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总结如下：

一、利用我镇桃花节期间人员流动量大的特点，利用有线广播很好地宣传了国家人口委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广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公告》。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我镇所辖的9个行政村和一个居委会的流动人口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70例违法生育现象，现正在取证处理。坚持边清理、边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三、按要求在pip信息平台上与padis系统上及时准确地反馈“流动人口”信息。并按时完成流动人口的各种报表工作。

四、今后打算：做好流出、流入人口的办证宣传工作，要求各村委会加强对流出人员的监控工作，做到婚、孕、育信息反映及时，落实补救措施及时逗硬，并函寄“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单”。及时掌握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情况。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作为社会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方式，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专家学者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李实（1999）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和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对于抑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一般收入再分配政策法替代的积极作用；胡苏云、王振(2004)认为，流动人口外出就业能促进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对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杜鹏等(2007)认为，外出务工农户通过寄钱回家，对改善家庭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柳建平等(2009)通过对甘肃10个样本村调查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改善家庭福利、实现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具有积极作用。

（2）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宁光杰(1995)、周全召等(2005)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地荒芜或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罗斯高等(1999)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司增绰等(2005)认为，劳动力流出过多不利于农业技术的创新、推广与使用，又易产生资本外流，从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龚晓莺、王朝科(2007)认为，农村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过度流出对现代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3）农业产出与劳动力流动无关。通过对四川和安徽两省外出和非外出户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杜鹰、白南生(1997)得出结论：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因研究区域农村发展水平、农民收入等因素的变化，研究结果略有不同。辽宁省土地总面积为1480万hm2，耕地408.5万hm2，全省农业人口1655.8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在日趋增大。庞大的农村劳动力队伍如果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疏导，势必影响辽宁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辽宁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进行实地研究，为政府制定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的决策依据，更好地解决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

2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2.1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的测算

为从实证的角度验证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对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量进行估计。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规模的估计方法目前国内有几种模型，本文借鉴陆学艺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的计算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选取1999～2010年为样本期，利用各年的《辽宁省统计年鉴》数据进行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的测算，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数据可以看出，1999年以来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和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逐年递增，2010年比1999年增长一倍，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口达到1081.8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65%。

2.2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指标的选定

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非农行业产值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初步选取两个从宏观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指标（全省农业农林牧渔总产值和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两个从具体农业产业的角度反映农村经济的发展的指标（全省粮食总产人均数和全省水产量人均数），以及一个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的指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来衡量辽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辽宁省统计年鉴资料整理的反映辽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见表2所示。由于2004年统计年鉴上乡镇产业总产值数据缺失，导致相关性分析无法进行，课题组利用1999～2003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和乡镇产业总产值的相关性，用线性回归方法求得了2004年乡镇产业总产值的缺失值为12480.6万元，人均乡镇企业产值为29909.41元，如图1所示。

2.3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检验

通过对测算的辽宁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数据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指标数据的观察可以看出，辽宁省农村经济主要发展指标的趋势与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的趋势是一致的，可以假定它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双尾检验（2-tailed）对表1测算的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和表2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与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分别达到了0.958和0.948，呈密切相关；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与人均乡镇企业产值、人均水产品产量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46和0.692，呈高度相关；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与人均粮食产量的相关系数0.503，相关度不高。

3结论和建议

从辽宁农村经济主要发展指标与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辽宁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体现在对农林牧渔产值的增长、乡镇企业的发展、水产品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对粮食产量的变化没有影响。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对辽宁农村经济影响效应目前没有体现。因此，辽宁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施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推动农村的不断变革和社会进步。为推动辽宁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效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针对目前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3.1结合辽宁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标，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推进城市化，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实现以城镇化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辽宁制定的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标是到2015年底，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城镇人口达到3000万人以上，新增城镇人口400万人以上；省辖市人口规模基本达到100万人以上，县级市人口规模平均达到25万人，县城人口规模平均达到10万人。以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为例，全省人口总数425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111.9万人，非农业人口2144.1万人，城镇化水平50.4%。从人口的地域分布看，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非农人口总数尚未达到100万，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阜新，非农人口总数只有85.8万人，而且逐年降低。所以，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有利于辽宁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而且在推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一方面促使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民在农业外大量就业，减轻对农业资源的压力。因此，应结合各地区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安排财政预算，加大对重点扶持地区的投资，引导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向城镇集中，使城市化进程成为引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风向标。

