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第1篇

根本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

贵州要在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总书记200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贵州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跨越，就没有贵州的跨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对“三农”问题，有人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等等。但从“三农”内部看，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好解决甚至无法解决。

数据显示，2009年，我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4.2%、37.9%、47.9%，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依次为70.03%、9.85%、20.12%。这说明，占全省劳动力70.03%的农村劳动力仅仅创造了14.2%的GDP，农业产业增加值构成与从业人员构成严重背离。这里面固然有农业生产率低、规模效益不够等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闲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结果，是数量很大的农民瓜分份额较小的农村资源，而农民又不得不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看作必须紧紧攥在手心的命根子。这就禁锢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整合，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推进，最终也束缚了农民自身的发展，造成大家一起受穷、守穷的尴尬局面。近年来，我省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成绩很大，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2009年全省贫困人口仍然高达555.3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5.4%，贵州仍然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可见，“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问题。要提升农业、富裕农民、发展农村，必须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根本途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呢？在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都是2％左右，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与其创造的经济值基本一致。如果把农业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省2322.46万就业人员中只要有46.45万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就够了。考虑到我省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计算，最多232.25万人也就足够了。而2009年，我省农业就业人数为1626.40万人，这就意味着我省农业要均衡发展，必须从农村至少转移出1394.15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这些人要转移到哪里去？很明显，只能通过加快城镇化步伐，吸引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我们勾勒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说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呢？原因有三：第一，城镇化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加快城镇化，鼓励部分农民进城寻找就业门路，通过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谋取收入，可以让他们获取较理想的经济收益；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提高，其劳动力的产值也相应提高，收入相应增长。此外，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居住，有利于传播城镇文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第二，城镇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一直以来，农村特别是后发展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严重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脱离农业和农村，这就使有限的土地集中到少数能人大户手中成为可能，从而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大，对品质的要求将会提高，从而促使农业生产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城镇的信息、技术、服务体系，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第三，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镇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对乡村的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也不断增大，这就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的现代文明将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推进文明水平不断提升，这就为农村加快变革、加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城镇化过程既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布局、优化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拓展了三次产业加快提速、协调发展的空间，也扩大了就业、拓宽了市场、提高了人均收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根本上破解了农民发展的局限、农业发展的瓶颈和农村发展的难题，让“三农”问题迎刃而解。

根本手段――以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的阶段，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2009年，我省城镇化率为29.9%，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抓城镇，又要抓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特别要发挥好“市长”和“市场”两个作用，坚持以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让这“两只手”协同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走有特色、集约型、多样化的山区绿色城镇化道路。

科学规划城镇布局。一般来说，大中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强，聚集效益高，但居民生活成本、公共管理和服务成本也高，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和聚集效益低于大中城市，但劳动力、资金进入和产业集聚的“门槛”、成本较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凝聚力。20世纪初，英国推出“母城――卫星城”模式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目前英国城镇化水平已达95%以上，很多地方城市与乡村已经融为一体。受自然、地理等条件所限，推进我省城镇化，不能只注重大城市，必须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适度规模的城镇，按照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县级市、县城和重点建制镇等层次，科学规划城镇发展方向，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梯次推进。既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和生产力布局，又要充分考虑农民就地安置的便利，以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和生活。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生态环保”的原则，把产业发展、产业支撑放到城镇化的突出位置，把推进城镇化与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通过二、三产业的集聚发展带动人口和要素向城镇集聚。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卫生、福利、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完善城市功能，使其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聚的重要节点，为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居住和创业创造条件。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镇化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最终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应通盘考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努力消除户籍、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玻璃门”，让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发展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逐步形成投资、建设、经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第2篇

一、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总体经济特征的必然选择

1.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水平的重要方式。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多农民，只有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了，才能让社会更和谐，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三倍还多，许多不利于农民的因素是农民增收困难，农民的贫困，使得社会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现在党中央大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给予农民的优惠政策，是农民能更好的增收，只有农民富裕了，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了，才更加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否则，只有城镇人口富裕的社会，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是一部分人的小康，大部分人的贫穷。

2.解决三农问题是由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经验得出的选择。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赢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二、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目前“三农”工作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此，总书记深刻分析了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面貌反差较大；农村安定和谐面临许多压力，存在不少不稳定因素；农村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的内在活力不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可能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产业断裂、城乡脱节，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影响到全面小康目标的顺利实现。

