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范文第1篇

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洋发展的趋势。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代变化之最著者。笔者曾就《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历史研究》1982年1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等作过一些初步研究。笔者近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一《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研究》(02AJL008)，拟从经济和体制层面，探讨唐宋变革的深层原因。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下面按土地政策、赋役政策、工商业政策、专卖政策和外贸政策依次展开。

一、土地政策研究

唐宋之际土地政策的演变，包含均田制的瓦解、不抑兼并政策的出台、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土地买卖合法化等环节。

先看均田制的瓦解。一般认为均田制弛坏于中唐开元、天宝间，随着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的出台而正式消亡。陈登原《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认为，唐均田制中放宽土地买卖限制的政策所促成的豪强兼并和户籍不整，是均田制颓废的关键。陶希圣、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则认为国有土地减少、耕地不能增加和不守田令是主导因素。1943年，李剑农完成《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指出“私人田庄的自始存在”、“口分田亦可买卖”为导致均田废弛之“两端”。此后，论及均田制瓦解原因的还有：乌廷玉《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1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6期)、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1期)、郭庠林《试沦“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3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5期)、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任伍《论唐代的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2期)，以及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契的一考察》(《西?定生博士还历纪念一一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山根清志《唐均田制下的民田买卖》(《中国都市和农村》，汲古书院，1993年)等等。上述诸家大都认为土地兼并导致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壮大，土地不敷授田所需，以及战争冲击带来户籍的紊乱是均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2期)一文，试图从五朝均田制三百余年的演进趋势中去挖掘其瓦解的内在机制，指出均田制的长期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于人口的严密控制(“农皆地著”)，二是地权流转速度的相对迟缓(“摧制兼并”)，然而时至中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之安史乱后版籍漫患，丁口流离，两个条件均不复存在，均田制遂告终结。

再看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自中唐均田制瓦解后，历史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其标志就是“不抑兼并”成为其后各朝的“国策”。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社会经济史集刊》6：1，1939年)较早切人土地买卖问题的研究。此后有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2期，收入《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兼并情况的初步探索》(《历史教学》1956年4期)、杨仪《北宋土地占有形态及其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3期)等文发表。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指出，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的事实表明，土地私有性质确实已经有了增强”，与此同时官田的民田化也日益普遍。但李春圃《宋代佃农的抗租斗争》(《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2期)则将不抑兼并定性为反动政策。稍后，杨树森、穆洪益主编的《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认为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尖锐的阶级矛盾自始至终贯穿于两宋，评价亦很低。

80年代中叶前后，上述观点受到了学界质疑。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2期)指出，中唐以来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及其定型化，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优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包含着合理的现实因素。不抑兼并政策在土地、赋税、阶级关系等方面引发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历史阶段。他的《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1期)将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动和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指出：晚唐以降直至两宋，土地转移率的急剧提高，促使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向瓦解；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分离；地块分散的土地占有情况导致了部曲制经营方式的日趋衰落。在《唐宋之际上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中，葛金芳揭示丁唐宋之际土地政策演进的五大趋势，一是对土地所有制结构放弃调整，此以田制模式的放弃为标志；二是大量下放官田给民间(包括地主和系官佃农)，此以官田私田化政策为标志；三是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明显减弱，此以“不抑兼并”为标志；四是对小农土地所有权更加维护尊重，如“逃田”、“户绝田”所有权的保留和处置；五是畅通地权转移的渠道，此以土地买卖合法化为标志。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与葛金芳持相同观点。另有马兴东《宋代“不立田制”问题试析》(《史学月刊》1990年6期)、姜锡东《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等文发表。

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研究近年来亦有佳作。张星久《关于五代土地兼并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对五代土地兼并发展的一般情况、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及方式，以及对地主阶级内部地权运动的影响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武建国《论五代十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分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学术月刊》1996年2期)两文指出。当时各类国有土地已大量私有化。此外，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分见《敦煌研究》1998年3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文和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云旗《唐代土地买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对唐后期土地买卖的合法化过程有详尽的描述。

最后来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施行。葛金芳在《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3期)中指出，该政策的执行分为“无偿转化”和“有偿转化”两种形式，其动因在于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该政策有利于小农地权的深化，但后来变成地主攫取官田的门径，因而具有两重性。赵俪生《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文史哲》1983年4期)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广置营田”与“尽鬻官田”并存，以及田主对佃户看法的改变。杨康荪《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5期)认为，宋代官田实行自由射佃制，既保证了官府经济收入的稳定性，也满足了包佃户追求财货的欲望。宋代包佃主的承佃活动，扩大了当时的垦田面积，同时也促进了游散劳动力与土地资料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此，葛金芳连发四文提出不同看法。在《宋代官田包佃成因简析》(《中州学刊》1988年3期)中，认为宋代私人包佃官田制度日趋普遍的基本动因，是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契约租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是包佃形态得以发展的历史环境，荒田旷土的大量存在则是官田包佃得以繁衍滋生的外部条件。通过《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析》(《史学月刊》1988年5期)得出其本质是“品官权贵、形势豪右之家，为转佃取利、谋取差额地租而承佃大段系官田产的行为”。在《宋代?m田包佃性质探微》(《学术月刊》1988年9期)中，认为应将形势豪右对于系官田土经营权的封建垄断，规定为包佃形态的本质特征。《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江汉论坛》1989年7期)认为，官田包佃之弊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影响官府深入、阻滞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和妨碍土地与劳力结合。

二、赋役政策研究

先看赋税。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人丁税性质的租庸调已成无源之水，资产税性质的两税法应运而生。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指出，浮寄客户的大量增加致使租庸调不得不变而为两税，宇文融括户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行于时。[日]日野开三郎《杨炎两税法的实施与土户客户》(《泷川政次郎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1957年)亦持此论。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认为，安史乱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达；交换中钱币的大量使用，又为“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准备了条件。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年1期)认为，两税改变了前期的单一农业税收结构，采取以两税为代表的农业税与以榷盐为代表的商品税并重的二元结构。吴丽娱《也谈两税的“量出为人”与“定额给资”》(《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认为杨炎两税法是以国家财政需要和支出作为主导和前提。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9年3期)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安史乱后的民户大迁徙减少了国家编户，增多了浮寄客户，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随之加快，以工商为业者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在两税的征收内容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日]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33—8、9、10，1922年)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产税发展而来。持同样看法的我国学者有鞠清远《唐代两税法》(《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3，1936年)、李剑农(前引书)、张维华《对于两税法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6期)等。日本有铃木俊《唐代产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1940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韩国有金永济《唐宋时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34，1990年)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研究》1951年5、6期)和[日]曾我部静雄《两税法与地税、户税无关论》(《东洋学》1959年2期)、《两税法出现的由来》(《社会经济史学》26—1，1960年)即主此说，但应者寥寥。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税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代表性成果有[日]小林高四郎《唐代两税法论考一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幕》(《社会经济史学》3—6，1933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6期)和《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等。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和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等持地亩税讲。第四种认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而成。[日]吉田虎雄《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24—2，1940年)、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院学报》1958年3期)、[日]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究》31—4，1972年)、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为其代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二分册，北大出版社，2001年)参酌众说，认为“两税得名于夏秋两征”，“两税包括两税钱物和两税斛斗两部分，田亩税是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说较为公允。

宋代两税，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认为是指“钱”与“谷粟”，并以田亩为征收标准，故有“夏钱秋米”之说，实指“夏税秋苗”。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总14辑，1982年)仍认为夏秋两征，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各地税额不一；和籴、和买加重了乡村民户的负担；多数地区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各种附加税。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认为宋代两税是向“有常产”的“税户”征收的土地税，基本上承袭了后周之制。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根据相关文献对两税征收程序及相关规定作出解说，包括“均田”与“检田”、“两料”与“三限”、“支移”与“破分”、“倚阁”与“带纳”、“揽纳”与“包税”、“预借”和“增借”等。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出，宋代两税实行夏钱秋米制度的同时，还有不少增税办法。此外，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认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条件。张熙惟《宋代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则认为折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看徭役。对两税法颁行之后晚唐五代的徭役问题．学界长期注意不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专列“两税法时期的杂徭”一节予以深究，指出“杂徭在实施两税法时，曾宣布省并”，但杂役却被改头换面地一直沿袭下来，此后与力役渐趋合流，整个唐代的劳役征发是始终严重存在的。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指出，两税法施行后，色役与差科往往并称，亦可谓之杂徭。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唐后期的“随户杂徭”，是未被两税法改革方案包括在内的地方性徭役，而不是再生形态。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指出，唐宋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丁男承担的力役。

