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1．1宋代非常重视体育教育

粗略观之，宋代学校教育应该是非常重视体育教育的。首先，关涉体育设施建设的“学记”有小学记、县学记、镇学记、州学记、府学记、庙学记、军学记和儒学记，类别概全，涵盖社会各阶层、各专科，可知各类学校在修建时都比较重视体育设施建设。其次，由“学记”完成时间来看，学校体育设施的修建跨越两宋，从北宋真宗咸平年中（998年）《仙游县建学记》谈到建校时在“南垣设射棚”，直至南宋淳祐六年（1246，王遂《增修华亭县学记》）以后不确定时间的“习射有圃，浴沂有亭”建设，两宋期间一直重视修建学校时进行体育设施建造。非一时兴起，也非一段时间风尚，而是整个朝代的持续崇尚。再次，名人效应。撰写“学记”的作者有唐宋家的苏轼、王安石、曾巩，也有魏了翁、真德秀等名儒大家，其他也都是进士及第。名儒大家撰写“学记”等于为学校写广告语，为学校教育做宣传。而学校建设者也乐于通过建造完美学校赢得名儒大家的撰写青睐，表达重视教育之心，故特别在学校建造山水亭台，创造优美校园环境，激发撰写者写作灵感。而名人的激励作用更是引导后生不懈努力追求成功。最后，“学记”涉及的地方广及大江南北，可见宋代学校教育的普及性，学校体育开展的广泛性。由此而观，宋代体育教育随着学校教育发展形成了模式化，如建造“射棚”“射亭”“射圃”，说明体育教育已经深入民心。因此，说宋代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并不为过。事实上，不但宋代文化教育达到古代最高峰，宋代体育的育人作用也是前无古例的。从宋代体育教育的功能来看，今日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分量也远远达不到宋代标准。

1．2宋代体育教育功能解析

就体育育人作用而言，大多数“学记”都有涉及，鉴于文献垒列之涌赘，仍以所列文献为核心具体解析，择其他“学记”资料旁证补充。

第一，体育是培养文武兼备人才不可或缺的支撑。文献条目1谈到仙游县在建学时，“其南垣设射棚，亦示乎武者文之威也”明确说明建造体育场地其本身就具有示教作用，且通过习练达到文养内涵的外在威严展示，所谓“武者文之威也”。宋代是完完全全的文人政治，极度右文是宋代特色，文人不仅要处理国事，还得驾驭武将，带兵打仗。刚烈、气节是文人必须通过教育获得的优秀品质。因此，兼具文的智慧和武的气节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一如宋代李石在《武备疏》所言：“文武相为经纬之术，二者要不可偏废”“尝谓虞舜干羽之舞，人徒知其为文德，不知其以蹈厉之节而寓其击刺之威，以明不轻用武也。”这是体育育人的最高追求，蹈厉气节，不怒而威，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有亭以习射”“射有圃”等射亭、射圃建设，皆为完成此教育目标。而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就是此种教育的模板和榜样。

第二，体育是健全品德、格物致知的重要工具。由文献条目2谈到的“射不主皮”“或饮射之礼，或社酺之祭，或岁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齿位，书其德行”可知，学校教育的核心是涵养道德品质。通过“射”的活动过程，涵养品德，并通过“示以教法、序齿位”的教学展示，影响、规劝、训导学生遵循社会及生活道德秩序。即《奉化县学记》而言“为辟射圃以劝方来”。身教重于言教，是宋代体育教育的突出特征。通过身教的感同身受，推己及人，进而达到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诚使幼学者用力乎孝悌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书数之艺，及其长也，由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而理无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而事无不格。”溧水县建小学时就本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来建造体育设施。人才培养是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所以，朱熹在《南剑州尤溪县学记》明确指出：“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者，盖无二理。”此教育结果的自然达成，今日看来依然爽目。如“射不主皮，取中鹄而为胜；智者乐水，每观鱼而纵乐。”宋代体育教育表达的核心内涵，也是宋代文化的核心内涵。体育教育成为展示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