3.抓住关键环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这五条要求，是党对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统一。根据这一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们要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把农民增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措施，把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把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把推进和谐农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

4.牢牢坚持尊重农民意愿这个第一原则。把尊重农民意愿作为第一原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体现，也是从我省长期农村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要把农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造农民自主创业的宽松环境；要加强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要让农民知情，请农民参与，使农民认同，受农民监督，使建设新农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第3篇

（一）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收入增长速度不断下降；2004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幅较大，主要是粮食涨价等不太稳定的因素支撑的

2003年，内蒙古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68元，而全国同期为2622元，全国水平比我区还要高出15.6%;2002年，内蒙古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86元，而全国同期为2476元，全国水平比我区高出18.7%。其实，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低于全国的水平，而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前几年，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值也出现下降，如2001年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73元，比2000年低65元，比1999年少30元，比1998年还要低9元；2002年终于结束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下降的局面，但仅比2000年增长了2.35%、增幅很小。2003年较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较大，为6%。2004年前三季度，我区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2052.59元，同比增长23.7%，增幅快于上年同期14.6个百分点。2004年前半年，我区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335.83元，同比增长28.93%，增幅加快21.4个百分点，实际增长23.5%(扣除价格因素，下同)；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低近10元，实际增长速度快12.6个百分点。在2004上半年我区农牧民人均1335.83元现金收入中，非生产性的农牧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为11.76元和68.9元、同比分别增长63.03%和1.21倍，两项增量之和对现金收入总增量的贡献率为14.1%，非生产性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新出台的粮食直补政策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政策的兑现，两项合计增量为34.85元，占全部非生产性现金收入增量的82.31%；上半年农牧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83.19元、同比增长36.02%，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对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6.2%；农牧民家庭经营性现金收入为1071.99元，同比增长22.78%，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整个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6.35%，其中第一产业对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0.9％，而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售农畜产品的现金收入大幅度增长，由于农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上半年农畜产品物价指数上涨了11%)的拉动作用，使得农畜产品出售数量大增，现金收入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上半年我区农牧民人均出售农畜产品占到家庭经营收入增加量的95.16%。

可见，我区2004年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的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建立在粮食、肉类、禽蛋、食用油等农畜产品及其加工食品的普遍涨价的基础之上的，2003年四季度以来粮食、禽蛋等价格上涨30%多，肉类、食用油等价格上涨也有20%多。而进入2004年三、四季度以来粮食、肉类、禽蛋等价格的上涨势头逐渐缓解，食用油等价格已出现回落；粮食等农畜产品价格上涨态势的延续时间以及它们保持较高价位的时间都是变数很大的，自然主要依托粮食等农畜产品价格上涨而拉动的农牧民收入的增加也是不稳定、难持久的。再则农牧民可供出售的农畜产品量也是有限的，特别是贫困的农牧户剩余的农畜产品很少或者没有，价格再高对其增收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另外，粮食等农畜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化肥、农药、农膜、农业灌溉用水、农用电、农用柴油、良种等农用生产资料响价格也在上升，2003下半年以来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价格上涨均在20%左右，农用柴油、良种等的价格上涨更多一些，还有农牧民生活日用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样农牧民生产成本上升、生活费用增加，即在总收入增加的同时、总支出也在增加，收支相抵，净收入或纯收入就少了。

（二）农村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滞缓，且农业及种植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与维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矛盾

内蒙古农村牧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履迟缓。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内蒙古2003年第一产业为19.5%、第二产业为45.3%、第三产业为35.2%,比全国同期第一产业高4.9%、第二产业低6.9%。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内蒙占2002年第一产业为82.35%、第二产业为6.50%、第三产业为11.15%，与全国同期相比第一产业高16.43%、第二产业低8.88%、第三产业低7.55%。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极化，主要在于随着农牧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比重减少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内蒙古的三次产业结构与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不仅低于全国的水平、也低于一些西部省、市的水平，表明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还是非常落后的。

农业部门结构、种植结构及产品结构逐步改善，结构调整优化的速度相对缓漫。内蒙古农业的部门结构逐步向合理化的方向演进，农林牧渔结构中“农”的比重从1985年的63．90％经1990年的65.7%与1995年的62.0%降至2000年的56．8%、进而又下降到2003年的50.4%；“牧”的比重从1985年的29.2%经1990年的29.6%与1995年的34.0%升至2000年的37.8%、进而又上升到2003年的40.1%；林业、渔业的比重也呈升势。然而内蒙古农业部门结构调整优化的速度相对缓慢，从1980年到2001年农业部门结构中农、牧的比重，内蒙古的“农”仅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牧”上升了十点一个百分点，而全国的“农”下降了八点五个百分点、“牧”上升了十三点九个百分点。