宋代，兵役已成残余，力役渐轻，职役突出起来。何兹全《北宋之差役与雇役》(上、下，《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l、12，1934年)较早探究了北宋时期的役法。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将宋代“职役”分为四类：①衙前；②里正、户长和乡书手；③耆长、弓手和壮丁；④承符、人力、手力和散从，认为北宋前期的役法经历了由差役至雇役的转变。聂崇歧《宋役法考述》(《燕京学报》33，1947年；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对各类职役作出详细考述。此后有朱瑞熙《宋代的科配不是“差役”》(《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3日)、《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9期)、《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5年7期)和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历史学》1979年1期)等文。关于差役的性质，汪槐龄《有关宋代差役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认为差役是乡亭之职向劳役与苛税演变过渡阶段的产物。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3期)认为，差役的担当在仁宗之际发生了由上户向下户转移的情况，但其性质仍是职役。漆侠《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认为，宋代的差役是前代劳役制的继续，主要由下户负担。王棣《北宋差役的变化和改革》、《试论北宋差役的性质》(分见《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2期、1985年3期)两文认为，北宋的差役可分为州县役和乡役两种，差役的本质就是让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无偿提供公共服务。葛金芳(前引书)则认为差役按其性质可分三类：一是州县吏人与乡村政权头目，此其主体；二是各级官衙里的杂差公人，属力役性质；三是乡村壮丁、城镇所由和直属县尉的弓手之类治安人员，属兵役残余，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夫役，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认为出现了从差夫制到雇夫制的变化。葛金芳(前引书)认为，两宋力役从总体上看呈减轻趋势，可用“一代(厢军代役)二雇(和雇夫役)三转化”来概括。所谓转化，是指各类徭役向代役税转化，这是摊丁人亩在宋代的主要表现。葛金芳《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指出，摊丁入亩的实质就是封建国家加在民户身上的徭役和人头税逐步向田亩税转化和归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宋代有两大表现，一是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二是尚未转化的部分开始依据民户资产摊派。在《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补证》(《暨南学报》1991年3期)中，葛金芳指出，在两宋水利役中依据田亩广狭来征调夫役的办法日趋普遍，且有私约文簿为之约束，此后逐步演变为地方性水利法规，有些地方“计田出丁”渐向“履亩纳税”转化。这是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的角度。对宋代摊丁人亩趋势曰趋扩大的内在机制做出的说明。

三、工商业政策研究

先看手工业。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年)、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三部对唐宋手工业作扎实细致研究的专著，多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为探讨重点。魏明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2期)认为唐代官府手工业工匠职责明确；实行工匠征集制度；对工匠实行培训制度；在大型工程中实行工头技术负责制。刘玉峰《唐代矿业政策初探》、《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分见《齐鲁学刊》2001年2期、《首都师大学报》2001年5期)指出唐朝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矿业的政策，官府手工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干预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摧残。

有关宋代手工业的研究，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指出，从宋初到神宗时期，矿冶业从劳役制向召募制演变，与此相适应，二八抽分制代替了课役制。稍后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策》(分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3期、1996年3期、1998年3期)和《宋政府的矿产品收买措施及其效果》(《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文有具体论述。葛金芳(前引书)将宋代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体制概括为“国有、官监、民营、专卖”八个字，并指出其间存在着逐步下放经营权的趋势，而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认为宋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比较重视。对矿冶业既鼓励又控制，对军工、铸钱等业实行官营垄断，对盐、茶、酒等实行禁榷专卖，对陶瓷、漆器、建筑、造船、印刷、粮食加工等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就纺织业而言，魏天安《宋代布帛生产概观》和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两文俱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两文值得注意。前者对宋朝获取布帛的科配及和买等政策有所论述，后者着重介绍了宋王朝对丝织品从市买至无偿征收的搜刮政策。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5期)认为从宋初直至哲宗时期，和预买绢对丝织业极为有利。

再看商业。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认为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德宗时期推行抑商政策，商事进行艰难。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留意到商业、关禁等内容。葛金芳(前引书)指出，宋代商业立法弊端不少，但以“通商惠工”为主旨，目的是攫取商税。戴顺祥、邵兰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思想战线》2000年L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由重视专卖榷利转向注重征商．商税制度比和规范化，实施扶商政策。李晓(前引书)认为宋代在市场设置、商品价格和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厂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维护合同和商业经营、统一度量衡和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并加强了对行会、商人和牙人的监控。

在商品流通政策方面。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认为牛仙客首建和籴，是有唐一代政治隆替之关键。[日]铃木正《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10-5、6．t940年)则认为和籴的目的是供军粮。在和籴渊源的论辩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主张和籴盛行是唐代财政政策呈“河西地方化”之表现。岑仲勉《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反对“河西地方化”之说。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2期)持岑氏之沦，指出和籴在前期是不带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安史之乱后才由和买变为强征。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6期)则糅和陈氏、岑氏之说，认为和籴在西北、关内、中原都曾实行，前期已具有强制性，安史之乱后，和籴性质进一步蜕变。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强调，和籴军粮有益于抑制藩镇，有积极作用。赵文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认为，和籴解决了边地军粮供应，在唐中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流弊是法制松弛、吏治败坏造成的。

宋代和籴仍是筹粮养兵的重要手段。戴裔煊《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学》4—4，1942年)和若璋《宋代的籴政》(《东南日报》1948年1月24日)率先论及宋代的籴政。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总24辑，1984年)指出，北宋中叶以前常取“博籴”、“便籴”方式，神宗以后又有“结籴”、“寄籴”、“表籴”和“兑籴”等名目。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认为熙宁以后“和籴”演变为科配，成为赋役，但仍不失为国防供应的应急措施。魏天安《宋代粮食流通政策探析》(《中国农史》1985年4期)认为宋代置场和籴，是政府利用民间商业流通组织来补充粮食消费的不足。葛金芳(前引书)认为宋代两税相当于农业税中的“公粮”部分，而和籴则类似于统购统销制下的“购粮”性质。袁一堂《宋代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市籴体现了“国防财政”的特点；他另有《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5期)认为北宋的市籴本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却更近似于赋税。

在市场管理和行会方面。[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和《唐宋时代的市》(俱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率先指出唐末坊市制已渐趋松弛．至宋代最终走向崩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阐述了坊市制至北宋中叶毁坏的过程，唐宋行会研究的奠基者，中国有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日本有加藤繁。戴静华《两宋的行》(《学术研究》1963年9期)亦有开拓之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指出宋代的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行会。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究》(《宋史研究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则认为唐宋行会在商品质量、训练学徒制度等方面与欧洲一样受行规约束，所以宋代行会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其性质基本相同。[日]日野开三郎《唐宋时代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7卷，三一书房，1983年)着重分析宋代“行”的市场独立性及内部阶层分化。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和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行”亦有涉及。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指出行会是封建性的同业商人组织，并从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角度，得出行会形成于宋代的结论。行会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同时承担政府的“科买”和“行役”。

对商税含义的理解，学界向有不同说法。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唐“除陌法”近于交易税。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关津之税”，即是过税。日野开三郎《唐代商税考》(《社会经济史学》30-6，1965年)、[日]小西高弘《唐代的客商和杂税一一以商税的成立为中心》(《经济学论丛·福冈大学》24—2、3．1979年)亦持鞠说。张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狭义商税仅指关税利市税，两税法对行商所征之税不是商税，而是资产税。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4期)将商税分为三类，即禁榷(专卖)、关津之税(商品通过税)和市肆之税(商品交易税)，后两者亦即“关市之征”。对于宋代商税，加藤繁《宋代商税考》(《史林》19—4，1934年)认为过税、人市税出现于唐中叶，宋代确立了过税和住税制度，税率在2％—3％之间。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城市》(马德程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和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亦同此说。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过税、住税之外，还有翻税和买出翻税，“力胜钱”、“市例钱”等则属杂征横敛。李晓(前引书)指出，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以前，2％的过税和3％的住税是按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征收的，但过税每过一次税务都要征收一次，实际可达10％以上。