第三，体育是完美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文献条目3“又次焉射饮讲肄之地，飞阁连洞，以壮瞩览……以辅儒事”“学之前环水以象洋……射有圃，粮有廪，书有库，斋堂庖厨，罔不备具”“列六斋以及学职之位于东西两庑，其南有轩，轩南有池，池上有亭，为游息之地，其外为射圃”“射有圃，先贤有祠，藏修息游，无一或缺”可知，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无论视觉、听觉还是触觉等感受，都是非常美妙的。在“环水象洋”“飞阁连洞”“池上有亭”“浚清池，植以花竹，缭以周墙”这样的环境中锻炼身体，无疑会受到学生青睐。今日体育若是这样的环境，想必就不会如嚼鸡肋。所以，《襄州迁学记》称“射圃规之”之地为“燕息之地”，一句“燕息之地”足以说明体育生活化的怡然。第四，体育是身心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而以岁时合射、合舞、合语，而书其德行道艺，此所谓教也。”文献条目4明确说明教育目的是涵养身心和谐发展，即“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一如张栻《邵州复旧学记》的记载：“优游乎弦歌诵读之际，有以固其肌肤之舍、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第五，体育须承担文而化之的社会教育及引导义务。由文献条目5“射所以致众而论士也。众一而后论定……由此观之，以射致众，众集而后论士，盖所从来远矣”可知，以“射”吸引从众参与，具有聚众化俗又诱劝后学的社会意义。一如《奉化县学记》所言：“为辟射圃以劝方来。……今速之学既成，曰令曰尉岁时率士人行释奠，习乡射、饮酒、养老、冠婚、丧祭之礼于其中。”“揭之曰公堂，旦夕讲劝、岁时乡射之宅也”“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学校习射场所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学习场所，学校教育程式自然成为教化百姓的主要模式。正如余闳《重修学记》所言：“学兴而风俗美。”第六，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体育学习内容。文献条目6“故由十岁出就外传，学乐诵诗，与夫歌舞射御，皆有序而不紊”传递出这样的讯息，即体育学习内容是有序递进的。正所谓“六年教以方名，十年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有五年舞象，学射御”。教育内容层递前进，不失为完成体育教育目标的一种好方法。比起现行体育教学专业化、选项化改革因大中小学衔接阻滞，致使学生学习处于混乱状态的体育课程设置要合理得多，此设置至少保证了学生的体育学习是不断进步的。第七，学校体育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共存。文献条目7“四斋之外，更立武斋。斋之外为射圃，圃之侧为饩廪”把“武斋”与“射圃”分开并提，说明两者是不可替代的不同内容。说明普通学校里也设有武科专业，应是专门培养武学专科学生。类似今日普通高校里的体育学院。《武冈军修学记》谈到的“讲堂斋馆渐次修治，移正录位于武庠之侧，司计位于殿之东偏。仍射圃旧址，更命缮筑”则指军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武学，相当于今日的体育院校。而且，武科专业学校的学生也必须修学“射”的基本内容，因而“仍射圃旧址，更命缮筑”。由此可知，“射”是所有学校都必须修习的基础体育内容，武科专业学校也不例外，普通学校可以根据条件设立武科专业。总而言之，体育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并存。

2结语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教育特点；高中语文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唐宋变革说”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曲折发展并向外扩散的漫长过程，虽走过近百年历史，却至今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其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从搜集整理出发，对大陆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梳理归类，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者们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大多赞成以朝代更替决定历史分期。这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分期截然不同。内藤湖南这一新提法引起了众多中国史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为此展开了激烈探讨与深入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笔者通过阅读大陆学者的各类研究成果，将搜集到的文章或著作进行了如下分类：

1、从宏观上的研究

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的有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下）》、《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陈金凤《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熊伟《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王秦《十年来‘唐宋变革’研究述评》、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张建宁《‘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学界的发展》、李济沧《‘唐宋变革’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胡宝华《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内藤湖南的世界》、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等等。

其中概括最为全面的数张广达所写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他在文中分为“导论，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二、内藤唐宋变革说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原因，三、内藤唐宋变革说的影响，四、内藤史学的启示”[1]四个大的板块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人们研究唐宋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柳立言所写的《何谓‘唐宋变革’？》，他在文中分为“前言，一、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和‘唐宋变革期’？二、‘变革’与‘转变’的混淆，‘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的混淆，三、‘研究结果’与‘研究方法’，结论。”[2]这三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宏观上的把握。其余主要是从源流，时代背景以及结构体系方面对“唐宋变革说”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2、从政治上的研究

刘后滨从唐宋之际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的转变对唐宋变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辞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3]牟发松在其文章《“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一文中，通过对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时代自觉观不同，以及宋人对唐文化的改造性这两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进行了政治角度的阐发。而邰朋飞主要通过对唐西州“里”以及敦煌地区里、庄的考证，得出唐宋乡里制到乡村制的转变，对唐宋村一级行政单位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主观原因是里正的不堪负重。而这些变化都是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发生的。”[4]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唐宋之际选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变化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佐证。

3、从经济上的研究

黄纯艳从唐宋经济制度转变特点：“一、私有制的发展；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三、国家越来越多地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四、国家实施管理时，较以前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更多地重视经济效益”。[5]探寻唐宋之间经济运行新模式，对唐宋变革进行经济上的诠释。熊燕军在其文章《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中通过对“不抑兼并”与资源的配置以及与平均主义、集权主义、产权的对比引入“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对唐宋之际巨大的变革进行了研究。

