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经济发展；不利影響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8-0017-02
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一直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需急剧下降，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以消费主导经济发展、加大内需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策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乡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矛盾，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乡镇经济建设中，经济水平决定社会生活水平，过度的收入差距带来了社会矛盾。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着消费水平的层次，社会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收入差距悬殊的城乡居民经济现状对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影响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因此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出现。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这种起起落落的变化过程，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政策改革等都有密切联系。1978—1984年之间城乡收入逐步缩小，其间经历农村改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1985—1995年城乡收入逐渐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1996—1998年是短暂缩小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受到较大影响，明显下降在1998年达到谷底。1999年以来，21世纪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4年，国家出台惠农政策，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会保障、劳保福利、失业保险等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性措施的推行也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
从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来看，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水平23821元，基尼系数比2015年略高，总体下降趋势保持不变，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预期逐步缩小的趋势。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得到可控性缩小，是近年来国家经济建设中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政策调控作用。同时在政策支持下，不断关注并重视收入差距问题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不平衡性发展问题。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政策性调控，惠农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差距值，但实现差距缩小面临的困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问题上，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且实现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重心转移，城市发展速度显示出的区域优势地位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特区建设、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带到延伸至内陆城市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为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打开了新的道路。反观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情况，滞后的改革和发展条件对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逐渐拉大到得到调控后有所缩小，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因此在政策上的调控和缓解远远不及经济建设的速度，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需要解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近些年一直关注的三农问题，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都是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改善和重视。但从根源来看，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关系到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不能改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性问题，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进行农业活动的投入和收入的比例，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还有更大的距离。除此之外，农村教育在推行义务教育改革后虽然保证了城乡受教育的公平和区域平衡性，但对农村教育投入来说，教育投入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仍是一笔大的负担。国家政策在城市倾向上从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已经形成的差距，对现阶段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历史作用。
第二，体制的因素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体制将城乡分割成不同发展特征，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享受的社会福利和补贴形成了显著对比，同时在市场竞争中也存在差异性。改革开放对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入逐渐缩小了体制上的差距，但在户籍制度、财税制度、教育体制等多方面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形成的影响仍在影响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有非常不利的影响[2]。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城乡人力资源的利用和投入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显现出问题，城市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决定了在社会地位和收入上的优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形成新的劳动力输出局面，农村劳动力开始涌进城市，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廉价的劳动资源，这和城市居民劳动力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收入上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反映，伴随着其他相关问题的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对这一现状的加剧是极为不利的。
除了以上几点因素之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还有很多，在社会、国家、居民个人方面都深受其中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历史问题，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问题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对当下经济发展各领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解决。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缓慢提升，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村各领域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侧面反映的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居民收入和经济来源的问题。消费以收入为基础和标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差距扩大，农村居民在消费上的支出会受到影响。几年来，在城乡消费水平上，虽然没有地域的限制，越来越多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会在消费上不断改变，但从整体消费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也会降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收入水平没有得到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对消费水平的支持也会下降，内需不足的情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对特色区域经济建设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关注和倾向更多，农业经济建设中的项目建设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上也會处于计划阶段，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农村的经济开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上缺乏政策和实质性的技术支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会存在落后的问题。农业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发展之外，在地理优势和交通设施建设上没有优势，对农业经济的多元开发也会受到技术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在特色区域经济建设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业经济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3]。
第三，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单一，是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建设中缺乏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人才流向趋于发达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才流失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农业结构调整很难得到实现，这是在目前农业经济建设中需要及时得到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三、改善收入差距影响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加大政策扶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在政策支持上加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注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收入问题上逐步缩小差距。农业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的贡献是整体的成果，近年来农业经济的产业化改革一直是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政策扶持的条件下，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实施是有力的保证。
第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经济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农业发展的单一结构在当下时展中需要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在非农产业的建设上，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配到产业建设之中，既可以适应社会发展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形成独特的产业优势[4]。
除此之外，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都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影响下的农业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帮助。
四、结语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加大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加快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中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时代变化中面临的挑战需要不断地探索来解决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不利问题和因素。
作者：张会盼
参考文献：
[1] 廖显浪.制度转型、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2] 王晓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分析[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1.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第2篇
>>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影响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因素探究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化进程问题研究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 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的思考与分析 内生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运行机制分析 首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考察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发展探析 河北省农民合作社对涉农资源的优化整合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 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分析 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的对策思考 浅析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资金风险及防范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模式探析 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契约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 赵慧峰.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及发展模式比较——兼论对河北省农业发展的借鉴[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124.