四、禁榷专卖政策

先看榷盐。对唐盐专卖施行的原因，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认为禁榷首要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为抑商。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4期)则认为传统赋税政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应加以考虑。陈衍德、杨权认为《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安史之乱后农业税不敷政府支出，要求扩大税源，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关于榷盐机构及其作用，(日]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立地和机能》(《史学杂志》91—2，1982年)认为，专卖机构发挥了联结盐户和盐商的作用。在《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和流通》(《史林》65—6，1982年)中，妹尾氏又指出，河东盐区直接将盐委托给盐商销售，确保了专卖收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指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重叠。

五代盐政，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的沿袭，自后唐又新增表卖蚕盐制，实为变相人丁税。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期)指出五代盐税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具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政府插手丝蚕业的结果，以榷卖为特色。吴丽娱《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认为屋税盐源于朱梁之末，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

宋代榷盐的研究较为深入。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认为宋初大部分地方实行官般官卖制，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张秀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1期)认为，宋代榷盐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生产上的垄断与统购政策及销售上的抑配与科买。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都认为买扑法和钞引盐制都属于通商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两书指出，宋代盐的榷卖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购、强制认购、纳盐钱等。商民分销形式又分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等，以具有间接专卖性质的钞引盐最为普遍。

再看榷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认为税茶是榷茶的前身，茶税确立于贞元九年(793年)。此后，始税茶之年，争论不休，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总11辑，1981年)认为庸人对榷与税的使用并不严格，故易混淆。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认为，“唐代茶法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课税一一全部专卖一一局部专卖’这样一个过程”。关于五代茶法，凌大埏《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认为五代一些政权对内实行茶专卖，而外则行通商之策。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下)》(《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认为南方政权茶法政策不一，南唐兼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详细论述了宋初到嘉?四年(1059年)之间交引法、三税法、贴现法的兴废交替，并将茶法区分为禁榷法与通商法两类。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即北宋前期禁榷和茶法人中时期、嘉?通商时期、崇宁年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李晓分析了《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3期)。孙洪升《宋代交引茶制中政府贸易费用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3期)认为交引制切断了茶园户与商人的直接联系，旨在形成官府垄断价格。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出，宋代各地茶法虽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由通商向政府垄断收购的转变。

最后来看榷酒。鞠清远《唐代财政史》、[日]金井之忠《唐代的榷酤》(《文化》7：6，1940年)、[日]丸龟金作《唐代的酒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和[日]西冈弘晃《唐代的酒专卖制度》(《中村学园研究纪要》3，1970年)等，研究了唐后期榷酒的性质及变化等内容。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指出，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广德二年(764年)即已开始酒专卖，有特许专卖制、全部专卖制、榷酒钱、榷四种形式。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析》(《齐鲁学刊》1998年4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宋代榷酒始于乾德二年(964年)，酒制则有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三种形式。包伟民《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史研究集刊》，浙江省社联《探索》增刊、1988年)认为，宋朝酒法以官酿官卖的官酒务制和民酿民卖的买扑坊场为主体。杨师群(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11期)、《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989年3期)等文认为宋代榷酤起步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酒业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李华瑞从1988年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汇成专著《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他指出宋代榷酒的形式通行全国的有三种：官监酒务(属完全专卖，占统治地位)、买扑坊场和特许酒户经营；局部地区亦有三种，即京师榷曲、四川隔槽法和两浙、两湖等地的万户酒。

五、海外贸易政策研究

[日]石桥五郎《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1、2、3)》(《史学杂志》12—8、9、11，1901年)最早进入这一领域。[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由关于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孙葆《唐宋元海上商业政策》(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和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当时海外贸易的诸层面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认为唐玄宗开元初在广州设有“押蕃舶使”，唐末则先后在扬州、泉州、明州设立市舶司。林萌《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指出，唐代在交州也设市舶使，但各地名称不一。喻常森《海交史札记》(《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认为唐只有市舶使，没有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才在广州设市舶司。

关于市舶制度的具体内容，陆韧(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市舶司兼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税收机梅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宋代又增加了舶货变易机构和发送机构两个职能。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将市舶原则概括为，政治上怀柔远人；财政上增加国库收入；严格控制货物进口，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期)指出，市舶税率经历了“十取其二”至“十取其一”，再至“十五取一”，又倒退至“十取其一．的变化过程。廖大珂《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1期)认为这些制度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手段，具有掠夺性；他的《北宋熙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1期)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市舶管理过渡到正规化、法典化的标志。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5期)则认为其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范文第2篇

专论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共分导论和正文十章，系统考察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国有商业资本；宋代的盐商、粮商、布帛商；以及政府与商人的矛盾和宋代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对此前宋代商业研究中没有探讨或研究不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认真缜密的分析论述。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详细论述了宋代寺院经济的管理制度、经济状况、田产来源及经营模式、内部生产诸关系、寺院及僧人的赋役负担、寺院所经营的手工业及商业与高利贷、地区差异、内部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客观地评价了宋代寺院经济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主要论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海外贸易与宋代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政治和社会生活，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内容，指出中国古代包括宋代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源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超前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发展曲折迟缓的原因却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封建王朝的贸易、华夷观念和重本轻末政策等等。另外对海南岛的开发、东南沿海市镇的兴起及铜钱的外流亦有新的探索。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上下册，分述铸币管理；铜钱的供给、铸行、购买力；铁钱和特殊货币区；纸币的产生、演变及管理与形制；金银的供给、货币职能、形制、购买力、地位等。另外，作者对宋代货币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在1996年版的基础上主要增写了第三章，“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二”专论制度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扩散”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地域经济

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陕西师大学报4)。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对海外贸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历史研究1)。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福建论坛1)。

陈勇勤《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移动引发的思考——两宋定都作为总变化轨迹上一个关键点》认为两宋定都涉及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和东南移。首都与经济中心位移的总变化轨迹反映出，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再至华北，由此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1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2、西北与东南、区域差距；3、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经济中心移动及有关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流动问题(南都学刊4)。魏华仙《北宋东京节日消费》认为宋代东京的节日消费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带动了城市相关行业和饮食、商业、零售业、娱乐业等的发展，同时这种节日消费又具有季节性、短暂性、两极分化和剥削性等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成荫《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述沦》认为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程度较深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活跃开封的城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四川师大学报2)。关于北宋东京的经济问题还有陈晓明的《简论北宋汴京市场的管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等。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西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湖北大学学报3)。李景寿《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沦》认为宋代四大市场中东南市场与西北市场是两类差异明显的市场。西北市场是在大量输入军需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主要依靠发达的贩：匡性商业；东南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则是由当地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及近海市场网络拉动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战线5)。陈国灿《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认为，宋代江南／州县城市的物质供应总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每个系统具体又包括多种途径和形式，而且不同类型城市物资供应的结构和形态是有所差异的。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杨果、陈曦《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认为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重心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水陆交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开发水平的提高。来自北方中原和东面江西、西面四川的农民、商入等，借助便捷的水陆交通进入本区，成为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市镇的发育与成长(．武汉大学学报3)。龙登高《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从不同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论文集)。高荣盛探讨了《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江苏社会科学1)．

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认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史学月刊3)。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认为从元代前期属于腹里中、南部的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元世祖中后期出现的土地价格暴涨，田讼剧增等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河北师大学报4)。乐承耀讨论了《元代浙东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土地制度 农业

