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轻伤害案件；审查批捕；问题；解决路径

一、轻伤害案件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检察院2013至2015年办理的轻伤害案件分析，总结出轻伤害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较高的发生率。轻伤害案件在犯罪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看似不起眼的一起矛盾纠纷，在推搡扯拉过程中，都足以将人造成轻伤，虽然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但由于其在数量上的较大比重，使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为例，2013年至2015年，该院受理的轻伤害案件分别为25件27人、23件25人、33件36人，与2011年的8件8人、2012年的17件17人相比，轻伤害案件有着上升的趋势。

（二）遗留问题导致矛盾一触即发。绝大多数轻伤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相互认识的，有很多是因为上一辈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矛盾再次发生。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简单的利益纠纷，却将邻里之间的矛盾激化。如犯罪嫌疑人侯某某与张某某（女）因宅基地边界发生纠纷，后侯某某将张某某打成轻伤。从整个事件来看，以前张某某的公公就和侯某某因宅基地的事情吵过架，事发前，侯某某的儿媳在与他的儿子吵架时也抱怨侯某某因为和邻居张某某家地界根的事，把墙垒斜了，侯某某听到儿媳在埋怨自己，决定再与张某某说说地界灰角的事，从而导致纠纷发生。

（三）多为偶发性案件。轻伤害案件多发生在邻里、朋友、亲戚之间，且多数情况下是因小矛盾而造成言语不和，引起双方之间发生殴打，不存在事先预谋，往往因情绪一时失控造成轻伤害的后果，属偶发性案件，社会影响和危害性相对较小，且案发后当事人往往比较后悔，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悔意，对此造成的影响也急于消除。如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办理的郭某故意伤害案。郭某江在门口小卖部买东西时，因为让路的问题与邻居郭某发生争吵，郭某对郭某江进行殴打并将郭某江打倒在地，郭某的弟弟到达现场也对郭某江拳打脚踢，经鉴定，郭某江的伤情为轻伤二级。从当事人关系来看，犯罪嫌疑人郭某与郭某江系近门，郭某应称呼郭某江大爷，两人却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冲突，造成轻伤的后果。

（四）批捕率相对较高。一方面，由于逮捕的作用是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有些轻伤害案件中虽然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不严重但鉴于嫌疑人是外地人的实际，审查批捕机关有时就想当然地认为该嫌疑人可能存在逃避审判的可能，索性就批准逮捕，以防不患，检察机关这种求稳怕错的心理导致“构罪即捕”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解的权利，因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只要负责案件侦查的办案部门出具双方不能调解成功的说明就一律予以批准逮捕。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受理的轻伤害案件，2013年至2015年逮捕人数分别是23人、20人、26人，批捕率分别为85.2%、80%、72.2%。

（五）轻刑判决率较高。捕后轻刑判决率是捕后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数与捕后有罪判决人数之比。对于当事人捕前不能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办案人员担心不捕引发上访或影响诉讼，一般都会逮捕，而后期很多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导致法院对轻伤害案件判处缓刑、拘役、免予刑事处罚的较多。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办理的轻伤害案件，2013年捕后轻刑判决15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43.5%；2014年捕后轻刑判决9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的45%；2015年捕后轻刑判决18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的69.2%。

（六）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由于轻伤害案件发生的领域多为朋友、熟人、邻居等圈子内，处理不好，则极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倡导“以和为贵”，如果双方的矛盾到了对簿公堂的境地，对于群众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而言，已是双方关系到了冰点，很难再扭转，双方便会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力求司法机关能够支持自己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如果不能深入了解、做好认真细致的工作，往往会造成累讼、缠访等情况。

二、审查批捕过程中的困境

（一）案件定性较难。一些轻伤害案件轻伤后果的认定距离案发有一定的时间段，这样容易导致后果与行为间缺少必要的因果联系，故意伤害的唯一性结论也将无法得出。部分案件鉴定因为程序不规范、依据不充分、分析不透彻、数次鉴定数个结果等，致使伤害后果难以确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再者，刑法对寻衅滋事犯罪与轻伤害犯罪的有关规定看起来较为相似，界限也比较模糊。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把“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的情形之一，于是在损害后果仅为轻伤的情况下，到底是定故意伤害罪还是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大的分歧，不利于案件的定性。

