障碍，一并产生显著的社会性沉淀成本，阻碍资源型城市顺利经济转型。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因初始条件的约束，使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时面临极大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等，构成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障碍。因此，如何补偿或者降低这些沉淀成本，是促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根本方向。
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
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只能采取综合治理，多管齐下的方针，需要以补偿或者降低沉淀成本为基本出发点，这恰恰成为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为此，需要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大力发展接续产业。
第一，大力完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尊重契约和保护产权，包括信息、技术等无形资产市场，打破地区或行政垄断，促进东北地区生产要素在产业间或区域间、国内以及国际间流动，目的是提供更多的再利用生产机会，减少生产要素沉淀成本。
第二，允许资源型城市大中型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或以部分产权换资金、换技术的方式向外商开放，或以租赁方式向外商提供闲置厂房、设备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条件情况下实施企业重组，目的在于降低经济性沉淀成本的同时，也能够创造一部分收益补偿社会性沉淀成本。对外商投资单一资源型城市地区的现有企业，国家应在各方面比照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持。
第三，设立产业调整援助基金或补偿基金。政府可以对从“长线”行业中退出的企业给予优惠待遇，如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进行新投资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设备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后一种做法有时也采取政府向企业“购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即所谓的“收购报废”方式。尽管政府财力有限，但也应该加大对东北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将考虑对原国有重点煤矿历史遗留的采煤沉陷区的补助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同时，中央还考虑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以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使补偿基金有商业价值，可以成立补偿基金机构，投资证券市场，为资源枯竭或转型发展创造必要准备资金。而且这部分基金还可以用来作为职工再就业培训的费用和待业救济金等。
第四，建立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那些企业无力提供培训和实施再就业的职工或者不具备再就业条件的职工，应由国家及当地政府建立资源型城市转轨专项职工社会保障基金，以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例如，建立私人保险或政府保险、社会安全网（食品和福利计划）以及价格支持计划（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这些措施都可以减少因职工流动而产生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第五，资源型城市再就业政策。对于一些较为集中存在失业问题的行业和地区，仅仅靠一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够的，政府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处置措施，例如，由政府设立或资助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录用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失业职工的企业可以享受政府补贴，雇佣特定行业失业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可享受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府出资和支持的公共工程的招标与雇佣退出企业职工相结合等。同时，根据城市就业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设立若干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层次的培训中心，有针对性地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人力资源，降低自然资源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沉淀。
第六，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资源型城市枯竭不仅仅是城市本身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区域发展问题，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整体区域规划，确立科学发展观，形成稳定的体制环境。政府除了对资源型城市给予税收减免或加速折旧等政策以外，最简单的例子是尽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产交易效率。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承担教育、培训以及研发投资的成本减少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经济转型政策，主要包括：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向其提供资金和给予土地转让权，使其开发适合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工业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并对这类投资者给予财政、税收、金融各方面的优惠等，降低企业进入的沉淀成本，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条件。
总之，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政策创新，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需要把补偿沉淀成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努力在“花钱买机制或制度”上下功夫，创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加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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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范文第5篇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持续分化，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则进一步扩大宽松力度，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展望2015年，政策环境依然宽松，随着短期因素消退，全球经济增速将有所加快，但仍面临政策分化、地区动荡等风险。具体而言，美国经济将持续加快复苏，欧洲经济复苏力度依然疲软，日本经济仍在较低水平徘徊;亚洲新兴经济体继续领跑全球，非洲发展势头可观，但拉美地区可能延续低迷状态。