3.2注重发展辽宁农村的非农产业，发挥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作用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辽宁目前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依然偏高，农业剩余劳动力仅靠城市非农产业是吸收不了的。因此，要注重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这样既可以避免民工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出现，缓解由于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给城市所带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压力，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可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安置农业富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等重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通过鼓励农民兼业经营，对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有一定作用。

3.3加大对农村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职业竞争能力

帮助农村流动劳动力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使其获得在城市中安身立命是各级政府的责任。目前辽宁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水平还停留在中等水平，附带的是职业技能的缺乏以及接受再培训可能性的降低，使得辽宁农村流动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以制造加工、家政保安等技能简单的工作为主，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平均工资。为防止农村劳动力因劳动技能低下由城市被动性地回流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针对农村劳动力文化层次普遍较低的特点，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一方面建立政府扶持资金，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引导性培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鉴定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并扶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的建设，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在税收和工商管理方面给培训基地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同时鼓励农民参加培训，并制定相应的补贴制度。另一方面，县乡各级政府要开展免费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并建立健全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为农村劳动的转移就业提供平台。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一、*年上半年计生主要指标执行情况

到5月30日，全区总人口54799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10236人;流动人口1026人（流出950人，流入76人）。

截至*年5月，全区出生268人（其中一孩165人，二孩78人，多孩25人），违反政策生育8人，计生率97.01%。同期死亡110人，人口自然增长率2.9‰。开展各项计划生育手术410例（其中安环313例、取环41例、人流54例、皮埋取出1例、女扎1例），没有大月份引产和技术责任事故发生。

二、主要措施

（一）抓重点，强目标，落实好责任制

一是向区委、区政府汇报好全市人口计生工作会及全市计生局长工作会议精神，提出我区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和方向，求得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二是结合市计生领导小组《*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实施办法》、市计生委《关于*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业务目标考核的通知》以及*市政府《关于做好*年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意见》精神，进一步明确以“综合改革统揽全局，以‘一二一一’工作思路为抓手，努力提高计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指导思想，拟定我区计划生育工作要点，做到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将技术服务、三查工作，生育文化建设，流动人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三是强化目标管理，层层落实责任制。结合市上目标，及时制定下发了《计划生育业务考核办法》、区计生领导小组下发了《*年计生“三结合”工作目标任务及考核办法》，将计生目标分解下达各乡镇、各部门，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位。及时召开了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年工作，签订了相关目标责任书，表彰了20*年度计划生育和三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二）抓项目，促发展，提高整体水平

根据全市计生局长会议精神及全市*年计划生育工作要点，为切实打好基础，全面提升我区计划生育工作质量，结合我区实际，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年我区人口计生综合改革项目有三项：一是继续开展已婚育龄妇女健康工程，预计投入40余万元，在做好计生“查环、查孕”基础上，全面开展全区已婚育龄妇女健康体检（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视力、肝功、血常规等项目检查），建立健全全区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档案。二是计划生育助学工程，对独生子女（或双女户）贫困家庭的优秀中小学生，给予一次性的助学金奖励或者学生保险。三是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程，在农村深化和巩固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通过落实“两包一挂”责任制，实施项目管理；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合格村、先进乡、先进区创建活动；实现村计划生育工作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真正把管理服务延伸到组，落实到户，全面实现计划生育工作重心下移。我们将通过项目建设，促进我区计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推动我区计生工作质量进一步提高。

（三）以“三查”为重点，全面提升技术服务质量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中，我们坚持“区站为龙头，乡镇站为基础，咨询点为依托，村服务室为网底，流动服务车为纽带”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全面执行市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计生“三查”工作的意见》和《“三查”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加强对“三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区计划生育三查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三查内容和过程管理，做好登记统计和数据上报工作；将“三查”工作纳入大目标和业务目标进行考核。通过工作力度的加大，*年一、二季度的三查工作明显好于去年，“三查”率进一步提高，达96%。

（四）依法行政，全面落实计生奖励政策

一是在“*区计划生育便民维权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和办事程序告之于民，工作中严格执行“七不准”和“十禁止”规定，做到依法行政，正确执法，全面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全面完善计划生育各项利益导向机制，落实好“一免两奖和三结合”工作。对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我们坚持按标准、按要求、按程序全面兑现；农村计生奖扶工作，今年国家奖扶新增29人，退出1人,继续享受68人，共计97人，省级奖扶新增5人，4月25日前已审批上报。独生子女父母奖励395人。计生“三结合”工作，今年市上下达我区600户（基地6个），其中新增户200户，联系户100户，帮带户300户，根据市上重点考核部门的指导思想，我们将任务分解到区级26个帮扶部门，并制定了考核办法，严格目标管理和考核，目前各部门和乡镇正在进行基地规划建设工作。