（二）取证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轻伤害案件具有一定的偶发性，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当事人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加上当事人案发后往往不及时报案等多方面原因，容易导致伤害现场遭到破坏。有的案件报案后，公安干警认为轻伤害案件不是恶性案件、重大案件，出警不及时，不及时收集、固定证据，而是等有鉴定结论后再行侦查，致使在被害人治疗、鉴定期间，多种状况发生变化，涉案嫌疑人也有机会谋划应对策略，最终造成证据变化或灭失，导致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三）证据采信难。首先，在轻伤害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证人证言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证人证言之间往往存在矛盾，甚至大相径庭。有的目击证人因害怕得罪人而不愿作证，有的目击证人愿意作证但表述不准确，有的目击证人因与一方当事人素有交往、关系较好，就会在作证时不如实陈述，只提供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还有部分目击证人相互串证，与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言完全相反。这些都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对证据尤其是关键证据的采信带来困难。其次，实践中部分被害人未经侦查机关办案单位委托，或放弃侦查机关的委托，自行到其他人体伤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有的到两个鉴定机关进行法医鉴定，于是出现两个以上鉴定结论，对伤势的认定完全不一致，也导致证据采信困难。

（四）批捕权成为被害人要求高额赔偿的筹码。轻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方情绪往往比较激动，认为自己受了委屈，遭了罪，于是就急着让司法机关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因而都会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其真实意图多是尽快获得赔偿。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一般来说距离案发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提出高额的赔偿金，如果对方不能满足，便要求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否则便以上访告状来“威胁”。而检察机关从稳定被害人情绪、避免被害人闹访缠访等方面出发，只能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使得批捕权这一国家公权力沦为被害人要求高额赔偿的筹码。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批捕后感受到被监禁的压力，于是不得不拿出超出正常范围的赔偿金来取得和解。双方刑事和解时，有的被害人家属变相讹诈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索要高额赔偿款。在此情况下达成的刑事和解有违我国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这种巨额赔偿，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其感受不到司法的公正，对被害人而言，法律成为其获取高额利益的手段，同时也可能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埋下隐患。在上述所举的犯罪嫌疑人郭某与郭某江因让路问题发生的矛盾一案中，郭某最终赔偿郭某江30万元，郭某江才不追究郭某的刑事责任及一切法律责任。

（五）刑事和解难。案发后由于涉案双方情绪激动，都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进行和解协商。另外在实践中，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中还存在强行和解、不和解的问题。强行和解即办案人员强迫轻伤害案件的双方服从和解，对不愿接受和解的，动辄以刑事强制措施和刑罚进行施压。特别是对一些存有疑问、“可捕可不捕”案件，常存在强行调解的问题。和解之后，侦查人员往往会要求涉案双方出具要求司法机关不予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书面文件，此类文件在法律上可能不具有什么约束力，但是侦查人员可以此作为防止涉案人对此案提出异议的书面证据，防止案件出现反复。不和解即办案人员对于双方都有和解意愿，要求和解处理的，以法律无明确授权为由拒绝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和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办案人害怕麻烦，不愿深入地进行社会予盾的化解工作，以此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也是办案人怕调解后此类案件出现反复，涉案双方再提出其他要求，为自己的工作留下后遗症。

三、解决路径

（一）准确把握轻伤害案件与寻衅滋事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加以区分：从犯罪动机方面，轻伤害案件的发生一般是基于邻里纠纷、日常琐事，甚至是报复等原因；寻衅滋事犯罪则主要是出于无事生非、肆意挑衅等原因。从使用工具方面，轻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般会使用相应的作案工具，如刀具、棍棒等；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则多不使用相应的作案工具。从犯罪嫌疑人平时在社会上的表现方面，轻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平时在社会上的表现还是能得到认同的，但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则常常无事生非、起哄捣乱。