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认为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圩田的种种争论是由于江淮、浙西、浙东这些不同地区的圩田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之故。唐末五代圩田系统是一个众多圩田的集合体，它的正常运作与政府的管理和维护分不开，但人宋以后，由于政府管理圩田的公共职能逐渐废弛，整个圩田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圩田随之走向衰败(浙江学刊2)。宋代的租佃制有分成与定额之分，熊燕军《从租佃制形式看宋代租佃契约的订立》认为由于自身特点的原因，宋代租佃关系下是否订立契约、关键不在田地的官私性质上，而在于经营方式的不同上，契约关系应主要存在于定额租制下，宋代大部分的分成制都不存在契约关系(湖北大学学报3)。姜密《宋代“系官田产”释义》指出“官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系官田产”特定称谓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宋代“系官田产”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常平司、转运司及州县管辖的部分“官田”，广义则近于“官田”(厦门大学学报4)。李锡厚《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认为宋金之际，幽蓟富户被强制迁往塞外，北方汉族人民的耕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其最终结果却是封建化范围的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并不是女真国有的家内奴隶制和债务奴隶制发展的结果，而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河北学刊3)。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对新发现的元代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作了考释和说明，以为这项发明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安徽大学学报5)。柴荣《透视宋代的土地兼并问题)对宋代土地兼并现象的相关问题作了再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杨际平<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认为宋朝政府之所以和唐朝一样禁止寺观市民田与接受施舍民田，其动因乃在于抑制寺院兼并土地，而与赋役制度无直接关系(论文集)。

包伟民《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认为：宋代劝农制度分析的典范性意义在于：在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至少就今人看来纯BI形式主义的内容，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应用合适的理论工具去分析这些形式主义内容，解读它们存在的“理由”，有时可能会有颇具启发性的回应(论文集)。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认为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建设，积极劝渝和引导人民群众栽桑种树，使宋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林业体系(中国农史2)。刘旭东<略论两宋时期自然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则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两宋时期我国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其人为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军队屯垦、大兴土木(西南师大学报2)。杜建录(再论西夏的农业》从西夏农业区域、农田水利、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单位面积产量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西夏农业生产发展状况(中国农史1)。刘毕《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认为蒙元定都以后，改变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提出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举措，并注意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利和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河北师大学报5)。

手工业

杜建录、吴毅《西夏手工工匠考》考述了西夏冶金、兵器制造、马具生产、建筑、造纸业、文具生产、生活用品、丝织生产、毛纺织业、粮油加工、醇酒等39种工匠，认为西夏手工工匠种类齐全，分工细致，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特点(宁夏大学学报4)。王艳云《试探西夏木制家具》认为西夏饮食盛放类的家具多以木制器为主，这与当时以陶瓷为主的中原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在造型、装饰和风格上，无论是西夏饮食盛放类家具，还是坐卧类家具，都与传统和当时的宋朝有传承关系，又鲜明地层现出本民族独有的特色(宁夏社会科学3)。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考察金代金银的来源，金银制造业、金银的应用以及考古发现的金代金银器，认为金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制作技术上，较多运用锤錾刻焊接铸造等技法(社会科学战线4)。胡小鹏《元代的系官匠户》指出元代的系官工匠，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元代系官匠户数庞大，专业化程度高，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西北师大学报2)。刘莉亚、陈鹏《元代私营手工业初探》探讨了私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生产分工及其生产规模，是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存在形态，与家庭副业手工业不同，它的生产主要以盈利为目的(河北师大学报5)。

商业 贸易 交通

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认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人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当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思想战线2)。张锦鹏《北宋时期商税波动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引起北宋商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由此反映出的经济意义是：农业部门对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贡献率高，政府作为最大的商品购买主体，对北宋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思想战线5)。张锦鹏《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宋朝社会，出现了农产品大量商品化的新经济特征，这一新特征的形成是宋朝制度变迁的结果。宋朝自由买卖土地制度，由赋税供给型向政府采购型转变的财政制度、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消费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仅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降低了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易费用，使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小农的农产品供给行为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转化，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性农产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王云裳《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军队从事赢利性经营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回易、房地产、经营酒店、药局、质库、邸店是其赢利性：经营的主要形式。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与宋廷国策、制度多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5)。任仲书《宋代“牙人”的经济活动及影响》认为牙人是封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发育不成熟的滞后的市场条件下寄食于买卖双方的自由群落。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史学集刊3)。

王文成《从输出到输入：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考述》认为北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出大于输入，而南宋中叶以后，海外贸易中白银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总体上出现了以输人为主的迹象。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在宋代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论文集)。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认为元代是继宋之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中国海商活动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伸，海商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成为东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海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渐增长，东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士人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开始对商人与商业大唱赞歌(华南师大学报5)。张雪慧《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利用多种中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资料考论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耿相新《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认为宋元时期的图书牌记，无论名称、形状如何，其性质均属于现代图书版权页的雏形，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具有图书广告性质，从文字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来分类，宋元时期的图书广告，主要分为四类，即条记式广告、谘文式广告、题跋式广告、牒文式广告(中国出版8)。

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传》认为驿与递铺构成邮传网络的联结点。驿对稳固边防，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宋代邮传网络由驿与递铺构成，宋代邮传实行行政区划与军事法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县令为县级行政最高长官，县尉为县级军事主管，二人分工负责，充分显示宋对驿馆邮传的重视(中州学刊4)。

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制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认为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比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也更接近实际，同时对纸币自北宋产生至明代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文史哲1)。叶世昌《论会子》考察了会子的由来、分界、管理以及贬值(论文集)。

讨论宋代商贸的文章还有：郎国华《宋代官吏营商之风的原因及危害》(江苏商论1)、梁仲勋《宋代物价初探》(平顶山师专学报6)、于一贫《两宋的海外贸易与税收管理》(中国财经报01、21)、李增新《元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光明日报02、12、31)。

财政 赋役、征榷

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考察了唐中叶至北宋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北宋中央对地方经费的调控比唐代有明显的加强(南开学报5)。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不同意过去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五道制的说法，而是认为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该文考证了八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中国史研究2)。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指出北宋发运使始于建隆二年，从临时性的多处并设，逐步发展成为江淮和三门白波两处稳定设置，江淮发运使也经历了由在京师分水、陆两司设置、到在淮南合为一司设置的演变过程(厦门大学学报2)。李晓《北宋时期陕西折博务的政府购买职能》认为陕西折博务属于中央派出机构。陕西折博务的出现，反映了北宋在沿边军需粮草的购买补给管理体制上，变革原先主要依靠转运司之旧观，部分地改由中央派出机构来直接管理的制度安排取向(论文集)。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指出唐宋时期，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的转变，确立起了人中法在中国专卖制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影响甚大。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论文集)。林日举《宋代盐业弊政及其引发的地方性暴乱》认为宋代盐政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垄断、掠夺、压迫、剥削的本质，它是引起盐民、食盐者、盐贩子与政府间的矛盾斗争，酿成地方性动乱的根本原因(史学集刊2)。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蔡京的茶法改革最大的特点是由官府垄断收购的专卖制向以引榷茶制度转变，以引榷茶制度成为了南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的基本模式。这一转变也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格局结构转变和强化中央集权等因素促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建丽、铁爱花《论欧阳修的茶利观》认为欧阳修的茶利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反对政府屡更茶法，主张与商共利；二是主张政府降低茶价，确保茶市正常运营；三是正确处理国家、大商人、小商贩三者之间的关系；四是重视茶利，深刻认识到茶利在国防中的重要性(西北师大学报1)。

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认为辽代的赋税制度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而辽代的徭役种类繁多。契丹、汉、渤海等族人民，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北方文物1)。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范文第3篇

一、引言

1.1李约瑟之谜的完整表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李约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两大不解之谜近年来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两个千古之迷。之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1981第3页）。李约瑟的千古之问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朔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之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千古之谜天然包含的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年）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间，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之谜和工业革命之谜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产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眩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必要条件。

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觉选择和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正好汇集于当年的英国而触发的结果。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在内，对这场革命的发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来自各个民族的贡献并非出自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们的意料。

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初看起来带有偶然因素。为何到了18世纪下半叶，地处欧洲边陲，被乾隆皇帝斥之为蛮夷之国而不屑与之交往的英国，正好能提供工业革命的所有必要条件，而不是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希腊，中国，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意大利，或籍哥伦布发现美洲而一度称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带给世界的法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2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条件自然要比继起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所需条件强得多，因为工业革命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各民族结束自在状态，使它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既然1776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业革命，这表明，单以当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计，已能支撑工业革命之发生。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工业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给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项工业革命发源地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良好地理禀赋条件；2)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