[3] 张德元，张亚军.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J].经济学家，2008（1）：13-17.
[4] 夏英，宋彦峰，濮梦琪.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资金互助制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4）：29-33.
[5] 林珑，李天祥，马磊，等.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资金互助社模式浅析[J].温州农业科技，2011（2）：1-4.
[6] 潘春霖，王晓蓉，李凤菊，等.天津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现状研究[J].天津农业科学，2013，19（8）：51-53.
[7] 王甲午，王景文.试论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建立与发展[J].农业经济，2010（12）：84-85.
[8]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EB/OL].（2007-01-22）..
[9] 董景奎.新农村建设中提高政策支持效应、优化企业与农户合作行为分析——以贵州省W村为例[J].天津农业科学，2012，18（1）：77-80.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EB/OL].（2006-10-31）..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民工；回流意愿；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102-0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0
Can Social Security Influenc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hanghai Survey Data
YU Yunjiang1， SUN Bindong 1， SUN Xu 2
（1.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 201620，China ）
Abstract：In two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as the background，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return intention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Shanghai migrant workers. We go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social security factor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the migrants with weak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oldage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stronger intention to return； take the economic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oldage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and decreased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oldage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 the tow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weak return intention，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children in the local scholars. The migrants with higher income have lower return intention.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return intention； social security
一、引言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就业的同时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回流现象，这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带来了挑战。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正在从东南沿海回流，并集中流向中西部中心城市；同时，中国制造业中流动人口占比正在快速下降，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中，流动人口占比为40.4%，到2011年，该比例下降到37.3%，2012年则继续降至35.2%，2013年的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下降至33.3%。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对国家推进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是收入和消费同长期保障或者养老保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1]。因此，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特别是其背后的“隐形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决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2]，而国内相关研究很少从实证层面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是否对其回流意愿有影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否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引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类型是否对回流产生影响？哪种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影响最大？这些是本文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农民工回流是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关于农民工回流决策的相关理论与模型，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理论等[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流动决策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收入水平或者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典型代表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4～7]。在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的基础上，生命周期理论将农民工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自然而然返乡务农，生命周期到了，农民工就会回流[8]。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农民工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外出还是回流，当家庭预期收入较小而流动风险较大时，农民工就会选择回流[9]。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决策除了上述的个人、经济、家庭等原因外，还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由于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尤其明显，当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下降时，会做出回流的决策[10]。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回流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容易产生回流决策[11]。上述理论都是以国外经济发展背景为基础建立的经典理论，但制度理论认为，由于我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及隐含在背后的工资、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深层次原因[12]。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微观层面论证了农民工回流产生的原因。石智雷、杨云彦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从家庭禀赋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回流产生的原因，认为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回流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13～14]。白南生等人的研究认为，生命周期对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婚姻、子女教育等非经济性因素对回流决策也具有重要影响[15]。林善浪等人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16]。除传统的推力、拉力对农民工回流决策有重要影响外，心理因素和自身能力因素对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也存在重要影响[17]。李强等人认为，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明显，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留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在外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越强，农民工留城和返乡的意愿同时受到婚姻状况与是否举家迁移的制约，举家迁移的农民工更偏好城市生活[18]。刘铮的研究认为，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对我国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农村劳动力并非可以无限供给，过低的工资和日益恶化的就业环境将导致农村劳动力产生回流[19]。