4、从文化上的研究

唐群、王遂社《唐宋之际的文化变革》从研究唐宋之际宋代的平民教育出发，从农工商兵这几个阶层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在社会的流行，当时社会人们对小孩启蒙教育的注重以及社会上应刷术的广泛推广来论证唐宋之际的变革。李健《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一文从唐宋之际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脉相承之处来反面论证唐宋变革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有。虞云国《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印证唐宋变革，同时也将文学艺术的转变置于唐宋变革这个理论之下，在文学体裁形式创新、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受众变化、传播形态革命、核心精神的嬗变、题材内容的更替这几个方面唐与宋之间的不同来进行阐释。张思齐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的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一文中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高度进行赞誉，认为内藤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学者进行反思，并通过《诗经》来具体论证其观点。韦兵在其《夷夏之辩与雅俗之分：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家历、历家历之争》中阐述了“宋代儒家之历和历家之历的争论”，[6]透过对唐宋之际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历法转型的考证，从别样的角度对唐宋变革进行研究，使我们对唐宋变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陈元峰在其《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中从唐宋诗歌中学术话语的不同对唐宋转型进行了研究。刘红光在其《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内藤的《中国史通论》中关于门阀士族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从唐宋之间道德信仰的转变角度来分析唐宋之间的不同，唐代是儒家文化信仰占主导的时代，而在宋代则是柔和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形成的一个结合体占主导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可知，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在史学界影响颇深。从2000年以来先后在我国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我国史学研究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新的突破点，试将“唐宋变革说”与中国史有效糅合，对其进行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摘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A].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摘自刘立言.何谓“唐宋变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01）：125～171.

[3]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2：6～8.

[4]邰朋飞.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洲的乡村制度演变[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1）.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学术界对陈寅恪的“新宋学”概念已有探讨，除了高峰先生的文章外，还有王水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中国文化》第十七、十八期)及侯宏堂先生的《“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等，后者已指出陈氏的“新宋学”中包含着史学方法。本文认为陈寅恪所称的“新宋学”实际是指“新史学”，这一概念是针对史学研究提出的，他说的“宋学”主要是指宋人(以司马光、李焘为代表)的史学成就、史学方法和治史精神；而“新”则在于对近代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吸收融合。因此，陈氏的“新宋学”主要是指他所实践和倡导的，综合宋代史学和近代新史学精华的史学理论和方法。

第一，“新宋学”概念是针对当时的宋史研究提出的，源自陈寅恪对宋代史学成就的推崇。

首先，“新宋学”的概念是针对当时的宋史研究提出的。陈寅恪对“新宋学”概念的论述，最重要的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1943年)一文，他指出：“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惟可一言蔽之日：宋代学术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由此可见，“新宋学的建立”就是“宋代学术的复兴”；而学术复兴的内容则是“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即包括考古、历史、思想史等在内的广义史学。在陈寅恪看来，邓广铭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正对应于“宋代学术复兴”，所以他特别指出其研究有助于“新宋学”的建立，“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指邓广铭)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以下简称《二编》)邓氏是现代宋朝断代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所“殚力竭智”的主要是现代宋史研究，陈寅恪所说的“新宋学”就是指包括宋史研究在内的新史学。

其次，“新宋学”源自于陈寅恪对宋代史学成就的推崇。他一方面认为宋代史学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二编》第272页)，“宋贤史学，今古罕匹”(《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4页，三联书店1956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第270页)；另一方面又对宋代史学成就及宋人(以司马光和李焘为代表)治史方法尤为推崇，并作为其史学研究的效法对象，称“后稍长偶读宋贤《涑水记闻》及《老学庵笔记》二书，遂欲取为楷模，从事著述”(《寒柳堂集》第185页，三联书店2001年)。陈氏因此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他晚年(1963年)在《赠蒋秉南序》中又针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评论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寒柳堂集》第182页)，在他看来，民族文化“造极”于宋代的主要根据就是宋代史学成就的辉煌，其目的在于赞许宋代史学成就的伟大。正是由于陈寅恪对宋代史学成就的格外推崇，所以才用“新宋学”代指其理想的史学研究。