以下简单解释这五个条件。一，地理禀赋条件指的是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来的气候条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地理位置离主要文明的距离必须适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煤，铁矿藏存在于交通容易达到的本土之内。耕地和气候所能支撑的人口能达到一定规模，但又存在较强的人口压力。二，城市化的条件不但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指的是民众有经营外贸的自由和航海传统，因而有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经济制度的条件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相应的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护私有财产，又能避免专制引起的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安全保障的条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备免于被异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异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蛮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灭。

这些条件的出现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汇集到某一地点，才有可能在该处发生工业革命。地理禀赋的条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影响古代文明出现的早晚和所取形态的主要因素。从遗传基因理论可知，现代人类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们走出非洲丛林和草原时，尚未形成社会，也无后来才有的语言，肤色，文化，制度，和行为上的差别，平均潜在智力也应基本一样。他们逐渐散往几乎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和海岛，以追逐生存所必须的土地。显然，他们其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1．3本文假设

本文的假设为，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处于自在状态，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两项似乎矛盾的事实验证上述假设。第一，宋朝的疆域剧烈减少，城市化水平却空前提高，工商活动与海外联系变得活跃，并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著称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1．4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一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的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用上节列举的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社会长期自陷于农本社会的原因的有效性。第七节为结束语。

二.有关中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的文献回顾

2．1宋朝之迷

中国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已是历史事实。究竟原因何在？见仁见智。哪个朝代与工业革命的诸必要条件最为接近？也是众说纷纭。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许涤新和吴承明1985）或''''早期工业化''''（李伯重2000）。国际上有些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专家则认为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黄仁宇1997第456页），甚至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费正请1994第90页）。这些问题代表了极为有趣的学术挑战。对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许多今天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回味的教训。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1999年第32页）。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而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是什麽原因导致宋朝在逐渐丧失大片成熟的耕地的不利条件下，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有质的提高？

2．2泾渭分明的两派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答李约瑟之迷的一部分。黄宗智在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1994第2－6页）中指出，在中国国内比较典型的看法有循环停滞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对应的在西方则有冲击－反应论和近代早期论。在循环停滞论者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态（金观涛1984）。原因有种种，限于篇幅，仅列举几个。其一为，单一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自足性（陈平2000）。其二为，自古以来中国正常的制度和生产力的演进经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倒退，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刘昶1980）。其三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对工商业的回报率，因而工商业无从发展（姚洋2003）。其四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结构束缚了中国人对法理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长期停滞于礼俗社会（李韦森2004）。

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早在明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先后受阻于满族的入侵，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许涤新吴承明1985）。但是如果将满族入侵和后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不区分它们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产力，会难以说明同样一种生产模式，为何在欧洲大大促进了英国之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窒息性的阻碍，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的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冲击－反应论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身并不能进步到工业社会，但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费正请1994第8－9章）。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井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Perkins1968；Elvin即伊懋可1973）。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会继续自锁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而不能自拔。艾德荣（Edwards2005）的最近研究则认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使中国的产权体系退化，创造、发明动力消退，使中国无法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LavelyandWong1998；LeeandWang1999)，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2000，第11章）。

2.3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黄宗智（1994第16－18页）则认为以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一方面认为明清时代中国的确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否认循环停滞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每日边际产品递减与城市中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存在。他甚至认为后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黄宗智第36页）。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与人口规模无关。中国庞大人口不再有发明的优势，因而逐渐落后。不过，林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根据Maddison(2001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纪的长时期中，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于中国，因而难以解释为何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次，林的理论虽能解释为什麽中国在15世纪时开始落后于欧洲，但没有解释为什麽欧洲忽然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论无法回答为何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几倍于宋朝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即使不和欧洲相比，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也显得十分萧条。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或者认为直到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发的现代化迹象；或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两朝的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早期工业化的痕迹，但为外来势力所中断；或者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发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国情引起的内卷化，语言结构的缺陷，或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等。这些假设无疑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它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原始人类走出非洲丛林时，并无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为何他们会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取得不同的进步速度呢？显然，造成他们后来在种种差距和不同，最主要在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三．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演变的影响

3.1地理禀赋和最早崛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上文指出，李约瑟之谜暗含为何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的问题。五大洲中，农业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东一带，是和当地的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一地区正位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罗河，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临近地中海，该地夏季干旱，冬季湿润，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支撑较易驯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使森林难以蔓延（Diamond1997）。

这种生态环境使在此生存的人类较他处更快地驯服象马、羊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以作挽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所知的大麦，小麦等重要农作物,又因无需砍伐森林，在没有金属利器的条件下便能开垦出大片耕地。定居的农耕生活必定导致人口的繁衍。较大的人口必定产生沟通的内在要求，于是较精密的语言和文字应运而生。人口压力也导致政治组织的产生以协调人群关系和防御边敌。人口规模并导致有关农牧业，灌溉工程，天文星象等知识和技术的较快积累和改进（林毅夫1995）。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多，居民中得以游离出脱离农牧业的阶层，分工负责社会管理，知识整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由于集聚效应，他们必定形成城市。这样，最早的以城市为核心，拥有文字和社会组织的苏美尔（Sumer）文明便在7千年前的两河流域产生，比其他文明早了起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Grove28－31页1997)。

地理位置在文明的传递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苏美尔文明的成果不但为继起的巴比伦文明所吸收，而且对临近的埃及文明，腓尼基文明和波斯文明等也曾有渗透。埃及文明对离它不远，位于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发生影响，后者的精华又被邻近的希腊本土文明吸收和发扬光大。这是文明由南向北的传递路线。古希腊还从由东往西的文明传递中获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对地中海的贸易，航海和殖民作出杰出贡献。波斯文明则对小亚细亚半岛，包括爱琴海东岸发生深刻影响。腓尼基和波斯后来均与古希腊有许多互动。这些来自南边和东边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早期文明在历法，天文，数学，建筑，公共工程，社会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为古希腊的迅速发育提供及时的营养。难怪希腊本土在天文，数学，航海，贸易，殖民，哲学，艺术和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特别神速。由此看，正是中东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孵育出一系列的灿烂而异质的文明。古希腊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站在这些邻近的早期文明巨人的肩上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文明（参见孙道天2004第一章）。古希腊的文明成果又为罗马文明所吸收，使之最后得以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延续上千年的空前帝国。相比之下，中国位于资源优裕，却与世隔绝的东亚地理环境中，远离其他古文明中心，自然很难借鉴这些优秀文明的成果。这部分解释了为何李约瑟认为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发明上并没有领先西方。

3．2地理秉赋和社会－经济形态

地理位置对古文明所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国的华北平原，和印度恒河流域必然孕育出庞大的农业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为长期均衡的社会形态。例如，最早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同样具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特征，但在两河流域的一马平川的地理形势下无法长期维持小而自由的城邦形态，最后难逃为巴比伦王国取代的命运（崔连仲古代卷89页）。

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多山的地形加小而靠海的冲击平原，以及虽然靠近中东古文明，却又有爱琴海和地中海与之相隔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不受专制王国的干预，自由地走上由雅利安人的部落军事民主制飞跃进入城邦文明的独特道路。可是，由于印度的广大平原能够支撑庞大的君主国，同样由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自由城邦，无法长期存在，不久都遭并吞（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年中译本第211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数。当时中原诸国都以各自的都城为中心，互相竞争。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希腊的城邦国家间的竞争。诸子百家可以林立的都城中自由选择一处作为著书立说，招纳弟子的立足之地，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然而，除秦国之外，这些国家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这说明华北平原的地理环境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群雄并立的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稳态的。果然，秦以其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各个击破，灭掉六国，又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统一民众的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嘎然而止。

3.3超前的古希腊城邦

尽管每个古代文明都拥有自己的城市，但不同类型的古文明中城市的功能和人际关系可以十分不同，因而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有非常不同的影响。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在公元前的短短几百年间的所谓古典时期，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留下令现代人也叹为观止的灿烂遗产。