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耕地面积的减少，特别是种田比较利益的下降等，内蒙古农作物的总播面积由1999午的607．7万公顷减少到2003年的574.9万公顷，减少了32.8万公顷。由于种植业内部结构及其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面积的比重由1999年的81.5%下降到2003年的70.5%，降低了十一个百分点；2003年，我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以饲草料为主的其它作物种植结构由上一年的73.8:17.7:8.5调整为70.5:18:11.5。说明经济作物、饲草料作物的种植比重增加了，种植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然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必须实施，草原森林区域滥垦出的耕地、水土流失严重地域的坡耕地、沙漠化剧烈地区的耕地等，应该退下来还林还草。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种植业结构调整等，符合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还必须进行下去。当前应该做的工作是，严格耕地保护，杜绝浪费、合理征用;在水土条件优越的平原农区，新开发一些耕地;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中低产田的改造，大力推广普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管理制度等，从而提高粮食单产，使我区的粮食单产由目前的225公斤左右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00公斤左右，实现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绿色、安全，巩固并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三）农业与农村的投入严重不足，表现为财政投资较少，金融、信贷资金缺乏，农民自身的投入能力极其有限等

内蒙古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02年为8.83%，比1980年低12.73%，比1990年低4.32%，比1995年低1.23%，比2001年还低1.54%，而2003年内蒙古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55%,比2002年还要低1.28%,内蒙古农业支出占全国农业总支出的比重，1995年为1.79%，2000年为1.75%，2003年为2.03%,可见，内蒙古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的势头更大，内蒙古农业支出占全国农业总支出的份额也很小，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财政支持力度微弱。

近年农村金融体系对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有所下降。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调整，除农业银行外，其它几家国有大商业银行基本不向农村发放贷款;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也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商业，除发放部分农业开发与扶贫贷款，对农村资金的投入大幅度下降，而还留在农村的网点主要是吸纳存款、使农村资金外流;邮政储蓄是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失的重要通道;农村信用社实质上也没有把全部资金投入农村与农业;作为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单一、资金有限，主要在支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流通部门。农业信用社已成为农村及农业贷款的主要、单一、垄断性的机构，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当前达到80%以上。然而，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有限，加之其产权不清、管理混乱、规模较小、资金利息成本高、结算渠道不畅以及吸收农户的存款增加而向农户贷款的比重在下降等，使得农村信用社对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能力不强。内蒙古农村信用社给农户的贷款占其存款的比重，由2000年的72.33%减少到2002年的71.43%，降低了近1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投向亦存在非农化的倾向、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也有一定的外流。

二、内蒙古“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千方百计地增强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与间接支持的力度

我国及其内蒙古对农业和农民的间接支持与直接补贴都远远低于世界的水平，在WTO“绿箱政策”与“黄箱政策”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实施对弱质产业农业、弱势群体农民、落后区域农村保护、补贴、支持的具体办法，是促进“三农”发展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环节。当前正在试行的把过去通过流通领域对粮食等的大宗农产品实行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生产销售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农民的直接补贴，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大部分被流通部门享有，农民得到的实惠很少的不良状况。其实，既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的保护价制度，也应该制定实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除了粮食的直接补贴，还可以尝试根据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按亩制定标准定额（如一亩多少元人民币），由政府给予农民家庭直接的现金补贴。

（二）有效增加农业与农村的投入

切实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万百计地增加对农业及农村的投入，是实现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出农民增收难困境的基本保障。各级政府要继续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财政投资，且随着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用于农业与农村的财政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要以一个科学合理的速度不断增大，而不是减少。加速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完善，增强其生机活力特别是对“三农”的信贷支持能力，同时规范特别是增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业与农村服务的职能，开拓农村、农业、农民的保险业务，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商业性与政策性相结合的金融体系，从而大幅度增加农业与农村金融资金、信贷资金的投入，使农业与农村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的不良局面有所改观。吸引社会各界对农村进行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鼓励其到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发展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第一产业。引导、激励农户自身增加生产性的投入，提高其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三）切实贯彻农业减免税费的政策，有效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