罗明忠认为，农民工由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其过着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因素[20]。纵观劳动力回流的实证研究，多以国外劳动力流动的经典理论为视角，关注个人特征（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经济条件（工资水平、预期收入、住房状况等）、家庭层面（家庭禀赋、家庭风险、子女教育等）、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等）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户籍制度及隐含在背后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回流决策有重要影响，但国内定量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这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与启示。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流动人口课题组搜集的上海市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金山区、普陀区、长宁区、宝山区、浦东新区等区县的农民工调查数据。调查数据由各个区县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用PPS抽样调查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选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并向其发放自填式问卷。PPS抽样调查法能够使调查问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减少了问卷发放时的抽样误差。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219份，有效问卷2978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2.5%。从被调查者年龄看，15～30岁的农民工占46.8%，30～50岁的农民工占38.3%，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力。从婚姻状况看，52.7%的人为已婚者，40.1%的人为未婚者，其他的有7.2%。从性别状况看，女性占47.9%，男性占52.1%，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从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看，43.2%的农民工居住时间为1～3年，30.3%的人居住时间为3年以上，居住长期化的趋势明显。从收入水平看，63.7%的农民工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只有6.8%的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从教育程度看，被调查者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39.8%，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占31.6%，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有28.6%，说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2.变量解释
本研究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作为因变量。问卷中对农民工询问“你本人希望继续在城市居住还是回到老家”，将答案为“想回老家”的编码为0（即回流意愿明显），而将答案为“不清楚”或者“继续在城市居住”的编码为1（即无回流意愿）。将近41.21%的农民工希望继续在城市定居而不是回到老家，31.74%的农民工有回流意愿，27.05%的农民工回答为不清楚。
根据文献综述中涉及的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因素，以及结合调查问卷自身的特点，自变量包括经济因素（收入水平、是否有住房）、个人及家庭因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城镇失业保险、城镇工伤保险），其中代表社会保障因素的变量是本文最关心的核心变量，而代表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的变量是本文的控制变量，各个变量的详细解释如表1所示。
3.分析策略
如上所述，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涉及很多方面。为去除特征变量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影响，明确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影响最显著，我们的分析策略如下。第一，对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社会保障因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分辨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从而获得社会保障因素的净效应。第二，加入经济因素变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相应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目的是在控制经济因素后，分析社会保障因素是否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三，剔除经济因素变量，加入个人及家庭因素变量，目的是在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第四，将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全部加入，目的是在控制经济因素变量和个人及家庭因素变量后，考察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
四、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表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净效应，模型2控制了经济因素的作用，模型3控制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的作用，模型4同时控制了经济因素和个人及家庭因素的作用（见表2）。
模型1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因素当中，只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城镇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一般或不显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三种社会保障形式对农民工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者比参加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240、0.299、0.178。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一定影响，但只在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未参加者回流意愿高0.098、0.071。未参加城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比参加者要高0.255，但显著性水平未通过。这主要是因为调查样本中近80%的农民工都未参加城镇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方式中，付费时直接报销与先付费后报销的农民工比不清楚报销方式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051、0.008，但显著性水平不通过。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外来农民工不了解医疗费用的报销方式和流程，不知道如何报销。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经济因素后，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未参加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212、0.196，且只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与未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者相比，参加者的回流意愿上升了0.171、0.911，且显著性水平上升到1%。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的农民工大部分都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较少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因此，控制经济因素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下降了，而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显著性水平上升了。在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较低者比较高者的回流意愿高0.24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城市没有住房者比有住房者的回流意愿高0.177，但显著性水平未通过。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没有购买自己的住房。
模型3的结果表明，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年龄和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性别及婚姻状况对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呈现非线性作用。年龄大的农民工比年龄小的农民工回流意愿高0.0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子女不在本地上学的农民工比子女在本地上学的农民工回流意愿高0.089，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女性和已婚的农民工比男性和未婚者的回流意愿分别高0.042、0.054，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教育程度因素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大专及以上者的回流意愿高0.1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同大专以上者的回流意愿没有显著区别，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工更容易在城市里找到较好的工作，城市融入度较高，调查样本显示，受过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教育者的平均工资约为初中及以下者的1.8倍，并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工资离散程度很小。在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显著性水平都下降了，原因可能是农民工个体参与社会保险的差异很大。