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便是其市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和世俗型的城市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高度互动的经贸关系。每个城邦的幅员其实不大，一般建于沿海的小块冲积平原上。城邦间为巴尔干半岛的崇山峻岭所阻隔。古希腊的城邦不但生产农产品，更生产各种手工产品，用于交换。由于城邦大多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它们必须输出手工产品或文化产品，从海外，特别是黑海沿岸输入粮食。

这种地形对希腊城邦的发展影响深远。各城邦能借助周边的高山自卫，由于腹地有限，没有一个城邦可籍以崛起而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发展，并必须和外界发展贸易联系（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年中译本第202页）。大部分居民住在四周的城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居于城中从事工商活动的居民的比例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高。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雅典总人口40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于城中（崔连仲1997古代卷第214页）。另据Bairoch(1988第6页)估计，希腊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时期高达20－30％之间。这意味希腊的城市化水平在两千多年的古代，便达到了中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才分别达到的水平。

希腊城邦国家所提供的都市环境和海外联系，使居民变得见多识广，目光犀利。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又使他们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很少束缚和。古希腊哲人养成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各类问题追根刨底。可贵的是，他们并非胡思乱想，而是遵循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的形式逻辑作严格的推理和归纳。古希腊的民主体制下，公民崇尚的是以理服人，不接受绝对的权威。提出理论的人要经得起别人的反复诘难，甚至否定。这种争辩会迅速暴露谬误，较快接近真理，使古希腊的科学思想进步特别快。

例如，生活于公元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说，并非凭空猜想，而是基于对几何现象，力学现象和热力现象的反复观察和论证。据此，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色尼用几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长，并提出地球表面充满大部分是水面，创立经纬网，绘制出基于大地球形说和经纬网原理的世界地图（张箭2002第一章）。又如，科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计算球体，园锥体和其他立体的计算公式，并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础上，发明螺旋提水机械和使罗马海军溃不成军的撼船机械（詹姆斯和索1999第页）。古希腊的哲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涉及了物理，数学，天文，几何，逻辑和政治学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一个科学思维的传统。他们实际上已经初步懂得用试验的办法从事发明创造。"这样，希腊人就创造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和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思维创造力，始终同他们的哲学发展紧密相关，而它们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杨适2003前言第3页）显然，古希腊文明所取的社会形态会促使公民之间发生平等而密切的人际互动，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动态和政治动态出于商贸利益有密切注视的动力，并使他们富于进取心，不懈地追求事物的本原。建立于这种工商、海外贸易和科学思辨之上的古希腊文明，在短短几百年间便较同期其他文明更快地建立一个科学传统，并首次接近一些重要的科学真理。

所以，古希腊文明和被动、孤立，静止，人口高度分散而缺乏互动的农业文明有天壤之别。在农业文明中，城市往往只是政治控制和传播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的中心。这些中心追求的是大一统，秩序，稳定，服从和思想的同质化。因而农业文明所孵育的城市很难成为思想活跃，标新立异，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中心。

生气勃勃的希腊城邦制度在文化、科学上的进步后来为罗马文明所继承。西罗马帝国遭蛮族入侵灭亡后，古希腊的文明成果为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所保存。奥斯曼帝国攻克拜占庭前夕，大批难民携带古希腊的抄本和知识逃往意大利城市（詹姆斯和索1999前言第10页）。后来以威尼斯为代表的一些自由工商贸易城市在15世纪末以重新发现古典希腊、罗马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工业革命最后得以在英国出现的包括科学革命在内的许多早期条件。究其原因，威尼斯等城市在制度和功能方面和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象，并得益于古希腊的哲人智慧和科学传统。它们多是高度自治，工商发达，外贸兴旺，市民和外界的联系频繁的港口城市（黄仁宇1997第2章）。

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例子说明用人口和疆域的大小抽象解释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人口的空间分布形式（即取农村形式还是城市形式）以及人际互动的制度形式（专制还是民主体制），也许更能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城市的积聚效应，民主制度下公民享受的广泛自由，使希腊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它得以通过参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分工和贸易，迅速占据分工链的上端。难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以不大的人口规模，在知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许多领域取得和同期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成就。这是一种超前的文明，其内核之合理，优美和高尚，令人折服。

3．4英国的地理秉赋与工业革命的发端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同时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英国虽长期处于欧洲边陲，其实和欧洲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交往。英国后来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吸收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华，而且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世界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民族。英国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

这里，英国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对英国后来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业革命的其他四个条件都可从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派生而来。如果英国位于非洲，亚洲或美洲的边陲，就难以自古代起便受到古希腊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熏陶，难以迅速分享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成果。古希腊文明采取城邦形式，并在殖民，航海，贸易，科学思辨等领域卓有成效，积累丰富的知识，这对英国从事工商，航海，殖民，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发展城市化是很大的启发和引导。英国作为岛国，不能象传统的大陆型强国借助蚕食邻国领土扩大疆域，只能鼓励民间自由经营海外贸易和殖民开拓，才能减轻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压力。民间自发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使英国社会能源源不断吸收外来的信息，知识，技术，使社会日益开放。也正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在一般情况下，有天然的安全保障，社会形态比较自由、宽松。如果其领土和欧洲直接相连，为了巩固边防，就必须发展强大的陆军，对社会也有严密控制的必要。如此，便容易产生军事寡头，或，使经济自由受阻，市场机制难于发育。如果英国本土没有容易采掘和运输的煤，铁矿藏等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工业革命会无从发动。最后，英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的航线上，使有悠久的民间航海贸易传统的英国获得经济发展的黄金机会和强劲动力。因此，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决非偶然。

无论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崛起，其文化、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等短期内即飞升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英国自发踏上工业革命的不归路，地理禀赋都起了主要作用。由此可见，当各个民族还处于自在状态时，地理禀赋对每个民族的局限也好，恩宠也好，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为何陷于农本社会，没有自发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显然不能离开对中国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分析。

四.要素禀赋理论和内生型城市化

4.1赫克谢－俄林理论的启示

经济学中，对地理秉赋的影响十分重视。例如，赫克谢和俄林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和两个部门的模型，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推出以下结论：各国的产品构成，分工和贸易格局主要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的比例所决定（Krugman和Obstfeld2000第4章）。例如，在只有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两个生产部门，两种产品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本民族福利的极大化，相对劳动来说土地更为丰富的民族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土地来说劳动比较丰富的民族，则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判断某一产品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土地密集型的标准，主要看每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土地要素的量相对劳动要素的量何者更为密集。

根据赫克谢－俄林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例如土地这种要素突然变多，假定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各部门要素比例不变，不但新增土地的全部会进入土地密集型生产，而且本来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一部分土地和劳动此时也会流向土地密集型生产。所以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本来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的民族，在获得新的土地之后，不但会将所获得的土地全部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而且会将原来用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和土地转而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中去。

赫克谢－俄林理论对内生型城市化这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国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使人口分布变得分散，使城市化水平停滞甚至下降。恰成对比的是，由于劳动密集型部门所需土地很少，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便可容纳较多的劳动。所以，如果一国疆域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会获得扩张，造成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出现。手工业和商业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里，便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因而集中于城市。由于这类城市的人口来源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集中和扩大，所以，是分工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必然是面向贸易的工商型城市。

4.2制度创新，内生型城市化和增长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只有三个。它们分别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第一种增长源泉有其局限性。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没有无穷无尽而种类齐全的资源。因此，单靠投入的简单增长，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力边界的向上外移，因而用同量的投入可得到更多的产出。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边界之内移向边界。因而用同量的投入也可获得更多的产出。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间接地将边界外推。所以，制度创新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

在人类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城市化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题目。一个外向型的，由市场机制引导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是使希腊迅速取得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因。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增长过程。所谓内生型增长指的是通过不断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依靠已有的技术，制度和单纯增加各种投入，或通过外来财政的转移达到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依赖于疆域的大小，自然资源的丰饶，而是通过自愿互利的交换获得自身增长所要的投入。内生型的城市必定是工商型城市。外生型的城市化主要通过政治或军事渠道由他处获得财政转移，因而其主要功能不是政治控制便是军事防御。一旦失去这种功能，或政府的财政来源枯竭，城市便会萎缩。