（二）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全面、规范地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召开联席会、发检察建议、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等形式敦促公安机关在轻伤害案件发生后，及时出警，认真收集与妥善保管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书证。现场具备勘验、检查条件的，应当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绘制现场图，对现场情况和被害人的伤情进行拍照。尤其要督促侦查机关重视对证人证言的收集，证人证言主要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如找不到目击证人，可积极寻找间接证人，通过间接证人再去找目击证人。对于证人不愿意作证的，要认真做好证人的思想工作。对于作伪证的，及时告知作伪证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着力消除证据之间的矛盾点。检察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在书面审查的同时，对于明显相互矛盾的证据，应通过讯问、询问的方式主动核实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尽力消除三者之间的矛盾。发现有串证行为或故意作伪证的，除了依法追究其责任外，应重新取证。对鉴定意见，可出台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安机关受案后，被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或者认为应当对被害人作伤情鉴定的，应当及时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被害人未经公安机关同意自行到非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的，对鉴定意见办案单位不予采用。

（四）准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应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听取被害方意见及 嫌疑人诉讼人或辩护人意见时应当保持理性、平和、文明的执法理念，不能单听一方的片面之词。此时被害方往往夸大危害后果，否认自身过错，借此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办案人员在审查时应当保持客观中立，认真分析案由及双方过错，了解被害人的真正目的是获得赔偿还是需要国家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进行释法说理，缓和双方矛盾。对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可向当事人提供其他解决途径，做到严格审查批捕程序，保证处理案件的质量。对公安机关提请的证据充分，且被害人决定提起公诉的，对行为人采取其他措施可能影响案件进一步侦查的案件，应及时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五）建立赔偿保证金制度。由于轻伤害案件和解难度大，在刑事拘留、审查批捕或审查阶段很多案件当事人因赔偿数额等原因达不成和解，笔者认为，可创新刑事和解方式，推行赔偿保证金制度。对在审查逮捕期限届满前达不成和解，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能认罪伏法的轻伤害案件，允许犯罪嫌疑人一方向派出所缴纳赔偿保证金，用于保证被害方损失的赔偿。赔偿保证金随案移交，数额依被害人损失大小确定，一般以所受损失的3 倍为限，犯罪嫌疑人一方缴纳赔偿保证金后，因为民事赔偿部分能够保证赔偿，可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04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信访，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调查机关：自然资源局

承办人：XXX XXX

调查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2021年4月12日

当事人：XXX，系XXX居民，身份证号码XXX，任XXX扶贫专业合作社法人。

调查情况：XXXX年XX月X日，XXX扶贫专业合作社因建设需要，从XXX手中转包了1.65亩土地，并签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准备用于建盖养猪场。

2020年11月18日，该合作社到XXX人民政府办理相关设施农用地用地手续，XX人民政府经核实于11月18日同意备案并出示《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乡农设备〔2020〕第01号），备案选址界线总面积1143.19平方米（旱地336.87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75平方米；其他园地806.32平方米），使用年限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1日。

2020年11月25日，该合作社开始建设生猪养殖场的猪舍和生产用房等相关设施，到2021年2月份已基本完成建设。

2020年2月16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在开展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巡查时发现，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实际建设界线与《设施农用地备案表》（子里甲乡农设备〔2020〕第01号）不符，超占了201.68平方米，且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情况。

2021年3月29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向我执法监察大队移送线索。

2021年3月30日，我执法监察大队连同昆明宇恒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核查线索并进行现场勘测，经核查，该生猪养殖场确实存在超出备案范围线建设的违法行为，实际建设地块总面积1046.18平方米（旱地422.85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5.04平方米；其他园地623.33平方米）。通过套图对比分析，超占土地面积201.68平方米（旱地180.78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3.29平方米；其他园地20.90平方米）。

案件分析：XXX扶贫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62人，涉及农户62户，其中建档立卡户53户，涉及贫困人口231人。在增加群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案件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之规定，该合作社已构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事实。

以上违法事实既有该合作社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又有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的现场勘测记录、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结合我执法监察大队对该案的分析和我局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建议对该合作社做如下处理：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__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__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__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__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合同、委托()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 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 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佳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2006年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高检院与监察部、安监总局联签的《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介入事故调查，严肃查办事故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为促进安全生产，推进依法行政积极发挥作用。经统计，2009以来，佳市院两级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同步介入调查责任事故8起，立查事故背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3件3人。在办理生产安全事故涉及渎职犯罪案件的同时，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工作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本文在全面分析2009年以来佳市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介入事故调查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的基本方法。