模型4中，控制个人及家庭因素、经济因素后，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水平与个人及家庭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子女是否在本地上学等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显著性水平也下降了。这说明社会保障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意愿都有重要作用，但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密切关联，并且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起作用的。
五、结论与讨论
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系统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本文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特别是着重分析了社会保障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作用。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道德素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60-07
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知识(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素质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并揭示了文化、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对家庭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内容，对此，各派人口理论不持异议。但人口素质究竟包括哪些方面?人口理论界存在“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之争，“二要素”论者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两大方面；“三要素”论者则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健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文化知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因此，在是否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内容上，人口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研究“三农”问题的国内学者也只是就农民健康、教育、文化、技能素质与农业生产、农户收入增长、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专门研究，但也忽视了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农村贫困问题的国内学者视农户经济行为为导致农户家庭贫穷与富裕的重要根源，并指出了宏观的政治法律制度、农业价格政策、土地制度、农村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化服务和微观的家庭利益、土地资源、劳动力、家庭人口结构等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未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支配农户经济行为的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对农户家庭脱贫致富的影响。
其实，作为人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质规定性的人的素质理应包括人的文化知识、身体健康、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四大方面。其中，人的文化素质可以用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大专)、研究生等人的纵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的劳动技能素质可以用会计师、驾驶员、厨师、教师、律师、营销师、物流师、经济师、法官、导游、医生、公务员等人的横向职业(专业)技能来衡量，人的身体素质可用身高、体重、胸围、肥瘦、体力、体质等身体指标来衡量，健康素质可用健康、亚健康、疾病、呆残、低能或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人的健康状况指标来衡量。相对于人的文化、身体、健康、技能素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明显的物理特征，不可视、不可触摸、不可度量，因此，人们关注的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资本、劳动、技术、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物质原因以及人的文化、技能、身体健康等人力资本素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富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人的思想道德虽然无法直接计量，但它却有其客观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人们认可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即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例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是错误的思想，“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是正确的思想；“男比女好”、“重男轻女”是落后的思想，“男女一样”、“男女平等”是先进的思想；“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辛勤劳动、自食其力”是道德的等。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差异是可以比较的。如果仅仅因为人的思想道德无法计量，就否定它的差异性、异质性、可比性，是不对的。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因此，不应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不能以对象是否可视、可触摸、可度量作为是否将它们引入研究对象的依据，将对象引入研究领域的唯一依据是对象是否客观存在并影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然科学研究看，物理学家要研究原子、分子、电、磁、场，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要研究细胞、基因，心理学家要研究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从社会科学研究看，哲学家要研究人的思想、意识、精神、意志、价值观，伦理学家要研究人类的伦理道德，思想家要研究人类思想、社会思潮等。显然，他们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我们肉眼不可能看见和度量的，其之所以要将它们引入其相应的研究领域并建立相应的科学体系，正是因为这些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它们或者影响自然界，并通过影响自然界最终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或者直接影响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以，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研究它们，并力图揭示它们影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研究没有，甚至社会领域的性问题学家还将人类自身的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性科学，社会学家要研究黑社会问题并通过其研究以有效预防或打击黑社会势力，维护社会的安定，就是因为性及黑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并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决不是研究者追求研究对象的标新立异。
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
在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比较中，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与普通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精神、有价值观的高级动物，而普通动物则无思想、无意识、无精神、无价值观可言。并且，人的思想道德支配着人的生产经营行为。因为，第一，人的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认识主客观世界，支配人的实践活动(行为)；第二，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道德素质的劳动者，人类生产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道德支配下进行；一个没有任何思想道德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道德落后的劳动者也很难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构成人素质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我们认为，人的思想是一种非物质、非政治、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思维、观念、心理、心态、态度、精神、意志、宗教观、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方面。人的思想道德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