（五）加强人口文化建设，打造我区计生工作亮点

近年来，我们在建设生育文化小区的同时，制作了5幅大型固定计生宣传标语，同时各乡镇、各村都有2幅以上固定标语，生育文化建设覆盖了全区。今年决定投入40万元，巩固和加强生育文化建设，目前正在规划落实之中。

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口计生工作者中开展《决定》的教育和宣传。将《决定》列入*年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加强学习和研讨；各乡镇要面向村（社居委）分管领导和计生工作人员举办相应的培训班；继续做好群众宣传，结合5.29等重大纪念日和节日，组织开展大规模的集中性宣传活动，利用宣传资料、现场咨询、展板展览、教育讲座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决定》精神；积极开展《决定》精神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使《决定》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六）加强信息化建设

我们已实现100%的乡镇利用计算机出报表。实现了育龄妇女个案计算机管理，利用育龄妇女个案信息指导基层工作，实现县、乡、村三级互动，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在生殖健康服务、计划生育管理、人口形势分析和人口发展规划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广全国计划生育信息资源网二级平台、三级平台的应用。在全系统特别是计算机操作人员和信息化管理人员中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基本实现县级计生部门有2名达到相应能力标准的信息化管理人员，乡级计生办有一名达到相应能力标准的计算机操作人员，45岁以下的人口计生工作人员普遍达到会一种文字输入法、会使用一种字表处理软件、会上网、会收发电子邮件的“四会”要求。

（七）加强协会工作，促进计生工作全面发展

今年，我区三级协会的工作主要抓了三点，一是加强网底建设，健全各级协会组织，特别是村级协会；二是加强活动的开展，每季度不少于1次，并有活动记录；三是将协会工作与村民自治工作结合起来，做到按章办事。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总体来讲，*年上半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平稳。但仍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不容忽视。

（一）计生工作人员调整频繁，因业务不熟等原因，计生工作开展不力。

部分乡镇计生办人员调整频繁，新进的同志业务不熟，内务台账不规范，个别乡镇甚至未做内务。平台数据更新不及时，报表上交不及时，准确性欠佳。三查工作组织宣传不力，三查效果差,个别乡镇第一季度甚至以太冷怕感冒为由没查。个别乡镇人员配备太少，力量薄弱，计生工作开展被动。对此，一是建议乡镇进一步加强对计生工作的重视，将熟悉计生业务工作，具有较强工作责任感、事业心的人员安置到计生工作岗位上，保持计生办工作人员相对稳定；二是有必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新进同志业务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二）基础工作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主要反映在安扎及时率和“三查”工作两个方面，这些工作是计生工作的基础，是抓好计生工作的关键。“三查”工作不到位，该查的没有查，或者没有查到位，易造成对已婚育龄妇女孕环情的监测失控；安扎工作抓得不够扎实，计划外怀孕和计划外生育不可避免。对此，我们必须坚持并落实“三为主”方针，坚持并完善每季度的“三查”工作，切实掌握育龄妇女环情、孕情的第一手资料，将“三查”工作落实到位。

（三）信息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是一个多功能系统，它每月根据各乡镇计划生育开展的情况，录入后自动生成报表，向省、市直报。因此，要求各乡镇录入数据情况必须真实、可靠、可用。

工作中发现，个别乡镇WIS平台数据还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育龄妇女卡片不完善，导致卡片中生育子女，怀孕动态，避孕措施等出现逻辑关系错误。2、重复录入的现象依然存在。表现在同一乡镇中因婚两次录入，未进行村与村间的迁入迁出注销处理。3、结婚外出多年的未做迁出修理。4、流动人口更新不及时。对此，建议各乡镇进一核实和完善平台数据，并在工作中及时更新数据，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可用性，充分发挥WIS平台的方便、快捷的信息化办公作用。