从2005年开始我区全部减免农业税的政策要切实贯彻执行，同时要避免农民负担以其它的形式再度加重。由于越是落后地区农业税就越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若减少了农业税率与税额，便使其原本的“吃饭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这样就可能影响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完善，甚至会引起农民税费负担的反弹。所以，能够同时调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广大农民的三个积极性，是农业税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的主要目标与重要内容，也是走出“黄宗艾羲定律”(即税费每改革一次，农民负担就反弹一次，加重一次)怪圈的好办法。

（四）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内蒙古要做精第一产业，发展集约化、现代化的大农业，就必须有发达的农业服务业、完备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前提与基础来支撑，国外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国内农业先进地区的现实已证明了这一点。随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业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农产品既要经历国内市场的挑选、也要接受国际市场的检验。小规模、传统型、低技术含量的小农经济及其质量较低、特色不明显、缺乏一定批量优势的农产品，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能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不能满足我区城市扩张与第二、三产业大力拓展的需要；而发展农业服务业，建立产前、产中、产后成龙配套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便可以很有效地提高农业的技术化水平、标准化水准及其由服务纽带连接而成的农业规模化优势，从而逐步实现农业的优质化、特色化、社会化及集约化、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要与农业产业化的拓展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既需要龙头企业的带动，也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建立“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强化龙头企业的服务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要把龙头企业服务功能的放大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将龙头企业的服务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关键环节之一，从而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纽带而形成的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群快速高效、协调持续地发展。

（五）着力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

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下，是内蒙古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内蒙古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不仅有利于内蒙古经济增长率的上升，有利于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与改善，因为解决我区沙漠化、水土流失等最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主要在于有效减少人口对草原、森林、耕地等农业资源的直接压力，转移一大批农牧民从事非农产业。

内蒙古农村必须走一条有特色的新兴工业化道路，要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及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绿色食品产业、生态旅游业等），同时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的集约化、生态化及信息化，由粗放型、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持续式的生产万式转变。具体地说，第三产业，要大力拓展草原文化产业、生态旅游业等的特色优势产业;第二产业，在发展生态工业和环保产业的总体框架下，着力提高绒毛加工业、乳品加工业、粮食加工业等的综合素质与竞争能力，增加优质高效的符合环境标准产品、绿色加工食品等的有效供给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量，逐步推进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第一产业，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林业、生态草业等，生产优质高效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及特色产品，同时涵养草原、耕地、森林等资源，遏制沙漠化与水土流失，改良生态环境。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第4篇

一、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重要作用日益明显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是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经营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可以把市场信息、技术服务、销售渠道直接而有效地带给农民。从经济学高度讲，农业产业化发源于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是竞争。平等的经营主体进入市场，合适的经营规模是其参与竞争的基础条件，是对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提出的新课题，是对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出的新要求。农业产业化在农村家庭承包的基础上，作为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创新，顺应市场规律，运用市场机制的力量，用新的经营体制，引导农民重新组织化，用新的运行机制，把小农户与大市场相连接，用新的利益分配方式，使不同的市场主体得以发育发展，对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推进农业产业化，体现了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小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特点

1、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来促进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工作思路上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着眼点和根本途径。

2、国家进一步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以提高其对农民进入市场的带动力。2002年底，农业部等九部门共同认定了235家第二批农业产业部级重点龙头企业，加上第一批龙头企业监测合格的137家，使部级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达到372家。至此，一个以部级重点龙头企业为核心，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为骨干，数万个小型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航母群已现雏形。2002年初和2003年初中央印发的文件都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扶持政策措施，各地也整合各部门的扶持力量，提供各方面的服务，重点解决龙头企业的带动力问题。

3、将如何通过市场手段来提高龙头企业的带动力问题提到了产业化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如江苏、上海等地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等有效途径，积极鼓励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有效地激活了龙头企业的资本市场，还创新了农业经营理念，为龙头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将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生产与产前、产后各关联环节纳入到统一的经营体内，减少了环节之间的交易费用，降低了单纯经营农业所面临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还加速了农业与工商业平均利润的形成。

4、中介组织应运而生，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建立起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机制。新修订的《农业法》，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涉农行业协会问题作了明确。各地为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当作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以增强带动农户的能力。山东、广东等地大力推广养殖业规模经营，不少龙头企业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改造了“企业加农户”的传统模式，发展了适度规模经营；上海、北京、海南等地通过发展专业行业协会，解决了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问题；浙江、江苏等地通过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了订单农业，拓展了农业的发展空间。