第二，“新宋学”概念不包括宋代的经学研究及包括理学的“新儒学”。

首先，“新宋学”不包括宋代的经学研究。高先生认为陈氏所理解的“新宋学”包括“宋儒的解经方法”，笔者认为陈寅恪事实上赞许的只是宋代的史学考据方法，而非宋儒的解经方法。他实际上并不赞许传统的经学形式与方法，并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对清代“重经轻史”的考据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以“六经注我”精神来解经的宋人，则更接近于他所批评的“明清放浪之才人”。例如，陈寅恪虽然赞许杨树达以宋人史学考据方法研究《论语》，说“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但只是因为杨氏与“宋贤”在方法上相似；他认为宋人史学之所以有大成就，关键之一便在于吸收了佛典“合本子注”的体例和方法，即“天竺诂经之法”(《陈述辽史补注序》，《二编》第264页)，他称杨氏的研究“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其意则指杨氏的经学水平还未达到宋学(宋代史学)的高度。陈寅恪不仅以史学为“宋学”的中心，他的“新宋学”也似乎颇有以史学代替经学的意思，他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二编》第262页)可以参证古代“圣人之言”的“事实”主要为史籍中所载史事与考古资料等，因此，其意在于指出研究儒家经典必须依靠历史的形式与方法。

其次，“新宋学”不包括宋学。传统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将理学称为“宋学”，并与当时的“汉学”即考据学并立。在陈寅恪看来，“新宋学”主要指史学，而传统的“宋学”(理学)则不在此范围之内，他称理学为“新儒学”(或“新儒家”)，以示与“新宋学”不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一是所指的学术领域不同，前者主要针对史学，后者则针对思想(哲学)，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4年)中指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二编》282页)二是学术源流不同，前者作为宋代史学的代称，特别强调佛教的影响(司马光、李焘对“内典合本子注”编纂方法的吸收融合)，而未提及与道教的关系，后者作为宋学的代称，则突出了道教的影响，佛教的影响则在其次(“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由此可见，“新宋学”与“新儒学”是两个内容和指代范围不同的概念，“新宋学”特指继承宋人规模和成就的史学研究。

第三，“新宋学”指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反映了陈寅恪建立新史学的努力。

陈寅恪“新宋学”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建立现代新史学这一学术课题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时代课题的解答：即在反思传统与回应西学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鉴古开新”。他之所以用“新宋学”指代建设新史学的学术理想，一方面在于宋代史学对佛教等外来学术思想的吸收，正反映了“中西融合”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则在于宋代史学及文化代表了民族的文化精华，可以此为基础建设中国现代新史学。在他看来，宋代史学的这些特点正适合于建设现代新史学及重振民族文化，并可以回应文化转型的时代课题，这也证明“新宋学”的内涵就是“新史学”。

首先，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及文化应以本民

族文化为本位，而宋代史学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他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二编》第285页)他认为正是宋代史家对佛教经书“内典合本子注”编撰方法的吸收，并在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才成就了宋代史学的辉煌。他说：“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二编》第264页)但陈氏认为“新儒家”(理学)与宋代史学对待“中西(印)体用”的态度并不相同，前者是“天竺为体，华夏为用”(《论韩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第706页)，而后者则是“华夏为体，天竺为用”。因此，宋代史学正体现了这种“融会中西”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这也是他眼中的“新宋学”(新史学)的根本精神。

其次，陈寅恪以宋人的史学方法为基础，进行建设新史学的实践。他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指出，宋人的治史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史学考据”，具体则包括“汇集史料”和“间下己意”两部分，前者在于详尽的收集相关的可靠史料，后者在于结合史料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论证，他称此为“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他认为杨树达的研究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妄欲攀引先生(杨树达)为同类以自重”(《二编》第263页)，这表明陈氏将宋人的“史学考据”作为自己的治史方法。此外，他进一步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对“旧宋学”进行了创新发展，并以此建设“新宋学”，在研究领域方面，陈寅洛特别重视佛典的研究，他指出宋人宗教研究的薄弱之处，“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二编》，第272页)。因此，他对中古的佛教经典及史实进行了大量考证，以此弥补“旧宋学”不足，以复兴宋代学术、建立“新宋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吸收了近代新史学的方法论，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则受到实证史学的影响。陈氏提出“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与妹书》，《二编》第356页)，并以此研究历史与佛教。他正是通过这种融会中西史学成果的途径，努力实践其建设“新宋学”即“新史学”的学术理想。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对“建设现代新史学”的探索，许多学者已指出陈寅恪之学就是“新宋学”，这也证明“新宋学”就是“新史学”。

第四，“新宋学”是结合了独立自由的治史理念与民族精神的新史学。

高先生在《为什么是“新宋学”》一文中认为，“宋学”的根本精神在于“道德气节、理性精神及其对待中、西(印)体、用的态度”等。但笔者认为，从建设新史学的角度来看，陈寅恪更重视宋代史学家学术自由的精神与崇尚志节的独立品格，其“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宗旨正是对这一“宋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因此，陈氏的“新宋学”就是结合了宋代史学核心精神的新史学。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军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4]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