具体来讲，内生型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优良环境的原因如下。首先，以Lucas(1988;1993)为代表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他的近作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通过吸引农村移民，使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达到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经济的内生增长（2002）。在城市的环境中，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大大提高它们相互碰撞和结合的机会，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环境会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家学者。城市比较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便于他们的接触，来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外溢效应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居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潘士远和史晋川2001）。谬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城市的环境中比之在农村更容易被识别、鉴定。先进的和科学的东西也更容易为教育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所欣赏、传播。这是因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容易通过书报、杂志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因而知识的积累和转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速。

Barro(1990)指出生产性的公共财对经济中的私人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性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各行各业的相对集中，使它们能通过分摊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对企业来说，由于可以分享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因而可以带来平均生产成本的剧降。

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以杨小凯（1991；199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和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义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高度。而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密集分布形式向不断细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动力。

同时城市环境中人口和企业的密集使企业得以就近获得现成的大市场。由于市场往往大到足以允许许多同类企业的并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免被淘汰出局。这种环境有利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脱颖而出，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广。

内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业得以繁荣，因而比较愿意支持有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安排，比较愿意给市民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反过来，制度、法规的完善又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可见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内生型城市化的好处的认识，只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达才完成的。历史上，城市化只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自发的社会形式，并非自觉的选择。因此，这种自发的社会形式往往受到种种的外界影响而变形。如果说巴尔干的地形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发生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宋以来中国疆域的变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则发生相反的影响。

五.宋元明清四朝的疆域和人口的逆向变化

5.1历代疆域和耕地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紧接着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辽(后来的金)的逼迫之下，丧失了部分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国界被推到长城以内。到了南宋，更丢失了位于淮诃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号称富甲天下的关中平原。北宋和南宋也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贵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这些地区当时在吐蕃或大理国的控制之下（谭其骧1996年第六册第3－4页和44－45页）。

宋朝丧失的疆土例如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等都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开发的，也是汉晋以前中国的人口重心之所在（表一）。长江以南地区毕竟没有华北和淮北那样延绵千里，天然适宜农耕的大片平原。江南虽然有一些冲积平原，但多为丘陵和高山相隔,每块面积与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不可相比。江南多山，多沼泽，耕地面积无法迅速扩大。梯田的修建，沼泽的开渠排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规划。可想而知，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要超过前朝。

表一中国历代人口的地理分布（％）

年代北方南方

12AD（汉朝）65.9022.7

282（西晋）45.430.2

813（唐）27.545.9

1079（北宋）30.348.4

1290（元）11.262.9

1724（清）43.536.8

1790（清）30.448.4

1840（清）2553.7

出处: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604-606页。本文转引自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7页。

可惜，中国并没有可靠的耕地统计。先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表二根据的是赵岗的研究结果（1982）；表三根据的是梁方仲（1980）的研究结果。比较两者的数字，10世纪以前赵岗的数字小于梁方仲的数字；10世纪以后，赵的数字大于梁的数字。有些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起伏很大。例如，由汉朝到隋朝，耕地面积扩大两倍多，接近今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但到了疆域广大的唐朝，耕地面积反而缩小（表三）。有时仅仅十几年内便见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亿亩扩大到8.51亿亩只用了12年（表三）。显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经耕种过，后来因为战乱而抛荒的土地。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一经开垦，很难彻底破坏。一旦需要，抛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这些一度抛荒的土地。这正是赫克谢－俄林模型所预言的。

表二历代耕地面积

年代（公元）耕地（修正值）百万亩

2汉朝506

105汉朝535

146汉朝506

976北宋255

1072北宋晚期660

1393明早期522

1581明晚期793

1662清早期713

1784清中期989

1887清晚期1202

出处：赵岗陈钟毅1982

五历代耕地面积

年代（公元）朝代耕地(百万亩)

2汉朝827

105汉朝732

589隋朝1940

726唐朝1440

976北宋早期295

1021北宋早期524

1066北宋中期440

1085北宋晚期248

1381明早期367

1393明早期851

1426明中期412

1502明中期623

1578明晚期701

1602明晚期744

1655清早期388

1661清早期527

1701清早期599

1734清中期890

1887清晚期912

出处:梁方仲（1980）甲表1的数字四舍五入而来。

我们还可作如下的推理。如果较早的朝代已经达到某一耕地面积（例如汉隋唐），而后来的朝代的耕地面积减少许多，要麽这个朝代的实际疆域减少许多（例如宋朝），要麽这个朝代的人口减少，因此实际利用的耕地减少（例如元、明、清的早期）。鉴于历代的耕地数字出入较大，所以，本文用历代的疆域变化来近似中国可耕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和元虽然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很多，但新的疆域的可耕地的含量大大低于宋朝丧失的疆域的可耕地含量。明朝保有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农耕地区，因而明朝的可耕地面积应远远在宋之上。而清朝的可耕地又远远超过明朝，应该是无疑问的。

5.2历代的人口变化

图一由AlbertFeuerwerker绘制，引自Ropp（1990第227页）。由該图可以看出中国从9世纪初（唐朝）的5千万人口增加为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中期）的1亿1千5百万。对南北宋历史的初步回顾可看出，宋朝的人口总的趋势是稳步而比较迅速地向上，和唐朝相比有较大的增长。从唐到宋的整个历史期间，人口都是向上的。即使唐之后中国分裂，出现所谓的五代，但很快又由北宋统一。期间中国总体的人口并没有下降。这和后来的元灭宋，明灭元，以及清灭明时北方人口锐减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北宋的疆域一开始便比唐朝减小很多，处于北宋控制之下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又正处于前线，受到辽、金和西夏的骚扰和入侵，生产备受威胁、破坏，当地人口不断南迁到淮河以南。到了南宋时，疆域进一步缩小，连原来在黄、淮之间定居的汉人也有迁到长江以南避难的。由于华北和淮北与江南之间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并有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的舟楫之便。交通的便利使南迁的路线一般是先向集中，再向南，向西迁徙。因此当时江浙一带的人口特别密集（漆侠1999第77页）。江南的农村毕竟无法完全吸收北方不断迁入的人口，他们便在江浙一带的城市中寻找工作，促进了城市人口的上升（赵冈1995第61－68页）。

5.3历代人均耕地的变化

表四和表五显示历代的人均耕地的变化情况。表四引自赵岗和陈钟毅（1982），表五引自梁方仲（1980）。由表四看出，宋朝的人均耕地，特别是晚宋的人均耕地既低于宋朝以前，也低于明早期和清早期。由表五看，宋的人均耕地，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已经远远低于唐朝。从图一看出，1200年（南宋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再次出现下降，直至1500年（明朝中期）才大体恢复到南宋中期的水平。梁方仲没有给出南宋时的人均耕地，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要低。原因如下。北宋全期以及南宋大部分时期南方尚未受到战乱的影响，本地人口仍在增長，加上北方避难而来的移民，人口密度一定不减反增。而江南地形决定，新耕地的开发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关于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低的推断应该可以成立。

然而继起的元、明、清三朝的疆域相对北宋，特别是相对南宋，是大大扩大了。上文指出，宋朝失去的是久经开发，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这部分土地在元、明、清三朝的早期虽一度荒芜，但不难得到迅速开发。所以，元、明、清三朝的早期，人口会流向这些地方。

由此可见，与元、明、清三朝相比，第一，宋朝的疆域在開國時就較小，以后中原岌岌可危，最后則大部丧失。第二，宋朝的人口在开国时就较前朝为大，到了北宋晚年，人口已为盛唐人口的两倍（图一）。宋朝在其存在的300年间，一方面北方领土不断遭蚕食，最后连首都也被迫自开封迁往杭州；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科技发明出现高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如何解读这幅十分矛盾的图画呢？答案在于疆域改变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变化。