一、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及阻力

一是没有相应的调查机构，也尚未建立起高效及时的介入事故调查工作机制。现我们没有成立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专门机构和人员配备，目前查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及渎职犯罪仍然是由辖区反渎部门组织人力自行办理或由市院统一组织调配人员介入调查。同时也尚未与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起系统的有效的工作机制，与相关部门沟通和联系不够紧密。如与政府为主导的事故调查机构、安监等部门在衔接配合中还有的沟通不及时、协调不主动等多方问题，有的不能及时得到事故信息；有的虽得到事故信息，但因没有事故调查组的邀请而未介入调查、有的院不主动关心辖区事故发生，甚至不了解、不研究《暂行规定》，因此，对于辖区内发生的事故，既未介入调查，也不知怎样介入，怎样开展调查工作，这也是导致我们介入调查活动后无收获的主因。

二是在适用法律方面立案标准仍然较高。虽然2006年修订了《立案标准》，但新的《立案标准》中对于生产安全事故所涉及的渎职犯罪标准仍然较高。如修改后的刑法第402条规定的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立案标准是：（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2）3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3人次以上的；作为故意犯罪，立案标准定得过高就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是行政体制上的监管、职责不明带来的障碍。行政执法领域因机构多，存在执法权分散、职能又有交叉重叠，因此也存在着多头监管和职责不清的现象。为此事故发生后要理清责任不甚容易，尤其是多因一果造成的事故和事件，这些都会为侦查工作带来一定障碍。

四是调查取证及认定上具有相对难度。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一般都带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技术性特征。因事故存在于各个不同的领域，而事故的发生又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每一起事故都涉及不同的专业知识，以及具体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据统计，全国人大制定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10多部，而国务院制定的各种安全生产条例多达50多部，更有多部的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以及各部委的规章制度。这也使我们侦查人员面临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困扰，存在着管辖障碍，行业知识劣势，会发生心理畏惧等因素，而导致无法有效开展介入事故调查工作。即使调查工作中，也还存在对危害结果有时固定、鉴定的不及时，造成责任难以认定等问题，这都制约着检察机关多次介入调查活动，但却无所获。

二、加强查办和预防安全事故涉及渎职犯罪的对策

1.以专门机构，统一查办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案件。当前反渎侦查还没有改变人少质弱、还远不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而事故类犯罪涉及渎职侵权犯罪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行业规定和管理法规众多，涉及的知识面广、领域宽、专业性和政策性均强。因此就显现出我们查处此类渎职犯罪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力度不强的问题，为此建议成立查办责任事故的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侦查人员，具体可以考虑建立并打造“特色的专业化侦查队伍”，发挥在诸如查办事故类犯罪等个案、类案的攻坚效力。在组织事故类办案团队的基础上，可重视和抓紧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形成一批查办事故类刑渎职案件的办案人力基础，进行统筹管理。

2. 健全完善联系配合机制，强化协调配合。贯彻落实《暂行规定》，加强与党委、政府主管部门、主动与城建道路、交通管理、海事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行政执法等部门加强联系、协调与沟通，并与之建立起有效的案件线索移送和信息反馈制度。设立专人对接，共同推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网查询、线索移送、案件协查、共同预防、监督配合等工作机制，使之制度化、经常化。

3.密切注意易发部位，广泛开辟案源渠道。一是对经济监督部门。重点盯住财政、计划、交通、水利、土地、建设、规划等部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大中型项目工程建设中的制度漏洞，利用掌管专款的便利，，违规操作，，谋取私利，造成专项资金损失，酿成豆腐渣工程，造成楼垮、桥塌、路毁、人亡等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对这些重点工程实施同步公开跟踪监督；二是对行政执法部门，盯住生产安全监管、技术质量监督、环境监督等部门工作人员，违法批准，该查禁的不查禁，该捣毁的不捣毁，该停产的企业继续运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职工的人身安全，酿成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对司法机关。如治安、交管、消防、边防等公安人员渎职犯罪，致使重大恶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