径是：人的先进思想道德经营者素质提升人的理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一)不懈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经营者素质提升经营者理性经济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韦伯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即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精神动力因素。韦伯指出，理性地不懈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即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激励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的理性实践，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也指出，在新教伦理观念甚至是非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人理性化的行为；一旦人的行为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先进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人的理)社会交易费用节省(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思认为，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利益)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思想倾向。若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都想成为或都期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行为规则(即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的引导。使人们的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它通过约束个人行为，节省社会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理解或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么，制度运行中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从而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及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都将减少。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三)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人的竞争、冒险、创新等市场经济行为(人的理)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接着，刘易斯指出，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市场经济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市场经济行为。刘易斯认为，“新思想”即人们对竞争、创新、冒险等市场经济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市场经济“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只有“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竞争、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竞争、风险、创新等薪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他以本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的比较进行说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思想上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有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比投资于国内能得到更多的利润。随着本国企业家市场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于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精明的商人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体制留存的机会，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实践(人的理)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的实践，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正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刘易斯的“经济机会”在熊彼特看来就是“经济机遇”，熊彼特进而指出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与赢利经济机遇的关系：获利经济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精神激励下的创新实
践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经济机遇，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遇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企业家职能的实践，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也就是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还认为，一旦一个人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企业，他就失去了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
三、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路径的农民典型思想素质检验
农民思想是无边无际的，并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落后之分。我们从中归纳出制约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家庭贫富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这里由于篇幅限制，主要诠释了五种类型的农民典型落后思想素质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路径，即农民落后思想素质农民错误行为农户家庭经济机会减少或失去农户家庭贫困，反之亦然。我们发现：这一路径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总路径的规定。
典型思想一：农民短视地看待教育和知识，如“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功利主义思想，而“知识创造财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思想缺乏。体现在行为上：农民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宁愿让孩子失学、帮助做家务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的错误行为。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素质低。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子女就业机会减少，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在现阶段，劳动就业还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人们收入主要来自劳动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受限)，甚至无法就业，就必然使得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变窄、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陷入贫困。
典型思想二：农民“苦死累活上算”，而生命、健康(如“健康是本钱”)、卫生、优生、优育思想意识淡薄。在行为上：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生活无规律、等一切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素质低下。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就业，或就业机会减少，谋生空间狭小，且劳动性质以低薪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临时劳动居多。在现阶段，就业机会变少或不能就业必然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疾病潦倒型贫困)。第二，在家庭收入既定条件下，患病人口高昂的医疗费用开支，既使得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最终也会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并导致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三：投机取巧、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等剥削阶级旧思想，而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等思想缺乏。行为上：懒惰和。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和“懒惰”行为的本质是厌恶“劳动”，有百害而无益，不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家庭贫穷，甚至是家破人亡。克拉克指出：“思想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懒惰、缺乏责任感、贪图眼前享乐的思想与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取得成功所要求的行为是相矛盾的。