表四历代耕地面积

年代（公元）耕地（百万亩）人均耕地（亩）

2汉朝5068.57

105汉朝53510.09

146汉朝50610.76

976北宋早期2557.96

1072北宋晚期6605.45

1393明早期5228.7

1581明晚期7933.96

1662清早期7138.59

1784清中期9893.69

1812清晚中期10253.47

1887清晚期12022.82

出处：赵岗，1995。

表五历代耕地面积

年代（公元）耕地（百万亩）人均耕地（亩）

2汉朝82713.88

105汉朝73213.74

589隋朝1940

726唐朝144034.78

976北宋早期295

1021北宋早期52426.33

1066北宋中期44015.12

1083北宋晚期46218.49

1381明早期3676.13

1393明早期85114.05

1426明中期4127.94

1502明中期62312.23

1578明晚期70111.56

1602明晚期74420.64

1655清早期38827.63

1661清早期52727.51

1701清早期59929.33

1734清中期89032.54

1887清晚期9122.41

出处：梁方仲1980。

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6.1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的变迁

疆域相对人口的显著变化必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的深刻的影响。从表六看，南宋达到中国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宋朝以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市闻名，例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人口均在百万以上,名列世界首位。长江下游地区和浙江，福建沿海出现许多繁华城市（Gernet1962；斯波义信1975），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都是闻名中外的贸易城市或活跃的国际港口。比较表六和表七，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也领先欧洲主要国家。

然而1500年以后，正当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和荷兰两国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时候，中国却重返农本社会。由表六和表七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1820年时已经降为6.9%,相当于欧洲1300年的水平。另外，1500年直至170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十大城市例如后来成为科技发明重镇的巴黎、伦敦、威尼斯、米兰等，均位于西欧。中国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自1500年起，4百年期间竟然未有任何城市位列其中（LoandYeung1998)。

赵岗指出（1995第165页），"在中国…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程度减弱，大中城市停止扩充，而市镇则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向农村靠拢。"宋朝之后中国城市化水平逐渐倒退，人口的多数重新流向农村，自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表六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

战国（300BC）15.90%

西汉（2AD）17.50%

唐（745AD）20.80%

南宋（1200AD左右）22.00%

清（1820AD〕6.90%

清（1893AD）7.70%

近代（1949）10.60%

近代（1957）15.40%

出处:赵岗(1995)第76页。

表七欧洲各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1300－1700）

130015001700

英国6－97－913－16

法国9－119－1211－15

德国5－87－98－11

意大利15－2115－2014－19

荷兰8－1220－2638－49

波兰8－1111－1318－23

俄国3－63－64－7

欧洲整体7－97－99－12

出处：Bairoch(1999表11.2）。

表八16世纪以来世界最大的10个城市的排名变化

150017001900前后1980年代中期

巴黎伦敦伦敦东京

那不勒斯巴黎纽约纽约

威尼斯里斯本巴黎墨西哥城

里昂阿姆斯特丹柏林大阪

格拉那达罗马芝加哥圣保罗

塞维尔马德里费拉德尔菲亚汉城

米兰那不勒斯东京伦敦

里斯本威尼斯维也纳加尔各达

伦敦米兰圣彼得堡布谊诺斯艾里斯

安特华普巴勒莫曼彻斯特洛杉矶

出处：LoandYeung(1998)表3.1。

6．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形态与汉唐时相比，也有极大的区别。汉唐时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因此一切制度规则的设计都为确保城市的安全。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必须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坊市四周有围墙，大门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和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商人和顾客要等下一天再得进内（陈智超乔幼梅1998）。入夜城门紧闭，实行宵禁。闲散人员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大街两边的小巷里，称为"里"或"坊"，也有围墙，大门，和专门的官吏把守，按时开闭。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杨宽2003第237－238页）。可想而知，这种内向型的城市设制对工商繁荣，物资交换，信息的流通，人际的互动必定造成严重障碍。宋朝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限制。城市出现许多繁华的大街，沿街的住户可以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

宋朝的城市相互间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陈智超乔幼梅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象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繁荣的港口城市失去了内在的活力。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而不是宋朝时的世俗和便民。

6.3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只是"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2003第77页），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权场边境贸易，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有海上贸易。宋进出口的商品达400多种。从史料来看，宋进口的大多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弥补土地和资源的不足；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例如茶，瓷，丝，手工产品，及文化产品等。所以宋的国际经济交往十分符合现代贸易理论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对民间商人经营外贸则持鼓励态度。民间商人只要按规定领取公凭，交纳关税，不往贸易，不贩禁物，便是合法的贸易者。宋政府对贸易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直至授予官职。对外商的待遇更为优厚，他们有在中国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其财产和习俗也能得到尊重（黄纯艳2003第85页）。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较虚弱，对城市工商业的控制和海外贸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汉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例如，宋政府对工商和外贸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税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从事国内外的贸易。由于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纳贡贸易，宋朝政府实际上将对外贸易的空间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例如，当时参与外贸的阶层不但有商人，还包括官吏，军人，僧道人员，和一般的寻常人家，可谓十分广泛。他们或兼业性参与海外贸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贸易"，或因资金有限而采用"合资经营，几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舱位，出海贸易…"（黄纯艳2003第103页）。

这些做法表明，民间的各行各业不但对海外贸易抱有极大兴趣，而且正在探索集资和股份的渠道。若能坚持下去，这些做法也许会导致融资和集资的新制度。然而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之前都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急等重新开垦，人口有极大的回旋空间，政府可以全面实行海禁，并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而不会有严重后果。郑和虽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访问西洋，名扬四海，然而代表的只是一种政府的垄断行为，因而并未找到任何商机，得不偿失。郑和的财政和政治后台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违反商业原则的远洋因失去政府的资助而寿终正寝（费正请1994第142－143页）。这场早于西欧的远洋对明朝的市场制度，商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清朝同样实行海禁和垄断性的纳贡制度，民间难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也无法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6．4元朝后中国地理禀赋的变化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惯性

宋朝以后中国的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时，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乔幼梅1998第696－697页；漆侠1999上册第34页）。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黄仁宇2002第174页），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陈智超乔幼梅1998地614页)。这样作，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2002第179页）。所以，尽管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也是鼓励的，但是元朝的要素秉赋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秉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第25页）。尤其是江南居民或强迁，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幔，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版权所有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总数达几十万之多。对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是极大摧残。

由此可见，宋朝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杭州，此时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8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七.结束语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为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更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既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又使这一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精神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中，唯有宋朝面临北方蛮族，既未能象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象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明朝，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旗鼓相当的南北对峙，既给宋朝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时间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高潮。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手段，特别是寻找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试验，并不能象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因为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统治者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后代，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离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否仍很远呢？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几个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问题。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动力，也无从分享科学革命的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那是因为地理禀赋的原因，使古希腊文明正好发生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而不是其他的大陆的缘故。

继宋而起的朝代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只能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开拓面临暴利，也面临风险，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而且必须有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老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秉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宋代土地制度变革的特点范文第4篇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乔幼梅，1998，pp．696—697；漆侠，1999上册，p.34)。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黄仁宇，2002，p.174)，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陈智超、乔幼梅，1998，p.614)。这样做，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则通过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扩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禀赋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禀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 p.25)。尤其将江南居民或强迫，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和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图一)，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镇压也特别残酷。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清军杀死总数达好几十万的人口，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无疑受到极大的摧残。

明清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和杭州，此时也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中华帝国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古文明的崛起时间要晚得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较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并在古希腊文明衰败之后，在长达1400年间，在实用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但是，这种环境又使中国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因为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靠重复繁殖而自我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传统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都面临边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剑拔弩张的南北对峙，既给中国的传统体制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难得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获得体现。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高潮。这说明，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机会，特别是工商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并不能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继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距离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仍很遥远。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的前提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国寻找新的生存、发展之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出于税收的压力，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弱点。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内在动力，也无从分享要3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科学革命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

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禀赋的原因，古希腊这样超前的城邦文明只发生于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使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洲于15世纪末重新发现古希腊的智慧与科学传统，中国便再次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先。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似乎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中东的古文明远远早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在希腊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衰败后，至西方于16世纪重新发现古希腊智慧的整个1400年期间，是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

但是，中国失去领先地位是一件事，衰败得如此迅速则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继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新的发展途径既有可能带来暴利，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急需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欧有强大的动力复活古希腊的科学传统，使之发扬光大。此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结果，连实用技术的发明也日趋沉寂。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禀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人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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