（四）“三结合”工作进展较慢。

半年计生质量抽查时，我局对各乡镇、部门的计生“三结合”工作进行了调查，除共安乡开始行动外，其他乡镇还没有大的动作。必要时，在7-8月份视情况建议政府督办。

（五）流动人口管理仍然薄弱。

全区上半年流出总人数为950人，其中育龄妇女占439人，已婚育龄妇女办证382人。大部份已婚育龄妇女在流出前都落实了节育措施，但都未签订协议书，只有部分流出前留下联系方式，但流出后，多数无法取得联系。全区上半年流入的总人口数为76人，其中女性占46人，参加村上三查的有44人，流入人口生育总数5人，其中计划外生育1人。因此建议乡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应进一步加强，强化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实现流动人口信息适时变动、异地查询和跟踪。

（六）个别乡镇奖励扶助工作中，调查不深入，重要证据缺失，造成错报；奖励扶助申报表项目填写不全，造成录入时无法进行。

（七）独生子女奖励金由非独生子女父母代领，领取不规范，应予纠正。

（八）计生村民自治工作中，章程不规范，协议不完善，需进一步加强。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陈友华(2003)提出的人口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强调了人口文化素质、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刘家树(2007)选取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文化素质结构作为衡量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指标探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参照刘家树(2007)的做法，尝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分析人口结构，即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及其交互作用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影响是使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胡鞍钢，2012)，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二是对生产领域的直接影响。首先，对消费和储蓄变化有影响。老龄化带来储蓄率降低，因而资本成本增大，投资减少，消费多用于医疗服务等领域，对工业产品消费需求降低，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困难，投资环境恶化，使稀缺资本更多地流出了工业。医疗服务领域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郭建华，2011)降低了劳动力对工业的供给。其次，老龄化对生产领域有直接影响。从数量上看，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从结构上看，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而年轻人是接受了最新教育和最具创造力的人群，年轻人群规模的缩减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力对新技术的吸收及劳动力的创新意识。概括起来，老龄化对生产领域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从数量上弱化了竞争力，同时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从质量上弱化了既有优势(于宁，2011)。城乡结构的变化，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基本与老龄化的作用机制相反。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一方面增加了工业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这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将大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年龄(HaiZhong，2011)。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增加导致价格下跌，抵消了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影响。其次，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使得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也必然增加，使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变得更加容易。然而，只有当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劳动力质量的影响难以确定时，它才取决于城镇和转移劳动力的相对技术水平(博杰斯，2011)。为分析方便，我们只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变化对生产领域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影响。利润作为竞争力的最直接显性结果，是衡量竞争力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采用曾国华等(2007)的做法以利润为工业竞争力的代表，在博杰斯(2011)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简单的数理模型，即生产函数采用多要素C－D函数形式，三种生产要素分别是工业资本K、有技术的劳动力Ls和没有技术的劳动力Lu。生产函数表示为其中，u和h分别表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u－h)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A表示技术水平，L表示拥有技术和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总和，N和M表示城镇原有人口和新迁移入城镇的人口，b和θ表示原有城镇劳动力和新迁移入城镇劳动力中技术型劳动力所占比例。在M的人口迁移到城镇后，总的技术型劳动力比例为p。因此，生产函数也可以表示为:假说1:老龄化的加剧会削弱工业竞争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否会抵消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取决于新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二)年龄结构和教育结构及其交互作用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趋势对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业竞争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教育结构的变化即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却可以对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能够部分抵消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生产领域，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虽然也能够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但它与劳动力供给短缺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结果不同，因为虽然人力资本积累导致劳动力的价格趋于上升，但劳动者报酬对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强化作用(曾国华，等，2011)。在消费领域，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高度相关性，劳动者恩格尔系数下降，工业品消费需求增加。类似地，为分析方便起见，只考虑年龄结构和教育结构变化对生产领域和劳动力要素价格产生的影响。生产函数形式我们采用胡鞍钢(2012)的形式，设立简单的数理模型。用N代表总人口，u、h、A、K含义同上，则劳动年龄人口为L=N(1－u－h)。假设生产函数为C－D函数，则产出为:

二、模型设定、数据与变量度量

(一)计量模型设定为了实证检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参考汪伟(2009)分析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影响时采取的做法，结合上面的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为:Compit=α+βStruit+γHealit+λRDit+μit(9)其中，i和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α为常数项，μit为误差项;因变量Comp为产业竞争力，模型右边的解释变量Stru为人口结构，包括我们重点考察的人口中的年龄结构(总抚养比Age)、城乡结构(城镇人口比重City)和教育结构(Edu)。另外，要检验理论分析提出的人口结构间交互影响的假说，模型中还应该包含交互项Age×City和Agr×Edu;考虑到年龄结构在不同情况下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会不同，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年龄结构的平方项Age×Age;Heal为医疗卫生支出情况;RD代表各地区R＆D投入情况。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迥异，因此本文还考虑了不同区域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具体的做法是同时采用加法和乘法的形式引入虚拟变量Dr，于是模型变为: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汇总而成。