因此。来自于这些思想的人成为穷人的比例很大，这些思想会比其他思想产生出更多的贫困。”缪尔达尔通过在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揭示了懒惰思想及行为与贫穷的相关性，他认为厌恶劳动、懒惰成风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原因，他指出：“南亚人思想道德素质低是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南亚的现代经济并不很容易改变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南亚人懒惰，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南亚一些只念过小学或者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仅仅初识文字的人也自称受过教育，希望免除体力劳动。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南亚的贫穷。”第二，“懒惰”不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阻碍经济增长；而“勤劳”有利于生产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此，刘易斯深刻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该愿意更自觉地勤奋工作，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而他们愿意更多地储蓄是不够的，如果农民以购买黄金和珠宝来储蓄，那么就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进行储蓄是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其影响就不是增加农业产量，而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或所有权，也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增长的关键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辛勤工作与生产性投资有必然的联系，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种族比另一个勤劳，而这就是勤劳的民族更加繁荣的原因，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进行了更大量的生产资本形式。辛勤劳动与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绝妙公式。”
典型思想四：“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等思想缺乏。行为上：第一，“多子多福”的思想引导人们多生、超生。佩雷菲特通过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社会特点和贫困原因长达40余年的考察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续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是多子多孙的顽固传统观念。”第二，“养儿防老”、“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引导人们想生男。很多家庭在生出男孩之前是不会自动终止生育的，因此，为了把男孩生出来，又导致了多生、超生。对家庭经济机会和贫富的影响：第一，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住、行、用等消费的更大需求。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抚养、教育子女的负担加重，导致家庭贫困(“越生越穷”)。第二，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人均收入相对减少，对子女教育投资减少，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文化、技能素质低下。随着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制约家庭收入增长，导致家庭贫困。第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并为男子所不能取代的作用。而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等于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家庭收入增长。第四，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使得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男子家庭贫困。
典型思想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缺乏。行为上：第一，农产品自给自足，即不为市场生
产。第二，农民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单一的狭小规模(“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第三，采取“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形式。对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和贫富的影响：第一，农本主义小农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成本很高，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基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节约与效益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社会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对交易双方都有利。而且，交易双方通过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参加者都受益。张培刚也指出：“由于以农为本思想，因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所以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市场很难建立，致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直到今天在农村中仍占很大比重，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及配置受很大限制，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都很高”。第二，自给自足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分工的实质就是对男子和妇女职业与工种的限制，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大生产的发展，结果是家庭及社会生产成本皆高。第三，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不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不能形成“规模生产，规模效益”)。第四，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甚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通过实施反贫困使贫困者脱贫致富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生。找出贫困的原因是有效反贫困的前提。为此，经济学家和研究者们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贫困原因，相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扶贫政策模式。为什么长期的反贫困未能使某些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回顾、反思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扶贫政策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素质的提高。在以往一个时期的反贫困实践中，从政府来说，就是给钱、给物、立项目、搞开发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来说，就是等资金、等项目或者要资金、争项目。这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致使国家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国家援助的科技人才、扶贫资金、扶贫物资及国家制定的扶贫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其结果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贫困人口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如今，在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物”的现象毫不鲜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扶贫攻坚以后，人们发现某些地方离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人们还缺乏对贫困原因进行追根溯源的探析，缺少对扶贫方式最有效的探索。
其实，任何一种扶贫政策都应当有助于调动和激发贫困者通过自身主观努力去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增强贫困者的“自我造血”功能，有助于建立一种贫困者自我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这乃是检验一切扶贫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能让贫困者滋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放弃自我主观努力。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或政府物资、资金或科技、文化等扶贫政策措施，但过多的或单纯的物资或资金扶贫援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会产生某些副作用。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罗时法指出：“治疗贫穷的良药决不能完全靠外部援助。外部援助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消除人们的斗志，使人产生一种具有麻痹作用的依赖感、自卑感和低能感”。克拉克指出了政府福利扶贫政策的某些弊端，他认为，“政府许多帮助穷人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与现代福利国家相联系的社会扶贫福利项目常常只起到了抚慰低收入者和防止社会失序的作用”；“政府福利扶贫项目是损害少数民族自主精神，造成代代相传的依赖感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由旧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在极大地抑制人的智慧和潜能，使人采取错误的非理性的行为，使人失去各种经济机会，最终导致家庭贫困。