在“三期叠加”大背景下，2014年中国经济继续放缓，预计全年GDP增长7.4%左右，显著低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但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依然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性变化，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快速增长、比重提高，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等新型业态快速发展，就业和节能降耗等指标好于预期。展望2015年，外部环境稳中趋好，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点蓄势待发，中国经济仍将平稳增长;但增长动力切换、“去产能”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债务率高等因素也在制约增长。预计2015年GDP增长7.0%左右，CPI增长2.4%左右，全年经济运行依然会呈现“低增长+低通胀”格局。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强。
公路建设市场
根据2013年出台的《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国家公路网总规模约40万km，除普通国道网总规模约26.5万km外，国家高速公路网总规模约13.5万km。根据《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国家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0.8万km，覆盖90%以上的20万以上城镇人口城市。而截止2013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10.45万km，可见新建高速公路市场已趋于饱和。未来十年，公路建设投资的重点将会是普通公路、高速公路改扩建及大修养护等。每年需要大修的高速公路约6 000～7 000 km，每年养护费用在400亿元左右，一般养护也将在160亿元左右。公路交通将由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建设投资拉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发展方式向建设、养护、管理和运输服务协调发展转变。高速公路建设行业，特别是改扩建业务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投资萎缩的总体趋势已逐步显现。公路建设市场竞争充分，企业盈利水平低，由于僧多粥少，竞争将更趋激烈。预计2015年公路建设市场总体投资仍将维持在1.5万亿元，但高速公路投资逐年萎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铁路建设市场
今后一段时期，铁路建设仍将是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领域。按照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km以上，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其中，建设客运专线1.6万km以上。这个目标有望提前至“十二五”期间完成。
国家铁路局已经启动“十三五”铁路建设的规划工作，2014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十三五”规划课题的研究。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铁路建设的重点将从东部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从内陆转向边疆，从重大干线转向中短途城际铁路。
“十三五”规划的启动，极大地调动了各地方政府建设铁路的积极性。日前，各省争取于“十三五”甚至“十二五”最后一年动工的“省会间”铁路成批出现。年中开始已在进行课题调研的“十三五”铁路规划草案思路包括，省会城市之间通高铁，甚至省际之间都可以通过时速至少250 km的线路加快交通联系。 比如，长沙到西安、重庆到西安、郑州到济南、郑州到合肥（经过周口）、贵阳到南宁、武汉到杭州、合肥到南昌、赣州到深圳等高铁线路都已在各地政府的计划当中。 受此影响，“十三五”期间新规划的高铁可能要增加数万公里。
城际铁路、市域铁路的建设是当前各地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将大大加速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从中国当前重要经济圈来看，山东半岛地区、江淮地区、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天水地区、辽中南地区、哈大齐工业走廊和牡绥地区、长吉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地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都市圈、海峡西岸经济区、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呼包鄂榆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和天山北坡地区等区域都将带来城际铁路建设商机，而围绕各省市中心城市建设的“一小时经济圈”也为未来城际铁路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铁路建设“十二五”规划要求，2015年铁路建设投资预计与2014年相近，将达到6 000～8 000亿元。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市场
伴随审批权逐步下放地方及投融资方式多样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将成为继铁路大规模投资之后新的投资热点，成为“十二五”基础建设投资新增长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国家发改委已批准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达到37个，预计未来3年至少还有10个以上城市将获批地铁建设项目。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建设规划，批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25个，线路总长度超过了500 km，涉及总投资3 300多亿元。近年来我国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网里程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11年、2012年、2013年的增速分别为15.5%、21.1%、23.37%，总里程分别为1 699 km、2 058 km、2 539 km。在2014年末，全国城市轨交运营里程将超过3 100 km，提前一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的3 000 km运营里程目标。
到2015年，我国将有40个城市建设轨道交通，总在建里程接近4 000 km。其中，地铁里程达到近3 000 km，轻轨里程约为60 km，单轨里程约为80 km，有轨电车里程约为350 km，市域快轨里程约为425 km。预计2015年全国城市轨道总投资仍将超过3 000亿元。
水运建设市场
水运建设市场总体下滑趋势未见明显改观，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成为局部热点。近两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对港航疏浚市场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及融资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土地财政即将走到尽头，继续依靠大量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可能性已然较小。国际航运业整体景气度差、运力过剩，港口企业运行状况不佳，极大抑制了港口建设企业的投资意愿。以能源、资源等为代表的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出口不振，投资扩张动力减弱。沿海港口建设方面呈现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传统重点港口无论是在能力与吞吐量适应度还是基于原有规划的开发度都几近饱和，大型、优质项目减少，开发重点向次一级港口、少数新规划港区和货主码头转移。但随着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性国家战略的实施，长江沿线建设提速，根据国家的决策部署，要依托黄金水道打造长江经济带，加强航道疏浚治理，增强长江运能。