(二)变量的度量1.工业竞争力。本文借鉴武义青(2002)有关工业竞争力评价的方法，但测量方法略有不同，具体做法是采用市场占有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指标的乘积来衡量工业竞争力，其中市场占有率是竞争力的显性表现，而全要素生产率则体现了竞争主体的持续扩张能力。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处理后获得的。2.人口结构。本文沿用已有文献广泛采用的衡量方法即用总抚养比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用各地区拥有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分别赋予0.1、0.2、0.3、0.4的权重得到，这样能够很好地体现不同学历水平对教育结构贡献的不同;用城镇人口比例衡量城乡结构。3.控制变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但在考察期内政策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必进行控制。类似地，城乡户籍制度对城乡结构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故在本文中也未进行控制。R＆D投入和R＆D溢出都是影响TFP的重要因素，进而会影响工业竞争力，同时R＆D与人力资本有较强的相关性(夏良科，2010)。医疗卫生费用也是同时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和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在控制R＆D投入和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前提下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我们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R＆D投入。考虑到我国部分地区医疗卫生总费用数据难于获得，我们用各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根据全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调整之后的值近似代替，即近似计算各地区医疗卫生总费用占地区GDP比重，其公式为Heal=4.虚拟变量。虚拟变量Dr(r=1，2)表示某地区所在区域，D1=1时表示东部地区，D1=0、D2=1时表示西部地区，D2=0时表示中部地区。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工业竞争力降低1.735个百分点，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小于0。也就是说，抚养比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具有负效应，而抚养比的提高对西部和东部地区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大。同时，抚养比与城镇人口比重对工业竞争力的交互影响为正，即随着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大，抚养比增加一个单位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变大。结合本文分析的结论:“只有当迁移入城镇的劳动力的技术型劳动力比重较原城镇人口技术型劳动力比重高时，才能抵消部分老龄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否则劳动力的转移会增加老龄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从计量检验结果可知中国迁移入城镇人口的人均人力资本小于原城镇人口的人均人力资本，因此，对工业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比包含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剔除了教育结构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城乡结构系数有所差异，在控制教育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城乡结构变动对工业竞争力的削弱作用比没有控制教育结构情况下的削弱作用更大，更充分说明了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削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较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为城镇常住人口，包括了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及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扩建和人口迁移成为城镇化最主要的推动力，如2011年乡—城流动人口占全部城镇人口的14.7%。然而，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一般较低，大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其社会保障、住房也很难与本地市民获得同等待遇，从而导致乡—城流动人口的“半城镇化”(段成荣，等，2012)。另外，土地城镇化导致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即失地农民)成为“城中村”居民或被集体安置在城市，转为城镇人口，但他们的权利大多得不到保障(甘藏春，2011)，造成大量“伪城镇化”居民。“半城镇化”和“伪城镇化”的人口成为城镇人口统计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的人均人力资本较低，对生产领域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市场需求影响有限，使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受到影响，从而削弱了工业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削弱作用没有显著的差异，城镇人口增加每1个百分点会使工业竞争力减小1.301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城乡结构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削弱作用小0.3个百分点，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大于0。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东部地区的许多城镇经济十分发达，从而带动周边的农村地区进入了工业化，但那里依然被称为农村(于弘文，2002)，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伪城镇化”和“半城镇化”引起的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对工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的假说1得到验证。假说1的一个引申含义是:人口老龄化会削弱工业竞争力，由于中国存在“伪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的现象，新增城镇人口人均人力资本和消费水平较低，因此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没有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反而会随着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老龄化对工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增加。进一步的检验结果显示，抚养比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具有负效应，而抚养比与教育结构(EDU)的交互项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为负。这一发现与前文的分析结果相一致，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有正效应，会抵消部分抚养比增大的不利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抚养比增加对工业竞争力的负效应减小。从相关研究来看，教育结构变化对中部地区工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最大，教育结构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竞争力将提高2.645个百分点。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假说2得到验证。

四、结语

乡镇流动人口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