5、龙头组织的带动力显著提高。据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统计，2002年，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增加到9.4万个，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30.5%，户均增收1000元。

可以预见，农业产业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龙头组织与农户紧密关系阶段。这一阶段的必然趋势是：随着中介组织的发展，龙头组织将与农户建立真正的联合合作关系和合理的交易秩序，通过更新利益观念和完善制度，规范“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确保农业产业化的规模效益、加工增值、加工和销售利益在龙头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公平合理分配。合理的尺度是平均利润率，即农户、农业产业化各种经营组织、销售组织的等量投入都能获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平均利润。

（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作用和意义

1.推进农业产业化，能够不断创新农民进入市场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组织是配置资源、进行生产的核心，有效率的产业组织才能推动有效率的生产。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产业组织的形式也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变化，从根本上说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格局的需要，但这种变化没有触及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却大大拓展了农场主进入市场的渠道，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说明，由小作坊生产向现代大工厂的转变，社会化大生产与三次科技革命的有效对接，都揭示出组织创新的深刻内涵。十多年各地的实践也证明，农业产业化能够不断探索出许多好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加农户、公司加中介组织加农户、农户入股龙头企业等等。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不仅可以将生产、加工、销售连接起来，还能够补充、丰富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丰富多样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版权所有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晚清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曾国藩曾在京任职期间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考察。他从自然灾害、国用不足、兵伍不精、银价太昂、盗贼猖狂、冤狱过多等方面分析了民间疾苦，进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京官曾国藩眼中的农村社会问题入手，就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原因、途径、认识及解决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使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曾国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他整顿政风，倡导学习西方，举办洋务，开启了“同治中兴”，加之他又是儒学大家，因此备受学者关注.当今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除了一些专著问世之外.对其进行的专题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曾国藩的洋务、理学、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而关于曾国藩在京任职时期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认识的研究则甚少，即使有些研究有所涉及，也是极其简略。因此，本文试对曾国藩在担任京官时期提出的农村社会问题做一些梳理，以期对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曾国藩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原因

    曾国藩与当时其他封建官僚相比较，更加重视农村社会，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对于所发现的农村社会问题，总是努力解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他之所以这样关注农村社会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农村社会问题异常严重.曾国藩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机制弊端丛生，社会矛盾严重激化，问题比比皆是。国库空虚;兵伍多而不精;军费和官僚傣禄与日俱增;官吏腐败，贪污成风，致使遭运、盐业、河工等国家本应便民的政策成一了病民扰民的弊政，无怪乎孙中山认为“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而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清政府饮鸿止渴，千方百训增加赋税，这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在这一时期，自然灾害也是频繁发生.这些灾害中，水旱灾害出现次数多、危害也最大。据统计，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间(1840-1911)，我国共计发生水灾236次，旱灾140次。仅就直隶为例，1840-1852年间，受水旱灾害的总县数大约是539或546个。此外还有一旱灾、震灾、虫灾、风灾的侵扰。

    以上所述的种种人祸天灾，使得农村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生活无依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1836-1845年中，民变次数为246次。这直接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身居高位的曾国藩深知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这种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国家当务之急便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清廷的统治。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影响。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作世家。曾氏家族祖籍衡阳，清顺治年间，曾孟学一家才迁居湘乡。曾氏家族累世务农，曾国藩家中堂屋神完两侧挂有一幅对联口:“奉祖宗一住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曾国藩也替父亲曾麟书书写过一幅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求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事实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体现了他对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视，他给后辈的家书中说道:“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正是由于曾氏家族的半耕半读的文化传统，使曾国藩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农耕思想教育，同时亲身经历的农耕实践也使得他了解了农村，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对其以后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刘铁铭先生所说的:“曾族的耕读家规是造就曾国藩成才之始道。”

    第三个原因是曾国藩较为顺利的仕途经历的影响。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礼、兵、吏、工、刑各部侍郎。这一经历使得他自然萌发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曾在家书中说过，“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弱救民饥之责”，“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并且要求自己一心以国事为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仕途和志向的激励，使得他不像其他的封建官僚那样剥削压榨农民，而是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仕途的顺利也使得他萌生了报效皇恩志向，而报效皇恩则首先表现在协助朝廷解决社会问题。