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和枢纽，统筹推进水运、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网集疏运体系建设，打造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因此，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提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重点港口地区的下滑。尽管目前国内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但增长压力加大，预计2015年及未来几年，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地方政府负债率仍然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国家严控地方债务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不足，政府性的基础设施投入受到限制。国内传统港航疏浚市场还将逐步萎缩，并且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利润会逐步下滑。预计2015年水运建设投资在 1 400亿元左右。
疏浚市场
在航运及房地产低迷的背景下，预计其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超过航务水工业务。社会需求下降、政府投资的大项目越来越少。虽然地方政府围海造地的意愿仍然较强，但是项目审批受到严格控制，尤其是用海审批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由于中央连续3年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围海造地市场遭遇普遍性的钱荒。近日，国土资源部释放出严控填海造地、坚守海洋红线的信号，严格围海造地的管理与监督，可能对吹填造地的市场造成新一轮的冲击。可以预计，对于围海造地的计划控制、环境评价、海域使用权的审批将更趋严格，将对水工市场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同时，全社会疏浚吹填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现象非常严重。从2002年起，不管大型央企还是小型民企，纷纷投资建造疏浚船舶，新建疏浚设备释放出巨大产能，使得在有限的疏浚、吹填市场容量里，同业竞争更加剧烈。预计2015年国内疏浚市场仍将保持弱势格局。
民航及通用机场建设市场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地方政府全部或部分下放通用机场等23类项目核准权限。这意味着建设通用机场只需要地方许可，使得各地通用机场规划可能会进一步加码。这显然会调动地方发展通用航空的积极性。
中国目前的通用机场仍处于起步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通用机场及通用航空临时起降场点286个，其中颁证机场及起降场点43个，未颁证机场及起降场点243个。而美国、巴西有通用机场数千乃至上万个。
此前《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提出要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这使得低空旅游业由此获得放开，通用机场的建设和通用飞机的投产，显得迫在眉睫。
目前各地都在规划通用航空机场，一般省市规划到2020年或2030年都有15～30多个不等的通用机场。广东省9月29日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快广东民航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的多层次机场体系、四通八达的航空运输网络、高效可靠的服务保障体系、功能显著的通用航空体系和集聚发展的空港经济产业。内蒙古将继续建设和完善机场等通用航空基础设施，预计2014年底将新增5个通用航空机场，全自治区的民用机场数量也将达到25个;到2017年，内蒙古机场数量预计将达到38个，基本形成以阿左旗、鄂尔多斯、海拉尔、锡林浩特和赤峰为中心的西部、西南部、东北部、东南部通勤通用航空机场体系。在湖北省《“建设祖国立交桥”综合交通战略规划》中，将新建神农架、武当山机场，扩建襄阳、宜昌、恩施机场，研究建设武汉第二机场、鄂东机场，算上筹划改造和新建的6个通用机场，全省13个机场“全面开花”。此外，广西规划了12个通用机场，江西预备在2020年发展到15个，山东规划到2030年要达到30个，湖南则规划了20多个。通用机场建设将迎来一轮新机遇。
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航业基础设施建设将达到4 250亿元，其中，新建机场56个，迁建机场16个，改（扩）建机场91个，多数项目将位于中西部地区。分配到每年，年投资约850亿元，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从国际环境看，2015年世界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增强，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欧债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全球投资企稳回升，良好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与投资形势为中国建筑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经济环境看， 庞大的外汇储备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足够支持。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4年9月的外汇储备达38 877亿美元。在过去两年间，中国主要的政策性银行就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至少发放了1 500亿美元的贷款。截止2014年9月，我国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余额为8 383亿元。中国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相继成立，注册资本合计达2 400亿美元，这将充分发挥我国在金融方面的优势，满足国家和企业向海外发展的投融资方面的巨大需求。
从政策环境看，“一带一路”大战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2013年10月，中国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有44 亿人口、26个国家地区、2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2014年11月的APEC部长级会议就亚太自贸区达成了共识，同意启动全面推进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
根据“全球建筑视角”出版社和牛津经济研究院联合的《全球建筑2020》报告，全球建筑市场将以年均4.9%的速度增长，至2020年，全球建筑业产值将增至12.7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出的14.6%。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波兰以及美国将成为建筑业增长的主要阵地。新兴国家由于交通系统升级、楼房设施改造的强大需求，基础设施领域增长128%，非住宅建筑领域增长100%。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领域仅可能增长18%。
根据ENR 排行榜统计，2013年250家国际最大承包商海外业务营业总额达到5 439.7亿美元。2004～2013十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3%。按这一增速测算，预计前250家国际承包商的海外业务营业额在2015年将达到7 000亿美元，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前景广阔。
海工装备市场形势依然严峻
航运行业略有复苏，但基础不牢，投资主体仍趋谨慎。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增长乏力，集装箱机械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煤炭、矿石等干散货机械的需求将保持一定规模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