对此，经济学家有许多论述，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克拉克指出：“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心理素质。一些人意志坚强胆子大，另一些人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还有一些人消极而迟钝。正是由于这些人性中普遍的固定的品性，产生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其程度相对稳定的贫困及不平等。”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人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约束正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西部许多地区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等方面都比东部条件好，但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首先在于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上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精神变物质。”郎咸平2007年6月在长春为企业界精英讲解“企业战略与行业本质”时指出，东北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僵化。他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要知道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有专家认为东北最缺少资金，也有专家认为东北缺少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人觉得东北缺少技术和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认为东北最大问题是思想非常不解放，甚至僵化!常常听到东北的一些企业家问，现在最有潜力的行业是什么?东北三省哪个城市最具竞争力，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常有夕阳思维，却少有夕阳产业。只要思想解放，思维创新，东北就能振兴”。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内容，是因为其同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一样，总是依附在人身上。与人身不可分离；并且其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或失去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促进或阻碍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内容。是因为其决定着文化、技能、健康等其他一切方面人力资本要素的发挥程度，并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一切生产要素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第二，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口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第三，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的崩溃；贫困的根源已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低下(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
影响农业的社会经济因素范文第5篇
一、农业
1 农业的区位因素。农业的区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主要为：气候、地形、土壤、水源等。社会经济因素主要为市场、交通运输、政策、科技、劳动力、历史因素等。
2 农业区位的合理选择。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很多，但其影响程度不同，在对农业区位进行合理选择时，首先需判断农业的主导区位因素。对主导区位的判断须考虑以下几方面：看农业的生产类型，如观光农业、城郊农业、乳畜业等是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主导因素是市场；看作物种类及生长特性，如橡胶为热带作物，苹果为温带作物，甜菜为中温带作物，它们的主导因素为气候（热量）；看农业生产特色，如绿洲农业主导因素为水源，河谷农业主导因素为热量，立体农业主导因素为地形等；看优势条件或制约因素，如海南地处热带，热量资源丰富，热量是其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主导因素，而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水分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水源成为灌溉农业的主导因素。其次，需要综合其他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如果地域空间太小，还可从地价的高低和单位面积产值、需水量、产品运输的迫切性、占用土地的多少及环境的需求等进行分析。
二、工业
1 工业的区位因素。工业的主要区位因素有原料、动力（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运输、土地、水源、政府及政策等。
2 工业区位的合理选择。
首先，看主导因素。不同的工业对区位的要求不同，这就产生以某种区位因素为主导的工业部门，共概括为五种指向型工业，在以主导因素进行工业布局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的区位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具体来说：原料地的影响逐渐减弱；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强；交通运输条件始终有较强的吸引力；信息通信网络的通选性作为工业区位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劳动力素质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其次，在对工业区位进行合理选择时，还要看到社会、环境需要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社会因素主要体现在：国防需要、国家政策、社会效益、个人偏好、工业惯性等；环境因素：对大气有污染的工业，工厂设置在居民区最小风频的上风向或与常年盛行风向垂直的郊外；对河流有污染的，污水排放口远离水源地及河流上游；固体废弃物污染，远离居民区和农田。
三、城市
1 城市的区位因素。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主要有地形、气候、河流；社会经济因素有自然资源和交通（始终具有吸引力）、军事和宗教（影响减弱）、政治；而科技、旅游、边贸成为影响城市区位的新因素。讨论一个城市的区位因素，首先应该考虑城市刚刚诞生时，是什么因素把它吸引在这一地点的；其次要分析是什么原因促进和限制了它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找出某一城市的主要区位因素。
2 城市区位的合理选择。首先取决于自然环境是否利于建设。其次，看促进发展的条件。矿产丰富的多形成矿业城市、工业城市；交通便利：水运发达的一般在河口、干支流汇合处、河运起止点形成城市；陆运发达的一般在交通枢纽、公路、铁路沿线形成城市；而行政、政策倾向、科研基地建设、旅游资源开发、边境贸易活动都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在分析时需全面考虑的区位因素。
四、交通
1 交通运输的区位因素。交通运输的区位因素主要有经济、社会、技术、自然等因素。
2 交通运输网区位的合理选择。交通运输网的区位包括交通运输网中的线和点的区位。交通运输网中线的区位选择。交通运输网中的线主要有公路和铁路线，在对铁路线和公路线进行区位选择时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做到趋利避害，更重要的是注重经济、社会因素的主导作用。交通运输网中点的区位选择，交通运输网中的点主要有港口、汽车站、航空港。在对其进行合理区位选择时需要考虑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
五、商业
商业的区位因素。商业是以产品交换来获取利润的，商业的区位选择，要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自然因素主要是地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人口密度、交通运输、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因素等。商业区位的合理选择。商业的区位因素主要是印象商业中心和商业网点的布局。
六、旅游
旅游的区位因素。旅游的区位因素主要有旅游资源的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通达性、地区接待能力、旅游的环境承载力、旅游地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旅游区的区位开发条件评价。旅游活动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目前，旅游业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旅游业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大就业、增加外汇收入、满足人们的休闲求知需求以及增进理解、扩大科技文化交流等。由于旅游业投资少、收效快、利润高，被称为“无烟工业”，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第三产业中处于支柱地位。对于某地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考虑众多的因素。
在我们高考地理的区位条件分析中，主要涉及以上几种区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要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进行。但是在做题时需注意审题，看清楚题目要求我们从自然角度还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来分析。对于人类活动的区位分析，分析方法是类似的，所以在平时的做题中多加练习，定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