    二、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曾国藩对农村社会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有利于其采取得当的措施解决问题。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则应归功于他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自幼在农村生活的这一经历是其了解农村问题的一个途径。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荷塘白杨坪(今双峰荷叶)，当时的湘乡是湖南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县，地形险峻，相对贫困，并且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曾族尽管到了曾国藩父亲这一代，已数代为地主，但是私产并不多，而且经常需要借钱，就连曾国藩任官以后还不时借钱救急.这样的生活磨砺使曾国藩更容易发现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其关注农村问题的最早的途径。

    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通信是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曾国藩经常和家人及朋友通信，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农村问题的信息。

    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过:“八月十四日发第九号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欣悉一切。……左光八为吾乡巨盗，……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伙人会者流。然我境办之，亦不可过激而生变。”在另一封中对家人提及的乡中劝捐补亏空之事作了回复，“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并且对此事弊端做了详细说明。当然，与朋友的通信也传达了此类信息。这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写给陈源衰的信中看出:

  “今岁三汉两湖并离奇灾，……金陵城中几成洪湖，死者日以千计。……来书称长沙饥民情状，令人枪恻。”而后在给黄廷攒的信中也提供了证据:“去岁出都后，奉到手书，……嗣又奉踢函，优戚之中，尚践在都临别夙诺。寄到槽务积弊及银价苦昂，思所以平之之法。”由此看来，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也是其了解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央五部的任职是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途径。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早期的仕途便非常顺利，自中进士后十年七迁，遍兼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这更利于他了解到农村社会问题。这可以从他在京任职时期的一些经历可以看出。在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咸丰元年九月初一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水灾州县豁免钱粮”。

   三、曾国藩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方案

    曾国藩通过以上三种主要途径对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归类。

    首先，他认为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水灾是农村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他在奏稿《请设坛祈雨疏》中提到:“本年人春以后，雨泽较稀……近来京带地方，晴多雨少，粮价渐增。”在《议汰兵疏》中也指出了水旱灾害的危害，“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早，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架数百万以娠救之”。水旱灾害使农民歉收，损失巨大，不得不依靠国家娠济。然而，此时的国家娠济体系已经走向了崩溃。

    其次，他在《议汰兵疏》中还提到了当时天下的两大患，“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这两大患对下层人民造成了极大负担。“国用不足”，政府必定会增加赋税，而正如他所说的:“欲于岁人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人民深受其害.“兵伍不精”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从康熙朝开始，国家增兵过多，但是军队战斗力却急剧下降。这不仅使得国库空虚，而且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匾乏，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第三，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提到了另二条具体的问题。“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即银价过于昂贵致使农民难以缴纳钱粮。“二曰盗贼太重，良民难安也”，盗贼横行，官吏、差役并不关心调查，致使良民无安稳之日.“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这些都是造成民间疾苦的原因。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期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其一，是对水灾和旱灾的解决方案。对于水灾主张通过修建堤坝疏浚河道来解决。而对于早情，在当时情况下，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上书祈请皇帝救令各衙门“敬谨设坛，诚求膏雨”，这种做法虽属迷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关心民间疾苦。

    其二，他在《议汰兵疏》中对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也提出了解决措施。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就是“汰兵”。他特别指出汰兵并不是一步完成，而是逐次裁减，以免发生叛乱。汰兵省下来的费用则“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这与他所认为的“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相符。

    其三，是对银价、盗贼、冤狱问题的解决措施。针对银价，他专门上了《平银价疏》。在奏稿中，他提到了六种方法，即:“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京外兵晌，皆宜放钱也”、“部库人项，亦可收钱也”、‘他丁正项，分县收钱也”、“外省用项，分别放钱也”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也”。针对盗贼多、冤狱多的农村社会问题，他上书皇帝建议“申谕外省，严伤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即从中央到基层加强官员队伍建设，整顿吏治。

    曾国藩善于发现当时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足以体现出其关心农民疾苦、以民为本的经世本色，无愧于一个日益成熟的政治家。

    四、对其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

    曾国藩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使其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对其后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充实了他的理学思想。譬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自如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请设坛祈雨疏》和《备陈民间疾苦疏》两疏也均从侧面反映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李洪波在《曾国藩其人》中评价他不仅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在当时，他独树一帜，形成了理学经世的思想，为后来“为学之术有四”(即:“曰义理，曰考察，曰辞章，曰经济”)的提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